关于构建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构建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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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思考

作者：祝轩 王新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6期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基层检察机关处于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线，应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从细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关机制、刑事和解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渉检上访应对机制、检察救助机制等制度方面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将社会矛盾化解落实在基层。

第二篇：检察机关如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检察机关如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内容摘要]：社会矛盾化解是政法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检察机关是社会矛盾化解的主体之一，要与其他机关共同形成社会矛盾化解的合力，真正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就必须正确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成因，认清法律监督工作与社会矛盾化解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出发，认识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把握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着力点，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性，才能把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推向深入。

社会矛盾化解是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肩负着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是社会矛盾化解的主体之一，只有立足于法律监督职能，才能在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做到到位而不缺位、不越位，才能真正与其他机关共同形成社会矛盾化解的合力，真正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干警必须正确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成因，认清法律监督工作与社会矛盾化解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出发，认识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把握检察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着力点，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性，把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推向深入。

一、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当前，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也处在矛盾凸显期。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复杂多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显，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其主要成因有以下四点。

（一）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上访和突发事件增多。当前的社会矛盾触点很多，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都是热点领域，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产生的矛盾逐步突出。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个别单位和部门对这类矛盾纠纷化解不力，不认真对待，随之产生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现，导致非正常上访和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甚至升级为暴力事件。

（二）利益诉求增多，群众交叉攀比态势强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是法治意识滞后。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访者往往交叉攀比，使各类群体性利益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下岗职工安置等群体利益矛盾引发的纠纷和集体上访，往往是多种矛盾和多种意图的集合体，相互交叉感染，相互攀比联动，化解难度不断增大。

（三）经济利益结构的改变导致社会矛盾主体和形式多样化。由于经济转型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各种利益诉求引发的矛盾增多，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些人抱着“法不治众”、“众怒难犯”的心态，利益个体自发组织起来，希望通过集体行动，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从而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突出表现为群体性越级上访、闹事，希望通过上访造成更大声势，向有关部门施加更大的压力。

（四）合理诉求和其他目的结合导致热点问题升温，处置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一件事件中甚至多种矛盾相互交织，这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解决和处置的难度很大。

二、社会矛盾化解在检察环节体现的特征

一是社会矛盾化解在检察环节表现得更为复杂。在检察工作中，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个或一类具体的社会矛盾，而且该社会矛盾在检察监督之前就已经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或运行，大多数社会矛盾一旦发展到需要检察监督去化解的时候，其中的利益主体就会更加多元化，利益诉求就会更加多样化、利益矛盾就会更加复杂化、影响范围就会更加扩大化、利益双方的矛盾就会更加对抗化。因此，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时，不仅要解决好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更要解决好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把这两种关系同时解决好，才能真正化解社会矛盾，否则就有可能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升级。

二是社会矛盾化解任务在检察环节表现的更为繁重。社会矛盾在本质上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外在表现，社会矛盾化解的过程就是平衡各方利益的过程，而平衡各方利益的过程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过程。检察工作的内在属性就是法律监督，而法律监督体现在利益协调上，就是要监督利益落实、利益调整是否正当合法。因此，就社会矛盾化解进程或环节看，立法是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关口，执法是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二道关口，司法是社会矛盾化解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群众在检察环节维护自身利益的期待和愿望更加迫切，检察环节社会矛盾化解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和繁重。

三是社会矛盾化解的方式在检察环节表现的更为特殊。

当权利与权利之间无法通过法律自行达到利益平衡且产生利益冲突时，就需要通过权力的依法介入来化解矛盾，当权力介入后社会矛盾仍然没有化解时，就需要通过监督来化解，监督化解社会矛盾不同于权力介入而化解，监督行为本身一般并不直接就权利与权利之间的矛盾进行化解，而是通过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来间接达到化解权利与权利之间矛盾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化解社会矛盾的着力点，应当是着重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通过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达到化解权利与权利之间矛盾的目的。

三、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角色和定位

面对新时期新的社会矛盾，要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就必须首先明确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定位。

（一）检察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系统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作用。当前我国出现的社会矛盾往往具有历史性和政策性，是全局问题的综合反映，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各部门、各社会组织都有责任。检察机关的专政性质、法定职能、和公平正义的追求目标，都说明检察机关发挥职能，是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是相一致的，在化解社会矛盾的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作用。

（二）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转变检察工作价值观念。任何犯罪在侵害公民个人权益的同时必然是对国家法律秩序利益的侵害，检察机关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要求我们在面对社会矛盾时，必须处理好惩罚犯罪和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关系，改变原有的以国家本位身份下单纯追求打击和惩罚犯罪的价值观念，树立维护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利益及个人合法利益的价值观念。

（三）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转变角色定位。在传统认识中检察机关仅代表国家追究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是惩治犯罪的一方，是站在犯罪对立面作为矛盾一方存在的。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机关要转变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体之一，就要把打击惩罚犯罪，放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进行，不仅要实现国家刑罚权、维护法治权威，还要更多地融入调停社会冲突和平抑矛盾纠纷的内涵。

（四）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现实社会中，上访申诉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或遭遇了不公平待遇，来上访、申诉的群众大多是弱势群体，他们的上访，体现了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确立尊重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态度,始终把执法为民作为自己的坚定信念,作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动力源泉，排除外界干扰，依法办事，力求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公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树立公平公正执法的形象，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四、检察机关如何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检察机关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最基本、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

（一）围绕反腐重点，严查职务犯罪。近年来，各地高位运行的信访总量、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大量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职务犯罪行为，如久访不息的背后隐藏着司法不公的行为，拆迁纠纷背后隐藏着官商勾结，企业改制**背后隐藏着中饱私囊，重大安全事故背后隐藏着渎职失职。检察机关来要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必须要充分发挥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通过严厉查办职务犯罪，以此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群众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优先查办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发生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移民补偿、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司法腐败案件，更好地保障民生、维护民利，有效地缓解和减少社会矛盾。要贯彻中央提出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有效运用检察建议等预防手段，及时消除社会矛盾隐患，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围绕监督重点，强化诉讼监督。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责所在，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点，重点是维护好法律的公正和对当事人的公平。

1．要围绕“受害人”加强立案监督。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大多是合法权益受到刑事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提供，这类案件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矛盾很容易激化，检察机关应当高度重视这类立案监督案件，依照法定程序监督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及时向控告人反馈信息，并且要全程跟踪监督案件进展情况。对于不符合立案侦查条件的，要作好控告人的思想工作，使控告人真心接受处理结果，不留矛盾隐患。

2.要围绕“当事人”加强民行监督。要注重监督纠正涉及民生、严重违反法定审判程序以及审判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的错误裁判，并要切实加大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力度。同时，要继续探索开展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等工作；对裁判正确的案件，协同法院做好当事人服判息诉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增加更多的积极因素。

3.要围绕“被告人”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于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以及过失犯，尽量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特别是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要坚持从宽处理。要重点监督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量刑畸轻畸重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确保司法公正，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4.要围绕“犯罪人”加强刑罚执行监督。监管场所关押的罪犯、犯罪嫌疑人和劳教人员，可以说是不安定因素的火山口。监所部门要积极配合看守所共建依法、文明、人性化的监管环境，维护监管场所安全稳定。要监督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公不廉的问题，以免激化社会矛盾。要针对监外执行罪犯，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将监外执行罪犯管严管好，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

（三）围绕执法效果，转变执法观念。检察机关要深层次地化解社会矛盾，必须要进一步地改变执法观念，改进执法方式，在办案中要更加注重社会效果。要灵活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执法办案中要慎用逮捕、扣押等强制措施，尤其是对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刑事案件，要努力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努力地营造和谐相处的浓厚氛围。要不断提高干警调解也是执法的思想认识。努力地提高干警调解也是执法的思想认识，从而使每个检察干警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都能尽职尽责地做好调处工作，从检察环节上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增加更多的积极因素。要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充分依靠专业性调解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三调”对接机制，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化解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围绕公正廉洁执法，强化自身监督。检察机关要深层次地化解社会矛盾，首先必须要自身公正廉洁执法。要突出抓好检察职业道德建设。要始终不渝地狠抓纪律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把检察职业道德建设与执法规范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检察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变成执法、司法工作的规则和机制，使检察干警真正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不因检察机关自身的徇私枉法、贪赃枉法而不敢大胆监督别人公正执法而导致产生诸多的社会矛盾。要抓好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自觉将检察工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之下，自觉地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使检察机关永葆公正廉洁执法，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赢得公信，坚决防止执法不公、不廉问题的发生。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对检察权运行实行监督的有效机制和制度体系，强化对领导干部和执法一线人员的监督制约，加大对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力度，努力形成对检察机关自身执法活动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要坚决把那些违法违规办案，利用职务索贿受贿、徇私舞弊、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害群之马坚决依法依纪从严查处，清除出检察机关，使之从检察机关各个环节上杜绝社会矛盾的产生。

第三篇：关于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几点思考

关于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几点思考

社会矛盾化解是“三项重点工作”的基础。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艰巨繁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的利益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基层党委、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社会矛盾化解水平是基层群众工作水平的重要体现，更是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作力点。现就如何做好社会矛盾化解浅谈一下个人的认识和看法：

一、当前农村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统筹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利益之争”上，分析其基本情况，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在环境艰苦、待遇很低的情况下，任劳任怨，扎实工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一部基层干部群众观念淡薄，综合素质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侵犯农民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对立。二是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目前大多数

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随着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土地征用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相关政策不配套，赔偿利益不均衡，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而且解决起来十分困难，政府一方面要低成本发展，一方面无力支付老百姓的土地补偿费用，矛盾十分尖锐。三是农民负担相对较重。由于受自然灾害和产业结构老化的影响，农业产出增长缓慢，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放缓。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的消费水平逐年上升，生活开支、教育开支、医疗开支、生产投入增幅变大，部分农民的负担相对来说依然较重。由此引发的干群矛盾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在边远落后地区尤其如此。四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农民素质普遍偏低，观念落后，法律意识淡薄。由于观念的原因，农民信“访”不信“法”，“青天情结”非常严重。有的事情本来很小，少数人能一直访到中央，有的即使经过法律程序判决，还要上访，有的甚至与政府故意对抗。涉法信访在信访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除司法不公原因外，主要是上访人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五是农民治安要求增强。治安状况是老百姓极为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检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尺。治安状况不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危害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引起群众的不满和不安。六是宗族派性斗争犹存。村民自治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但是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过程中，宗族矛盾、派性斗争也似乎有了机会，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破坏选举、煽动闹事、制造混乱和不停地上访，直到“对手”下台为止。

七是党务政务不够公开。因为党务、政务（村务）公开不及时，程序不规范，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公开不到位，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得不到保障，引起农民不满，从而引发群众对政府的抵触情绪。

二、准确把握目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在我国当前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社会利益格局会重新调整，农村社会各种矛盾纠纷也会不断涌现。其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矛盾纠纷主体发生变化，矛盾覆盖的范围日益广泛。由于社会改革，农村民间纠纷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纠纷，发展成为村民与基层行政村、村民与企事业单位、村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纠纷，矛盾纠纷主体的当事人不再仅仅是村民个人，还包括了许多经济主体和行政组织及部门，矛盾纠纷主体呈现多元化。二是矛盾触及问题层次加深，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突出。由于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政治上涉及民主权利，思想上涉及价值观和利益观等。现在农村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征地拆迁、土地山林纠纷、水利纠纷、婚姻赡养纠纷、历史遗留问题等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成为主流，其范围涉及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三是干群矛盾风险增大，涉及的对象群体性增多。在社会利益关系调整中，一些村民在利益问题上产生共鸣，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农村矛盾冲突的对抗性增强，那些涉众广泛、对全局影响较大的矛盾一旦激化，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一些地区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意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迅速演化成一场集体行动。四是矛盾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相互影响、交织、牵动。矛盾出现之初，大都希望能通过正当途经将问题予以解决。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若没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有效解决，当事人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往往情绪激动、行为过激，有的越级上访，有的酿造成严重的治安事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地方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其隐藏的风险不小。五是矛盾政治因素有所增加，群众自保能力有所提高。现在的农民，越来越懂得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也越来越懂得监督干部。当一部分群众利益受到干部侵害的时候，一些在外打过工、当过兵或者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等地方能人，往往会主动或者被推选出来，与当地干部交涉。如果基

层干部不能答应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常常以上访的形式对当地干部施加压力，个别地方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三、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对策

（一）强化基层基础，夯实维稳根基。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充分发挥其平安建设的依托作用，加快形成以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综治、政法组织为骨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在维护社会核心稳定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加强阵地建设。加大财政投入，提高支持力度，加快公安、司法等政法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完善矛盾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组织等硬件设施建设，以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处阵地的作用。三是落实经费保障。将综治、平安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有效保障人民调解员的补贴和工作经费，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确保矛盾化解工作兵多将广和“弹药充足”，为这场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创造先决条件。

（二）加强队伍建设，配优配强人员。一是充实人民调解队伍力量。将“招录”、“聘用”及其他灵活用人方式相结合，吸收一大批文化程度较高、法律知识牢的新鲜血液充实到矛盾化解工作者队伍中去，同时积极吸收社会上的“三老”人员，组成一支老中青搭配合理，以老带新，以新促老，相互配合，相互调动的矛盾化解工作者队伍。二是加大对现有队伍的培训。加强行业性、专业性队伍建设，通过加大对工

作队伍对《人民调解法》、调解协议的书写等内容的学习，剖析案例等方法，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矛盾化解技能，丰富他们的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作的现代化水平，提升矛盾化解的质量。三是稳定矛盾调解工作队伍。可以考虑直管或垂管的方式，将政法干部从事矛盾化解工作的人员固定化，确保矛盾化解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减少被借用和一人多职情况的发生。同时，可以考虑对从事矛盾化解工作的，成绩比较突出的，优先提拔，以此激励人、留住心。

（三）整合资源优势，创新工作手段。一是整合三级网络力量。充分发挥乡（镇）、村（居）、组(社)三级调解网络作用，形成互补，使之形成一个矛盾化解工作的强大网络，使每一起矛盾纠纷产生时，当事人可诉求的主体多元化，矛盾化解的力度更大化，解决矛盾的能力实体化，有效地规避人民调解队伍不足、公信力还有待加强，公安、法院、检察院警力不足等问题。二是引导律师参与调解。探索律师、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主动参与民事纠纷调解的有效途径，完善律师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采取诉前调解、庭内调解、庭外和解和其他非诉讼手段，引导当事人更多地通过调解手段消除纷争。三是发展民间调解力量。通过必要的物资投入，将农村党员、老干部、有威信的群众吸收到人民调解组织中，装大民间调解力量，以群众做群众的工作，更加有效地推动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四）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工作发展。一是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探索建立矛盾纠纷排查情报信息网络，政法书记负责统筹，各领域分管领导负责包案，乡综治维稳中心负责调处，村治调主任负责化解，按照“一个案件、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要求，由责任人负责调处到位，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制定“部门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形成以司法所为主体，公安、法庭、移民、信访、林业、土管等单位和部门联合的工作体系，集中优势兵力协助基层消化社会矛盾和纠纷，把矛盾和纠纷化解的基层、化解在原发地带、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考核奖惩制度。探索建立将“矛盾化解成功率”列入各级政府综合考核体系，这将有效改变部分地方领导对矛盾化解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不足的局面，能够更好地提升矛盾化解工作的质量。

（五）强化宗旨意识，赢得群众信任。一是帮助困难群体。用活用好现有政策，从低保、五保供养、医疗救助、救灾扶贫、致富信息等方面着手，对生产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给予积极帮助，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而达到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干群矛盾的作用。二是落实好惠农政策。农村基层干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领农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实现

增收致富。只有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搞好生产生活，农民的生产生活有了物资保障，农村的稳定才有物资基础。三是增强为民服务本领。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也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只有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农村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办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想群众之所想，积极为群众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切实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及时有效化解出现的社会矛盾，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第四篇：关于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几点思考

关于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几点思考

社会矛盾化解是“三项重点工作”的基础。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艰巨繁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的利益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基层党委、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社会矛盾化解水平是基层群众工作水平的重要体现，更是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作力点。现就如何做好社会矛盾化解浅谈一下个人的认识和看法：

一、当前农村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统筹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利益之争”上，分析其基本情况，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在环境艰苦、待遇很低的情况下，任劳任怨，扎实工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一部基层干部群众观念淡薄，综合素质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侵犯农民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对立。二是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目前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随着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土地征用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相关政策不配套，赔偿利益不均衡，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而且解决起来十分困难，政府一方面要低成本发展，一方面无力支付老百姓的土地补偿费用，矛盾十分尖锐。三是农民负担相对较重。由于受自然灾害和产业结构老化的影响，农业产出增长缓慢，1

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放缓。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的消费水平逐年上升，生活开支、教育开支、医疗开支、生产投入增幅变大，部分农民的负担相对来说依然较重。由此引发的干群矛盾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在边远落后地区尤其如此。四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农民素质普遍偏低，观念落后，法律意识淡薄。由于观念的原因，农民信“访”不信“法”，“青天情结”非常严重。有的事情本来很小，少数人能一直访到中央，有的即使经过法律程序判决，还要上访，有的甚至与政府故意对抗。涉法信访在信访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除司法不公原因外，主要是上访人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五是农民居安要求增强。治安状况是老百姓极为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检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尺。治安状况不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危害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引起群众的不满和不安。六是宗族派性斗争犹存。村民自治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但是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过程中，宗族矛盾、派性斗争也似乎有了机会，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破坏选举、煽动闹事、制造混乱和不停地上访，直到“对手”下台为止。七是党务政务不够公开。因为党务、政务（村务）公开不及时，程序不规范，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公开不到位，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得不到保障，引起农民不满，从而引发群众对政府的抵触情绪。

二、准确把握目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在我国当前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社会利益格局会重新调整，农村社会各种矛盾纠纷也会不断涌现。其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矛盾纠纷主体发生变化，矛盾覆盖的范围日益广泛。由于社会改革，农村民间纠纷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纠纷，发展成为村民与基层行政村、村民与企事业单位、村民与行政

机关之间的矛盾纠纷，矛盾纠纷主体的当事人不再仅仅是村民个人，还包括了许多经济主体和行政组织及部门，矛盾纠纷主体呈现多元化。二是矛盾触及问题层次加深，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突出。由于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政治上涉及民主权利，思想上涉及价值观和利益观等。现在农村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征地拆迁、土地山林纠纷、水利纠纷、婚姻赡养纠纷、历史遗留问题等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成为主流，其范围涉及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三是干群矛盾风险增大，涉及的对象群体性增多。在社会利益关系调整中，一些村民在利益问题上产生共鸣，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农村矛盾冲突的对抗性增强，那些涉众广泛、对全局影响较大的矛盾一旦激化，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一些地区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意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迅速演化成一场集体行动。四是矛盾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相互影响、交织、牵动。矛盾出现之初，大都希望能通过正当途经将问题予以解决。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若没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有效解决，当事人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往往情绪激动、行为过激，有的越级上访，有的酿造成严重的治安事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地方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其隐藏的风险不小。五是矛盾政治因素有所增加，群众自保能力有所提高。现在的农民，越来越懂得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也越来越懂得监督干部。当一部分群众利益受到干部侵害的时候，一些在外打过工、当过兵或者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等地方能人，往往会主动或者被推选出来，与当地干部交涉。如果基层干部不能答应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常常以上访的形式对当地干部施加压力，个别地方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三、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对策

（一）强化基层基础，夯实维稳根基。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充分发挥其平安建设的依托作用，加快形成以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综治、政法组织为骨干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在维护社会核心稳定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加强阵地建设。加大财政投入，提高支持力度，加快公安、司法等政法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完善矛盾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组织等硬件设施建设，以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处阵地的作用。三是落实经费保障。将综治、平安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有效保障人民调解员的补贴和工作经费，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确保矛盾化解工作兵多将广和“弹药充足”，为这场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创造先决条件。

（二）加强队伍建设，配优配强人员。一是充实人民调解队伍力量。将“招录”、“聘用”及其他灵活用人方式相结合，吸收一大批文化程度较高、法律知识牢的新鲜血液充实到矛盾化解工作者队伍中去，同时积极吸收社会上的“三老”人员，组成一支老中青搭配合理，以老带新，以新促老，相互配合，相互调动的矛盾化解工作者队伍。二是加大对现有队伍的培训。加强行业性、专业性队伍建设，通过加大对工作队伍对《人民调解法》、调解协议的书写等内容的学习，剖析案例等方法，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矛盾化解技能，丰富他们的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作的现代化水平，提升矛盾化解的质量。三是稳定矛盾调解工作队伍。可以考虑直管或垂管的方式，将政法干部从事矛盾化解工作的人员固定

化，确保矛盾化解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减少被借用和一人多职情况的发生。同时，可以考虑对从事矛盾化解工作的，成绩比较突出的，优先提拔，以此激励人、留住心。

（三）整合资源优势，创新工作手段。一是整合三级网络力量。充分发挥乡（镇）、村（居）、组(社)三级调解网络作用，形成互补，使之形成一个矛盾化解工作的强大网络，使每一起矛盾纠纷产生时，当事人可诉求的主体多元化，矛盾化解的力度更大化，解决矛盾的能力实体化，有效地规避人民调解队伍不足、公信力还有待加强，公安、法院、检察院警力不足等问题。二是引导律师参与调解。探索律师、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主动参与民事纠纷调解的有效途径，完善律师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采取诉前调解、庭内调解、庭外和解和其他非诉讼手段，引导当事人更多地通过调解手段消除纷争。三是发展民间调解力量。通过必要的物资投入，将农村党员、老干部、有威信的群众吸收到人民调解组织中，装大民间调解力量，以群众做群众的工作，更加有效地推动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四）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工作发展。一是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探索建立矛盾纠纷排查情报信息网络，政法书记负责统筹，各领域分管领导负责包案，乡综治维稳中心负责调处，村治调主任负责化解，按照“一个案件、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要求，由责任人负责调处到位，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制定“部门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形成以司法所为主体，公安、法庭、移民、信访、林业、土管等单位和部门联合的工作体系，集中优势兵力协助基层消化社会矛盾和纠纷，把矛盾和纠纷化解的基层、化解在原发地带、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考核奖惩制度。探索建立将“矛盾化

解成功率”列入各级政府综合考核体系，这将有效改变部分地方领导对矛盾化解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不足的局面，能够更好地提升矛盾化解工作的质量。

（五）强化宗旨意识，赢得群众信任。一是帮助困难群体。用活用好现有政策，从低保、五保供养、医疗救助、救灾扶贫、致富信息等方面着手，对生产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给予积极帮助，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而达到密切干群关系，化解干群矛盾的作用。二是落实好惠农政策。农村基层干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领农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实现增收致富。只有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搞好生产生活，农民的生产生活有了物资保障，农村的稳定才有物资基础。三是增强为民服务本领。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也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只有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农村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办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想群众之所想，积极为群众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切实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及时有效化解出现的社会矛盾，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第五篇：试析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探索

化解社会矛盾位居三项重点工作之首，是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载体。2009年以来，笔者所在的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一直高度重视化解社会矛盾工作，除通过强化办案职能，用执法办案的实际成果回应民生诉求外，还多措并举定纷止争，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论文关键词 检察 社会矛盾 实践探索

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目的。近年来，在中央政法委和高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明显改善,司法为民便民,司法公正的理念不断增强，行为越来越规范，执法方式越来越文明。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对一些问题的反映仍很强烈。这些问题既有涉及司法领域的，也有涉及经济领域的；既有涉及检察机关的，也有涉及其它司法机关的。笔者就当前涉法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检察机关该怎么应对问题进行浅议，仅供同仁者商榷：

一、强化措施，维护社会稳定

近年来，番禺区人民检察院控申部门强化措施，巧用“首尾息诉法”，形成了“以事前研判、预警为核心，以源头防范、治理为举措，以化解矛盾、案结事了为最终目标”的涉检信访案件工作机制，积极破解息诉难题，有效促进了社会矛盾化解及社会管理创新

（一）强化风险评估措施，加强风险预警

建立风险评估“三步走”机制：第一步，制度先行。对涉检信访案件全面实行风险评估，以“发现早，控制稳，处置妥”为目标，制定《涉检信访案件风险评估预警办法》；第二步，分级预警。把涉检信访案件按照风险评估情况分级预警，由控申信访案件评估小组第一时间形成风险评估意见，对案情先期研判、先期防范、先期化解，力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步，跟踪走访。对可能发生涉检访的案件进行全程跟踪，必要时实行领导干部带案走访，从源头上消除涉检信访的苗头隐患，确保不发生新的涉检信访案件。

（二）采用“息诉方案”措施，加强综合治理

为使息诉工作更具实际操作性和依序可查性，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建立“息诉方案”工作机制，要求经办人必须对结案后申诉人或对方当事人再申诉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等多方面思考问题，提出做好息诉工作的具体方法和工作方式。2009年至今，共拟定“息诉方案”30件，息诉率高达98％。

（三）通过“人性化”反馈措施，加强情绪疏导

在实际息诉工作中，案件处理正确但久诉不息的申诉人往往比较固执，法律文书中刚性的法言法语及条款很难打动他们，息诉工作难度较大。对此，番禺区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人性化”反馈机制，做到在送达法律文书的同时，对当事人从情、理、法的角度进行劝导，力求“以情感人、以理省人、以法服人”，通过引经据典、举例说明、分析利弊等方式，全力弥补了法律文书刚性有余，柔性、亲和力不足的缺陷，得到群众认可，收到了良好的息诉效果。

（四）利用被害人救助措施，确保“案结事了”

为及时解决确需救助的刑事被害人的实际困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番禺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番禺区人民检察院被害人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救助对象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控申、侦监、公诉等部门的联动，控申科对侦查监督科提供的19个存在信访风险的案件进行备案，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救助意见、落实救助。共对3名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实施救助，救助金额共26000元。

二、完善机制，减少刑事对抗

（一）建立保护未成年人新机制

首先，制定了《番禺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操作细则》，对青少年犯罪的轻微刑事案件，设定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考察期和一定的考察条件，视考察情况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侧重教育、训勉，既给被不起诉人特别是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又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考察确认，有利于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二）落实办案风险评估机制

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将犯罪主体、犯罪情节、社会危险性、能否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作为参数，对个案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一是确定风险评估重点。将涉少数民族案件、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涉众型犯罪以及双方当事人严重对立或网络媒体、社会各界关注的敏感案件作为风险评估重点，对该类案件一律启动案件风险评估程序，预测和防范办案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及时制定应对预案，防止因执法不当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二是对内加强捕诉衔接，对外加强部门沟通。如今年开展“三打两建”专项活动以来，我区刑事案件飙升，其中涉及很多案情重大、社会反映强烈，而案件定性、管辖存在争议的案件。番禺区人民检察院重视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对此类案件可能引起的信访、群体事件风险作出防范预案，从而妥善处理了一批重大敏感案件，达到办案政治、社会、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探索审前非羁押措施适用

一是建立审前调查机制。通过建立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品格证据的捕前审查制度，在审查逮捕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形成品格证据，为办案人员判断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提供依据。二是建立刑事和解机制。制定了《刑事和解实施细则》，对部分轻微刑事案件综合考虑案情等因素开展刑事和解，促使加害方与被害方重归和谐。三是建立帮教对接机制。通过外部加强与团委社工组织、司法行政矫正机构联系，内部加强公诉、批捕和监所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对犯罪嫌疑人不捕后的跟踪、考察和帮教工作，在保证监管到位的前提下，力求发挥教育、感化、改造功能，促进犯罪嫌疑人早日回归社会,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四是探索流动人口取保机制。实行品格证据调查，走访犯罪嫌疑人案发前所在单位，了解平时表现，由单位对其品格出具书面证明；约见犯罪嫌疑人家属，考察家属人品，确保是否具备监管条件。

三、管理创新，缓和社会矛盾

（一）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拓展服务民生新载体

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0月建成全省首家基层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并总结出专业化、程式化的运作机制，即看一次警示展览、观一部警示片、听一堂预防教育课、组织一次专题讨论、开展一次预防调查与预防咨询、撰写一份学习心得、发一份廉正书签及学习手册。番禺区委高度重视番禺区人民检察院预防工作，批文在全区各行政单位大力推广该警示教育基地，并要求区属各单位贯彻执行。基地投入运作至今，共接受参观学习296批12292人次，为构建廉洁政务环境、缓和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依托全市首个刑释解教帮教基地，延伸基层检察监督新触角

在刑释解教帮教基地设置专门社区矫正检察室，延伸基层检察室社会触角，对社区矫正活动进行全面法律监督。落实社区矫正检察官制度，制定因人而异的帮教方案，提高个案矫正水平。协助有关部门将心理医生引进全区社区矫正工作，用专业心理辅导减少社会维稳隐患。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化建设。采用先进的“GPS卫星定位”系统，对重点监控的社区矫正对象实时定位，确保不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建立与社区矫正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努力实现资源共享、动态监督，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监督工作成效。

（三）搭建网络信息平台，实行与政府维稳窗口的无缝对接

2011年年初，番禺区人民检察院民行部门与区综治办正式签订《使用信息网络查询系统意见》，成为全市首个与政府维稳窗口直接衔接，实现通过信息网络方式深入了解群众申诉情况，并将其引导到正当、有序、可控的司法程序解决的基层检察院。这种关注民生、先行先试的做法，得到市检王福成检察长的批示肯定，要求在全市推广。

（四）依托检务大厅，整合阳光检务新资源

进一步加强检察长接访、案件查询、控告申诉举报受理、律师阅卷等综合性功能，努力为群众提供高效、快捷、舒心的服务。率先在全市基层检察院中开通刑事、控申、民行案件实时查询、网上提交电子资料等功能，增设律师网上预约查询公开信息渠道，拓宽服务群众窗口。省、市、区人大代表相继来院开展专题视察，充分肯定了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利民便民的举措和透明公信的机制。

（五）以驻广州大学城检察室为载体，打造服务民生新平台

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8月设立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驻广州大学城检察室，前移了检察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阵地。自挂牌成立近三年来，坚持“民生检察、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着力打造法律咨询服务、大学生帮教、检学交流、廉政文化共建四个服务基地。大学城检察室通过参与大学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涉农问题专项工作，建立下访巡访、举报宣传、调解释法、引导侦查等工作制度，协助有关部门解决民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更直接地解决了基层民众的司法需求，为推进新社区、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2009年至今，大学城检察室共接待及协助接待群众来访168人次，帮助群众解决法律疑难问题23件。

以上是番禺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些实践探索。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按照上级检察机关和区委关于全面深入推进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的“三打两建”工作的重大部署，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继续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服务保障民生，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