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篇：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内容提要」在欧洲有着悠久历史并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美好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从高福利开始逐步造成了各国家的高税收，继而导致生产的高成本、社会的高失业率和国家竞争力的减弱，如何在不过于影响人民现有福利水平前提下走出这个怪圈，已经成为欧盟与各成员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与创新的一项主要议程。欧盟福利国家的经验启示是：我国社会公共服务要量力而行，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

「摘 要 题」政策分析

「关 键 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管理/欧盟改革

“公共服务”是由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倡导的一项新的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个崭新概念和目标的明确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要根据世界大家庭的管理经验来调整自己的工作价值坐标系统，表明我国要在更加清晰的理念指导下，全面系统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很多，而社会保障服务与义务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供应和公用事业服务一样在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社会保障在我国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在欧洲多数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中，社会保障的丰满体系基本完整反映了英国贝弗里奇勋爵在1942年提出的主张，其特点是广覆盖、全方位、统一提供，权利与义务对等，其范围包括了儿童补助、抚养补贴、生育补贴、寡妇补贴、伤残补贴、失业救济、就业培训补贴、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养老金、丧葬补助、医疗和康复服务等几乎与人生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有内容。欧洲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其社会保障服务的历史长，经验多，影响大。考察、分析和总结欧盟成员国在社会保障发展中的利弊得失，对于我国正处于规范和初建中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中的问题

欧盟15国（注：这里指2004年5月之前的欧盟，之后的欧盟是25个国家，新加入的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一共10个新成员。）再加上挪威，都是欧洲福利制度的典型代表。这些以市场经济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鼓励自由竞争，又兼顾社会公平，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过于奢侈的社会保障服务在长期的运行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并成为一个不良的怪圈，即从高福利的起点开始，依次导致了高税收、生产的高成本、企业低竞争力、失业增加、税收来源减少、政府赤字增长和GDP降低，这样就在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和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矛盾。

1.社会高福利。这一方面的事实在欧盟成员国到处都是。根据欧盟的统计数字，1998年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的四个国家和爱尔兰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都在28％左右，其总体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2001年，欧盟15个成员国约3.8亿人口的平均社会保障支出达到6405欧元（相当于64000人民币）。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经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这三项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2.政府高税收。2002年5月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关于世界30个国家税收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承担着全球最为沉重的税赋，而且自2000年来连续3年居世界各国之首，税赋压力指数为181.2点，比利时以164.2位居第二，以下依次为中国（154.5）、瑞典（149.3）和意大利（147.5），德国和美国分列第15和16位，英国居第18位。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才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经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一倍。税赋指数是根据最高个人所得税、公司税、财产税、增值税和职工、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税收等一系列指数综合计算得出的。税赋指数越高，企业主压力越重。

3.生产高成本。以法国企业为例，对法国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月工资并不仅仅是属于员工的那6000多法郎，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其中包括全民社会捐助、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在上述各种缴纳中，以1998年收入计算，最低工资收入者本人要交纳1626.26法郎（约248欧元），每月所得的纯工资为5037.41法郎（约768欧元）；而雇主支付的部分为2499.54法郎（约381欧元）。也就是说，在法国，老板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职工，每月为他支付的钱的总数为9163.21法郎（约合1412欧元）。

4.社会高失业率。在上述情况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即千方百计地增收节支，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就尽可能地减少雇员人数，这成为节约开支的基本方法。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也减少了一些失业者寻求工作的动力。比如说，一个合乎条件的失业者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只能领180天相当于自己原来60％工资的救济金，而在德国到2004年为止，按规定可以领6个月到30个月相当于本人净收入67％的救济金。根据德国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将德国餐饮业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每月的纯收入，与领社会救济者的收入比较后，发现失业者比就业者的收入只少141欧元。德国的失业率在2004年是10％，情况比较好的波恩也在7.3％左右。类似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欧盟其他一些成员国的就业状况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1993～1997年间，各国的失业率平均在10％稍多一点，2001年下降到相对最低点7.4％，此后再次反弹，到2003年，15国的平均失业率又上升到8％。

5.竞争力下降。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等，都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一些企业陆续将业务转移出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躲避欧洲高昂的经营成本。雷姆沙伊德市（Remscheid）的汽车门栓制造商Edscha公司已把近600个工作岗位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厂，其中不仅包括生产线的基础岗位，还包括技能要求更高的研发岗位。Edscha总部现在仅有180个工人，而十年前有700人。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海根·威斯纳（Hagen Wiesner）说：客户需要更廉价的产品，而公司在德国的工厂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当然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在1997年之前，就GDP总量来看，整个欧盟15国的水平要超过他的主要对手美国。在1997和1998年前后，两者还处于不分上下的状态。但是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发展速度却已经迅速超出。到2003年时，欧盟的GDP总量为8.9亿欧元，而美国的GDP总量已经高达11.3亿欧元。

6.政府借贷和赤字增加。从根本上说，福利国家再好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主要由政府花钱买的。无论是一般税收还是社会保障税收，都是来自工作者的缴纳。但是由于上述几个逻辑环节的问题，就自然出现社会保障支出大于上缴费用的结果。除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的消极雇工和一部分人因为能够享受到不错的社会福利而不愿工作外，欧盟各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根据欧洲统计组织发布的信息，1960～2000年期间，欧洲各国男性平均寿命已经从67.4岁延长到了75.3岁，女性平均寿命已经从72.9岁延长到了81.4岁；2000～2020年间，欧盟15国15岁以下的人口将从63.4百万锐减到49.4百万，15～24岁的年

轻人将从46.8百万锐减到38.9百万，25～49岁的壮年将从139.3百万锐减到119.7百万；而同期内，50～64岁的人口将会从65.7百万激增到85百万，65～79岁的老龄人口将从47.3百万激增到59.7百万，8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13.9百万激增到24.8百万。

这就意味着现在和未来的几十年中，欧盟会面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而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生活的人们很难将福利水平降下来。为了维持不仅不降反而继续增长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公共债务的依赖。尽管1992年在欧盟正式成立时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公共债务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但到1998年时，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瑞典、荷兰、西班牙、奥地利、德国仍然在这个限值以上。而15个成员国的平均公共债务为GDP的71％。

在2004年3月16日由Eurostat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2国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居高不下：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3％和69.2％上升到了2003年的2.7％和70.4％。而欧盟15国的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和62.5％上升到了2003年的2.6％和64％。

二、欧盟国家社会保障服务的调整措施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多年运转中积累的问题，欧盟组织及各成员国已经开始采取改革措施予以应对。总的趋势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要从普及性向选择性，从系统性向实用性，从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向个人与社区的责任转变。

1.探索保险金的筹集方式。欧盟国家现在主要有三种资金筹集模式：第一种是依靠国家“派份”筹集的贡献性退休金。其依据的原则就是“代际负责”，意思就是上班的人要为下班的人掏钱。这种模式实质是“大锅饭”，个人缴费多少与将来享用多少之间的相关性微乎其微。第二种是工作期间个人账户保障金，也就是职工边工作边积攒，以准备下退休后生活所需的一笔基金。这种计划实际上由雇员和顾主双方来共同实施，和现在新加坡的个人账户有些相似。第三种是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投资连接保险”的做法，一般做法就是由个人加入某种投资基金，以基金作为将来退休后生活的依托。从现在的情况看，欧盟各国的主流仍然是上述中的第一种即“派份”筹集的“大锅饭”模式，其他两种带有个人性和市场性的做法还是少数。以德国、英国、荷兰的退休金筹集为例，到2003年时，“派份”筹集数目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85％，在英国是65％，在荷兰是50％；个人账户积攒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5％，在英国是25％，在荷兰是40％；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占总量比例在三个国家都是10％。

从中看出，作为大锅饭的贡献性公共保障金的比重在各国都是最大的，尤其是带有俾斯麦传统的国家，政府在其中的支配作用仍然很大，而市场性和与个人责任有关的资金筹集比例还不大。比较市场化和个人责任化的是荷兰，与国家支配无关的部分已经占到50％。所以，他是欧盟成员国中在社会保障金方面朝市场化走得最远的一个国家。尽管在大多数欧盟国家，贡献性公共保障金仍然是退休人员的主要依靠，但个人退休基金积累模式已经开始出现。特别是奉行俾斯麦福利哲学的国家，他们正在努力将传统的铁板一块的方式改变为“派份”加私人基金的复合模式。欧盟各国普遍认可的趋向是：传统的基于政府托底的公共保障金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在这个前提下，用个人积蓄和个人投资基金模式作为对前者的必要补充。

2.通过完善统一市场克服社会保障改革中的障碍。在依照贡献模式和私人基金模式互补原则进行的改革中，欧盟组织扮演着引导的角色。2003年7月～12月在意大利轮值欧盟议会主席期间，明确将社会保障改革作为其主要主张之一。罗马政府的思想是做到经济增长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契合协调。为此，他针对欧洲共同体条约里面统一限制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3％的规定，明确提出一个“马斯特里赫特退休金计划”，实际上是为到2005年底时在欧盟层面上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养老支出制度提出了一个集体行动的标准。针对保险金收入来源减少，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动议，建立单一劳动力市场

保证养老金的交纳。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与养老金交纳尚存在矛盾。在2000年里斯本高峰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框架性意见力图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逐渐为保险基金的跨国境服务铺平道路。2003年5月13日，一个有关职业退休保险金交纳的意见获得欧洲议会采纳，他进一步为那些希望在欧盟范围内提供跨国服务的保险基金机构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一旦这个框架变为现实，一个保险基金公司就可以在获得本国政府允准后为所有成员国提供服务。有关基金公司如何能够既保证私人保险投资安全又可以进行增值经营的问题，经过长达13年的谈判已经在欧盟的框架指导意见中达成妥协。对于成员国来说，将这个指导意见付诸实施的最后时间是2005年底，从现在起两年以后，基于职业养老金的私人基金模式就能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充分利用单一市场而发挥作用。

相关的税收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指导意见。这是因为税收制度差别很大。但问题是，不同税收制度在实施中很自然会在本国居民与非本国居民、国内养老基金服务者与国外养老基金服务者之间产生“非国民待遇”。这成为欧盟统一市场中私人基金公司服务提供的障碍。在2003年，欧盟委员会针对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有关问题创制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理程序，以尽量为跨国提供职业退休基金服务消除税收方面的障碍。

3.调整退休等福利政策。退休金制度必须要和国家人口寿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相一致。欧盟国家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多数人愿意提前退休，再加上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失业率过高，导致了社会保障资金交纳者和福利享受者的失衡（逐渐由4∶1变成2∶1）。所以，在2003年3月3日形成的“欧盟委员会与欧盟议会关于充足与持久的退休金保障联合报告”中，第一次直面这个严峻挑战，并提出了提高就业水平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在岗工作的人多就是享受福利的人相对少，也就可以缓和目前“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的矛盾，而且通过延长55岁以上工作者的退休年龄，可以避免将来不得已而采取大幅度降低退休金标准的下策。根据欧盟委员会做的一个调查说明，如果延长退休年龄1年，到2050年时就可以化解或吸收退休金支出增长中20％～30％的压力。而就欧盟议会在2002年3月巴塞罗纳会议所定的目标看，如果大部分就业人员能够按照各国法定年龄65岁退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60岁甚至不到60就退休的话，那么到2010年关于退休金融资的矛盾就能够彻底缓解。但是这个从经济角度看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在公众舆论一边却有问题以至于使这项改革的实行难以顺利。如果这个新的延长退休年龄的措施要想得到实施，需要的一个前提是用什么来吸引他们留下来。

欧盟各国现在正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利时要求不雇佣45岁以上者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险份额，以鼓励企业留用中老年人；奥地利已将养老保险交纳的年限从40年延长到45年，只有达标者才能享受全额退休养老金。德国通过了大规模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法律，包括不再报销挂号费等。德国养老基金的构成也将发生变化，以增加个人承担的部分。法国规定企业的工薪族必须工作40年才能享受全额养老金。到2008年，公职部门也将执行这一规定。法国还计划到2012年将享受全额退休金的工龄延长到41年，到2020年延长到42年。丹麦、西班牙、英国、荷兰、葡萄牙、希腊等国也有相应改革动作。

三、欧盟社会保障服务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情况和欧盟各国很不一样。这里撇开观念、制度、历史不说，仅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资源环境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服务产品太奢侈，中国不能照搬；另一方面，过度的社会福利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些副作用，而且一旦形成很难降低，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要努力避免重复其中不当的做法。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块内容，如何根据一国的实力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确值得认真思考。受欧盟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经验的启发，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必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量力而行。有129227万人口的中国在2003年的GDP总量是116694亿人民币，折合欧元约为11669亿欧元；人均GDP为903欧元。而欧盟的GDP总量是89000亿欧元，人均GDP为23400欧元。两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实际上仅仅是刚刚踏进中下等水平的门槛。与欧盟15国相比，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其1/25.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看，欧盟国家多数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除了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外，其他10个国家都已经进入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到2001年时，那里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只有4％，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是29％，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已经高达67％；而我国从事农业的人口约49.8％，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是23.5％，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只有26.7％，到现在中国尚有7～8亿的农村人口，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70％左右。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决定了，中国只能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服务。制度应当规范，但水平应当节制，宣传不宜过头，突出重点，兼顾大面，循序渐进，为良性循环打下基础。

第二，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部分内容。其中社会救助是对社会上生活困难人群的援助，社会保险是通过资金积累途径，实现对遇到工伤、疾病、年老、失业等风险者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是对社会上的特殊群体给予的普遍和无差别的生活补贴。根据Esping-Andersen的归纳，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三个比较成型的模式：第一个是社会福利模式，即将所有三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当作普遍福利向全体公民提供。第二个是社会保险模式，即根据国家法律由国家向企业和职工个人统筹资金以支付各类保险所需。第三个是社会救援模式，即政府将主要责任置于对生活困难人群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模式其实最适合不发达的国家。根据观察分析，北欧国家主要实施了第一种做法；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实施的是以第二种模式为主、第三种模式为副的做法；但最早奉行普世主义的英国，以及相当富有的美国则采取了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而以第二种模式为副的做法。有的研究资料显示，本文没有分析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第三种模式中走得最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在2020年以前，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以社会保险为副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由我国经济水平和贫困人口比例决定的。我国的贫困人口由城镇居民贫困人口、农民工群体、农村贫困人口三部分组成。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25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均年收入625～1200元之间）的人口为12000万人；此外，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是2140万人；作为城市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大约是4000万人。将上述各部分相加，我国社会目前贫困人口总数要超过2.1亿人口。（注：按照一些正式公布的数字来看，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为2800万人。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贫困的标准过低。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以865元为准）为6000万人，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左右。第二，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的人便成了800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2001年，此线以下的人在农村居民中所占比例约为19％左右，人数为15000万人左右。）这个现实说明，中国没有条件走第一个模式的道路；而建立以社会保险模式为主、社会救助为副的制度也不恰当。中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落脚点只能是社会救援和扶贫。至于帮困的原则，（1）应当采用严格的贫困测定方法。（2）应当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为标准。（3）应当由政府设立类似扶贫院的方式实施救济，扶贫院外无救济。（4）所有申请救济和领取救济的名单应当公开透明，以便于监督等。（5）在扶贫当中政府要帮助受助者寻找脱贫出路，等等。

第三，我国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上面提出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在于社会救助，主要是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立场来说的，这样做并不妨碍在社会保障政策框架中，引导社会性互助与自助保险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但

其中融资责任主体的确定，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如果说对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侧重比例决定了三种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话，那么公助、互助、自助就是三种不同的融资责任方式。社会救助模式的融资是来自于国家一般性税收的公助；社会福利模式的融资是公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或者是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中主、副的变化主要决定于国家、企业（单位）、个人在融资责任中的比例。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政府和企业（单位）的融资责任居于主要地位，且采取现收现付方法。（注：现收现付pay-as-you-go，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没有资金积累。）从实施情况看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和企业的成本太高，在职职工的交费与享受利益关联度不高，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也不能充分保证。因此，应该按照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的原则来重新调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方向。具体办法就是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险融资：（1）每个就业人员都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账户中的保险金只能用于退休、医疗、失业等个人保险需要。（2）每个就业人员从一开始就由其所就业的单位和就业者本人按各自应承担的比例将保险金费用打入就业者个人保险账户，缴纳保险金具有强制性。（3）新人新办法，即新就业人员，完全按照上述要求办。老人老办法，即国家应该通过变现国有资产等方式补齐对个人社会保险金的欠账，形成个人账户。（4）每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随本人就业单位的变动而流动。（5）适当保留现收现付办法以满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需求，并鼓励高收入人群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但现收现付和商业保险都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第四，我国社会保险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根据一些国家的做法，对养老保险金进行市场化管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在具体实行中，至少有如下环节不能缺少，以避免如美国安然公司那样的严重后果：（1）由于涉及众多投保者保险金的安全和影响到社会稳定，政府对其设立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建立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准入制度，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取得从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资格。（2）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经营机制应建立在市场竞争、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保证投资收益率最大化。（3）将基金管理人置于基金所有人和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是养老保险金安全、保值、增值的保障。国家应在《公司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金营运和监管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基金管理公司监控机制。（4）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退出机制，在不能满足基本经营条件或接近了警戒线时，公司应当退出经营，以确保个人保险金的安全。（5）政府在保险金的市场管理模式中应建立承诺机制，比如承诺担保最低养老金、承诺担保投资收益率、承诺公司破产时对养老金的担保等。

第二篇：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福利国家的定义：福利国家是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

欧洲福利国家产生：欧洲福利制度的起源，如果从社会政策立法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中期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960，该法将对穷人的救济制度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一般而言，学界认为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是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稗斯麦政府颁布的《劳工疾病保险法》(1883),《事故保险法》(1884),《养老金保险法》(1889)为标志的。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快速发展，当时单一的社会救济和保险已经不能够平衡日益增长和激化的社会矛盾，欧洲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定位政府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英国工党经过大选上台执政，采用了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勋爵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用法律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该国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因此而正式得名。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立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完整的以高福利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模式在欧洲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有学者将福利国家的产生归结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四个方而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工业化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党政治为讨好选民，使得国家福利成为必需的手段;再次，福利思想的发展为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最后，军事斗一争作为所有变化因素中的强大者，加速推进了福利国家的产生进程。欧洲福利国家的类型：1。保守/团体型福利国家（conservative）, 这个种类的国家有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

2。自由型福利国家（liberal），国家如下美国、英国、加拿大。3。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瑞典、丹麦。这三种类型的国家福利形态各有差异，简单来说，第三种social democratic是福利最好的，而第一种conservative次之，最后也就是最差的就是Liberal的国家了。

社会学家艾斯平·安德森(Esping Andersen)开创性地把福利国家分为以下三个类型⑤:(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美国为代表)。在这种福利体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 不同程度的经济调查和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惠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 会保险计划。对于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服务制度而言，履行普遍性标准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 第一，充分就业。在公民离开学校之后和退休之前，必须保证所有公民有充分的可能得 到报酬优厚的工作。

第二，高水平的工资。最低工资的水平必须足够高，以使得所有公民有能力私人购买能 够保护他们免受疾病、残疾、临时失业和养老重负的必要的退休金和保险计划。

(2)“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代表)。该制度类型的特点是，只有 当家庭保障的功能被严重削弱时，国家才开始提供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

(3)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该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旨在“寻求相当水平的平等标准 的服务和给付，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只满足于最低需求上的平等”。这样的标准迎合了新型中产阶级的差异性品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基于普惠性原则，并通过高税收来追求最高水准的公平。当然，高税收也因福利给付分配的普惠性而被广为接受。

欧洲福利国家典型代表：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

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

在法国，农民每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1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405.62欧元到851.81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5个月起到满3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31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67欧元到484.97欧元的育儿补助。

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6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65.46欧元到199.78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 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孩子长到11岁时，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

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

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

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二、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

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

英国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 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三、德国：买“伟哥”也报销，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德国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抚育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为每月184欧元，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0欧元，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月215欧元，这笔钱一直领到25周岁或有了固定收入为止。

对困难家庭来说，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价值超出30.68欧元的日用品由社会福利局支付账单。

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记者走访了一个拿救济金的家庭，男主人30岁，妻子23岁，他们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用品，从拖鞋、衬衣、小孩床，到洗衣机、电视机、炉灶都是由社会福利局付款购买的。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能领到350欧元的房租补贴、385欧元的生活费。

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社会救济生活，每月从社会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社会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平方米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伟哥”的4900欧元费用。

四、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瑞典1847年通过了《济贫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瑞典把福利当作公民的基本人权作出法律上的承诺，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或高等公共保险法院申诉。

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也跟着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贴，这样，大学也和免费差不多。

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切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瑞典的失业保险分两部分，即基本失业保险和自愿失业保险。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每日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

除此之外，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第201天到300天（有未满18岁的孩子为450天）期间减为70%，超过这个期限则由工作发展保险支付。

2006年，全国有90%的工人加入了失业基金，553000人受到了失业基金的资助，平均每人得到54069瑞典克朗。失业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会员费只占基金的9.4%。

五、挪威：带全薪休病假，社会福利占GDP的33.2%

挪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所有公民都享受毫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工资分文不差。

产妇有42周的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有4周的全薪“产假”。挪威实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所有等级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挪威克朗（1挪威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六、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丹麦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福利。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可。

丹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如果选择私立学校，则政府按公立教育标准报销一部分学费。

孩子从生下来到18岁的牛奶费也由政府支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也由政府买单，学生每月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

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4年里，可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90%的失业金。如果4年内还找不到工作，则领取每月约合14000人民币元的失业救济金。

欧洲福利国家现状 福利国家当前的危机

虽然已经经过很大的改良，贝弗里奇报告仍然是英国福利国家建设不可撼动的基础。贝 弗里奇报告详细描绘了如何基于向国民进行统一费率，来建设一个覆盖失业、疾病和老年的 国家保险系统。这意味着人们在工作时缴付同样数量的金额，当他们失去工作时也能和其他 人一样得到同样的回报。但是，实际操作中统一费率的原则逐渐被破坏掉了，最终在19世 妃60年代初被摒弃。⑦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向国家支付他们总收人(低于某个工资收人最低值的人们则不适用 该规定)中的一定比例作为国民保险的缴费。保险金的多少由国民保险缴费的多少决定，其 中的大部分都用于支付当期的国民养老金，其余则支付给包括失业者、残疾人、寡妇和产假 中的妇女等。

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首先提出建设国民保险制度时的设想是，雇员向国家支 付所有保费的4/9，由雇主们补齐余下的部分。这项政策在继任的工党政府执政期间一直得 到了很好的贯彻。⑧直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裁减直接所得税，同时提高了雇员的 国民保险缴费时，这项原则才被废止。目前，国家不需要再向国民保险缴费，国民保险费成 了税收的一种，这个以“抵押”税而闻名的税种也是专为某个具体目的而设立的一个税种。和直接所得税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认为国民保险缴费的费用最终还是将支付到劳动者 手中这样的普遍想法，国民保险税的设立使得逐步淘汰政府缴费得到了顺利的实施。国民保 险缴费率的提高并没有像其他税种那样在提高税率时遭到抵抗。这也是为什么增加国民保险 缴费和增加直接所得税比起来，人们更易于接受前者的原因。

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这种主要由雇主缴费的形式也基本被确立下来，如法国的社会保障(Secutite Sociale)主要是由雇主缴费的，以建立国民医疗保险系统、生育保险系统、最低 生活保障系统和国民养老金系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至少是受到稗斯麦模式和贝弗 里奇模式的共同启发。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国民保险是基于社会团结的原则，这样的国民保险制度下，风险 被分担了，并且享受福利也不再需要以付出尊严作为代价。在私人部门，国民保险可能被视 为就业上的一种补贴，也被雇主所接受。

然而，多年以后，收人审查性的福利给付逐渐增多。这在英国尤为明显，不少人因此而 声称贝弗里奇报告主宰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英国现在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最低生活保障。那 些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做安排的人在这条保障线之上能够挣得更多的钱。那些无法做到的人，可以证明他们的贫困程度确实严重，从而得到额外的政府补贴(这就是家计调查的手段)。在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时，即1979年，基本国家养老金水平仅低于平均收人的1/4。到 2002年时，基本国家养老金水平刚好超过平均收入的60000.自1979开始，在工党和保守党的交互作用下，政策开始倾向于在限定的时间段内向人 们提供帮助(瑞典的做法是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供有限的帮助)，并且把给付集中在那些遭遇

意外情况陷人贫困的可能性较大的人(他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享有一定补贴)和通过家计 调查的人们(如果他们足够贫穷)。除此以外，缴费和收益之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英国，国民养老金的支出现在占国民保险总额超过80%的比重，但只占大约国内生 产总值的5%。面对严峻的养老危机，只有极少数欧洲国家还不需要太过优虑时，英国就是 其中之一。这是由于英国许多年来都坚持一个重要私有养老金市场，这使较低水准的国家养 老金制度的持续运转成为可能。然而，在谈论英国养老金危机的同时，其他欧洲国家面临的 问题严重得多，因为荷兰、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养老金上的财政支出都远远高于 英国。

并且，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变得更糟。意大利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国家养老金即将超过它 在当年接受的缴费，这是因为缴费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超过60岁的意大利人相当于就业人 口的42，并且在202。年将达到530a，因而短期内将必须支付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还会更 多。对此的解决之道可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那就是逐渐提高退休年龄。无论如何，意大利 是欧洲拥有最低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⑩

法国总统萨科奇许诺削减国民养老金的水平(其公债已经达到67肠，5倍于198。年的 水平)。同样的，在法国，人们喜欢尽早退休，结果是在55^65年龄段很少有人仍然被雇佣 工作。

在英国，人们的养老金领取资格年龄将会在今后的30年间逐渐从“岁上升到68岁。作为一种让步性的调整，给付标准将根据平均收人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根据通货膨胀来调 整。

德国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然而同其他国家一样，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议会 投票决定将退休年龄从“岁提高到67岁。德国当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政府财政补 贴养老金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养老金制度有着很高的覆盖率，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 制度无力支撑更为长久的发展，因为多数德国人平均在63岁停止工作。如果他们依靠其正 常的养老金计划，在2030年以后领养老金的人中有1/3连勉强糊口的水平都无法满足。

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令人感到讶异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相对恶劣的 健康状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例如在匈牙利，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意味着，在 2000年和2025年之间该国人口总数将减少8%。退休金给付危机的确令当地政府措手不及，但如果不是许多人在刚刚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已经死去，或者甚至在退休年龄前死去，危 机会更严重。

西班牙是欧洲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也是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所 以，西班牙人较他们的欧洲邻居而言，更为长寿。近十年来，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和移民数量 的显著上升缓解了当期退休老人领取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但真正的危机酝酿在接下来的几十 年期间，那时退休人员的数量急剧上升，公共养老金制度可能疲于应对基金收不抵支的窘 境。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主要致力于巩固当前退休金制度来应对未来的威胁，而不是作出 根本性的变革。

在丹麦，2006年福利协议法案决定将提高退休年龄(从65到67)。甚至是社会民主 党—建立欧洲最佳福利国家之一的领导者—也投了支持该法案的一票。丹麦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平均寿命的上升意味着会有更多老人需要照顾服务，而可提供帮助的人却越来越少。但严格的丹麦移民法当前仍然限制外国工作者来丹麦的数量。

这一渐渐逼近的危机首要起因是人口老龄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解释的那样，欧盟的人口虽然不会增加，但老龄化程度会更高。0到205。年，本来四个工作者缴纳养老金

赌养一位老人的情况将变成两个人承担赌养一位老人的压力。老龄化归结为以下四个原因:(1)所有欧洲国家的出生率都处于低水平。

(2)战后“生育高峰(婴儿潮)”—即那些出生在1945之后的人—即将退休。

(3)预期寿命将继续增长。对此有一些应对措施。然而，每一个措施都可能带来新的间题:(1)政府可能选择增加移民的比例，但这将面对排外团体越来越强烈的抵制。(2)增加税收，然而任何政党都清楚推行这样的政治纲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增加女性的就业率。这个数字一直在稳定地增长，但在2018年以前大概即到达它 的自然极限。同样要注意的是，如果女性在工作就不能在家里照料老去的父母„„因此国家 必须支付的将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4)政府可能设法扭转人们提前退休的势头，并使人们在岗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这事 实上是许多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受欢迎。

(5)增加劳动生产率并且促进经济增长。在当前大背景下成员国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另外，经济的增长如果不做好监督和控制，可能加重环境问题的恶化)。

一、福利国家的困境 1.福利国家危机论

在西方学术界，“左派”和“右派”都使用“危机”一词来描绘和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他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来阐释危机的含义，即危机是持续不断的问题恶化后出现的一个转折点;危机是一种包括战争、国际经济问题和石油危机等的外部动荡;以及危机是一种难以调和的、长期存在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深，该学派的理论家纷纷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福利国家通过一些强制性的税收政策，给公民提供过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这一行为不仅影响了政府的能力，还限制了公民的能动性并助长了他们的懒惰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退步。总而言之，福利国家政策是造成相关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源。潮无法抵消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增长带来的影响。2.困境的表现

（1）失业率高。据统计，“自1992年欧盟15国形成到2005年年均失业率为7.48%;而同期日、美平均分别只有3.99%和5.43%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给福利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失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高，而邻近的东欧国家劳动力成本则相对较低，这就对西欧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很大的冲击。

（2）巨额财政赤字。庞大的福利支出给福利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1990年，“欧共体12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亏空就高达7.5万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同年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5 %。这方面的负担与前面提到的失业率高有着密切的联系。失业者越多，国家要提供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也就越多。这对任何一个福利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3）民众的懒惰性和依赖性滋生，且被助长。这种现象在实行全面社会服务的北欧福利国家更为严重。由于政府对失业人员和需要抚养孩子的母亲的保障金颇为可观，降低了这类人群寻找工作的紧迫感，结果导致不愿意工作的懒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那些工作的人却需要缴纳高额的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来供给福利开支。这就使得原本旨在保证社会公平的政策产生了“奖懒罚勤”的消极效果。

（4）仲行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福利国家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弥补由于市场失灵所形成的缺陷。换言之，就是在开放经济的环境卜，由国家承担起市场所不能承担的那些责任。既然如此，那么扩大政府职能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和措施。随着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从事相关事务的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人数日益增加，中央和地方的福利机构也日渐臃肿，层级复杂的机构无疑就降低了其办事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法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增长缓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各地区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区位优势，吸引有限资源，从而奠定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竞争日趋激烈。此时，欧洲福利国家却出现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资本外移。如德国，不仅大众、奥迪这样的大企业在国外建厂，而且一大批中小企业也纷纷到国外直接投资。自身资源的流失无疑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资本外移同时导致本土工作岗位的不断丢失。十多年来，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失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德国总体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困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近年来，失业问题成为左右欧洲国家内部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德、法的国内大选，甚至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都受到失业问题的影响。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不仅无法发挥才智为经济社会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救助者也不断增加。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以被救济者身份要求分享社会劳动成果的人与日俱增。这样，社会保障制度而临着巨大压力，经济发展也背负着沉重负担。近些年，德国社会产值的近1/3，都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被社会福利和救济所吞噬。

失业率上升和资本外移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事实上，资本外移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从理论上来说，资本在寻找投资地时考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的生产费用成本。而恰恰在劳动力成本上，欧洲福利国家遭受到严峻挑战，因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遭受质疑的福利国家体制

导致欧洲国家资本外移的，不仅是普遍偏高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与福利国家的体制直接相关。

一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1890-1989年百年间，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日本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生产总值的巨幅增长，但欧与美、日模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那就是社会支出偏高，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0%以上，像北欧的瑞典等国更是超过50%。社会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社会保险支出。从微观层而来看，以德国为例，企业在支付工资之外还必须承担每个雇员社会保险费用的50%;而在美国，雇员的社会保险费用只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二战后的欧洲，工会作为广大雇员利益的代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强势工会手中掌控偿工”王牌，工会提出的谈判方案经常能够迫使雇主协会一方就范。因此，战后以来雇员的工资和待遇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这种不断被抬高的工资水平因其浓重的伙为”色彩，常常被批评为已经偏离了市场的轨道，与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力价值定位不相符合。相当于其劳动力成本的15%。因此仅从社会保险和整个欧盟政治局费用来看，欧洲国家的劳动力附加成本就远远高于美国。而且，欧洲的社会保障一直是失业大军的保护屏障，一些人失业后不肯降低标准就业，专靠福利制度生存。如2005年的德国，一个四口之家如果靠国家救济，每月西部可收入约1560欧元，东部约1421欧元，全德平均水平约1539欧元，高于平均最低工资收入(包括部分时间工作)的1465欧元。相比之下，美国的福利制度就没有这么优越，人们在失业后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再就业。

二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合作机制。所谓社会合作”，是由国家设置制度性框架以规范资本和劳动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目的是保障劳工群体在牵涉自身权益、特别是工资和相关待遇问题时，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二战后的欧洲，工会作为广大雇员利益的代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强势工会手中掌控偿工”王牌，工会提出的谈判方案经常能够迫使雇主协会一方就范。因此，战后以来雇员的工资和待遇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这种不断被抬高的工资水平因其浓重的伙为”色彩，常常被批评为 已经偏离了市场的轨道，与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力价备受争议的福利体制改革

近年来，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这几位战后出生的政治家，相继登上欧洲大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致力于推动改革以改善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然而，如何解决资本外移和高失业率问题、应对福利国家所而临的挑战，各国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就拿德国来说，一些学者认为，德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国家不能再伙为”地干预市场，而应给市场松绑”，让泊然的”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劳动力成本合理化，遏制资本转移。同时，通过福利体制的改革，杜绝那种躺在高福利上睡觉、坐享其成的不良现象。致革派”的主张尽管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制上动手术，必须调整人们习惯的欲洲模式”。无疑，此举引起了极大争议和广泛关注。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完备的福利制度，不仅为劳动力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促进了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得德国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德国工会联合会在一份公开的意见书中，依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见解，明确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合作机制损害了德国的区位竞争力;从工会联合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运作非常成功的模式，因为它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意见要求，充分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从而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合理化建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德国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德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丢弃这一特色，就意味着丢弃德国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让万千德国人受益，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引起更多国家和更多人们关注和思考，重视劳工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追求经济和社会进步不可拆割的部分。

而对眼前的困难处境，他们也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德国应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今日世界的竞争，关键要靠新技术和新创造，而德国则始终处于领先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与美、日同为世界技术大国，在西方世界由技术引导的经济增长总量中，三国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技术上的优势使德国在今天国际分工中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德国应该致力于依靠先进技术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消极地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减少福利和降低生活水平来赢得国际竞争。

总之，欧洲福利国家为了应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已经积极展开内部体制的改革，但改革的争议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福利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在欧洲国家的现行政治框架内，增加福利备受欢迎，削减福利则很难操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欧洲福利国家究竟会如何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其结果又将如何世人正拭目以待。

三、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经验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从本质上看，欧洲国家所推行的福利制度改革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这些改革实际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局部调整和改良，它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看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的历史局限性，并不等于抹杀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步意义。事实上，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路和做法符合社会保障的一般规律，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的启发。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与手段，社会保障具有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等多方面的功能③。欧洲国家最初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近20年来欧洲国家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是为了重建福利制度，以继续发挥其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功能。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欧洲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得益于福利国家制度。没有这样的“保护伞”和“保险丝”，和谐社会的发展就永远是一句空话。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北欧等的福利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400%,而我国还不到200%。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开支占GD1〕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其次，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应符合各国基本国情，与各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欧洲国家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但尚不足以支持“普及型”的福利制度。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行业、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大，物质力量和人们的思想水平都比较有限，现实的做法还是应该先建立“补救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国家有限的转移支付和资源集中于救助弱势群体，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网。这样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结构错动、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于发生和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的时期，所以关注弱势群体对于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平稳过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次，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应注意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均衡。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和核心目标，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则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确保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今天，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重社会公平建设，这是符合国情和广大群众心愿的，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矫枉过正，如果严重损害了效率，那公平的建设也最后会成为无本之木。这种对公平和效率动态平衡的把握是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们的最大启示。

第三篇：新加坡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预算管理是现代国家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衡量一国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新加坡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预算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经过不断实践和创新，形成了“高效、规范、透明和可持续”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模式。

一、新加坡财政收支总体情况

为维持国家经济运行的低成本和国际竞争力，新加坡实行简单的税收体系，主要税种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产税、车辆税和博彩税等。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主要由经常性财政收入（含税收收入、行政性收费）、投资收益和资本性收入等几个部分组成。2006 年，新加坡财政总收入达455.21 亿新元，占GDP2096.80 亿元的21.7%，其中，经常性收入近300亿新元，占65.9%；投资及利息收入84.88 亿新元，占18.65%；资本性收入70.34 亿新元，占15.45%。新加坡一贯秉承“以收定支、审慎理财”的财政预算原则，国家宪法及有关法律对财政预算的平衡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近十年来，新加坡财政收支预算总体维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由于其预算收入并未包括全部的政府投资收益和资本性收入，因此，该国实际的财政盈余远大于预算盈余。从支出角度看，新加坡财政支出约占GDP的15%-20%。经常性支出平均占总支出的68.54%，资本性支出平均占总支出的31.46%。

二、新加坡公共财政预算的主要特色

1．鲜明公共特征的财政支出结构。

新加坡的财政收入除满足国家机器运转需要外，主要用于国防、教育、卫生、环境、法律等公共事业以及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着重于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2006年为例，财政教育支出达69.67 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2.8%，仅次于国防支出32.9% 居第二位，内政事务支出23.91 亿元，占7.8%，[卫生事业支出为19.31 亿元，占6.3%，交通运输支出17.94 亿新元，占5.9%。从支出结构看，其社会发展和安全外交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两者分别平均占42.26%和38.01%（见表1）。由此可见，新加坡财政支出的公共性质十分明显。

2．高度法制化的预算编制过程。

新加坡的宪法和有关法律对预算编制周期、财政预算案的提出、财政储备的使用、财政部的监督管理权限以及国会、总统的审批权限等一系列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法律，新加坡的财政自当年4 月1 日起至来年3月31日止。每年6月起各部门开始对下一年的经济做出战略性评估和预测，7月提出部门预算限额，8 月召开政府全体部门会议讨论，9 月各部门提出其再投资基金预算目标，10月各部门提出其预算限额的分解安排意见，决定并公布各部门的再投资基金安排，讨论逐个部门的预算草案，11月各部门确定其最终安排预算草案，12月财政部编制完成总体预算法案，2月中旬财政部将财政预算法案提交国会讨论。预算草案提交国会的同时向社会公布并征询公众意见，议员咨询期法定时间不少于7 天，国会讨论投票预算法案时进行电视直播。经国会议员充分咨询讨论并三读通过后由总统批准签署发布实施。

法案一经发布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变更。如遇特殊情况需追加预算，必须提出新的 1

法案提交国会专门讨论批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还规定，各部门必须力求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确保实际节余控制在预算总额的5% 以内，不得超支，否则将受到相应的约束性预算惩罚。

3．权责统一的部门“一本账”式预算体系。

新加坡政府由15 个部（委）总部、21 个局和66 个法定机构三部分组成。其中，部（委）总部为政策制定者和提供者，局和法定机构则是贯彻政府政策的执行者。预算编制按照由上而下的组织体系进行，财政部按15 个部（委）切块安排支出预算控制总额，各部委根据其所辖各局、法定机构的支出需求，在控制总额内进行合理的分配安排。各部委、局、法定机构的预算草案必须包括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一本账”预算总额，其中资本项目支出还要分项单独列示，所有预算支出项目不得留有缺口。同时预算草案中还应列出部门将达到的工作目标及其与上年目标的比较，以供年终考核执行情况时对照使用。

4．预算硬约束与部门执行自主性的有机结合。

自2000 年起，新加坡开始实行预算限额控制管理办法。由财政部设定各部委5 年（与政府的法定任期一致）的预算支出限额。预算限额与跨越前后6 年的平滑GDP 增长率挂钩，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影响，使预算在丰收年和歉收年之间大致均衡。平滑GDP增长率的计算由中央银行和贸易工业部负责，财政部只作为中立的观察者身份参加。财政部根据平滑后的GDP增长情况和各部委预算比重计算出各部委的5年预算限额，经过双方讨论后“切块”下达至各部委。各部委的5 年支出限制总额一经下达便不得突破，但在各的预算分配安排时可以提前也可以推迟使用。如当年实际超支额在10%以内，可以借用下的预算经费，但必须在未来3年内从总额中扣除偿还，并支付3.2% 的利息；部门也可以将预算指标推迟至下一使用，但最多只能后挪3年，超过为无效。预算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在不突破预算限额的前提下，可以在各项目支出间进行灵活替换，自行调节余缺，实现总体平衡。此外，法定机构还拥有更大的财务支配权，他们通常可以有自己的法定收入，部委内部机构间发生转账支付可以不必事先经财政部同意。限额预算控制方法是新加坡最具特色的创新，它使预算控制的硬约束要求与部门执行的灵活性需要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建立应急预算和支付机制。为应付政府有关部门的紧急支出需要，财政专门设立了或有支出基金预算项目，该项预算包含20 亿元的资本性或有支出和10亿元的经常性支出。该笔或有支出只作为预付款，经总统授权财政部可以用于紧急情况下对各部门的预付款，而不须经国会事先同意。使用预付款的部门，应及时提出追加预算法案，按程序报经国会讨论审批，预算安排一经国会批准后，部门应将预付款返还或有支出基金。此外，各部门的滚存结余拨款也通常被用于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预见项目支出。

5．严格的国库集中收付与核算。

财政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各部门的法定收入直接缴入国库统一核算，支出由预算统一安排。财政建立单一账户体系，各部门机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财政部只为各部委设立名义账户。财政部按部门共设立25 个预算账户，包括15 个部委、8 个国家机关、一个公共部门和一个财政转移支付专用账户。25个预算账户相互独立，一般不得进行转账支付。同一账户内部可以进行项目支出的转账结算。每个账户分为经常性开支（含人员支出、转移支出和其它运转成本）和发展性支出进行拨款和核算。财政部按各部门预算总额实行最高限额拨款控制，全年部门实际支出拨款不得超过其预算总额的95%，相当于预算总额5% 以内的预算结余可以滚存作为下支出指标使用，上年的滚存结余可以足额使用，但3年内使用不完的滚存结余由财政部收回。财政部设立专门核数机构统一负责各部门财务开支的会计核算，并建立部门资产负债表，核算各部门的实际开支，为预算审

计提供依据。

6．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

主要通过预算完成比例、目标完成情况和资本化成本等三个方面指标来考核部门的预算执行绩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自1999 年起实施的资本化成本指标，也称为净经济价值（NEV），相当于私人部门的经济增加值（EVA）。通过核算该部门的资本化成本，以测量其资源利用的效果。为不断提高本部门的净经济价值，各部门必须努力增加收入减少运作成本或降低资本化成本。

各部门年终应提交简明扼要的预算执行结果报告，内容包括：过去一年执行、运作的重点和成果，主要执行指标完成情况。下一年和未来五年的目标，资源管理简况，部门的突出表现和创新总表等。新加坡年内不编报中期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只编报报告。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由审计总署于财政结束后三个月内，向国会提交。审计总署是直接对国会负责的独立国家机关，报告由其内部的公共会计委员会负责审编。

7．稳健的财政盈余增值机制。

或许是由来已久的危机意识的缘故，新加坡无论在有关预算法律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上，都十分注重保护财政盈余，对财政盈余的使用和管理是极为严格的。主要表现在：（1）国家宪法赋予总统作为国家财政的法定保护人的权利，任何动用过去（历年）财政积累盈余都须经总统最后批准。当总统认为某项支出可能对历年财政积累构成威胁时，其有权否决该预算案。这被称为是动用历年财政积累须经国会（政府）和总统批准的“双钥匙”原则。但总统行使上述否决权时必须与总统顾问委员会协商取得一致。（2）宪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还规定，政府不得挪用历年财政积累，每届政府在任期内必须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任期内某如出现预算赤字必须在后续年份中补充平衡。政府最高只允许将财政积累投资已获得的净收益的一半转作当年预算收入。（3）财政积累的“经营收入”即投资收入不能用作预算支出用途。只有税收、法定收费才是当年预算收入来源。（4）新加坡还通过建立“再投资基金”的形式，鼓励各部门（法定机构）用财政盈余认购再投资基金，以增加部门的收入，扩大资产的积累和增值。为保证财政积累的不断增值，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加坡早在1974 年就通过财政投资设立了政府全资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联合公司和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前者作为“新加坡政府的基金管理者”的角色，主要从事股权投资、货币市场工具、不动产等风险较低的投资领域，目前管理超过1000 亿新元的累积盈余。后者是政府作为100%股东的“活跃的商业投资者”，主要投资涉及电信和媒体、基础设施、工程和技术、医药和生物等重要产业领域，目前公司的投资组合价值达1030亿新元。两者为新加坡政府实现财政储备的保值增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对我国财政预算管理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也取得较大进步，但与新加坡相比，无论是财政职能、预算体制和编制程序，还是财政支出范围、支出结构、预算执行和绩效监督等方面，都与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目标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新加坡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经验，对于我国完善公共预算管理、转变财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目的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解决外部性问题，从而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和协调社会公平的作用。我国现有

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包揽过多，支出目标不明确，财政负担过大过重。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决摈弃财政包揽一切的旧观念，尤其要改变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介入微观领域过多的被动局面，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调整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确保将有限的财力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统筹解决城乡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支持民生福利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切实推进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打破垄断，放开投资领域，放宽准入条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准公共产品和公用事业的投资，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2．加强财政预算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在财政法规建设方面，我国现行有关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的法规尽管很多,但总体上看，其系统性不强，国家预算大法与其各层次的实施细则之间仍未形成有机的体系，在财政预算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盲点。为此，应在国家预算法的基本框架下，完善预算法实施条例及其细则，提高预算监督管理法规的操作性。针对我国财政预算管理法规的缺位部分，出台相应的专门法规和制度，建立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法律机制，健全政府财务会计、审计规范，完善会计、审计监督；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在预算管理方面的责、权、利，落实各监督主体对财政支出的监督职责；建立财政预算公众咨询机制，推进财政事务公开，提高财政预算监督管理的透明度。此外，还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机制。

3．继续深化预算体制改革，创新预算管理模式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透明、高效的财政预算管理模式。一是规范预算编制程序,严格预算执行，强化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力，预算草案一经人大会议审议批准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二是实行部门“一本账”预算，将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同时列入部门预算草案，变现行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分散安排为统一安排，实现部门预算执行的责权利相统一，为实行部门全面绩效考核创造条件。三是探索推行部门绩效预算,逐步将部门工作目标和支出项目的绩效(包括社会效益)目标纳入部门预算编制内容,建立绩效考核奖惩机制，实现部门预算执行绩效考核的制度化、规范化。四是尝试编制中期预算,在编制预算的同时,以报告为基年,滚动式编制3-年的中期预算,以增强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4．健全财政储备制度，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充足的财政储备不仅是一国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抵御经济全球化冲击、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后备力量。新加坡在寻求财政积累的壮大和保值增值方面成效显著，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随着我国经济和财政的持续快速增长，建立常规性、法制化的财政储备制度和财政积累增长机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应该先走一步。首先，要及时转变“吃饭财政”的旧观念，树立居安思危和成本效益的意识，反对铺张浪费，坚持审慎理财原则，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其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财政储备制度，为开辟财政盈余投资渠道、增加财政储备提供法律依据。严格区分当年财政收入和历年财政盈余，限制动用财政盈余；鼓励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节约开支、增加盈余、积累资产。再次，探索建立财政储备投资基金，允许用历年财政盈余资金参与风险低、收益稳定的股权、不动产、债券和金融工具等方面的投资，以实现财政储备资金的稳定增值。最后，探索建立财政预算与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相互联系的机制，融通财政与国有资产投资运营的渠道，打破现行“两轨相互隔离”的状态，为财政储备资金的增值开拓新的途径。

第四篇：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民主决策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决策方式变革的启示

李仁杰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政府及其行为的理论，投票机制和集体决策是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能够通过公共选择理论找到解决办法。本文主要通过对当前中国决策方式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对推动中国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提出一些建议意见。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 政府决策 变革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各项指标近年来都呈现增长态势并且在全世界占据有利地位。而和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我国在政治领域中的决策失效问题却显著存在。近年来我国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公共资源浪费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我国在公共决策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国家决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出了很高要求。所以在当前背景下，探究和解决我国决策失效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及长远的战略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以市场为背景，将决策定义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内在动力，通过民主投票和多数决策来实现的集体决策机制。由上述定义我们可知，公共选择理论重点研究的是公共决策的过程与结构。在公共决策方面，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应该充分发挥投票机制的作用，并且进行集体决策。论文从当前中国的决策方式说起，通过对当前中国决策方式中出现的问题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分析，对当前中国决策方式提出改进建议意见，为推动中国决策方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提供一些思路。

一、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简要介绍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最早由布坎南等人于1957年提出，是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渗透”，即将政府都定性为“理性的经济人”，并在市场背景下对政府决策及其行为进行研究。简单地说，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内在动力，通过民主投票和多数决策来实现的集体决策。

二、我国当前的决策方式

我国当前的决策方式可分为决策主体、决策流程和决策机制三大部分。下面笔者将对这三部分进行一个介绍。

1.决策主体

我国目前决策主体大致可划分为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以及政府外决策机构四大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所以党和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重要的决策主体。政府作为我国的行政机关，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进行直接管理，是当前最直接也最常见的决策主体。政府外决策机构主要是政策咨询机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智库”、“智囊团”。政府外决策机构决策是一种充分听取有关领域的专家意见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参考的决策模式。

2.决策流程

中国当前在决策流程上还存在不规范性。从理论和实际上来讲，合理的决策流程应该是：问题察觉→列入政策议程→目标确立→方案拟订→政策论证→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价→政策调整→终结。这说明合理的决策是一个从发现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的长期过程，其间需要不断地监督和调整，不仅仅是制定政策或决定事项的单一行为。

3.决策机制

中国当前在决策主要有如下机制：察觉机制、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专家参与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协调机制。而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上述六大机制虽然在决策中都有体现，但缺位十分严重，在决策中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当前决策方式所存在的问题

下面，论文将针对我国的决策主体、决策流程和决策机制，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发掘我国决策失效的原因。

1.决策主体存在的问题

（1）党政决策职权划分不明，政府决策权受到束缚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对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决策中，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政府是目前最为常见，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决策主体。政府因其规模机构庞大、对国家管理参与广泛等特征，在许多决策中能够高效发挥作用。而我国目前存在的党政决策职权划分不明的问题很可能使得很多政府能够更好地决策的问题被纳入了党内决策范围，使得政府因权力受限而无法履行决策权；另一方面，党政决策权划分不明长期下来会降低党内决策以及政府决策的效率，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潜力尚未发挥，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不够

近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得了不断地完善和进步，对我国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发展贡献日益增大。但在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在选举程序方面，由于对候选人缺乏了解，我们对人大代表的选举就会产生偏差和漏洞，而这也是许多人大代表履职能力较为欠缺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表决耗时较长，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是如此。这无疑就降低了人大决策的效率。所以综合来说，人民代表大会仍然有较大潜力可挖掘。

（3）政府作为最常见的决策主体，在决策中存在诸多问题 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政府由于其自身特点和优势，在决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会对国家造成更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政府在决策中主要有这几点问题：①政府权力受制约小，政府及政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②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督；③公众对政府决策参与不足，决策的民主性有待提高；④决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政府在决策时缺乏倾听民意、了解实情；⑤政府决策过程中寻租现象时有发生；⑥决策的人治化及部门利益化倾向严重；⑦决策问责、追责制度不明晰，导致决策失误得不到应有惩戒；⑧政府决策手段和方法存在不足，决策缺乏程序性和法制性，“拍脑袋”决策时有发生。

（4）政府外决策机构被忽视，其作用远未发挥到位

政府外决策机构主要是政策咨询机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智库”、“智囊团”。政府外决策机构决策是一种充分听取有关领域的专家意见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参考的决策模式。在西方国家，政府外决策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大量的理论、数据以及较为准确的决策效果预判，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当前中国对政府外决策机构的使用较少，政府外决策机构在政府决策中的“智囊团”作用远未发挥。

2.决策流程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长期发展经验来看，合理的决策应遵循 “问题察觉→列入政策议程→目标确立→方案拟订→政策论证→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价→政策调整→终结”的流程。而在我国目前的决策流程中，“问题察觉”与“政策论证”存在着较大缺陷和不足。问题察觉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真实完整地了解了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只有认真倾听了民意民情，国家才能切实解决与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而目前我国在决策时多是采取的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即仅对部分显现出来的问题进行解决，并且和民众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另一方面，我国的决策缺乏科学合理的论证。首先，广大民众及体制外机构不能很好地参与到我国决策的论证中来；其次，我国缺乏一套合理的决策方案论证程序，听证会、专家及相关机构论证等制度都较为缺失。加之一些党政机关中 “一言堂”的存在，更是对决策的科学性造成了不小的危害。

3.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

察觉机制、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专家参与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协调机制被称为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六大机制。通过上文的陈述我们可知，我国的决策存在对问题的察觉不足，和民众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公众、专家及体制外机构参与度不够，缺乏监督和制约等问题。这也直接说明了当前我国的决策机制缺位严重，在决策过程中未能发挥其作用。

四、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决策方式变革的启示

通过上文的陈述，我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大概内容、我国当前的决策方式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下面，我将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知识，对变革我国决策方式提出几点建议。

1.明确党政职权，保证政府享有较大的独立决策权

党政职权的明确划分，有利于党和政府高效的进行决策，有利于避免因职权不明晰造成的权力摩擦。在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就是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及制度的要求，明确划分党和政府各自的决策领域、决策范围和决策权力。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的一项根本指导原则。正确发挥党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是关键，主要指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其政策是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体现，党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党中央的决策体制成为国家决策体系的核心，对政府的决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制约。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又要保持政府权力的独立。从而实现党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政府在我国决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不动摇，保证政府能够享有较大的独立决策权，能够充分发挥其在决策中的关键作用。

2.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高人大决策效率

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高人大决策效率。在人大代表选举方面，由于我国当前采取的是县一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县以上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间接选举的选举方式，就必然会造成选民对候选人的缺乏了解，也必然会造成人大代表对选民的基本利益诉求缺乏了解。所以在人大代表选举方面，可以适当加大对候选人的宣传力度，增加候选人与选民的接触机会，从而使得选民能够选举出真正代表、维护其利益的人大代表，也使得人大代表能够倾听选民的利益诉求，积极发挥人大代表的职能。对人大决策而言，我国可以采取更为简短、高效的会议形式，简化一些程序性的决策环节，从而使提案、表决、决策更为统一高效，提高人大决策的效率。

3.加强对政府决策及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在我国，政府是最常见的决策主体。而当前我国政府的决策和行为缺乏监督，政府的权力过大而缺乏制约，都为决策失误埋下了隐患。在我国，政府监督系统是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组织、利益团体、公共舆论和人民群众等所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的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将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和决策内容依法进行监督和控制，保证公共政策决策的正常进行。当前，我们要用法律来规范公共政策决策的各个环节，以保证公共政策决策监督的权威性；要强化人大的监督和制约权，真正树立人大的监督权威，还要健全由国家特设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如纪检委、监察部门、审计机关和会计系统、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监督，关键是切实保障这些机构独立行使监督权，尽量逐步将它们收归上一级机构垂直领导，从机构、人员和经费等都脱离被监督对象。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监督、利益团体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的作用；要制定可操作的监控制度、程序和实施细则，使监督主体的法定监控权进入可操作层面，落到实处；同时完善监控的手段，其中包括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建立法定的信息中心，增加舆论的透明度等。

4.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必须建立并完善科学的决策机制。只有决策机制建立起来了，公共决策才能根据制度的要求，科学、规范的开展，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决策失误的发生。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要从察觉机制、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专家参与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协调机制这六大机制入手，全面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水平。具体来说，我国首先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收集机制。要加强决策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信息沟通，实现决策者和决策受众群体之间的信息对称。应当综合运用并完善网络、实地走访、信访等机制，全面了解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全面知晓人们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从而解决“决策什么”的问题。第二，要完善公众和专家参与机制。加强公众对决策的参与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加强专家对决策的参与是推进决策科学化的必由之路。要完善听证会、民众表决、民众投票等制度，实行更为公开的投票方法，切实加大公众对决策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的、涉及面广的问题，必须要有民众听证及民众参与决策等环节，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护，使得决策的民主化程度能够得到提高。专家参与方面，主要是要在决策时广泛听取有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发挥专家学者在公共决策中的“智囊团”作用。第三，完善监督和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我国现有的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组织、利益团体、公共舆论和人民群众等所构成的完整的监督系统的监督作用，对公共决策实施有效到位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完善协调机制，协调好决策者、民众、政府外决策机构之间的关系，减少决策中的利益摩擦。

5.完善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与决策问责机制

当前我国决策失误事件层出不穷，决策违规案件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国对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缺位以及对决策失误的问责不足。笔者在上文中讲到了加强对政府决策及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的措施，而在这里要强调的则是要将这种监督运用到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各个环节。合理的决策流程和机制要求我们要全面关注决策的前、中、后各个环节，所以监督也要落实到各个环节当中。要根据对政府决策监督的要求，充分发挥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组织、利益团体、公共舆论和人民群众对决策的各个环节的有效监督。另一方面，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决策失误事件的责任人进行问责和惩处，严厉打击不顾客观事实、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拍脑袋”决策行为。建立起完善的决策问责体制，积极发挥问责对决策者的惩戒作用，促使决策者根据民主、科学决策的客观要求进行决策。

6.培养高素质的决策领导、咨询、信息队伍

公共决策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复杂的综合性的高智力工作，这就决定了公共决策需要高素质的决策人员以及必要的决策咨询、信息队伍，决策人员及决策信息队伍的素质和水平往往是影响决策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当前提高决策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发挥决策咨询、信息队伍的作用是推进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必然选择。我们一方面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确保具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够进入决策领域。这就要求政府要坚持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依靠科学、规范的法定程序，以民主的方式选贤任能；同时要完善考核制度和方法，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健全在职培训和研修制度，促使决策者任职期间不断进步和提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外咨询、信息队伍——即政府外决策机构的“智囊团”作用，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多听取、采纳政府外决策机构的合理化意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7.完善决策相关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寻租腐败行为 由于公共决策涉及面广、涉及利益复杂，就势必会引发私人、社会组织或利益团体的寻租行为。按照克鲁格的观点，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常见的寻租行为主要是私人、社会组织或利益团体利用政府的特许权、政府规定的关税与进出口的配额以及政府采购来牟取私利。社会中存在的官商勾结、倒卖国家财产等现象就是寻租腐败的具体表现。寻租腐败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所以我们要完善决策相关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寻租腐败行为。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加大对公共决策的监督力度，防止在决策环节中出现寻租腐败行为；另一方面，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寻租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还公共决策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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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人们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典型印象，是它们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和高水平社会福利保障，而这些保障主要源于其福利制度。

19世纪下半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一面镇压，一面安抚,实施了一些迷惑群众的社会立法，先后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一般认为俾斯麦的这“ 三部曲” 是欧洲福利制度的最早雏形。1 9 4 2 年, 贝弗里奇教授设计了一个主张建立包括社会各阶层的“ 全民性” 的国民保险制度，成为了当代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

20世纪经历了二战之后，欧洲福利制度开始得到不断建设和完善，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影响。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使广大群众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促进了社会稳定。欧洲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津贴得到显著增长，特别是社会上的“ 弱者” , 如孤寡老人、残疾人等，都得到了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其次,累进税制和各种福利措施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欧洲的免费教育制度使所有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休假制度保障员工充分地休养生息，发展爱好，更好地实现自我，造就更多富于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但福利国家制度本身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良影响。高福利使一些人工作动因被破坏，宁愿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睡大觉而不愿参与劳动市场竞争，工作热情和生产效率普遍下降，甚至有人拿着失业津贴去出国度假。另外，它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失去了责任感，贪图享受过度消费。而这样的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其前提条件的，赋税的不断加重使人民不满与日俱增。沉重的赋税还造成地下经济泛滥和人材外流。比如英国每年就约有一千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流入美国。同时，福利机构庞杂, 制度僵化, 造成巨大浪费。福利开支的惊人膨胀使得财政上入不敷出，选择借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更因老龄化的加剧而更加沉重。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的欧债危机更是让以借贷维持的高福利保障制度这一深层弊病以很极端的方式暴露出来，深陷泥潭的政府即使面对汹涌的抗议浪潮也别无选择。政府想改革也很难：一是选票降，二是遭工人罢工，公会抵制。简单点说，福利制度发挥得好，全民皆大欢喜；发挥得不好，容易养懒汉，罢工不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之间的失衡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在职劳动者收入减少, 社会保障事业的税源就会减少, 整个国家的福利事业将会陷入危机, 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建立大而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已取得骄人的成绩，GDP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但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GDP只有4千多美元，几乎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现象十分突出。经济的增长并不自动意味着人民精神的满足和幸福的感受的提高，后者取决于健全福利制度的建立，所以我们急需更完善的福利制度来调整公平和效率。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借鉴西方福利制度建设的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我们在重视福利权利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福利所隐含的义务；建立预防型而非补救型的福利制度，充分重视各种可能的问题，尤其是人为风险等后现代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弥补风险和收拾残局；建立投资型福利制度，重视人力资本和心理健康的培育，而不仅仅是分配物质利益。总之，在建设福利制度方面，必须进行理性的事前筹划，而不是被动地事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