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保险体制亟需改革（大全）

第一篇：中国的社会保险体制亟需改革（大全）

中国的社会保险体制亟需改革

中国的社会保险体制，自建立以来，就是漏洞百出，争议不断，所惠及面很窄，覆盖面不广，为社会出力多的大部分普通民众往往得不到涵盖，而处于国家管理职务的少部分人其保障程度又是非常的高。这事违背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的，因此我们设想，把各种社保公积金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我们现在在职员工，社保的相当比例是为不切实际的梦在缴纳，社保不是完全为了解决当下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而是完全性的资金闲置。对社会来讲，减少了保障资金的用途，对国家来讲，浪费了资源的利用，对个人来讲，缩小了实际的消费能力。长期储蓄变成了资金滞涨的源泉。

通过对社保公积金制度的细化与调整，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公共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社会建设资金的来源，有利于调配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同时对社保资金缴纳做出一致的限额标准，从国家层面上维护了《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公正性，最终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引导经济、投资、社会发展健康前行。

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公积金缴纳制度存在着不足。

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存在着粗糙和不切实际的成分，一个刚开始参加工作的青年，对于养老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期待过程，现在养老金制度的建立，不是建立在尊重个人成长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封建家长制度对于保障管理者自身权利的观念上的。虽然对于中产阶级来讲，这样的缴纳比例不是很高，但是基于中国现实，现在的工资制度，这笔费用还是很大的，很大的比例不用在解决切实的需求之上，反而作为没有任何增长的储蓄之中，对于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在使用上这些钱的使用也不是公开的，从而导致了腐败等恶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同时公积金的缴纳还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如果中间断了，都不算的，这种商业性质很浓的公积金制度，不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更多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公务人员的生存权利。现代社会，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工，在工作作息上存在着很大的间歇性，大部分人，是出于所谓的社会边缘的人，虽然相关部门要求很多使用农民工的企业要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但是出于工作性质和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工的缴纳比例和享受范围与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公民相比，那是相差很大的。更有甚者，一些小县城的管理者出于当地普通民众对社会保险的热衷和社会保险制度的陌生，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时而发生，缴纳政策和缴纳标准也得不到统一，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社会不公平，人们开始感觉缴纳社会保险拿养老金也是要凑个运气的观念，因此很多人对社会保险报以不信任的态度。多种因素杂合，导致了各种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有“能力的”通过这样的那样的渠道，使自己摆上所谓的同等待遇上，但是大部分没有能力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那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只能做望洋兴叹被无情的剥夺了。最后办事人员说一句，所有问题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国家制度就是这样。如此不负责任而已。

一个人考虑养老，不是年轻时的事情，而是在接近年老逐步丧失劳动能力供养自己的事情，按照我们现行养老金制度，要求缴满15年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对养老金设定缴纳年限，加入退休年龄是60岁，那么我们可以给在职职工在40岁之后考虑缴纳个人养老保险，那么40岁之前，他（她）需要解决的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把40岁之前的养老金搁置起来，无论对谁都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特别是资金本来就非常短缺，无法照顾到每个人，那么如

果40岁以前的这部分资金释放出来，能解决多少社会问题呢？资金搁置，如同其他资源搁置一样，是要产生腐败变质的。我们可以这样计算，现在一线城市缴纳社会保险额度是企业加上个人是500元左右，其中20%是要用于个人日常的医疗、失业、意外、生育等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每个人最低将有400元/月的资金被闲置起来，这样的浪费是不是很大，而这些闲置资金，因找不到正常合理的使用渠道，会造成多少的腐败漏洞，假设我们有1亿年轻人，每月闲置400元，从25岁开始参加工作，到40岁为止，在这个15年180个月中，将会闲置72000元的社会资金，再乘上这个人口基数，就是72000亿的社会资金要闲置，试想全国这么大的资金能解决多少人的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等社会现实问题呢？按照现在一线城市60㎡的城市房产，成本3000元/㎡的造价，60㎡能解决多少三户之家的安居问题呢？计算结果是4000万户家庭的安居，直接受惠的人口是1.2亿人，让1.2亿人口摆脱没有房子住的窘境，请问中国的社会问题解决多少呢？这仅仅是静态的，在这些资金使用过程中，能带动多少的企业，解决多少的就业，释放出多少的活力呢？仅此一项而已。中国的发展就可以前进至少10年。可见我们现在的社保制度存在着多大的弊病呀。

如果这种制度得不到改变，那么我们的社会矛盾必然加深，贪污腐败就无可避免。利用公众信用投机取巧钻营之事就不可断绝，社会公正清廉就无法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就无从进步成为真正有公民认知的合格中国公民。社会管理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一个公民从45岁开始考虑养老基金的建立，那么更加会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人的对于非法想法就会减少，大部分这个年龄层次人趋于保守，更加热衷于平时工作的精益求精，而不用受社会外欲的干扰，在安稳的工作与生活中，或对年轻时的工作进行总结，或对创业时期的理想进行归纳，技术人员会对相关技术进行完善，培养自己的老年兴趣，增加健康锻炼的意识，培养没好的夕阳情操，那样社会良知和道德就会不断的回归，进而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在工作上，在技能上得到很好继承与延续。由于资历的增加，收入的稳定，个人旅游消费逐渐增加，现在我们只有大部分国有企业，少部分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才会去考虑各种度假与旅游，很多良好的福利政策得以贯彻。如现实所知，我们现在都生活在看不到边的生存压力中，很多中年的父母，自己的一些问题解决了，接着就着手在做子女辈、孙子辈的建立基础的事情，这种传统而又古旧的做法，封建社会封妻荫子的作为，是对我们社会生产和人类发展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这些人占据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地位，使很多生存技能稍逊一筹的人往高而踯躅不前，对未来产生了失望，在心理控制能力差的人，就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所以有些不得意的人常说，做好事俺没本事，要坏一些事情的本事抬手抬腿而就。这样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感情渐趋冷漠。恶性事件频发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人的失败也好，一个人的成功也好，主观客观原因都是有的，在好的环境下，主观很少会有悲观情绪，这些界定不必细说。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单体个人不管怎样都会去适应客观环境而成长，而这些成长和适应因为个人经历的不同，最终会获得很多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现实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维系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必须得到改革与完善。

现有的保障制度对于社会的延续性特别是人的自身的生产保障没有涉及，如有涉及也是非常少的一部分，那就是生育保险，而生育保险在我看来，仅仅针对女职工对于社会贡献的一部分特别的补助，丝毫不涉及下一代的成长与教育，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现代中国人在物质文明发展迅速的今天，还处在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境地，非常尴尬，虽然现在正在普及生育健康，做优生优育免费医疗的工作，但是这部分资金从哪里来，怎么结算，都是不明不白，好像是占据优势的国家管理人员或者机构，给予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施舍，一种恩惠，体现不出来公民的贡献和享受的权利，感觉有点像皇上、大人的恩赐。因此，我感觉，我们应该在为了国家未来考虑，在成年人参加工作的时候，考虑进去这一部分的公积金的积累和利用。这个公积金可以根据人的成长需要，逐渐的补充到教育中去。完成国家代为父母管理孩子成长，减轻年轻父母在经济上对孩子抚养的负担，减少社会纠纷，让年强力壮的年轻人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以及生存资源投入到社会生产与发展中去。

前面我们讲，我们在社会保险制度上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平，主要是国家普惠制度陷入了纯商业化的机制之中，诸如近几年推出了不同的缴费基数，缴费额度，这样无形中在退休之后，加大了贫富差距，要知道《宪法》精神是保证公民公平的生存权利，如果一些人因为个人能力问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利用这些社会资源去获得更多的甚至是通过妨碍别人应当获得的社会生存资源的时候，社会就出现了完全的不公正，那么长此以往，我们就得经历封建社会的皇朝更替，资本主义社会频繁的经济社会危机，这些不公正的利益进出获取方式，就是这些社会无法自己调整社会不公正导致的危机的根源。在社保制度上，我们应该根据《宪法》保证每个人合法公民的生存的基础上，设立国家针对社会保险制度对公民的有限支出制度，就是你无论对社会和国家贡献多大，《宪法》原则始终提供着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保障制度，而不是为一部分公民去妨碍另一部分公民的最基本的保障权利去保驾护航。说道这里，我们的“优势贡献”公民可能会说，这事他们不能享受到充分权利的借口，我可以回答，《宪法》所要保障的就是客观上最基本的东西，至于你的非分之想，你只能通过另一个渠道去实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是通过市场去实现，就是把这部分人获得额外收益转给商业保险行业去实现。政府公积金应该保持的就是公正的原则，保障基础的稳定，而不是去左右市场的发展，去勾引人们的非分之想，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和谐与发展。而现在我们的社保制度无疑是做该做的没做好，又有多管闲事之嫌。

第二篇：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分税财政体制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十多年以来，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大量财力来调控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充实地方财政的“腰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阵痛中开始“破冰”！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１９９４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较好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十多年来，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１９９４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２．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７．２％。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７０％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４３％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７０％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６８．４％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５９％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财政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

一是“土地财政”。据统计，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４５３９１公顷上升至１６５８６０公顷，年均增长率１５．５％。同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５１４．３亿元上升至１０２５９．８亿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２０倍，年均增长率３９．５％。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年

均增长率更是高达４５％，是财政来源中上升最快的一种。“土地财政”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但也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透支耗竭了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更助长了畸形的房地产市场。

二是“债务财政”。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已开始急剧膨胀。银监会资料透露，到２００９年６月末，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政府设立的平台公司合计达８２２１家，其中县级政府平台公司４９０７家，银行对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总额达８．８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５．５６万亿元，几乎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而据估算，２００９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１１万亿元左右，相当于２００９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３倍。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可能带来六大巨大危险：开创地方政府举债大兴土木的先例；成了地方官员为自己政治前途而大上政绩工程的资金来源；政府举债的政绩工程已成为经济浪费的样板；与权力资本合谋形成腐败的土壤；政府债务成因复杂、清偿难度大，已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执政形象，进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政府债务最终“埋单者”只能是广大老百姓、每位纳税人。

可见，事权与财权不对等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不过应当明确的是，基层财政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分税制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分税制不到位。只有完全、彻底的分税制才是我国财税改革的科学与理想的模式。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

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篇：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党的十七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革司法保障体制„„２００８年底，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部署了４个方面、６０项改革任务。

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部署下，各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呈现出整体推进、扎实有序、举措频出的良好态势。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而又复杂艰巨的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治保障，向着“公正高效权威”的目标砥砺奋进。

第四篇：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亟需改革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亟需改革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读孙宏斌老师《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有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央16号文件）颁发实施已整五年，在这五年里，各大高校争相积极探索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同时也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自然备受各方注意，尤其是在言论与思想堪称自由到极点的高校。诚然，高校领导的决心是坚定的，相关部门行动是实际的，但是效果如何呢？八个字概括：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相对疲软，很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思想教育的填鸭式灌输，却忽视了人格教育和人格的培养。个人认为，人格是思想的基础，缺失了的人格怎能产生深入人心的思想。在这里我说的人格是社会大背景下的人格，而非单独个人的人格，更确切的说，社会人格或者说人格的社会化，是通过一个相对长时间的共识所形成的。在这个充斥了“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观的时代，传统的“无我”、“忘我”的精神境界已成了“非主流”，周围更多的是改革开放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西方“金钱至上”的观念和思想。人格在金钱的诱惑下扭曲、变质，人已经不是纯粹的、高尚的、奉献的人。

以往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把力气花在正面的、显性的教育，花在外部灌输上，而很少从人格和人的心理角度来深化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失去日常化和潜移默化的效应，而仅仅成了可有可无的面子工程。国家和政府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收效甚微，究其根本，便是为触及社会化的人格，没有将错误的人格观念引导到正途。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从小培养人的自觉性，并主张通过“修养”建立自觉意识，但是在当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人已经渐渐失去了自觉性，更多的是随大流、跟大队，认为人多的总是好的，但殊不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格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的，道德的养成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以诱导为主，逐渐引导被教育者建立良性人格。强制教育建立在对人的威胁和制裁的基础之上，不符合人的受尊重和服人以理的心理，即使短时间内有成效也是建立在浮萍之上，没有根基，最终终会因根基不牢而倒塌。

上面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想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格的培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诚如孙宏斌老师所说的，最大的问题便是找出问题，现在既然问题找到了，那鄙人不才，就自问自答一番，来试着解决一下问题。

一、自觉性教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外部灌输是社会教化的过程，人的自觉性过程是个体内化的过程。只有单一的外部填鸭式的灌输，而不注重于社会个体内在化了多少人格要素和思想观念，人格的培养完全是一句空话。而如果只有人的自觉性的培养，不注重社会教化，只自己闭门造车、独善其身，那这样培育出的人格也将因缺乏社会总体大方向教化而缺失。只有将外部灌输与自觉性教育结合，外部灌输为表，自觉性修养为里，表里结合，促成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相融合，才能将人格培养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

二、日常化教育。日常化教育，使人格教育的内容和人格的培养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而非脱离现实的形成一些乌托邦式的极端人格和习惯。人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动物，人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形成某些被公众所认可的人格和习惯，而这些被认可的人格和习惯将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吸收消化。再者，日常化教育覆盖面广、普及率大，对于社会化的人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日常化普及化的教育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人格和习惯的形成。

三、诱导式教育。人格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人所自主形成的人生格局和操守，因此人格的形成应该是自然的而非强制的，道德的养成也应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以诱导为主，并通过受教育者内在能动分析，逐渐引导被教育者建立良性人格，同时以教育为辅，积极传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认同度强、接受度高的思想传播给受教育者。强制教育建立在对人的威胁和制裁的基础之上，不符合人的受尊重和服人以理的心理，过量采取强制的灌输式教育只会另目标与现实更加偏离，最终导致思想教育与人格培养分道扬镳。

四、启发式教育。教育是一种内发的思维活动，是把某种隐藏在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的手段。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而非强制式的活动，因此教育应以个人内化为主。人格教育与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一样，应当想办法激发受教育者的探索热情和思考习惯，并在受教育者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达到“愤”和“悱”的临界状态下，教育者适时启发提点，就能使受教育者“如醍醐灌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顿然醒悟，从此对思索出的人生道理铭心刻骨。

五、无形化教育。人格无形，思想也无形，无形的思想在无形中影响着无形的人格。把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日常言行作为受教育者的样板和标准树立起来，使受教育者不知不觉地受到良好人格、习惯和思想品德的影响、养成和感染，进而建立与教育者一致的人格、习惯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在无形化教育下，受教育者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人格和习惯与教育者的预期相一致。《礼记•大学》中的那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应验了这种效应。

人格的内化需要思想的支撑，思想的升华也需要人格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势必需要引起各方关注。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人格自我提升，其根本目的便是提升“人性”，最终达到人性的社会化，提升社会化的精神层次，并通过提升精神层次满足人类物质文化需求。

以上几点仅代表本人的个人观点，如有意见和建议我将虚心接受。

第五篇：改革文化投融资体制

改革文化投融资体制

形成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体系。

一是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专项资金的同时,借鉴国际经验,设立政府文化发展基金,并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按照“政府出资、专家管理、社会监督、面向全社会、间接资助”的原则,对文化内容创新和当地历史文化传承给予支持。

二是推动文化产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积极推动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引进文化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兼并赣县的文化企业，包括文化旅游，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本地文化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企业规模的壮大和经营效益的提升。

三是发展多元化、社会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如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组合投资等。

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降低放宽投资准入门槛，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在激活国有文化单位存量文化资源实力的同时，大力挖掘释放民营文化资本的增量潜力

建立健全金融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多层次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探索拓宽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用途，允许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加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探索设立专业担保公司，运用抵押、质押手段，降低贷款风险。发挥保险职能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面向文化企业的保险市场。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针对文化企业特点，创新信贷模式，改进还款方式，完善文化信贷产品利率定价机制，发展适应文化企业需求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服务。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设立专门服务部门，主动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开发文化信贷产品，为文化消费提供便利结算服务。

进一步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文化企业利用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等多种工具，拓宽融资手段。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鼓励成长性文化企业通过中小板、创业板融资。支持发展前景好的文化企业通过上市收购、兼并、托管或股权置换等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融资。

加快完善文化企业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抓紧制定和完善专利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评估、质押、登记、托管、流转和变现的管理办法。简化质押程序，降低质押成本，提高质押效率。积极培育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市场，为质押知识产权处置变现提供平台。完善无形资产二级交易市场，保障投资者、债权人和消费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