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对级别管辖的有关规定5篇范文

第一篇：简述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对级别管辖的有关规定

简述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对级别管辖的有关规定。

级别管辖是要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级别管辖从纵向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权限和分工，解决某一民事案件应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对级别管辖的有关规定有：

《行政诉讼法》第13至16条对级别管辖：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有：⑴确认发明专利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⑵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⑶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

3、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二篇：浅谈我国级别管辖的完善

浅谈我国级别管辖的完善

管辖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原因和依据。我国民诉法第一编第二章专门对管辖问题作了规定，主要规定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对协议管辖也作出规定。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我国民诉法关于级别管辖的有些规定已不合时宜，需要

加以明确和改进。

1．实现部门利益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庭也应时而生，各级法院为了改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都愿意多受理一审经济案件，这就加剧了各级法院尤其是同级法院为了多立案而争管辖，使管辖权异议案件上升，最高法院就管辖问题也作出很多批复，管辖问题也使当事人及法院大伤脑筋，规避管辖也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

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信任，使基层法院无权受理一些专门案件，如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外纠纷案件。不可否认，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较高的政治及业务素质，在经济发展超前于司法改革的情况下，高层次的司法服务可能会更能促进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很多案件都发生在地方法院辖区，由地方法院管辖较为方便，符合就近办案原则；另外，随着法院的“门槛”越来越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也大大提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举行为法官人选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而且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正，提高效率，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审判权的下放，主审法官的独立，这必然导致一审法院受理案件的增多，一、二审法院职能的分野即实现司法的专门化和职业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大的公司、财团作为市场主体逐步增多，而且随着我国的入世，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民、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将这些纠纷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划分级别管辖已经与司法高效理念不相适应。中院及高院审理一审案件偏多，分散了他们审理二审案件的精力，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导致人员太多，效率低下，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简易程序的施用范围不断扩大，争议标地额的大小不再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分界点，以争议标的额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也无实际意义；而且司法实践中，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界定案件是否疑难、复杂的情形已被突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争议标的额的民商事案件由中院或高院受理后，由审判员独任审判的情形屡见不鲜。既然可以由中院或高院审判员独任审判，基层法院应当有能力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没有必要硬性规定此类案件由中院或高院管辖；从两便原则来看，此类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减轻了当事人往返上级法院的诉讼成本和诉累，便于基层法院就地审理，有利于节约整个法院的司法资源。因此对级别管辖的规定应予改革。

但是这样会提高审判成本，使判决不稳定。笔者认为应当改造我国的级别管辖制度，在不破坏两审终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我国法院的职能分工，笔者提出如下设想：文秘114版权所有

1、级别管辖作为职能管辖，是上、下级法院间的分工，上级法院原则上不应审理下级法院可以审理的一审案件，而只应审理对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应明确上、下级法院受理案件不以案件标的、难易程度、影响力大小等无操作价值的做法，法院受理一审案件只受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的限制，一审法院主要为基层法院，二审法院不受理一审案件。这样就明确了级别管辖的分工。

2、对基层法院进行改造，扩大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加地方专门法院的设置，使中院从受理案件范围很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专门发挥二审职能。中院受理的涉外、知识产权等一审案件分给专门的一审法院管辖，使中院不受理一审案件有现实可能性，只有专门法院增多，中级法院的职能转换才能实现。现在我国的专门法院主要限于海事法院，增加专门法院，有利于案件审判质量的提高，减轻普通法院受理一审案件过多的压力，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笔者建议效法国外，在基层法院系统中，跨区设置劳动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及海事法院，实现一审法院的合理分工，以利于我国级别管辖的改造。

3、协调好级别管辖与协议管辖、专属管辖的关系。对协议管辖，原则上只能就一审案件及一审法院进行，对二审法院不能进行协议管辖，因为级别管辖是法院为行使其职能而设定的，当事人无权进行变更，所以协议管辖不能对抗级别管辖。而专属管辖仅限于一审法院，对于上诉案件，都按照级别管辖及地域管辖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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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我国级别管辖的完善

管辖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原因和依据。我国民诉法第一编第二章专门对管辖问题作了规定，主要规定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对协议管辖也作出规定。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我国民诉法关于级别管辖的有些规定已不合时宜，需要加以明确和改进。我国民诉法第18条至21条规定了级别管辖的标准，从规定看，各级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的分工主要在于案件的难易程度、专业化程度和在一定范围的影响力，并没有谈到诉讼标的的大小。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问题的通知》（法发[1999]11号）中又明确了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范围，对每年的受理案件数也作出了明确限制。从该规定不难看出最高院希望高级法院少受理一审案件，放宽中级法院的收案标准，下放管辖权限的思想。在此之前各省、市为了规范级别管辖，纷纷下发了各地方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界限。实际上各级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时很少考虑诉讼标的大小以外的因素，只要未超出受理案件法院的立案范围，都可以立案受理，上级法院无权干预，除非遇到特殊情况移送管辖或指定管辖。各级法院之所以争夺一审案件管辖权，主要有以下原因：1．实现部门利益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庭也应时而生，各级法院为了改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都愿意多受理一审经济案件，这就加剧了各级法院尤其是同级法院为了多立案而争管辖，使管辖权异议案件上升，最高法院就管辖问题也作出很多批复，管辖问题也使当事人及法院大伤脑筋，规避管辖也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信任，使基层法院无权受理一些专门案件，如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外纠纷案件。不可否认，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较高的政治及业务素质，在经济发展超前于司法改革的情况下，高层次的司法服务可能会更能促进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很多案件都发生在地方法院辖区，由地方法院管辖较为方便，符合就近办案原则；另外，随着法院的门槛越来越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也大大提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举行为法官人选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而且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正，提高效率，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审判权的下放，主审法官的独立，这必然导致一审法院受理案件的增多，一、二审法院职能的分野即实现司法的专门化和职业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大的公司、财团作为市场主体逐步增多，而且随着我国的入世，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民、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将这些纠纷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划分级别管辖已经与司法高效理念不相适应。中院及高院审理一审案件偏多，分散了他们审理二审案件的精力，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导致人员太多，效率低下，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简易程序的施用范围不断扩大，争议标地额的大小不再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分界点，以争议标的额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也无实际意义；而且司法实践中，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界定案件是否疑难、复杂的情形已被突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争议标的额的民商事案件由中院或高院受理后，由审判员独任审判的情形屡见不鲜。既然可以由中院或高院审判员独任审判，基层法院应当有能力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没有必要硬性规定此类案件由中院或高院管辖；从两便原则来看，此类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减轻了当事人往返上级法院的诉讼成本和诉累，便于基层法院就地审理，有利于节约整个法院的司法资源。因此对级别管辖的规定应予改革。笔者认为在级别管辖的规定上，应改变以诉讼标的为标准划分管辖权的做法。在完善专门管辖权的规定上，明确一审、二审法院的职能分工，如一审法院只受理一审案件，二审法院作为上诉审法院（如中院、高院）应只受理上诉案件，不受理一审案件，这样才能明确一、二审法院的职能，适应其分工要求。如美国的法院系统，虽然分为联邦法院与州法院，但一、二审都有明确的分工，不象我国的法院（如中院、高院）既是一审法院，又是二审法院。如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由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构成，联邦地区法院受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第一审诉讼案件，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只受理上诉案件，各州的法院系统也是如此，一、二审明确分工，为了减轻一审法院的负担，美国各州设立了许多专门法院，如土地法院、少年法院、住宅法院等[1]。同样，日本在级别管辖上也分为三审制，管辖法院分为第一审管辖法院、第二审管辖法院与第三审管辖法院。第一审管辖法院是地方法院或简易法院，第二审（控诉及抗告）由第一审法院的直接上级法院管辖。第三审依次类推[2]。由此可见，日本法院在级别管辖上也不以诉讼标的的大小作为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在法国，民事法院一审管辖权的划分主要依据是案件的性质与争议的数额，并无上下级法院之分。上诉法院仅管辖上诉案件，最高司法法院仅为法律审[3]。由于我国二审法院有一审管辖权，所以在决定级别管辖上可能会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利益，受理大量一审案件，必然会削弱二审法院的功能。有人提出三审终审制，但是这样会提高审判成本，使判决不稳定。笔者认为应当改造我国的级别管辖制度，在不破坏两审终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我国法院的职能分工，笔者提出如下设想：

第四篇：浅谈我国级别管辖的完善

管辖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原因和依据。我国民诉法第一编第二章专门对管辖问题作了规定，主要规定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对协议管辖也作出规定。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我国民诉法关于级别管辖的有些规定已不合时宜，需要加以明确和改进。我国民诉法第18条至21条规定了级别管辖的标准，从规定看，各级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的分工主要在于案件的难易程度、专业化程度和在一定范围的影响力，并没有谈到诉讼标的的大小。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问题的通知》（法发[1999]11号）中又明确了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范围，对每年的受理案件数也作出了明确限制。从该规定不难看出最高院希望高级法院少受理一审案件，放宽中级法院的收案标准，下放管辖权限的思想。在此之前各省、市为了规范级别管辖，纷纷下发了各地方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界限。实际上各级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时很少考虑诉讼标的大小以外的因素，只要未超出受理案件法院的立案范围，都可以立案受理，上级法院无权干预，除非遇到特殊情况移送管辖或指定管辖。各级法院之所以争夺一审案件管辖权，主要有以下原因：1．实现部门利益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庭也应时而生，各级法院为了改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都愿意多受理一审经济案件，这就加剧了各级法院尤其是同级法院为了多立案而争管辖，使管辖权异议案件上升，最高法院就管辖问题也作出很多批复，管辖问题也使当事人及法院大伤脑筋，规避管辖也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信任，使基层法院无权受理一些专门案件，如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外纠纷案件。不可否认，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较高的政治及业务素质，在经济发展超前于司法改革的情况下，高层次的司法服务可能会更能促进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很多案件都发生在地方法院辖区，由地方法院管辖较为方便，符合就近办案原则；另外，随着法院的门槛越来越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也大大提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举行为法官人选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而且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正，提高效率，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审判权的下放，主审法官的独立，这必然导致一审法院受理案件的增多，一、二审法院职能的分野即实现司法的专门化和职业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大的公司、财团作为市场主体逐步增多，而且随着我国的入世，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民、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将这些纠纷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划分级别管辖已经与司法高效理念不相适应。中院及高院审理一审案件偏多，分散了他们审理二审案件的精力，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导致人员太多，效率低下，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简易程序的施用范围不断扩大，争议标地额的大小不再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分界点，以争议标的额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也无实际意义；而且司法实践中，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界定案件是否疑难、复杂的情形已被突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争议标的额的民商事案件由中院或高院受理后，由审判员独任审判的情形屡见不鲜。既然可以由中院或高院审判员独任审判，基层法院应当有能力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没有必要硬性规定此类案件由中院或高院管辖；从两便原则来看，此类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减轻了当事人往返上级法院的诉讼成本和诉累，便于基层法院就地审理，有利于节约整个法院的司法资源。因此对级别管辖的规定应予改革。笔者认为在级别管辖的规定上，应改变以诉讼标的为标准划分管辖权的做法。在完善专门管辖权的规定上，明确一审、二审法院的职能分工，如一审法院只受理一审案件，二审法院作为上诉审法院（如中院、高院）应只受理上诉案件，不受理一审案件，这样才能明确一、二审法院的职能，适应其分工要求。如美国的法院系统，虽然分为联邦法院与州法院，但一、二审都有明确的分工，不象我国的法院（如中院、高院）既是一审法院，又是二审法院。如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由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构成，联邦地区法院受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第一审诉讼案件，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只受理上诉案件，各州的法院系统也是如此，一、二审明确分工，为了减轻一审法院的负担，美国各州设立了许多专门法院，如土地法院、少年法院、住宅法院等[1]。同样，日本在级别管辖上也分为三审制，管辖法院分为第一审管辖法院、第二审管辖法院与第三审管辖法院。第一审管辖法院是地方法院或简易法院，第二审（控诉及抗告）由第一审法院的直接上级法院管辖。第三审依次类推[2]。由此可见，日本法院在级别管辖上也不以诉讼标的的大小作为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在法国，民事法院一审管辖权的划分主要依据是案件的性质与争议的数额，并无上下级法院之分。上诉法院仅管辖上诉案件，最高司法法院仅为法律审[3]。由于我国二审法院有一审管辖权，所以在决定级别管辖上可能会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利益，受理大量一审案件，必然会削弱二审法院的功能。有人提出三审终审制，但是这样会提高审判成本，使判决不稳定。笔者认为应当改造我国的级别管辖制度，在不破坏两审终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我国法院的职能分工，笔者提出如下设想：

1、级别管辖作为职能管辖，是上、下级法院间的分工，上级法院原则上不应审理下级法院可以审理的一审案件，而只应审理对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应明确上、下级法院受理案件不以案件标的、难易程度、影响力大小等无操作价值的做法，法院受理一审案件只受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的限制，一审法院主要为基层法院，二审法院不受理一审案件。这样就明确了级别管辖的分工。

2、对基层法院进行改造，扩大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

围，增加地方专门法院的设置，使中院从受理案件范围很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专门发挥二审职能。中院受理的涉外、知识产权等一审案件分给专门的一审法院管辖，使中院不受理一审案件有现实可能性，只有专门法院增多，中级法院的职能转换才能实现。现在我国的专门法院主要限于海事法院，增加专门法院，有利于案件审判质量的提高，减轻普通法院受理一审案件过多的压力，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笔者建议效法国外，在基层法院系统中，跨区设置劳动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及海事法院，实现一审法院的合理分工，以利于我国级别管辖的改造。

3、协调好级别管辖与协议管辖、专属管辖的关系。对协议管辖，原则上只能就一审案件及一审法院进行，对二审法院不能进行协议管辖，因为级别管辖是法院为行使其职能而设定的，当事人无权进行变更，所以协议管辖不能对抗级别管辖。而专属管辖仅限于一审法院，对于上诉案件，都按照级别管辖及地域管辖的规定进行。

第五篇：简述我国国际地位新变化

准确把握我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

国际地位的含义：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在过去3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或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理性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准确地把握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启示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客观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几个世纪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具体表现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1）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发展的道路，将现代化规律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三，2009年将超过日本，约5万亿美元，升至世界第二。（1978年中国GDP总量3645亿元人民币，到了2008年是30多万亿元人民币，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只有百分之一点多，2008年提高到7.25%。人均GDP1978年只有381元人民币，到了2008年达到22698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1978年只有206亿美元，2008年达到2万多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亿美元，2008年底达到2万亿美元，已排世界第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首先取决于综合国力，所有这些数字都体现了中国实力的变化。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2007年首次超过美国。据联合国发布《2009年经济报告》显示：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能仅为1%，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为7.8~8.9%，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由2008年的22%增至2009年的50%。（3）其他主要国际力量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

美国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质疑。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大，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增大。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力量。

⑴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一揽子计划）

⑵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有关举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①在面临巨大困难形势下，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②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融资计划，首批提供15亿美元融资支持；③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达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促进地区金融合作和贸易发展；④组织海外大型采购团，显示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⑤承诺落实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各种援外举措，增加对外援助，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等。

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敢行动。展现了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样，中国成为重要的稳定力量；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危机后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提升。

变化

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牵动世界格局走向，正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凸显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 变化

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碰壁，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并主导世界后遭遇的最大一次挑战，集中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缺陷，呼吁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进行重大改革。美欧日陷入同步衰退，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国际舆论普遍关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势头，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行动快、见效快。美国《新闻周刊》置评，中国是此次危机中“唯一没有出现信贷危机或信任危机的大国”，这彰显了“中国模式”强大的适应性和竞争力。高盛公司称赞中国是在当前危机中“凭借自身政策第一个创造经济转折的重要国家，为世界经济绘制了一种蓝图”。

一些国际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展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做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结论：总的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世界的目光逐渐聚焦中国，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