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外壳初探
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外壳初探
2014-09-03 09:42 来源：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 钟君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正处于“政治—身份型”向“经济—职业型”分层结构转变的阶段，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利益格局纷繁复杂，这一阶段通常是阵痛期，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高风险时期。贫富差距逐步拉 大、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断裂、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冲撞、社会流动阻塞形成的社会堰塞湖、社会发展滞后的改革“内轮差”效应和公共服务的短腿等成为典型的社会风 险外壳。
社会风险，即社会整体性危机的可能性，社会风险通常由社会风险源、社会风险外壳、社会风险熵、社会风险后果四部分构成。社会风险源指社会风险的根源，社会风险往往根源于社会的内在矛盾;社会风险外壳指社会风险的表象或面具，社会风险往往是潜在的，不直接显露于社会之中，社会风险通常隐含在某些起眼或不起眼的社会问题之中。社会风险熵是指能使社会风险爆发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及其损害程度;社会风险后果是指社会风险爆发后的危险状况及其恶劣影响，通常以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即是对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外壳的尝试性研究。
一、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及其扩大化的总体趋势是社会风险的重要征兆。贫富差距的适度拉开对于激发社会内生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更会影响社会稳定，形成社会风险，造成社会动荡。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综合性指标，0.4为“警戒线”，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的“危险”临界状态。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1]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见图1)[2]。从中可以看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尽管惠民生的若干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的0.491逐步地有所回落，但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也还是超出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
财富集中程度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王小鲁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则认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3]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2012年，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70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约22万亿人民币。2012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80万亿人民币。[4]根据以上数据可测算：2012年，净身价超过1千万人民币的富人只有70万人，占中国人口仅0.05%，却占有了中国财富的27.5%(22万亿/ 80万亿)，简言之，0.05%的人占有了27.5%的财富。这些数据可见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的严峻程度。
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非常复杂。贫富差距的拉大与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先富”战略、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行业垄断扭曲收入分配、腐败等灰黑色收入多有联系。
二、社会断裂
贫富差距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体现为社会断裂，亦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风险外壳。30多年以来，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并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断裂性变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占有了大部分经济资源、公共权力、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等稀缺的社会资源，成为社会精英阶层。而工人，尤其是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约3000多万)在市场化改革中下岗，或转业、或退休;农民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浪潮中或外出务工，或失地进城就业，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又没有得到更多新的社会资源，“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弱势群体”[5]。
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充分说明了社会阶层断裂的内在逻辑。陆学艺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断裂进行了勾画，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每个阶层占的比例依次是：2.1%，1.5%，0.6%，5.1%，4.8%，4.2%，12%，22.6%，44%，3.1%。[6]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比66.6%的工人和农民失去了原有的部分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被甩到了社会结构的下层，甚至是底层，与上层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形成鲜明反差，结构断裂的内在脉络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比重偏小，“2008年，我国的中产阶层的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员的23%。离现代化国家应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距离”[7]。中产阶层的发育迟缓，加剧了社会阶层结构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断裂“还表现在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
[8]。利益断裂是社会断裂最本质的体现，利益断裂使得“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9]。社会的结构性断裂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很难发现共同的利益基础，致使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很难确立社会共识，很难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很难实施有效社会控制。不仅如此，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阶层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可见，社会断裂是社会风险的重要征兆。
三、社会冲撞
社会冲撞是社会阶层结构断裂的外在表现。可以说，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内在地体现为社会阶层的利益断裂或对立，外在地则体现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社会行动和价值规范等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社会冲撞。
价值冲撞或意识形态冲撞是社会冲撞的主要表现形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差别越大，社会意识的差别也就越大。随着阶层分化断裂，各个
阶层在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也势必日益严重，进而相互冲撞。精英阶层与下层民众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似乎变成了稳定的反对派，在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上产生了比较激烈的冲撞，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冲撞和裂痕的加深。
贫富差距和阶层断裂的两极化最直接地体现为仇官、仇富情绪，可以说仇官、仇富情绪是价值冲撞直接的表现。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冲撞的极端形式，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冲突。据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1994年增加到1万多起，2005年达到8.36万起，2006年达到9万起[10]。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11]。瓮安事件、乌坎事件、启东事件等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多因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动争议、干群关系紧张等具体问题引发。农民工、征地拆迁户、下岗工人及其他无业人员、一线工人、个体摊贩、复转军人、“蚁族”大学生等底层和弱势阶层通过人群聚集来以“人势”对抗“钱势”和“权势”。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断裂导致了阶层内认同感增强和群体意识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最终诱发为群体性事件。
在社会冲撞中，中国的中间阶层扮演着“暧昧”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的中间阶层并非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社会冲撞中比较骑墙，在上层和底层的社会冲撞中，并未保持理性、客观的立场和态度，并未发挥缓冲带和减压阀的作用。
社会阶层结构的断裂和利益分化决定了社会冲撞不可避免。那么，从社会风险的视角该如何看待社会冲撞呢?学术界关于社会对立和冲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分析思路，“冲突论”的阶级阶层分析强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功能论”的阶级阶层分析则强调社会分化现象有其合理性，强调协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整合。事实上，在当代社会中，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都有其两面性，既存在相互利益的矛盾性，也存在相互利益的可协调性。因此，借鉴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把社会冲撞分为合理冲撞和违规冲撞，如果把社会冲撞控制在合理冲撞的范围内有利于社会互动，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如果任由违规冲撞蔓延泛滥，社会风险就被放大，社会就会陷入危机和动荡之中。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之所以没有由社会冲撞演变为社会冲突，其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基尼系数在扩大，但中国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因为高速经济增长，哪怕是最低收入人群也能改善生活，因此社会稳定能够保持。[13]“阶层之间的冲突并非注定引发重大外部性社会冲突”，“在世纪之交，阶层之间的冲突有所增加的迹象明显。贫富差距的加大不断会引发社会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如果不与国际国内的政治动荡相交织的话，就不至于引发全局性的外在化的社会政治冲突。”[14]可见，要防止贫富差距、社会断裂和社会碰撞所隐含的社会风险演化为社会动荡或社会危机，在不可能完全消除贫富差距、社会断裂和社会碰撞的情况下，需要允许社会的合理碰撞，使社会矛盾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要做到这一点，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是根本之策。
四、社会堰塞湖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阶层断裂的形成，社会地震使得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阀门被逐渐关紧，社会流动开始出现阻滞现象，社会堰塞湖开始形成。所谓社会堰塞湖指的就是转型时期形成的阻碍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藩篱，是社会流动出现阻滞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加速和社会流动的阻滞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矛盾和张力蕴涵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
社会堰塞湖之所以形成，源于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形成的马太效应。贫富差距体现为三种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一是物质资本，即货币以及其他物质财富。二是人力资本，由体现在人身上的技术水平、知识、智慧、经验构成。三是社会资本，即人际关系。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的结合创造了财富。三种资本中的任何一种资本都是上层精英占优势，底层大众居于劣势。改革虽然以机会平等的方式为农民、工人等社会阶层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是伴随着改革逻辑的深化演进，底层群众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与精英层事实上的不平等却在加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藩篱，即社会堰塞湖正在形成并悄然加固，社会垂直流动中向上流动的门槛日渐提升。
社会堰塞湖的存在使社会结构失衡，使当前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渠道梗阻，形成了一个很难跨越的界限，使得先赋条件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根据，而自获条件成为补充要素，影响了社会垂直流动速率的增大，固化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断裂，各阶层逐渐“板结化”、“凝滞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蕴含着很大的社会风险。
五、改革“内轮差”效应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内轮差”效应凸显。所谓改革的“内轮差”就是指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不同步，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其本质就是社会堕距。
“内轮差”是指车辆转弯时内前轮转弯半径与内后轮转弯半径之差。由于“内轮差”的存在，车辆转弯时，前、后车轮的运动轨迹不重合。在行车中如果只注意前轮能够通过而忘记内轮差，就可能造成后内轮驶出路面或与其他物体碰撞的事故。对于中国这辆巨型卡车来说，在经济社会转型(“转弯”)过程中，经济改革是前轮，社会改革是后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转型成功实现。然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被过分强调，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形象地说，经济改革前轮转弯较急，转弯半径较小，社会改革这个后轮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产生改革“内轮差”。
改革“内轮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原则在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开始调整为兼顾效率和公平)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和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近年来，尽管中国在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已经有比较大的增长，但与当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差距。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与社会公共产品的短缺形成鲜明对照。第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没有带来社会体制向适应市场体制的方向转变。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些已经不合乎时宜的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如户籍制度、财政体制、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二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要求相适应、相匹配的社会体制没有得以及时建立和完善(如收入分配调节制度等)。第三，社会公共产品的过度市场化改革延误了社会改革的时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部分政府自身公司化和市场化，教育、医疗等典型的公共产品被过度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等口号及其实践大行其道。很多学校、医院被一卖了之，事实证明，公共产品的这种市场化改革是不成功的，结果就是上学贵、上学难，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导致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政府随后又调整政策，这不但浪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耽误了社会领域的正常改革，使社会发展更加滞后于经济发展。
改革“内轮差”内在体现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结构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陆学艺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还处在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尴尬状况，这是产生当今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而且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16]具体来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体现为就业结构、城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不匹配。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步进行，双重转变既是转型中的活力，也使得在转变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出现脱节或“内轮差”成为可能，这个过程困难重重，矛盾多发。
改革“内轮差”使贫富差距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社会成员在经济资源方面的差距扩大为在社会资源方面的差距，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改革中经济利益被剥夺之后，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跌落到社会生活领域，又因为社会保障等机制的不到位而缺少相应的社会补偿，从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断裂，加深了社会风险的程度。当前，唯有不断改革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体制、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社会体制，使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要求相适应，并不断增加社会建设投入，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改革“内轮差”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好地防范社会风险。
民生困境和公共服务的短腿凸显改革“内轮差”效应。社会发展的滞后，主要表现为社会事业、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建设、社会治理的滞后，突出表现为公共服务的短腿，在社保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均等化、满意度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种类和数量，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和效率为主要目标，加快推进住房、养老、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社会改革，提升改革的温度，打造温暖型改革，打造公共服务的城镇化，使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协调推进，对于防止改革的“内轮差”效应进一步扩大，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西南财经大学.报告称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0.61，收入差距之大世所少见[N].京华时报,2012-12-10.[2] 杨文彦.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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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13-06-24(02).
第二篇：当前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
宁波大学答题纸
（2011—2012学年第 2 学期）
学号：106040117姓名：李凡勇得分：课号：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期中作业卷教师：浅谈当前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
——观《百万英镑》有感
金钱本身没有错,渴望金钱也没有错，并且对金钱的渴望往往是许多企业家成功的巨大推动力。然而，拜金主义却是一个错，是一种畸形的价值观，成为了金钱的俘虏。
《百万英镑》讲述的是一个因一次意外而漂流到伦敦的美国人——亨利·亚当斯，他到伦敦时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然而，他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从一对富翁兄弟那里得到了一张价值100万英镑的支票。原因是这对兄弟打了一个赌：如果一个贫穷、诚实的人收到天上掉下的一百万英镑，他会有怎样的结果？哥哥认为他就这样继续潦倒下去,直至饿死，因为他无法证明这些钱是他自己的。弟弟则认为他会过得很好，于是他们兄弟俩将一百万英镑的支票借给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亨利·亚当斯。其实，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没有背书，就相当于一张废纸。但就是这一张“废纸”给他带来了好运，改变了他到整个命运。
是的，正如弟弟所说，他会过得很好！因为人们的眼中只看到了那张百万英镑的支票，所以他也无需证明那些钱是否是他自己的。甚至在开始时，他的外贸穿着、言行举止和身份地位与他那百万英镑的支票毫不相称，却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怀疑。相反，认为那是理所当然，把他当成一位古怪的百万富翁。以至他能够凭着那张“废纸”免费吃饭，买衣服，直至住最豪华的酒店最好的房间。他身份地位被人们不断的抬高,最终步入了英国的上层社会。我想，他的种种“幸运”一点也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是当时的人们太看重金钱了。因为在故事最后的情节中，当他丢失那张百万英镑之后，人们的各种丑态尽显出来，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了金钱的俘虏。
这是马克·吐温为了讽刺当时的社会而编写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之中普遍存在，甚至是越来越严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可是，这种战略思想也存在缺陷——它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和行为方式或活动方式全部集中到“发财致富”上。这样经过潜移默化的变化，就形成了影响当前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十分的可怕，它甚至可以摧毁整个名族的传统价值观，造成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人们盲目的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服从于金钱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造成了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沦丧。甚至是为了金钱，可以不折手段！
针对这一价值观，环球网曾经做过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拜金主义”之
风是十分的严重。对此，我们在社会之中也无不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伴随着拜金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很多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开始滋生，并且慢慢的变得理所当然。从三鹿的“三聚氰胺”到“地沟油”制造的产业化，再到今天修正的“毒胶囊”，这些都是金钱驱使下的社会现象。为了金钱而造成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再者就是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事情层出不穷，并且屡禁不止。在这种拜金主义之风盛行的社会中，我再也想不到这个世上究竟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
一种对金钱的崇拜，使得大家都耐不住寂寞了。于是像“凤姐”这样的人也开始自我炒作起来，并不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尊严，什么叫做脸面，而是他们已经在金钱面前屈服了。学校按道理说应该是讲学术的地方，应该算得上社会中的一块净土，可是早已被这种“拜金主义”之分渗透，很多大学的教授再也无法安心的搞科学研究，开始利用自己的权术来为自己谋取私利。最近的一则新闻报道中说，湖南一位大学教授利用自己教师职称评委的身份，竟然在宾馆开房进行索贿，并为之而刊登“广告”。同时，根据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清华大学有%50以上学生的理想竟然是当官从政，这在我们国人看来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但在老外眼中就觉得是不可思议，像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学府的“工程师们”都去从政了，到底谁还来从事科学研究呢？是的，我们也该想想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原因。
这种拜金主义之风已经使我们社会失去了道德的底线，特别是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值得我们每个国人的深刻反思。最后竟是一位拾荒的老人将小孩抱起，并得到了奖励。或许我们很多人认为她得到奖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却不应该是这样的。她的到了奖励是因为这样的道德在社会中的缺失，为什么这样的象限不是司空见惯呢？前面有这么多人走过，为什么都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是的，他们遭到了社会的批评，然而当你在唾骂他们的时候，手否仔细的想过，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位路人，你是否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如国某一个人是这样，那么他应该遭到社会的批评。可是这么多的人竟没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社会的现象，这个社会中的每一员都有责任。这也并不是人们没有爱心，而是有所顾忌，担心被冤枉，因为在这种拜金的社会之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彭宇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是时候反省了，在这样下去，社会的整个核心价值体系将会崩溃。当人们的眼中只有了钱，当人们一切都向“钱”看的时候，再也无法想象这个社会将畸形到什么地步，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长此以往，名将不名，国将不国！
第三篇：浅析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浅析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持续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攻坚阶段，同以往相比，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最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的调整、新旧观念的冲突、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结构的重组、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产生,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
一、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
大体而言，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新旧制度、新旧体制的矛盾。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有的人利用双(多)轨制投机钻营——既享受市场经济的好处又同时继续享受计划经济的权益，因而大发不义之财。既得利益集团(群体)与深化改革的矛盾比较突出，因而前者极力反对不利于己的深化改革。
权(力)与法(律)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为官者应是“权为民所用”，依法行使权力。但现实生活里却常常出现权大于法、有法不依、以权谋私的现象，权力尚未得到应有的监督和约束。
贫富悬殊的矛盾。由于分配制度有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度低，以致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垄断与经贸自由的矛盾。政出多门、壁垒森严、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造成各地区各行各业发展极不平衡。
改革与成本的矛盾。改革是要成本的。如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职工“下岗、分流、增效”的方针政策，但对职工的安置费、社保费、医保费以及经济补偿等费用巨大，成本由企业背负不可能，由地方财政承担也力不从心。不少已转制的企业对原来国企职工的经济补偿至今仍拖欠着，拖欠的时间越久，成本就越高。如此这般，就会潜伏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矛盾。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联、相辅相成。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的依托，为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亟需民主政治的支撑和保护。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没有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和谐统一，社会才能够飞速进步。民主政治制度又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确立和巩固。当前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其矛盾与弊端在于:民主气氛不浓，“双百方针”贯彻不力；监督机制缺乏，民主集中制屡受破坏；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较突出，官商经济盛行、权威政治泛滥的现象屡见不鲜；党政机构重叠臃肿、部门林立、人浮于事，“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财政不堪负担。
二元结构的矛盾。户籍制度造成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城镇居民与农民在就业、待遇、社保方面都大不相同，长期以来未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城市职工有工资、社保、医保，而农民就无所谓“失业”之称；工人有工会，农民却没有“农民协会”。从土地制度看，城市土地是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改革以来农民被征土地过多而补偿过少，因而失地农民利益受损，上访、闹事时有发生。
二、我国的社会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素质极低的官员常常横行霸道，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但在现实中太多的党政干部，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三、当前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一)经济根源。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群体结构发生新的分化组合，呈现出经济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态势。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加剧了这一矛盾。所以说，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矛盾日益显露和凸现出来，成为社会矛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最主要根源。我国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大量源于实际利益问题，直接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既然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就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不完善，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从面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思潮泛起。同时国际战略格局的剧烈变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国家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反映，从而使思想领域的是非矛盾日趋增多和复杂化、新型化。
(四)心理根源。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暴富”时，必然也是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
四、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本质的表述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正确与否，将严重影响社会改革的决策，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我国现代代建设取得更大的发展。
1、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也就是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条真理，是现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一样的，那个国家没这矛盾呢？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的，任何的社会矛盾都是可以看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2、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矛盾，是利益冲突引起的经济矛盾，是“公共产品不足和低效率”。
这显然是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党政所宣扬的观点。其对策主要是企图以经济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当前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是：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二.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三.加快建设民主法制体制，并同时说明是改革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认为有待长久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如部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的矛盾，在深化分配制度的过程中处理好效益与公正之间的矛盾，将是长期的过程。
3、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大众阶层与即得利益阶层（权贵官僚买办）的矛盾”，其矛盾焦点集中在政治层面上的“专政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矛盾”中，专政政治的实施激发出民主政治的需求，两者激烈的冲突形成了严重的矛盾，这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此之外社会中其它矛盾都是次要的、从属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衍生出来的种种新矛盾以及同时使一般存在的矛盾扩大和恶化。
2008台湾大选后，有人说“八年前全世界看到台湾把一个人渣选上台，今天我们看到台湾人民用宪政民主制度把这个腐败的人渣赶下台。这证明民主宪政制度，能够为真正的民意提供制约最高行政权力的条件和形式。”在经济改革中，如果让人民大众来民主参与，绝不会把全民所有变成党所有、政府所有、权贵官僚所有，就不会产生腐败的庞大的官僚买办阶层，不会形成暴富阶层就没有骤然产生的贫富悬殊矛盾。现实中贫困使付费参保而推行全国性的社保失去了条件，正常地消费来拉动国家的内需也失去了条件，企业改革亦因此不能成功而进退维谷，每个矛盾都在引发一个或多个矛盾，若果推行民主政治，公共品中有形的按大众的意愿来建设，无形的也按大众的意愿去设立，那来公共品匮乏？靠他人、靠代表间接地来提供，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施舍和恩赐，这样公共品必然将永远地匮乏。人民大众没有自主的权利是产生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主要矛盾还一天存在，在立法上，必然地产生按人民大众的意志还是按权贵的意志立法的矛盾，在执法上则产生人治和法治的矛盾，行政上又产生服务人民和统治人民的矛盾。现在的社会除了没脑的都知道，既得利益者们死抱着利益不放，旨在拖廷时间，谁都知道在体制内修修补补绝对不能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路向不对，岂是多耗时日可以解决的呢？
第四篇：全金属外壳 影评
无论如何被扭曲，人性还在。
---《全金属外壳》观后感 越战期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一群年轻人被剃了光头，来到新兵训练营。负责训练他们的军士长时常羞辱他们，还给他们取难听的外号，“傻瓜派尔”由于是胖子，动作老是出错，因此成为最经常被军士长修理的人。班长“小丑”耐心照顾他。但傻瓜派尔再次的失误，令军士长愤怒地惩罚全队，伙伴们终于忍无可忍，将傻瓜派尔痛揍了一顿。之后，傻瓜派尔开始对枪自言自语，他发挥了射击的才华，连军士长也赞赏他终于可以成为伟大的“杀人机器”，就在出发前往越战战场的那晚，傻瓜派尔在他的M14装满“全金属外壳子弹”，一枪打死军士长，然后自己也含枪自杀。训练结束后，选择编入新闻组的小丑，被长官派去前线采访，小丑看见年轻的士兵们已经麻木，在越共尸体旁饮酒、一面笑一面在直升机上扫射逃走的村民。他随众巡视，误入未扫荡的地区，大家遭到狙击手埋伏，牺牲了好几位同伴后，他们终于确定狙击手藏身的建筑物，小丑落单时忽然发现狙击手，对方原来是个非常年轻的少女！随他而来的摄影员开枪救了他，少女在地上痛苦的挣扎，一名士兵要大家离开，任那少女在此地腐朽。在少女的“杀了我”的哀求中，小丑终于拿起枪，扣下扳机。
本部影片分为两节，前半部分是在海军陆战队的训练营所发生的事，后半部分是越战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影片的开头是一段长达一分半中的剃头场景，是有很多人剃同样的发型而组成的跳转画面，他们都是即将进入海军陆战队的新兵，剃头这个场景之所以放在片头，是对之后的剧情做一个铺垫，新兵都剃了头表示他们要褪去自身的不同，即将成为千篇一律的“杀人工具”。在剃头时他们的表情都是麻木的，这也暗示了他们在之后的影片中的人格麻木的，任人宰割的。这段特别的片头结束之后，紧接着就转场到训练营，没有过多的说明，直接就是士兵整齐地列队，先入为主一种军纪严明的状态。在片中，每一个人都是性格显著的，从他们出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奠定了，哈曼中士一只手放在背后，一只手轻握拳垂直向下，军服整整齐齐，首先给人的印象就是危险，不可侵犯的。导演用一个长镜头来表示哈曼中士的主导地位。随后，哈曼训斥二等兵小丑时，导演用一个主观镜头来表现哈曼的“嘴脸”，这个镜头运用了“三点灯光”的技巧，可以分为主光，补偿光和背光。主光是左侧打过来的光，制造影像的主导性，光照的地方造成强烈的光线光影对比，会首先吸引我们的目光。补偿光是人物左侧打过去的光，没有主光那么强烈，作用在降低主光的强硬，显露一些次要细节不被黑暗吞噬。如果这个画面没有补偿光的话，容易给人物造成阴阳脸。背光则在分别前景和环境，赋予三度空间纵深的幻像。在此影片中，“三点灯光”在高光的情况下会造成比较柔和的效果，这也许是导演在降低哈曼中士的言语锋利度的手法。同样的手法在后面哈曼羞辱派尔时也有体现。哈曼打小丑的时候有个小丑的水平镜头，这个水平镜头是小丑和哈曼的小腿持平，表现出小丑的卑微。而小丑的人物特色是大胆，无所畏惧等，心思细密等。在哈曼训斥雪球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合理越轴的镜头，这个镜头相对于齐轴镜头更加能表达出哈曼的强势，导演善用仰拍镜头来凸显人物。影片的前半部分有大量的镜头都是在宿舍内部的，常用的一个构图方式就是对称构图方式，通常是士兵站在两边列队，中士站在中间一个视线汇集点。这样的构图方式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聚焦点，也说明了哈曼就是所有矛盾的中心点。在室外训练的时候，哈曼常常处于一个催促的地位，一直逼迫着士兵们前进，在排布的那一段中，导演从背面拍摄排布的全景，士兵们在前面，哈曼在最后，驱赶着士兵们前行，是有压迫意义的。片中有个镜头意义深远，也可算得上是微长镜头，画面的正中间是门框，门外开着灯是明亮的，而门内是漆黑一片，观众就置身与门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观众的视角与士兵们是同样的，在这里，光明也许意味着危险。其实进入海军陆战队就像进入了黑暗的大门，外面的时候是明亮的，经常会有影片中用到门内向黑暗处延伸，象征神秘，未知，而在此部影片中，是恰恰相反的，因为影片之前已经交代了陆战队的可怕，因此观众的事业是从门里想门外看的，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又表示对自由的渴望。在小丑被任命为派尔的班长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与其他人不同。胖子派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懦弱的，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没有人像他一样。当小丑成为派尔的班长之后，经常教派尔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画面的主体是小丑和派尔两个人，而背景则是哈曼和其他士兵，这种画面体现出小丑和派尔与其他的士兵的不同，他们不是麻木的，是有感情的。在全体人因为派尔的过失而收惩罚后，大家决定一起殴打派尔，小丑也不例外，殴打派尔的时候，小丑更想是一种宣泄，但是结束之后小丑又马上被内心的愧疚感填满。从那晚以后，派尔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废物变成了合格的士兵，在第二天的训练中，也就是派尔改变的第一天，他们头上的天罩上了乌云，也预示着危险的降临。派尔开始对着自己的枪自言自语，因为就连他相信的小丑都背叛了他，他能交心的也就只剩下自己的步枪了。我觉得派尔的崩溃很大一部分原来来自于小丑的最后一击，给了派尔在心灵上的沉重打击，使他内心剩下的最后一丝人性也被消除。当小丑说派尔应该由于精神问题而不能接受训练时，另一个士兵说，我不感惊奇．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派尔的改变是反常的，是病态的．终于全部的人都将被训练成一颗全金属外壳的子弹，成为美军的杀人机器．在训练营的最后一晚，派尔在厕所开枪杀死了哈曼中士，在派尔开枪之前，给了一个头部特写，派尔的眼睛被阴影遮蔽，制造出恐怖的氛围，派尔最终没有杀死小丑，而是开枪自杀给观众造成了一定的视觉冲击．这样第一节就结束了．
影片的下半部分是讲述小丑在越战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由一个妓女引进，象征了性的释放，自我的放纵和情欲．中途出现了一个抢相机的人，这个人也是对中国人的讽刺．后半部分多采用叠化的效果来作为转场．这样的效果让观众易于接受战争的场面。第91分钟，一个远景镜头从楼上的窗格中俯拍地面上的美军士兵，略微升起，一支捷克制SA Vz.58突击步枪从左侧入画，然后快速变焦推向那个美军士 兵。我们知道变焦急推的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但是因为这里有强烈的戏剧因素，使用起来就非常合适。第94分钟，摄影机再次模拟女狙击手主观视点变焦急推，随着枪声一响，美军另一个士兵中枪倒地。第99分钟，美军士兵躲在一栋楼后边，“牛仔”通过步话机请求支援，摄影机第3次急推，透过大楼被炸开的一个窟窿 清晰的显现出了牛仔的背影，枪响、牛仔倒地，下一个镜头反打牛仔倒地，还有一个瞬间的升格，随着他的身躯缓缓倒下闪开那个窟窿，又迅速急推回那个女狙击手 所在的窗口。这一组变焦推镜头对于死亡瞬间到来的恐怖和荒谬渲染的十足，让人们深切感受到在战场杀戮中生命的脆弱。导演在本部影片中，根据每个镜头所需的情感或意念而自由转换封闭或开放形式的构图。在影片的下半部分中有一个战火之下的场景，两个士兵卧倒在地，其中一个同伴的头甚至在画框外，明显是开放形式。在此导演所运用的策略是暗示框外仍有与主题相关的剧情在继续，如新闻片一样，摄影师无法完全囊括所有的影像在人工艺术化的构图中，所以产生如此专断的将人的头部置在框外的画面。另一个就是四个士兵冲往他们受伤的伙伴，构成一个封闭式图案，表示将危险摒除于外。因此，封闭或开放形式并非本质上具有意义，而需与剧情的上下结合才衍生出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封闭形式也暗示拘禁，像包围敌人的时候，但在这个场景中却表示了安全及同胞爱。影片中类似的镜头呼之欲出。还有另外一个镜头让人印象深刻，第63分钟，摄影机从一个低角度仰拍小丑的脸（近景），然后变焦拉开，快拉到头时，摄影机开始向后拉，显现出“小丑”面对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埋尸坑，坑里的 一排死尸都被盖上了防止腐烂的石灰，一片惨白，令观众触目惊心。这个变焦结合机械运动的拉，过程十分流畅，连接的天衣无缝，堪称完美。印象最深的是小丑的军帽上写着“天生杀人”，而衣服上别着和平的标示，换言之，这也是美国对于战争的态度。由“小丑”悲怆的表情而到他所看到的残酷景象，给观众的心理刺激更加强烈，从而如匕首般刺透了影片的反战主题。他们杀人是为了和平，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影片的最后，小丑终于开枪杀死了小女孩狙击手，这也是影片的升华，这个小女孩狙击手是影片中唯一出现死去的越南兵，小丑最后的开枪是给了她一个解脱，一个成全，因为开枪了，所以人性还在。
影片无疑是越战题材的电影，其中对人性的表达可谓是淋漓至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影片其实是讲述了小丑从参军到杀人的一个变化过程，但看过的人都会觉得，前半部分中，胖子派尔更像是主角，我认为，派尔的自杀更加能过凸显小丑的变化过程。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的另一部电影《光荣之路》中，军官米罗曾有这样一句台词：“军队需要纪律，而保证纪律的唯一方法是时不时地杀人”。海军陆战队的目标就是培养出拥有全金属外壳的子弹，在那个战争年代，他们都是战争的牺牲品，从参军开始，就注定了会成为一颗在战场上飞跃的子弹，一个杀人机器。可以说影片的上半段是毁灭人性，下半段则是恢复人性。影片最后在熊熊大火的前面，士兵们仍在前行，我们便知道生活仍在继续，战争也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改变什么，而影片的反战意义也在片中显露无疑。本片的是暗色系电影，可以算得上是黑色电影，黑色电影主要是根据灯光打法而定义出来的电影风格，调性是宿命以及偏执，凸显事物的黑暗面。片中的色彩灯光都属于暗色系，最常出现的就是白，暗绿，这让我想起《超脱》的压抑氛围。影片很明显是纪实风格电影，对于海军陆战队的刻画，对于战争的刻画。哈曼教官无法不让人印象深刻，这也归功于导演的纪实性，哈曼教官的扮演者R.李·厄梅原本是导演库布里克的技术顾问，R.李·厄梅是原海军军师训练教官，指导如何按照海军陆战队的方式进行训练，他在录像带中示范例子，在15分钟里用淫秽和侮辱性的词语骂人，没有停顿和重复，更没有一丝胆怯之意。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也被他打动，于是决定让厄梅来演步兵教官哈曼。
《全金属外壳》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越战电影，无论从电影的主题，画面构图，色彩，镜头哪一方面分析，都是无可挑剔的。斯坦利·库布里克也并非是浪得虚名。总之，你值得拥有。
第五篇：《全金属外壳》观后感
《全金属外壳》观后感《全金属外壳》是一部以越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为题材的电影。越战期间，美军大量征兵。大批年轻人应征入伍，在新兵营接受残酷的训练。“傻瓜”比尔运动神经不发达，也没有其他的同伴聪明。他常常犯错而连累所有人一起受罚。“小丑”奉命帮助比尔，但比尔还是经常犯错误，连累其他人。大家忍无可忍了，就在他熟睡的时候，同伴们都打了他一顿。比尔从此变得精神恍惚，在新兵营毕业前夜枪杀教官后吞枪自杀……。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很意外，因为负责训练他们的军士长时常羞辱他们，还给他们取难听的外号，在这之前，导演已近给了比尔的眼神特写，当时我看的的时候，我就觉得后面比尔要出事，这是电影的铺垫。
“小丑”随后分到了军队新闻组，负责军队的新闻。他在直升机上看到了士兵用机枪扫射平民，当时他已经感到同伴们都已经变得残酷、冷血和麻木。一次，“小丑”随“牛仔”执行任务时，遭到越共狙击手伏击，“牛仔”不幸中弹身亡。众人经过拼命的寻找，找到击伤了狙击手。“小丑”发现狙击手竟是一个年轻少女。有人提议留下她挣扎而死，“小丑”在少女“杀了我”的哀求声中，扣下了扳机，这是电影最后出现的镜头，但是我确实很震惊。这让我感到了当时越战中越南真的是全民皆兵。
这部影片很有感染力，影片的前半段，是以一群年轻人如何在魔鬼教官的训练下，失去人性而成为杀人的机器；我看过很多的战争题材的电影，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部电影用这么大的篇幅去描写军营。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感到了这部电影与其他同题材电影的不同之处。后半段则是主人公“小丑”在战争中逐渐恢复的人性。影片跨越了从参军到杀人，一个普通士兵在战争中不同阶段的心理历程。这部影片纪实风格强烈，有着记录片，专题片的优点。这也是一部反战电影，强烈的讽刺抨击了战争给人们带来人格和心理的扭曲，而且矛头直接指向战争本身和美国所谓的意识。影片中的越南和越南战争，只不过是便于观众接受和思考的一个实例而已，对于每一场战争和每一个士兵来说，这部影片都有它的普遍性，哪里的战争都是那样的残酷，具有全人类的历史价值。
《全金属外壳》是反越战题材电影中的经典。这部电影表达了作者更加强烈的人文关注和对生命关爱，但是这是一部悲剧。这也许就是电影的悲剧美学吧。就像一开始教官把一个个年轻人训练成杀人机器而他却死在他亲手训练出来的人手中。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并没有大篇幅的去描写战争场面，而是集中描写了人类在战争中的心理和生理的状态，包括了人在极端环境下对生存的渴望。影片的高潮实际上被安排在靠近结尾时的小丑将越南女狙击手击毙的一场戏中，在那样一个瞬间，我们从小丑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性美丽的一面——善良。虽然他开枪杀死了那个小女孩。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是对于一般叙事规律的颠覆，所以我们不能以平常的战争片的角度对其加以理解。导演从对战争的控诉深入描写了人在战争和暴力中的变异，人类的二重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年代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越南战争不过是美国在一种所谓文明、民主的借口下的更加血腥的野蛮和掠夺。在大家进行训练的时候，长官反复的强调国家的意识和责任，海军陆战队的尊严和骄傲。在民族自豪感和人权、民主堂皇的借口之下对人们进行驯化，使大家逐渐失去人性，成为暴力的机器。而无辜的士兵就是这种做法的牺牲品，在他的人性弱化的同时伴随的是机械暴力的增加，而在这些借口下让人们渐渐远离了人性的领域。正是由于这样，在长官再一次次实施暴力吼叫的时候，比尔把子弹射进了长官的身体，他用暴力狠狠的进行了回击。他是一个被体制压制，被社会和同伴抛弃的人物，所以最后选择了弱者的方式：自杀。这个人物虽然枪杀了长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值得同情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有。他只是战争的牺牲品，是在战争中人性和心理受到扭曲的士兵的其中一员。这就给了美国所谓民主，人权的堂皇说辞迎头痛击。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经典之处。
张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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