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法的立法现状、问题和完善对策分析

第一篇：我国税法的立法现状、问题和完善对策分析

我国税法的立法现状、问题和完善对策分析摘要：在我国,随着税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建立起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体系,并随之颁布了一些税收法律法规,税法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是,依据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的衡量标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完整的税法体系也尚未完全建立。而对中国税法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研究方法尚显单

一、研究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等为解决这一问题增加了困难。并且，在税法的执行过程当中，也存在地方行政干预过多，纳税人纳税意识差，法制观念仍较淡薄等问题。为此，应当加强税法学界的研究合作，发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的主体作用；其次应当重点培养税法学教学和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为税法学的发展壮大夯实必要的基础；税法执行方面应当采取强化依法治税，确保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法制观念等措施。

关键词：税法体系；立法现状；问题；对策研究

正文：

一、我国税法的立法现状 要分析一个法律部门的立法现状，是否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而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这一标准的重要体现，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第二，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成龙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

第三，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

第四，形式科学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

第五，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律体系的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例如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税法是国家制定的调整税收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以上衡量标准，从我国税法的现实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与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公共财政法制建设的要求相比,不仅现行税收法律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完整的税法体系也尚未建立。

[1]

二、我国税法的主要问题 1.税收法律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税收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许多重要的税收法律，如税收基本法等还未制定出台。至于国内目前唯一的一本基础理论方面的专著，也只能看成是有关税收基本法的论文集，其内部的体系还有待完善，且总体来说，说理尚不够透彻，受税收实务部门起草的《税收基本法（草案）》所定框架的[2]影响过大。税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种单行税收法律，是税法体系中的骨

干部分，犹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栋梁，是税法体系中的支柱。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只是围绕支柱而设立的各种模块结构。只有零散的模块结构而没有框架支柱，一个体系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的。

其次，税收法律形式繁杂。除了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外，还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地方政府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难免内容重复、繁杂、交叉重叠。特别是没有效力层级高、具有较大权威性的税收法律，税收法制的统一便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

2．缺乏税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单行税收法律。

自1980年至今，作为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两部，其中，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1981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即使就仅有的三个税收法律来说，也并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补充。如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国内内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显然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应当统一。

“当然要致力于本部门法、本学科的研究，要钻进去；但也需要顾及相关和相邻的部门法和学科，要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此，有时需要跳出来，站

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统观整个法的体系和法律科学体系的全局。”从现在立法情况看，税收基本法没有制定，一系列规定各种税收的单行法律，诸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等等，可以说也基本没有制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但没有制定出一系列与其地位相当的实体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3.税收依法行政上存在明显困扰。

这一问题首先体现在过于集中的分税制体系和过于统一的税收征管模式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效率。有的地方政府为扩大招商引资吸引力和推进企业改制，越权制定超出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的为保财政支出，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有的以改善环境为由，对重点企业挂牌保护，甚至袒护等。同样，不论经济结构和税源结构、税收征管水平与公民纳税意识的差别，片面追求征管模式的统一，往往导致税源管理失控，征管质量不高，降低了税收行政执法效率。同时，税收执法要求不恰当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的公平。譬如，收入任务情况好时执法偏松，收入任务情况不好时，执法偏严。

[3]

三、我国税法的完善对策

1.自始至终强化税法基本原则。

按照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要求，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强化我国税收法制的基本原则，坚定不移推进税收法制化建设。

(1)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税收的基本要素、基本程序及其保障形式，有效制约或严禁擅自开征、停征、缓征、不征和超越权限减税免税的行为。

(2)税收公平原则。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情况相同的给予同等的税收待遇，在税收负担上实行合理分配，禁止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合理差别。

(3)民主商议原则。实行税收立法程序民主化，凡国家或政府拟对社会公民征税，应事先将法案交给社会公民讨论，或通过人民代表行使其权利，对拟定的纳税义务进行表决。

(4)实质征税原则。按照法律归属说，如果真实的纳税主体可以明晰，无论名义上的纳税人为谁，均应以该真实的纳税主体为纳税人。如果税收客体已经存在，则无论该税收主体的存在是否合法，均应对其收税。

(5)法规规章不得抵触法律原则。坚决制止违反税法出台税收政策法规的行为。

(6)法律不溯既往原则。任何一部税收法律，应只对税法公布实施的事项发生的效力，而不追溯税法公布实施以前发生的事项。此外，还要强化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税收救济原则优于实体原则，税收行政处罚不以故意为要件原则《即不论纳税人违法行为故意与否都应按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2.健全符合时代发展的税法体系。

针对我国税法体系本身的缺陷，有必要通过设立新税种，调整老税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反观中国税法学界，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税法基本原则、税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绍性的论述”

[4]，并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体系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税法，以适应当今全球化的背景。遗憾的是，中国税法学界很少有人专治于外国税收学名著的翻译，至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金子宏的《税法原理》在大陆翻译出版。针对我国税法，加强税法完善的研究，“发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的职能，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之建设成中国税法学研

[6]究的一个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完善措施有以下几点：

第一，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取代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第二，建立生态税收制度。首先统一资源税，并把水资源费纳入税收之列。其次开征环境污染税。通过税收杠杆的作用加强对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

第三，加快地方税制改革进程。适当增加共享税税种，增加省级地方税收调控权，赋予省级人大和政府一定的地方税立法权和地方税收的减免权力，使地方责权利相统一。

3、建立健全税收监督保障体系。

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督法律和税收保障体系，以保证税务部门正确执法和纳税人认真履行纳税义务。首先应当健全税务执法监察制度。对税务行政执法行为必须进行日常的、专门的监督检查，监督税务执法行为的各个过程、各项内容，并与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相对照，检验其合法性。要把执法监督贯穿到税收征管全过程，使之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科学的操作规程和制约机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其次，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法制观念。各级税务部门要密切与司法、公安、宣传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增强纳税人税收法制意识，促使纳税人遵纪守法，主动接收税务机关依法行政、依法检查；要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一批偷、逃、骗税和暴力抗税等典型案件，共同营造良好的依法治税环境。同时要完善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大行政执法监察的力度，对违规违法的要坚决予以纠正。[5]

参考文献：

[1]杨映忠、孙顺强、刘新智主编：《经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涂龙力、王鸿邈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刘隆亨等：《制定我国税收基本法应具备的特征》，《法学杂志》第1997年第1期。

[5]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6]中国税法学研究会已于1998年3月28日成立，它是全国税法学界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者自愿参加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见《税法研究》1998年第4期。

第二篇：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08413317谢志群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十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十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豁床着我国劳土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日，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木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竟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内，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劳动者一利益在国际上，既要考虑发达国家高劳动标准要求的敦促，又要考虑不发达国家以劳动力成木参与竟争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的压力。要兼顾这些因素并非易事，如何取其“利”，避其“害”，如何集所有的“利”十劳动合同立法中，成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难题。

这种状况，使我们在劳土标准上不能简单地在倒退或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即:在劳土标准上，我们既不能倒退又不能迅速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固守旧的低劳动力标准，具有短期效应;走新路，向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才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一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淤扮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摒弃了以往一味以低劳动力成木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于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意味着我国劳工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且，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本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竞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际上，我们处于“上挤下压”的中间位置。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们是以低劳动力成本在竞争中取胜的，目前在高精尖的科技领域没有竞争力，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至少会在短期内使其竞争力水平下降或难以提高。但如果能安全度过这一薄冰路段，那么，我们的发展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寻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在经济上，它摒弃了以往一

味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1．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实施效率低下。资方不履行工作环境、法定工时、最低工资标准要求等义务，在我国许多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中是一种常态。

2．现有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这种制度本身的缺陷，降低了该制度的权威性，也因此增加了该制度践行于实践中的难度，以致立法目标全部或部分落空。换言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制度实施效率的低下。

具体体现在:

其一，“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威胁，对于短期用工难于适用，而且即使对于一年以上的用工，也可以通过期日的规避来摆脱威胁，即可在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之前的任何日期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解除劳动关系。如属前者，还算是达到了立法目的，如属后者，则可能是对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害。

其二，依我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第3款的规定，虽然要求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又规定劳动关系是自用工之日起确立的，而不是自书面劳动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日确立。可见，这种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强烈要求，不是“效力性”的，而是“保护性”的。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不是劳动关系产生的效力性条件，它只是保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上的支持。“契约采取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或其它默示形式，只是在证明契约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上有难易之分，而不是契约本身存在着优劣的差别”。由此，如果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后果———支付双倍工资或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欲对资方实际发生作用，还需要劳方举证证明与该资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这对劳方来说并非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二、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上述现状，笔者一认为可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视角加以改善。就外在视角而言，是指劳动合同立法应适当，要眼界向远、向外伸展。眼界放远，就是力争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一，避免短期内成为自己观念的俘虏;眼界向外，则是指不仅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设计需考虑经济发展、社会信用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现实与未来，而且即使是完美的劳动合同制度，它要施行于实践之中也不能缺少这些机制的协同。就内在视角而言，是指各劳动合同制度本身及彼此之间协调、照应，通过劳动合同制度的内在完善，从而达到目标的最高效实现。

(一)外在视角

就外在视角而言，具体应着眼于以下两点:

1．协调、助益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法律体系。劳动合同纠纷解决费时、费力、成本高昂。劳方与资方相比，处于弱势的劳方往往因难以承受这沉重的纠纷代价而不得不妥协退让，这无疑助长了作为强者的资方恣意妄为地违反劳动合同制度的行为。要走出劳动合同纠纷解决成本高昂的困境，首要的是建立合理或倾斜于劳动者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可采取 以下措施:规定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以此减轻劳方的经济负担与思想顾虑，并调动律师办理该类纠纷案件的积极性;完善调解、仲裁解决纠纷机制，真正发挥其作用，并在人员素质、构成、经费来源等方面要给予支持，并同时增加救济途径;综合协调无固定劳动合同制度的就业目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充分就业目标实现的作用大小，关键在于该制度适当与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既要有利于就业安定，又要有利于充分就业，而且充分就业应是就业数量与质量综合判断的结果。然而，当前我们所谓的就业安定，其实只保障了一部分在岗人员的就业质量，而且又是以其他部分人员持久失业为代价，这种对“轮流失业”局面的破坏，可能会造成“就业机会”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经济、社会地位的两极化，亦是对社会向上、向下流动激励的阻滞，以致使人对未来绝望，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成为必然。

当然，这是以就业岗位资源稀缺为前提的。由此看来，试图仅以现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保证就业安定———而且只能是部分人的就业安定的方式来摆脱就业困境及因此所致危害是不现实的，它把过重的责任推给了企业，阻滞了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的发展活力，并造成劳动者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因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就业目标的实现应是一个制度综合协调的过程。

2．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现存制度的低效率表明政府机制的缺乏而不是决心的缺乏”。立法机制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监督监察不足。诸如由于劳动执法队伍建设落后、劳动执法者责任感不强等原因致使劳动监督检查不到位;地方政府在观念、行动上漠视法律、无视科学发展观、着意于掠夺式经济发展观等现象的盛行;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百般压制等。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府监督监察，提高劳动执法队伍的业务水平及责任感，加强相应的理念，重视法律，规范相应的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访制度，它本是解决劳资不公问题的最后一个监督通道，但一些地方政府或司法工作部门在最高首府设立“接访”办事处，实为“截访”，直接意图是将民之怨、民之不满无法上传，以满足政府及官员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政绩要求。这种现象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虽有缓和，但因其根深蒂固性，仍在继续，如此以来，信访制度虽对法的实施或执法者严格依法执法有督促作用，但仍是打了折的。这种折扣的形成，一方是由于多种原因而形成的“浩浩荡荡”的上访队伍的不断上访，另一方是执法者不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截访”这一“政治性任务”的竭力抵抗，两相抵抗耗费了各方的力量，使我国法的执行成本高昂，但法的实效却未能因此得以充分发挥。这也需要加强有效政府监督机制，科学实施政府职能观，适当干预公司、企业行为，正确理解“法治”的含义，不仅要“有法”而且要重视“法的正当性”，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促进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内在视角

就内在视角而言，应着眼于以下方面:72政法论丛2011年

1．将各劳动合同制度彼此间的抵补作用纳入各劳动合同制度设计考量之中。具体而言: 第一，确立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机制。

政府、劳方、资方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使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合理分配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而在我国，这一机制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这首先是劳动者组织———工会缺位或制度存在不足所致，特别是工会独立性问题。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政府、劳、资三方及劳资之间在主体势力近于平等之下所进行的协商，加之由于各方的共同制约、妥协作用以及 它们各自的组织性，所以，对劳动契约自由在劳资双方之间分配的限度以及其与社会的契合性，更能近于合理，它是保障劳资双方间个别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基准。其次，在理论与立法上，如何处理劳动契约与民事契约的关系也制约着劳动契约自由的合理限度。

第二，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而言，它受到同为劳动合同制度的非全日制、劳务派遣制度的抵销。非全日制、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形式，其临时性、可兼职的特点，虽然符合部分劳动者的需要与意愿，但其更利于资方而不是劳方的缺陷却是显而易见。具体表现为:在非典型雇佣关系下，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从获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的机会，因为它的临时性、非连续性无法满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订立所要求的期间条件的限制;而且非典型雇佣关系本身的不稳定性及其制度化冲抵或毁灭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稳定劳动关系目标的追求与实现。因为非典型雇佣关系及其制度化不仅使职业安定受到威胁，也使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难以实现，劳工以团体力量维权亦难以落实。这些无疑弱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使企业摆脱了其更多的社会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非典型雇佣关系有利于劳动者“促进就业”，然而，这种对就业的促进也仅限于数量上的，它更可能是以更多利益的失去为代价换得了那已被“抽了油”的就业机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的制度化顺应了世界用工形式的变化，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又规定了与此相左的用工形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工形式，进而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立法宗旨只能获得部分实现。既然当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非典型劳动合同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难以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尽管后者妨碍了前者目标的实现，那就只能在完善各自的同时，尽力克服各自的缺陷，使其彼此协同，共同服务经济，维护劳方利益，和谐劳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守法意识淡薄，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形式为资方留下了更多的违法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基础还不够坚实，更多劳动者没有或不能成为资本的参与者，劳资间平衡易于断裂或劳资差距大，因此劳资平衡的实现需要更大的努力。具体到立法上，就是加强规制，例如，规定“劳务派遣必须具备特定的、合理的理由”

2．就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而言，制度本身应与现实契合。政府对最低工资的干预，以及资方对这一干预的服从，是为了减少贫穷并使劳方收入达到生存费用的标准。同时，最低工资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持公众的购买力，以便使国家从经济滑坡中走出来。

在大陆，可以肯定地说，目前企业的存活期间总体水平只会低于台湾。由此可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可适用空间极为有限。我国这种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规模、寿命的现实，制约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稳定劳动关系的追求，意味着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这一期望的落第1期李敏华: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公司、企业存活的短期性，使劳动者不得不随之不断流动，即使谋得的确定，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我国公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职业自由机制，注定了我国当前的劳动者较发达国家与地区以及非市场化国家中的劳动者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针对这种现状，应适当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空间，落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的期望，科学调整公司、企业存活的期限，使公司、企业的发展与职业自由机制有机结合，在公司、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使劳动者也得到有力保障。

总之，对于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保护及其效果，不应局限于也不意味着给予其更多的权利或倾斜就是更好的保护，而是在于所给予的权利或倾斜的适度性以及实施限度如何。而这种适度性的把握，无论是在内在的视角、还是外在的视角下，都要以系统的视野来对待。

第三篇：我国劳务输出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劳务输出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张蕾

国贸08—1

2008148

3我国劳务输出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劳务输出是劳动力空间流动的一种形式。包括国际劳务输出和国内劳务输出。国际劳务输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较大发展，已成为许多国家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据世界银行1986年统计，世界劳务市场的劳务容量约为2000万人。

国际间劳动力的流动己有几百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而具有一定规模的输出则始于15世纪末(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16至18世纪，殖民主义国家贩卖黑人到美洲的奴隶贸易。这是历史上大

规模远距离劳动力转移的开始。但这种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是殖民主义的罪恶表现，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即奴隶并不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力拥有者和出卖者出现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而是作为生产工具——会说话的工具”被人用强迫的方式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因此，这还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劳务输出与输人。真正是自由人，是自身劳动力拥有者的劳动力国际流动，并作为生产要素在他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最早当属18世纪初的欧洲技术工人。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才对技术工人入境采取欢迎态度，但是由于各自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这个时期的迁移量仍然十分有限。真正大规模的现代意义上的劳务输出与输入则是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二战之后，随着大量新兴国家的建立以及战后重建的需要，国际劳务输出得到了空前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的增长，国际劳务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并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

我国的对外劳务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我国近代的劳务输出，在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即有雏形。19世纪中叶，北美、澳洲大陆发现了金矿，由于黑奴买卖己经停止，加之当时的清政府把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当作“贱民”、“弃民”对待，采取不予保护的政策，殖民者便趁机通过利诱、拐骗、强拉等不法手段，掳掠了大量中国劳动力，即“华工”。这是我国近代劳务输出的开端。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了大量劳动力，为英、法、俄以及东南亚国家抵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援。由于我国这一时期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并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带有很强的为战争服务的性质，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劳务输出。

到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劳务输出有了新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劳务输出大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以援助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蒙古、尼日利亚等的经济建设为主。派遣了大批技术人员以及工人和医务人员，基本上是无偿的或是优惠的，同样并不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因此说当时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劳务输出，但却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劳务输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劳务输出事业才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真正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央“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劳务输出事业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到目前已初具规模，成为我国开展对外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劳务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国劳务输出的现状1对外劳务合作总量保持稳步增长，但仍与我国人口资源总量不相称，并且创汇能力也远低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2普通劳务依然是外派劳务大军的主力，但在少数省份已有改观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的外派劳务人员仍然占据劳工大军的绝大多数75%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科教文卫、设计咨询和IT服务业所占比重均不足1%3亚洲市场份额独大，新市场开拓举步维艰

劳务输出存在的问题1外出务工人员的总体文化素质不高,与劳务输入地日益要求的高素质务工者相互矛盾2县内劳务输出中介机构不健全,劳务输出信息不灵、输出渠道不畅3政府、职能部门服务工作不到位4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应对问题的解决办法1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输出共识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输出质量3上下联动，扩大输出总量4建立信息和中介服务体系，拓宽输出渠道。

第四篇：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完

善对策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全国相当多的省、市，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地方财政一项重要的支柱。但仍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现象相当普遍、严重，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过低，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不健全，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缩小等弊端客观存在。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

关键词：个人所得说，问题，合理建议

个人所得税1799年首创于英国，是指对个人所得额征收的一种税。随着经济的发展，该税种所占地位越来越显著。而在我国现阶段，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并不理想。对工资薪金外个人收入难以监控，对偷税处罚不力、部门协调工作不够等等，促成个人所得税征管不力的现状。个人所得税征收不公的现象客观存在，若此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减少财税收入，扩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安定，阻碍经济发展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实行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并用法，注重源泉扣缴。

个人所得税根据不同的征税项目，分别规定了三种不同的税率：

1、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该税率按个人月工资、薪金应税所得额划分级距，最高一级为45%，最低一级为5%，共分9级。

2、适用5级超额累进税率——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税款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的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划分级距，最低一级为5%,最高一级为35%，共分5级。

3、适用比例税率——对个人的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按次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的比例税率。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性收入畸高的、特高的，除按20%征税外，还可以实行加成征收，以保护合理的收入和限制不合理的收入。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现存的问题

1、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公平缺失问题

第一，有多个收入来源和收入来源较单一的两个纳税人，收入相同缴纳不同的税收。举个例子，甲每月工资薪金所得为4000元，乙每月薪金所得3500元，同时取得劳务报酬500元。则前者需要纳税，而后者则无需纳税。这迫使纳税人要通过把部分工资薪金转化为补贴的形式来避免交税减轻负担，寻求公平。

第二，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计征模式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家庭生活成本且没有真正体现出量能纳税原则。以两个同样的三口之家为例，第一家夫妻双方月各收入2000元钱，总收入为4000，可是他们都不需要交税：另一家一对夫妇，妻子失业，丈夫月收入4000元，则丈夫每月还需要缴纳15元税。如果不同家庭所赡养老人和其他生活成本的高低不等也会导致各自家庭的生活成本不一样。

2个税免征额的地区无差异带来的问题

对于《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应该规定一个浮动的比例，这个浮动的目的就是考虑到地区的差异问题，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例如：一个人月收入4000，在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甭说购房、供房，即使要维持个人的正常生活都不容易，而在x地，相对而言就可能是高收入了。如此大的地区差异没有在个税起点上得到表现，而是采取“一刀切”的懒汉式思维，其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另一种观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个税起征点，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起征点，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起征点，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统一起征点的好处是简洁、明了、征收方便。因此，这之间就难免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3、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缩小

按理说，掌握社会较多财富的人，应为个人所得税的主力纳税人。据某网站公布的数据：在我国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6.4%；应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主要群体的上层阶层（包括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5%左右。高收入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工资，而是其他所得，虽然有累进制所得税，但是对真正高收入的人，征税征不到他们。

4公民纳税意识淡薄逃税，偷税现象比较严重

个人所得税可以说在我国是征收管理难度最大、偷逃税面最宽的税种。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个人收入的多元化、隐蔽化，税务机关难以监控。公民法制观念不强是纳税意识薄弱的重要原因。现实社会中权利义务不对等‚履行纳税义务与否‚并不影响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享有。既然能享受权利又不履行纳税义务‚必然使“纳税光荣”只剩下空洞的口号‚丧失了法律公平、正义之本。在税法宣传上更多的是宣扬纳税人的义务而淡漠纳税人的权利‚弱化了纳税意识。对于年薪12万以上的纳税人，在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在征管手段比较落后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失控的状态。

三、对个人所得税提出的几点建议。

1．选择合理的税制模式

首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应摒弃单纯的分类征收模式，确立以综合征收为主，适当分类征收的税制模式。因为，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采用单纯的分项税制模式征收个人所得税，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来，必须要努力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仍然采用单纯的分类税制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通过改革首先向混合制过渡，然后再向综合制发展。其次，分项税制模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公平，征管效率低下，不利于个人所得税的职能作用的发展。而以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制真正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有利于体现量能纳税的原则，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防止两极分化的目标。

2.提高征收管理手段，减少税源流失

用现代化手段加强税源控制。采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为每个有正常收入的公民设立专用的税务号码，建立收入纳税档案，使个人的一切收入支出都在税务专号下进行。与此相联系，针对长期以来储蓄存款的非实名制使公民个人的收入不公开、不透明，以致严重妨碍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税税源控制的现状，改个人储蓄存款的非实名制为税务、银行联合且微机联网前提下的实名制，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使公民的每项收入都处于税务机关的有效监控之下，使每个公民的收入纳税情况都一目了然，进而可堵塞税收漏洞，防止税款流失。其次，充分

发挥代扣代缴义务人的作用。对个人所得税实行源泉控制，由支付单位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扣缴税款，这是我国现行税法的要求。这种做法既符合国际惯例，也适合我国现阶段税收征管手段落后，专业化征管力量不强、急需形成社会征收网络的实际情况。为此，针对前些年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扣缴税款作用未能很好发挥的现实，建立扣缴义务人档案，规范代扣代缴义务人扣缴税款和申报的程序，督导纳税人正确使用扣税凭证，加强对扣缴义务人的宣传明白其不履行税法规定的扣缴税款的义务，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代扣代缴税款工作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

3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为了保证新税制的顺利实施，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必须做相应改革，争取尽快建立一套科学、严密、有效的征管新体系。1.控制税源，掌握主动。2.强化个人申报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3.健全掌握纳税人收入情况的辅助制度。4.税务部门要配备足够数量的征管力量，建立一支具有权威性、拥有相应技术手段的监察队伍。

4.增强全民纳税意识

长期以来，国民在纳税方面都处于被动状况，这与我国的国情、国民素质、历史原因、税收管理等都有直接影响。虽然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能主动纳税、依法纳税的公民目前也是很有限的。以往相当部分纳税人过分依赖税务机关，平时对于自己要纳什么税，交多少税，很少关心，很少自己去看有关税收法规，至于一般普通百姓更生疏，直到税务人员找上门才知道自己要纳税的。可见，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关键的环节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这样才能让公民意识到纳税不仅仅是一种守法行为，更是爱国的表现。提高新时期公民纳税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既要从宏观的理论深入地分析，又要从微观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既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又要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这样，才能提高新时期公民的纳税意识，使税收真正起到调控、促进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的作用。所以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才是政府应思考的重中之重。

5.加大对逃税、偷漏个人所得税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

搞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对偷漏税行为查处、打击得力是关键之一。针对现阶段我国对个人所得偷漏税行为查处打击不力的现状，笔者建议，全国应进行每年多次的个人所得税的专项检查，加强税务部门与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通过立法，赋予税务机关一些特殊的权力，增强执法的力度；对查处的偷漏税行

为，加大对纳税人罚款的数额，并将其偷税行为公之于众，以做到“罚一儆百”，促使其他纳税人依法纳税。同时，对一些偷漏税构成犯罪的纳税人，必须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结语

本文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探讨，并对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出了建议。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功能的定位、个人所得税地位的确立，以及个人所得税在缓解和缩小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应起到怎样作用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所得税应成为未来税制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因此，为了保持财政税收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税收更有效发挥社会自动稳定器功能，必须将个人所得税的完善作为税制完善的重点，加快研究，积极推进。参考文献：

1、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现状及其完善中国教育联盟于莹

2、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作者：刘晓莉 来源：财经界

3、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全文)来源: 财政部网站

4、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与完善 李珍萍

5、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分析及改进的法律思考 来源：法律教育网

6、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几点建议 商业研究

7、对我国个税改革的几点建议 郭汶鑫

8、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策 来源：岁月联盟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10.浅探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现状及改革 信息来源：纳税服务网

第五篇：我国税收立法现状评析

内容 提要：本文评析了我国税收立法的现状，认为我国现行税收立法的主要 问题 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关于税收的原则规定过于简单；税收基本法和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单行税收 法律 缺乏；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从深层原因 分析，税收立法之所以存在这种不正常现象，是因为对税法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足，没有把税收征收权和税收支出权提高到国家主权、人民主权的高度来看待，即税收的征收和使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来决定。大量的税收立法由国家行政机关进行，说明行政立法权过度膨胀，蚕食了国家立法机关的税收立法权。这种有悖于宪法、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划分的现象应当尽快改变。

关键词： 税法体系 税收立法权 人民主权 职权立法 授权立法

对于我国税法立法现状的评价，有不少专家持如下的看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基本适应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发展 要求的税法体系或者税法体系的框架。笔者对这种评价不敢苟同。

法的体系是否建立，有一定的衡量标准。根据法律体系构成的一般原理，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法律体系，它由三个次级体系构成。一是法律部门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也是法律体系最基本的构成。二是法律效力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纵向构成。依据不同的法的形式的效力层次，依次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等构成法律的效力体系。三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有实体法就必须有程序法与之相适应，否则，实体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之，有程序法就必须有实体法与之相适应，程序法的设定以实现实体法为目的，其相互关系具有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性质。有程序法而无实体法，程序法便是无所适从的虚设形式。法的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建立。（2）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3）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4）形式 科学 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5）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的体系的构成原理及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以此标准来衡量，从我国税法的现有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

首先，从表层来分析，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对于税收的原则性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法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有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仅此而已。而世界各国的宪法对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都要做出规定。

二是缺乏税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单行税收法律。自1980年至今，作为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两部。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1981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就这三个税收法律来说，也并不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补充。如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应当予以统一。税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种单行税收法律，是税法体系中的骨干部分，犹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栋梁，是税法体系中的支柱。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只是围绕支柱和框架而设立的各种模块结构。只有零散的模块结构而没有框架支柱，一个体系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的。从现在的立法情况看，税收基本法没有制定，一系列规定各种税收的单行法律，诸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等等，可以说也基本没有制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但没有制定出一系列与其地位相当的实体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是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除上述极少数的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制定的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30多个，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90多个，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立法现象。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难免内容重复、繁杂、交叉重叠。特别是没有效力层级高、具有极大权威性的税收法律，税收法制的统一便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尽管行政法规、规章可能对税收的种种问题、方方面面已作了规定，但远没有达到税法体系建立甚至是初步建立的要求。

其次，从更深层次分析，我国当前的税收立法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我国现行税法的立法，为什么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而不是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同对税法的性质的认识有关。

关于税法的性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存在租税权力关系说和租税债务关系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德国的奥特。玛亚和阿尔泊特。海扎尔。租税权力关系说从传统行政法学派的观念出发，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权力关系，国家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拥有经济上的收支权力。派生于国家主权的税权，使得国家当然地拥有了课税权和税的使用权。国家在租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优于人民，行政权起着主导作用，作为纳税人则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客体位置，对于行政命令只有服从的义务，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租税债务关系说则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国家与公民的地位对等，行政机关不享有优越地位。租税债务关系说在强调公民遵从国家制定的法律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特别强调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里不去评判这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但从我国的税收立法现状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立法观念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反映出租税权力关系说的影子。这种观念是导致大量行政立法而不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正确回答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关键是正确认识税法的性质和地位。

①“税收是国家以取得满足公共需求的资金为目的，基于法律规定，无偿地向私人课征的金钱给付。”②“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 政治 权力，按照法律规定标准，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无偿分配，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ru/右上〗③〖，ru/右上〗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都是只说明了国家的征税权一个侧面的含义，引伸出来的仅仅是纳税人的义务，而没有立足于纳税者的立场对纳税者的权利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如果从法治论、宪政论和人权论出发来理解税收的概念，就应以维护纳税人、国民的福祉为核心内容，让国民承担纳税义务须以国家依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使用租税为前提，不能以割裂征收与使用的统一的观点来构筑税的概念。

现代 租税概念起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类在 自然 状态中是完全自由的，人们共同生活，以合适的 方法 决定自己的行为，处理自身的人身和财产，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必须服从他人的权威。但是自然状态也有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没有保障。为了结束在自然状态中产生的混乱和无序，人们相互缔结契约，个人都把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利（包括部分财产权利）让渡给社会公共权力机关，于是建立了国家和政府。个人让渡给国家的部分财产权利即是赋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但是，人们根据契约建立的社会公共权力不能超越“公众福利”的范围。政府是为社会成员而保管和使用这部分财产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同意，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处理他们的财产，否则它就违反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主权应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意志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源。为了确认、保障主权在民，国家的课税权、征收权必须体现人民承诺的意思，只有经人民的承诺，国家方可行使其税收权力。租税的赋课、征收必须基于由民意机关制定的税法的规定，否则属于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人民无义务服从。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鼓舞下，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首先在英国接着在其他国家发动，其中反对国王横征暴敛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无法律则无课税”、“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的租税法律主义原则（或称租税法定主义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