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篇：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新加坡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为廉洁的几个国家之一，在透明国际组织在2008年公布的世界最廉洁国家中，新加坡排名世界第四，而新加坡在廉政建设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得益于其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本国国情的监督机制。中国与新加坡都是一党执政，且有相似的文化传统，但中国的腐败问题却成为了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一个“肿瘤”。因此我们应借鉴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以消除腐败这一“毒瘤”。

关键词：新加坡 监督机制 中国

一．引言

新加坡实行的是“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而且在其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作“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列世界前茅。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实践,否定了西方鼓吹的“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的执政党不能有效监督自己”的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腐败问题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腐败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并且更加复杂化。在透明国际组织在2008年公布的世界最廉洁国家中，中国仅排名世界第72位。虽然党中央历来也十分重视腐败问题，采取了许多的政策与措施，但是取得的成效不大。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了，而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了腐败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7月 23日召开会议，决定200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这是自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后，中央再次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重点问题来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如何才能根本防治腐败德问题。与我国政党政治特征以及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的新加坡积累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因此,研究和探讨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对我国防治腐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新加坡的监督机制 世纪50 年代,新加坡的贪污腐败现象相当普遍,严重阻碍了新加坡的发展。1959 年李光耀上任之后,决心铲除腐败。40 多年来,新加坡经济繁荣、政治

稳定、社会和谐,创造了“亚洲奇迹”,为全世界所瞩目、称赞和钦佩。新加坡铲除腐败的经验,为世界各国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而新加坡独具特色的监督机制是其能够治理腐败的重要因素。

（一）新加坡建立了一整套完善、严密的监督系统

新加坡完善的监督系统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外在的监督和自身的监督。外在的监督有国会监督、反对党监督、司法监督、民选总统监督等。而人民行动党和政府自身的监督是新加坡政府监督体系中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因素。这种自身监督共分三个层面：一是组织监督,政府各部专设一名地位仅次于部长、高级政务部长、高级政务次长的常任秘书,负责管理和监督本部门的公务员；二是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如财政部的预算署主要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计等情况；三是专职监察机构的监督,主要有贪污调查局和商业事务局。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确立了一系列监督的制度。一是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制度。新加坡有一套严格、繁复的选拔制度,选出了最廉洁最能干和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从而保证队伍的廉洁性。二是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经过考试、考核和审查获得通过并被正式录用的人,必须在出任之前申报个人财产。个人申报后的财产,由贪污调查局审查核实,包括申报是否属实,有无漏报瞒报。如果任职以后财产有变动,应自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和写明变动的原因,改换原财产清单。申报以后,贪污调查局要审查变动是否属实,来源是否正当、合法等,一旦发现疑点,立即组织调查,发现问题,取证后提交法院审理。这项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对公务员不明白的收入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同时为执法部门和干部管理部门及时准确地惩处公务员贪污行为奠定了基础。三是日常考核制度。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个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四是行为跟踪制度。这是由贪污调查局为主,有关部门及广大民众配合执行的一项制度。对于所有的公务员,无论其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查暗访他的日常行为,或收到举报后派人跟踪。

（二）新加坡的监督机关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新加坡以其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反贪污调查局,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反贪污调查局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直属内阁总理领导,是全国防止贪污贿赂的最高权力机关。调查局拥有绝对的权威,对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法定机构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及贪污的官员铁面无私,在遏制腐败方面发挥有力作用。

反贪污调查局在创建初期,曾经先后隶属于四个不同的部,效果都不理想,再加上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没有发挥很大作用。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总理李光耀授予反贪污调查局很大权力,这才真正让反贪局成为新加坡反腐利剑。李光耀意识到,反贪污调查局初创不利的一大原因是缺乏法律支撑。1960 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这为反贪污调查局开展反腐斗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为加强对公务员日常行为的监督，《,反贪污法》赋予了反贪污调查局一项特

别重要的职责,就是参与国家官员的考察工作,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反贪污法》赋予反贪污调查局极大权限,使反贪污调查局在执行公务时不必借助警察或其他国家强力部门的力量，也可以独立地行使监督办案的权力。

三．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比,在形式上,我国监督主体是相当全面的,有党和国家专门机关的监督、领导职责方面的监督、法律监督、群团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但是这些机构并未形成合力,造成监督效能还很低下。

一是在体系结构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没有形成严密有序的监督机构体系,常常形成要么齐抓共管,要么各执一端,要么互相推诿的混乱局面。二是在地位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存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对象的情况。特别是党政监督机构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监督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均由党委和政府管理,形成了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的尴尬局面,使监督常处于“两难”境地。三是在监督手段上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监督机构的监督行为缺乏明晰可靠的法律依据,监督活动夹杂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同时有的监督机构权限不足,监督效果受限。

（二）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我国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借鉴新加坡监督机制成功的经验，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监督机关的独立性与权威性。逐步变“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加强专门监督机关的相对独立性,树立绝对权威性,从而改变目前“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监督不好”的状况。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赋予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监督职能,逐步将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监督机关,其组织关系由中央垂直领导,从法律上规定并充分扩大它们的权限,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第二，是制定监督法规,确保监督效果。制定完善、严密的监督法规,将监督内容和监督事项、监督程序、回避监督的责任处罚、监督部门的监督职责及失职处罚等等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作出强制性规定,提高监督机关的监督权威。加快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依法向社会公布其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现金、存款、证券、不动产、各种投资及其他资产,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是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组织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健全并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切实推进党务公开,规范党务公开的具体内容,建立多种党务公开制度,必须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的制度。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以及国有资产的重组等,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严格按规定程序运作。

第四，是拓宽监督渠道。要拓宽党外监督的渠道,形成防腐倡廉社会化、全民化大格局。即加强人民政协的监督,加强群众的监督,以及加强舆论的监督,不断

扩大社会各阶层对党内各项工作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将党的一切工作置于阳光之下。我国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公务人员实行行为跟踪制等形式对各级公务员进行有效监督。

四．结言

借鉴别国经验固然重要，但要兼顾本国国情。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不断创新监督新机制以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如近期湖南浏阳市首创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和江西赣州市创立的干部离职考察制度都是一种成功的尝试。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借鉴新加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一定能变得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1] 严实：《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2] 刘国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李福清：《廉政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中国政府廉政建设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侯少文：《廉政建设思想宝库》，济南出版社1995年版。

[5] 章育良：《廉政建设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政与反腐败机制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刘亚林：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J]，兰州大学学报，1995，（1）.[7] 吕元礼：新加坡廉政之道的全方位剖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0，（5）.[8] 蔡冬梅：新加坡反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00，（6）.

第二篇：新加坡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预算管理是现代国家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衡量一国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新加坡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预算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经过不断实践和创新，形成了“高效、规范、透明和可持续”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模式。

一、新加坡财政收支总体情况

为维持国家经济运行的低成本和国际竞争力，新加坡实行简单的税收体系，主要税种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产税、车辆税和博彩税等。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主要由经常性财政收入（含税收收入、行政性收费）、投资收益和资本性收入等几个部分组成。2006 年，新加坡财政总收入达455.21 亿新元，占GDP2096.80 亿元的21.7%，其中，经常性收入近300亿新元，占65.9%；投资及利息收入84.88 亿新元，占18.65%；资本性收入70.34 亿新元，占15.45%。新加坡一贯秉承“以收定支、审慎理财”的财政预算原则，国家宪法及有关法律对财政预算的平衡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近十年来，新加坡财政收支预算总体维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由于其预算收入并未包括全部的政府投资收益和资本性收入，因此，该国实际的财政盈余远大于预算盈余。从支出角度看，新加坡财政支出约占GDP的15%-20%。经常性支出平均占总支出的68.54%，资本性支出平均占总支出的31.46%。

二、新加坡公共财政预算的主要特色

1．鲜明公共特征的财政支出结构。

新加坡的财政收入除满足国家机器运转需要外，主要用于国防、教育、卫生、环境、法律等公共事业以及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着重于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2006年为例，财政教育支出达69.67 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2.8%，仅次于国防支出32.9% 居第二位，内政事务支出23.91 亿元，占7.8%，[卫生事业支出为19.31 亿元，占6.3%，交通运输支出17.94 亿新元，占5.9%。从支出结构看，其社会发展和安全外交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两者分别平均占42.26%和38.01%（见表1）。由此可见，新加坡财政支出的公共性质十分明显。

2．高度法制化的预算编制过程。

新加坡的宪法和有关法律对预算编制周期、财政预算案的提出、财政储备的使用、财政部的监督管理权限以及国会、总统的审批权限等一系列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法律，新加坡的财政自当年4 月1 日起至来年3月31日止。每年6月起各部门开始对下一年的经济做出战略性评估和预测，7月提出部门预算限额，8 月召开政府全体部门会议讨论，9 月各部门提出其再投资基金预算目标，10月各部门提出其预算限额的分解安排意见，决定并公布各部门的再投资基金安排，讨论逐个部门的预算草案，11月各部门确定其最终安排预算草案，12月财政部编制完成总体预算法案，2月中旬财政部将财政预算法案提交国会讨论。预算草案提交国会的同时向社会公布并征询公众意见，议员咨询期法定时间不少于7 天，国会讨论投票预算法案时进行电视直播。经国会议员充分咨询讨论并三读通过后由总统批准签署发布实施。

法案一经发布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变更。如遇特殊情况需追加预算，必须提出新的 1

法案提交国会专门讨论批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还规定，各部门必须力求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确保实际节余控制在预算总额的5% 以内，不得超支，否则将受到相应的约束性预算惩罚。

3．权责统一的部门“一本账”式预算体系。

新加坡政府由15 个部（委）总部、21 个局和66 个法定机构三部分组成。其中，部（委）总部为政策制定者和提供者，局和法定机构则是贯彻政府政策的执行者。预算编制按照由上而下的组织体系进行，财政部按15 个部（委）切块安排支出预算控制总额，各部委根据其所辖各局、法定机构的支出需求，在控制总额内进行合理的分配安排。各部委、局、法定机构的预算草案必须包括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一本账”预算总额，其中资本项目支出还要分项单独列示，所有预算支出项目不得留有缺口。同时预算草案中还应列出部门将达到的工作目标及其与上年目标的比较，以供年终考核执行情况时对照使用。

4．预算硬约束与部门执行自主性的有机结合。

自2000 年起，新加坡开始实行预算限额控制管理办法。由财政部设定各部委5 年（与政府的法定任期一致）的预算支出限额。预算限额与跨越前后6 年的平滑GDP 增长率挂钩，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影响，使预算在丰收年和歉收年之间大致均衡。平滑GDP增长率的计算由中央银行和贸易工业部负责，财政部只作为中立的观察者身份参加。财政部根据平滑后的GDP增长情况和各部委预算比重计算出各部委的5年预算限额，经过双方讨论后“切块”下达至各部委。各部委的5 年支出限制总额一经下达便不得突破，但在各的预算分配安排时可以提前也可以推迟使用。如当年实际超支额在10%以内，可以借用下的预算经费，但必须在未来3年内从总额中扣除偿还，并支付3.2% 的利息；部门也可以将预算指标推迟至下一使用，但最多只能后挪3年，超过为无效。预算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在不突破预算限额的前提下，可以在各项目支出间进行灵活替换，自行调节余缺，实现总体平衡。此外，法定机构还拥有更大的财务支配权，他们通常可以有自己的法定收入，部委内部机构间发生转账支付可以不必事先经财政部同意。限额预算控制方法是新加坡最具特色的创新，它使预算控制的硬约束要求与部门执行的灵活性需要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建立应急预算和支付机制。为应付政府有关部门的紧急支出需要，财政专门设立了或有支出基金预算项目，该项预算包含20 亿元的资本性或有支出和10亿元的经常性支出。该笔或有支出只作为预付款，经总统授权财政部可以用于紧急情况下对各部门的预付款，而不须经国会事先同意。使用预付款的部门，应及时提出追加预算法案，按程序报经国会讨论审批，预算安排一经国会批准后，部门应将预付款返还或有支出基金。此外，各部门的滚存结余拨款也通常被用于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预见项目支出。

5．严格的国库集中收付与核算。

财政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各部门的法定收入直接缴入国库统一核算，支出由预算统一安排。财政建立单一账户体系，各部门机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财政部只为各部委设立名义账户。财政部按部门共设立25 个预算账户，包括15 个部委、8 个国家机关、一个公共部门和一个财政转移支付专用账户。25个预算账户相互独立，一般不得进行转账支付。同一账户内部可以进行项目支出的转账结算。每个账户分为经常性开支（含人员支出、转移支出和其它运转成本）和发展性支出进行拨款和核算。财政部按各部门预算总额实行最高限额拨款控制，全年部门实际支出拨款不得超过其预算总额的95%，相当于预算总额5% 以内的预算结余可以滚存作为下支出指标使用，上年的滚存结余可以足额使用，但3年内使用不完的滚存结余由财政部收回。财政部设立专门核数机构统一负责各部门财务开支的会计核算，并建立部门资产负债表，核算各部门的实际开支，为预算审

计提供依据。

6．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

主要通过预算完成比例、目标完成情况和资本化成本等三个方面指标来考核部门的预算执行绩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自1999 年起实施的资本化成本指标，也称为净经济价值（NEV），相当于私人部门的经济增加值（EVA）。通过核算该部门的资本化成本，以测量其资源利用的效果。为不断提高本部门的净经济价值，各部门必须努力增加收入减少运作成本或降低资本化成本。

各部门年终应提交简明扼要的预算执行结果报告，内容包括：过去一年执行、运作的重点和成果，主要执行指标完成情况。下一年和未来五年的目标，资源管理简况，部门的突出表现和创新总表等。新加坡年内不编报中期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只编报报告。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由审计总署于财政结束后三个月内，向国会提交。审计总署是直接对国会负责的独立国家机关，报告由其内部的公共会计委员会负责审编。

7．稳健的财政盈余增值机制。

或许是由来已久的危机意识的缘故，新加坡无论在有关预算法律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上，都十分注重保护财政盈余，对财政盈余的使用和管理是极为严格的。主要表现在：（1）国家宪法赋予总统作为国家财政的法定保护人的权利，任何动用过去（历年）财政积累盈余都须经总统最后批准。当总统认为某项支出可能对历年财政积累构成威胁时，其有权否决该预算案。这被称为是动用历年财政积累须经国会（政府）和总统批准的“双钥匙”原则。但总统行使上述否决权时必须与总统顾问委员会协商取得一致。（2）宪法及其它有关法律还规定，政府不得挪用历年财政积累，每届政府在任期内必须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任期内某如出现预算赤字必须在后续年份中补充平衡。政府最高只允许将财政积累投资已获得的净收益的一半转作当年预算收入。（3）财政积累的“经营收入”即投资收入不能用作预算支出用途。只有税收、法定收费才是当年预算收入来源。（4）新加坡还通过建立“再投资基金”的形式，鼓励各部门（法定机构）用财政盈余认购再投资基金，以增加部门的收入，扩大资产的积累和增值。为保证财政积累的不断增值，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加坡早在1974 年就通过财政投资设立了政府全资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联合公司和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前者作为“新加坡政府的基金管理者”的角色，主要从事股权投资、货币市场工具、不动产等风险较低的投资领域，目前管理超过1000 亿新元的累积盈余。后者是政府作为100%股东的“活跃的商业投资者”，主要投资涉及电信和媒体、基础设施、工程和技术、医药和生物等重要产业领域，目前公司的投资组合价值达1030亿新元。两者为新加坡政府实现财政储备的保值增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对我国财政预算管理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也取得较大进步，但与新加坡相比，无论是财政职能、预算体制和编制程序，还是财政支出范围、支出结构、预算执行和绩效监督等方面，都与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目标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新加坡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经验，对于我国完善公共预算管理、转变财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目的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解决外部性问题，从而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和协调社会公平的作用。我国现有

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包揽过多，支出目标不明确，财政负担过大过重。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坚决摈弃财政包揽一切的旧观念，尤其要改变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介入微观领域过多的被动局面，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调整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确保将有限的财力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统筹解决城乡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支持民生福利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切实推进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打破垄断，放开投资领域，放宽准入条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准公共产品和公用事业的投资，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2．加强财政预算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在财政法规建设方面，我国现行有关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的法规尽管很多,但总体上看，其系统性不强，国家预算大法与其各层次的实施细则之间仍未形成有机的体系，在财政预算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盲点。为此，应在国家预算法的基本框架下，完善预算法实施条例及其细则，提高预算监督管理法规的操作性。针对我国财政预算管理法规的缺位部分，出台相应的专门法规和制度，建立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法律机制，健全政府财务会计、审计规范，完善会计、审计监督；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在预算管理方面的责、权、利，落实各监督主体对财政支出的监督职责；建立财政预算公众咨询机制，推进财政事务公开，提高财政预算监督管理的透明度。此外，还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机制。

3．继续深化预算体制改革，创新预算管理模式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透明、高效的财政预算管理模式。一是规范预算编制程序,严格预算执行，强化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力，预算草案一经人大会议审议批准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二是实行部门“一本账”预算，将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同时列入部门预算草案，变现行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分散安排为统一安排，实现部门预算执行的责权利相统一，为实行部门全面绩效考核创造条件。三是探索推行部门绩效预算,逐步将部门工作目标和支出项目的绩效(包括社会效益)目标纳入部门预算编制内容,建立绩效考核奖惩机制，实现部门预算执行绩效考核的制度化、规范化。四是尝试编制中期预算,在编制预算的同时,以报告为基年,滚动式编制3-年的中期预算,以增强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4．健全财政储备制度，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充足的财政储备不仅是一国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抵御经济全球化冲击、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后备力量。新加坡在寻求财政积累的壮大和保值增值方面成效显著，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随着我国经济和财政的持续快速增长，建立常规性、法制化的财政储备制度和财政积累增长机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应该先走一步。首先，要及时转变“吃饭财政”的旧观念，树立居安思危和成本效益的意识，反对铺张浪费，坚持审慎理财原则，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其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财政储备制度，为开辟财政盈余投资渠道、增加财政储备提供法律依据。严格区分当年财政收入和历年财政盈余，限制动用财政盈余；鼓励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节约开支、增加盈余、积累资产。再次，探索建立财政储备投资基金，允许用历年财政盈余资金参与风险低、收益稳定的股权、不动产、债券和金融工具等方面的投资，以实现财政储备资金的稳定增值。最后，探索建立财政预算与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相互联系的机制，融通财政与国有资产投资运营的渠道，打破现行“两轨相互隔离”的状态，为财政储备资金的增值开拓新的途径。

第三篇：论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及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论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及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摘要 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在兼容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不论是新加坡精神的形成，还是大力推行德育，这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关键词 新加坡；道德教育；精神文明建设

新加坡与中国相比，也经历了从独立到崛起的过程。作为早期的移民国家，其思想传统的形成来自早期移民将本国的文化传统带入并相互交融。其国民中有7成左右是华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样作为亚洲国家，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十分成功，其道德教育兼收古今中外的精华思想，同时坚持东方文化价值，形成了“新加坡精神”，在其国内具有十分有力的号召力。这对我们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 新加坡德育开展的背景

新加坡在独立之前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存在的，一度还曾为日本所占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是新加坡居民的三大民族，这三大种族之间在历史、文化、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宗教信仰等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并且这些移民对其来源国有着密切的情感联系以及认同意识。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人民行动党执政，将发展重点放在经济上以改变落后局面。1965年建国后更是专心致志于现代化建设，当时的新加坡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蜂拥而入，人们竞相追逐、仿效。学校的伦理教育已不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政府虽有所意识，但没有应变措施。原有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岌岌可危，个人主义流行一时，新加坡面临全盘西化的危险。[1]（P105）

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新加坡居民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在物质水平上升的同时，来自西方文化的糟粕，如吸毒、性自由、色情犯罪等也日渐突出，逐渐严重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加坡政府意识到，腐朽、堕落的思想会对整个新加坡国民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冲击，甚至会使所有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这个背景下，新加坡的道德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渐渐形成当今这种吸收来自各种文化的精华，同时又保留自己独特成果的德育特色。

二． 新加坡道德教育的内容及特色

新加坡在独立之后，一直十分重视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

（一）、新加坡道德教育发展阶段及内容

新加坡独立之后，对公民的道德教育便落在培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上面。这个阶段中，有一点十分值得重视的便是重视培养学生对国家的义务意识，这点与我国现行的政治教育不谋而合。例如在初高中的政治教材在税收这个内容上，便十分注重强调“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对于学生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守法意识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974年，新加坡政府对公民课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了研究，推行集公民意识、历史、地理于一体的“生活教育”课程，在这三科的内在联系中，使用母语进行教学，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发展其爱国思想十分有益。1979年，新加坡政府委派文化部长王鼎昌为首，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全面调查、研究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于1979年5月提交了《道德教育报告书》。以该报告书为引导，新加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公民教育进行全面反思和探讨。在这个报告书的指导下，新加坡经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公民教育的反思，重新制订了公民教育计划。其内容包括：

1)所有学校的所有班级都开设正式的公民教育科目，并成为师资训练的必修科；

2)公民教育的内容结合个性与共性教育；

3)公民教育不只在学校进行，还要求与家庭、社会有机结合，并在全社会开展各种运动，使公民教育成为全社会都关心并参与的大事；

4)教学方法除课堂讲授外，还采用讨论、讲故事、参观、视听教材和社会义务活动等方法来进行。

根据《道德教育报告书》的建议，新加坡教育部先后成立了两个小学公民教育教材组，编写赵主活与成长》、《好公民》教材，由各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选用其中一套。在中学，公民教育厂分低年级和高年级两个阶段。低年级中

一、中二开设《生活与成长》和《公民时事》，也由各校任选其一。[2]

20世纪80年代初，以石油提炼、电子电器、船舶修造为主题的新型工业发展起来，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航运中心、炼油中心、以及亚洲的金融中心。在新加坡工业发展势头强劲的同时，西方的“西化”触角逐渐深入，再加上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这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个背景下，新加坡开展了大规模的公民道德教育改革活动，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1、发表《道德教育报告书》。该报告找出了公民道德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2、全面反思道德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公民道德教育进行综合性的反思，得出许多宝贵经验。

3、实施全面的公民道德教育。经过反思之后，再次提出实行公民伦理道德训练。

4、开设“儒家伦理”课程。

5、提出“共同价值观”，其核心内容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3](P448)

（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特色

第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超过七成的居民都是华人，深受儒家思想及传统的影响。在这种居民构成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儒家思想的号召力和向心力便是新加坡道德教育的中心。

在共同价值观中，充分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忠孝、礼义、仁爱、廉耻思想，其内容无不在教育公民“安身立命”，追求社会和谐，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对儒家思想有了新的表述。在坚守儒家思想精华的同时，基于本国特色，又跟随时代发展，新加坡的道德教育走出了一条不同的东方道路。第二、以严明立法与公民教育双管齐下为保证

在公民教育高度重视对公民意识的培养的同时，新加坡还采用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其法律的严格程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相比。李光耀有在其自传中提到了一种理论，他说新加坡人文化低，需要严格训练，就像宠物，必须严格训练，训练好了，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拉屎撒尿了，那时候就不必用严峻的法律去规范它了。严峻的法律在道德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十分有用的，毕竟法律作为最低的道德，只有得到充分的遵循和实现，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强有力的法律后盾的保障下，新加坡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很好的净化，公民素质也有了极大地提高。

新加坡素以法律法规严格而闻名全球。在新加坡，打劫、盗窃被捉，至少要

坐牢3年，打鞭5下。鞭刑，是目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使用的一种酷刑，判鞭刑最高的多到25鞭。新加坡鞭刑使用的是皮鞭，打鞭要求一鞭下去，皮肉皆开，疼痛难忍。打完一鞭后，医生便进行检查，一旦发现受刑者不能承受下一次鞭打了，便停下来，过3个月再继续打。而且，打鞭时，各家报纸的记者去拍照，第二天登在报纸上，传遍全国。

中国有句俗语，“乱世重典”。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各种制度体制问题丛生，各种矛盾相互冲击，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律法惩治等级，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第三、立体化的教育网络的形成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包含多种途径。在学校范围内开展的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作为主渠道，一只是新加坡中小学的必修课。除了专门的课堂教学之外，还将道德教育寓于各科教学之中，使得学生不仅在课堂时间内受到德育的熏陶，更在充分发挥各科“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之下，将中小学生道德教育成效提上了一个台阶。这是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富有成效的重要原因。[4]

在课堂之外，新加坡中小学还普遍开展了多项辅导活动，榜样、阐释、规劝、环境、体验等，特别是社区活动。新加坡的社区服务活动十分规范，1990年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了一项学生社区服务计划，旨在从小培育学生的服务精神，以便养成更好的集体意识。这样，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影响下，这三种教育资源各取所长，相得益彰，使得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正面经验和积极的体验，有效的将所学应用于所用，真正的实现了知行的合一。

三． 新加坡的德育成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公民道德教育网络的构建

新加坡在以学校为中小学生道德教育主阵地的基础上，又综合了来自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合力，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群众性运动，如文明礼貌月、尊老敬贤活动、升旗仪式、植树活动等，使得学生能在一个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的环境内习得道德实践和道德经验，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加坡市民多应该具备的各种美德。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借鉴新加坡的这方面经验。在现阶段，中小学生每周都有升旗仪式，在不同的节假日老师还会要求学生参加集体活动，班会、家长会，在活动后上交心得体会等。但是在多位一体合力作用方面仍有些欠缺，学校的道德教育重点与家庭、社会的教育和宣传总是有一定的不同时性，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某些学校周边环境混乱，网吧、游戏

厅、台球厅等屡禁不止，这不仅扰乱了学生健康正常的学习成长环境，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危害学生的身体健康。校园暴力现象屡屡发生，该反思的，不仅仅是学校一方，更有我们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有整个社会。

（二）、对于教育主体的尊重，注重学生的个人生活体验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中提出“八荣八耻”，目的在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荣辱意识，形成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991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念”，其核心内容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两种价值观教育都十分重视个人对的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意识，重视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但是与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荣辱观教育缺乏的是对个体的重视和发展。每个公民，不论其年龄大小，只有先成人，才能论其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对教育主体的尊重，不仅包括教学过程中教育双向过程的把握，更包括整个社会对于个人贡献的承认与重视。例如，中国越发重视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核心技术专利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之下，必定会鼓励更多的人们发挥其聪明才智，为整个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

新加坡是世界上法律极为严格的国家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每个人都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道德操守，在街道上没有人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珠宝店和银行关门时仅仅采用玻璃门便足够，这也使得新加坡获得了“花园城市”的美誉，成了世界上很多国民向往的居住圣地和旅游天堂。

目前，新加坡现行法律有400多种，法律调整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政府权力，商业往来，一直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全部囊括。一旦发现无法可依或者需要修改的，立刻交由国会处理。2008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分类目录”（以下简称“白皮书目录”）统计，截止到当时我国共有229部有效法律（含《宪法》）。与新加坡相比，我国法律数量不仅少，而且修改和制定的效率也相对低。在百度中键入

“遭遇法律空白”后，约有202,000条记录；在谷歌中键入同样的字符，找到543,000条记录。例如有关青少年校园暴力的保护、新婚姻法、新兴项目团购等方面，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和规定，使得公民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相关侵权行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惩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缺乏对违反德育要求行为的惩处，导致现今道德现象混乱，榜样效应失衡，道德规则失范，再加上西方腐化堕落思想的侵蚀，造成现今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不高，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的结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单靠法律本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和体制问题息息相关，也许只有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缓解。我们的德育水平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 王学风.新加坡中小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2(8)

[3] 苏振芳.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 王勇.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J].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报.2007(2)

第四篇：新加坡的实例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新加坡的实例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黄静

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新加坡以其卓越的经济成就、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为世人称道。新加坡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发展模式之内核、文化软实力之精髓的核心价值观作用的出色发挥。

一、新加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借鉴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是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确立的。一是长期殖民统治。从182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到1959年实现自治，100多年的殖民统治给人民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难以泯灭的伤害。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长期影响下，民众缺乏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意识淡漠，价值观念混乱。二是复杂社会结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是三大主要种族，此外还有欧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泰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等少数种族。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三是社会加速转型。在核心价值观提出前的20世纪80年代，是新加坡经济虽有波动起伏但仍顺利实现人均GDP 6 000-10 000美元跨越的黄金发展期。与此同时，社会步入迅速变革时期，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利

益格局分化明显，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价值冲突普遍化。四是西方价值观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交流和开放的深入，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日甚，新加坡社会风气大变，道德水准下降，价值观念急剧变迁。

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经过反复讨论后，经国会批准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核心价值观即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核心价值观突出反映了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各阶层思想，整合不同种族、语言、宗教信仰民众的价值诉求所做出的努力。

二、新加坡实例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虽然存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诸多层面的差异，但在社会价值观领域，当代中国社会与上世纪70、80年代的新加坡面临相似境遇。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整合多元价值、达成社会共识，已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面对社会内部不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我国必须建构起符合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利益的核心价值观。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基础上的，这一制度和原则要求人们要树立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并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多样价值观的存在，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核心价值观引导上的乏力。在多样化价值观面前，人们出现价值观上的混乱是难免的，再像过去那样强迫人们遵守一种统一的价值观的做法也早已行不通。核心价值观的创新也不是一定要在否定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去进行；相反它可以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社会伦理学家罗尔斯反复强调的，普遍的社会正义观念不可能建立在任何特殊的文化价值理想的基础上，恰恰相反，必须基于社会公共理想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全体对话”，以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可以为所有信奉不同宗教和道德观念、承诺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所共同认可和践行的普遍正义观念。因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是统摄性。要成为核心价值观，就要能够把它之外的各种不同价值观凝聚在自己周围，并对它们加以正确地协调、整合和引导。

2、是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3、是具有理想性。

4、是要反映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

当今中国，惟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价值观，坚持一元引领与多元并存的辩证关系，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把握主动权，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

响，尊重差异又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号召力，促进改革和发展；也以此来迎接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五篇：3 对我国的启示

对我国的启示

3.1 我国应加强和完善对转让定价税制的立法 我国的立法层级较低，内容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对此，应借鉴国际上在转让定价税制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坚持运用正常交易原则，强调“实质重于形式”，明确关联关系的认定标准、完善调整方法、明确纳税人的报告举证义务、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等。来制定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转让定价法规。

3.2 应明确关联企业的认定标准 目前，国际上对关联企业的认定通常有两种标准：一是控股比例；二是企业间实际控制程度。按照转让定价税制的发展趋势，我国应明确规定关联企业的认定以控股比例和实际控制程度为主要标准，兼顾避税地的特殊处理法，特别要注意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对关联关系进行判断。只要企业之间是为了某一共同的利益而违背了正常交易原则，不论是否构成关联关系，税务机关均有权对其收入和费用进行适当的调整。

3.3 应引入总利润原则，完善对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

3.3.1 坚持正常交易的原则，引入总利润原则 因为我国外资企业多，内部交易很频繁，如果按正常交易原则对各笔交易的价格去逐项审核，工作量会很大，加之如何界定关联企业亦并非易事。因此，建议在我国转让定价税制的立法中，除了规定要坚持正常交易原则，还应引入总利润原则。具体做法是：对无关联的企业，或与关联企业来往较少的企业，一般按正常交易原则；对与关联企业内部交易频繁，且难以认定这些交易是否合理的企业，则应采用总利润原则，责成企业提供关联各方的有关资料，并按一定的分配方法将总利润分配给有关各方，然后据以征税。

3.3.2 完善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 取消调整方法使用顺序的规定，参照先进国家的做法，对各种方法要详细解释说明其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以及优缺点等，提高调整方法的可操作性。并允许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适用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但对选定的方法必须详细列出理由，以说明所作选择符合正常交易原则中的最优法则。此外，还可以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和衡量标准，这样可以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是否存在转让定价行为进行比较公正、客观、合理、正确的判断，以使转让定价的调整趋于更加合理。

3.4 应明确纳税人的报告和举证责任，加重处罚 税务机关在对有转让定价行为的企业实施税务调整过程中，规定纳税人负有举证责任和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对税务机关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案，除非纳税人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有效的证据材料，否则严格按已定的税务调整方案执行。税务机关要制定专门的转让定价处罚规则，对不合理的转让定价行为给以严厉的处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不合理的转让定价行为发生。

3.5 应逐步稳妥地推行和完善预约定价制 我国的APA与先进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要提高我国APA的立法层次，完善相关法规，扩大其使用范围；提高征管人员的素质和征管水平，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提高我国APA规定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税务机关执法的严谨性；还要加强对纳税人商业信息的保护；加快双(多)预约定价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制定相互协商管理办法，以配合我国双(多)边预约定价的发展。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加强国内各部门的配合和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以便于信息的交换。

参考文献：

[1]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朱清.国际税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杨斌.国际税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胡永坚.国际转让定价及其规制探讨[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5]杨冬梅.转让定价税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6]鲁德华，张文春.转让定价税制的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7]杨洪.论日本的转让定价税制[J].法制与社会.2007(6).[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