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创意人才培养战略对我国的启示[最终定稿]

第一篇：英国创意人才培养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创意人才培养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年9月，伴随着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许多传统支柱性产业如房地产、汽车、外贸等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而文化创意产业却因为在动漫、影视、娱乐等方面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愈发凸显，被诸多专家视作是率先“驱散经济严冬”的新兴经济板块.2008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亿元，同比增长%，加上国产电影的海外销售收入和全国各电影频道播放广告收入，2008年电影综合效益拿下了创纪录的亿元，中国首次挤进了全球票房前10名.与此同时，动漫游戏产业在2008年增长了97%，翻了近一番.尽管全球经济黯淡，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2008年的网络游戏、影视文化等文化创意产业增长速度却逆势而上，分别保持了19%、20%、22%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速.一、有关创意产业的概念及划分

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最早源于英国.1993年，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英国在《创造性的未来》一文中，首次将“创造性”提到国家政策的高度.随后，面临大选的英国工党，出于刺激经济及吸引选民注意的考虑，提出了“推动创意经济，革新文化政策”的口号，这一提法为工党赢得广泛认同；1997年布莱尔首相执政后随即成立了由本人担任主席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并在1998年发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中，将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力与技能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应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 ”，并依据这一界定，将休闲游戏软件、电视与广播、出版、表演艺术、音乐、电影与录音带、时尚设计、工艺、广告、建筑、时装设计、软件、古董等13个行业归为创意产业.随后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纷纷效仿，相继出台了自己的创意产业研究报告.虽然目前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创意产业做了不同的划分与理解，但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通常所指的文化及相关行业；二是与通讯和网络相关的软件、游戏、动漫等内容产业；三是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各类设计、咨询策划等产业，包括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和会展策划等内容.二、我国目前创意人才匮乏的现状分析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创意产业起步较晚，在90年代后期才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虽然作为新兴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体制制约和当前激烈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与发达国家间仍有不小的距离.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有专家指出，目前全世界每天创造的文化创意产业规模高达220亿美元；但中国2008年的创意产业总量仅为7600亿人民币；尽管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在2008年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从总体来讲比例依然很小.中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不足3%，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25%，英国是17%，日本是16%.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创意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事业得到巨大发展，基本形成了音乐、美术、戏剧、广播影视、舞蹈、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六大门类，艺术类专业一度发展到48个，1998年新专业目录调整为20种.独立建制的艺术院校由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20余所，发展到现在的31所，综合大学的各类艺术学科应运而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艺术类专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与1999年来全国高等院校的扩招有关，也与社会对艺术类人才的旺盛需求有关.面对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国家制定了扩大招生规模等一系列政策，一些综合大学、师范类大学、多科大学或单科大学相继成立二级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影视学院、设计学院、动画学院等或设立相关学科专业.据不完全估计，目前全国1683所普通高校80%以上设立了艺术类专业，而且大多集中在实用艺术领域，招生数量增长惊人.从全国31所独立艺术院校的本专科在校生人数来看，1996年只有18457人，2003年达到82,177人，增长了倍，而到了2005年达到163,266人，增长了倍.然而在这一组辉煌数字的背后，我国创意教育却凸显出诸多问题，专业师资力量的匮乏，艺术教育学科体系、培养模式与课程内容的相对滞后，使文化艺术就业市场呈现出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是伴随着艺术类高校不断扩招，每年有更多的艺术类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另一方面企业却总是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创意企业人才匮乏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创意人才培养方面的差距首先体现在数量上，发达国家创意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往往在总就业人数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在美国纽约，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所有工作人口总数的12%；在伦敦是14%；而在东京，这一比例更高达15%.相比之下，我国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非常小，在总的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过千分之一.其次创意人才结构上的失衡，制约了创意产业的发展.比如传媒行业发展比较早，目前人才已经相对饱和.而新兴的如动漫和游戏行业，人才就比较缺乏，2010年的世博会需要相当多的创意人才，而目前多媒体设计人才的缺口竟高达8万余人；而相对于中低端技术类人才，创意产业所需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呈现出“企鹅式”的人才结构.以动漫业为例，我国动漫业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原创型人才少.目前国内动漫市场上90%是欧美日韩的作品，消费者对国内动画片的需求远大于供给.与这种需求相矛盾的是，中国包括美编在内的专业动漫设计制作人员只有不到3000人，而市场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量是60万.目前，虽然全国已有170多家高校设立了动漫专业.但这些院系的培养方向大多是动漫技术方面，极少有动漫创意人才和营销人才；而大部分从事动漫业的人都是从动漫“发烧友”成长起来的，整体的专业素质较低.创造型人才的匮乏，加上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使我国大多数的动漫企业都沦为“代工”企业，成为欧美日韩等国的加工厂，甚至在动漫业扮演着“世界动画加工车间”的角色.而这一现象在诸多创意行业内都普遍存在.三、英国创意产业经验对我国培养创意人才的启示

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中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财富，并以5%的速度递增，而英国为12%，2005年英国境内通过登记注册的创意产业有万家，约占英国注册公司总数的%.英国创意产业的年增长率为6%以上，平均年增长率为8%，同期英国整体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十年间，英国整体经济增长了70%，而创意产业增长了93%.从1997—2005年间，英国已培育12万多家创意产业，与创意产业相关的就业人员占英国就业人口的一半.发展创意产业已经成为英国推动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的有效策略.此外，以英国伦敦为代表的几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创意城市”的典型，创意产业有力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早倡导“创意产业”理念的国家，英国在诸多方面的发展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1、要尽快建设创意产业的相关学科及专业

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认为，创意作为一项产业，对于创意人才实践能力的要求很高，创意人才应具有多学科的综合素养.但目前创意人才培养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创意还没有进入学科目录，而是分散在各学科门类下.应当尽快申请进入学科目录，形成以创意类学科为主、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金融学、文化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辅助发展的学科体系，为创意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不同地区和院校可以根据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特色和资源优势的学科专业目录.2、整合不同层级的多元教育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是一整套围绕着文化产品的策划、生产、传播、消费而建构起来的工业化和商业化运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创意人员、制作人员、经纪人、营销人员、管理人员等.而每一种人才的培养都应各有其特殊的方式，如创意人员的培养一定要激发其求异性思维，制作人员要强化其专门的技能训练，管理人员则要建立一套像MBA那样的培养体系，因而不同的培养目标应选用不同的培养体系和标准.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既需要划分出不同的教育层次，又要非常明晰地确立自己的学科界限.从美国、日本、韩国等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国家来看，不同层级的教育资源，满足了创意产业多方面的人才需求.以英国为例，作为世界范围内创意产业的“始作俑者”，英国在创意教育方面的实力首屈一指，伯明翰艺那术设计学院、格拉斯哥艺术学校、东伦敦大学、爱丁堡艺术学院、肯特艺术与设计学院、伦敦学院、利兹城市大学、雷文斯本设计与传播学院、威尔士大学等学院都相继开设了创意类专业，而在全英范围内开设的创意类专业学位课程高达37000多个，其中艺术设计类课程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层次多样，分为职业课程、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就我国目前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来说，除了高等院校应当承担起专业化和批量化培养创意人才的责任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和创意企业也可以针对在职人员开设相应的培训课程，以提高这些人员的从业技能.譬如伴随上海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意人才短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上海市劳动部门启动了“创意型人才培养工程”，加快创意人才的培养.此项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为广告业、建筑业、数码媒体业、工艺品产业、文化产业和设计业6大行业中从事创意工作的人员，培训项目初定为视觉设计、工业设计、空间环境涉及、传统及现代工艺设计、数码艺术设计、服装设计和建筑设计7大类专业，共涉及近40个具体职业工种.劳动部门计划将人才培养的重点落在创新思维、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设计的能力，将艺术设计转化为产品的能力等上面.据了解，劳动部门还在抓紧创意型设计人才实训基地的建设，并将大规模引进境外著名培训机构项目，如美国的工业造型设计项目、意大利的公共艺术设计项目等，借“外脑“培养本土创意型人才.而就各类型的创意企业而言，由于与市场直接接轨，更能有的放矢地展开各种类型的培训工作.伴随着WTO形势下我国创意产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内的创意企业可以借鉴国外创意集团先进的用人机制和成熟的管理模式；在这方面媒介企业因为进入市场较早，在员工培训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路，像是南方报业集团早在2002就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共建MBA实习基地，后来又与中山大学签订互建协议，为集团内部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储备力量，推动报业集团多品牌战略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3、政府政策层面对创意产业发展的有力推动 在英国创意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背后，政府政策的积极推动力量不容忽视，英国的创意产业政策被认为是目前国际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文化产业政策.概括来说，英国政府的推进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就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方面加强机制建设，对创意文化产品，从研发、制作、销售到出口，实施全方位的系统性扶持.1998年，英国政府出台文件，通过出口推广、教育及技能培训、协助融资、税收减免及开放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和容许每个地区保留本地文化发展的自主权等政策，大力推动创意产业.其次，政府重视创新环境的营造和创意人才的培养.英国的教育注重创新，从小学到大学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氛围，鼓励他们创新.并且英国孕育了一种“尖锐的”和“个人主义的”文化，这些文化的交融创造了创意的大熔炉，帮助开拓创新的视野，为英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流人才.政府重视创意人才的教育、技能和训练，建立了培养创意人才的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研究机构网络，同时，成立研究成果转化团队、技能和企业家训练团队，以推动新的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和创意人才的培养.第三，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财政援助.创意产业的性质和特点不同于传统行业，从业人员多为中小型企业，甚至是以个人工作室的方式存在，资金是中小型创意企业创办与发展的关键.英国在面临国内创业环境中金融及投资问题时，英国政府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他们提供赞助，逐步推动强大的创意工业资金支持系统.目前英国对创意企业或个人的资金扶持主要采用两种措施：一是提供信息支撑，为企业提供各地创意资金支持的相关机构；二是通过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为具有创新点子的个人提供发展资金等.譬如英国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和相关机构取得联系，告知自己的创意、概念、想法，通常这些机构会有专家委员会，审核他们的概念是否可行，还有哪些有待修改的地方，一旦通过审核，该机构就会给学生一笔资金，并提供一位营销专家、法律专家、会计专家和人力资源专家，帮助学生创业.当然，其他人士如果想要从事创意产业，也同样有很多机会表达自己的创意、想法，从而获得帮助.这些项目能更有效地整合资源，并且用在真正有潜力的人士身上.西方发达国家“政策为产业开路”的发展策略对我们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性，目前在创意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相关的优惠政策也吸引着创意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我们欢迎艺术北漂带着自己的灵感和创意来北京发展，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会给他们很大的空间.”目前北京的创意产业产值已经突破了900亿元，创意产业将成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它更多地体现的是市民的精神需求和消费需求，对艺术北漂一族来说将是很好的机遇.政府不仅表示了欢迎的姿态，而且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为艺术北漂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例如降低投资门槛，完善知识产权等法规政策，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等，对创意产业给予引导和完善，让艺术北漂尽可能地发挥出他们头脑中的灵感和创意.另外，北京将继续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在资金上对创意人才倾斜，制定奖励政策和措施，让人才进得来，用得上，留得住，为北京发展创意产业提供人才保障.4、跨国交流熟悉国际创意产业市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用公共政策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英国创意产业强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政府鼎力支持，积极促进创意企业与其国际级的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早在2002年，英国就在上海举办“创意英国活动”，其中的重头戏是英国艺术教育展，17所英国艺术院校参展.最近几年，英国更是加大推广力度，2006年12月，伦敦艺术大学北京创意产业中心正式启动，开展由英国政府资助、伦敦艺术大学负责组织实施的“世界创意之都”项目.考虑到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刚刚起步，发展迅速，并具有良好的政策及宏观环境，对创意人才、企业、资本形成独特的吸引力，发展空间相当大，该中心将北京作为“世界创意之都”的第一站.北京中心设立在北京市东城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内的歌华大厦.该中心将成为综合性的创意产业中心，在中英创意企业交流、创意人才培养、创意产业咨询、产品设计、合作研究、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展开工作.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将有效辅助中国创意公司的全球发展，培育企业信心，去更加自信地面对国际化的挑战.这一合作模式对于国内诸多创意机构都有很强启示，在发展过程中了解国际创意产业市场，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积累人才培养以及创意产业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以最节省的成本熟悉国际创意产业的运作规则，为未来的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5、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培养机制

怎样培养新型创意人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认为，新媒体艺术学科本身就是交叉，是艺术、技术和文化的交叉，主要侧重于应用.它强调创意和创新，培养技能型、管理型和创新型人才.创意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功底，创造出中国特色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东西.从英国开办创意类专业的院校来看，各类院校虽然自身特点及优势各不相同，但大多呈现出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自由的创新理念与产业化的并重.以英国最大的艺术与设计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为例，授课教师很少在课堂上“长篇大论”，而是不定期的布置作业，然后让全班集体展示、交流作品，并且进行点评，而作业题目有时只有一个字，留给学生很大思考空间.在灵活开展多种教学方式的同时，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还以讲座、商业研究项目等多种方式与业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里，有一半左右的教师是访问讲师，他们是全职的艺术家、设计师、演员、评论家或者艺术理论家，形成创意产业学界与业界的优势互补.而在伦敦服装学院，各专业的教学都与产业息息相关，从舞台设计、电影道具设计到化妆品化学成分研究，学校里每一个实验室、车间、模具间里的学生作品，明天就可能深刻地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变革.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在本科期间，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承接商业项目，在实战中掌握各种技能.老师会根据学生在商业项目中体现出来的能力打分，比如几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参与adidas的项目，在项目中他们要和该公司的市场、产品研发等部门保持密切沟通，最后的设计成果也要经过公司认可.经过三年的实践，学生不仅掌握了各种技能，也懂得了市场的规律和客户需求的重要性，他们的设计作品紧密切合客户需求，对成本、竞争对手、时间、可用性、可持续性等都有全面的考虑，学生处于近乎实战的能力和状态，一到企业，马上就能进入角色.而反观国内的创意教育，近年来，国内各大高校纷纷设立与创意设计、策划等相关的应用型专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设立艺术设计专业的大专院校已经达到1400多所，每年毕业生数量约10多万，但真正满足企业需求的创意人才却并不多.由于我国传统教育模式多以应试教育为主，不太注重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不太重视实践，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被企业抱怨为“没有创意”、“欠缺市场经验”.以艺术设计类专业为例，目前高校开设的艺术设计专业方向多达40多个，涉及动画设计、工业设计、数字媒体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多方面，但大多是闭门造车.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经验，学生又缺乏到设计机构进行锻炼的时间和途径，在产学研脱节环境下培养的学生，必然与现实产业环境下需要的创意人才严重脱节.发达国家的艺术设计教育早在包豪斯时期就提出：“艺术教育与实践的结合，把‘教室’改为‘车间’的创举”，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成为定论.但是恰恰是这一点，成为我国艺术教育的薄弱环节.创意教育最不同于其他教育特征的就是“创造”，如果没有合理的教育系统，没有实施的操作空间，创意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作为高等院校，应当充分利用创意机构已有的人才和品牌效应，以已经建成的创意园区为课堂，以专业特色为目标，加速创意人才的专业化培养.以创意设计类人才的培养为例，目前北京市认定了首批10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中国（怀柔）影视基地、北京798艺术区、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和中关村软件园等.上海市认定了18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其他重点地区与省市都有自己的创意园区.在这样的创意园区里都活跃着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创意设计人才，与学校的教师相比，这类社会化的设计机构对设计人才的培养更有针对性，进入这类设计机构实习和深造的学生水平提高得也更快.专家认为，上海可以借鉴国外创意产业的培训方法，由中介机构牵头，把这些社会化设计机构的CEO、艺术总监组织起来，担任培训师资，实现资源共享，在本市50个已建成的创意集聚区内开设没有围墙的课堂，定期组织相关专业的青年设计人员或高校师资，进行培训.并让受训者进入这些CEO、艺术总监的工作室实习或深造，由这些校园外的师资手把手地孵化人才.这种培训方法对高校学生和创意机构而言，是双赢策略.高校师资有了产学研结合的环境，可以及时将最新的原创设计理念和设计手段引进课堂，教书育人更切合市场需要；学生有了更多的实践和聆听智慧的机会；也便于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储备新生力量.

第二篇：英国工业革命对我国的启示

1、如果说大西洋贸易引发欧洲工业革命，那么现在太平洋贸易将催生中国和印度的工业革命。都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当年法国和英国的故事将在中国和印度重演。虽然印度工业化起步比中国晚，但是印度凭借比较良好的银行制度和司法制度，尤其是因为没有计划生育而有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近年还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调整人口政策已经成了中国的当务之急。

2、在圈地运动早期，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超出城市的吸收能力，出现大量无业流浪人员，威胁城市治安，英国政府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但是正是因为有大量的自由人口，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最稀缺的资源。中国凭借全国的劳动力使得沿海完成工业化，但是今后内地工业化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劳动力？1980年开始独生政策，2003年出现民工荒(还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推迟了民工荒出现时间)，这难道是偶然？

3、英国圈地运动从土地上赶走的现有劳动力并不多，最主要是阻止了新增劳动力依附土地，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自由劳动力主要是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从 18世纪中叶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口增长三倍，有大量的劳动力补充)。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依赖农村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富余的中老年劳动力。工业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要是靠中老年劳动力的话，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切断，断了他们的生活后路，这些人进城工作时间短，然后就面临养老、医疗等问题，谈不上积累。现在中国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还有富余劳动力，以为劳动力能够满足中国工业化进程，但是现在农村年轻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新增加的劳动力又不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要是这个民工荒靠中老年劳动力补充的话，让他们脱离土地，对中国今后社保是一个巨大隐患。人口结构问题使得中国工业化要么滞后，要是走一条依赖中老年劳动力的畸形而充满风险的道路。

4、自主创新是英国工业化的关键。英国人口爆炸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科技和制度创新，并且大多是民间性质，大多是年轻人所为。欧洲工业化的时候，英国人口虽然没有法国多，但是自由劳动力却比法国多，创新人员比法国多。中国现在虽然人口13亿，比美国3亿人要多，但是中国大多是农民，这些人几乎与创新无缘，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是低技术层次(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普通工人就足以单独创新，但是现在面临的是第四、五次产业革命，对创新人员素质的要求大为提高)，真正有条件进行高技术创新的人员远远比美国要少。中国需要做的是，提高全民素质，稳健地调整产业结构(要是产业结构不改变，光是靠大学扩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不可能有机会创新了)，使更多的人进入能够创新的阶层。要给民间创新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鼓励企业创新。

5、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全球市场还刚刚起步，航海贸易开辟了广大的全球市场，英国当时利用的是境外自然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当时对英国来说决定经济的是生产供给而不是本国消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资水平增长不快，只是处于李嘉图所说的生存工资水平上，当时英国的投资者主要来自本国，这种低工资模式有利于生产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本国的积累。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消费市场是关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要适当提高工资水平，提高本国的消费水平，充分利用本国的市场。由于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增加，日本和东南亚的工业化过程中，工资收入增加都比较快。英国工业化虽然以低工资著称，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增长三倍，英国的人均收入仍然翻了一番多。而中国工业化开始已经20多了，在人口增加非常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却比英国当年还要慢，甚至还达不到生存工资水平，这是很不合理的。中国现在是利用本国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要是仍然采纳低工资模式，劳动力工资太低，加上对养老的恐惧而增加积蓄，将导致本国消费的微缩，而生产的过剩必然导致产品的廉价外销(等于是消费本国资源，进口国际污染)。国内消费萎缩，将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并且由于中国现在资本来源于全球，劳动力收入低于资本收入，意味着经济利润大量流往境外。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能够改善消费结构，一方面由于缓解养老的恐惧而增加消费信心。

第三篇：英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英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函授学习了《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一门课程，老师布置了任选一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的启示作为作业来完成。一直向往的英国教育模式成为了我的研究对象。于是查找了相关的许多资料，发现英国的基础教育对我国的教育改革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课程改革是全社会参与的运动

1995年，英国开始实施《提高中小学水平计划》；1996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基础教育白皮书《学会竞争：14—19岁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训》，要求所有的初中都能向学生提供“普通职业教育课程”五年级的第一级；1997年5月2日，英国政府开始了面向21世纪的新一轮课程改革。经过两年的努力，1999年7月，新的课程改革方案出台，从2000年9月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的新课程内容包括：开设12门核心课程；提出学校课程的价值和目的；构建了国家课程、宗教教育以及其他全国性的教育框架；实现四项课程目标；提出六项基本技能。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于1999年正式启动，2001年7月教育部就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到2010年，将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教育系统认同度高，参与面广，改革步伐大。但在全社会还未形成支持课改、参与课改的氛围。特别是众多的家长和部分非教育系统的各级组织对这次课改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不少人既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也没有参与的渠道。

二、课程改革中更关注教师的成长历程

（一）教师教育模式的多元化

英国主要存在两种教师教育模式：时间顺序模式和同时发生模式。时间顺序模式是学生入学后，先接受普通教育，获得某一特定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学位，在学习结束后或即将结束时，再接受职前专业训练，以保证他们能胜任教学，而这一阶段仍然要学习一些普通教育类课程。同时发生模式是学生一入学就把某一或多个学科的普通教育与以理论和实践为主导的专业教师训练结合起来，使学生一毕业就能胜任教学。

如果以英国提出的教师教育模式做比照，我国教师教育的传统模式应该是同时发生模式。在我国的传统模式中，在公共课课时不能减少的情况下，要突出师范生的职业特点，如增加普通话和“三笔字”技能课时，只好压缩专业课，加之教学实习又很短，造成培养的师范生专业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我国应该在保持传统培养模式的前提下，探索使用时间顺序模式或对传统培养模式进行改造，形成一种综合性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必须坚持以加强专业技能培养和提高教学实习效果为重点。

（二）使见习期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对新教师上岗有明确的规定，见习期一年。为保证教师质量，应对师范生进入实习期前进行二次选拔。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师范生供大于求，已经开始了二次选拔。但是对教师严重短缺的农村学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优秀师范生通过选拔留到了大城市，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财力有限，即使是二流、三流的师范生，农村学校也不敢要。针对新教师上岗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新教师上岗的统一标准和见习期教师培养计划、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及评价和考核机制，明确辅导员的职责，而且还应对担任辅导员任务的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

（三）严格师范生的入口关

所谓的“严格”并不完全指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把优秀学生选出来，而是指要严格按照学校的需要制定培养计划，培养合格教师。目前，我国师范生毕业后的走向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导向。师范院校只负责出产品，至于产品的去向就不管了。也就是说，师范院校与学校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没有任何联系，师范院校根本不了解学校最近的教学事件，师范生在大学以偏重于学术的理论学习为主，对专业技能的学习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而且师范生只有到最后一学期的教学实习期间才能有机会到学校去几次。师范院校的招生计划是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的，而上级主管部门又是从基层教育部门上报的需求计划中决定的，当然，基层教育部门的需求计划来自学校。从理论上讲，这些需求计划也反映了学校的需求，但是明显滞后于学校的需求。英国国家不断加强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合作培养，但我国不可能实现。在现实条件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加强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联系，如召开培养目标、内容研讨会等，让中小学校长和师范院校的负责人直接见面洽谈，以保证培养计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四）重新认识和加强校本培训

我国经常谈论的校本培训实际是指在职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一种方式，而欧洲国家所指的校本培训还包括职前培养，即学历教育阶段。这种教师培养方式增加了师范生联系教学实际的机会，他们的见习期可以缩短或取消，加快了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但是操作起来较难。然而，我们可以组织安排部分在校师范生到中小学实习，和一线教师座谈、听课甚至讲课等。每学期2-3次，这些学生返校后，给全班同学传授他们的体验。

（五）统一规划每个教师专业成长的历程

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是分阶段的连续体。一体化的教师教育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要保证每个师范生从进入师范院校到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教师这一漫长的时间内，专业成长的前后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教师是在动态环境下成长的。然而，有一点可以做到，给每个在校的师范生建立专业成长袋，成长袋里记录学生专业成长变化的关键过程、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等，成长袋和人事档案一起随学生到终身。见习期间师范生的培养计划以原有的成长记录为基础制定，之后的在职培训也是如此，这样就基本保证教师职前职后培训的一致性。

三、重视儿童的学习过程，促进其全面发展

尽管英国20世纪60一70年代的“开放教育”使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我们还是能从中借鉴一些先进经验。例如，根据儿童的活动和经验组织课程，以小组活动或个别活动代替传统的班级教学。我们的课程改革应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在新的课程改革中就可以在儿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儿童的经验和兴趣组织活动课程：教师采用灵活的时间表；教室设计成各种不同的活动室；让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组成一个个非正规的小组在各自的活动室里活动„„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及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兴趣，鼓励儿童逐步地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情感，启发儿童的想像力和同情心。

开设活动课程，重点是要开阔儿童的眼界，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儿童在课堂上如何学，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根据教学大纲，顺应儿童爱动、容易转移兴趣的特点，随时随地由教师选择教学方法。英国中小学课程演进的整个历程显示，它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从注重基础课程到注重儿童发展，再到注重基础课程的循环过程。当然，这种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1988年改革后所确立的基础课程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础课程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在注重基础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并未抹杀英国注重儿童个性发展的传统，而是试图在儿童的经验活动与基本学科素养方面谋求相对的平衡。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然也应以学生发展为本，但以学生发展为本决不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发展离不开学科体系的教学，同时，学生发展既是根据社会需要又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需求服务。

英国新的国家课程将目标确定为传递国家政治形态的核心价值，而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尊重个人的价值。改革方案中明确指出，学校教育应该反映有利于达成促进机会均等、身心健康、公正民主、民主法制和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的课程价值取向，并肯定了对真理、正义、诚实、信任、责任感等美德的继承和发扬。可见，新国家课程的目标主要是帮助学生逐步成长为“自由民主”大国家公民，使受教育者具备摆脱贫困、毒品、恐怖、被忽视、受支配等诸种束缚的能力，而能自由地选择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2000年英国新实施的国家课程不仅调整了课程结构，还提出提高“学力”的基本方针。英国新课程从提高学生基本学力出发，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本国语和数学的指导。为全面提高学生的信息和交流技术能力，在新的国家课程中，英政府将以前的“信息技术”改为“信息和交流技术”(简称ICT)。开设这门学科的目的是为学生有能力参与快速变化的世界生活作准备，学会发现、探究、分析、交换、提供信息，创造性和独立性地学习。为使信息和交流技术的教育落到实处，英政府还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提出“人人上网，校校上网”的口号。信息和交流技术的提高，对学生的交流、探究等技能的发展，基础教育面貌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高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从英国的传统来看，人文科学历来是最受重视的学科，而自然科学则往往在一定范围内被视为“二类”学科而得不到重视。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国也开始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强调自然科学课程应反映最新成就和新的研究方法等，因此，大大加强了课程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课程目标既要坚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两基），同时又要培养未来公民所需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如理想与道德观念，诚信与法制观念，民主与合作意识，使命与责任意识等。课程改革要兼顾课程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综合和分科。当今教育投入的大幅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在学校中的广泛应用，给课程个性化和教学过程的因材施教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课程多样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国在课程设置方面曾出现过偏重人文科学或偏重自然科学、注重学科性课程忽略综合社会实践、重视显性课程忽视隐性课程的现象，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社会适应性都受到了影响，为此，我国这次课程改革也提出重建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提倡综合活动课，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视儿童的学习过程，促进其全面发展。

科目：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

层次：专业：年级：班级：姓名：学号： 本科函授 小学教育

2005级 小教本科班

王冬萍

90520013

第四篇：德国信息化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信息化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政府非常重视信息技术应用，并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的推广应用。在以往的市场经济观念中，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经济，尽可能由市场机制调控经济发展。但德国政府排除争论，以指导性的行政计划力促信息技术应用。

D21行动计划－－德国21世纪的信息社会

为此，1999年德国政府制定了“德国21世纪的信息社会”的行动计划，简称“D21”。计划的实施重点是在教育和工业部门，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和工业部门中的应用，并面向社会提供了相关的咨询服务。D21广泛吸收IT企业、工业企业和IT用户等各界200多个企业参加，包括BMW、VW、德意志银行等大IT用户都参加了计划。这个计划使全社会认识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经济、教育、文化及个人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政府与经济界的这种合作增加了政府与企业的交流，可以调动更多的资金促进互联网发展，也使企业更明确认识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认识到发展教育、文化和互联网的重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 樊会文博士

D21计划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发展传输速度更高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二是实施“全民享有互联网”（Internet for All）项目，三是帮助平时接触不到网络的弱势群体也能够上网。

围绕这三个基本目标确定了许多具体的目标，如到2001年所有学校连结互联网，增加女性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机会，扩大多媒体应用等等。D21的一个目标是要所有人都进入互联网，尤其是要让不积极利用互联网的人，如老年人、低收入家庭也进入和利用互联网。为此德国政府启动了规模很大的广告活动。同时降低互联网费用，增加了互联网接入的竞争，现在德国是互联网费用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让使用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和应用互联网，在学校、企业开展了一些培训课程，增加了电子学习软件的开发。为解决IT人才短缺问题，允许国外信息技术专业人员进入德国就业并持有绿卡。其中，全民上网是难度最大的项目，有很大的费用负担。政府动员企业界提供了相当大量的计算机设施和费用，才终于完成项目，实现了所有学校都接入互联网和帮助所有人都能够上网的目标。

在保证互联网信息安全和增加信息内容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更新和补充了有关了互联网及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在著作权保护、电子签名等方面通过了与欧盟一致的法律。经济技术部还提供了中小企业应用安全性方面的帮助，在全国不同地方“计算机应用应急响应组”，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信息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帮他们应付病毒和黑客的袭击。另外联邦政府还在全国建立了24个电子商务能力中心，提供电子商务咨询服务，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到这些中心了解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德国ISDN用户数世界第一，DSL接入量也很大，有线电视普及率很高，有2000万个用户，可以进一步改造成为宽带接入网。

信息化效果喜人

D21计划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计划实施以来德国信息技术应用发展速度很快。1998年德国互联网使用者仅1400万人，只有15%的学校接入互联网；到2001年互联网使用者增加到3000万人，所有学校都实现了互联网接入。移动通讯使用者增加很快，2001年6000万人拥有手机（德国人口总共8000万）。信息技术领域包括硬件、软件、互联网等在内，是德国仅次于汽车、机械等部门后的第四大产业，而其增长速度则比其他产业都快，估计2002-2003年会有6%的增长速度。至于电子商务方面，德国在欧盟排名第一，2001年交易额达到200亿马克，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

继德国D21计划之后，奥地利、瑞士和俄国都推出了类似的促进信息技术应用的21世纪计划。欧盟也提出了“电子欧洲2002计划”，其中许多内容来自德国的D21计划。目前德国政府进一步制定了“2005电子政务”项目，要到2005年使政府所有服务都在网上提供，实现网上报税、网上申请、在线资助、内容管理等全面的电子政务。

德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情况下政府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而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但在推进信息技术应用这方面，德国政府则打破常规，表现出了特别的积极性，不仅通过立法，而且还充分利用了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借鉴德国的基本经验，既要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功能，加快信息技术应用立法，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

德国信息化对中国的启示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广泛深入的应用，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球正在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信息化是工业化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应该说差距并不是很大。例如，2001年德国的网络用户人数和我国大致相当，都在3000万左右；德国移动电话用户6000万户，我国有13000万户；我国.cn下域名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德国.de下域名增长速度排世界第三位；2001年德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200亿马克，我国则有800亿元人民币；德国和我国一样，刚开始着手三网融合和宽带接入业务，等等。

但是，目前德国等发达国家，甚至包括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重视程度，以及他们促进信息技术应用所做出的各种政策措施，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德国的信息技术应用促进工作涉及范围很大，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信息技术应用推广试验，而且做得非常具体、扎实、严谨。例如，德国“联邦政府2005电子政务”工作小组在很短时间内，就调查和研究出了有哪些项政府业务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给社会，并协调了联邦政府直属的200多个机构，拿出了电子政务解决方案。效率之高令人折服。德国的信息技术应用立法工作也进展很快，一年多时间内就把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欧盟电子商务法律准则转换成了国内法律，与国际法顺利接轨。德国促进学校互联网应用的速度也很快，1999年开始实施D21计划，到2001年就实现了所有学校连结互联网。

相比较而言，我国促进信息技术应用的速度就显得不是很顺利。我国从1999年就开始着手政府上网和电子政务工作，但缺乏统一的安排，各部门自成系统，限于内部使用，重复建设严重，互相不连接，使用效率不高，而且面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也很少。“三金”工程实施已有10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银行、税务、海关之间仍然没有实现联网，甚至在金融机构之间也不能实现业务联网。立法方面也严重滞后，电子签名和CA认证得不到推广，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尚不能得到确认，网上购物时消费者权益难以受到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和个人数据不能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等等。我国在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也比较落后，只有极少数学校能够开展网络教育，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学校根本没有条件连接互联网。

就这些情况看，我们在信息技术应用的观念、立法、行政措施等软环境建设方面，比德国已经落后了一步，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在信息技术应用上，我们与发达国家本来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我国也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信息技术应用，我们完全能够抓住信息化机遇，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再一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机遇，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必须下大功夫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有利的软环境，提高全民觉悟，破除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观念，达成全社会共识，为信息技术在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环境。

樊会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

近年来主要独立研究成果有：《印度软件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发》，《加入WTO，信息产业如何应对》，《我国加入WTO对管理软件市场的影响》，《加入WTO中国IT产业不会一触即溃》等。

参与研究的重大课题有：《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信息产业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IT产业结构调整与探索》，《中国IT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等。

跨国公司抓住在华发展的新机遇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展现了深厚扎实的基础。中国经济环境稳定、市场需求继续扩大的形势，显得尤其引人瞩目。

不少跨国公司确信，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势头，必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在全球经济滑坡、市场低迷的形势下，积极向中国转移战略业务，拓展面向未来的高端制造、高端服务和高端研发产业，成为跨国公司明智而现实的选择。

对跨国公司而言，拓展中国战略业务的机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稳定的金融和经济环境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谋划和实施战略业务的机遇。跨国公司作为大型企业，必须着眼未来、谋划战略业务。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西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环境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寻找一个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较为安全稳定的区域，布局其战略业务，中国正是一个理想的区位。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出现0.5％的负增长，中国经济仍保持8％的增长。尤其是中国长期以来储蓄率高，积累了雄厚的金融资产，金融系统运行稳健，人民币长期坚挺，资本市场开放度稳步提高，成为跨国公司布局战略业务的理想场所。

第二，中国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构建产业链的机遇。当今跨国公司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集团竞争、联盟竞争和产业链竞争。孤立的公司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存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基地。2000年—2008年中国制造业年均增长24.6％，比工业化国家快22.8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快17.6个百分点。制造业的崛起进一步引起服务业的追逐和落户，各行业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这正是跨国公司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营环境。

第三，中国旺盛的消费需求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政府提出了促增长、扩内需政策措施，广大的农村市场更是潜力无限。随着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有效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这为追求规模效益的跨国公司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市场机遇。

从长期趋势看，跨国公司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空间正在收缩，而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正在扩大。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趋势，加剧了很多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其高端业务和战略业务的紧迫性。事实上，近些年已经有不少跨国公司陆续把制造中心、物流中心、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行政中心甚至公司总部迁移到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具有形成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的趋势，这些转移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产业研发能力与实力，促进了中国的自主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五篇：英国NGO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NGO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王名

英国的慈善组织

在英国，官方和大众媒体较少使用“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术语，而更多的使用传统用语“慈善组织”（Charity Organization），近年来比较通用的是“志愿和社区组织”(Voluntary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一词。后者和前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除了包括民间公益性组织以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互益性组织，而慈善组织则主要强调公益性的一面。英国的专家把“慈善组织”定义成为：为了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设立，非营利、非政府、从事各种慈善性公益活动的组织。考虑到“慈善组织”一词在中国一般具有较为狭义的用法，本文多使用“民间公益组织”一词，泛指英国的慈善组织。

英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2-13世纪，英国就出现了约500多家民间志愿性的公益慈善组织。160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民间公益组织的法规——《慈善法》，该项法规不仅划定了公益慈善组织的范畴，强调了这类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慈善性和民间性等原则，而且提出了政府鼓励和支持民间慈善事业的法定框架，给出了进行各种形式社会募捐以筹措公益资源的法律依据。这项法规对于英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18世纪以后，伴随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益慈善性的非营利组织：一批成功的工厂主或企业家出于博爱目的纷纷成立慈善组织；市民们基于社区互助与自我服务的目的也纷纷设立自己的慈善组织；越来越多的人们关心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许多知识分子、政治家、工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等也纷纷成立影响公共政策的各种公益性的游说组织。慈善组织数量越来越多，就业规模越来越大，对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公益慈善部门逐渐成为英国社会中与政府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相平行、相独立和相辅相成的民间公益部门。

最近半个世纪，英国的政府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和民间公益部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以后工党政府上台，通过推行“国有化”，将原来由许多慈善组织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接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布莱尔政府推行的所谓“现代化”，强调的一方面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积极活动的民间公益部门，另一方面是政府和民间公益部门积极的合作。

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扶贫救济，教育援助，宗教慈善，卫生健康，社会及社区福利，历史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动物保护及福利，业余体育运动，促进人权与和解，针对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科学研究及普及。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截至2002年底，有近20万家民间公益组织，其中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共18.6万家，它们的总资产额约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50万人，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约百分之三。

在英国，年收入在1000英镑以上的慈善组织须向英国慈善委员会进行登记注册并接受慈善委员会的监督管理。英国注册慈善组织的一般条件是：

第一，要注册的慈善组织，须和其它慈善组织在工作内容上不重复；

第二，慈善组织须有自己的管理章程，明确组织的目标及其管理方法。章程 可以是理事会的文件、组织宪章或相应的法规；

第三，依照英国《托管人管理法》组成托管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应包括来自政府公共部门、所在社区、私人企业部门的代表。理事会成员可直接受雇于慈善组织，但不能有其他商业目的。慈善组织必须按捐款人及受益人的最佳利益导向进行运作与管理。

英国慈善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广泛和大量的志愿者资源。慈善组织的有酬员工只占其经常就业的约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各种形式的志愿者。在英国，平均每一个16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个月都会从事某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在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有着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框架和相对独立、职能完备、体系健全的行政管理体系。除了颁布于400多年前的著名的《慈善法》以外，19世纪制定了关于慈善组织理事会定位及其管理原则的法规——《托管人管理法》（2000年修订）。内政部、文化部和独立与政府之外、直接受议会领导的英国慈善委员会，分别作为慈善组织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资助机构、登机注册及监督部门发挥重要的作用。布莱尔政府上台后，为了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于1998年签署了《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

英国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关系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并视之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为推动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英国政府不仅每年投入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支持体系和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一个庞大的登记-监督体系，努力建立健全各项法规政策并通过在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签署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动英国政府各部门及各级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

1998年11月，经英国女王批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和全英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委员会主席肯内斯-斯通，共同签署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议——《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COMPACT）。随后，由地方政府协会主席和全英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了一个地方版的COMPACT——《地方各级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

为了具体指导政府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COMPACT突出强调如下原则：

第一，政府对民间公益组织的资金支持原则；

第二，政府在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同时确保其独立性的原则；

第三，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协商、协作原则；

第四，民间公益组织在使用包括政府资金在内的公益资源上的公开性、透明性原则；

第五，政府保障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公益组织有公平机会获得政府资助的原则。

在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是政府各部门中规模最大、职能范围最广、综合协调能力最强的政府部门，共拥有大约一万5千名公务员，占英国政府公务员总数的一半左右。英国内政部负责政府对民间公益组织的指导、推进、支持、协调和相关法规及政策的制订与修改。

英国政府每年提供给民间公益组织的财政资源共约33亿英镑。其中大约一半来自英国政府的博彩受益。英国的博彩事业由英国文化部下设的全国博彩运作委员会经营，每年博彩收益的28%通过文化部下设的两个政府基金——新机会基金和社区基金——分配和全国的各级各类民间公益组织。分配方式主要是通过分设在全国各地的基金分支机构，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竞争性基金分配。十年来由博彩事业提供给民间公益组织的资金总规模达140亿英镑。

在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机关是英国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这是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官方机构，依据英国慈善法设立。根据1993年修订的英国《慈善法》，慈善委员会全额由英国财政拨款，属公务员体制，其主席由英女王任命，相当政府阁僚，但其运作管理独立于政府机构和议会治外，是一个依法设立、依法行使职能的独立机构。其主要职能如下：

第一，登记注册：负责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各级各类民间公益组织的登记注册。其中包括新注册组织和已注册组织的更新。

第二，咨询监督：负责向这些民间组织提供如何在法定框架下进行运作的咨询并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制定法规：拥有解释和改善相关法规的权限，可颁布法规文件，就已有的法律条文进行必要的解释和修正，和英国高等法院具有同等权限。

第四，调查执法：依法对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加以查处。

对英国民间公益事业兴盛原因的思考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现代福利国家之一。英国的民间公益组织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发挥不了的巨大作用。大量以民间慈善为宗旨、以公益服务为主业、以志愿参与为特征的民间公益组织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形成了英国社会政府公共部门与民间公益部门共同推进公共福利的繁荣景象。

民间公益事业之所以在英国能够发达兴盛，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民间组织本身以推进社会福利、公益服务为其宗旨与使命；二是政府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将推动民间公益事业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作为各级政府的目标与职能；三是在政府和慈善组织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了相关原则；四是政府从财政上大力支持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并设法保证财源；五是依法规定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约束公共事业的基本准则；六是全社会都来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将社会的慈善视为大家的慈善。

虽然英国的公益慈善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法，但是这个法律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年前英首相提出重新制定公益慈善法，并成立了专门机构推动该项工作。这表明，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慈善先进国家，民间公益事业也需要不断改进，立法体系也需要不断革新。

英国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亟待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公益事业。英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的模式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民间组织可以从政策上划分为民间公益组织和非营利企业两种类型。这样 划分的意义在于：据此采取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支持政策及不同的监督管理办法。

2.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应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合作伙伴关系。民间公益组织因其活动领域极为广泛且规模参差不齐，在活动上与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都会发生关系，由于同处于公共领域，彼此之间发生不协调、摩擦甚至矛盾在所难免，COMPACT作为英国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在处理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关系上的行为准则和纲领性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3.政府应当将大力资助民间公益活动作为一项义务制度化。英国政府通过每年面向民间公益组织的33亿英镑的公益支出，实际获得这些组织向社会提供三倍于政府支出的公益服务，表明动员民间公益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建议一方面借鉴英国的经验将社会福利彩票收入作为政府公益支出的财源，另一方面动用一定的财政资金，通过制度化的政府采购，以公开竞争的形式向民间公益组织提供支持。

4.应当建立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的国家监督机构。监督管理民间公益组织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责任，可以参照英国慈善委员会的模式，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公益慈善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各类公益组织的监督管理，这样既可以有效协调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监督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同时又能有效监督和保护公益财产及其运作，真正向社会负责任。

5.尽快制定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法，通过公益慈善立法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慈善法》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并且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尚无系统的公益组织法，仅有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还难于执行，社团等相关法规也亟待修改完善。可以参照英国的《慈善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尽快制定我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法，通过立法推动对公益财产的保护并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当然，我国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背景都很不相同，直接照搬英国的模式对于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并不有利，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他国有益的经验教训，洋为中用，努力探索一条在法治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