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造成的主要问题

第一篇：改革开放造成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行业垄断问题，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城乡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医疗改革问题等。只有在认清问题、吸取教训的前提下，才能深化改革，有利于以后经济、政治等工作的展开。

一、官员贪污腐化，引发各种冲突

贪污是每个国家都会存在的问题，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2009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年，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官员贪污腐化，滋生了众多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的对立双方往往是人民和警察或者是政府，这就说明人民对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满，人民对政府感到失望，而这不满和失望的根源往往是贪污腐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利欲心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激发，面对物欲横流，立场不坚定的掌权者往往会做出贪污的事，并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仰缺失。民众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说不相信政府，只能采取上访、聚集在一起闹事等手段，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出现众多假恶丑现象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劳动致富，致富光荣的观念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这几年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整体道德信仰的缺失。

三、城乡、东西部和社会各阶层的贫富悬殊，激化了很多矛盾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总有一天会演变成两极分化。封建社会里农民造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了。在那时候，当贫富差距到达顶点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甚至引起改朝换代。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国目前的社会构成已经与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那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不会回来，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识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当然不会发生封建社会下才有的**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中国的农民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都是社会的底层。

贫富的悬殊激化了中国人的仇富心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仇富心理，加之贫富悬殊，将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据有关数据，中国还有9000万人达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标准。这应该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说严重一点，在目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穷，这么多人就是社会不安的一颗定时炸弹。

四、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为了发展经济，人们往往忽略了环境的保护，导致了诸多问题，如沙尘暴、水污染、大气污染等。

五、科学认识并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和矛盾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出现的，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其次，我们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都是属于体制内的，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获得解决的。再次，我们还要看到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前进中的、发展中产生的，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作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担负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同任何伟大变革一样，这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答案，要靠我们大胆地探索和试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有的是旧体制下积累和潜伏的，有的是新旧体制交替和摩擦产生的，也有的则可能是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带来工作失误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一定时期内手段和条件的成熟程度制约着我们对矛盾、困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任何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第二篇：造成新疆问题的根源探析

造成新疆问题的根源探析

新疆的“三股势力”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暴力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就是一股势力，即分裂主义势力，同时也都是极端主义势力，是极端独占主义势力——因为他们企图实现新疆独立，而这是超越其自身占有力极限的占有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疆独立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也不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最大利益。新疆各族人民只有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每个人的需要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得到满足。

为了让维吾尔族“觉醒”，“三股势力”提出了很多理由煽动人们憎恨政府，其中包括“新疆经济落后”、“维吾尔人生活贫困”、“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很多维吾尔群众并没有被煽动起来，倒是一些汉族人被煽动起来了，一副很“觉醒”的样子也跟着“三股势力”一起大合唱：有人认为新疆暴力恐怖事件不断是由于政府做得不够好才造成的，认为只要政府在方方面面做得够好，暴力恐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三股势力”就会很快自然消失。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三股势力”想要什么，自作多情地以为只要不把“新疆独立”这个东西给他们，把其他东西多给他们一些，他们就不会闹独立了，就不会搞恐怖破坏了。

导致新疆暴力恐怖犯罪高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新疆经济落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就业难、有些人的生活还比较贫困、一些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社会分配不公、官僚腐败等等，这些问题肯定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会使一些人产生反社会、反政府的极端行为，甚至会组建或加入暴力恐怖团伙，蜕变成恐怖分子。不可否认，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干部作风、完善社会利益关系、清除腐败等，都会对减少暴力恐怖犯罪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上原因绝不是暴力恐怖犯罪多发的根本原因。

对于“三股势力”来说，“新疆独立”是他们的独占性需要，也是不可替代性需要，同时也是不可替代性物，只有“新疆独立”这个不可替代性物才能满足其“新疆独立”这个不可替代性需要，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无论你给他们什么，无论政府做得多么完美，只要不允许其独立建国，他们就不会满意，就会继续搞分裂、搞恐怖破坏。在他们看来，实现“新疆独立”的目标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只要有了“新疆独立”这个东西，其他什么东西都自然会有，而且也不用其他人为他们操闲心，因为“新疆独立”后一切就由他们自己决定了。所以，无论给予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可能使他们放弃“独占”新疆的梦想。

即使新疆人每天三顿吃手抓肉，也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即使新疆人顿顿吃烤全羊，也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即使新疆实行所谓“高度自治”，也同样还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即使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同样也还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破坏活动；即使假定新疆独立了，同样还会有人搞分裂、搞恐怖活动，也同样会在内地制造恐怖破坏事件。这是“三股势力”的极端本质决定的。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不懂新疆问题。

对“三股势力”来说，虽然“新疆独立”被视为不可替代性需要，但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也是有可能放弃的。只要看不到“新疆独立”有一丝希望，这个需要就会被放弃；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导致一些人出现误判，以为“新疆独立”是有希望的。在他们眼里，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群众对腐败现象的憎恨、很多人对宗教的崇拜，等等这些因素，都是可以利用的因素，以此煽动教民与政府对立，企图依靠“群众力量”实现“新疆独立”的梦想。

打击“三股势力”的重点和难点，不是发现和打击敌人，而是让敌人绝望。为什么在战争中会有一些人投降？因为这些人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凡是看到胜利就在眼前的人，是绝不会投降的。让“三股势力”彻底绝望，应该是我们制定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反恐维稳的中心任务。只有让“三股势力”彻底绝望，让他们看不到丝毫成功的希望，才能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目标。

第三篇：改革开放30年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中的问题

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看，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醒，思想僵化，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确有不少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概括地说，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集权。恩格斯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为了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就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把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东西，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东西改掉，并且打开大门走向世界。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的成就斐然。在经济上，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约占世界的5.5%，而1978年时中国GDP仅为世界 的1.8%，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低(据著名经济学家Angus Madison《中国长期经济运行》(1998年)一书，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 位，1890年降为13.2%，1919年降为9.1%，1952年降为5.2%，1978年降为5.0%，改革开放后1995年上升为11%)。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5年41.8％、2006年的43.9％，近30年向城市转移了4至5亿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或一定的成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大中小学生数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推广了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又开始实施师范大学生免费教育试点。在民主法制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已经让位于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物权法、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等得以实施；新闻媒体摆脱了全盘歌功颂德的局面，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人大、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 来越明显。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来说很成功，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并且我们在改革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我们体会到，从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变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一场革命。在改革进程中，困扰改革者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从起步时起，就有人指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与政治体制问题。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

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应付经济搞活、人员流动、言论放开的局面，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为了以政府之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最高当局自然选择了建立大政府、强政府的模式。然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适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退出市场，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保卫产权等职能，否则会导致“政府失败”——政府的寻租活动，官员的腐败；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官员不断地扩大支配资金的规模；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职责的推卸。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的大规模化。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可见，那种认为大政府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长期以来，为了批判与抵制发达国家政治的“三权分立”，有关方面以至于违背人类文明的“权力必须分立、制衡”的原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数人手上，形成同体监督、自我监督的荒谬机制。各个地方的司法、检察、监察、反贪、审计、新闻等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媒体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往往成为自我美化、逃避问责的工具。由于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社会与公民权利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粮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居住地，几乎不存在自发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逐渐松动或瓦解，但是户籍制度依然故我，几乎没有进行过全局性的实质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而且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

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2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为3至4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纹丝不动。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树立社会正义、公平思想，没有“正义压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的错误指导思想，一些官员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剥夺当地人民的话语权、谈判权、参与权、管理权、组织权、投票权、抗议权，导致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沉沦，群体性事件频发，最终难以维护社会稳定。

经济问题。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特权与垄断。特权市场经济酿成了腐败市场经济、不公平市场经济、不道德市场经济的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度垄断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欧盟也有社区银行等8000余家，而中国的金融业被特权势力所垄断。所以，中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特权垄断还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金融垄断，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

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破坏等于是断了子孙后代的活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目前改革处在关键阶段，问题很多，矛盾复杂，难度很大，各种议论纷起，我们要下最大决心，拿出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样的决心、气概和魄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中国政府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中国还是可能从目前的“反改革 开放”时代过渡到“新改革开放”时代的。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滴水成海，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要想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我们没一个人的不懈努力。我国进行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为“中华”这座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础。

动力与机械学院 自动化二班赵聪聪 2010301470033

第四篇：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txt当你以为自己一无所有时，你至少还有时间，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所以请不要流泪。能满足的期待，才值得期待；能实现的期望，才有价值。保持青春的秘诀，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是生活决定何种品位，而是品位决定何种生活。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

杨 宜 龙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风雨兼程到“而立”之年时，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被创造了出来，一片又一片新天地被开辟了出来。然而同时，困难和风险也接踵而至。其中，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和困境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广大县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显得相当滞后。”①

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相对应的是县域改革开放的严重滞后。三十年来，在县域改革开放的学术园地里难见醒目的花朵和挺立的大树；三十年来，县域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难见持久、普遍和充满希望的建树。可以说，正是由于县域改革开放的滞后才导致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

这就启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注重县域改革开放问题。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特点

今日的县域改革开放，已经不同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也不同于过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更不同于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改革开放。因此，我们应该深入认识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新特征。

第一，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代表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标志性的改革开放。它既不像乡镇改革开放这种主要专注于村镇建设、发展、管理的乡村型改革开放，也不像地级市、省（区、市）、国家主体功能区改革开放这种主要专注于大城市建设、发展、管理的城市型改革开放，而是一种新的统筹协调城市和村镇发展的城乡结合型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革命。

第二，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全面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它不再是单兵突进，而必须全面地、整体地推进。一方面，它要求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开放综合筹划、协调推进。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既要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至今已经不相适应的“旧的旧体制”，又要求改革1978年以来形成的许多至今已经不相适应的过渡性的“新的旧体制”。②同时，它还要求将改革和开放相互结合、共同推进。第三，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基础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开放。它要求在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一大课题下，彻底解决制约和阻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从而使县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在根本上从阻碍机制转变为促进机制。并由此给各方面、各层次的改革开放提供更广阔、更有利、更坚实的平台。

第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具有差异性。新阶段的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多样化的改革开放。且不说县级市、区的改革开放已不属于县域改革开放的范畴，仅就普通县的改革开放而言，其区域、地理、资源、交通、人口、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县域改革开放不可能是一种“一刀切”的标准化的改革开放，而必然是一种“百花齐放”式的多样化的改革开放。

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新特点，既突出地反映了县域改革开放的一般性实质，又鲜明地

反映了县域改革开放的现实性要求，并且为深入探讨和推进县域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基地和平台。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之后，县域改革开放的地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它在全国和县域发展大局中的作用和意义进一步深化和凸显。

首先，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根本性地位。目前，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诱因。而这一切大都来源于现行的所有权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旧体制维护、延续、加重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如果不通过县域改革开放从体制机制上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布局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这使得县域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指出的，建立统筹城乡二元体制的新机制将成为新时期改革的一个重点。③这表明，以消解城乡二元体制为根本任务的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已经与政治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一同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工程和基础性工程。

再次，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转折性地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投入不足、扶持不够的问题，招商引资也绝非万应灵丹、绝非治本之策。正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所说：“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开放水平不高，既是建设西部强省进程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障碍。”④可见，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是否能够良性发展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它表明，只有当县域改革开放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局面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否则，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将永远爬不出严重滞后的泥潭。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现实中忽视县域改革开放地位的情况相当突出和严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曾指出：“现在确实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着一种‘改革疲劳症’”。⑤而我们要说的是，“县域改革开放冷漠症”在中省市县各级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习以为常。因此强调注重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不仅具有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纠偏意义。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模式

说起县域改革开放，人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要学习某个百强县或先进典型县，并效法它们改革开放的模式。比如，有人主张学习昆山模式，有人主张学习温州模式，还有人主张学习寿光模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却是一条错误的思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启示我们，在寻找发展道路时，绝不能对着别人的屁股顶礼膜拜，而应当看得更远，做出更加科学的选择。

一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主题型的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任务的改革开放。因而，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必须把从体制机制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始终作为自己一以贯之的主题，始终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主攻方向、主要路径。这一主题自然包括了解决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的选举制度、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体制等基本问题。当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不能简单地、错误地以

城统乡、以城化乡、“以城役乡”，而应该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新平台上，通过城与乡作为平等主体的优势互补、共同提升，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的新的平衡机制。

二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组合型的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因此，既不能把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限制在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狭窄的“条条”内，更不能把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限制在农村这个狭窄的“块块”内。而应该在纵的方面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横的方面把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并且把纵横两大方面结合起来整体推进。比如，“农民工”这一复杂的问题，就应该通过组合型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三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跨越型的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不仅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滞后的县域改革开放在一些方面无疑具有后发优势。在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时，落后县与发达县市将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落后县的改革开放，应该尽量避免发达县市在改革开放上所走的弯路，自觉地去跨越“新的旧体制”的陷阱，从而使本县域的改革开放力度更大、成本更小、收益更优。

四是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应当坚持本土型的模式。县域发展状况的千差万别和县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因此，不可能有“放之全国而皆准”的县域改革开放模式。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必须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同本县域的资源禀赋、优势、特色结合起来，走县域改革开放本土化、特色化的道路，才能使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在本县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当然，上述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所应坚持的四种模式并不是独立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贯通和紧密相连的。或者换句话说，具备了以上四个基本要素的模式，才是一个科学有效的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模式。

要更加注重县域改革开放的机制

县域改革开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律。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其机制，才能更好地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

其一，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要坚持县级主抓的责任机制。在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上，中、省、市、县、乡镇各级都有责任，都应该抓。但却应该由县一级主抓。陆学艺等人关于中国现行行政体制的论述，深刻地说明了县级主抓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唯一性。他们指出：“从中国行政体制框架看，县级政府是具备完整政府功能、职能和权力的基层政府，地级以上的政府管辖范围太宽、太大，一般专注于大城市的建设、发展和管理，无暇顾及农村的发展。县以下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功能则不完整，不能起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意味着在市场化条件下，县级政府几乎是县域内唯一具有整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的主体”。⑥当然，有责必应有权。要让县级政府承担起主抓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责任，就必须进行“县域赋权”。⑦一般至少应由省级政府赋予县级政府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甚至作出更大的赋权。

其二，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要坚持协作攻坚的落实机制。由于受“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⑧的影响，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一方面，在推进县域改革开放时要协作，县域内的条条块块、方方面面必须一盘棋、一条心、一个声音、一致行动，县以上各级党委、政府也要对县域改革开放大开绿灯、放权让利、撑腰打气。另一方面，在推进县域改革开放上要攻坚，对制约各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体制机制障碍，要找准病灶，选准切入点，敢于刀下见血，敢于刮骨疗毒。

其三，推进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要坚持民主法制的保障机制。三十年来，中国一直采取

“渐进式增量改革”。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使得既得利益阶层成为现阶段改革开放的严重阻碍。吴敬琏指出：“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⑨李佐军也指出：“有一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私利”。⑩因此，为了防止改革开放被阻止、扭曲和异化，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必须自始至终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代表群众，而不能简单地由某几个人或某几个部门说了算。同理，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也必须以法为据，依法推进。唯其如此，新阶段县域改革开放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新、顺利推进。

注释

①陆学艺、王春光、胡建国《县域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②邹东涛《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3月）序。

③见王淼《农村改革要尽快和城市改革结合起来》，《中国改革报》2008年4月7日。④见于猛、杨彦《赵乐际：改革创新是工作的主线》，《人民日报》2008年3月12日。⑤见马晖《思想解放就是要解决“改革疲劳症”》，《文摘报》2008年2月13日。

⑥陆学艺、王春光、胡建国《县域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⑦参见陆学艺、王春光、胡建国《县域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⑧邹东涛《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3月）序。

⑨见陶卫华《吴敬琏谈改革30年》，《小康》2008年第4期。

⑩李佐军《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3月27日。

（作者系中共略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杨宜龙2010年3月22日制作）

第五篇：改革开放35年成就与问题(原创)

改革开放35年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批评与自我批评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优良的三大作风之一。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有得就有失，有成就也会暴露问题。正是因为始终坚持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才有了坚持正确方向，纠正错误思想，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健康快速崛起的中华。

改革开放35年，地覆天翻的变化确实让我们振奋，成就纵然巨大，细细数来一言难尽，我就不再多说了。但要想更好更快的健康发展，实现那个美丽的中国梦，冷静下来的居安思危也许是我们更应该去做的。

（在当今主流媒体一片宣扬改革开放35年辉煌成就的同时，网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舆论根据当前社会许多严重问题和邓小平有关讲话对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提出质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失败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邓小平晚年确实对改革开放有所反思

邓小平被称为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他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城市国企改制，发展了一大批私企，实际上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私有化浪潮，但邓小平同时也为改革开放规定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基本政治原则，说明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的初衷，并不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以后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但改革开放实际的发展情况，私有化的闸门一旦打开，大量私有企业如脱疆之马冲遍中国大地，社会迅速产生贫富两极分化。这种情况使邓小平逐步看到，由他设计和开创的这条改革开放之路，正在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所以他曾多次讲话告诫全党，要注意改革开放的方向，下面我们可以摘录一些邓小平这方面的讲话：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日本友人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６４页）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０８页）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４页）

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９１页）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会见马来西亚朋友谈话《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６４页）

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２９页）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５４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１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可以看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是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贫富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我想，邓小平的上述讲话精神与对全党的告诫，是否可以理解为邓小平晚年对他自己所设计的改革开放之路的一种反思与醒悟，现在人们把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归结为以邓小平理论为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上述邓小平讲话精神，是否也应成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涵呢？

面对严重两极分化的现实，改革开放不是失败了？

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大致是在1983～1985年期间讲的，当时应该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已经看出了改革开放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与导致两极分化的危险。遗憾的是，邓小平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种情况，而他的第三代后继领导人似乎也没有重视邓小平防止改革开放走向资本主义的告诫，继续大力推行私有化，以致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看我们当今社会：私有经济分额已经超过公有制成为主体，一个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识领域不断影响甚至主导着我们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特别是数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不仅起码的劳动权益都得不到保证，如劳动时间、劳动安全、最低劳动报酬都不能及时拿到还要艰难讨薪，加上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流动儿童在教育、医疗、住房各方面的困境，确实把他们压到了社会贫困线的最低层；另一方面，在私有化浪潮中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暴富起来的各种老板，加上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贪官污吏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特权富豪阶层，他们拥有百万、千万和亿万财富，购豪车、住豪宅、豪赌、豪购，甚至把大量掠夺来的财产转移到国外（据传已达数万亿）。还不仅是经济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更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当家做主的主人公地位重新沦落为被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廉价劳动力。

面对这一严酷现实，按照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开放要达到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人们有理由说“改革开放失败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按某些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获得利益的领导人和集团，他们借改革开放之名，根本上就想把中国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也可以说，他们推行的改革开放已差不多取得成功了！

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究竟要改向何方

本来，人们对十八大和三中全会寄予一定希望，希望新的中央领导能够对当今社会由于私有化造成的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对改革开放的方向进行认真的反思。但实际上，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及近来中央领导一系列讲话表明：虽然明确肯定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肯定毛泽东时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功绩，也承认毛泽东思想对改革开放的指导，并强调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但由于仍然坚持对文革、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毛泽东思想核心的否认，不仅没有对改革开放问题进行认真反思，而且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如自由贸易区、土地市场化、家庭农场、资本下乡、国企股份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能源、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重要行业，继续大力向私有化方向发展，这必将继续扩大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和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矛盾。虽然十八大以来中央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反贪倡廉、扫黄扫毒的措施，但是如果不能正视产生这些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等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改革开放推行私有化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结果，不从这个根本问题入手而仅靠就事抓堵是很难根本扭转的！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早已扫光的黄、赌、毒现在又如此猖厥，已建立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公仆形象，现在又如此贪腐成风？应该能说明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一直在强调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理论究竞是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毛思想的核心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现在拼命发展私有制，重新鼓励剥削，显然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如果是邓小平理论，那么邓小平上述讲话中关于改革开放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不能导致两极分化的告诫，也是背离的！道路自信的道路什么？可能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但毛泽东时代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把毛泽东时代已经建立的公有制大量改为私有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严重贫富两极分化，这还能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这实际上已走上了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担心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了！

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是自信还是不自信的体现？

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都早已开始反思改革开放的理论、道路和方向！我们现在仍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大力推行全面深化改革，难道不应该也认真反思一下改革开放的方向吗？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占据了我们半个人生。3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盼我们党在肯定伟大成就之

时能实是求是地总结这35年的失误。这不仅关系到党在人民心中的可信度，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成就，做出重大改革举措的同时，应当看到客观存在信仰危机、经济危机、动力危机、权力危机、生态危机等。这些危机正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以合法危机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真的面临亡党亡国，而不是说说而已。苏联和东欧的掘墓人正是特权阶级。他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杀、僵化的必然产物。理论家们把自己固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井中。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仍旧是个统治者阶级与被统治者阶级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权利）。资产阶级法权是上层建筑，在当今中国它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经济基础决定并且恶化。权力具有商品属性，会异化为“权力资本”，使无产阶级政党异化为新型资产阶级政党，使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为新型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东欧和苏联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认真总结，这也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必需。否则，中华民族复兴之后也只是一个中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