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城市管理历史沿革
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 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 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 —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 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 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 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 键 词: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政府—单位制;政府—社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重申和 强调了要建立这一社会管理格局。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完 善,为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本文试图从历史沿革的角度 ,梳理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发展演进过程,从而深化对我党提出的这一社会管理格局的 理解。
一、“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效法苏联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管理的方式,政府包揽一切经济事务和社会 事务。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存在。政府对企业实行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一切经济活动以政府的计划为中心。社会组织则基本上没有获得独立发展的空 间。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一些相同的设想。列宁认为 ,在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 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1]。毛泽东也提 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
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一套以“政府—单 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通 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 抚对象等。当然,政府通过单位实施社会管理的体制无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为当时城市 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隶属于某一单位,没有单位隶属关系的只是少数人,街居体系只是起到拾 遗补漏的作用。
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 能。各种单位尽管因专业性质不同而区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但都必须隶属于一定的上级部门或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医院等各类组织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个下属“ 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既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中国政府过程的“末 梢”。
“从政府与单位的关系看,政府把单位看作自己的一个个‘纽结’,单位接受政府的各种保 护,并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得到各种资源。”单位和职工之间是一种“单位既全面控制、又 全面照料其职工,职工既全面服务、又全面依赖其单位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3]。“单位不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工作使之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通过分配住房保证单 位成员 基本的生存空间,通过公费医疗制度满足人们基本健康的需要,通过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及为职工子女就业需要的服务公司或集体企业等等,为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社会保 障和福利方面的服务,更多地,单位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或单位外行为的权利、社会身 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4]
政府主要通过单位实施社会管理的体制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 沙的状态,加强了社会的组织性,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组织动员力。但另一方面, 也严重束缚了社会自身和公民个人的发展,就像捷克著名戏剧家哈维尔所描述的:个人变成 了社会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 作用。总之,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等都被牢牢地钳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 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动都被看做放纵、违章、违法之举。从餐馆厨师到歌唱家,每个 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一张官僚规定文牍的罗网笼罩。这张罗网以自己的目标束缚一切生活 的目标,而它的目标就是它自身平稳、自动运转的既得利益[5]。
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造成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国家化,使政府成为包 办一切的全能型政府,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将社会成员牢固束缚在 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造成了社会流动性差,社会自身缺乏自主性,各种社会组织无法 得到正常发育,社会内部难以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从而造成社会的僵 化,缺乏活力,社会成员思想的僵化,缺乏创造力。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造成了企业包袱沉 重,缺乏生产积极性和竞争力,从而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社区”制与“政府—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个体私营经济等新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农村人口大量流 入城市,与此同时,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市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由“单位 人”变成了“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日 益暴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项旨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社 会工程-社区建设运动兴起,社区制被建构为一种替代单位制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随着“政企分开”、“社企分开”的推进,企业剥离出来的大部分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职 能都转移到了街道办事处及其所属的社区。
经过十几年的社会变迁和社区建设,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从“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过渡到以“政府—社区”制为主、“政府—社区”制和“政府—单位 ”制并存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区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渐成为社会管 理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仍然承担着许多重要 的社会职能,但这些社会职能正处于不断的剥离中。
在我国当前这种以“政府—社区”制为主,“政府—社区”制和“政府—单位”制并存的社 会管理体制中,“政府—单位”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充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着 重解决的问题,这种模式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我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社 区”制社会管理模式,也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政府—社区”两极式社会管理体制 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政府试图借用社区这个地域概念,将其操作为一个城市基层管理 单位,以解决市场经济兴起和单位制解体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通过社区建设加强
基 层政权建设。”[6]正因为如此,本应发挥自治功能、进行自我管理的社区表现出 了严重的行政化、单位化倾向。“政府几乎包揽了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的一切事务,多样化 的基层社会的社区事务基本上变成了单一的政府事务。与‘政府—单位’式体制不同的只是 ,上级政府和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不过是转移或‘下移’给了基层政府的派出单位- 街道办事处-而已。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区的责任和职能被不切实际地夸 大,所承担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的单位化倾向愈益严重,日益蜕变为一 个什么都得管的‘小而全’的、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单位化社区’。”
演讲者:汽修1103班唐能立
第二篇: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起源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说法较多。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
中秋节
粥饮食。”
一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了。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
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
也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秋节起源应为隋末唐军于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唐军裴寂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月饼,并广发军中作为军饷,成功解决因大量吸收反隋义军而衍生之军粮问题。[2-5] 发展
中秋节赏月的风俗,据历史学家推断,最初是古代宫廷文人兴起,然后扩散到民间的。早在魏晋乐府《子夜四十歌》中,就有一首《秋有月》描写道:“ 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中秋节开始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就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间才开始盛行过中秋节的习俗。
北宋,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出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吴自牧《梦梁录》说:“此际金凤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围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篓之人,解农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婆于市,至烧不绝。”更有意思的是,《新编醉翁谈录》记述拜月之俗:“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眼眼饰之,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朝;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盛行不衰。“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免;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柏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民间以月饼相邀,取团圆之义”。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呈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唯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同时这五百多年中还推出“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卖兔儿爷”等节庆活动;其中的赏月,吃月饼、团圆饭等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2] 假期
2008年开始中国大陆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如当天与周 节日别称
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
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2]
风俗习惯 传统活动 祭月、赏月、拜月 吃月饼
中秋节赏月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
月饼
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要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
赏桂花、饮桂花酒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中秋之夜,仰望着月中丹桂,闻着阵阵桂香,喝一杯桂花蜜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节日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现代,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7] 玩花灯
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花灯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10]
烧塔 南方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中秋宴俗
古时中国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
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神话传说 嫦娥奔月
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嫦娥奔月
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没有外出。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持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已逃走,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嫦娥,这时他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思念妻子,便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17] 吴刚折桂 相传月宫里有一个人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把他贬谪到月宫,每天都砍伐月宫前的桂树,以示惩处。这棵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即合拢。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17] 玉兔捣药
嫦娥身边有只玉兔。据说嫦娥身体变轻,开始升空时,惶恐中抱起了一直喂养的白兔。白兔便随她一起上了月亮。玉兔在月宫有一只捣药杵,夜晚在药臼中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这个神话传到日本后,变成了玉兔在捣年糕。玄宗故事
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鸿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月宫之念,于是天师作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宫。但宫前有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声阵阵,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记心中。这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日后玄宗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创作了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之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17] 诗词 民谣
关于中秋节的民谣、童谣众多,如《拜月娘》、《椅仔姑》、《中秋拜月歌》、《拜月娥》、《全家拜月》、《中秋夜》、《月姐姐》、《月光光》、《月饼》;台湾民谣《中秋旅思》、《月夜思乡》、《煎熬》等。谚语
中秋月饼
八月十五的月亮——正大光明 八月十五吃月饼——节日的美食 八月十五办喜事——人月共团圆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⑴。又疑瑶台镜⑵,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⑶,桂树何团团⑷。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⑸? 蟾蜍蚀圆影⑹,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⑺,天人清且安⑻。阴精此沦惑⑼,去去不足观⑽。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白话译文
小时候我不认识月亮,将它呼作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境,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接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出现了。传说月中有白兔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又传说月中有一个大蟾蜍,是它蚀得月亮渐渐地残缺了。以前有位后羿,是他将九个太阳射落了,只留下了一个,才使得天人都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便再也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摧人心肝啊!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乐府诗。“古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初升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初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蚀:“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蚀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不明。“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既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英雄来扫除天下。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讽刺这一昏暗局面。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作隐语,化现实为幻景,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第三篇:中国铁路局历史沿革(DOC)
中国铁路局历史沿革
【北洋官铁路局】1891年6月,清政府成立北洋官铁路局,开始修建山海关站舍和机车房,这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条铁路。
【东清铁道管理局】1903年7月,东清铁道南部支路(长大铁路)建成通车,铁路由沙皇俄国投资修建并控制。当时为宽轨1.524米。同时在哈尔滨成立东清铁道管理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年11月,日俄战争后,东清铁道南部支路管理权转归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社在东京成立。1906年11月11日,将宽轨(1.524米)改为窄轨(1.067米)。1907年3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社迁至大连。1907年7月1日,日本将南満铁路由窄轨改为标准轨(1.435m)
【津浦铁路总公所】1908年1月,石海寰被清朝政府任命为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在北京设津浦铁路总公所。
【津浦铁路北段总局】1908年2月,在天津设津浦铁路北段总局。设文案、翻译、材料、核算、收支、工程司等六个处。1908年年6月,津浦北段开工。1912年(民国元年)11月全线竣工通车。干线全长1013公里,支线96.26公里。
【津浦铁路南段总局】1908年7月,在浦口设津浦铁路南段总局。设文案、翻译、材料、核算、收支、工程司等六个处。1909年年1月,津浦南段开工。1912年(民国元年)11月全线竣工通车。干线全长1013公里,支线96.26公里。
【沪宁铁路管理局】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因沪宁铁路通车,沪宁铁路管理局成立,并直属北洋政府交通部管理。【津浦铁路总局】1912年(民国元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旋迁往北京,津浦铁路南北总局改归北京政府交通部管辖。1912年12月,南北两段机构合并,于天津设津浦铁路总局,浦口设分局。总局设总办、会办各一人,分局设会办一人,分别主持全面工作。
【陇海铁路总公所】1912年(民国元年)9月,北京政府与比利时电车铁路公司签订《陇秦豫海借款合同》,确定从已建成的汴洛铁路分别向东西展筑。1912年11月,于北京设陇海铁路总公所。1913年2月,在郑州、徐州分设西段、东段工程局,分别由比利时和荷兰的的工程技术人员主持设计和施工。1925年7月工程修至江苏大浦,荷兰公司已无力筹措资金,1926年(民国15年)11月,西段工程展筑至灵宝,因军阀混战工程亦告停顿。1928年(民国17年)1月,南京政府交通部于郑州设立陇海铁路督办公署,1928年6月,撤消了陇海铁路总公所。【津浦铁路管理局】1913年11月,部令改津浦铁路总局为交通部直辖津浦铁路管理局。设总务、帐务、车务、工务、机务、港务、电务、库务、地务、医务、警务处及济南、浦口办事处,全局共设十三处。1916年(民国5年)10月,交通部颁布编制,津浦铁路管理局内设总务、工务、机务、车务和会计五处,将济南、浦口两办事处分别改为事务所,到1922年两事务所先后撤消。
【陇海铁路管理局1】1927年(民国16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在郑州始设陇海铁路管理局。
【陇海铁路管理局2】1927年,南京政府在徐州亦成立了陇海铁路管理局。1927~1929年末这段时间里,先后有直鲁军、冯蒋军、冯、阎军、南京国民政府根据战局和自身需要组建或撤消铁路管理机构,委托各自的心腹管理铁路。陇海铁路管理局设置:局长、副局长、秘书主任、总务、工务、车务、机务、会计、洋会计处,警察署、总工程司办事室。
【陇海铁路管理局3】 1929年(民国18年)5月,南京政府撤消了陇海铁路督办公署,成立陇海铁路管理局。1931年(民国20年)上半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令,陇海铁路管理局曾一度改为陇海铁路管理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委员,原管理局的组织机构不变,旋又恢复了陇海铁路管理局,仍为局长制。
【满洲铁路总局】1933年3月,日本在沈阳成立了“满洲铁路总局”,管理“南满铁路”以外的自建铁路,称之为“国线”。【成渝铁路工程局】1936年6月,成渝铁路工程局在重庆成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川地方当局提出修建川汉铁路西端的成渝铁路,组成“成渝铁路筹备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冬,国民政府铁道部组成“新路建设委员会”,以“成渝铁路筹备处”名义在南京筹划组织测绘施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铁道部与四川省政府合组“川黔铁路公司”。成渝铁路的修筑由该公司经营。当年6月,在重庆美丰银行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该工程局担负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
【济南铁路局(日伪)】1938年6月,济南铁路局成立。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日军为扩大侵略及恢复运输,于1938年(民国27年)1月,在天津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北支事务局”设济南出张所,归日军军部领导。1938年6月,济南铁路局正式成立,一改过去分线管理为分区管理。设总务、经理、运输、电气、工务、自动车、警务和工作、水运处、监理所,以及医院、学院、学校等附属机构,当时辖区为胶济全线及黄河涯至程家庄以及此区段内所有支线。1943年5月,将局内各处改组为部,撤消工作、水运处,另设“爱路部”,监理所改为地方分局,监督所管区段的运输业务。【徐州铁路局(日伪)】1944年5月,徐州铁路局成立。1940年(民国29年)7月,开封铁路局成立了徐州办事处,管辖津浦线临城至蚌埠,陇海线杨集至连云港码头,临赵线和柳泉炭矿线。1944年(民国33年)5月,撤消了徐州办事处,成立了徐州铁路局,辖区与办事处相同,机构基本上同于开封铁路局。1945年(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后,被南京政府接收后撤消。【北安铁路局】1945年12月1日,北安铁路局成立,局长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陈大凡兼任。1946年,黑龙江省的北安、绥化等地区已经解放,解放区成立的第一个铁路局即为北安铁路局。1946年6月18日,北安铁路局迁至绥化,改称绥化铁路分局。
【济南区铁路局】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派陈舜X(田+井)接收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局,成立了济南区铁路局。机构设置为秘书室、人事室、总务、会计、运输、机务、工务、材料、公路、警务处。管辖胶济全线,津浦线德州至兖州及此区间的支线。
【徐州区铁路局】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派沈文泗接受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徐州铁路局。因迟于接收,至当年12月始成立徐州区铁路局,局长沈文泗。下设秘书室、总务组、运输组、机务组、工务组、财会组、人事组和警务组,辖区范围津浦线程家庄站至高家营站以及该区间的支线,陇海线连云港至杨集站。
【綦江铁路局】1945年12月,綦江铁路局成立。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为修筑綦江铁路,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江津县仁沱袁家祠堂成立綦江铁路工程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交通部撤销綦江铁路工程处,将工程移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2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工程处原址上成立綦江铁路局。当时有职员262人,工警896人。1949年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成渝铁路工程局及其它6个在渝铁路单位。1950年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綦江铁路局实行军管,改名为西南工业部綦江铁路局。
【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1945年9月,根据于日本投降前一天(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协定成立了中苏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俗称“老中长”),中长铁路管理局设于哈尔滨。
【齐齐哈尔铁道局】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郭维城接收齐齐哈尔铁道局。
【西满铁路管理局】1946年1月,根据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部命令在郑家屯成立西满铁路管理局,4月迁白城子,5月迁齐齐哈尔。5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部决定:将由马钧领导的西满铁路管理局与由郭维城接管的齐齐哈尔铁道局合并为西满铁路管理局。马钧任局长,黄铎、郭维城任副局长。
【京沪区铁路管理局】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国交通部下令成立华中铁路管理委员会。1945年10月,接收日伪华中铁道株式会社所管辖的铁路,该委员会于1946年改称京沪区铁路管理局。【沈阳区铁路管理局】1946年3月13日,国民政府在沈阳成立了沈阳区铁路管理局,王奉瑞担任“东北九省铁路运输总局副总局长”兼“沈阳区铁路管理局局长”。
【津浦区铁路管理局】194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实行铁路干线分区管理制,将接收的济南、徐州两铁路局和津浦铁路浦徐段管理处合并,于济南成立津浦区铁路管理局。管辖胶济、津浦、德石全线,原陇海线杨集至连云港划归陇海区铁路管理局。当时辖区内能通车的仅浦口到兖州一段,于1946年7月在浦口成立了浦兖段管理处,后又增设了徐州办事处。上述管理机构,随着所在地区的解放先后解散。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机构设置为:秘书室、人事室、总务、运输、工务、机务、材料、会计、警务处,以及浦兖段管理处、天津、青岛、张店办事处。
【张博铁路局】1946年6月,鲁中军区地方部队解放了博山至南定、明水、周村等站,成立了张博铁路局,调配干部开展工作,教育职工,完成军事运输。7月敌人重占张博一线,干部职工暂时撤离。1947年3月,该地区重获解放,再次成立张博铁路局,抢修通车22天,复遭国民党军吴化文部队侵占,于是组织了张博铁道队,与敌开展了游击战争。1948年3月,该地区第三次解放,在职工群众的努力下,张博支线很快修复通车,随即重组张博铁路局。
【东北铁路管理总局】1946年7月25日,在哈尔滨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东北铁路总局局长陈云,政委李富春、陈正人,副总局长吕正操和郭洪涛、马钧、陈大凡。总局直接领导在东北组建的各铁路管理局。同年8月,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改属东北行政委员会,吕正操任总局长兼政委。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东北铁路管理总局迁至沈阳。1949年5月4日,刘居英出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1947年1月,西满铁路管理局改称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局长黄铎、副局长郭维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局界也不断扩大。到1949年,齐局管辖线路计有齐北(齐齐哈尔—北安)线、滨洲(安达—满洲里段)线①(①这时的滨洲线名义上属“老中长”的海拉尔和昂昂溪分局,实质上是齐局和“中长”共管。)嫩江(宁年—嫩江)线、白阿(白城子—伊尔施)线、长白(前郭旗—白城子)线、榆树(榆树屯—昂昂溪)线、平齐(大土山—齐齐哈尔)线、博林(博克图—狼峰)线、牙林(牙克石—库都尔)线、三昂(三间房—昂昂溪)线、滨北(福安—北安)线,营业里程为2531公里。下辖海拉尔、昂昂溪、白城子、齐齐哈尔四个铁路分局。在这个时期,齐局迅速恢复管内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1983年10月1日,铁道部决定撤销齐局。【张潍铁路管理局】1948年4月,潍县解放。1948年5月,建立了华东财办张潍铁路管理局。
【胶济铁路管理局】1948年7月,张潍铁路管理局更名为胶济铁路管理局。组织铁路工人复工与抢修,管理坊子、昌乐一带的运输工作。1948年9月,济南解放,遂于10月成立了胶济铁路西段建路委员会。12月将张博铁路局、张店三分会、胶济铁路局合并改组为胶济路办事处,驻张店,属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领导。1949年6月,青岛解放,7月胶济全线恢复通车,从此胶济铁路获得了新生。
【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1948年9月,济南解放,成立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一些城市和铁路线陆续得到解放,统一的铁路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48年4月,潍县解放,1948年5月成立张潍铁路管理局,1948年7月改为胶济铁路管理局,1948年10月迁益都(今青州)。1948年7月兖州解放,成立兖州铁路办事处。1948年9月济南解放,成立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1948年11月连云港解放,成立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陇海东段临管委员会。1948年12月胶济铁路管理局与张博铁路局合并,成立胶济路办事处,不久改为张店办事处。同月徐州解放,成立了徐州办事处。1949年1月至6月,蚌埠、浦口、青岛相继解放,又增设了浦口、青岛办事处。由于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是在原津浦区铁路管理局的旧摊子上接管的,因此,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机构。到1949年1月,其机构设置有秘书、机务、工务、材料、人事、会计和警务处,以及张店、徐州两办事处和陇海东段临管委员会共三个大口单位。
【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标志了整个东北解放。1948年11月25日,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成立,刘居英任局长。1948年12月,除了战争需要,铁路的客运也在逐步恢复。在沈阳解放初期,因为“疏散弹药与防止敌特逃跑”,铁路有一段时间停止了售卖客票。1948年12月10日,沈阳铁路局在市内中街100号开设了售票所。1948年12月15日,从沈阳南站发车,经吉林直达哈尔滨三棵树的快车开通。
【江南铁路管理局】1949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同年6月1日,成立江南铁路管理局。
【沈阳铁路管理局】1949年3月,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改为沈阳铁路管理局,下辖长春,丹东两个分局,管辖铁路1120公里。1949年4月20日,从沈阳到北京的直达列车正式开通。
【济南铁路管理局】1949年4月,根据铁道部令,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改为济南铁路管理局。1949年6月,全局下设张店、徐州、浦口、青岛四个办事处和陇海东段临管委员会。1949年9月,全局管内各线已相继修复通车,管理局开始发挥集中统一指挥运输生产的职能。
【上海铁路管理局】1949年8月1日,撤销江南铁路管理局,成立上海铁路管理局。
【衡阳铁路管理局】1949
年8月23日,铁道部在株洲市成立衡阳铁路管理局,10月末迁衡阳市。管辖湖北(武昌以南)、湖南、广东、广西4省境内铁路。【郑州铁路管理局】1949年3月11日,郑州铁路管理局成立,即现在的郑州铁路局的前身。1983年武汉铁路局与西安铁路局一同并入郑州铁路局。2005年3月18日,铁路改制撤消了原铁路分局这一级机构,将原郑州铁路局西安、安康铁路分局组建为西安铁路局;将原武汉、襄樊铁路分局组建为武汉铁路局;将原郑州、洛阳铁路分局组建为新的郑州铁路局。
【天津铁路管理局】1949年12月,各主要干线修复通车。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决定设天津铁路管理局。
【北京铁路管理局】1949年12月,各主要干线修复通车。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决定设北京铁路管理局。
【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3月21日,成立重庆铁路工程局,为重新修建成渝铁路作准备。
【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1950年5月1日,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管理局成立(俗称“新中长”)。1952年末,中长铁路全部移交给中国政府。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1950年5月1日,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于甘肃天水成立。
【西南铁路工程局】1950年6月7日,重庆铁路工程局改组为西南铁路工程局。当年下设工务、机运、财务、计划、人事、总务、公安等8个处及巡视组、办公室。1951年8月,西南铁路工程局机运处改为管理处。1952年5月8日,西南铁路工程局管理处改组为重庆管理分局。
【南宁铁路局】1951年南宁铁路局成立(从衡阳铁路局分出)。【天津铁路局】1952年天津、北京铁路管理局两局合并成为天津铁路局。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1】1952年12月28日,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改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设于兰州市。
【重庆铁路局】1953年1月1日,西南铁路工程局重庆管理分局改组为重庆铁路局,直接由铁道部领导。1953年5月13日,綦江铁路局并入重庆铁路局,原綦江铁路局机构撤销后成为重庆铁路局綦江办事处。
【广州铁路局】1953年1月1日,广州铁路管理局成立(从衡阳铁路局析出),管辖粤汉铁路(蒲圻车站以南不含该站)、湘桂铁路(冷水滩车站以东含该站)、广三铁路、广九铁路和新划给广州铁路管理局的浙赣铁路(鹰潭车站以西不含该站)及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并包括全局辖区内的支线铁路。
【柳州铁路局】1953年1月1日,柳州铁路局成立(南宁铁路局搬迁至柳州)。【北京铁路局】1953年天津铁路局局机关移至北京,更名为北京铁路局。
【重庆铁路管理局】1953年8月1日,重庆铁路局改组为重庆铁路管理局。当年组织机构为车务、商务、机务、工务、电务、车辆、计划、统计、基本建设、财务会计、材料供应、先进方法推行、总务、设计各科和人民监察室、行车安全监察室、机要股等。
【沈阳铁路局】1956年1月,沈阳铁路局成立,下辖沈阳,长春,大连,安东(丹东)四个分局。
【成都铁路管理局】1957年5月,重庆铁路管理局迁至成都,并更名为成都铁路管理局。
【成都铁路局】1957年11月,成都铁路管理局更名为成都铁路局。1965年7月,柳州铁路局贵阳分局交成都铁路局管理。1986年1月昆明铁路局并入成都铁路局。1997年3月昆明、开远分局划出成都铁路局。1999年1月,西昌分局撤销并入成都铁路分局。2005年3月,撤销成都、重庆、贵阳铁路分局,实行铁路局直接管理站段。
【南昌铁路管理局】1958年1月1日,南昌铁路管理局成立。铁道兵鹰厦线临时管理处撤销,成立铁路南平办事处,为南昌铁路管理局驻南平的办事机构,代表国家接管鹰厦铁路并开办正式运营。
【牡丹江铁路管理局】1958年1月1日,牡丹江铁路管理局成立。【合肥铁路局】1958年8月,上海铁路局蚌埠办事处从上海铁路局析出。蚌埠办事处改名为合肥铁路局,但始终处于调研阶段,未行使职权。
【武汉铁路管理局】1958年10月1日武汉第一次设局。1961年8月,长沙铁路管理局并入武汉铁路管理局。武汉局下辖汉口、信阳和长沙3个办事处。直至1963年4月1日。
【乌鲁木齐铁路局】1958年10月25日,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改为乌鲁木齐铁路局。
【长沙铁路局】1958年11月1日,铁道部决定成立长沙铁路局,管辖湖南省境内铁路。1961年8月,长沙铁路管理局并入武汉铁路管理局。
【福州铁路局】1959年1月1日,南昌铁路管理局南平办事处撤销,福州铁路局成立,局址在福州市郊魁岐。福州铁路局管辖线路自鹰厦线K74+200起至厦门,包括外(洋)南(平)、漳州支线,全长659公里。1959年12月1日,福州铁路局接管外福线南平至福州区段,增加管辖线路169公里。铁道兵第十一师新线管理处同时撤销。此后,漳龙线、安丰支线、漳泉线梅剑段、永嘉支线益坑段陆续修建通车,统归福州铁路局管辖,营业里程为876.2公里。1965年5月,福州铁路局撤销,成立福州铁路分局,隶属南昌铁路局。
【上海铁路总局】1959年,上海铁路总局成立,下辖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局、杭州铁路局。1963年总局更名为上海铁路局,管辖区域有所扩大。【南京铁路局】1959年,南京铁路局成立。由于上海铁路总局不放权,有名无实,始终处于调研阶段,未能真正行使职权。
【杭州铁路局】1959年,杭州铁路局成立。由于上海铁路总局不放权,有名无实,始终处于调研阶段,未能真正行使职权。
【蚌埠铁路局】1959年,蚌埠铁路局成立。管辖徐州、合肥、芜湖等地区铁路,铁路局分别在合肥、蚌埠两地办公。1959年12月,蚌埠铁路局合肥部分全部迁到蚌埠市胜利路今址,下设徐州、蚌埠、合肥、九龙岗、马鞍山共5个办事处。
蚌埠铁路局简史。清宣统三年,津浦铁路总局蚌埠大车房。民国元年,津浦铁路总局浦口分局蚌埠机务、车务段。民国20年,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蚌埠机务、车务段。民国26年,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从浦口迁至蚌埠。民国27年,(日)蚌埠桥木事务所、机关区。民国28年,(日)蚌埠铁路局。民国29年,(日)蚌埠出张所。民国32年,(日)蚌埠铁道整备局。民国35年,津浦铁路管理局(济)徐浦管理处(徐)蚌埠机务、工务、车务段。民国38年,蚌埠军管会。1949年,济南铁路局蚌埠分局。1958年1月,上海铁路局蚌埠办事处。1958年8月,合肥铁路局(蚌埠办事处改为合肥铁路局,但始终处于调研阶段,未行使职权)。1959年,蚌埠铁路局成立。1963年,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蚌埠铁路分局军管会。1978年,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2005年至今,上海铁路局蚌埠办事处。【西北铁路工程局】1963年9月1日,乌鲁木齐铁路局改为西北铁路工程局。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2】1966年8月1日,西北铁路工程局改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
【武汉铁路局2】1971年7月1日武汉第二次设局,至1983年3月1日。
【昆明铁路局2】1997年4月1日,铁道部在昆明召开昆明铁路局成立大会,将成都铁路局所属昆明铁路分局和开远铁路分局划出,重新组建昆明铁路局。昆明铁路局不设铁路分局,实行铁路局直接领导站段的新体制。昆明铁路局下辖昆明铁路办事处和开远铁路办事处。
【西安铁路局】2005年3月18日,铁路改制撤消了原铁路分局这一级机构,将原郑州铁路局的西安、安康铁路分局组建为西安铁路局。
【武汉铁路局3】2005年3月18日,铁路改制撤消了原铁路分局这一级机构,将原郑州铁路局的武汉、襄樊铁路分局组建为武汉铁路局。武汉第三次设局。
【南宁铁路局】2007年11月16日,柳州铁路局总部搬迁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并更名为南宁铁路局,其前身为柳州铁路局。----【乌鲁木齐铁路局】
1950年5月1日,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成立。甘肃天水。
1952年12月28日,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改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兰州。1958年10月25日,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改为乌鲁木齐铁路局。乌鲁木齐。1963年9月1日,乌鲁木齐铁路局改为西北铁路工程局。1966年8月1日,西北铁路工程局改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1970年8月26日,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改为交通部第一铁路工程局。
1970年12月21日,交通部决定:第一铁路工程局迁往西安市,以第一铁路工程局运输指挥部为基础组建乌鲁木齐铁路局。西安/乌鲁木齐。1971年1月1日,交通部乌鲁木齐铁路局成立。
1975年2月8日,交通部乌鲁木齐铁路局改为铁道部乌鲁木齐铁路局。
【齐齐哈尔铁路局】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郭维城接收齐齐哈尔铁道局。翌年1月根据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部命令在郑家屯成立西满铁路管理局,4月迁白城子,5月迁齐齐哈尔。5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部决定:将由马钧领导的西满铁路管理局与由郭维城接管的齐齐哈尔铁道局合并为西满铁路管理局。马钧任局长,黄铎、郭维城任副局长。1947年1月改称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局长黄铎、副局长郭维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局界也不断扩大。到1949年,齐局管辖线路计有齐北(齐齐哈尔—北安)线、滨洲(安达—满洲里段)线①(①这时的滨洲线名义上属“老中长”的海拉尔和昂昂溪分局,实质上是齐局和“中长”共管。)嫩(宁年—嫩江)线、白阿(白城子—伊尔施)线、长白(前郭旗—白城子)线、榆树(榆树屯—昂昂溪)线、平齐(大土山—齐齐哈尔)线、博林(博克图—狼峰)线、牙林(牙克石—库都尔)线、三昂(三间房—昂昂溪)线、滨北(福安—北安)线,营业里程为2531公里。下辖海拉尔、昂昂溪、白城子、齐齐哈尔四个铁路分局。在这个时期,齐局迅速恢复管内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
1948年9月28日,根据上级命令,昂昂溪机务段委派由司机长范永、临时党支部书记穆成斌等16人组成的3005次军火列车包乘组,驾驶1195号机车,由昂昂溪车站出发,一路上巧妙地躲过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10月2日到达西阜新车站,胜利完成了为辽沈战役运送弹药的任务,受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表彰。东北政委会还为包乘组记集体特等功。为支援关内铁路建设,齐局组织一千多人于1949年5—9月的141天内,在已被苏联红军拆除的北黑线,收集钢轨计长300多公里,各种车辆460辆,机车32台及其他器材,运往关内,修建被破坏的铁路。
1950年5月1日,新的中长铁路开始运营,海拉尔、昂昂溪两个铁路分局划归中长铁路管理局。白城子铁路分局划归锦州铁路管理局。同时划入原属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绥化、佳木斯两个分局。此时,齐局管辖线路总长2158.9公里。1952年末,中长铁路全部移交中国政府后,拉滨线划归重建的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同时将新组建的林口铁路分局划归齐局。此后局界一直稳定到1957年末。50年代初,齐局首先在全路开展了以“满载、超轴、五百公里”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增产节约运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派出2600多名职工赴朝支援,推行了经济核算制等管理方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货物发送量9780.4万吨。以1953年为100%,则1954年增长到118%,1955年增长到126%,1956年增长到143%,1957年增长到168%。(见附图)
1958年1月1日,由于牡丹江铁路管理局的建立,齐局管辖范围发生变化。林口铁路分局和佳木斯铁路分局的东佳木斯—勃利站间的线路移交牡丹江铁路管理局;东佳木斯站以北的佳木斯铁路分局所辖线路、绥化铁路分局全部及齐北线北安—依安站间线路划归哈局;哈局安达站以西的滨洲线划归齐局。齐局与锦州铁路管理局以平齐线太平川为界。这时齐局管辖11条线,营业里程计2544.9公里。为了建设东北地区的西北部新线,铁道部成立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东北铁路工程局)。至1965年新线逐渐建成,逐步移交齐局。是年末,齐局营业里程增加到2896公里,下辖齐齐哈尔、白城子、海拉尔、图里河4个铁路分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局界基本未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67年3月19日解放军进驻齐局,实行军管。1968年4月25日,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齐局革命委员会成立,解放军代表闫景祜任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全局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局革命委员会下设3部1室,除留用百余名人员外,其余1千多人全部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70年,部室改为11个组,1972年开始恢复部处室机构。1973年军代表撤出各级革命委员会。1975年局机关陆续恢复21个处室。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运输秩序混乱,齐局年均发生重大、大事故31.5件,比1965年的3件增加了9倍。其中1969年为53件,为齐局历史上发生事故的最高记录。这10年中行车事故造成的损失,年均达100万元。
随着新线建设的不断进展,齐局管辖线路也不断增加。1966年底,通让线建成,齐局营业里程增加到3238.6公里。1969年1月,嫩江—加格达奇段交付使用,齐局运营里程增长到3542.6公里。1970年8月,嫩林线加格达奇—樟岭段建成,营业里程增加到3677.7公里。1975年,嫩林线樟岭—古莲段开始临时运营,齐局营业里程增长到3905.2公里。其中在黑龙江省内有2964.9公里。
1970年7月,撤销图里河铁路分局,成立加格达奇铁路分局。1975年6月,又成立伊图里河铁路分局。至此,齐局下辖5个铁路分局。
1978年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局长分工负责制。赵康任中共齐局党委书记,邸宝玉任齐局局长。至1982年局机关设9室17处,下辖仍为5个铁路分局。全局共有职工113355人。管辖线路21条,营业里程4030公里,延展长度达5621.4公里。1978年11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和铁道部命名齐局为大庆式企业,成为当时全路首批大庆式铁路局之一。
1979年后,为解决运输矛盾,对旧线进行技术改造,新建让胡路、大庆、龙凤、卧里屯4个工业站,将齐齐哈尔站旅客候车室改建成18423平方米的新候车室。三间房站也扩建为齐局最大的编组站。从而增强了对大兴安岭原木和大庆石油的运输能力。
1983年10月1日,铁道部决定撤销齐局,除白城铁路分局划归沈阳铁路局外,其余全部并入哈尔滨铁路局。
【沈阳铁路局】
1891年6月,清政府成立北洋官铁路局,开始修建山海关站舍和机车房,这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条铁路。
1893年5月,津榆铁路修到山海关,关外铁路开始动工。
1903年7月,东清铁道南部支路(长大铁路)建成通车,是由沙皇俄国投资修建并控制。当时为宽轨1.524米。同时在哈尔滨成立东清铁道管理局。
1905年12月3日,由日本军队修建的安奉铁路(安东至奉天)修建完工(窄轨0.762米)。
1906年11月,日俄战争后,东清铁道南部支路管理权转归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社在东京窄轨(1.067米)。
1907年3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社迁至大连。
1907年6月,北洋政府修建的沈山铁路建成通车。
1907年7月1日,日本将南満铁路由窄轨改为标准轨(1.435m)长图线由吉长线(1912年修建)、吉敦线(1928年修建)、敦图线(1933年修建)三条铁路连成,修建历时23年。
成立。11月11日将宽轨改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南满铁路日本守备队第二大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计划,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一段路轨炸毁,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4年4月,沈吉线由军阀张作霖主持修建完成。
1935年10月31日,长白线修建完成,11月1日运营。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成立了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
1949年3月,沈阳铁路军事管理局改为沈阳铁路管理局,下辖长春,丹东两个分局,管辖铁路1120公里。
1950年5月,成立了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管理局,沈阳铁路局撤消。
1952年12月,中长铁路管理局撤消,成立了哈尔滨铁路局,统管原沈阳局铁路。
1956年1月,成立了沈阳铁路局,下辖沈阳,长春,大连,安东(丹东)四个分局,营业里程为2641公里。
1958年9月10日,沈阳铁路管理局改为沈阳铁路局。
1967年3月,沈阳铁路局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5月30日,沈阳局成立革委会。
1978年4月,沈阳铁路局革委会撤消,恢复铁路局原建制。
1983年10月1日,锦州,吉林铁路局撤消,并与原齐齐哈尔铁路局白城分局一起合并成立沈阳铁路局,下辖沈阳,大连,丹东,长春,锦州,阜新,通辽,吉林,图们,通化,白城11个分局,管内包括了辽宁,吉林省的全部和内蒙古东北部以及黑龙江,河北的部分地区。营业里程达到了8361公里。
1986年11月,阜新铁路分局撤消,分别并入锦州和通辽分局;12月,白城铁路分局撤消,并入长春分局。
1993年10月,重新组建白城铁路分局。
1995年12月8日,大连铁道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1997年12月31日,丹东铁路分局撤消,并入沈阳分局。
1999年8月27日,沈阳铁路局机关机构改革,撤消运输处,客运处,货运处,成立营销处,车务处,调度指挥中心;撤消生活卫生处,成立卫生处;体改法规处改为政策法规处;成立收入稽查中心,生活服务中心,押运中心,年鉴社等。机关行政机构共设23个处室,精简22•8%。
1999年12月,沈阳铁路局管内铁路营业里程为8798公里,职工346194人,固定资产原值为507.684亿元。净值287亿元。
2000年12月5日,图们分局撤消,并入吉林分局;白城分局撤消,并入长春分局。
2002年6月24日,铁道部下发了《关于沈阳铁路局内部客运公司组建方案的批复》。8月30日,成立了沈阳铁路局客运公司成立大会,9月25日,召开了各分局客运公司成立大会。全局客运公司从2003年1月1日正式独立运作。
2003年8月,调整局机关部分处室部委机构,撤销车务处、营销处、调度指挥中心机构编制,成立运输处、货运营销管理处,客运公司对内称客运事业部。2005年3月18日,铁道部决定撤消铁路分局,实行路局直管站段体制。
第四篇:广州历史沿革
传说广州最早的地名为“楚庭”(或“楚亭”)。现在越秀山上的中山纪念碑下,尚有清人所建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古之楚亭”四字。不少史籍将“楚庭”视为广州的雏型,是广州最早的称谓,距今已有2847年。“楚庭”又与一个古远的传说相连,传说有五位仙人,身穿五彩衣,骑着五色羊,拿着一茎六穗的优良稻谷种子,降临“楚庭”,将稻穗赠给当地人民,并祝福这里永无饥荒。说完后,五位仙人便腾空而去,五只羊则变成了石头。当地人民为纪念传播优良谷种的五位仙人,修建了一座五仙观,传说五仙观即为“楚庭”所在。由此,广州又有“羊城”、“穗城”的别名。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泛指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民族称为南越(又称南粤)。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在主帅屠睢率领下首次进军岭南,但秦兵最终被当地越人击败,屠睢被杀,赵佗等收拾残部北逃。稍后,秦朝派遣任嚣、赵佗等率兵再次分兵数路挺进岭南,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旋即建立政权,设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同时建立番禺(今广州)等县。南海郡含今广东大部,郡治番禺,首任郡尉任嚣,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划分的行政区,亦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行政建置。从此,广州进入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秦代的广州城。因秦将任嚣主持修筑,故名任嚣城。正式名称为番禺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城作为郡治。城址在今广州市区仓边路一带。
秦末,中原**,封建割据代替了统一,划地为王代替了中央集权。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乘中原楚汉相争之机,派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疆土“东西万余里”,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今越南北部。是为今岭南地区第一次建立古都政权。
汉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杀国王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立赵建德为南越王,并联络东越(今福建境内)发兵反汉。次年,汉武帝调集大军10万分兵数路进军南越国。元鼎六年(前111)冬,两支主力部队抵达番禺外围,攻破设置在石门一带的防线后,两军汇合一起从东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城,捕杀吕嘉和赵建德,南越各地守将纷纷降汉。历经五世93年的南越国最终灭亡。汉武帝进一步健全行政建置,把南越国土地划分为9郡。从此,岭南地区直接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东汉时岭南隶属交州管辖,州治设在广信。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任步骘为交州刺史,略定岭南。步氏来到南海郡治番禺,见巨海浩荡,原野殷阜,大为赞赏,认为其自然、经济和政治条件均适合设立州治。于是报请孙权批准,修筑城廓,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把交州州治由广信东迁于番禺。
后梁贞明三年(917),清海、靖海两军节度使刘岩立国,国都广州。国号初名大越,年号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立国后,承袭唐朝典章制度,并大体沿用唐代官制。升广州为兴王府,在粤东和粤北增置一府四州。启用幕府士人分领诸州,刺史不用武官,从而摆脱唐后期藩镇割据之弊。仿唐制开科取士,扩大地方士人的仕途。大规模铸铜、铅两种“乾亨重宝”。这是岭南首次大规模造币,促进了岭南地区商品流通。积极开展对外商务活动;又与邻国创造良好外交关系。南汉历四主55年。南汉国的建立,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顺治三年(1646),朱元璋后代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史称“南明”政权,仅存在40天。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市政厅成立,下设公安、公用、财政、卫生、教育、工务等6个局。孙科为第一任市长。是为广州建市之始。此前于1918年10月成立广州市政公所,开始进行现代的市政设施建设。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开始了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
1945年9月16日,侵粤日军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日本第21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和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分别签字。广州宣告光复。这是近百年来广东人民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1949年10月14日18时,解放军占领广州各重要机关,歼灭国民党残敌2000多人,解放广州的战斗胜利结束。解放军在府前路市政府大楼前台举行了隆重的进城阅兵式。
广州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揭开了广州人文史的初页。广州又称为羊城、穗城。传说古代有5位仙人,骑五色羊,羊衔谷穗,降临广州,把谷穗赠与百姓,祝愿这里“永无饥荒”。如今,越秀公园的五羊雕像已成为广州的象征。
广州自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汉武帝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和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东汉时期航线更远达波斯湾。唐代,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长的海路航线“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中央王朝首先委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到广州。宋代,在广州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机构市舶司。明清时期,广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一段较长时间曾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广州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近代史上有三元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抗英斗争、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封建统治的“三·二九”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所以,广州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城市。
广州历代名人辈出,代代相传。秦朝任嚣,汉朝赵佗,清朝学者屈大均,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思想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孙中山等,为广州名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广州的文物古迹众多。截至2010年,已公布的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共322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3处。南越王墓、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始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明朝的五仙观、镇海楼、莲花塔,清朝的陈家祠、余荫山房等。近代革命历史纪念地有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洪秀全故居等。广州还有众多的风景名胜,自古以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明、清历代都有评选“羊城八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日新月异。1963年、1986年,广州两次重新评选“羊城八景”。2001年8月,广州又举办“新世纪羊城八景”评选活动。2002年7月26日,评选揭晓,新八景为云山叠翠、越秀新晖、珠水夜韵、古祠留芳、黄花皓月、天河飘绢、莲峰观海、五环晨曦。2010年11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组织“羊城新八景”评选活动,至2011年5月18日,评选结果揭晓,新入选的“羊城新八景”为: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叠翠、越秀风华、古祠流芳、荔湾胜境、科城锦绣、湿地唱晚。
第五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任总部主任。1922年7月迁到北京后,邓中夏任总部主任。
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余万人。会议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总通讯机关,并由它负责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案,其中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规定了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方法和步骤。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81人,代表有组织工人5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祝贺。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举产生了全总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选出全总第二届执委会委员25名,林伟民当选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民当选副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工人12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选出全总第三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17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项英当选副委员长,刘少奇当选秘书长。1926年9月,全总在汉口设办事处。1927年2月,全总机关由广州迁到汉口,在广州设办事处。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420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0余万人。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致词。选出全总第四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20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李立三当选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9月,全总机关秘密迁到上海。
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全总第五届执委会委员27名,候补执委18名,项英当选委员长,林育南当选秘书长,罗登贤、罗章龙先后担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33年初,全总领导机关被迫迁往中央苏区瑞金。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1934年10月,全总领导机关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随红军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全总西北执行局,刘少奇、刘长胜先后任委员长。
抗日战争时期,工会一部分人在敌后领导抗日运动,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另一部分人则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1937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康生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1939年,刘少奇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1940年,邓发任书记,张浩、崔田夫任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都建立了工会组织,1945年5月成立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邓发任主任,崔田夫任副主任,李颉伯任秘书长。1946年刘宁一任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18人,代表全国有组织工人283万余人,中共中央委员会致祝词,李立三致开幕词,陈云作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过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六届执委会委员53人、候补执委20人;常委15人、候补常委6人;陈云当选主席,李立
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副主席。李颉伯、许之祯、赖若愚先后担任秘书长。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其组织,实现了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全总机关1948年12月迁到沈阳,1949年3月迁到北平。
1949年5月30日,全总常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全总名誉主席。全总六届三次执委会议决定,从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起,将全国劳动大会改称为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830人,代表全国1020万名工会会员。刘宁一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赖若愚作工作报告,刘长胜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七届执委会委员99人、候补执委42人、主席团成员24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宁
一、刘长胜、朱学范当选副主席,刘少奇继续担任全总名誉主席。推选赖若愚、刘宁
一、许之祯、陈少敏(女)、李颉伯、刘子久、栗再温、董昕为书记处书记。1955年8月,张维桢任书记处书记。
1957年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正式代表989人、候补代表100人,代表全国1630万名工会会员。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刘长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报告。赖若愚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八届执委会委员136人、候补执委69人、主席团成员31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长胜、朱学范、许之桢、陈少敏(女)当选副主席。推选赖若愚、刘长胜、许之祯、栗再温、董昕、张维桢、张修竹、顾大椿、康永和、郗占元为书记处书记。
1958年5月赖若愚逝世。1958年8月,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刘宁一为主席,李颉伯为副主席。1962年11月,全总八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马纯古为副主席。推选张天民、狄子才为书记处书记。1963年12月,全总八届五次执委会议推选黄民伟为书记处书记。1966年3月,全总八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顾大椿、康永和为副主席,推选赵国强、王志杰、王家扬、栗树彬、陈宇为书记处书记,邵井蛙、李春明为候补书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总及其所属各级工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封存全总金库,停止全总作为全国工会领导机关的活动。随之,各地工会也被造反派组织的工代会代替。197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健全工会的通知,先后恢复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工会组织和活动。1977年11月,在全总机关建立了领导小组,逐步恢复了全总与各产业和地方工会的联系,并为召开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
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67人,代表全国5000多万名工会会员。马纯古致开幕词,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九届执委会委员193人、候补执委85人、常务委员29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学范、马纯古、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刘玉娥(女)、章瑞英(女)当选副主席。推选马纯古、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章瑞英(女)为书记处书记,邢方群、齐平、韩西雅、王家宠为候补书记。从此,工会工作全面恢复,中国工会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79年9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李望淮为书记处书记,张维桢为全总顾问。1979年10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顾大椿、金直夫、蒋毅、邢方群、齐平为书记处书记,穆其彬为候补书记。1979年11月,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顾大椿、金直夫为副主席。1980年4月,全总九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张祺、乌兰(女)为书记处书记。1981年10月,全总九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张祺为副主席,推选王家宠、穆其彬、陈用文、刘实为书记处书记,王永成、蒋永清、王申详、王繤为候补书记。王崇伦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齐平、蒋毅、王家宠为常务书记。
1983年10月19日至29日,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98人、特邀代表328人,代表全国7693万名工会会员。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顾大椿致闭幕词。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届执委会委员241人、候补执委83人、主席团成员34人。倪志福当选主席,顾大椿、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王家宠、蒋毅当选副主席。推选倪志福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陈秉权、刘实、王申详、王繤、张富有、李雪莹(女)为书记处书记。
1984年12月23日至27日,全总十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陈俊生为副主席。1984年12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五次主席团会议推选陈俊生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7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方嘉德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11月,全总十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陈秉权为副主席,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李容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1988年10月,全总十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万绍芬(女)、郑万通为副主席。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515人、特邀代表282人,代表全国9336万名工会会员。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厚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一届执委会委员229人、主席团成员27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厚泽、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当选副主席。推选朱厚泽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8.10-1989.12),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方嘉德、张富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
1989年12月,全总十一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于洪恩、杨兴富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推选于洪恩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9.12-1991.12),杨兴富、薛昭軻(女)、张国祥为书记处书记。1991年12月,全总十一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张丁华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二次会议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00人、特邀代表296人,代表全国10176万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会前接见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主持大会,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二届执委会委员241人、主席团成员34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丁华、杨兴富、李奇生、刘珩、江家福、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杨兴富、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肖振邦、李永安、单亦和为书记处书记。
1995年12月,全总十二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倪豪梅(女)为副主席,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九次会议推选倪豪梅(女)为书记处书记。1996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推选李永海为书记处书记。1997年12月,工会总十二届五次执委会议选举徐锡澄为副主席。1997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推选徐锡澄、纪明波为书记处书记。
1998年10月19日至24日,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52名、特邀代表207名,代表全国8913万余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三届执委会委员258人、主席团成员37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俊
九、卢展工、李奇生、刘珩、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尤仁、王东进、徐锡澄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俊九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卢展工、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徐锡澄、纪明波、周玉清、苏立清、董力为书记处书记。10月26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工会十三大代表并进行座谈。
2001年6月,全总十三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七次会议推选孙宝树为书记处书记。2002年1月,全总十三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为副主席。2002年12月,全总十三届五次执委会议通过了尉健行不再担任主席职务的决定,选举王兆国为主席。
2003年9月22日至26日,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698名、特邀代表252名、列席人员23名,代表全国1.34亿名工会会员。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王兆国作工作报告。温家宝作经济形势报告。王兆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四届执委会委员167人、主席团成员39人。王兆国当选主席。副主席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张俊
九、孙宝树、周玉清、王东进、苏立清、张榕明(女)、王瑞祥、徐振寰、陈秀榕(女)、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主席团委员为王玉峰、尤仁(蒙古族)、白录堂、刘文、刘玉明、汤维英、阳安江、买买提江·艾买提(维吾尔族)、杨衍银(女)、宋大涵、张立军、张宏遵、张鸣起、张春生、张秋俭(女)、陈豪、陈希明、陈荣书、赵永金、祝晏君、贾艳敏(女)、郭永平、黄四川、黄燕明、阎启俊、散襄军、董力;书记处第一书记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书记处书记为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徐振寰、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张鸣起、张秋俭(女)、陈荣书。
2008年10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全总十五届执委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王兆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根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由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组成。孙春兰、乔传秀、徐振寰、马培华、孙宝树、陈秀榕、黄丹华、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尔肯江·吐拉洪等12位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兰翠等54位同志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主席团成员产生后,接着举行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了书记处书记:孙春兰为第一书记,乔传秀、徐振寰、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王瑞生、李世明、喻红秋为书记处书记。
全总机关内设15个部门和机关党委。15个部门为:办公厅、组织部、宣传教育部、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集体合同部、民主管理部、保障工作部、劳动保护部、经济技术部(加挂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办公室牌子)、法律工作部、女职工部(加挂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牌子)、财务部、国际联络部、全总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还有离退休干部局、事业发展部。
有10个全国产业工会,其中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机冶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全国委员会为驻会全国产业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为不驻会全国产业工会。还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
全总直属单位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人日报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全总文工团、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中国职工交流中心、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职工之家、全总机关服务中心、中国职工电化教育中心/中国职工音像出版社。
中国工会已同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全国性工会组织以及国际和区域性工会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