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50年来粮食供求的6次“波动”

第一篇：中国50年来粮食供求的6次“波动”

中国50年来粮食供求的6次“波动”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6次粮食供求波动。改革前的30年有2次，改革20年来有4次；而且有3次集中发生在90年代。可以说，没有哪一次完全是由于粮食生产下降造成的。

6次粮食供求波动中，尽管1959-1961年那次被称作“3年自然灾害”的供给短缺，表面看是

生产下降，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仍然是错误政策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由于其他5次都并不是生

产下降，而且这也关系到中国是否属于长期粮食短缺的讨论，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一、改革前以短缺为现象的2次粮食供求波动

中国1978年改革前出现过2次粮食供给短缺。究其原因，都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问题。

第一次粮食供求波动发生在1952-1953年，表现为生产增加、供给下降。

1、50年代初的粮食供给需求形势

1950-1952年全国范围推行的土改不仅消灭了地主和富农，而且由于土地短缺不得不按照人口平均分地，所以事实上连大部分有相对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中农也不存在了。

于是，就在土改结束的当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连续3年大幅度增加之后，却出现了对城市供给短缺。1952年粮食收购只增加了11.6,而销售增加了44.7。到1953年9月，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80.1,而10月份的粮食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3，供需缺口在40亿公斤以上。

粮食供给形势紧张，牵动物价也大幅度上涨。迫使政府采取应急之策，提出统购统销政策，建立国家垄断的流通部门，形成新的农产品规模供给主体。在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仍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的粮食需求成为了大办合作社的动因之一，并且与后者共同演化成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长期政策，这个体制至今仍然在延续。

2、解放前的粮食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崔晓黎研究员曾经指出，地主是对应中国城市商品粮的“集中、规模”需求的主要供给者。他认为：尽管旧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城市粮食供给是长期有保障的。解放前大多数年份都是谷贱伤农，粮食供给过剩。由于地主掌握着全国土地的一半左右，地租率高达40-50，而且绝大部分收取实物地租。这样，地主也就掌握了粮食产量的大约25。由于地主自己的消费很少，所获取的地租大部分是作为商品粮上市的，完全可以保证城市供给。

再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前大多数贫雇农是勒着裤腰带交地租，城市中大多数穷人的粮食消费需求，也必然受到收入的限制。因此，旧中国的确长期存在谷贱伤农，粮食供给过剩的现象，这是与城乡贫困人口的消费不足高度联系在一起的。

3、分散的生产增长并不能形成规模供给

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认为，1953年发生粮食供给短缺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与土改以后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小农经济”之间交易成本高到无法交易的地步。

土改后农民平分了土地，生产大幅度增长，但4亿农民的分散的生产增长并不意味着能够形成规模供给。同期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大多数地方的土改实际上是均分土地，生产经营能力最强的自耕农——富农和中农——的土地经营规模也随之下降。于是，农村中粮食的规模生产者和规模供给者都消失了。

虽然土改使农村广大劳动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都大幅度增长。但国家尚未能及时形成对应中国城市商品粮的“集中、规模”需求的新的主要供给者。大量余粮沉淀在农民手中，而农民的行为是要存粮防灾，或“以物易物”交换其他生产资料。进入城市的政府由于无法直接与高度分散的4亿小农进行交易，因此不得不建立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这样两个制度来解决与农民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4、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成为长期制度的原因

在全国没有推行合作化之前，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不愿意按国家低价缴售粮食。从1953-55年，推行统购统销的头3年政府占有的粮食份额下降了80万吨。所以，1955年政府组织农民搞合作社。当政府能够不必再直接面对4亿分散的农民要粮食，而是对着四百万个合作社进行交易的时候，交易成本也就大幅度下降了。所以我们至少应该了解，粮食统购统销的交易制度必须在合作化形成的组织载体上才得以运行。

为什么统购统销能够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政策呢？

通过查阅当时的文件我们了解到，中央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并没有打算作为长期政策，只是由于“一五”时期以及其后发生的特殊情况才成为了一项长期政策。由于1952年中国从苏联得到54亿美元的启动投资，直接进口了126个重工业项目的设备，等于一

第二篇：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探讨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探讨

自从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年提出“世界粮食安全”概念以来，国际上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几经修订，但基本含义没有改变：第一，在生产层面，确保能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符合需求的食物；第二，在供给层面，最大限度地稳定食物供应；第三，在需求层面，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食物。长期以来，中国是否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一、居安思危，唤起人们增强粮食安全的意识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80%的中国人民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均粮食仅为210公斤。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我国政府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组织粮食合理分配和流通。到1984年，扭转了长期粮食短缺局面，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96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连续四年大丰收。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粮食供求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这一时期的粮食安全质量进一步提高，由数量上的满足，向品种多样化、营养化、方便化发展，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56.7%和67.7%，下降到2002年的37.7%和46.2%，基本达到了小康要求。

但在粮食供求稳定的形势下，也一度出现“粮食多了”的杂音，动摇了粮食基础地位，淡薄了粮食安全意识。在粮食连续丰收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居安思危，正视影响粮食安全的潜在因素。其一，粮食种植面积减少。2000年至2003年的四年中，全国共减少农田13580万亩，2007年粮食种植面积刚刚恢复到15.8亿亩，仍低于16亿亩的安全警戒线。其二，我国人多、地少，淡水资源紧缺，自然灾害频繁，制约着粮食的持续增产。其三，世界粮食生产下降，库存减少，供求紧张。当今世界，粮食出口国仅有美国、欧盟、加拿大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而粮食进口国多达100多个，致使国际粮食供求形势紧张。

二、立足国内，自力更生，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途径

立足国内，是由我国国情、粮情和粮食商品特殊性决定的。依靠大量进口粮食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既不现实，又不经济，更不可靠。具体地说：其一，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又是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大国，占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其二，世界粮食贸易量有限，每年只有2.3亿吨左右，如果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势必挤占其他粮食进口国家的份额，势必带动粮价上涨，影响我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三，依靠进口粮食必然受制于人，造成政治经济上的被动。其四，增产粮食，是主产区农民增加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限制国内粮食生产，大量进口粮食，势必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这个问题历史教训很深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立足国内，解决我国13亿人口吃饭问题，既是绝对必要的，又是完全可能的，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有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依靠自己解决粮食问题持怀疑态度。1994年9月，美国学者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他认为，到了21世纪初，中国可能大量进口粮食，买光世界上2亿多吨的贸易粮食。十几年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布朗先生的论调。

立足国内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方针，之所以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粮食和农业问题，把解决粮食问题视为重大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并建立了粮食问题各级政府首长负责制。二是实行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如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实行最低收购价等。三是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扶持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兴修水利，改造中低产田，防治病虫害等。四是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袁隆平现在研究的第三期超级水稻正在向亩产900公斤攻关，实现这一目标，平均一亩可增产150公斤，如果推

广一亿亩就可以增产150亿公斤，可以养活一亿多人口。

三、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改革开放，解放发展了农业生产力，粮食生产持续提高。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农业生产，忽视粮食工作。

要针对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问题和粮食生增产的潜力，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要依法保护耕地，遏制粮食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的趋势。耕地资源是增产粮食的基础。我国人多地少，人均粮田不足1.3亩。1999年到2006年的七年间，全国粮食耕地由16.97亿亩降到15.72亿亩，每年平均减少1788万亩。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保护力度，严格控制非法占地，确保总量动态平衡，使全国粮食耕地面积保持在16亿亩警戒线以上。

2．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粮食综合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原则，在继续抓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的同时，建设一批高标准的旱涝保收基本田，把主产区建设成稳定的优质商品粮基地。要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粮食品种为中心，引导农民增加市场适销的优质粮食生产，适应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要求，增强市场竞争力。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是增加资金投入。一方面，要抓住国家投资向农业倾斜的机遇，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国债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在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下，引导、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农业，加快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引进种源和先进适用技术。

3．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增产的科技含量，这是优化粮食品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对优质粮食品种要实施科技攻关，力争在品种选育、病虫害综合防治、粮食加工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研成果，并认真做好利用、消化、吸收和创新工作。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培育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加大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力度，把增产增收显著的重大实用科学技术及时推广运用到粮食生产中去。

四、进一步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

粮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因此，保障供应，稳定市场，确保粮食安全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计划经济时期，在粮食短缺的形势下，国家靠统购统销、合理分配手段实现粮食安全；进入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必须强化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全。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有促进粮食生产发展、搞活粮食流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的特点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自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消极因素，甚至有干扰破坏粮食供求的弊端，尤其是全面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多元化粮食主体经营的激烈竞争，增大了粮食购销市场的不稳定的因素。同时，还要看到，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的国家，粮食生产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致使粮食供求中紧缺与过剩交替出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粮食市场多次紧缺与过剩，都是依靠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干预，缓解了矛盾，稳定了市场。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竞争带来的波动，解决“卖难”、“买难”，保护产区农民利益，稳定市场粮价和应对突发事件，必须健全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储备粮是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和调控手段。目前，中央储备粮管理体系初步形成，规模基本到位，制度比较健全。为适应粮食市场全面放开的新形势，必须加快地方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五、实施“节约粮食”工程，积极开发“无形粮田”

节约粮食，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这些年来，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以及粮食的比价不合理，节约粮食的社会风气日渐淡薄，不爱惜粮食和浪费粮食现象处处可见。据有关专家调查测算，我国每年损失浪费粮食几百亿公斤，令人触目惊心。据原内贸部对22个省574个县1400多处的调查，粮食产后综合损失率18.1%，约826亿公

斤，其中有些是难以避免的，有些则可以减少或挽回一部分。如果能从浪费的粮食中挽回20%，一年即可增收165亿公斤，相当于全国一年增产的粮食，是不动一锄一镰的大丰收。为此，建议实施“节粮工程”，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减少粮食收获、运输、储存、收购、销售和消费环节的损失浪费，并形成节粮惜粮的社会风气。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这是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话。

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很早就渗入了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上，就有“兵马不动，粮草先行。明成祖朱元璋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帝王之道，以及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政治哲学都表明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粮食也始终以一种潜移默化、化大象为无形的方式左右着古代中国政治。粮食问题几乎是所有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粮食以一种独有的隐喻讲述着真实的历史，任何政治家都难以逃脱粮食的政治。

第三篇：浅谈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浅谈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大国。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既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发达国家。自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74年提出“世界粮食安全”概念以来，国际上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几经修订，但基本含义没有改变：第一，在生产层面，确保能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符合需求的食物；第二，在供给层面，最大限度地稳定食物供应；第三，在需求层面，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食物。长期以来，中国是否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几年粮食供求趋紧，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粮食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我国历届政府都高度关注的一个议题，也是长期困扰政府的一个难题。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认识我国的粮食安全、哪些因素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在21世纪初期如何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政府制定和完善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三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和水平。包括粮食生产自给能力、进口能力和储备能力等，还包括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的粮食品种结构和安全营养德国方面的保障能力。二是消费能力和水平。包括粮食的有效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三是保障粮食供给的途径和机制。包括粮食流通体制和供应机制，以及与人们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价格政策等。

二、粮食安全衡量指标、内容

(一)指标

粮食安全的指标包括粮食外贸依存度、粮食储备水平、粮食产量变异系数和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水平等4项：(1)外贸依存度。如果粮食产需缺口全部由进口来弥补，则粮食缺口占总需求量的比值，就称为粮食外贸依存度。通常认为，该比值小于5%表明己实现粮食自给，即粮食安全水平较高。(2)粮食储备水平。在观察期内，用期末库存量除以总消费量得到的比值，可以反映粮食供求的紧松程度。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提出一个确保粮食安全的最低储备水平，即全部粮食的储备量至少要达到需求量的17—18%。(3)粮食产量变异系数。一般将一定时期内历年粮食产量的标准差除以相应的平均数称为粮食产量变异系数。变异系数愈

大，粮食产量愈不稳定。粮食安全程度较差。(4)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水平。满足低收入者的基本食物需求，可显著提高一国或一地区的粮食安全水平。

(二)内容

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适量进口(出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粮食。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与否，应以粮食库存安全系数为主，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外贸依存系数、贫困人口的温饱状况等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另外，还有一个食物自身安全问题。主要是不因食物自身的不卫生、污染、病毒感染等，而引起人们的食物中毒。

四、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视仓廪盈实为盛世景象。汉武帝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曾被史家多次称颂。白居易《忆昔》中描写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是一番美妙的景象。然而，就像另两部文学作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描述的那样，粮食少了固然可怕，可以把一个顽强的农妇彻底击倒;粮食多了同样会带来灾难的结果，让那些“旧毡帽’’们痛不欲生。粮食始终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尽管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有所保证，但长远来看仍面临着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粮食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等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成功地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用世界上不足10%的耕地养活世界上近21%的人口的辉煌成就。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库存安全系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50—80年代年均近15%，80年代年均20.2%，90年代年均34.8%。而1996年至2000年世界粮食库存安全系数平均为16.5%。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粮食供给基本上结束了短缺状态。有资料显示，中国粮食安全整体水平仅次于加拿大、法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四个国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粮食库存安全系数比国际水平偏高。白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仅为2017卡路里，低于25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2200卡路里的消耗量：截至2001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已达2963卡路里，比原来增加47%，高于28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营养摄入和食物品质也有所改善：中国是在降低绝对和相对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

在今后二、三十年中，中国将会面临“人口增多、耕地减少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三大趋势，并形成两对矛盾：一是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的矛盾;二是人们消费食品品质的提高必然会引发新的量的问题，因为高品质食品需要更多的粮食来转化和加工。因此，尽管中国当前存在粮食过剩的问题，但从中长期看，还是

必须高度重视保持和提高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注重始终保护好有限的耕地，不断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对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战略、重点进行了总体部署。确保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列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的首要任务。《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需要完成的三大基本任务，即：确保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确保农业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确保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在主要应该达到的30个量化指标中，“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0333亿公顷”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1万亿斤)左右”为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达到的刚性指标。预计到201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3.45亿，届时，我国粮食年需求量至少为5亿吨，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仅为4.7亿吨。“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但是，因为自然灾害、土壤污染、人为浪费等所带来的伤害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再次敲响警钟，面临严峻的考验。从长期看，巨量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农业资源紧张的约束问题都对我国形成严峻考验。今后中国粮食供给的增长是在粮食单产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的再提高，这其中的难度会愈来愈大。随着中国粮食单产逐步接近甚至超出产出边界，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变得强烈起来。如果没有新技术尤其是品种技术的突破，中国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将会愈来愈慢，其艰巨程度也会愈来愈大。

五、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如何解决

目前，我国虽然基本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但从2004年起，我国已悄然进入了国际粮食净进口国的行列，小麦、大豆等粮食进口量大增，且国内粮食仍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因此，粮食安全也时不时成为争论的话题。粮食连续几年减产、国家储备库存和农民手中存粮减少，加上粮食消费需求的过量扩大，粮食将从结构性短缺转为战略性短缺，这再次为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我国的粮食问题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等特点，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要使这个问题获得全面、持久的解决，就需要整个国家的人民做出共同努力。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特别是主产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都非常明确我国粮食生产季节规律，亲自过问夏粮生产，深人生产第一线，及时协调解决夏粮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政策支撑的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粮食价格支撑。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学术界讨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时，曾经有一个判断，即我国的粮食存在着“天花板价格”，也就是说，我国的粮食价格不能超过国际市场粮价，否则，就不会有竞争力。多年的实践证明，世界粮食价格是在美、加等土地资源充裕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和这些国家完全相反，因此，粮食价格必然要突破这个“天花板”，形成自己的价格体系，其特点可能是根据经济实力而逐步上涨。(2)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主要是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和建设等。(3)产业化支撑。构筑以粮食为中心的产业化体系，让粮农从流通、加工等环节中获得部分利益。

(二)依靠科技进步

长期以来，科学技术为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些年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较少、科研投入和推广经费不足、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科技发展及应用难以满足粮食生产发展的需求。因此，要把科学技术作为增产粮食的最重要因素和长期因素，努力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建立起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中国的粮食问题。依靠科学技术的提高与推广，开展新的绿色革命，提高农业生产率;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及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为了不断增产粮食，保证人类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一方面要为农业生产开拓新路，大力开展生物科学的研究，利用遗传工程培育新的优良品种，大幅度提高农畜产品产量;一方面要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和保护现有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使人的生产与粮食生产和供应保护相对平衡与协调。

必须树立“食物安全”的观点，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既要向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领海甚至公海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

(三)构筑耕地资源保护机制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需要通过政策手段进一步保证粮食耕种面积，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侵占行为，通过复垦增加耕地资源，减缓总耕地资源的下降速度，保证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6亿亩左右。目前，中国的耕地资源及其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时期，近几年由于城市化而减少耕地1亿多亩，由于比较利益的原因，这个比例在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耕地质量却在不断下降，据有关部门10个省的调查结果分析，目前的土壤有机质比1990年下降了0.35个百分点。在中国耕地面积很难增加而且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如果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增产的粮食被增长的人口所抵销，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就难以提高，甚至会减低。由此可见，如不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就难以解决。中国肥沃而便于耕种的土地，现在差不多都已开垦。剩下的可耕地数量已不多。不仅如此，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扩建，房屋和交通占地等原因，耕地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因此，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就必须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反之，如果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粮食产量，人类的粮食供应就会得到保障，人类的营养状况也会得到改善。

(四)建设和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要建立良好的长效机制，就要求迅速建设和完善以粮食期货市场和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的粮食市场体系，尽快上市大宗粮食期货品种;完善区域粮食批发市场，地区内的粮食调节通过区域性市场来进行解决，奠定良好契约经济的市场基础;加快粮食市场化趋势改革，加快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改革，使粮食购销市场化尽快实现;建立良好的粮食预警机制，对短中长期的粮食产量、储存、消费作

出正确估价，改变所谓的粮食越多越好，储备越多越安全，消费数量越多生活质量越高等不合实际的观点，真正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的粮食市场体系。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新体系，进一步放开对粮食购销过程的控制，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储备粮的数量、吞吐和运作方式，公开国家粮食储备粮及其它粮食市场信息，有效地引导粮食的生产、储存与销售。健全国家食品质量法规和监控体系，建议参照国际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修订《食品卫生法》或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法规。

(五)搞好国际合作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我国的粮食安全将直接面对全球市场。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保持了高于95%的粮食自给率，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代价。今后，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粮食外贸体制，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更有效地调剂粮食余缺，进而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包括为增加生产提供更加开放的市场准人，提供合理而可预测的农产品价格趋势信息，加强对农业资源环境和贸易变化的监测，在农产品贸易、资源管理和技术研究开发等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等。尽量改变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把发展农业技术，努力增产粮食同支持和援助贫困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确保国家和家庭粮食安全置于国家发展政策的首要地位，使社会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都能保护和促进农业增产。

第四篇：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探讨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探讨

从全球来讲，世界的可耕作土地越来越少，粮食安全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粮食安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对我国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大力增产粮食，确保粮食安全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长期而紧迫的任务。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视仓廪盈实为盛世景象。粮食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体制创新、结构创新和科技创新，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分析了粮食安全的含义及问题，探讨了粮食安全衡量指标、内容及三个含义，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粮食安全的含义

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年11月于罗马的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粮食安全”的问题。1983年4月，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新概念，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对粮食安全概念做出了第三次表述：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从上可见，粮食安全的内涵是不断充实发展的，由数量安全到质量安全，由国家粮食安全到家庭粮食安全，由营养安全深化到可持续安全。20多年以来，这个概念一直处于演变之中，但其最基本的内容仍然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几经演变，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解释，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包括要做到确保可供、获得、利用和稳定等方面都没有风险。”

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视仓廪盈实为盛世景象。汉武帝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曾被史家多次称颂。白居易《忆昔》中描写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是一番美妙的景象。然而，就像另两部文学作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描述的那样，粮食少了固然可怕，可以把一个顽强的农妇彻底击倒；粮食多了同样会带来灾难的结果。粮食始终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尽管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有所保证，但长远来看仍面临着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粮食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等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成功地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用世界上不足10％的耕地养活世界上近21％的人口的辉煌成就。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粮食库存安全系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５０～８０年代年均近１５％，８０年代年均２０．２％，９０年代年均３４．８％。而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世界粮食库存安全系数平均为１６．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粮食供给基本上结束了短缺状态。有资料显示，中国粮食安全整体水平仅次于加拿大、法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四个国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最

近十多年来，我国粮食库存安全系数比国际水平偏高。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仅为2017卡路里，低于25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2200卡路里的消耗量。截至2001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已达2963卡路里，比原来增加47％，高于28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营养摄入和食物品质也有所改善。中国是在降低绝对和相对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在1990～1992年和1998～2000年期间，中国营养不良人数减少7000万，比以前降低7个百分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产量稳中有升，特别是1996-1999年，粮食总产量基本稳定在5亿吨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0千克，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进入2000-2001年，由于种种因素，全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2003年已跌至4.31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在350-370千克之间，近几年粮食面积和产量减少较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政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和严重的有三点：一是乱征滥占耕地，大搞各种开发区、园区，这既侵害了农民利益，又损害了粮食生产能力；二是一些地方片面理解农业结构调整，把调整结构与粮食生产对立起来，一时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成了农业结构调整的代名词，以为结构调整就是压粮扩经，致使一些地方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三是“卖粮难”，政府以保护价收购，政府财政负担十分沉重。“谷贱伤农”，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受伤害。中国粮食生产连续5年减产。２００４年，“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为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大事。

近两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可喜态势。2005年，作为食品来源的主要农产品普遍增产。除早稻受气候影响减产外，夏粮和秋粮都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84亿吨，比上年增长3.1%；粮食亩产309公斤，再创历史新高；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975亿吨，这是继2004年4.695亿吨、2005年4.84亿吨之后又一丰收年，也打破了1985年以来粮食生产“两丰一歉”，没有连续三年提高的纪录，是2006年的一个亮点。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增产，首先得益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全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3397亿元，比2005年实际执行数增加422亿元，增长14.2%，高于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增长水平，占中央财政总支出增量的21.4%。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党和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农民的福音。2006年加大“三补贴”政策实施力度，全国粮食直补资金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这些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5.8亿亩，增长1.1%。其次得益于粮食主产区气候条件较好，科技进步和粮食品种优质率提高，促进亩产增加。虽然2006年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但是粮食主产区气候条件较好，适宜粮食生产。农业科技推广取得了一定实效。据农业部初步统计，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优质率分别达到69.1%、55.2%、42%、65.7%，综合优质率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在今后二三十年中，中国将会面临“人口增多、耕地减少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三大趋势，并形成两对矛盾：一是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的矛盾；二是人们消费食品品质的提高必然会引发新的量的问题，因为高品质食品需要更多的粮食来转化和加工。因此，尽管中国当前存在粮食过剩的问题，但从中长期看，还是必须高度重视保持和提高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注重始终保护好有限的耕地，不断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对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战略、重点进行了总体部署。确保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列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的首要任务。《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需要完成的三大基本任务，即：确保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确保农业增效和农民

持续增收，确保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在主要应该达到的30个量化指标中，“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0333亿公顷”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1万亿斤）左右”为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达到的刚性指标。预计到201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3.45亿，届时，我国粮食年需求量至少为5亿吨，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仅为4.7亿吨。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关系问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但是，因为自然灾害、土壤污染、人为浪费等所带来的伤害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再次敲响警钟，面临严峻的考验。从长期看，巨量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农业资源紧张的约束问题都对我国形成严峻考验。今后中国粮食供给的增长是在粮食单产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的再提高，这其中的难度会愈来愈大。随着中国粮食单产逐步接近甚至超出产出边界，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变得强烈起来。如果没有新技术尤其是品种技术的突破，中国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将会愈来愈慢，其艰巨程度也会愈来愈大。

三、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如何解决

目前，我国虽然基本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但从2004年起，我国已悄然进入了国际粮食净进口国的行列，小麦、大豆等粮食进口量大增，且国内粮食仍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因此，粮食安全也时不时成为争论的话题。粮食连续几年减产、国家储备库存和农民手中存粮减少，加上粮食消费需求的过量扩大，粮食将从结构性短缺转为战略性短缺，这再次为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我国的粮食问题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等特点，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要使这个问题获得全面、持久的解决，就需要整个国家的人民做出共同努力。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特别是主产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都非常明确我国粮食生产季节规律，亲自过问夏粮生产，深入生产第一线，及时协调解决夏粮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政策支撑的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粮食价格支撑。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学术界讨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时，曾经有一个判断，即我国的粮食存在着“天花板价格”，也就是说，我国的粮食价格不能超过国际市场粮价，否则，就不会有竞争力。多年的实践证明，世界粮食价格是在美、加等土地资源充裕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和这些国家完全相反，因此，粮食价格必然要突破这个“天花板”，形成自己的价格体系，其特点可能是根据经济实力而逐步上涨。（2）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主要是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和建设等。（3）产业化支撑。构筑以粮食为中心的产业化体系，让粮农从流通、加工等环节中获得部分利益。

2.依靠科技进步

长期以来，科学技术为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些年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较少、科研投入和推广经费不足、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科技发展及应用难以满足粮食生产发展的需求。因此，要把科学技术作为增产粮食的最重要因素和长期因素，努力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建立起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中国的粮食问题。依靠科学技术的提高与推广，开展新的绿色革命，提高农业生产率；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及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为了不断增产粮

食，保证人类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一方面要为农业生产开拓新路，大力开展生物科学的研究，利用遗传工程培育新的优良品种，大幅度提高农畜产品产量；一方面要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和保护现有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使人的生产与粮食生产和供应保护相对平衡与协调。必须树立“食物安全”的观点，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既要向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领海甚至公海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

3．构筑耕地资源保护机制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需要通过政策手段进一步保证粮食耕种面积，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侵占行为，通过复垦增加耕地资源，减缓总耕地资源的下降速度，保证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6亿亩左右。目前，中国的耕地资源及其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时期，近几年由于城市化而减少耕地1亿多亩，由于比较利益的原因，这个比例在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耕地质量却在不断下降，据有关部门10个省的调查结果分析，目前的土壤有机质比1990年下降了0.35个百分点。在中国耕地面积很难增加而且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如果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增产的粮食被增长的人口所抵销，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就难以提高，甚至会降低。由此可见,如不控制人口增长,粮食问题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中国肥沃而便于耕种的土地，现在差不多都已开垦。剩下的可耕地数量已不多。不仅如此，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扩建，房屋和交通占地等原因，耕地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因此，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就必须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就难以解决。反之，如果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粮食产量，人类的粮食供应就会得到保障，人类的营养状况也会得到改善。

4.建设和完善粮食市场

要建立良好的长效机制，就要求迅速建设和完善以粮食期货市场和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的粮食市场体系，尽快上市大宗粮食期货品种；完善区域粮食批发市场，地区内的粮食调节通过区域性市场来进行解决，奠定良好契约经济的市场基础；加快粮食市场化趋势改革，加快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改革，使粮食购销市场化尽快实现；建立良好的粮食预警机制，对短中长期的粮食产量、储存、消费作出正确估价，改变所谓的粮食越多越好，储备越多越安全，消费数量越多生活质量越高等不合实际的观点，真正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的粮食市场体系。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新体系，进一步放开对粮食购销过程的控制，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储备粮的数量、吞吐和运作方式，公开国家粮食储备粮及其它粮食市场信息，有效地引导粮食的生产、储存与销售。健全国家食品质量法规和监控体系，建议参照国际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修订《食品卫生法》或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法规。

5.搞好国际合作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我国的粮食安全将直接面对全球市场。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保持了高于95％的粮食自给率，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代价。今后，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粮食外贸体制，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更有效地调剂粮食余缺，进而保障

国内粮食安全。包括为增加生产提供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提供合理而可预测的农产品价格趋势信息，加强对农业资源环境和贸易变化的监测，在农产品贸易、资源管理和技术研究开发等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等。尽量把发展农业技术、努力增产粮食，同支持和援助贫困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确保国家和家庭粮食安全置于国家发展政策的首要地位，使社会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都能保护和促进农业增产。

第五篇：百年来中国旗帜演变

铁血十八星旗

十八星旗，全称铁血十八星旗，又称铁血旗、九角旗、九角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的旗帜。

十八星旗原是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的会旗。1907年8月间，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一批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筹组湖北共进会，任务是谋划准备在长江中游的反清武装起义，议定以十八星旗为会旗。

1911年9月，在同盟会推动下策划武昌起义。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定十八星旗为旗帜。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晚7时左右爆发。起义军成功占领武昌全城。

10月11日，民**政府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十八星旗为其旗帜。

1912年1月10日，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以五色共和旗（或称五色旗）为中国国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海军旗则是一种以十八星旗为基调的旗帜。

不过北洋政府很快就停止使用十八星旗，以五色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海军旗。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立法通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国的正式国旗，颁行全中国使用，全面取代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十八星旗意义

铁血十八星旗，由红黄黑三色组成，红底与黑九角象征“血”与“铁”，即革命须抱铁血主义；黑九角代表《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十八行省；星呈金**，表示与满清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

此旗只有代表汉人居住的18个行省，是因为晚清时期的革命家对革命有“上下两策”，上策是革命政府克复清廷的全部领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复中原十八个汉族人省份的主权。清廷政府直到19世纪为止只准许汉族在内地十八省居住。不允许汉族随便迁入居住的有关外的满洲（东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只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在十八个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是以后来有人认为“十八星旗”，是大汉族主义的旗帜。

十九星旗

十九星旗

十九星旗是十八星旗的变体。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0日，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

1912年（民国元年）5月，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提出“国旗统一案”，仍然以五色旗为中国国旗，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

但是否继续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则受到多数东三省籍的议员反对，因为十八星旗并不包括东三省，也不能代表全中国。

于是议员们提出意见修改十八星旗，先是有提议在旗中央加上一颗较大的黄星，以表示中国的统一。后又认为中央黄星大有侧重中央之意，忽视地方之意，中央黄星又改成与其他黄星一般大小。成为十九星旗。

十九星旗的提案被议会表决通过，取代十八星旗成为陆军旗。

1912年6月1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此次国旗议案结果，成为民国第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国旗方案。

1928年12月17日北伐成功后，民国中央政府全面废除铁血旗。

内地十八省大致是清代时的汉族主要居住区。包括：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

清廷设置这一特殊的制度，本意是阻断汉族与其它民族的交往，维护其自身的统治。然而事实上，一些地区本为汉族所有，却列为其它民族居住区。例如辽东自战国以来就是汉族的传统居住的地区，但清入关后驱除了那里的汉人，并把其列为禁地，禁止汉人进入。类似的禁地还有新疆、蒙古、西藏。这种情形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中国心脏地区(China Heartland)的概念，一些西方人称为China Proper，有人翻译为“中国本部”。

五色旗

主条目：五色旗

五色旗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倡导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民国国旗，但五色旗原为清廷海军一二品的官旗，革命党革命时期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多用此旗。因此五色旗在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各界一致认同五色旗为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被订为海军旗。

1912年1月10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使用五色共和旗（或称五色旗）作为国旗，含“五族共和”之义。同时通过的还有十八星旗为陆军旗。1913年（民国二年），青天白日满地红被订为海军旗。除了上述三种使用上较普遍的旗帜外，其他地区亦使用其他的旗帜。此时五色旗亦被用作海军舰艏旗。

五色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维族等西域穆斯林）、藏五大民族【民国时期好像只承认这5个民族，现在的回族被定义为信奉伊 斯 兰教的汉人，而现今西南各族则被定义为土著化的汉人】。另有一说五色旗是根据清廷的五色官旗改变而成。而此五色也是五行学说代表五方的颜色。

五色旗由于产生于革命时期，对当时民众影响很大，在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正是因为这样，它又被当时各军阀所利用，托革命之名，成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最后其中国国旗的地位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17日，***北伐成功后，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1935年后的各种政权不再采用五色旗（除了附日的傀儡政权外）。

在民国政府废除五色旗后，五色旗变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亲日政府的代表旗帜，满洲国旗（见后文）就是由五色旗衍生设计外，其他像“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前身）或南京的“民国维新政府”等政权都采用五色旗为基本元素。

2004年7月14日，民国总统府资政，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修改国旗，恢复五色旗为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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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南京-重庆-南京-台北）国旗

由“民国国父”孙中山提议，将陆皓东设计之青天白日旗置于红底旗帜的左上角而来，经国民政府立法定为国旗，并在北伐征战结束后颁行全国。《民国宪法》于第一章总纲第6条明定“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今日此旗帜正式使用范围主要以民国实际管辖地区、其邦交国，和未受政治干预的国际场合中为主，于外交使节访问或遇特殊庆典时，亦可于部分道路见成排列队的国旗飘扬。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采用蓝、白、红三色。

    “青天”象征中华民族光明磊落、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青色象征自由，也代表民族主义。

“白日”象征光明坦白、大公无私，指示人们要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纯正心地与思想；白色象征平等，也代表民权主义。

“红地”象征革命党的热血，指示人们要有牺牲奉献、勇敢奋斗的精神；红色象征博爱，也代表民生主义。

十二道光芒形同十二个时辰，勉励人民奋斗精进、自强不息，芒锋示意革命精锐，意味着民*主*自*由光华四射。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时值同盟会创立之次年冬季，孙中山在会议中提议将青天白日旗定为民国国旗；但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国旗类似，且色彩过于单调。于是孙中山有了加入红色的构想。当时同盟会南洋分会副会长张永福之妻陈淑字（一说淑宗）依此构想缝制了四种国旗，分别为下列的草案一至草案四。其中草案三的旗帜于同盟会广东历次起义中普遍采用，故1925年（民国十四年）改编所属各军为国民革命军时，特选该旗为军旗。

草案一

草案二

草案三（1925年成为民国陆军旗）

草案四（1925年成为民国国旗）

1912年（民国元年），虽然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倡议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民国国旗，但由于五色旗原为清廷海军一、二品的官旗，加上在革命党革命时期江苏、浙江、安徽等多省均使用此旗，故五色旗在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以致于各界一致认同五色旗为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在1913年（民国二年）被订为海军旗。

五色旗初期虽获各界普遍认同，但北洋政府当权后政局混乱，其中不乏许多被视为丧权辱国的作为，致使五色旗声望由盛转衰，日趋低落。这间接导致 1925年（民国十四年），民国国民政府于广州成立时明令废止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为南方政府的国旗.随后***北伐成功统一全中国，于 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17日立法通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国的正式国旗，颁行全国使用，以全面取代五色旗和十八星旗。1935年后的各种政权不再采用五色旗（除了抗日战争时期附日的傀儡政权之外）。

国民政府--国旗

国民政府--陆军旗

国民政府--海军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因应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由中国国民党主政的民国国民政府采取军事围剿的方式，不断攻打中国共产党的若干根据地。为抵御国民政府的军事打击，以及加深其红色革命之探索与实践，共产党遂仿效苏联的建国模式，以江西瑞金为首都，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苏维埃性质的国家形式政权组织，后结束于1937年9月22日。

在国家运作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共63人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其中毛泽东被推举为该委员会主席；随后，临时政府颁布了宪法，制定了国旗，发行了货币，而其实际控制区域常被称为“中央苏区”。此政权之实权不在其政府机构，而是先在***上海中央局。上海局被国民政府破坏，上海组织领导向忠发等被捕后，实权转移到苏区的政治局常委集体，特别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此政权并未获得任何国际上的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央苏区在国共内战期间以中央执行委员会旗代国旗，后改以***红军新军旗作代国旗用。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1949年7月由曾联松设计。其中红色象征革命；五星呈黄色，有象征中国人为黄种人之意。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即原“士、农、工、商”之所谓“四民”，但依意识形态，顺序被改为“工、农、士、商”）。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拥护。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该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制定中国的新国旗，并指定由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有１６人，他们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

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1949年6月16日，筹备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决定成立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小组，并向中国全国发出征稿启事。

1949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刊登了筹备委员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一个月后，筹备委员会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及海外地区寄来的应征图案3012幅。

后于9月开议时，审核通过的共有38幅，最后敲定8幅[稿的必备基本要素，黄星代表***或中国人民。

但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并非只有黄河一条大河而已，于是衍生出另外两个草案：草案二是二黄条代表黄河、长江，草案三则是三黄条代表黄河、长江、珠江。但张治中向毛泽东表示，黄条分割红地，如同国家被分裂，应另选作品。接下来选中了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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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样式作为备选国旗。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草案一的设计。该设计以红底配上黄星，以及一条代表黄河的黄条而成。红底与黄星为征求新国旗设计

草案一（黄河）

草案二（黄河、长江）

草案三（黄河、长江、珠江）由上海人曾联松所设计的五星红旗，原本的图样如草案四，构想主要是表现出中国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中国***领导下。但由于五颗星自上而下排列，似乎隐含阶级地位之分，于是改为环绕大星的设计，并在大星中加入了锤子与镰刀的标志，见草案五。

草案四（曾联松的原本设计）

草案五（红星内含锤子与镰刀）

后来将锤子与镰刀删除，因为一来认为五星红旗中大可不必出现镰刀、斧头，一颗大星就代表了中国***的领导；二来这样与苏联国旗太相似；三来考虑既已用四颗小星表示工、农、士、商平等，若再加入工人与农民的象征物，似乎又变得不平等了。国旗就此定案。

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五星红旗获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会议代表一致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国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 安 门广场升起，标志着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帝国预定用国旗

中华帝国实际用国旗

1915－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