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读后感)

第一篇：《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读后感)

外国学者与国内官方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差异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

孙良媛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510642）本书简介及感想

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像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中心原则是：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在满足人类丰富而多变的目的上它的效能依赖于各种规则。规则可以限制人们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人际交往的规则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以至连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也完全要依赖于正确的制度和支撑这些制度的基本人类价值。

在读了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以前，我所读的一些社会类或经济类的专著，都是由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尤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主编的。这些专家和学者主编的书籍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的国内官方思想，对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始终坚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在读了德国学者主编的制度经济学专著后，我才第一次接触到外国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且，这些外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国内的官方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2关于动力机制的问题

柯武刚、史漫飞总结了三种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的途径，分别是：（1）爱、团结、其他各种利他主义；（2）胁迫；（3）自利动机。并且指出第一种动机制只在家庭、小部族等的小群体中才能有效地作用。而在冷战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却把这种动机制当成社会主义信条，大范围地运用于全社会这一巨型的群体，由此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等的众多问题。他们在书中写到：“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口号下允诺的共同分享制度，导致大范围的偷懒和由此而来的低生活水平。改造人民的努力，造就纯出于利他主义而无私地为他人辛勤工作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都已完全失败。” 相比于第一种动力机制，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在全社会这一巨型群体中，第三种动力机制——自利，更能有效、持久地发挥作用。“很显然，只有当所获得的报偿能使人们继续为别人服务并且他们不会被迫与别人分享自己挣得的报酬时，才能激励人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拥有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具备一整套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规则）时，„„有用知识才能被开发出来„„”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的集体主义信条，不断地重复出现在各种会议、文献、专著甚至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然而，“为人民服务”、“学雷锋”作为生产或服务模式，究竟能为生产者提供多大的激励动力，却是有目共睹。柯武刚和史



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同上书，第74页。同上书，第75页。

漫飞等外国学者，鲜明地提出以自为自利作为激励人的一种动力机制，与中国大陆的主流官方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无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关于历史哲学的问题

在理解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社会观视社会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整体被视为大于其单个部分的总合，„„所有人都从属于这个实体，并必须在这个实体中服务。” 而另一种社会观，也就是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是自利、自主和平等的个体，他只具备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有限的知识。„„在原则上，所有人都

②是平等的。在需要集体主义的场合，自下而上地发动这类行动是更可取的。” 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

“社会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个人的本体性；而且，社会中心的知识总是太有局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演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见这种路径。而当个人有创造能力时，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假设诸如‘历史铁则’

③那样的东西是不合理的。”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从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后，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社会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一向都是深信不疑，并认为这一唯物主义史观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涉及这一历史哲学领域的出版物，都是在这种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展开论述，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读者表明“历史决定主义”的“历史铁则”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又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综观全书，在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上，柯武刚和史漫飞始终赞同个人主义。他们指出，在信奉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如果个人追求的利益与统治者所定义的社会利益不相符的时候，统治者就很容易地以“群体利益”或“国民利益”的名义来压制个人。而在信奉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一般都重视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横向的和自愿的协调，一般都相当怀疑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政策，偏爱法治甚于人治。在本质上，这种哲学观念预期，人们并不服从权威，靠自愿的契约与他人合作，柯武刚和史漫飞进一步指出，集体主义是需要强制手段来贯彻的，“集体主义需要强制这一判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强行贯彻集体主义设计的时期中，有千百万人被杀戮，更多的人被监禁，还有许多人在本世纪由集体主义国家挑起的战争中丧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集体主义是导致诸如苏联“大清洗”运动和德国法西斯战争的原因。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对个人主义的高歌赞扬截然相反，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个人主义”经常被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并列在一起，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界的重要批判对象，中国官方思想一向认为，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下级应服从上级，个人主义被定性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之一，应坚决抵制。中内外对个人主义的一褒一贬，反映出中国大陆与国外在价值观上的巨大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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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④⑤⑥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同上书，第179页。同上书，第181-182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88页

差异。关于中国的农业问题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土地性质的问题上，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一向认为，承包后的农村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即公有。而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土地实质上是私有的。“1970年代未1980年代初，在中国领导当局推行农业非集体化时，在过去总是尝试由集体持有

①的财产中发生了规模大的事实私有化。” 另外，对于19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

困难中，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但对于死亡的具体人数，中国大陆的各方专家学者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在书中指出：“据估计，这项‘社会工程学’试验的结果是约3000万人饿死（Becker,1996）。它重演了苏联1930年代强迫集体化的结果，且有过之而无不

①及。”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还提到一件以往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绝少提及的事件，在1970年代后期，四川发生了粮食骚乱。四川的粮食骚乱发生后，当地政府在农业的经营体制上作出了一些改革，②并且取得不错的成效，他们认为，四川的这次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人民公社体制瓦解的开始。这

与中国大陆学界长期认为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开端的观点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对于一名在大学中修读农林经济管理的学生来说，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些外国学者的观点确实值得关注。总结

纵观全书，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论述了他们对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和对政治及社会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大陆的学界与在不少差异，读完这本书后，使我对外国学者的一些思想产生了初步的了解。①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5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② 同上书，第515页

第二篇：理解公共政策读书笔记

托马斯·戴伊是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学教授和专家，曾执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等多所大学。他撰写的教科书影响很大，包括本书和《州和社区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谁掌管美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民主的嘲讽》、《权力与社会》等。

传统的政治学关注制度安排以及从哲学上对政府正当性的论证。行为主义政治学关注政治过程包括精选、投票、游说、立法等，关注公共政策，对政府行为前因后果的描述和分析。

作为公共政策领域的导论性教科书，《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一般公共政策的具体途径，而且为他们分析具体领域的公共政策提供了明蜥的工具。本书以政治学多种分析模型为先导，结合众多案例，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了“政府推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政府为什么要推行这样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后果是什么”等问题。它提出了八种政治科学家用于分析和解释政治生活的分析模式，并充分运用这些不同模式对一些关键政策领域的具体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政策分析的内容：

一、描述，政府采取了什么政策？

二、原因。即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探究公共政策的原因或决定因素包括政治制度、过程、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政府开支缩减的后果是什么？政策是因变量，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决定因素是自变量，三、结果。这个政策有什么影响？又被称为政策评估，即对政策后果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特征。一是合法性，即政府赋予的先天合法性；

二、全局性，公共政策是影响社会所有人的政策；三是强制性，政府是可以动用比较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暴力手段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实施。

政治生活的八种模式。①制度模式，注重描述具体制度即政治结构，组织、功能，不注重探究制度特征对政策产出的影响；②政治过程模式，主要政治过程的主要内容则是一个政策选择、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过程。在政治过程中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的要求和压力、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价值观、官僚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因素等无疑会对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③理性主义模式，公共政策是作为社会公益最大化的政策，这种理论也收到很多人的批判，因为人在社会公益上很难达成一致。④渐进主义模式，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过去行为的延续，只是对社会公益进行增量性的改动。这种模式主要是减少冲突、维持稳定，但也带来了难以锐意变革，渐进只是权益之计的问题。⑤团体理论，认为政党是团体的联盟，公共政策只是作为团体平衡的政策，每个团体都争相建立游戏规则，是妥协后的方案；⑥精英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精英偏好的政策，精英认为民众对政策缺少了解，社会价值永远是有少数人进行分配，大众不能决定公共政策，少数行驶统治权的人，并不是从社会各阶层中成比例抽取的；⑦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持“经济人”假设，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的最大化者，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用交易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过程；⑧博弈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在竞争环境中进行理性选择的政策，尤其是多个参与者进行选择时，最终结果取决于每一个参与者的选择。

第三篇：制度经济学文献综述 读书笔记

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综述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展开。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科斯看来，“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指向现实世界。诺思将新制度经济学界定为“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诺思认为需要在制度变迁中对现实世界进行理解和研究。柯武刚和史漫飞则具体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的实施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还与制度如何在经济环境的变迁中演化有关。简而言之，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科斯所说，与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论研究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鲜明特征应该体现在，它研究来自于现实世界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运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去分析制度的产生和变动，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Coas。，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德姆塞茨、斯蒂格勒和波斯纳等人(nemsetz，1965;stigler，1965;Posner，一972)对自然垄断问题进行了产权分析，认为进行竞争性投标，可以将对市场提供服务的权利赋予最高出价者，疏解自然垄断带来社会福利损失的问题。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

(GrossmanandHart，1986;HartandMoore，1990;Hart，1995)在对不完全契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的产权理论GHM分析方法。他们在对所有权和控制权关系的研究中，分析了控制权的不同配置对信息分布和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他们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说明了即使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只要交易契约中的某些内容不能被第三方所验证，那么契约仍然是不完全的。在GHM模型中，契约的第三方不可验证性、交易成本以及事前权利配置之间的关系是核心问题。而 LaPorte，Lopez一de一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7;1998;2000)的一系列关于法律、产权界定、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国别研究是产权理论的重要经验研究应用。

wilhalnson(1975)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引入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中，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规制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或称为治理结构)逐步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威廉姆森强调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与事后规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的分析早期集中于企业和生产组织‘。新古典经济学将纵向一体化的原因归结为技术不可分。而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因为用契约形式规制持续关系比较困难。其分析的重点是制度在结构化复杂的、长期的关系中作用，而williamson(1979，p234)认为交易成本方法分析的是“备择制度形态在组织交易过程中经济节约的性质”。交易成本理论的早期发展强调以单一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忽视不同的规制方式可以结合。隐含了企业的治理决策是在三种相互独立的规制形式中作选择:市场、等级制或混合模式，只能选择单一治理形式。

BradaehandEcel。s(1989)也认为企业可以同时采取不同的规制形式。在多元的治理模式下企业可以获得不同类型规制方式的综合效率。Williamson(1996)也认为在市场、等级制或混合模式的情况下，他们三者的组合也是可以想象的。企业可以通过混合治理模式来避免对专用性资产的机会主义侵害，这些混合模式可以分为单边和双边混合治理:单边混合治理是通过加强与交易对象的事前契约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双边混合治理是通过共同利益进而发展与交易对象的紧密关系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RindfleischandHeide(1997)认为过去的交易过程

将会影响如何组织一个新的交易，过去与某一个交易对象的良好经验可能会降低在未来的交易中采取其他治理结构的可能;除了过去关系的影响，对未来交易的预期也可能影响如何组织当前的交易，因此，考虑交易之间的关系要比对单一交易作分析，更有助于理解对治理结构的不同选择。

ehilesandMeamaekin(1996)的研究则是在交易成本分析中引入信任，他们认为可以从社会规范、社会关系以及经济作用的角度解释信任的产生。信任可以从“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这两个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逻辑起点的角度影响经济后果，一方面，它可以限制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契约关系中存在信任，那么，有限理性的理性程度会有提高，因为，信任使交易当事人获得信息更为准确;对不确定性影响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减少寻求对交易对方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动从而减少了行为的复杂性。

wi11iamson(2000)在比较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异同后，认为两者对于契约不完全问题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假设之上。但是，GHM分析在模型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对称和无成本的重新磋商将事后不适应

(expostmaladaption)所导致的无效率给消除了。因而，只剩下了事前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这一原因。这反映了威廉姆森理论和GHM理论的主要差别即一个强调事后不适应造成的无效率，所以，事后的交易规制方式是重要的，一个是强调事前专用性投资不足造成的无效率，所以事前的所有权、控制权配置是重要的。

作为交易成本理论在家庭和政府层面的拓展应用，Pollak(1985)提出了制度选择—或者是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行为，或者是在家庭、企业、政府或非盈利组织进行的具体行为—的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将交易费用的分析由企业拓展到了更广泛的交易组织分析中去。

BajariandTadelis(2001)将交易成本理论用于对政府采购问题的经验研究。

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研究中的运用，诺思(North，1981)的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交易成本理论去解释制度创新和变迁问题，也就是将新古典主义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用于制度的效率比较。诺思等人

(DenzauandNorth，1994;North，2005)后来将制度视为心智现象，并且重视个体对制度的内心感受和信念，认为这是理解经济变迁基本原因的关键，在制度变迁的理论引入了“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Models)，力图克服制度变迁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诺思看来，心智模型体现了个体的行为机制，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个体之间的心智模式逐步趋同，这就能降低交易成本。

关于“组织”和“制度”概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制度经济学当中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组织本身就是制度，而有的则认为不是，组织运行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则才是制度。

康芒斯认为，“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公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5舒尔茨1968年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曾经对制度做出了如下分类:“(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转移法，资历和劳动者和其他权利);(4)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明显地，舒尔茨在对制度进行分类时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等组织机构也列为制度，拉坦则明确地指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他们认为，不仅组织内部所遵循的各种规则是制度，组织本身也是制度。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青木昌彦所认为的三种制度观中就把博弈参与者视为制度，在他的看法中组织理所当然是制度。

诺思认为应该将“组织”和“制度”界区开来。首先，他定义“组织”为在基础规则及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其次，他认为组织和制度有着相互关系:

制度是“基本规则”，组织的存在和演进受制于既定制度，又体现既定制度，反过来，它们也影响制度。再次，组织因其活动和作用而成为制度变迁的代理实体。同时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组织的存在和演进受到制度的根本性影响。柯武刚和史漫飞也认为组织不是制度，他们指出“普通英语的习惯用法经常将这里所定义的制度与‘组织’混为一谈。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戒’和交通规则确是制度。”

在这里，如黄少安(2004)所述，诺思将“组织”与“组织制度”或“组织结构”混同了，“组织制度”是“组织”的构造形式或结构。正是由于组织制度的不同才使不同的组织界区开来。“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具有不同的构造方式。同样都是经济组织，由于组织制度不同，又不同的性质，有些事盈利性的企业组织，有些是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换而言之，交易组织的区别集中体现于也只能体现于内在交易组织制度的不同。交易“组织”是为了交易的需要，在一定的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主体，它们有其构造形式或结构，而交易的“组织制度”则是约束和规制这些交易组织内交换关系，以及这些交易组织之间交换关系的规则。当然，如果将交易组织的“主体性”给抽象掉，那么，交易的组织制度最终地揭示了交易组织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内在属性。

诺思在其《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中讲经济制度分为两个层次—“基础性制度安排”和“第二级制度安排”。这实际上就是从制度的根本和非根本的意义上所作的层次性划分。他在与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增长》第二章中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前者实际上是指更基本的制度，后者是较具体的制度。结合黄少安(2004)对经济制度三个不同层次的划分—第一层次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所有制;第二层次是产权制度;第三层次是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三个层次依次基本上从抽象到具体，从根本到非根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经济制度中的最高、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根本性质的标志。产权制度是所有制与资源配置调节机制的中间层次，是处理生产要素的权、责、利关系的规则。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即是最具体的、直接与经济运行、信息提供、决策机制等相关的规则。

读书笔记

《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论文作者：程梅青 杨冬梅 李春成

关键词：科技服务业 科技服务机构 服务体系 发展对策

文章主要对天津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状况做分析，总结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对诸多科技服务业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文章框架结构如下：

一、关于科技服务业

1、科技服务业的内涵

2、科技服务机构的分类

3、科技服务业的构成4、科技服务业的基本特征

二、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

三、天津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

四、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天津市科技服务业面临的形势

六、加快天津服务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科技服务机构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深入分析天津市科技服务业总体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对天津市发展科技服务业的形势进行了判断，并在政府宏观指导与财政扶持、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人才培养和对外开放等诸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第四篇：《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

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专家约翰·金登教授的享有盛誉的学术专著之一，也是该领域的权威教材之一。本书秉金登教授的一贯研究风格，借助其高超的调查和写作技巧，在政治学界独树一帜。他在本书中系统地分析了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即问题的提出、备选方案的产生和议程的建立等，并指出议程建立的重要性。本书对公共政策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实践都曾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公共政策的过程：（1）议程的建立；（2）备选方案的阐明；（3）阐明的备选方案之间做出一个权威性的选择；（4）决策的执行。主要探讨的是前两个过程：

1、议程的建立：把可能被视为引起了他们关注的那组主题的范围缩小至他们实际上的确关注的那个主题编目上，即参与者为什么处理一些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

2、备选方案的阐明：从范围上把一大批可能的备选方案缩小到实际上要从其中进行选择的那一批备选方案上，即为什么某些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很受重视而其他的备选方案则被忽视。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1、参与者：揭示了谁影响议程以及他们为什么影响议程。

2、过程：这些参与者影响议程和备选方案的过程。设想了三条过程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以及政治溪流。需要强调两点：①每一种参与者大体上都可能参与每一种过程。例如，政策不是分析人员的专有领地，政治也不是政治家的专有领地。尽管如此，参与者实际上通常在一定程度上都专注于一个过程或另一个过程。例如，学者更多参与的是政策形成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而政党则更多的是参与政治过程而不是参与起草具体的政策建议过程。②参与者与过程各自都可能充当一种促进因素或者约束因素。作为一种促进因素，这些参与者或过程把某一主题提到议程上的更高位置，或者促使某一备选方案得到更为积极的考虑。例如，一位总统或国会委员会主席就可以决定使某一主题显得突出。或者说，一个问题之所以很突出，其原因在于发生了一场灾难或某一众所周知的指标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约束因素，这些参与者或过程可以阻抑对某一主题或备选方案的重视。例如，压力集团对某一项目强有力的反对就可以使该项目在优先考虑的项目编目上地位下降甚或被驱逐出议程。再比如，当行政当局强调自己优先考虑的项目时，它就会限制人们关注其他主题的能力。对某一项目预算成本的担心也可以使该项目几乎不可能受到关注。

二、参与者的作用

讨论证实哪些参与者重要，哪些参与者被认为重要但结果却证明并不重要，以及参与者相互关联的方式和他们与议程建立过程的关联方式。主要通过三个问题来讨论：（1）每一种参与者的重要性；（2）每一种参与者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3）每一种参与者可以获得的资源。

1、主要对议程建立起作用的参与者

（1）总统

非常重要，不仅能够单独建立行政部门人员的议程，而且还能够单独建立国会及政府外部人员的议程。能支配甚至决定政策议程，但却不能支配那些经过认真思考的备选方案，而且他也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资源：①一套制度资源，其中包括否决权以及雇佣和解雇的特权。②组织上的资源，相对于国会，行政部门是一种更加一元的决策实体。③对公众注意力的控制权，因为公众注意力可以转

化成为一种压力来迫使其他的官员采纳总统的议程。④党派因素。当国会也受自己政党控制时总统对议程的推动就更少受限制。

（2）政治任命官

人们常常认为政治任命官成了其机构的俘虏，或者说，那些职业文官有办法弱化其被任命的上司的权威。但实际上，在本项研究中的访谈中发现他们属于经常被提及的角色。他们对议程的建立作用的本质：不是产生问题而是抬高问题。而且他们也从其与白宫的互动中得出他们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这样尽量就与总统不产生分歧。任职的非永久性使得他们有迅速行动的诱因。

（3）重要的国会议员：

他们的地位仅次于行政当局，并且远远比行政当局的任何单个组成部分的地位靠前。既影响议程的建立又对备选方案有某种控制能力。但他们主要是重要的议程建立者：①合法权威：国内政策领域的重大变革通常需要新的立法；②公开性：议员举行听证会、提出议案、发表演讲，这些都可以被新闻媒体在显著地位置加以报道，并可能会被有效地传递给其他参与者。③混合的信息：混合了实体因素和政治因素、混合了学术界的信息和压力集团的信息、混合了官僚和选民；④长期供职。

（4）媒体：

充当一种沟通角色，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参与者。常常被描绘成为有力的议程建立者，但本研究却发现不是这样。媒体的曝光等等往往不被视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更像是一些短期的麻烦事；媒体不是对议程产生独立的影响，而是报道政府中正在发生地事情。

（5）与选举有关的角色：

重要性处于中等，但对政府的政策议程仍然具有重大的间接影响。竞选活动的诺言、政党的宣言，对政府议程有重要影响：这个竞选者、政党的选举联盟的某个重要角色记住了这种承诺并且试图使他们兑现这种许诺。

2、主要对备选方案的阐明起主要作用的参与者

（1）学术专家：

重要性仅次于利益集团的一组非政府角色。对备选方案的影响要大于其对政府议程的影响。短期影响：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在学者的分析和建议与他们已经关注的问题直接相关时最听学者的话。长期影响：学术工作对思想的一般趋势有影响，这些思想反过来又会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思想。

（2）职业官僚：

议程建立方面，行政部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惊人的准确，总统总能够支配他的政治任命官，政治任命官又能够支配职业文官，所以职业文官对议程建立方面的作用甚小，他们都是在执行一些现存的政策项目，而不是在集中精力于新的议程项目。他们对备选方案的阐明具有更多的影响。资源：①长期供职；②专长和经验；③他们与国会和利益集团成员的一套关系。

（3）国会办事人员：

由于他们自己容易接近一些重要的国会议员，能够集中自己的所有精力于特定的问题并且横跨政治和技术这两个领域，所以他们能够对重要人士关注的备选方案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不得超出雇用和能够雇用他们的议员所确定的范围。

还有未列进表中的利益集团：对议程建立的作用：有许多都不是积极促进活动，相反倒是一些消极的阻碍活动。他们常常试图保留它们目前正享有的特权和

利益，因而阻碍他们认为将会减少其利益的创新思想。对备选方案的影响：将自己的备选方案依附在一些别人可能已经使其地位显著地议程项目上。

这是我们按照参与人员主要对哪一个过程起作用来划分并阐述的，书本的安排是按照政府参与角色（总统、高级任命官、重要的国会议员、与选举有关的角色、职业官僚、国会办事人员）和非政府参与角色（利益集团、学术专家、媒体），在第2章和第3章分别阐述的。

三、过程

思想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可以来自每一个参与者，我们需要认识的关键不是思想的起源，即思想来自哪一个参与者，而是关注：所有因素是如何综合使得问题成为问题，从而进入议程的，即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过程。

1、问题溪流过程对议程建立的作用

问题溪流主要研究问题如何引起人们的关注、问题的界定、问题为什么消失等。其对议程建立有很重要的作用：

①如果某一给定的政策建议或主题与某一重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它被提上议程的可能性就会明显地提高。②一旦某一特定的问题被界定为紧迫的，那么完整的解决办法就要比其他的解决办法更受欢迎，而且，有些备选方案很突出，而其他的备选方案则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2、政治溪流过程对议程建立的作用

①国民情绪：对于适合国民情绪的项目有促进作用，对一些不适应国民情绪的项目则妨碍其受到关注。

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有组织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对变革有妨碍作用，因为目前项目的受益者总是力图保护自己当前的利益。

③政府溪流中的政府：在政府中，人事调整对议程具有重大的影响。①担任权威职务上的人员改变他们优先考虑的项目并提出新的议程项目；②这些职位上的人事发生了变动，从而因为人事的调整而使一些优先考虑的新项目进入议程之中。

管理权限问题：行政机构和国会委员会都要求占地盘——①地盘之争妨碍了政府采取行动的可能性；②地盘的争夺常常实际上促进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为了荣誉相互争夺某个他们感到将会受欢迎的动议；③许多潜在的议程项目之所以从来就没有成为某一给定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主题，主要是因为它们属于别人的权限范围。

3、政策溪流过程对备选方案阐明的作用

软化：政策企业家不仅试图软化常常趋向于受惯性约束并且会抵制重大变革的政策共同体而且还试图软化更加广泛的公众，使公众习惯于新的思想并且逐渐接受他们的政策建议。属于预备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预备工作，即使在有利时机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也可能会没有人理睬。许多好的政策建议之所以没有人理睬，其原因在于它们在普通公众、专业化的公众或政策共同体尚未来得及准备听之前就出现了。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有些思想得到了阐明，从软化过程中幸存下来，并且基本上符合专业人员据以评估政策建议的标准。出现了一些比原政策建议更符合目的的组合，所讨论的备选方案目录缩小了，而且一些思想已经成为有待于认真思考的主要候选方案。

四、总结：

以上两个方面的阐述都渗透着我们所运用的一个模型——垃圾桶模型。垃圾筒模型的基础是马奇教授对组织行为的观察，他发现，在企业中工作的人们容易对某些行为模式产生偏好。这些模式成为他们个人选择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宠爱有加的“宝贝儿”。作为结论，模型指出：不管问题发生在何时何地，人们都会以此为机会，来实施他们早已选定的解决方法。这会影响到决策的制定过程和最终结果。

该模型的另一特色，是将企业看作由一系列竞争性对策构成的集合体，随时等待着问题的出现。因此，在垃圾筒模型下，决策可视为问题、对策和决策者的选择三者的某一特定组合。从这个意义上，最终决策只不过是发生在垃圾筒内的淘金过程的副产品而已。

1、垃圾桶模型-特征

（1）目标模糊(problematicpreferences)

就该项特征整个组织本身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不具体清楚，对各种施政目标的优先级也不明确，此意味着组织对各种施政目标的优先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视必要情况随时加以调整的。通常当一个组织发展到具有相当规模时，伴随而来的就是组织愈变愈复杂，它同时也会追求许多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又可分成多项的次目标。当企图再将这些次目标加以具体化陈述时，则常会出现目标之间矛盾不一的情况。正如前面说过，组织目标是模糊的，施政目标的优先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挪动的。

（2）手段或方法的不确定(uncleartechnology)

第二项特征是对如何达成目标的手段或方法并不清楚。这种组织的成员通常只知道与本身职责相关的业务，对整个组织的运作充其量只有一些很基本和粗浅的认识。成员需要去尝试错误，从经验中去学习，甚至要在面对危机时摸索和思考解决的办法。本文指出该种组织是一个松散的结构，有时甚至是先决定了要做什么事或是有了行动(action)，然后再去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以及做这件事的目标是什么，而不尽然像理性决策模式所主张的依逻辑思考的决策步骤以解决问题。

（3）流动性参与(fluidparticipation)

第三个特征是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参与决策人员具有相当程度的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参与决策者可能前后完全不同，故同样的议题由于不同的人员出席讨论，结论也可能与原先规划完全不同。这种流动性参与以民主国家法案制定需经过国会审议为例：如以美国联邦政府来说，预算或是法案的制订不是行政部门所能全程主导、掌控或垄断。国会议员有可能在立法过程中，对法案加以修正或是杯葛，舆论、利益团体、或是游说团体也都会试图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施加影响力。

2、垃圾桶模型-四股力量

（1）问题（StreamofProblems）

决策本来就是企图解决问题，垃圾桶管理决策组织“问题”林林总总，有大有小。每一问题由下列三项来描述，分别为:进入时间，即问题浮现的时点；解决问题所需的能量；通路结构，即一些能触及到问题的选择。

(2)解决的方案的速度（RateofFlowofSolutions）

有了问题并不表示就有解决的方案，当问题与选择（决策的机会）配合时，会有解决方案流产生，而流动速率是指系统内产生解决方案的速率。如目前失业问题，显示我们的劳资双方与国家经济甚至教育体系都有有问题，但我们尚无较佳的解决方案。再则，很多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的问题，也不是有了方案就真的能解决问题。大学多元入学方案是一套解决方案，企图解决现行大学联招的一些问题，但是不是真的能解决大学联招现存的问题，会不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则尚待观察。

(3)决策参与者（StreamfromParticipants）

决策参与者的重要性，前面已有提及。要注意的是，决策参与者不必然是一群在某时某地开会和参与讨论的人员或官员，有可能学术界、舆论界、民间团体、乃至一般老百姓，也加入某一政策的争辩且企图影响最后的决策。而决策参与者共识的建立，也是决策能否订定的关键之一。

(4)决策的机会（ChoiceOpportunitiesStream）

最后的一股力量是决策的机会，组织的决策时机，JohnKingdon(1984:P212)称之为政策之窗(policywindow)。政策的决定，要等待恰当的时机。政策之窗一开，机会一来，打铁趁热，决策就可定案。如果机会一失，代表政策之窗关闭，则需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出现。

这四股力量（主流）很像四道河水，有时候各自流动，互不相干，有时又会形成交集。换句话说，什麽问题会浮上檯面，成为热门的议题，然后定下一个决策来试图解决(只能说是试图解决，因为，有时候问题是解决了，有时候问题并没有解决，有时候则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又衍生出另外一些问题)，就看这四种力量的消长和互动。

在垃圾桶上安装感应式录音机，丢垃圾进去播出一则故事或笑话，效果远比那些惩罚手段好得多，既省钱，又不会让人们感到厌恶。同样，要解决员工在工作期间偷懒的问题，用监管和处罚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很难奏效的，因为员工的工作成效主要还是要靠其用心努力。员工偷懒，是故意偷懒还是忙里偷闲？是员工自身的原因还是公司管理出了问题？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处理员工偷懒问题上，加强沟通很重要。须注意的是，让员工超时且拘束地工作，已是不合时宜的管理方法；给员工多点理解、关心和体谅，会有助于发挥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五篇：经济学读书笔记

经济学读书笔记几则

经济学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上的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假设都是似是而非的.随着历史学民俗学统计学的发展一个又一个假设被推翻.我们不禁要感叹经济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博兰尼说土地劳力金钱都是虚构商品永远不会彻底实现.历史上从不存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社群文化生活纯粹以市场供求最大化物质欲望和利润等逻辑来运作甚至能够自我调节的经济体.1“以物易物与交易”等个人行为仅偶尔出现在原始社会.经济学是最强调个人行为的不过人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从来不是以单个人的身份出现的.马克思对物物交换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可惜他把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阶段割裂了开来.这样的情况几乎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2贸易并非出现在社区内部它是不同社群之间的外部事物是从群体之间的交易扩展到个人之间的交易.3贸易并不依赖于市场它起源于单向的运送无论是籍着和平或者不和平的手段.市场是所有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课但市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市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古希腊市场功能主要是通过海盗等非和平手段实现的.4市场存在与否并不是本质上的特征地区性的市场并没有扩张的趋势.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若交易效率高到使一国有限人口不足以容纳很高的最优分工水平时国际贸易就会产生.这不符合民俗学的实证研究.5分工并非起源于贸易而是起源于地理的生物的和其他非经济的事实.斯密认为人类独自具有要求相互交换的倾向因为这对个人更有利因此形成了分工.分工程度的高低受市场范围大小的限制.但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前分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性别地理因素等原因劳动生产率不同造成了分工.6金钱并非是一项决定性的发明金钱存在与否并不必然造成经济类型在本质上的差异.金钱并不是所有社会必然的产物很多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社会群体排斥使用货币.7中古时代乡村与贸易无缘.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贸易也从来不是公平的.贸易的差异是地方实力的体现.8重商主义迫使国界之内的城镇和省份的贸易更为自由并将自治市镇的制度扩展到全国.重商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915世纪以前从来未曾有过国家保护政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并没有很明确的国家概念更没有对外封闭的国家保护政策.如日本中国.10垄断是资本主义的常态竞争是特殊和少见的.资本主义的成就是限制市场的产物.积累大量资本的能力依赖于创造垄断的能力而每一次伟大的技术进步都为垄断部门创造了新的生命力."大资本家总是试图做一切事贸易生产和金融.只有染指所有部门他们才有望获得垄断优势.只有二流的货色才会去专攻一门才会是商人或工业家.(布罗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