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推崇吕思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氏之书“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尤其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分析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第三，是吕先生打破了通史书写的惯常体例形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编排，易使读者了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沿革情况。吕先生在《吕著》绪论中写到：“史学之所求，不外乎
（一）、搜求既往的事实。
（二）、加以解释。
（三）、用以说明社会。
（四）、因以1
2321严耕望，《治史三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１
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传统的通史以断代为限，割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难以达到推测未来，指示当今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于是先生决定更换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比方说上册第五章“财产”：“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先用鸟瞰的手法，揭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大纲，这样读者一看就明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财产所有权的演变情况。
由于通史浩繁，难以全盘涉及，幸而吕先生此书除了博通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在此，笔者主要想针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第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
“军事来说，一直是北方以节制胜，南方以强悍胜，直至东晋时才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21直至三国时期，吴蜀的强守也部分基于南方风气的强悍。“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
3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江南在东晋以前为什么会形成强悍的风气？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的经济方式、共同的生活经历所形塑。强悍风气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经济与文化类型的转变，精于农耕的民族会带有农耕文化的特性，而“强悍之风”则常常用来形容游牧民族或农业欠发达的民族。此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吕思勉先生的敏锐、会通。但是，仍不能使我感到满足，为什么南方的风气在东晋时期会产生如此宏大的变化？清末刘光汉认为五胡乱华和汉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便利与否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解释较为中肯，但是仍没有解释：衣冠南渡在何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南方的文化？南方“闾里小人”与“冠冕君子”是否具有差异性？差异性究竟在哪？“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从颜之推的对于南北方语言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卿相士大夫文化与民间风俗是有差别的，颜之推是如何来评判这种民间与卿相文化间的差异性的呢？“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衣冠南渡，在东晋之朝皆为士族，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而染吴越之气的闾里小人很明显是指没有完全汉化的吴越之地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颜之推看来他们是南方文化的污染源。“在北方剩余的汉族被认为是没有骨气之辈，他们柔顺的与新来的异族杂居一处，后来自然彼此通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晋以来，对江南文化1
2654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绪论p4同上书 P391
3同上书 p412《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5同上书的称颂，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汉化的认可。而北方在五胡乱华以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至少是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汉文化受到“夷狄”习俗的污染及异化，没能得到有效地传承与发展，而汉文化却意外的在南方扎了根。“汉以来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加速发展，这不仅仅是南北要素的物理性相加，而是一种化学反应，即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以江南文化为核心的南方文化兼容混合，最后演化为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正如吕先生所说“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而永嘉南迁大约是先生所指的第一种情况：“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植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它们完全同化。”
汉化对于少数民族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历史告诉我们：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也“汉化”，败也“汉化”，在接受汉文化之初，异族首领往往显出汉化的励精图治之风，和宽容、极富远见的政治胸怀。如隋文帝、忽必烈．．．．．．然而在该民族被基本汉化后，渐失游牧民族的彪悍之风，不由得显出萎靡之状。这些往往为后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深感忧虑。“弘历强调，再不能对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诸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在乾隆眼中，深受汉化的满人已经失去了游牧民族自身的诚实、勇敢、节俭、毅力，堕落的与汉人无疑了。这当然不仅仅只是乾隆一个人的忧虑，至少代表着大多数被汉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的心声。汉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古代乃至近代常常被用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它究竟包含着那些具体内涵呢？首先，我们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看，至少包括农业耕作方式，及农业剩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跃的商业。从异族首领对东晋以来被日益汉化遂成最具汉文化特点的江南的又献又恨的态度可见一斑。“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上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以至于达到“牢不可破”之境地。
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对于繁荣的商业所产生的道德败坏有着如此深刻的担忧，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显现出了相同的忧虑。孔子、韩非子、墨子．．．．．．尽管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对于这个背弃三代以上美好品德，一心逐利的社会都显示了不满以及改革的意图。孟子主张“平均地权”，韩非子主张“节制资本”，一个关注农业，另一个则把焦点放在工商业上，然而，本质上都是反对农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伴随而来的兼并和资1
2321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p96
本扩张现象。这种试图把“乱世”扭转回“小康”时代的改革尝试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正如先生对王莽改革的评价中所说的那样：“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稍微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战国以来私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三代以上的原有社会组织形式，产生出与封建列国时期相异的思想、伦理、经济形式，因而被孔子看做是“乱世”。封建时代是井田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社会，“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要紧的有两种:一是勇武，二是不好利”。这大约是由社会经济形式与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所决定的。“在政治体制不尽完善的贵族政治的国家中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形，即贵族们虽然富有，却不允许他们任意花费：与节制精神相悖的奢侈是必须摒弃的，因此，在这种国家里只会有得不到任何财富的极为贫穷的人以及非常有钱但不得任意花费的富人”。孟德斯鸠所论述的贵族政治与奢侈的关系在我看来同样的适用于对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分析，在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的上古时代，很难让人相信纣王能够奢侈到哪里去，无非是喝喝酒、吃吃肉，不要说与后世的皇帝相比，就单单是石崇、王恺之流也必然使其相形见绌、望而兴叹了，可是，为什么就被后世历久弥新的定性为惨无人道的暴君典型，而不可翻身了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贵族政治下的社会保留了“大同时代”氏族社会的烙印，“当此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封地，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化．．．．．．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此社会是谓之“小康”，社会内部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公有成分，并在此经济条件下形成了节俭、互助的时代精神。而纣王的奢侈行为是与当时的伦理道德精神所违背的，自然成为万夫所指的罪恶典型。这也是三代时期的伦理道德的构成要素。春秋时期齐桓公葵丘会盟，相约各国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政治上维持宗法统治，这些在商业繁荣、资本迅速扩张的战国时期都被看作是匪夷所思的，更不用说打着仁义之师旗帜而终于败北的宋襄公了。达恩顿在《屠猫记》中说过，“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仪式，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中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战国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宋襄公的行为，嘲笑他痴傻，实际上是不明白春秋时期与之相异的意义体系。封建时代的伦理本位社会向战国、秦汉的资本社会转变，封建1
2432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89同上书，p65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时代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以贫富分。商业资本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游士在列国之间奔走，全无道德意识。商业的繁荣、资本的发达遂成为汉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大量剩余）所不能避免的。而少数民族较之落后，往往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公有制度，在均贫、尚勇的道德约束下，其统治者难免视汉化为畏途，犹恐腐化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可以相信东晋以来，江南与江北在经济文化上体现出来的对立实际上不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是更深层次领域的发展水平上的历史性差异。
第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显著地差别：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期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时期。”其中，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这又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由魏晋到宋朝，选官制度经历了九品中正法向科举制的转变，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又经历了由带“人格主义”、“抡才大典”倾向的帖经、诗赋向“实务主义”的策论与经义的转变，科举取试成为主要的选官手段。在此过程中，贵族的政治、社会势力逐步消退，直至晚唐诗人刘禹锡有感而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内藤湖南的观点，吕先生在本书选举一章中也做出了回应（但极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回应）。“在官吏登庸法上，看做唯一选拔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内藤湖南主要针对的是唐宋时期选官制度与贵族政治的关系。在魏晋之前呢？追溯到三代时期，选官制度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它与贵族又有怎样的相关性？这些问题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却得到了较好的回答。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吕先生认为俞正燮在《乡兴贤能论》中对于三代时期的选官制度说的最好。“古代的选官，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也就是贵族世袭制”。一方面上层政权是由征服部落所占有的，不容许被征服部落去染指。另一方面，在士以下之地方，保留了专制制度未兴时期的原有民主制的残余，这就形成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上层政治是世袭与专制的，下层社会却是选举与民主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1321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译》第一卷，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p10
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117
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与干涉罢了”。随着世袭贵族的腐化，主政者开始由乡间选用贤能，这就是《礼记·王制》中所说的制度，“是乡论秀才，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位，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这就使得乡间的选举制度不断地向上层政治领域扩散，如同吕先生所见，政治总是服从于社会的。贵族政治地位的衰退在战国时期达到高潮，“君主和游士相结合，以打击贵族。”这点我们从很多战国时期游士的言论中都可以的到证实，在此不多例举，只举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李斯的《谏逐客书》：“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至西汉之时，遂成布衣将相的局面。
上层政治领域确是如此，乡以下的组织机构状况是怎样的呢？贵族是否就至此消失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舞台之上呢？我们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当然知道，答案是否定的。魏晋乃至隋唐又重新回到了贵族制，“王与马共天下”君权与贵族权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达成了又一次的协调。很多学者在论及魏晋时期门阀贵族势力的膨胀时都归结于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但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建立在社会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之上的，而不是基于某个天才级的人物的一时灵感，政治作为社会的反应，往往具有滞后性。我们可以猜想，至少在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前，贵族的势力就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要全面了解魏晋时期贵族势力的消长，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九品官人法规定：在各州置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依据品行，将所管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并通过乡评在政治上给予相应等级的官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贵族的特殊地位分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两种，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并通过乡评得以体现，后者是通过官评在累世公卿基础上形成的。至于，到底是社会性决定政治性还是政治性超越社会性呢？内藤湖南没有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两汉时期具有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一个阶层：“三老”。三老在两汉时具有“非吏而得与比吏”的特殊身份，“三老的这一身份，使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自己身边最具亲和力同时又最具权威（并不一定最具权力）的官方代表，而在国家一方，他们作为国家有意树立并未法令所认可的地方社会领袖，是基层社会中政府可以信赖的首席民意代1
2321同上书 p112《礼记·王制》
表。”这大约是由刘邦创立的。三老是“由国家通过选任程序和相关待遇使地方社会合乎条件的自然领袖（地方豪强）成为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权威。”它代表了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地方上起教化的职能，渐渐地，作为由政府所认可的地方性领袖，三老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这种社会性不断地有与政治性相结合的趋势，最终在魏晋时期通过品评郡望而与仕途官职相结合。这与三代时期地方社会向上层政治扩散的情况类似。却对贵族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者，直接的促使了贵族势力的下沉，后者，却滋长了贵族门阀的振兴。
第二篇：《宋史·吕公著传》原文及翻译
吕公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下面一起去阅读小编整理的《宋史·吕公著传》原文及翻译，希望大家能喜欢！
原文：
吕公著，字晦叔，幼嗜学，至忘寝食。父夷简器异之，曰：“他日必为公辅。”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神宗立，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以论事罢中丞，还经幄。公著封还其命曰：“光以举职赐罢，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也。”诏以告直竹閤门。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门下，则封驳之职，因臣而度。愿理臣之罪，以正纪纲。”帝谕之曰：“所以徙光者，赖其劝学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起知河阳，召还。帝从容与论治道，遂及释、老，公著问曰：“尧、舜如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如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对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帝善其言。未几，同知枢密院事。有欲复肉刑者，议取死因试劓、刖，公著曰：“试之不死，则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将大举讨之．公著曰：“问罪之师，当先择帅，苟未得人，不如勿举。”及兵兴，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数白其害。元丰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俄永乐城陷，帝临朝叹曰：“边民疲弊如此，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哲宗即位，以侍读还朝。太皇太后遣使迎，问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者以变法侵民为务，与己异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协力而为之，宜不难矣。”又乞备置谏员，以开言路。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与革而未定者，一一举行之。民欢呼鼓舞，成以为便。光薨，独当国，除吏皆一时之选。右司谏贾易以言事讦直诋大臣，将峻责，公著以为言，止罢知怀州。退谓同列曰：“诛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后有进谀说惑乱者，正赖左右争臣耳，不可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众莫不叹服。元祐三年四月，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
（节选自《宋史·列传》）
译文：
吕公著字晦叔。从小嗜好学习，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很器重，认为他与众不同，说：“今后必定为王公辅臣。”凭恩荫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召试馆职，没有赴任。神宗即皇帝位，召吕公著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因论事被解除御史中丞的职务，回到经幄。吕公著原封不动地退回诏令说：“司马光因为履行职责而被罢免，这是让有言事职责的人不能畅所欲言。”神宗把诏书直接交给閤门使，吕公著又说：“制命不由门下省，那么封驳的职责，因我而废弃。希望治我的罪，以端正纪纲。”神宗告诉他说：“调动司马光官职的原因，是依赖他劝勉人们学习，不是因为言事的缘故。”吕公著不停地请求，（但）最终被解除掌管通进银台司的职务。起用他执掌河阳，又召回朝廷。神宗悠闲时同吕公著谈论为治之道，于是涉及佛教、道教，吕公著问道：“尧、舜知道这些学说吗？”神宗说：“尧、舜难道不知？”吕公著说：“尧、舜虽然知道这些学说，但仅把知人和使百姓安居作为难事，所以成为尧、舜。”神宗又说唐太宗能用权术智谋驾驭臣下。吕公著回答说：“唐太宗的德行，是能使自己放下架子听从劝谏而已。”神宗对他的话表示赞许。不久，（与人）共同执掌枢密院事。有人打算恢复肉刑，建议取死囚试验割掉鼻子、砍掉脚的酷刑，吕公著说：“如果试了不死，那么肉刑就会实行了。”于是停止。西夏囚禁了他们的国王，（宋朝趁机）将要大举征讨西夏。吕公著说：“问罪的军`队，应当首先选择主帅，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不如不出兵。”等到出兵后，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们不敢说，吕公著多次陈述兴兵的害处。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因病乞求离开职位，被授予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不久永乐城陷落，神宗临朝叹息说：“边地百姓疲敝如此，只有吕公著向朕说过而已。”哲宗即皇帝位，吕公著以侍读的身份返回朝廷。太皇太后派使臣迎接，询问他所想要说的，吕公著说：“先帝本意，把宽省民力作为第一要务。但建议的人以变法侵夺百姓为务，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统统被排斥，因此日久而弊端更深，新法颁行而百姓更加困苦。果真能得到公允正直的人，谈论寻找天下的利弊，同心协力来做，应该不难。”又请求备置谏员，以广开言路。元祐元年，被授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依据先帝的意愿，凡是打算变革却没来得及予以变革以及已经变革而未形成定例的，一一全部实行。百姓欢呼鼓舞，都认为便利。司马光去世，吕公著独自当权，所任命的官吏都是当时挑选出的佼佼者。右司谏贾易因言事攻击别人短处直接诋毁朝廷大臣，将要被严厉责罚，吕公著替他说话，仅降为怀州知州。吕公著退朝对同事说：“谏官对问题的议论，对与不对不值得说。但皇上还年轻，担心今后有人进谀说惑乱，正要依赖左右诤臣，不能让国君轻易厌恶敢说话的人。”众人没有不叹服的。元祐三年四月，恳请辞去职位，被授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第二年二月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吕公著传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人。从小嗜好学习，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说：“今后必定为王公辅臣。”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召试馆职，没有赴任。为颍州通判，郡守欧阳修与他结为讲学之友。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询问中国学问德行之士，首先答以吕公著。判吏部南曹，仁宗奖许他淡于名利，赐给五品官服。被任为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寿星观营造真宗神御殿，吕公著说：“先帝已经有三神御殿，但不停地建立，岂不是祭祀没有丰厚父庙之义。”进官知制诰，三次辞谢不受君命。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
英宗亲政，加吕公著官龙图阁直学士。正议论追崇濮王，有的打算称呼皇伯考，吕公著说：“这是真宗所以称呼太祖，怎么能施于王。”等到下诏称亲，而且分赐讳号，吕公著又说：“称亲则有二个父亲的嫌疑，王讳可以避于上前，不应与七庙同讳。”吕诲等人因论濮王离开朝廷，吕公著说：“陛下即皇位以来，纳谏之风没有彰扬，而且多次贬退谏官，何以风示天下？”英宗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吕公著于是请求补外任，英宗说：“学士为朕所器重，怎么能够离开朝廷？”吕公著不停地请求，出任蔡州知州。
神宗即皇帝位，召吕公著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因论事被解除御史中丞的职务，回到经幄。吕公著封还这个诏命说：“司马光因举职赐罢，这是为有言事职责的人不能尽其言。”诏令以告示直接付给..门。吕公著又说：“制命不由门下省，那么封驳的职责，因我而废弃。希望治我的罪，以端正纪纲。”神宗示谕他说“：之所以流放司马光的原因，是依赖他劝学而已，不是因为言事的缘故。”吕公著不停地请求，终于解除知通进银台司的职务。
熙宁初年，吕公著知开封府。当时夏秋久雨，京师发生地震。吕公著上疏说“：过去人君遇灾，有的恐惧以致福，有的简诬以致祸。陛下以至诚待臣下，那么臣下思虑尽诚以回报，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失的，从来没有。做人君主的只有除去偏听独任的弊端，而不被先入之语所蒙蔽，那么就不会被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国之道，孔子答以疏远奸佞之人为戒。大概奸佞之人惟恐不顺合君意，那么其势必容易亲近，正直的人惟恐不符合大义，那么其势必容易疏远。只有首先格王端正此事，没有事正而世不治理的。”礼官遵用唐代旧例，请求五月临御大庆殿接受朝拜，因而上尊号。吕公著说：“陛下正超越汉、唐，追复三代，何必在阴盛的日子，为不符合礼义的朝会，接受无益的虚名？”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熙宁二年(1069)，任御史中丞。当时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著急速上言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都认为青苗法为非，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王安石对他的深切之语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著恶语中伤，吕公著出任颍州知州。
熙宁八年(1075)，彗星出现，下诏求取直言。吕公著上疏说“：陛下临朝希望治理国家，时日已经很久，但左右前后，没有人敢直言。致使陛下有想治理天下的雄心，但没有致治之实，这是任事大臣辜负了陛下。大概士人的邪恶正直、贤能不肖，已经素定了。现在则不是这样，前不久所荐举，认为是天下最贤能的人；但后来被贬逐，认为是天下最不肖的。其于人才既然反复无常，那么于政事也违背常理不加审慎了。古代为政，开始不为百姓所信服的有之，像子产治理郑国，一年后人们怨恨，三年后人们歌颂。陛下垂衣拱手希望成功，于此七年，但众人的陈述，与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陛下难道没有察觉吗？”
起用为知河阳，召回朝廷，提举中太一宫，迁任翰林学士承旨，改任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神宗慢慢同吕公著谈论为治之道，于是涉及佛、老，吕公著问道：“尧、舜知道此道吗？”神宗说：“尧、舜难道不知？”吕公著说“：尧、舜虽然知此，但惟独以知人安民为难事，所以成为尧、舜也。”神宗又说唐太宗能以权智驾御臣下。吕公著回答说：“唐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而已。”神宗对他的话表示赞许。
不久，为同知枢密院事。有人打算恢复肉刑，建议取死囚试验割掉鼻子、砍掉脚的酷刑，吕公著说：“如果试之不死，那么肉刑就会实行了。”于是停止。西夏幽禁了其国王，朝廷将要大举征讨西夏。吕公著说：“兴问罪之师，当首先选择主帅，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不如不兴。”等到兵兴，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们不敢说，吕公著多次报告兴兵的害处。
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因病乞求离开职位，被授予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不久永乐城陷落，神宗临朝叹息说：“边地百姓疲敝如此，只有吕公著向朕说过而已。”移居扬州，加大学士。将要立太子，神宗对辅佐大臣说，应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哲宗即皇帝位，吕公著以侍读的身份返回朝廷。太皇太后派使臣迎接，询问他所想要说的，吕公著说：“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务。但建议的人以变法侵夺百姓为务，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统统斥去，因此日久而弊端更深，新法颁行而百姓更加困苦。诚然能得公允正直之士，讲求天下利弊，同心协力而为之，应该不难。”到达朝廷就上言说“：人君才即位，应该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的要旨，莫先于学习。学有积渐至于光明，则天天更新以至于至治，这是学习的效力。谨冒死陈述十事，曰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备置谏员，以开言路。被授予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元..元年(1086)，吕公著被授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一同建置，中书独为取旨之地。吕公著就请求事于三省者，与执政大臣共同进呈，取旨而各自实行。又执政官员通常几天在政事堂一聚，事情多由其长官决定，同事不得干预。至此，才命每天集聚，于是成为定制。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是打算变革却没来得及予以变革以及已经变革而未形成定例的，一一全部实行。百姓欢呼鼓舞，都以之为便。司马光去世，吕公著独自当权，所任命的官吏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当时科举废除词赋，专用王安石的经义，而且杂以佛教的学说。凡士子从一句话以上，非新义不能用，学习的人以至于不诵读正经，只窃取王安石之书以营谋官职地位，精熟的人转上第，因此科举越来越坏。吕公著开始命令主管科举的部门不得以老、庄书中出题，应试科举的士人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各家儒说，不得专取王氏。恢复贤良方正科。
右司谏贾易因言事攻击别人短处直接诋毁朝廷大臣，将要被严厉责罚，吕公著替他说话，只罢知怀州。吕公著退朝对同事说：“谏官所议论，得失不足言。看主上正值壮年，担心今后有人进谀说惑乱，正是依赖左右诤臣，不可以使人主轻厌言事之人。”众人没有不叹服的。
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很久以来成为洮、河一带的祸患，听说朝廷息兵省戍，暗地与西夏人合谋再取熙、岷州。吕公著报告派遣军器丞游师雄以方便谕求众将，不过一个月，活捉鬼章青宜结致于朝宫下。
神宗在资善堂宴请亲近大臣，拿出所书写的唐人诗分赐给众人。吕公著就聚集所讲书中要语明白、切合于治道的，共一百篇进献，以备神宗游意翰墨，作为圣学的帮助。
元..三年四月，恳请辞去职位，被授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朝建立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吕公著与他的父亲居其二，士人羡慕吕氏的荣耀。诏令在东府南面建造府第，打开北门，以方便执政大臣聚会议事。凡是三省、枢密院的职责，都得总理。每隔一天一朝会，因到都堂，吕公著出不以时，这是特殊的恩典。
第二年二月吕公著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接见辅佐大臣哭泣说：“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已死，吕司空又逝世。”痛惜怜悯了很长时间。神宗也悲痛感伤，就到吕家临幸祭奠，赐给金子布帛万计。赠太师、申国公，谥号为“正献”，亲自书写墓碑头曰《纯诚厚德》。
吕公著从年青时讲学，就以治心养性为本，平日居处时无疾言厉色，对于歌舞钱财荣耀，淡泊无所喜好。暑热不挥扇，寒冷不烤火，简重清静，大概是天生禀性使然。他的识见深切敏锐，气量宽宏而且学问精粹，遇事善于决断，如果对国家有利，不因私下的利害动摇其心。与人交往，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才为意的，必问其所知道的与所听到的，参互考语查实，以达闻于皇帝。每每议论政事，总是博取众人之长以为善，他自己认为应当信守的，则坚决按自己的意志办，从不改变自己的信念。神宗曾经说他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才。尤其能做到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
起初，吕公著与王安石很好，王安石待之如兄长，王安石能言善辩，没有人与之抗衡，唯独吕公著能以精辟的见识和简洁的言语制服他。王安石曾说“：疵吝每不自胜，一到长者面前，即废然而反，这就是说使人打消自己的念头，这一点在吕公著那儿体现得最充分。”又曾对人说“：吕公著为相，吾辈可以谈论做官了。”后来王安石得志，受到重用，以为吕公著必定会帮助自己，但吕公著却数次公开上言，陈述他的过失，因此二人交情不终。吕公著尤其擅长演讲，语言精约而道理尽明。司马光说“：每次听吕公著演讲，就觉得自己的语言太烦杂。”吕公著就是这样受到当时名流的敬重。
绍圣元年(1094)，章..为相，任命翟思、张商英、周秩任言官，议论吕公著更变熙丰法度，削除他的赠谥，毁坏皇帝所赐碑，再贬谪为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徽宗即位，追复为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又降为左光禄大夫，载入元..党人籍，不久恢复为银青光禄大夫。绍兴初年，赠谥全部封还。吕公著的儿子吕希哲、吕希纯。
第三篇：教学大纲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古代部分）”教学大纲
中国通史（古代部分）课程号：02132750 新课号：无
课程名称：中国通史（古代部分）/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开课学期：秋、春
周学时： 32 学分：2 先修课程：无
一、基本目的
中国通史（古代部分）作为全校通选课，授课对象是非历史系本科生。本课以中国古代政治史演变的大势为主要线索，使同学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同时关注中华民族形成、中国版图形成等重大问题的历史进程，并努力把握各个历史阶段在古代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演变上的特色。在讲授过程中，将历史学的知识性与学术性相结合，吸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希望增强同学们对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并引发同学们的思考。
二、内容提要及学时分配（共32学时）
导论（2学时）
一 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
二 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史料
三 中国历史的童年
第一讲 夏·商·西周（2学时）
一 夏（前21世纪～前17世纪）
二 商（前17世纪～前11世纪）
三 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第二讲 春秋·战国（2学时）
一 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
二 贵族制向官僚制的过渡
三 经济的发展
四 诸子百家
第三讲 秦·西汉（2学时）
一 秦帝国的兴亡
二 西汉政治演变
三 西汉经济与文化
第四讲 东汉·三国（2学时）
一 王莽改制
二 东汉兴衰
三 三国鼎立
第五讲 两晋·十六国（2学时）
一 西晋
二 东晋
三 玄学与魏晋风度
四 十六国
第六讲 南北朝（2学时）
一 北朝一：北魏
二 南朝：宋齐梁陈
三 北朝二：北齐与北周 第七讲 隋·唐前期（2学时）
一 隋朝的兴亡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三 隋唐制度
第八讲 唐后期·五代十国·辽（2学时）
一 唐朝后期政治
二 五代十国
三 辽
第九讲 北宋（2学时）
一 北宋统一及其与辽、夏的和战
二 北宋的内政
三 宋代经济与社会
第十讲 南宋·金（2学时）
一 南宋
二 金
三 宋学与理学
第十一讲 元（2学时）
一 大蒙古国
二 元王朝
第十二讲 明（2学时）
一 朱元璋与明初政治
二 明朝中后期政治
三 明朝边防与对外关系
四 满族崛起与明朝的灭亡 第十三讲 清（2学时）
一 康乾盛世
二 盛世的危机
三 明清经济与文化 复习（2学时）考试（2学时）
三、教学方式
讲授为主，助教辅导。
四、推荐教材
《中国古代简史》 张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五、学生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评定分为两部分：
a)平时成绩（作业）占40﹪，要求从“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卷阅读，写读后感一篇。b)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60﹪。
六、作业要求
从“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卷阅读，写读后感一篇。可自拟题目。满分40分。注意事项：
1.阅读范围为一卷（如是列传，通常包含数人传记）。选题时希望尽量避免知名度高的历史人物（如项羽、诸葛亮之类）。选题是否有独到性，将是评分的一条重要标准。
2.史料与论述结合，避免空论。
3.引述其他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要注明出处。严禁抄袭！一旦发现将以作弊论处。
4.字数要求在2 500字以上。用A4纸打印，正文用五号宋体，1.5倍行距。于作业开端写明姓名、学号、院系。凡不符合上述规格者，将酌情扣分。5.交作业的截止日期为课程期末考试当天，过时不候。
七、参考书/参考资料：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
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1988年。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三联书店，2003年。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年。
第四篇：《中国通史》读后感
财务管理1403班 陆定超 1408030318 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读后感
本人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从小就喜欢读关于历史的著作、小说，如《史记》、《三国志》、《易中天品三国》、《易中天中华史》、《卑鄙的圣人曹操》、《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始皇》、《明朝那些事儿》、《全球通史》等。本学期选了中国通史概要课堂，才知道了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是吕思勉、陈寅恪、陈垣、钱穆四位先生。于是迫不及待买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拜读这位史学大家的经典。
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讲文化现象，下编则按照历史顺序加以串联在理乱兴亡的同时将历史知识更系统地进行梳理。在前面的出版序和绪论中，我了解到吕思勉先生的生平，了解到先生所处的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先生为了满足大学教学需要，呕心沥血编写此书，用简单易懂、精练上口的语言，写下这本堪称经典的通史。
绪论。
历史到底是什么？是前车之鉴？什么是前车之鉴？答曰：昔人所谓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实测，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吕思勉先生告诉我们，世上没有真正相同的事，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所之探求则为理而非事。要应付一件事，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指数，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
我所理解的历史，记录往世之事，传播前人的智慧。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后人读史、学史，总会从各种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学到点什么。万事万物总存在一条“理”，这个理就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事的变化而改变。就拿政治上来说吧，实行变法改革总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实施改革的人会遇到种种阻力，非常艰难，这就需要改革家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完成，并且要有很大的决心以及漫长的过程。这一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遇到过，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遇到过，五百年前的张居正经历过，一百多年前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如是，当代的改革开放、现任领导人的深化改革、大力反腐更是如此。虽然背景不一，形势不定，所变法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但内部的那个“理”财务管理1403班 陆定超 1408030318 是永恒不变的。学历史就是为了找到某件事的“理”，从中学习前人的智慧和经验，以用于后世。李斯在大秦官场后来居上、游刃有余的智慧，现在的公务员不也可从中学得一二吗？
绪论就不多说了，来说说正文上编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吧。
上编主要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管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十八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
第一章婚姻，我了解到并不是古代社会一开始就是一夫多妻或者现在的一夫一妻。“人类的婚姻，是以全无禁例始，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即缩小通婚的范围，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由于家庭分工，男子地位逐渐变高，地位也就高于女子。进人谈到古代婚姻总会为女子鸣不平，说妇女地位太低，男女婚姻不自由。但其实是从宋代理学兴起，对人的束缚加紧，妇女的地位变低，婚姻也愈来愈不自由。婚姻在古代是两个家族的事情，个人价值时常被埋没，儿子长大娶妻父母就近于凋谢，反有悲伤之意，不同于今日婚姻看做个人的事，是结婚者的幸福，多有欢乐的意思。我又了解到女子的离婚在后世较古代难，古代的财产带家族共有的意思更多，女子离婚后不怕穷无所归，后世的财产多为个人所有，所以女子离婚后家族多不愿抚养，理学以后，离婚女子又被贱视，所以后世离婚女子很凄惨。
第二章族制主要讲家族、宗族的行横和发展。“人类愈进步，则其分化愈甚，而其组织的方法亦愈多。”从女系氏族，到后来的父系社会，都是血缘为基础，宗族制度越来越严，族制越来越复杂。姓氏的变迁也与族制有关、与婚姻有关。到后来选举制度重门阀、重家室，宗族观念更加强了。中国古代往往一个家族都在一个地方，故看到三国里面有“弘农杨氏”、“颍川荀氏、陈氏”等这样的郡望。而到如今的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多以小家庭为主，族制在现代不被看重。第三章政体国家、社会的形成。从古代的氏族部落，到夏朝开始的奴隶社会，再到春秋战国的封建社会，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完善。中国古代政体的君主制色彩强烈，君主的前身是氏族的族长，所以继承法即氏族族长的继承法，母系社会兄终弟及，父系社会父死子继。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封建社会的概念。今人所说的封建社会不同于古人之财务管理1403班 陆定超 1408030318 说。古人所说的封建是封邦建国的意思，源于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宗法制，今人所说的封建制是指徒弟私有制、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二者本质不同，需多加注意。再说君主专制，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也好，中央集权也罢，大体上都是愈来愈集中、愈来愈强烈，当然个别的分裂时代是有所下降，但大体是趋于上升。一直到清朝的行省、军机处的设立，君主制和中央集权都达到高峰。这些也就是近代中国改变政体的阻力如此之大的原因。
第十一章实业、十二章货币连在一起说，也就是关于经济民生方面的。说起实业，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农工商三者以农为要，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抑商，重本抑抹。农业很重要，现有农而后人类得以生存，进而有工商业的发展。古代的科技、文化也大多与农有关。但农业的进化也是有很大阻力：讲究农学的人太少；土地公有，个人利益和公益冲突，；土地私有，兼并盛行，耕者无其田，大地主官僚则纵横阡陌。而工商业的发展则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宋时期比较繁荣，宋朝商品经济发达，甚至有一种说法，若没有王安石变法的干预，中国在宋朝就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定就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到明清，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兴起，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受政治的影响太过强烈，萌芽一直都是萌芽。至于货币，跟大多数国家一样，最开始的交易是以物易物，后来是贝壳、盐、羊等充当一般等价物，再后来经济发展产生货币。古代最普遍的货币大约是贝，后来多为铜钱。铜钱的样式也多有改变，比如秦朝半两钱，汉朝时汉武帝五铢钱，到后来王莽改币制，光武复五铢钱、董卓废五铢铸小钱。货币制度发展比较复杂，宋朝的时期产生交子，纸币出现，而后明朝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改金本位为银本位。晚清、民国时期的货币多样，不提。
上编主要是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分版块记录。让我们真正认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了解中国身后的文化底蕴。下编是按时间顺序介绍，从中华民族的由来谈到清朝覆灭后革命途中的中国。接下来我想说说比较感兴趣的几件事。
首先是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的统一。春秋时期是有很多国家的，大国如晋、楚、齐，以及后来的秦，小的有吴、越、鲁、宋、郑等国家，春秋时期最开始周王室还有王权，但随着周王室东迁，逐渐衰弱，诸侯势力越来越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正所谓春秋无义战。春秋总体来说系于几个强国之手，小国财务管理1403班 陆定超 1408030318 要么依附大国，要么被大国压迫，生存困难。到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进入战国，诸侯愈发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互相征伐，甚至有一国的臣子取代其君主的现象（齐田氏夺位）。春秋诸侯鲜有称王，多争霸，而战国诸侯就多称王，周礼不存。到最后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七国之中，秦经过商鞅变法，又经过与胡人的战争，兵强马壮，国力最盛，通过战争、恐吓等手段不断开疆扩土。六国也知秦国野心，曾一度合纵，但却被秦的离间计所破，秦人的连横颇有成效，使得六国不得团结一致，最终陆续为秦所灭。秦人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局面，开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嬴政成为始皇我认为一点不为过。但后来秦因暴政二世而亡，令人叹息。
再说说清朝的兴衰。清朝最开始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努尔哈赤一生戎马统一各部，又跟明朝作战打掉大半个东北，但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不过山海关。继承者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到后来多尔衮在吴三桂配合下带领清军入关，大清逐渐统一全国。到康熙八岁继位，十六岁灭权臣鳌拜，后来又平定吴三桂，平定准噶尔，雅克萨之战打败沙俄，并且促进满汉融合，修编康熙字典，文治武功了不起。雍正设军机处，专制皇权达到顶峰。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经济繁荣，史称康乾盛世。当然，其实在这盛世背后，是官僚阶级的腐败，是严重的土地兼并，是饿殍遍野，是文字狱，也是统治者的盲目自大，是天朝上国的美梦，是闭关锁国。达到所谓兴盛的顶峰后，大清帝国也就日益衰落，江河日下，在政治体制、科技、思想方面逐渐落后于不断进步，迈入近代工业社会的西方列强。直到1840年以后，被列强欺侮长达一百多年，这些我们都熟知。
谈了那么多书中记录的历史，最后简单谈谈读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后的感受吧。第一，先生是在抗战时期为适应大学教育需要编写的此书，所以对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尤为重视。比如讲兵制、讲朝代更替、讲汉族对外斗争，都有一点侧重。第二，先生不仅是用简单的语言讲历史，更是带着读者找到每件历史事件中的那个“理”，也就是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的真正形态。第三，感叹于先生对治学的严谨，对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十分深厚，学问渊博，此吾辈所远远不及也。虽然以前我也读了些史书，但终归太少，学得也很浅。先生此书实在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典，读一遍不够，留到以后再次拜读，定能有更多的收获。
第五篇：《中国通史》读后感
让历史告诉你
——《中国通史》阅读心得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石壁上的一首回旋曲。”历史是原始人类与野兽、寒冷、饥饿的斗争，是封建王朝的金银酒杯与夜夜笙歌；历史是夜夜流淌着的期盼的热泪，是黑暗中透出来的缕缕晨光。历史是一位真正的圣人，它时时刻刻都可以以一位指导者的姿态促使现代人与民族的思考与创新。抱着对历史的这一份热爱，我最近读了《中国通史》这本书。
《中国通史》上至盘古开天辟地，下至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民族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中的朝代更迭与风云人物的兴衰就在书中一幕幕地向我展开。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古代时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朝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元明清到近代中华民国，在这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我看到了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少辉煌值得我们一生去纪念，有多少沧海桑田是我们毕生也不能忘记、也会永远铭记在心的痛。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华夏文明万古相传。在历史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足以名垂千古的伟大人物。在书中，我看到了一代枭雄伟大的政治家曹操和嬴政；雄才伟略的谋略家张良和诸葛亮；文明中外的思想家孔子孟子；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邓世昌；博学多才的文学家欧阳修、苏轼；或浪漫飘逸的诗仙李白，或沉郁顿挫的诗圣杜甫；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李大钊等等。这些所有的人，都在漫漫历史之路上谱写了灿烂无比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数的传奇、涂抹了绚丽的色彩。
历史的长河是源源不断地向前流淌的，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作用就是让每个人、每一个民族不断反省、不断思考、不断创新，并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中国通史》这本书简单明了地向我们展现了伟大祖国的延绵不绝的生命历程，没有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却足以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那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与强大的力量，感受中国古代传统文明，不管是文化、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小到一个人、一件发明物，这都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生动的写照。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充满了风云变幻的，但无论历经多少挫折与艰辛，所有的行动都在暗示着民族的进步与崛起。中华民族为世界的文明增添了绚丽的光辉，这延绵不绝的历史也是伟大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象征。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是这些充满变幻的历史情节，它们以一位圣人的姿态指导着我们国家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今年正值我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从盘古开天地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又经历了那段或痛苦但又神圣的岁月，一个国家风风雨雨就这样沿着历史的车轮一步步从过去走到现在，也许在苍茫的宇宙之间5000年也只是星光一闪，而对于一个国家，却是一页页血雨腥风与丰功荣耀的书卷，该真实而深刻地被每一个国人所记忆。以史为鉴，这也许是历史之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在历史中回忆，回忆一个祖**亲的风云历程；人们铭记，铭记每一个历史时刻的转折。用历史的眼光看历史，了解风云真相；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坚定地携着故事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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