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问题

第一篇：社会治安问题

一、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深层原因探讨

从建国后的50多年来看，中国经历过5次犯罪高峰（三次犯罪高峰是在计划经济、封闭的条件下发生的）：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其背景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新旧政权的更迭。第二次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天灾人祸是诱因。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3年。第四次是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社会结构转型引发了一些人道德丧失、价值观念堕落。第五次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正在运行的高峰期。据资料显示，九十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而1999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225万件，又比1998年上升了13%，2000年共立案363万件，比1999年又上升了61%。这次犯罪高峰持续时间长、案件上升幅度大、犯罪类型与手段繁多、危害严重，是前几次所不能比拟的。诱发犯罪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是改革开放向纵深挺进，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促使的。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我国目前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社会矛盾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社会问题的表征。探讨其成因，主要有：

1．体制转型期内产生的社会震荡。我国正处于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商品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促进社会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它严重地冲击原有的价值准则和社会秩序,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价值观的异化，成为引发犯罪的思想渊源。另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的多元化，又在客观上增加了社会控制的困难。以及受社会亚文化的影响，社会价值导向存在偏颇和混乱，使一些人过于注重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当自己超常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满足时，便采取越轨手段以求解决和解脱。

2．收入差距拉大产生的变态利益需求取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这种转变起到了奖勤罚懒，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但在这当中,也确实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和个人收入过分悬殊的现象。使社会心理出现失衡，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使违法犯罪行为增多。

3．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产生的附带性社会治安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管理十分严格，人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的社会，犯罪率较低。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人口开始大量流动，而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各项配套工作一时跟不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的状态，便给社会治安、交通运输、市容卫生、计划生育等各项管理工

作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人口自发实行流动是一种客观趋势,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当前,除了农村民工潮之外,某些城市人口也加入了人口流动大军,给人口管理和治安带来巨大困难。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国人来我国经商办企业的越来越多,外国人管理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不可避免出现某些社会犯罪现象。

4．政府职能转换期内产生的社会调控能力弱化。中国现阶段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太快，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很难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在诸多社会控制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控制乏力甚至失控的状态。政府职能转换还没有完全到位,在某些方面造成社会调控能力弱化。当前,无论是政法机关的建设,还是基层政权以及治保组织的建设,都存在不适应新的现实的状况,从而影响社会治安的调控和整治。

5、国际犯罪活动对国内产生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加剧。尤其是国际电脑黄毒泛滥,国际赌风兴起,国际贩毒猖獗,国际黑社会犯罪蔓延。这些,对我国社会治安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二、政策建议：构建社会治安管理的长效机制

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治安工作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社会治安控制手段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原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也难以适应新的需要。因此，要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安面貌的明显好转，必须趋利避害，努力掌握新形势下治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积极探索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的新办法、新思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标本兼治、长治久安。社会治安的治理,是一项多元化、多途径、多特点的宏大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国家少数专业部门孤军作战,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调动社会各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纵横交叉、多层次、多渠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管理长效机制。

第一，建立经常性的社会治安监测与评估体系

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建立社会治安监测与评估系统可以有效地掌握治安管理工作的主动权，增强治安工作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及时了解社会治安的客观变化情况并做出快速、灵敏、准确的反应和形成科学的决策，及时改进和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建立社会治安监测与评估系统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1）客观量化的指标，如公安机关统计的发案率、破案率等；（2）主观感受的指标，即由统计部门和社会中介组织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对不同群体进行测评得出的公共安全感等；（3）衡量治安管理工作绩效的指标，即按照成本——收益方法对社会治安管

理工作所进行的评价。以这三类指标为监测与评估的依据，可以有效地实现对不同时期的治安形势的监测和对不同时期的治安工作的综合分析，进而做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估。当监测与评估系统建立后，应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与评估的结果，形成经常性的制度，以便于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进一步改进、提高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第二，建立全面的社会资源配置的控制体系

当前，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内，社会资源即人、财、物的流动呈现出大批量、经常性的特征。传统的管理系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再适用，需要从政策调整、管理体制改革、管理方式创新等方面入手，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建立对所有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的人、财、物进行全面控制的系统。主要是强化以下几方面的管理与控制：

（1）人的管理。首先，这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户籍制度下社会经济管理功能不强的问题。思路是：改革现行户籍管理体制，实行按居住地户口统一登记的制度，对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已经变为事实上的常住人口这一客观现实，及时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人口管理范围，并随着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逐步完全实行现住地登记管理的方法。以及为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需要，对那些已没有土地、生产资料的农村人口，应逐步实行农转非，将其与城市居民一样纳入到统一的管理系统中来。其次，随着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形式的日益多元化，大量原先在“单位”工作的人现在变为在“社会”工作的人。原来通过单位或组织系统完成的某些社会管理任务现在需要转移到社区来完成。因此，应该积极探索社区人口管理的新路子和新方法，进一步强化社区对人口的管理职能。再次，落实政务信息化管理措施，针对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外来人口分别建立数据库，统一形成具有查询、统计、分析、互访功能的人口管理信息平台，提高日常人口管理的效率。最后，重点管理与监控高危人群，防患于未然。派出所和居委会应对辖区内的“两劳”刑释解教人员、法轮功人员以及精神病患者等登记在册，随时了解情况，建立“一对一”的帮教，由专门人负责。

（2）财的管理。目前，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国有资产的流失、洗黑钱、贪污、挪用公款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需要标本兼治。“治标”，关键在于建立严密有效的财务监督机制。除此外，还需要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守法教育；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将资金的流动渠道进行客观地再现，以便监督。“治本”，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只有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切实拿出解决的方案才能“治本”；针对“洗黑钱”的问题，加快完善立法、执法工作，严厉打击权钱交易等非法敛财的违

法犯罪活动，消灭“黑钱”的来源才能“治本”。所以，只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了，我们在发展中的问题才会在根本上加以解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3）物的管理。主要是对出租房屋的管理。因为，出租房屋特别是违法出租房屋经常是大量流动人口无序聚集之地，容易滋生各种违法犯罪甚至形成黑社会势力，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所以，坚持以房管人的思路，抓好对流动人口落脚点的管理，从源头上堵住管理的漏洞就显得十分重要。主要措施：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全市统一的租赁房屋信息数据库；适应目前转让转租行为大量增加的客观要求，应逐步开放房地产三级市场，把房屋转让转租行为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对无证出租房屋由房管部门牵头加大查处力度。

第三、建立由专门机关实施的“打、防、控”一体化的工作体系

所谓专门机关是指：由刑警队、巡察队、派出所三支主力队伍组成的“点、线、面”治安管理模式，指挥枢纽是“110”报警中心。“点”是治安哨卡与管理站；“线”是由刑警队、巡察队、派出所各自的管线相连而成的“一条治安线”；“面”是由派出所和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而形成的“管理面”。这样，由“110”报警中心指挥的多警种联合作战、覆盖面广的预防、控制和打击犯罪的专门机关，与以往相比更能发挥“整合”后的效应，具有“快速”、“及时”、“准确”、“有力”的特点。

“打、防、控”一体化的工作系统包括：（1）以市、区县两级110报警指挥中心为枢纽，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精良的装备，建立高效统一、协调运转、保障有力的指挥决策系统。（2）组织精兵强将，对挂帐的大要案集中进行攻坚；对新发生的大案快侦快破，及时消除影响。（3）围绕快字做文章，把科技支持和警务改革结合起来，建立多警种联动、互相配合的快速反应机制。对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快速地打击，形成震慑力，消灭违法犯罪活动于初始阶段。（4）加强对繁华街区、多发案地区和时段的有效防控，采取街面巡逻控制的警务模式，主动出击防控，预防和减少案件的发生。第四、建立社区治安防范网络体系

要在街道综合治理部门和公安机关指导下，组织治保委员、社区保安、单位内保力量、社区物业以及社区志愿者等各种治安力量的作用，共同参与到社区治安防范工作中来。同时，强化居民自治组织在社区治安管理中的职责和作用，明确作为居民代表大会执行机构的居委会是社区治安体系的主体。做到“群众积极参与、领导有力”。

社区治安防范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积极开展法制宣传、调解纠纷、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帮教等各项工作，指导和帮助社区单位及家庭增强防范意识，健全防范措施，提高防范能力。

强化社区治安防范功能，对社会治安管理来说，具有基础性的功能，是一项必须要抓好的工作。

第五、健全社会治安法律法规，形成执法保障体系

健全社会治安法律法规主要是指：从国家立法方面看，要适应打击处理各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需要，抓紧制定和修改《治安管理法》、《劳动教养法》、《收容教养法》、《收容遣送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之与我国《刑法》相互衔接和配套。从地方立法来看，要初步形成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衔接、比较完备的地方社会治安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社会治安法律法规可以提高执法水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第二篇：浅析社会治安问题

文 章来源 莲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问题：

1．农村自身影响稳定的问题日趋突出。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尽合理。

（2）农村宗族势力有抬头之势。

（3）部分农民的法制意识扭曲。

2．邪教组织屡禁不绝，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潜在因素。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层政权组织相对薄弱的地方，邪教组织“法轮功”、“门徒会”极易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3．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在刑事案件中，杀人、伤害、抢劫、盗窃等重大案件仍比较突出，这些犯罪数量多、影响坏、危害严重，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铜梁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

4．黑恶势力危害严重，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1）有的利用同乡、同学、亲友、狱友或者有前科劣迹的人员，纠集成伙，横行乡里，为非作歹。

（2）有的欺行霸市、垄断市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3）有的为人讨债，制造事端，酿成民间纠纷，严重危害当地稳定。

5．扫黄赌毒等“六害”活动不断增多，屡禁不绝。

（1）在“扫黄禁赌”行动和“网吧”的清理整治中，对易于藏污纳垢的场所，先后整治警力进行集中整治，规范网吧，收缴各类淫秽物品，查处卖淫嫖娼案件，捉获卖淫嫖娼人员。（2）还配合家长、亲友做好吸毒人员的教育、挽救、转化工作，降低了吸毒率。从赌博看，聚众赌博普遍，赌资不断增大，参赌人员不断增多。

（3）从卖淫嫖娼看，利用公开的场所与隐秘的手段相结合，更加普遍化、组织化、公开化。

原因：

1．在经济因素方面存在的矛盾

（1）贫困与摆脱贫困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摆脱贫困只好外出打工，很难靠当地条件致富，部分人就把牟取不义之财作为致富之道。因而，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案件占相当大的比例。

（2）剩余劳动力过多与就业机会减少形成矛盾。在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无业流动状态。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是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条件差的工作，而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

2．在政治因素方面存在的矛盾

（1）政府的职能转变和作风转变与进展迅速的经济改革相比，显得相对滞后。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市场经济大潮地冲击下，显得运转不灵活，机制不协调。特别是引导农民实施再就业无力、无序，有限的安置补偿费不能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2）有的基层政权组织弱化，客观上助长了不安定因素。

（3）个别地方干群关系不协调，激化矛盾。相当部分的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在处理群众的问题上不讲究方式方法，工作不彻底，留有后遗症。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在对待计划生育、土地征用、缴纳税费等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伤害干群之间的感情和关系，致使人民群众的逆反抵触情绪增强。

3．在法律因素方面存在的矛盾

（1）法制宣传教育滞后。

（2）政府基层干部基础工作比较薄弱，社会治安防范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

（3）执法力量严重不足。

（4）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引发的群体性上访案件成倍增加，影响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

对策：

1．加强治安防范和管理，消除影响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

（1）加强枪支和爆炸物品的管理，坚决收缴散失在民间的枪支和爆炸物品。

（2）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

（3）加强剩余劳动力的管理，促进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要为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提供方便，促进有序流动。同时要掌握外出人员的流向和以及活动情况，加强对外出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公安机关要取得联系，加强配合，打击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分子。

2．要把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

（1）要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

（2）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3）严厉打击邪教、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其在农村发展蔓延的势头。

3、严厉打击侵害农民利益的犯罪，大力整治社会治安秩序。

（1）严厉打击、及时铲除危害一方的恶势力犯罪。

（2）严厉打击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侵害人民利益的犯罪，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3）扫除卖淫嫖娼、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

4．大力加强农村派出所建设。

（1）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派出所的规范化建设。

（2）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派出所的政治建设。

（3）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派出所的业务建设。文 章来源 莲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第三篇：浅谈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浅谈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 邱增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正确分析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提高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认识，积极认真探索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对策，是新形势下公安机关维护农村长治久安、实现农村经济繁荣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需要。笔者根据近年挂点惠东增光镇集联村，以及通过学习研究，谈谈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一、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从我市情况看,在370万人口中62%在农村，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关系到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对全市来说举足轻重。近年来，公安机关对农村社会治安开展了综合治理，使农村地区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上升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农村社会的生产、工作、科研、经商及农民生活秩序得到了有力保障，农村社会治安总体趋于平稳。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社会治安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一）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有所攀升。当前，农村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数量有所攀升，尤其是刑事案件的高发势态明显。如果掉以轻心，任其发展，其增幅将难以预测。仅从刑事案件立案绝对数来看，呈现出逐年上升势头，且比重也随之增大。如惠东县增光镇，2004年刑事案件12宗，2005年达35宗；其中，盗窃、抢劫案件居各类刑事案件的首位，呈明显重化趋势，已经成为左右社会治安形势和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有所增加。因山林、土地、水源、滩涂、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权属之争，以及其他矛盾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如增光镇集联村因唯达运动器材厂征地款引发的群众上访；增光镇政府前些年负债较多，群众经常到政府讨债；还有的个别基层干部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特别是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易造成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由此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增加。这些群体性事件不仅具有影响面广、调解处理难度大、反复性强的特点，而且极易被敌对分子所利用，影响到农村社会秩序。

（三）村霸等黑恶势力危害一方。农村由于受数千年来宗法制度和血缘、宗族关系的影响，一些地痞、棍霸借助农村残留的封建行帮意识，垄断一方，形成了农村的流氓恶势力，无恶不作，危害群众，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四）赌博及不健康的活动较为盛行。近些年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农闲时间增多，加之农村文化娱乐生活单调乏味，许多农民都在寻求致富之路，但有的想一夜成暴发户，主动参与赌博、买“六合彩”，导致农村赌博盛行。

二、农村社会治安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从目前来看，农村社会治安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第一，受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大多数以进乡镇企业及进城务工、经商为其就业方向。而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不但未能增加就业人员，反而有相当数量的职工被分离下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数综合素质偏低，择业机会极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受社会收入分配方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我国经济已连续20年快速增长。但是，农民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一些地区农民生活困难，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分配方式不规范，调节手段不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为犯罪滋生提供了诱因和空隙。

第三，受社会腐败现象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少数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滋长，花天酒地，中饱私囊，腐化堕落，部分收入较低急于致富但又无致富门路的人心态失衡，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第四，农村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不够到位。从农村地区发生的案件来看，多数以盗窃、抢劫、伤害、破坏水利电力设施等案件居多。这些案件虽具有侵害目标不固定、突发性和动态性强、破案难度大的特点，但都可以预防。而大部分公安机关侧重于城区的治安防范，农村社会治安防范工作做得不深不细。一方面农村遏制犯罪警务保障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另一方面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行政管理功能弱化，导致农村原有的犯罪防控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

第五，打击力度不够坚强。公安机关虽然年年搞集中打击整治行动，但由于专项行动一个接一个，广大基层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使相当部分民警产生了疲劳厌战心理，“只求出工，不求有功”，还有些民警带病坚持工作，这些都影响了队伍的战斗力，破坏了专项行动环环相扣的链式模式，导致事倍功半。另外，有的政法部门办案质量不高，执法不严，使犯罪分子不能受到应有的打击，在客观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

第六，流动人口管理措施不够得力。公安机关户籍管理没有走出以常住人口管理为主的僵化模式，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思想认识不到位，清查整顿工作不实，底数不清，出租房屋和用工单位管理不力，公安机关内部整体运行机制不协调等，造成管理工作失控，导致外来流动人口犯罪逐年增多。

第七，部分农村基层组织机构瘫痪。目前，有的农村基层组织机构采取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消极防御的工作方法，单纯把抓集中时间、大规模的“运动式”工作作为主导工作，经常性、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有些村干部生活腐化堕落，与农村群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淡薄，失去了群众的信赖，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第八，农民法制观念淡薄，文化生活贫乏。农村地区文化生活、法制教育工作发展滞后，农民除了种好自己的田园外，无任何有组织的文化娱乐生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不下去，法律普及率低，许多农民不能在法律的约束下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更不会用法律武器来寻求保护，从而成为“法盲”的牺牲品。

三、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基本对策

（一）加强农村社会治安防范的关键是全面落实综合治理措施。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使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运用好行政手段，动员全社会各行各业，齐抓共管。一是要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领导、管理和调控的作用。村委会是保一方平安的核心，它的作用好坏，直接影响到这个村的治安稳定，要把治乱与治瘫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组织建设，使其真正成为农村治安化解矛盾、遏制犯罪的核心力量。二是要切实抓好各项农村政策的落实，把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当作稳定社会治安的首要工作。三是各农村公安派出所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乡、镇、村及其企业，逐步建立适应农村改革及乡、镇企业改革新形势的治安管理目标责任制，把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同建设新农村有机结合起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四是要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组织，不断强化警治联勤。积极征得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把治保干部、综治干部与民警捆绑起来联合办公，坚持治保主任任职由派出所建议、工作由派出所考核，充分调动基层协勤人员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治安联防活动，从而夯实公安基础工作。五是大力推广农村保安服务业。要把市场经济的理念引入到治安防控体系中来，把保安业务延伸到农村，在农村派出所内有针对性地设立保安大(中)队，使农村保安队伍成为服务农村经济的主力军。

（二）建立农村社会治安防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健全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坚持边探索边实践，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在日常管理中建立起长效机制。一是要健全和完善打击犯罪机制。从本地区治安的实际出发，从群众安全感威胁最大的可防性案件入手，突出重点，认真研究分析发案时间、发案部位、案件性质和作案手段，不断提高打击犯罪的专业水平。二是要健全和完善快速反应机制。调整农村派出所接警、处警等环节，加强规范化建设，积极拓宽情报信息渠道，妥善处置好各类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不断提高整体快速反应能力。三是健全和完善治安防范机制。根据辖区的自然环境、治安状况和经济条件，找准治标与治本的最佳结合点，从根本上遏制发案的上升势头。四是健全和完善工作协作机制。完善各警种日常联系、办案协作制度，把警务协作与其他工作一并纳入考核，最大限度地向农村治安管理工作倾斜。

（三）加强农村派出所建设的关键是改革农村公安派出所工作。在农村公安派出所建设上，一是要积极推进勤务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一乡一所，使其警力均达到10人以上。各县（市）公安机关要保证2/ 3警力投放到派出所，各派出所要保证2/ 3警力沉到管区工作。二是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对农村公安派出所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进行改革，把防范和管理工作置于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并完善一套科学的工作制度，实现人人有岗、人人有责、人人有为。三是要严格按照“四统一”、“五规范”的标准，从人员、资金、装备等方面加大对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投入，不断推进农村公安派出所正规化建设。

（四）提高农民法制意识的关键是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由于中国农村深受数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益和尊严的意识较差。农村公安机关要把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和尊严的意识作为国家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大事来抓。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知法、守法、护法的意识，教育其善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政，公正办案和具体的治安管理活动宣传法制，使广大农民知法、遵法、懂法和守法。

第四篇：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研究报告

关于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研究

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法不制众，导致信访不信法的现象特别严重，从而致使有些事件达到违背常理的地步，虽是法制社会，根本没有体现法制氛围，工作开展无法顺理成章，导致出现让人难以理解的纠纷问题发生。

一、农村治安的突出问题

1、有钱有势地方势力冲突有所增加。由于心胸狭窄，在地方上因口角发生争执，或因承包地、排灌水、荒山或荒坡、宅基地边界等发生冲突，于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常常利用相应的势力进行解决问题，而村级组织或相关职能部门为了不便把事情闹大，就采取拖、缓的方式把事件推诿，致使弱势群众难以保护自己的相关权益。

2、侵犯财产犯罪行为导致家庭破碎。由于地方赌、毒犯难，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放高利贷的不法之徒的手段毒辣，自然就出现盗窃事件时有发生，更有甚的是那些欠高利贷的有家不能回，有些是有家无法回，家里财产有的已被高利贷债主拿空了，也就没有生活依靠，所以只得在外务工或躲债，故而出现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3、流动作案突出。当前被盗摩托车或其他财物后，无法查还，赃物处理上表现为转移迅速、消化快捷、不留痕迹，往往盗窃或抢劫后几个小时内就把赃物处理掉，销售渠道畅通，销赃远，隐蔽性强。贫乏的农村社会文化生活，充裕的农闲时间，最为突出的是赌博风气日盛，参赌范围越来越广，赌资越来越大，赌博上瘾，难以自拔，赌债高筑，诱发盗窃、抢劫、杀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社会动荡，影响社会治安。

4、山林水势土地纠纷及信访、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当前土地利用的经济价值相当大，特别是公路沿线的土地，平常都不重视的土地，大家都没有认真使用管理，现在由于土地经济利益的驱使，有些不法之徒就从中挑起事端，导致纠纷发生后，在处理过程中，由于处理把握不好意见或认识不到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出现纠纷当事人不愿走法律程序，就选择上访、缠访或耍泼等，导致社会不稳定。

二、产生治安问题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与物质需要日益提高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是相对落后，农村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仍占较大比重，原始的耕作方式，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意识，致使农村还没有完全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村经济仍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同时，大多数农民在摆脱贫困以后，已不满足于温饱水平，看到部分农民通过劳动致富及开始享受高消费，使他们产生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消费欲望的膨胀在不能通过正当途径满足之后，便用不法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违法犯罪就成为必然。

2、社会管理任务的加重与社会控制弱化之间的矛盾。

农村土地承包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促进了农村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生产等方面的变化，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婚姻、家庭、生产、生活等民事纠纷大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社会管理的任务和难度；

3、思想意识的转变与教育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给农村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作用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部分 1

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他们把物质利益的获取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而另一方面，农村的教育机制不能及时调整，运转不协调，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村组很少召集开会，也很难召集，集体教育已经很难落实；教育的严重滞后，降低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使部分农民的错误观念不能得到及时纠正，遇事不顺，处理不当即可能演化为违法犯罪。

4、农村人口增长与农村土地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并取得较好成效，但农村人口仍未按计划生育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村人口仍在不断增加，人口的增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宅基地的扩张，耕地的减少，使土地资源更加紧张，土地纠纷越来越多；有限的土地提供不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变得过剩，出现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生活物质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为生存、生活，在不能通过正当手段获得财产时，侵犯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5，农村基层组织薄弱，管理执行力度有待加强。农村的各种事件纠纷，现在多数事情都没人管。村委会不能凝聚政权和组织力量，近年来农村人才的流失，农村交通的闭塞，村民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这些现象使得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们在遇到各种麻烦和纠纷时，不能通过正确的调解途径来解决，只能“求助于”黑恶势力，这导致农村中的很多矛盾和纠纷都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不能忽视。

6，目前，农村打击违法犯罪的任务的艰巨性与社会执法力量的不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近年来的农村，由于农民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愈来愈强烈，违法犯罪的比例也在逐渐增高，但地方执法力量并没有改变。乡镇派出所的警力远远不够，面对纷繁的治安防范和复杂的案件侦破，他们往往力不从心，顾此失彼。而且，地方的民警选拔考核根本不规范，有部分人大字不识却能凭关系当上警察，他们有名无实，只想着捞百姓的好处。“警察不办案，围着矿山转”，有了不完整的管理制度和这样不负责任的警察，势必导致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失控，薄弱环境增多，农村存在的各种社会治安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

三、建议处理方案和办法

1，加强农村基层单位管理的执行力度，提高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和法制水平。在农村中大面积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同时，注重提高领导人群的管理能力和个人魅力，使其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改进当地农村的治安形势，利用对村民熟悉的特点，及时预防，发现和报告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2，增强派出所和各种警务室的警力布控，完善警察选拔考核制度。对每位警员做到定时的培训和考核，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和道德水准。建立健全治安管理条例，及时发现问题，报告问题，全体警员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做好劳动改造人员的教育工作，加强对易发案部位和地点的控制和管理工作，减少违法活动的条件，缩小犯罪的空间，让流氓地痞无机可乘，最大力度上减少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

3、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教育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要用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可持续发展观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法治理念教育武装全体农民，积极搞好公民道德进万家活动，认真抓好科普和移风易俗工作，培养广大农民的文明法治意识。利用生动有效、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在农村中开展科技、文化、卫生、法律“四下乡”活动，活跃乡村农民文化生活，在帮助他们学科技的同时，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矛盾的意识，使农民知法、懂法，自觉地用法、守法。并充分发挥用传统的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塑造人、感染人、凝聚人，不断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4、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组织，把村委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抓班子、带队伍，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及村委班子领导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进一步健全与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凡是村里的重大事项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都要及时向村民公开，充分发挥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作用，规范集体经济的财务管理。

5、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积极培育经济增长点，搞好农村可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减少群众担忧，把农民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来，以推动农村经济更快发展，从而达到稳中求富，富而思进，繁荣农村的目的。充分发挥干部、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的联系纽带作用，积极引导广大村民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务实肯干，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为村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帮助他们破除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小农意识和等、靠、要的不良思想，鼓励村民积极自我创造机会，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发展家庭经济，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6、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对农村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农村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要尽快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使农民确实看到违法得到处理，犯罪得到处罚，以震慑违法犯罪，取信于民；同时，提倡见义勇为，鼓励农民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弘扬正气，使广大农民敢于、善于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加大对基层干部的违法犯罪的查处工作，息民怨，平民心，把工作做到基层，把矛盾消化在村里。

7、建立广泛的治安防范机制。首先，督促地方领导干部要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保一方安宁的思想，切实把社会治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从人员、经费上予以保障，扎实抓好治安防范各项基础工作。其次，全面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组织，进一步发挥治保会组织防控农村社会治安的作用。

8、重视和加强相关部门的协作发展。充分发挥好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于情，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村民的法制观念，提高村民的素质，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预防和减少各类违法犯罪。搞好干群关系，做好人民的公仆。达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五篇：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综合治理刍议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综合治理刍议

摘 要：如何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以乡镇派出所功能发挥为主的传统防控模式，未能有效实现维护治安秩序的目的。鉴于新问题给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带来的冲击，负有社会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产生了协同合作，希冀通过综合治理视野下的权力决断对治安问题进行系统处置。在这场博弈当中，国家在达到维护秩序目的之余，也注重强化对人权的保障，确保了秩序与自由的平衡共进。

关键词：不可控；权力协同；阶段性平衡；延伸思考

笔者在日常调研中发现，当下经济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治安突出，阻滞了乡村治安有序进行。十九大提出要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根据农村社会治安实况，如何落实十九大精神，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的关键所在。笔者无意从宏大视角来叙述可控的具体样态，而是想从社会控制这一小角度出发，来探究农村社会治安工作。

一、初始阶段的短暂不可控

乡镇派出所的乏力。杨宁昱曾在《参考消息》上公布过国外对我国乡村治安的调研结果，发现农村警察占总人口比例为万分之九，一个乡镇派出所只有民警4―8名。贵州省农村的一名警察需要负责维护4.2个村庄、4000到6000人的安全。在江苏省的调查发现，3名警察负责的范围达到267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面积的1.5倍。而且，“基层干部和民警无事不进村庄，从身体上越来越远离村庄”。[1]骨感而“倦怠”的乡镇派出所还要承受日益内卷化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权力规训易于减少治安问题的法学判断似乎出现了问题，现实中呈现出规训越多问题越多的社会悖论。

乡镇派出所的乏力还表现在治安问题发现机制的匮乏。劳拉?内德和托德认为纠纷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不满或者前冲突阶段、冲突阶段以及纠纷阶段。“前冲突阶段是指这样的阶段：个体和组织因感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感知而产生怨恨或抱怨，但不一定引发冲突的产生。如果在前冲突阶段这一状况没有化解，冲突阶段将会来临，受害者将对抗冒犯者，并表达自己的愤恨感和不公正感。如果冲突在这一阶段没有被消除，以冲突公开为代表的纠纷阶段将会到来，第三方开始参与进来。”[2]在这三个阶段中，国家重视的是对纠纷阶段的控制设计，比如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将诉讼打造成纠纷的最后也是“最好”的解决平台。这种设计存在很多需要正式的缺陷，最突出的表现为专注对纠纷阶段的控制，而忽略了对前冲突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控制。社会学家调研后发现，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呈现出干群关系疏离、传统权威丧失、道德教化空白、熟人陌生化、个体原子化等“问题特征”，治保会、村社小组组长、党员、联防组织、乡村长老等纠纷发现和前段控制的主体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民间纠纷迅速越过前冲突阶段和冲突阶段而进入纠纷阶段，绝大多数都与门槛低地的派出所直接搭接，甚至投向能够填补规范具有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的灰黑势力[3]。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张力。与乡镇派出所有限防控能力相比，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带来的压力非常明显，比如，“农村人口城镇化流动人口就业带来的劳动纠纷频生，留守人群轻微的盗窃行为多发”[4]，“以图财为目的的入室盗窃、一杀多人等恶性案件上升，黑社会组织的村霸、乡霸等恶势力鱼肉乡里，危害社会治安的黄、赌、毒现象日趋蔓延，非法邪教组织活动猖獗”[5]，部分农民工返乡后导致纠纷增多等等。另外根据犯罪黑数理论，未被发现和处置的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应该占据一定比例。“基层政府工作的重心主要是抓经济发展，在维护农村治安稳定，尤其是在治安防控工作上往往是派出所“唱独角戏”，孤军奋战。目前基层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是抓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新兴工业园区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建设，往往忽视了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性，有的甚至还存在社会治安公安机关一家独抓的认识误区。”[6]因此，如若以中立者的眼光来审视主客体之间的角力，面对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张力表征，人员丁零、行为受限的乡镇派出所显得更为无力。

二、力求可控的权力协同

乡镇派出所的承载力有阈值限定，在应对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方面不是全能的，必然要借助其他政府部门的力量，于是便出现了综合治理。此处的综合治理与周雪光教授所言的权力共谋不同，周雪光教授所言的权力共谋是指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级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检查监督。[7]权力共谋是行政管理中必须正视的一种问题，综合治理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指引下的社会治安秩序而实施的管理手段，笔者认为，应该理性的承认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具有多因属性，需要政府各个部门在纠纷发现、就业预防、前期处置、打击处理等方面共谋如何进行有效应对，比如林业局需要介入林权纠纷，派出所需要处理违法犯罪行为，政府需要多措并举为农民提供工作机会，依据社会纽带理论减弱治安问题发生的基础等等。各权力之间相互协同、联防整合，农村社治安问题促使了不同权力类型之间的协调共进，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行政行为充满了富有生命活力的地方性知识，行政效率在权力协同整合下得到提升，权力决断重新掌握了主导地位。

另外，这种权力协同一方面是在有效解决治安问题的目标指引下形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压力型体制的支配。压力型体制是指下级政府在指标压力驱动下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在压力型体制下，命令和服从成为政治运行的特征，受求稳定性导向的指标驱动，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公共权力场域内的管控目标，所牵连的责任权力单位都要接受管控目标的制约。而在职能分工不断细化的转型时代，权力单位在职责范围内不可能有效而系统的解决治安问题，或者说不能确保治安问题不会反复发作。国家有意切割的各独立权力机关基于共同的管控目标找到了协同的基础，治安问题权力机关组合在一起共同发力，综合治理成为比较有效的选择。但与其说各权力机关表现出了一种主动性发问，倒不如说是治安问题严重性迫使各权力机关积极作为，而且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作为，毕竟社会控制是治安秩序的本质内容[8]。

三、可控之下的延伸思考

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通过规训确保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9]，已经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理论共识。这种权力规训的思想带有很强的西方传袭特点，立足点在于追求似乎不能反驳的自由普世价值，在这种思想下权力被认为是万恶之源，善的本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必须要紧紧的进行制约再制约。笔者无意进行批驳，但可以做一个推理，如果将自由论者眼中的万恶之权力全部推倒，是否就完全实现了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呢？这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的逻辑推演绝不可能是一个理智的选项，因为单个人的权利实现必须以他人的权利约束为前提，存在绝对自由的空间绝对是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横行的地方，因?樗?有的权利都不受限，弱者将在强者的暴虐下“嗷嗷待哺”。“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权力不应被污名化，权力既是万恶之源，也是万善之源，唯善论和唯恶论都是片面不符合实际的，权利的实现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来支撑实现，社会不仅需要权力规训，也需要权力决断，权力规训和权利决断统称为治权[10]。权力规训追求的是自由，权力决断追求的秩序，治权就是追求秩序的同时彰显对自由的保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与保护自由相比，后发达国家在转型时期更应强调政府的权威以维护安全稳定的秩序。即更应追求权力决断下生成的秩序，否则很容易陷入拉美国家盲目复制西方自由范式后造就的混乱局面。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的上限制权威。[11]必须先存在秩序，而后才能谈的上对自由的扩容。权力的合法性最终来自它对社会的良好承诺以及实现，治安秩序就是一种承诺。

在当前社会治安矛盾突出环境中，与其说矛盾的重点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平衡设计，不如说是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与权威不足的公权力虚弱之间的失衡，公权力因不能发挥其功效已表现的远离预设期望。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其实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重大课题，但学界对于该问题并未设计出比较合理可行的进路，现有基于权力规训理念指导下而设计出的模式控制缺乏真实的效益。无论如何，针对日益突出的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权力开始思考规训的种种不足，基于社会控制而进行了综合治理。在综合治理指引下，政府各机关建立了前冲突阶段的预警机制，还利用人民调解等机制将纠纷从乡镇派出所分流出来，让乡镇派出所在压力减缓下能够有效开展处置工作，发现机制、信管机制、调解机制等各种有效机制得以共建共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过综合治理的有序推进，力量对比达到了一种阶段性的动态平衡，在历经初始阶段的不可控梦魇后，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渐趋在可控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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