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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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作者：刘建春 郝晓宁 薄涛等
来源：《中国全科医学·学术版B》2013年第08期
[摘要]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绩效管理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体系。本文对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体系的背景、沿革和核心要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对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绩效管理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第二篇：英国工业革命对我国的启示
1、如果说大西洋贸易引发欧洲工业革命，那么现在太平洋贸易将催生中国和印度的工业革命。都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当年法国和英国的故事将在中国和印度重演。虽然印度工业化起步比中国晚，但是印度凭借比较良好的银行制度和司法制度，尤其是因为没有计划生育而有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近年还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调整人口政策已经成了中国的当务之急。
2、在圈地运动早期，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超出城市的吸收能力，出现大量无业流浪人员，威胁城市治安，英国政府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但是正是因为有大量的自由人口，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最稀缺的资源。中国凭借全国的劳动力使得沿海完成工业化，但是今后内地工业化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劳动力？1980年开始独生政策，2003年出现民工荒(还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推迟了民工荒出现时间)，这难道是偶然？
3、英国圈地运动从土地上赶走的现有劳动力并不多，最主要是阻止了新增劳动力依附土地，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自由劳动力主要是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从 18世纪中叶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口增长三倍，有大量的劳动力补充)。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依赖农村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富余的中老年劳动力。工业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要是靠中老年劳动力的话，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切断，断了他们的生活后路，这些人进城工作时间短，然后就面临养老、医疗等问题，谈不上积累。现在中国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还有富余劳动力，以为劳动力能够满足中国工业化进程，但是现在农村年轻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新增加的劳动力又不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要是这个民工荒靠中老年劳动力补充的话，让他们脱离土地，对中国今后社保是一个巨大隐患。人口结构问题使得中国工业化要么滞后，要是走一条依赖中老年劳动力的畸形而充满风险的道路。
4、自主创新是英国工业化的关键。英国人口爆炸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科技和制度创新，并且大多是民间性质，大多是年轻人所为。欧洲工业化的时候，英国人口虽然没有法国多，但是自由劳动力却比法国多，创新人员比法国多。中国现在虽然人口13亿，比美国3亿人要多，但是中国大多是农民，这些人几乎与创新无缘，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是低技术层次(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普通工人就足以单独创新，但是现在面临的是第四、五次产业革命，对创新人员素质的要求大为提高)，真正有条件进行高技术创新的人员远远比美国要少。中国需要做的是，提高全民素质，稳健地调整产业结构(要是产业结构不改变，光是靠大学扩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不可能有机会创新了)，使更多的人进入能够创新的阶层。要给民间创新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鼓励企业创新。
5、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全球市场还刚刚起步，航海贸易开辟了广大的全球市场，英国当时利用的是境外自然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当时对英国来说决定经济的是生产供给而不是本国消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资水平增长不快，只是处于李嘉图所说的生存工资水平上，当时英国的投资者主要来自本国，这种低工资模式有利于生产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本国的积累。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消费市场是关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要适当提高工资水平，提高本国的消费水平，充分利用本国的市场。由于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增加，日本和东南亚的工业化过程中，工资收入增加都比较快。英国工业化虽然以低工资著称，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增长三倍，英国的人均收入仍然翻了一番多。而中国工业化开始已经20多了，在人口增加非常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却比英国当年还要慢，甚至还达不到生存工资水平，这是很不合理的。中国现在是利用本国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要是仍然采纳低工资模式，劳动力工资太低，加上对养老的恐惧而增加积蓄，将导致本国消费的微缩，而生产的过剩必然导致产品的廉价外销(等于是消费本国资源，进口国际污染)。国内消费萎缩，将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并且由于中国现在资本来源于全球，劳动力收入低于资本收入，意味着经济利润大量流往境外。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能够改善消费结构，一方面由于缓解养老的恐惧而增加消费信心。
第三篇：英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英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函授学习了《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一门课程，老师布置了任选一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的启示作为作业来完成。一直向往的英国教育模式成为了我的研究对象。于是查找了相关的许多资料，发现英国的基础教育对我国的教育改革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课程改革是全社会参与的运动
1995年，英国开始实施《提高中小学水平计划》；1996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基础教育白皮书《学会竞争：14—19岁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训》，要求所有的初中都能向学生提供“普通职业教育课程”五年级的第一级；1997年5月2日，英国政府开始了面向21世纪的新一轮课程改革。经过两年的努力，1999年7月，新的课程改革方案出台，从2000年9月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的新课程内容包括：开设12门核心课程；提出学校课程的价值和目的；构建了国家课程、宗教教育以及其他全国性的教育框架；实现四项课程目标；提出六项基本技能。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于1999年正式启动，2001年7月教育部就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到2010年，将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教育系统认同度高，参与面广，改革步伐大。但在全社会还未形成支持课改、参与课改的氛围。特别是众多的家长和部分非教育系统的各级组织对这次课改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不少人既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也没有参与的渠道。
二、课程改革中更关注教师的成长历程
（一）教师教育模式的多元化
英国主要存在两种教师教育模式：时间顺序模式和同时发生模式。时间顺序模式是学生入学后，先接受普通教育，获得某一特定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学位，在学习结束后或即将结束时，再接受职前专业训练，以保证他们能胜任教学，而这一阶段仍然要学习一些普通教育类课程。同时发生模式是学生一入学就把某一或多个学科的普通教育与以理论和实践为主导的专业教师训练结合起来，使学生一毕业就能胜任教学。
如果以英国提出的教师教育模式做比照，我国教师教育的传统模式应该是同时发生模式。在我国的传统模式中，在公共课课时不能减少的情况下，要突出师范生的职业特点，如增加普通话和“三笔字”技能课时，只好压缩专业课，加之教学实习又很短，造成培养的师范生专业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我国应该在保持传统培养模式的前提下，探索使用时间顺序模式或对传统培养模式进行改造，形成一种综合性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必须坚持以加强专业技能培养和提高教学实习效果为重点。
（二）使见习期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对新教师上岗有明确的规定，见习期一年。为保证教师质量，应对师范生进入实习期前进行二次选拔。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师范生供大于求，已经开始了二次选拔。但是对教师严重短缺的农村学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优秀师范生通过选拔留到了大城市，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财力有限，即使是二流、三流的师范生，农村学校也不敢要。针对新教师上岗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新教师上岗的统一标准和见习期教师培养计划、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及评价和考核机制，明确辅导员的职责，而且还应对担任辅导员任务的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
（三）严格师范生的入口关
所谓的“严格”并不完全指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把优秀学生选出来，而是指要严格按照学校的需要制定培养计划，培养合格教师。目前，我国师范生毕业后的走向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导向。师范院校只负责出产品，至于产品的去向就不管了。也就是说，师范院校与学校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没有任何联系，师范院校根本不了解学校最近的教学事件，师范生在大学以偏重于学术的理论学习为主，对专业技能的学习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而且师范生只有到最后一学期的教学实习期间才能有机会到学校去几次。师范院校的招生计划是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的，而上级主管部门又是从基层教育部门上报的需求计划中决定的，当然，基层教育部门的需求计划来自学校。从理论上讲，这些需求计划也反映了学校的需求，但是明显滞后于学校的需求。英国国家不断加强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合作培养，但我国不可能实现。在现实条件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加强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联系，如召开培养目标、内容研讨会等，让中小学校长和师范院校的负责人直接见面洽谈，以保证培养计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四）重新认识和加强校本培训
我国经常谈论的校本培训实际是指在职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一种方式，而欧洲国家所指的校本培训还包括职前培养，即学历教育阶段。这种教师培养方式增加了师范生联系教学实际的机会，他们的见习期可以缩短或取消，加快了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但是操作起来较难。然而，我们可以组织安排部分在校师范生到中小学实习，和一线教师座谈、听课甚至讲课等。每学期2-3次，这些学生返校后，给全班同学传授他们的体验。
（五）统一规划每个教师专业成长的历程
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是分阶段的连续体。一体化的教师教育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要保证每个师范生从进入师范院校到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教师这一漫长的时间内，专业成长的前后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教师是在动态环境下成长的。然而，有一点可以做到，给每个在校的师范生建立专业成长袋，成长袋里记录学生专业成长变化的关键过程、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等，成长袋和人事档案一起随学生到终身。见习期间师范生的培养计划以原有的成长记录为基础制定，之后的在职培训也是如此，这样就基本保证教师职前职后培训的一致性。
三、重视儿童的学习过程，促进其全面发展
尽管英国20世纪60一70年代的“开放教育”使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我们还是能从中借鉴一些先进经验。例如，根据儿童的活动和经验组织课程，以小组活动或个别活动代替传统的班级教学。我们的课程改革应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在新的课程改革中就可以在儿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儿童的经验和兴趣组织活动课程：教师采用灵活的时间表；教室设计成各种不同的活动室；让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组成一个个非正规的小组在各自的活动室里活动„„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及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兴趣，鼓励儿童逐步地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情感，启发儿童的想像力和同情心。
开设活动课程，重点是要开阔儿童的眼界，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儿童在课堂上如何学，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根据教学大纲，顺应儿童爱动、容易转移兴趣的特点，随时随地由教师选择教学方法。英国中小学课程演进的整个历程显示，它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从注重基础课程到注重儿童发展，再到注重基础课程的循环过程。当然，这种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1988年改革后所确立的基础课程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础课程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在注重基础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并未抹杀英国注重儿童个性发展的传统，而是试图在儿童的经验活动与基本学科素养方面谋求相对的平衡。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然也应以学生发展为本，但以学生发展为本决不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发展离不开学科体系的教学，同时，学生发展既是根据社会需要又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需求服务。
英国新的国家课程将目标确定为传递国家政治形态的核心价值，而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尊重个人的价值。改革方案中明确指出，学校教育应该反映有利于达成促进机会均等、身心健康、公正民主、民主法制和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的课程价值取向，并肯定了对真理、正义、诚实、信任、责任感等美德的继承和发扬。可见，新国家课程的目标主要是帮助学生逐步成长为“自由民主”大国家公民，使受教育者具备摆脱贫困、毒品、恐怖、被忽视、受支配等诸种束缚的能力，而能自由地选择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2000年英国新实施的国家课程不仅调整了课程结构，还提出提高“学力”的基本方针。英国新课程从提高学生基本学力出发，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本国语和数学的指导。为全面提高学生的信息和交流技术能力，在新的国家课程中，英政府将以前的“信息技术”改为“信息和交流技术”(简称ICT)。开设这门学科的目的是为学生有能力参与快速变化的世界生活作准备，学会发现、探究、分析、交换、提供信息，创造性和独立性地学习。为使信息和交流技术的教育落到实处，英政府还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提出“人人上网，校校上网”的口号。信息和交流技术的提高，对学生的交流、探究等技能的发展，基础教育面貌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高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从英国的传统来看，人文科学历来是最受重视的学科，而自然科学则往往在一定范围内被视为“二类”学科而得不到重视。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国也开始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强调自然科学课程应反映最新成就和新的研究方法等，因此，大大加强了课程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课程目标既要坚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两基），同时又要培养未来公民所需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如理想与道德观念，诚信与法制观念，民主与合作意识，使命与责任意识等。课程改革要兼顾课程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综合和分科。当今教育投入的大幅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在学校中的广泛应用，给课程个性化和教学过程的因材施教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课程多样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国在课程设置方面曾出现过偏重人文科学或偏重自然科学、注重学科性课程忽略综合社会实践、重视显性课程忽视隐性课程的现象，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社会适应性都受到了影响，为此，我国这次课程改革也提出重建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提倡综合活动课，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视儿童的学习过程，促进其全面发展。
科目：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
层次：专业：年级：班级：姓名：学号： 本科函授 小学教育
2005级 小教本科班
王冬萍
90520013
第四篇：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内容提要」在欧洲有着悠久历史并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美好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从高福利开始逐步造成了各国家的高税收，继而导致生产的高成本、社会的高失业率和国家竞争力的减弱，如何在不过于影响人民现有福利水平前提下走出这个怪圈，已经成为欧盟与各成员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与创新的一项主要议程。欧盟福利国家的经验启示是：我国社会公共服务要量力而行，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
「摘 要 题」政策分析
「关 键 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管理/欧盟改革
“公共服务”是由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倡导的一项新的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个崭新概念和目标的明确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要根据世界大家庭的管理经验来调整自己的工作价值坐标系统，表明我国要在更加清晰的理念指导下，全面系统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很多，而社会保障服务与义务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供应和公用事业服务一样在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社会保障在我国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在欧洲多数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中，社会保障的丰满体系基本完整反映了英国贝弗里奇勋爵在1942年提出的主张，其特点是广覆盖、全方位、统一提供，权利与义务对等，其范围包括了儿童补助、抚养补贴、生育补贴、寡妇补贴、伤残补贴、失业救济、就业培训补贴、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养老金、丧葬补助、医疗和康复服务等几乎与人生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有内容。欧洲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其社会保障服务的历史长，经验多，影响大。考察、分析和总结欧盟成员国在社会保障发展中的利弊得失，对于我国正处于规范和初建中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中的问题
欧盟15国（注：这里指2004年5月之前的欧盟，之后的欧盟是25个国家，新加入的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一共10个新成员。）再加上挪威，都是欧洲福利制度的典型代表。这些以市场经济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鼓励自由竞争，又兼顾社会公平，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过于奢侈的社会保障服务在长期的运行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并成为一个不良的怪圈，即从高福利的起点开始，依次导致了高税收、生产的高成本、企业低竞争力、失业增加、税收来源减少、政府赤字增长和GDP降低，这样就在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和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矛盾。
1.社会高福利。这一方面的事实在欧盟成员国到处都是。根据欧盟的统计数字，1998年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的四个国家和爱尔兰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都在28％左右，其总体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2001年，欧盟15个成员国约3.8亿人口的平均社会保障支出达到6405欧元（相当于64000人民币）。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经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这三项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2.政府高税收。2002年5月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关于世界30个国家税收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承担着全球最为沉重的税赋，而且自2000年来连续3年居世界各国之首，税赋压力指数为181.2点，比利时以164.2位居第二，以下依次为中国（154.5）、瑞典（149.3）和意大利（147.5），德国和美国分列第15和16位，英国居第18位。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才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经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一倍。税赋指数是根据最高个人所得税、公司税、财产税、增值税和职工、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税收等一系列指数综合计算得出的。税赋指数越高，企业主压力越重。
3.生产高成本。以法国企业为例，对法国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月工资并不仅仅是属于员工的那6000多法郎，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其中包括全民社会捐助、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在上述各种缴纳中，以1998年收入计算，最低工资收入者本人要交纳1626.26法郎（约248欧元），每月所得的纯工资为5037.41法郎（约768欧元）；而雇主支付的部分为2499.54法郎（约381欧元）。也就是说，在法国，老板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职工，每月为他支付的钱的总数为9163.21法郎（约合1412欧元）。
4.社会高失业率。在上述情况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即千方百计地增收节支，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就尽可能地减少雇员人数，这成为节约开支的基本方法。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也减少了一些失业者寻求工作的动力。比如说，一个合乎条件的失业者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只能领180天相当于自己原来60％工资的救济金，而在德国到2004年为止，按规定可以领6个月到30个月相当于本人净收入67％的救济金。根据德国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将德国餐饮业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每月的纯收入，与领社会救济者的收入比较后，发现失业者比就业者的收入只少141欧元。德国的失业率在2004年是10％，情况比较好的波恩也在7.3％左右。类似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欧盟其他一些成员国的就业状况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1993～1997年间，各国的失业率平均在10％稍多一点，2001年下降到相对最低点7.4％，此后再次反弹，到2003年，15国的平均失业率又上升到8％。
5.竞争力下降。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等，都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一些企业陆续将业务转移出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躲避欧洲高昂的经营成本。雷姆沙伊德市（Remscheid）的汽车门栓制造商Edscha公司已把近600个工作岗位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厂，其中不仅包括生产线的基础岗位，还包括技能要求更高的研发岗位。Edscha总部现在仅有180个工人，而十年前有700人。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海根·威斯纳（Hagen Wiesner）说：客户需要更廉价的产品，而公司在德国的工厂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当然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在1997年之前，就GDP总量来看，整个欧盟15国的水平要超过他的主要对手美国。在1997和1998年前后，两者还处于不分上下的状态。但是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发展速度却已经迅速超出。到2003年时，欧盟的GDP总量为8.9亿欧元，而美国的GDP总量已经高达11.3亿欧元。
6.政府借贷和赤字增加。从根本上说，福利国家再好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主要由政府花钱买的。无论是一般税收还是社会保障税收，都是来自工作者的缴纳。但是由于上述几个逻辑环节的问题，就自然出现社会保障支出大于上缴费用的结果。除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的消极雇工和一部分人因为能够享受到不错的社会福利而不愿工作外，欧盟各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根据欧洲统计组织发布的信息，1960～2000年期间，欧洲各国男性平均寿命已经从67.4岁延长到了75.3岁，女性平均寿命已经从72.9岁延长到了81.4岁；2000～2020年间，欧盟15国15岁以下的人口将从63.4百万锐减到49.4百万，15～24岁的年
轻人将从46.8百万锐减到38.9百万，25～49岁的壮年将从139.3百万锐减到119.7百万；而同期内，50～64岁的人口将会从65.7百万激增到85百万，65～79岁的老龄人口将从47.3百万激增到59.7百万，8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13.9百万激增到24.8百万。
这就意味着现在和未来的几十年中，欧盟会面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而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生活的人们很难将福利水平降下来。为了维持不仅不降反而继续增长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公共债务的依赖。尽管1992年在欧盟正式成立时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公共债务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但到1998年时，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瑞典、荷兰、西班牙、奥地利、德国仍然在这个限值以上。而15个成员国的平均公共债务为GDP的71％。
在2004年3月16日由Eurostat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2国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居高不下：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3％和69.2％上升到了2003年的2.7％和70.4％。而欧盟15国的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和62.5％上升到了2003年的2.6％和64％。
二、欧盟国家社会保障服务的调整措施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多年运转中积累的问题，欧盟组织及各成员国已经开始采取改革措施予以应对。总的趋势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要从普及性向选择性，从系统性向实用性，从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向个人与社区的责任转变。
1.探索保险金的筹集方式。欧盟国家现在主要有三种资金筹集模式：第一种是依靠国家“派份”筹集的贡献性退休金。其依据的原则就是“代际负责”，意思就是上班的人要为下班的人掏钱。这种模式实质是“大锅饭”，个人缴费多少与将来享用多少之间的相关性微乎其微。第二种是工作期间个人账户保障金，也就是职工边工作边积攒，以准备下退休后生活所需的一笔基金。这种计划实际上由雇员和顾主双方来共同实施，和现在新加坡的个人账户有些相似。第三种是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投资连接保险”的做法，一般做法就是由个人加入某种投资基金，以基金作为将来退休后生活的依托。从现在的情况看，欧盟各国的主流仍然是上述中的第一种即“派份”筹集的“大锅饭”模式，其他两种带有个人性和市场性的做法还是少数。以德国、英国、荷兰的退休金筹集为例，到2003年时，“派份”筹集数目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85％，在英国是65％，在荷兰是50％；个人账户积攒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5％，在英国是25％，在荷兰是40％；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占总量比例在三个国家都是10％。
从中看出，作为大锅饭的贡献性公共保障金的比重在各国都是最大的，尤其是带有俾斯麦传统的国家，政府在其中的支配作用仍然很大，而市场性和与个人责任有关的资金筹集比例还不大。比较市场化和个人责任化的是荷兰，与国家支配无关的部分已经占到50％。所以，他是欧盟成员国中在社会保障金方面朝市场化走得最远的一个国家。尽管在大多数欧盟国家，贡献性公共保障金仍然是退休人员的主要依靠，但个人退休基金积累模式已经开始出现。特别是奉行俾斯麦福利哲学的国家，他们正在努力将传统的铁板一块的方式改变为“派份”加私人基金的复合模式。欧盟各国普遍认可的趋向是：传统的基于政府托底的公共保障金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在这个前提下，用个人积蓄和个人投资基金模式作为对前者的必要补充。
2.通过完善统一市场克服社会保障改革中的障碍。在依照贡献模式和私人基金模式互补原则进行的改革中，欧盟组织扮演着引导的角色。2003年7月～12月在意大利轮值欧盟议会主席期间，明确将社会保障改革作为其主要主张之一。罗马政府的思想是做到经济增长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契合协调。为此，他针对欧洲共同体条约里面统一限制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3％的规定，明确提出一个“马斯特里赫特退休金计划”，实际上是为到2005年底时在欧盟层面上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养老支出制度提出了一个集体行动的标准。针对保险金收入来源减少，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动议，建立单一劳动力市场
保证养老金的交纳。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与养老金交纳尚存在矛盾。在2000年里斯本高峰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框架性意见力图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逐渐为保险基金的跨国境服务铺平道路。2003年5月13日，一个有关职业退休保险金交纳的意见获得欧洲议会采纳，他进一步为那些希望在欧盟范围内提供跨国服务的保险基金机构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一旦这个框架变为现实，一个保险基金公司就可以在获得本国政府允准后为所有成员国提供服务。有关基金公司如何能够既保证私人保险投资安全又可以进行增值经营的问题，经过长达13年的谈判已经在欧盟的框架指导意见中达成妥协。对于成员国来说，将这个指导意见付诸实施的最后时间是2005年底，从现在起两年以后，基于职业养老金的私人基金模式就能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充分利用单一市场而发挥作用。
相关的税收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指导意见。这是因为税收制度差别很大。但问题是，不同税收制度在实施中很自然会在本国居民与非本国居民、国内养老基金服务者与国外养老基金服务者之间产生“非国民待遇”。这成为欧盟统一市场中私人基金公司服务提供的障碍。在2003年，欧盟委员会针对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有关问题创制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理程序，以尽量为跨国提供职业退休基金服务消除税收方面的障碍。
3.调整退休等福利政策。退休金制度必须要和国家人口寿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相一致。欧盟国家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多数人愿意提前退休，再加上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失业率过高，导致了社会保障资金交纳者和福利享受者的失衡（逐渐由4∶1变成2∶1）。所以，在2003年3月3日形成的“欧盟委员会与欧盟议会关于充足与持久的退休金保障联合报告”中，第一次直面这个严峻挑战，并提出了提高就业水平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在岗工作的人多就是享受福利的人相对少，也就可以缓和目前“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的矛盾，而且通过延长55岁以上工作者的退休年龄，可以避免将来不得已而采取大幅度降低退休金标准的下策。根据欧盟委员会做的一个调查说明，如果延长退休年龄1年，到2050年时就可以化解或吸收退休金支出增长中20％～30％的压力。而就欧盟议会在2002年3月巴塞罗纳会议所定的目标看，如果大部分就业人员能够按照各国法定年龄65岁退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60岁甚至不到60就退休的话，那么到2010年关于退休金融资的矛盾就能够彻底缓解。但是这个从经济角度看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在公众舆论一边却有问题以至于使这项改革的实行难以顺利。如果这个新的延长退休年龄的措施要想得到实施，需要的一个前提是用什么来吸引他们留下来。
欧盟各国现在正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利时要求不雇佣45岁以上者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险份额，以鼓励企业留用中老年人；奥地利已将养老保险交纳的年限从40年延长到45年，只有达标者才能享受全额退休养老金。德国通过了大规模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法律，包括不再报销挂号费等。德国养老基金的构成也将发生变化，以增加个人承担的部分。法国规定企业的工薪族必须工作40年才能享受全额养老金。到2008年，公职部门也将执行这一规定。法国还计划到2012年将享受全额退休金的工龄延长到41年，到2020年延长到42年。丹麦、西班牙、英国、荷兰、葡萄牙、希腊等国也有相应改革动作。
三、欧盟社会保障服务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情况和欧盟各国很不一样。这里撇开观念、制度、历史不说，仅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资源环境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服务产品太奢侈，中国不能照搬；另一方面，过度的社会福利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些副作用，而且一旦形成很难降低，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要努力避免重复其中不当的做法。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块内容，如何根据一国的实力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确值得认真思考。受欧盟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经验的启发，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必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量力而行。有129227万人口的中国在2003年的GDP总量是116694亿人民币，折合欧元约为11669亿欧元；人均GDP为903欧元。而欧盟的GDP总量是89000亿欧元，人均GDP为23400欧元。两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实际上仅仅是刚刚踏进中下等水平的门槛。与欧盟15国相比，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其1/25.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看，欧盟国家多数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除了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外，其他10个国家都已经进入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到2001年时，那里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只有4％，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是29％，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已经高达67％；而我国从事农业的人口约49.8％，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是23.5％，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只有26.7％，到现在中国尚有7～8亿的农村人口，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70％左右。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决定了，中国只能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服务。制度应当规范，但水平应当节制，宣传不宜过头，突出重点，兼顾大面，循序渐进，为良性循环打下基础。
第二，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部分内容。其中社会救助是对社会上生活困难人群的援助，社会保险是通过资金积累途径，实现对遇到工伤、疾病、年老、失业等风险者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是对社会上的特殊群体给予的普遍和无差别的生活补贴。根据Esping-Andersen的归纳，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三个比较成型的模式：第一个是社会福利模式，即将所有三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当作普遍福利向全体公民提供。第二个是社会保险模式，即根据国家法律由国家向企业和职工个人统筹资金以支付各类保险所需。第三个是社会救援模式，即政府将主要责任置于对生活困难人群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模式其实最适合不发达的国家。根据观察分析，北欧国家主要实施了第一种做法；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实施的是以第二种模式为主、第三种模式为副的做法；但最早奉行普世主义的英国，以及相当富有的美国则采取了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而以第二种模式为副的做法。有的研究资料显示，本文没有分析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第三种模式中走得最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在2020年以前，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以社会保险为副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由我国经济水平和贫困人口比例决定的。我国的贫困人口由城镇居民贫困人口、农民工群体、农村贫困人口三部分组成。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25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均年收入625～1200元之间）的人口为12000万人；此外，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是2140万人；作为城市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大约是4000万人。将上述各部分相加，我国社会目前贫困人口总数要超过2.1亿人口。（注：按照一些正式公布的数字来看，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为2800万人。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贫困的标准过低。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以865元为准）为6000万人，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左右。第二，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的人便成了800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2001年，此线以下的人在农村居民中所占比例约为19％左右，人数为15000万人左右。）这个现实说明，中国没有条件走第一个模式的道路；而建立以社会保险模式为主、社会救助为副的制度也不恰当。中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落脚点只能是社会救援和扶贫。至于帮困的原则，（1）应当采用严格的贫困测定方法。（2）应当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为标准。（3）应当由政府设立类似扶贫院的方式实施救济，扶贫院外无救济。（4）所有申请救济和领取救济的名单应当公开透明，以便于监督等。（5）在扶贫当中政府要帮助受助者寻找脱贫出路，等等。
第三，我国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上面提出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在于社会救助，主要是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立场来说的，这样做并不妨碍在社会保障政策框架中，引导社会性互助与自助保险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但
其中融资责任主体的确定，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如果说对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侧重比例决定了三种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话，那么公助、互助、自助就是三种不同的融资责任方式。社会救助模式的融资是来自于国家一般性税收的公助；社会福利模式的融资是公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或者是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中主、副的变化主要决定于国家、企业（单位）、个人在融资责任中的比例。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政府和企业（单位）的融资责任居于主要地位，且采取现收现付方法。（注：现收现付pay-as-you-go，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没有资金积累。）从实施情况看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和企业的成本太高，在职职工的交费与享受利益关联度不高，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也不能充分保证。因此，应该按照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的原则来重新调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方向。具体办法就是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险融资：（1）每个就业人员都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账户中的保险金只能用于退休、医疗、失业等个人保险需要。（2）每个就业人员从一开始就由其所就业的单位和就业者本人按各自应承担的比例将保险金费用打入就业者个人保险账户，缴纳保险金具有强制性。（3）新人新办法，即新就业人员，完全按照上述要求办。老人老办法，即国家应该通过变现国有资产等方式补齐对个人社会保险金的欠账，形成个人账户。（4）每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随本人就业单位的变动而流动。（5）适当保留现收现付办法以满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需求，并鼓励高收入人群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但现收现付和商业保险都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第四，我国社会保险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根据一些国家的做法，对养老保险金进行市场化管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在具体实行中，至少有如下环节不能缺少，以避免如美国安然公司那样的严重后果：（1）由于涉及众多投保者保险金的安全和影响到社会稳定，政府对其设立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建立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准入制度，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取得从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资格。（2）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经营机制应建立在市场竞争、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保证投资收益率最大化。（3）将基金管理人置于基金所有人和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是养老保险金安全、保值、增值的保障。国家应在《公司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金营运和监管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基金管理公司监控机制。（4）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退出机制，在不能满足基本经营条件或接近了警戒线时，公司应当退出经营，以确保个人保险金的安全。（5）政府在保险金的市场管理模式中应建立承诺机制，比如承诺担保最低养老金、承诺担保投资收益率、承诺公司破产时对养老金的担保等。
第五篇：澳大利亚的政府服务绩效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的政府服务绩效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本文介绍了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的组织机构和评估的实施过程,总结了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的特点,并提出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借鉴意义。
1974年澳
大
利
亚
政
府
皇
家
调
查
委
员
会（The RoyalCommission 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成立后,就在主席Dr HC Coombs的带领下对澳大利亚所有公共服务部门进行了一次广泛地调查,并于1976年形成调查报告。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公共部门结构僵化、服务死板而不灵活。提出要改革公共服务部门,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消除等级制度、下放权力。
1982-1983年,政府进一步调查了联邦政府机构,并发表了联邦行政评论(Review of Commonwealthadministration-RCA),提出要建立有效率和效果的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系统。
上述调查报告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服务部门的管理哲学,并促使他们在服务实践中做了不少改革。1993年,为了促进公共部门进一步改进绩效并增加透明度,澳大利亚总理在一次部长会议上提出对澳大利亚政府公共服务进行评估的建议,并于1994年成立了政府服务评估筹划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 forthe Review of Government Service Provision),专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政府服务绩效的评估工作。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服务部门的绩效评估在澳大利亚政府联合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的赞助下,正式全面开展起来,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指标体系的构建、绩效信息的收集等都在评估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本文拟介绍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体系设计思路、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的组织机构和评估的实施过程,总结了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的特点,并提出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借鉴意义。
一、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筹划指导委员会认为政府服务绩效至少应该包括公平、效率和效果三个方面,而评估政府服务绩效应该要获得以下信息,即绩效评估指标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产出(outputs)———政府提供的服务数量。例如,学校毕业生人数、在急诊室接受治疗的病人数、垃圾收集吨数或救灭火灾数量。结果(outcomes)———表征服务目标达成情况,即一项服务的质量(quality)和效果(effectiveness)。例如,用街道或公园清洁程度来测评垃圾收集部门的成功或失职;用火灾死亡率和受伤率或财产损失来评估消防部门工作的结果。投入———产出(input-output)———即产出/投入,又称为“技术效率”,用来测量一单位产出而需要投入的资源数量。例如改造一个罪犯所需的花费、维护和修理一英里道路花费的成本、病人和护士的比例。
投入———结果(input-outcome)———即结果/投入,又称为“成本效益”,用来测量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而需要的资源数量。例如成功改造一名罪犯所需成本、一英里道路经过维护处于良好状态所需花费、成功治疗而无须复诊的每个病人所需成本。有了以上对绩效内涵和指标类型的认识,他们确定了设计指标的思路:首先明确服务或项目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从服务提供的整个过程:服务所需资源(投入)、传送服务的途径(过程)、提供服务的数量(产出)和服务产生的影响(结果)来设计指标。指标要体现公平、效率和效果三个内容,并将这三个内容渗透在产出、结果、投入———产出、投入———结果这四种类型的指标中。(如图1所示)(二)指标总体框架。根据以上思路,筹划指导委员会制定了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总体框架(图2所示),然后由各地评估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s)根据这个框架最终确定出各个服务领域的具体指标。
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自1995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其指标体系在每一次的评估实践中得到不断修正和完善。现行的指标体系包括政府提供服务的医疗卫生、住房、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警察法院、监狱、社会福利(包括儿童看护、老人看护和残疾人看护)和应急管理(包括消防服务和救护服务)共8个大的领域。这里仅以消防部门(表1所示)和普通教育部门(表2所示)的指标为例来说明澳大利亚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特点。
可见,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特点是:第一,根据指标总体框架和各服务领域的特点选择具体指标,各领域指标既统一又灵活;第二,各领域指标分为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中包含了产出指标、结果指标、技术效率指标和成本效益指标;第三,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补充。
二、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的实施
(一)评估组织。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是在专门机构———筹划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 fothe Review of Government Service Provision)的指导和监督下,由各类评估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s)具体操作实施的。筹划指导委员会由来自澳大利联邦政府、州和地区政府中央机构一些高级官员组成,由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兼任书记。各类评估工作小组都由各地区权力机关分别任命一个代表组成,这些代表通常是相关部门的高级职员。例如,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评估工作组是由各地在教育和培训机关工作的官员组成。澳大利亚政府服务评估工作是由筹划指导委员会、各类评估工作小组、专家调查小组和关联实践小组之间相互协作完成的。评估工作小组、筹划指导委员会和书记之间的联系如图3所示。
(二)评估实施的步骤。澳大利亚政府评估工作是在澳大利亚政府联合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的赞助下,由筹划指导委员会、各类评估工作小组合作完成的,其间需要专家调查小组和关联实践小组配合与参与。
由于澳大利亚的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是分领域进行的,各领域的指标都非常细致,整个服务系统的绩效评估体系庞大,所以对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未进行综合评比,而采用各领域每项指标分别比较的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⒈由筹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发起评估通告,召集各地工作小组,并制定评估指标的整体框架。
⒉各类评估工作小组负责根据绩效评估指标框架开发本类服务的具体绩效评估指标。在开发指标时,他们首先要与专家研究机构、相关实践机构的专家们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获得专家们的建议。而且,在选择具体指标时,他们遵循五个原则:第一,每一指标必须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根据本领域服务提供的过程开发;第三,尽可能贴近顾客需求;第四,获取指标经济性;第五,选取综合性的指标。
⒊各评估工作小组与统计部门、专家研究机构、相关实践机构联系,收集各指标的信息。例如从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院收集了各地健康和社区服务领域的数据,评估工作小组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又如,澳大利亚统计署拥有各地的相关数据,可以与统计署联系取得数据。
⒋向筹划指导委员会报告,筹划指导委员会整理、分析信息和数据,再将问题和建议反馈给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根据筹划指导委员会的指示再行收集信息,如此反复,直至收集到尽可能可靠的数据。
⒌筹划指导委员会根据各工作小组上传的各地绩效指标数据,进行逐项比较分析,并撰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要非常详细,主要包括三大内容:评估指标、各地评估数据比较、比较结果。第一,要详细介绍各服务领域的评估指标的情况,包括暂未开发的指标、无法获得数据的指标和未来可能的指标;第二,各服务领域在各个指标上数据的获取情况以及比较评估各州的绩效;第三,以图表的形式表示比较结果,并解释。
⒍公开发布评估报告。每一年的评估报告都放在专门的网站上,并提供下载,不仅使纳税人能了解政府使用资源和其绩效状况,而且为各地政府提供战略预算和计划的依据。
三、澳大利亚政府绩效评估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涵盖了政府提供服务的各个领域,体现了“全面”评估的要求;第二,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是由专门机构进行的,有组织性、统一性、规范性和强制性,不仅便于与各方沟通和联系以收集各方信息,而且使得评估结果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第三,从指标的设计过程看,先由筹划指导委员会依据政府绩效的理论和参照国外实际经验设计总体框架,再由各工作小组设计开发具体指标,各工作小组成员都具有该领域的丰富经验,这样设计出来的指标具有更高的可行性;第四,在评估整个过程中,始终注重各政府、政府与专家研究机构、政府与相关实践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至今已开展了10次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与完善,他们的一些经验可以为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提供借鉴。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政府组织的目标复杂,难以像企业那样细化和量化,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一定困难。我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绩效评估的做法,先依据理论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制定绩效评估框架,并规定选择指标的原则,由对各部门非常熟悉的评估工作小组来选择相对灵活的具体指标,并不断地检查和修改,可以克服以上难点。另外指标体系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且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为最终原则和标准。
其次,要成立专门的政府绩效评估组织机构,对所有政府进行全面的评估。为确保客观、公正、全面地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工作,树立评估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应该建构专门的评估组织机构。我国过去开展的政府绩效评估,包括普适性政府机关绩效评估(如社会服务承诺制、行风评议),具体行业的组织绩效评估(如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评估),都是某一领域或局部范围的评估,各地、各领域都有自己的评估指标和模式,不仅无法进行各地之间的比较,而且这样的评估不统一、不规范,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很难保证。
再次,要完善政府之间、政府与专门研究机构之间信息交流与沟通机制。在政府绩效评估中,各类信息要在评估组织、政府各部门、专家机构、社会公众之间流动,主要包括:政府各部门内部各种信息的传递与沟通;社会公众向政府传递各类信息,如公众对服务种类和服务质量的要求、对服务的满意程度、对公共服务与资源的选择等;从专门研究机构和统计机构中获得各类统计信息。没有完善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机制,就不可能做好政府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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