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推荐)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
【英文标题】DEVELOPMENT OF URBAN GEOGRAPHY IN CHINA SINCE 1978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E-mail: Gucl@nju.edu.cn
【作 者】顾朝林/徐海贤
【作者简介】顾朝林,男,1958年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展,新技术在城市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对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技术作了综述,并对其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英文摘要】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 Geography,Urban Geography,as an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and expanded very quickly since 1978.Researches,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made great progresses.Chinese urban graphical research fieldsinclude:(1)
City-
regional Study;(2)Urban planning;(3)Urbanization;(4)Urban system;(6)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7)Urban spatial structure;
(8)Sustainable cities.Urbansocial geography,urban modernization,urban governance anddigital city will be new research fields in the
Chinesenear future.【关 键 词】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中国 Urban Geography/Chinese Geographers
分类号 中图法K9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界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80年代,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入历史以来最旺盛的时期,全国各大学地理系和相关地理研究所都相继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领域有所拓展。回顾过去20a,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几乎从白手起家,在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地理学学科体系[1~6]。
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归于它在实践中的旺盛生命力。一开始,中国城市地理学者结合专业特长,及时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开展了城市与区域规划。1977年南京大学率先在经济地理学专业的基础上开设城乡规划专业,随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大学地理系也相继设立了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开展了综合性大学(理科)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广泛参与。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立了具有甲级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山大学、华东师大、杭州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系)。广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积极参与城市与区域规划,不断开拓进取,逐渐走出了一条理科与工科相结合的城市规划道路。近年来,从事城市地理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主要教学研究机构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如南京大学主要侧重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总体规划研究,近年来又进行区域城市化、海港城市以及城市社会地理研究;北京大学主要进行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华东师大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山大学主要进行城市化、城市系统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又把研究重点放在穗港澳城市带形成机制和中国大都市走向国际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侧重于工业城市和京津唐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专门开展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完成了《中国设市预测和规划》、《中国城市地理》、《跨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等项研究;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要进行城市群,尤其是闽南三角区域城市系统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还有其它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表1)。传统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兴起,同时实践领域成效显著(表2),使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出现方兴未艾的局面[7~10]。
城市地理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有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概括起来,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市—区域研究
城市与区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借区域而立,区域借城市而兴。南京大学宋家泰首倡“城市—区域观”[11],该理论强调城市的总体规划布局必须把城市与区域统一起来,城市及其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定区域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动态统一关系,具有多层次、开放型的特点。按照这一理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来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多层次的“城市—区域”体系是中国城市经济区的本质特征。区域分析和区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的深化和具体化,必须改变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做法,使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此,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工作作为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的基础得到广泛开展[12]。这一时期,还有学者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了区域经济开发及其模式研究[13]、中心地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推广应用[14]、城市规划中的区域分析[15]、城市郊区范围的划分[16]、城市经济区的影响因素分析和经济区划等实践工作[17]。目前,通讯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城市的区域范围扩大,垂直联系加强,“城市—区域”观也赋予了新的内容。
2.2 城市规划研究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先后承担了各类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各项专题规划,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引入到城市规划中去,提高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南京大学从1976年开始即接受教育部委托,陆续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成为中国城市规划人才培训基地,出版了中国理科第一部城市规划专著《城市总体规划》[18],承担了建设部《城镇合理规模理论和方法》项目,在国内城市规划界首开城市规模的系统研究[19]。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先后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去,培养了一批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中国地理学家在参与城市规划过程中,着重在确定城市性质、预测城市规模、进行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等方面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使传统以建筑为主体的城市规划增添新的理论、方法和内容。
1.城市性质研究 城市性质是指城市在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和功能,确定城市性质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地理学家通过对城市发展的区域条件分析,依据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远景发展规划,确定城市在区域中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以及其发展方向,为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依据[20]。周一星在研究城市工业职能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职能研究的三要素理论,对城市职能的划分、具体城市性质的确定提供了理论和方法[21]。其他学者对城市在区域城镇网络中的地位、城市发展方向、城市职能等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为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22]。
2.城市规模研究 城市规模包括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主要指人口规模。预测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和探讨城市的合理规模是地理学家在编制城市规划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过去20a中,中国地理学家更多的工作是对城镇人口合理规模的理论探讨、人口规模的预测以及如何控制大城市市区人口规模的研究[23]。3.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 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用地分析包括对地形地貌、地质灾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基承压力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区位条件、技术条件的调研,然后进行综合平衡,编制城市规划用地评定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些学者就城镇用地问题,城市土地综合经济评价所采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4];有些着重对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分析,探讨土地使用的价值和价格[25]。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土地由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给城市规划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90年代以来,学者们相继对城市土地区位、土地定级、土地评估、市区土地利用以及如何协调好国家、开发商和市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城市地理学家将在发挥对土地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评定优势的基础上,结合体制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环境承载力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综合平衡,提出城市规划期限内城市用地的规模、用地发展方向,合理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6]。2.3 城市化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是地理学家借鉴国际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总结新中国30年来城市化过程曲折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国内率先提出需要开展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吴友仁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探讨性论文[27],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
(1)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了“若干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该课题组概括了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五个动力,即:国家有计划投资、大中城市自身发展与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的刺激和地方经济的发展[28]。许多学者相继撰文,详细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人口迁移、城镇效益等对城市化的影响[29],有的对城市化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调控手段展开研究[30],有的强调工业化和国家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31]。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尤其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动力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32]。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33]。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借助优良的投资环境,外资成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它创造了世界城市化的一种新动力—外向型城市化[34]。基于全国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城市地理学者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35]。概括起来,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因动力机制的不同主要存在三种主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
(2)乡村地区城市化研究 1978年以来,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域逐步开展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并逐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力。此时,地理学者开展对乡村地区城市化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量研究论文不断见诸相关文献[36]。研究表明:沿海城镇密集地区和特大城市周边地区是中国乡村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在外资的刺激下,加速了乡村工业化,也推动了乡村地区城市化。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不同,城市化动力机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城市化模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城市化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小城镇”模式。这种乡村城市化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概括为自发型的城市化模式(如温州模式)[37]和辐射型的城市化模式(如苏南模式)[38]。最近由南京大学郑弘毅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大等学者参与研究撰写的《农村城市化研究》一书系统论述了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动力机制、指标体系以及地域差异,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地区的乡村地区城市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乡村地区城市化的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39]。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还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理论框架、动力机制、城乡一体化规划等问题进行探讨[40]。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异地城市化进行了研究[41]。
(3)城市化特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城市地理学者分别从全国范围内就城市化的各种专题展开了讨论,对城市化的特点作了各种分析,提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城市发展战略[42]。许多学者对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发展趋势作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必须科学地预测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43]。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将呈加速发展的趋势[44, 45];大都市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引人注意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未来城市化最具活力的地区[46]。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继续存在,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可能向西方国家那样快速增长上去,东西部城市化差距还将继续扩大[47]。许多学者还就具体省域的人口城镇化特点、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化与流动人口、城镇布局以及城市群体空间等的关系作了多方面分析[48]。还有学者对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方法及测定作了研究[49,50]。最近,信息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也有人开始研究[51]。2.4 城镇体系研究
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城市体系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1)城镇体系理论研究
顾朝林首先将城镇体系地域组织结构归纳为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四个方面[52]。宋家泰、顾朝林、周一星、许学强等就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53]杨吾扬等人对城市体系科学定义,城市体系的级别—数目—规模对应模式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54]。后来相关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镇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虞蔚等还从分析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信息流的联系强度等出发来研究区域城镇之间的联系[55]。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继续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形成机制,信息产业对城市体系影响的研究[56];同时,一些学者引入分形与分维理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57]。(2)区域城镇体系实证研究 过去近20年中,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最初,中科院的一些地理研究机构和部分大学地理系先后承担了辽中南、京津唐、湘东和长春地区的城镇体系研究[58]。较早进行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城市地理学者有南京大学宋家泰、顾朝林,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中山大学许学强等。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一书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产生、发展,中国城镇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并就中国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增长,国家地域开发等对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前景特征作了科学的轮廓展望[59]。此后,区域城镇体系研究重点从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深入[60]。
(3)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在80年代,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61]。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承担编制了全国许多省市各个层次的城镇体系规划任务。南京大学相继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建设部举办城镇体系规划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城镇体系规划人才。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及时总结经验颁布《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对省域、市域、县域及其它特定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规范编制程序,明确了相关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标准,并在《城市规划法》中被确定下来。近年来,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实际,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57],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三结构一网络”的一般分析,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欧阳南江等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的城市群规划中突出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61],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中密切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规划。2.5 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贯彻“以规模论发展”的城市发展方针。从1978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62~67]。地理学家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对个别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尤其将重点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上。首先,许多学者对大城市发展规律、形成机制、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68, 69]。近年来,研究重心倾向于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在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作用,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如何将上海、广州、北京等建设成国际大都市等方面[70]。其次,学术界结合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针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战略[71,72]:第三,由于小城镇已经成为农村经济中心,在联系城乡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一些学者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镇的战略地位、功能结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与政策等,同时对区域小城镇发展条件、功能以及发展前景等作了大量的实例分析[73],进入90年代还对小城镇建设、功能结构和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广泛的研究[74]。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港口城市、煤矿城市、油田城市等的现状和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研究,对这些特殊职能城市的形成条件、城市形态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相关分析。城市发展的区域基础、发展规律、内在运行机制、可持续发展研究已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2.6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80年代,对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外国理论进行翻译介绍的基础上,相继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概念、类型,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动力机制、合理模式、个别城市地域结构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2]。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75];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76]。近20a来,城市地理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研究工作。
(1)城市市场空间研究 80年代以来,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就城市内部各项功能用地、空间组织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有机疏散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作了大量研究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地理学者的研究重点转向城市市场空间结构的探索,先后对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南京等大城市商业网点布局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商业中心的规模、结构和等级体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优化商业地域结构功能组织的方案。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城市CBD理论研究[77],并对北京、上海等城市CBD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CBD的结构分析,指出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CBD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规划方案。
(2)城市形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围绕个别城市的城市形态作了探讨[78],同时也进行了对不同城市形态组合形式的规律性研究,如同心圆式、多中心式、组团式、带形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分析[79]。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一书通过对国内数百个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从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形态发展演变的动力学机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合理的发展模式[80]。还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对具体的海港城市、河口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变和布局形态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研究。在对中国大都市增长的空间过程的研究中,概括出城市发展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81]。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城市地域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城市边缘区研究 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城市边缘区研究,顾朝林、崔功豪、武进、林炳耀、涂人猛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82~85]。顾朝林等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在探讨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特性、社会特性、经济特性、土地使用特性、地域空间特性等进行了系统研究[86,87]。孙胤社认为中国城乡边缘区的形成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国外的“居住导向型”,而主要是“工业导向型”[88]。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大城市边缘区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张建明、许学强等在对城市边缘区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新课题[89]。目前,一些学者对大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大城市边缘区的成长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伴随着中国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城市边缘区研究已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4)郊区化研究 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把郊区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来研究。从中国郊区化的门槛值到郊区化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郊区化的调控等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90]。地理学界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郊区化的成果和方法基础,结合中国的特点开展了对北京[91]、上海、广州、沈阳、杭州、大连等特大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特大城市近年来中心市区出现人口增长减慢、甚至减少,人口密度下降的趋势,说明这些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现象。中国郊区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表现为被动式郊区化、居住郊区化和圈层扩展式郊区化,中心繁荣区与与郊区化并存,社会阶层分异不明显[95]。一些学者还介绍了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对其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的借鉴作用作了初步分析[96]。
(5)城市群研究 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城市密集区。结合国外经验和中国经济发达区城镇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开展了对城市密集区的研究[97]。最早进行城市群体专门研究的是南京大学李世超[98,99],他从介绍戈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入手,探讨了长江中下游城市带形成条件、历史动力、现状特点和未来发展构想。崔功豪、杜国庆、李世超相继撰文对城市带特征和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姚士谋、许学强等分别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的特征、发展趋势等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100,101]。
(6)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
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进行研究。胡序威等近期完成《东部沿海城镇密集地区人口、经济集聚与扩散研究》,周一星对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了定义并制定了便于研究的统一标准,顾朝林等在建设部《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时就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政策进行了探讨。近期有关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重点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进行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形成和发展规律、分布特点、形式、动态过程和空间结构特征等的研究。宁越敏、阎小培、李王鸣等从都市区的界定入手,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区的特征,探讨了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形成机制[102~107]。2.7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1)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持续发展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顾朝林首先从研究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研究方向:①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研究;②大都市持续发展研究;③中小城市持续发展研究;④小城镇持续发展研究[108]。此后,一些学者重点开展了城市住区持续发展研究,如中国城市住区发展之路初探、西安住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城市住区生态学及可持续发展探讨等,分别从分析城市住区的现状出发,在开发利用和城市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制衡点,构建生态宜人城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城市住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张新生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有其特殊的内涵,它是一个时空复合的反馈—调控过程,必须在时空复合空间上研究城市系统的演变,并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和可视的空间表达支持下,建立了空间增长动力学过程模拟系统[109]。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侧重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城市持续发展的满意度分析[110~112]。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其评价方法和指标会有所不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2)生态城市(Ecopolis)研究 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生态—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和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113,114],建设生态城市是寻求城市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它代表国际城市的发展方向,我国城市地理学者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3)城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城市生态规划方法是一种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和依据的规划思维方法。黄光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强调以生态为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113]。俞孔坚认为尊重生态过程,进行景观和城市规划是生态规划的核心,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应把维护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115]。有些学者从景观生态学原理出发,在城市规划中开展了景观生态规划研究,如山地城镇的景观生态规划方法探讨[115]。9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研究生态内容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的理论研究与技术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前沿课题的重要标志[116],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环境,将生态环境观念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如转变认识观念,促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向一种生态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模式变革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规划和生态设计将逐渐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有效手段。
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断进步 3.1 定量方法与模型模拟 国外地理学界研究实践表明,正是数量方法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城市地理学在数十年内形成为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9]。在中心地理论的研究中,城市地理学者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来对城市分布、城市形态等作模拟分析。早期,在对城市人口规模预测、城镇体系分布研究、城市主导职能的确定、城市与区域的数据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引入了计量分析和模拟分析的方法,数学方法、模拟分析方法同其它方法、技术相结合,贯穿了城市地理研究的各个领域[117]。南京大学林炳耀在城市地理学界最早进行城市系统分析和研究,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城市空间形态分析、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去,开展了城市与区域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顾朝林等最近研制开发了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数学模型。90年代以来,数量方法、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城市职能划分、土地定级、城镇等级结构分析、城市系统演化规律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的计量分析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城市地理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应用能力[117~121]。3.2 遥感技术应用近年来,遥感技术在城市地理研究中开始得到逐步推广。采用遥感技术获得的遥感图象是一种综合的地理信息源,它包括各种地理要素,同时又是一种空间信息,为地理现象的空间分析提供定位、定性和定量的数据[122]。区域城市布局、城市形态及其演变、城市土地利用、地籍调查、城市环境监测等都可通过获取卫星相片、航空相片资料来进行动态分析,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推广,如苏南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及规律的遥感多时相分析、应用摄影测量为城市GIS生产空间基础数据、采用航空遥感技术研究上海交通问题[123,124]等。
3.3 GIS技术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综合信息技术,属于技术地理学的范畴,它为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和规划以及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工具[125]。GIS技术必须和RS、GPS 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各自最大的技术潜力。GIS技术在中国到80年代初在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开始研究,目前,在城市地理中GIS 技术主要用于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处理,输出成果图,如运用SPOT影象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获得北京棚户区、农村居民点和别墅区分布图,以此来研究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MapInfo和Arc/Info、GENEMAP等软件在规划中的空间数据处理、图形的输入输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广州珠江新城土地开发信息系统研究、济南市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十堰市城市规划与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开发[126~128]等,南京大学先后完成了南京市城市规划信息系统设计,常州、沙市、洛阳的城市信息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出版了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GIS技术舟山航空城城市规划,深圳城市水土流失遥感分析和动态监测、城市水土保持规划以及采用GIS技术支持的江苏及浙江两省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研究、4 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问题层出不穷,这也为中国城市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从目前中国城市和城市地理学发展看其发展趋势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中国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起初主要是少数学者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研究进展,并用数学方法进行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上海社会区研究表明,形成上海社会空间地域差异的要素集中反映在人口的文化构成、密集程度、性别和职业构成、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和婚姻状况5个主成分上,研究结果将其分为5种类型[129~133]。许学强等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社会区划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也存在社会区,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134]。近年来,顾朝林等在实证调查基础上,研究了北京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132],在分析影响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论述了北京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历程,指出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快速转变正在导致人类住区的不协调发展,即城市社会极化和不平衡的社会空间增长[135]。其他学者还开展了城市住区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人口地域变动研究、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城市意象空间分析[136~140]。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研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意义,而且丰富了城市规划内容,为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2)城市现代化研究
城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设施、管理水平和生态等的现代化,它是指城市的多功能与系统协调运行,从而使城市整体的发展和竞争达到并保持所处时代的先进水平,就城市而言,现代化是国际性的基础与前提,而国际化则是现代化的某种功能的扩大与体现[141]。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大城市的现代化功能研究[142]。姚士谋等认为工业向城市地区集中,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现代化要素向城市地区集合,由城市化到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姚士谋提出了城市现代化的6个方面的指标:城市规划科学的合理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城市生态环境园林化;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城市人民生活高度社会化;各种资源利用的高度信息化[143]。徐巨洲认为城市的内涵主要是工业化,现代化设施是它的本质,即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在未来50a,中国城市发展大体上分3个阶段持续前进,达到高标准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基本处于赶超阶段。(3)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研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由传统的福特主义(Fordism)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转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和“劳利”国家(Workfare State)。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特征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使得世界经济生产方式的空间性,既强调跨越边界、区际差异,也强调控制和协调,这表现在全球、地区、国家、区域、城市等各个层面。因而势必要求发展一个既公平、公开,又具世界竞争力的管治(Governance)和协调系统,以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管治是将经济、社会、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综合包融在内的地域整体管治概念,其涉及中央元(AC)、地区元(LG)、非政府组织元(NGO)等多组织元的权力协调建构,其中政府、跨国公司、社团、个人的影响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城市管治是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最近几年的最新研究热点,并正在出现若干新兴学派。中国除香港学者(朱剑如、沈建法等)有所涉及外,大陆尚无研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将很快开拓这一领域。
(4)数字城市(Digital city)研究 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化成为研究的特点。承继成等认为国家信息化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而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数字城市的研究是中国数字地球研究的重要示范工程之一,将来的数字城市,将是由智能大厦、智能小区构成的智能城市。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展了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如虚拟城市模型、信息城市的物质形态、可视化城市设计初探、因特网给中国城市带来的冲击波[165]等。未来的信息社会,城市形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等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注重三维表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数字城市将成为城市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二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
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述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好的方面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主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提出过反特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如此快速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教训。
70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用这句话来来理解当前的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在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真正没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过多,给予的太少。
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为了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发展是要有代价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对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损坏。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
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
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中国还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3.10:1已经是10年来的最低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
配课题组在18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无论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差距都在拉大。有关统计也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些情况都说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再次是社会道德问题。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
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以腐败问题为例。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单位,正直廉洁、洁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胆大妄为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以诚信问题为例。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以公德问题为例。“小悦悦”事件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让上述的压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第三篇: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
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上)
1980年:味道好极了!(雀巢咖啡)
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麦氏咖啡)
国内首创,驰名中外。(珍珠霜)
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计时。(铁达时表)
1981年:“飞跃”目标——世界先进水平!(飞跃电视)
戴雷达,闯天下。(雷达表)
1982年: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丰田汽车)
1983年: 一切为用户着想,一切为用户负责。(海信电视)
1984年:
质量至上有夏普!(夏普)
上海大众永远和您在一起。(大众汽车)
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威力洗衣机)
1985年:大宝,天天见。(大宝)
优质的联想——夏普(夏普电器)
1986年:万家乐,乐万家。(万家乐电器)
飞利浦——尖端科技的标志。(飞利浦)
上海桑塔纳,汽车新潮流。(桑塔纳)
1987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太阳神)
最适合中国民航客运的机种——波音757客机。(美国波音)
质高款新寰宇颂,国际名表西铁城。(西铁城)
1988年:精心创造,精心服务。(金星电视)
聚科技群星,创电子先河。(星河音响)
1989年: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亚细亚商场)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白丽美容香皂)
东方航空,飞向世界。(东方航空)
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容声冰箱)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中)
1990年: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城乡路万千,路路有航天。(航天汽车)
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公益广告)
她工作,您休息。(凯歌全自动洗衣机)
1991年: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娃哈哈)
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人头马酒)
1992年: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新飞电冰箱)
康师傅方便面,好吃看得见。(康师傅)
岁岁平安,三九胃泰的承诺。(三九胃泰)
1993年:明天将发生什麽?(联想集团)
今年夏天最冷的热门新闻。(西泠冰箱)
声声百思特,遥遥两相知。(百思特通讯)
青春宝,使你永葆青春。(青春宝)
走富康路,坐富康车。(富康车)
1994年:今天你喝了没有?(乐百氏)
海尔,真诚到永远。(海尔电器)
1995年:容事达,时代潮。(容事达洗衣机)
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大宝)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桑塔纳轿车)
1996年:太阳更红,长虹更新。(长虹电视)
一切尽在掌握。(爱立信)
科技以人为本。(诺基亚)
飞跃无限。(摩托罗拉)
长城烽火,传信万里。(西门子)
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联想电脑)
1997年:维维豆奶,欢乐开怀(维维集团)
味道好极了(雀巢咖啡)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娃哈哈矿泉水)
让我们做得更好
1998年:
农夫山泉有点甜。(农夫山泉)
27层净化(乐百氏纯净水)
1999年:飘柔,就是这麽自信!(飘柔)
知识改变命运!(公益广告)
晶晶亮,透心凉!(雪碧)
2000年: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商务通)
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下)2001年:健康成就未来(海王)2002年: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留传
天生的 强生的(强生)
看不到 你感觉得到
2003年
我的地盘听我的(中国移动通信)
我就喜欢(麦当劳)
帕萨特,成就明天(帕萨特系列)
只要你想(联想)
不同滋味不同心情(蒙牛心情二次方牛奶)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柒牌服饰)
热爱生活冷静选择(奥克斯空调)
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农夫果园果汁)
煮酒论英雄才子赢天下(才子男装)IT业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 迪比尔斯,珠宝
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吗 清嘴含片
渴望无限 百事可乐
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M&M巧克力
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麦氏咖啡
有健康,才有将来 安利AMWAY
第四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职业观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职业观的变化
——行政管理1002班余蔼琪
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青年就业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服从分配——计划体制遗留阶段:1978-1980年代中期
从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与广大农民一样还不能自由流动;城市青年中,由于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国家负责给所有的大学生一份工作,青年选择高考志愿需要考虑的主要是个人志向和人生理想。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一。
就当时而言,青年就业最看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属于“重政工而轻农商”的择业意向,今天仍然流行的知青“诉苦”文本依旧在展示“上山下乡”是难以抹去的“伤痕”;高考恢复之后的数年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知青“回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一大景观。在城镇中,经商仍然是“末节”,大学生普遍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通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第一考虑,实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走向“个体户”或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但是,中国已酝酿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
走向开放——“民工潮”和城镇青年的双向选择: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
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同时城镇对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和建筑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的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以及就业管理制度都有所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于是带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民工潮”,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城镇就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青年身上从1985年开始,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进行改革;1989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这一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使毕业生就业逐渐走向市场化。由此,青年就业的最大变化是“经济地位”成为择业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超过了执牛耳多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首选标准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希望到特区和沿海地区的中外合资或“三资”企业工作。二是不求高学位,只求高收入。1980年代后期考研人数急剧下降,1987年到1989年,全国共有700多名研究生中途退学。这个时期,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这一现象被称为“知识大逃亡”。“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这句顺口溜,道出了一种奇怪而真实的社会现象。三是第二职业和职业流动性增长。四是经济收入成为择业的第一标准。当时青年在择业过程中考虑的第一因素是收入和福利待遇;青年最喜欢的行业依次是:金融保险业、工业企业、国家机关、服务业、科研机构等。
自主择业——追求发展的多元化时代: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农村青年就业19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青年可以不再将自己拴在农村的土地上,可以自由进入城镇,由此,大量农村青年开始在城市工作、生活甚至定居。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在就业选择上走出了“糊口策略”,外出务工也不再以“赚钱”为第一原则,而是以“经济理性人”形象把寻求发展放在第一位;不再甘愿充当城市的“过客”,而是力争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想成为城市的一员。
城镇青年就业这一阶段的城镇青年的就业也走向了“自主择业”、“自谋职业”甚至自己创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加人了WTO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改变:我国高校实行扩招,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且又值政府机构精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就业矛盾突出,形势十分严峻。
综上所述,青年的就业与发展的变迁以当时社会政策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但总体上这种变迁说明了青年就业的三个趋势:自主化——主体性越来越强;务实化——政治色彩淡化;多元化——选择面越来越宽。
第五篇: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变化的调查报告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变化的调查报告
调查者:郝海苓
调查时间:2012-1-14 至2010-2-4
调查对象:谭坊镇
胡锦涛主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在这三十年里,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各项改革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较大的成就。
为了更好更深入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寒假期间我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在网上大面积搜索信息与相关资料,二是自己认真观察家乡的变化与发展。分别都做了比较详细的社会调查。以下就是我们所完成的调查报告。
“抓住农村改革开放,就能掌握整个改革开放的主动权。”而这三十年来,农村的改变我们有目共睹,农村体制改革,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令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家乡实地调查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变化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一排排整齐的农村小区,一条条宽敞的马路,房前有路,屋后有院,整个就是现代化的别墅区。带着激动的心情,我在其中一片住宅区的50个人发送了调查问卷,并努力的搜索相关资料及进行总结。
一.农村住房条件有了现实性的巨大变化。在三十年以前,只有八户人家住的是简易的木质楼房,其余的人家都是平房甚至是茅草屋,在之后的十多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才慢慢盖起了楼房,而现在这50户
人家全部由于旧房拆迁而住进了现在的农村小区。在我们采访的人中,有一位高龄九十的老人激动地告诉我们:“没想到世代土房子,石桌子,篱笆墙,到今天居然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真是感谢共产党啊!”是的,在我们眼前的都是统一建造的三层别墅式住房,房子很漂亮,比有些城市的房子还好。而且村民们现在拥有的家用电器设备是以前的好几倍,在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村有几部电视机已经是很不错了,而现在家家都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也都是家庭必备,30%的村民还用上了微波炉,房顶上还能看到每家都安装了太阳能,这日新月异的变化真是不得不让人惊叹。
二.村民们的知识丰富了。在我们所调查的民户中,5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读过书或者只上过几年小学的,属文盲或半文盲阶层,大字不识几个。但是接受我们采访时,三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一般都拥有中学及以上的学历 ;对于年轻一代,该村已经出了10几个大学生,学历程度不断提高。我想这与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分不开,在这个村里村民组织自建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且配套设施基本完善,小朋友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普及英语,家长们为了孩子学习,几乎不计花费。
当然丰富知识的另一有效途径便是外来讯息的有效进入。为了让村民了解外面的最新动态,村委会特设了信息栏,每周一更新;5%的民户还订阅了各类报刊杂志;而且在我们调查的50户人家中有3户人家已经用上了互联网,再加家家大彩电,过去穷乡僻壤,信息堵塞的窘境已荡然无存。
三.农村交通不断改善。听村民们说,以前家家户户门前的路都是泥路,一遇到下雨天,不穿雨鞋根本走不出家门;而且路也很窄,并排走两个人都有困难,一辆三轮车过来,都不知道怎么让路。现在国家发款下来,不仅修主干马路,连村间小路也变成了宽宽的水泥路,一直通到家门口,汽车都能开进来。以前去市镇的路都是石子路,还坑坑洼洼的,下雨一积水,只能走最边上草丛路,汽车摩托车开过,还能溅一身的水;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而且都是高级的柏油马路。
交通的便捷,使村民们的出行也方便了。每户人家中每家都有自行车,80%的人家同时拥有电瓶车或摩托车,40%的人家还有汽车。现在村民们想要去城镇或是市区,开车20几分钟就能到方便。大家都不可思议地感叹两个钟头的路程竟然能缩小到30分钟,那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呀!
四.村民娱乐活动的增加。我们能看到,在小区的东面有一块健身器材场地,就像城市小区中的一样,一位被采访村民告诉我们,现在很多农村都有这些设施,目的就是丰富农民的娱乐活动,也让农民更注意健康问题。这些设施中有适合年纪大的,也有适合年纪小的。另一位村民还告诉我们,他们这个村区,会不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有唱戏,有看电影,表演马戏等等,让这里的人生活更多姿多彩。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有问他们自己及家人旅游情况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是从来不出去旅游的,最多去一趟城镇赶集。而90年代后,慢慢发生了变化,旅游就像有带动作用似的,一家出去
了,另一家也想出去玩玩,现在70%的人家一年里肯定会出去玩一次。
首先,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我家乡谭坊,初等教育普及率达100%,在校中小学生达4.4万人。大部分人认为义务教育减免学杂费是国家对每个学龄儿童能上学的有益举措;75%的人认为现教育设施和教学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是从原来的沙子跑道到现在的塑胶跑道,从黑板教学到运用多媒体教育;教师队伍快速发展,师资质量从以前的大专学历到现在要求的本科及硕士学位。
其次,以医疗,养老保险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据我的大致调查,我区在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健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配套设施水平不断提高。我所调查的地区共有大型医院6家,其中二级甲等医院2家,包括刚新建的1家国家和私人合资的医院。企业单位一年一次的职工身体检查,国家免费为退休下岗职工提供健康体检等。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疾病治疗率有多上升。国家还为退休职工买养老保险,做到老有可依,老有所养,;老有所靠。
再次,就是人们的住房条件的改善。有位四十多岁的阿姨跟我谈到住房的时候,感触颇深。她说以前在国家单上班,一般分间15平方米差不多大小的给你或者住到集体宿舍里。之后工资提高了,搬到了简易的单元楼房,孩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单人床,家具也变成了组合柜,我们感觉生活便利多了,生活条件有了改善。现在随着到了追求高品质的年代,我们又换上了3房2厕所1厨房的小区了,也有了自己的车库,还有一些小区锻炼器材供小孩老人强身健体。
然后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与探索走过了30个春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许多艰难与曲折,终于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道路,建立起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互助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给老弱病人带来了极大地福利,看病吃药省了不少钱,给家里减轻了负担。
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农村经济不断增长,农业也有了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在社会公共事业建设方面更是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幼有所养,老又所靠,全国呈现一片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