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二十年来中国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期
二十年来中国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王顺洪
提要 本文对二十年来汉日语言比较研究的状况与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梳理,并 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加强该领域的研究,阐述了作者的看法。
关键词 对比语言学;汉日语言对比
一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近年 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学习外语的中国人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 越多,外语与汉语之间的对比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日语和汉语是可比性很强的两种语言,它 们虽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字、发音、词汇、语
法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值得对比。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 和日本分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日语热”和“汉语热”,日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倍受青睐。每 年都有大量日本人到中国学习汉语,大大促进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在此形势下,汉日 语言对比研究在中国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不仅日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师也开始通过汉日语言对 比,研究这两种语言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教学。
从论文情况看,二十年前,在报刊上很少看到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的文章。进入20世纪80
年代以后,这方面的论文明显增多,到了90年代更是如雨后春笋。有的刊物还专门开辟了“汉 语和日语比较研究”专栏。根据对《日语学习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外语教学与研究》等二十多种相关刊物、学报、论文集的不完全统计,80年代以
来,全国汉日语言对比研究方面的文章共发表约250篇。1980年到1989年61篇,1990年到 1999年175篇,90年代发表论文的数量是80年代的2.8倍。比较研究的范围涉及文字、语 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汉日汉字对比17篇,1980年到1989年5篇,1990年到 1999年12篇;汉日语音对比24篇,1980年到1989年7篇,1990年到1999年17篇;汉日词汇 对比105篇,1980年到1989年22篇,1990年到1999年83篇;汉日语法对比90篇,1980年到 1989年27篇,1990年到1999年63篇。既有以现代汉语、日语为对象,考察二者异同的共时 比较,也有追溯这两种语言的历史渊源,考察它们相互影响、各自演变的历时比较。从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的队伍看,二十年前中国从事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的人很少,即使有也 仅限于日语教师;80年代以后,不但日语教师增多,而且有许多对外汉语教师从事汉日语言对 比研究。日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有利于汉日 语言对比研究的深化与扩展。1997年8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汉日语言对比研 72
第二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推荐）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
【英文标题】DEVELOPMENT OF URBAN GEOGRAPHY IN CHINA SINCE 1978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E－mail: Gucl@nju.edu.cn
【作 者】顾朝林/徐海贤
【作者简介】顾朝林，男，1958年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展，新技术在城市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对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技术作了综述，并对其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英文摘要】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 Geography,Urban Geography,as an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and expanded very quickly since 1978.Researches,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made great progresses.Chinese urban graphical research fieldsinclude:(1)
City－
regional Study;(2)Urban planning;(3)Urbanization;(4)Urban system;(6)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7)Urban spatial structure;
(8)Sustainable cities.Urbansocial geography,urban modernization,urban governance anddigital city will be new research fields in the
Chinesenear future.【关 键 词】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中国 Urban Geography/Chinese Geographers
分类号 中图法K9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界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80年代，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入历史以来最旺盛的时期，全国各大学地理系和相关地理研究所都相继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领域有所拓展。回顾过去20a，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几乎从白手起家，在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地理学学科体系[1～6]。
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归于它在实践中的旺盛生命力。一开始，中国城市地理学者结合专业特长，及时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开展了城市与区域规划。1977年南京大学率先在经济地理学专业的基础上开设城乡规划专业，随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大学地理系也相继设立了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开展了综合性大学（理科）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广泛参与。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立了具有甲级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山大学、华东师大、杭州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系）。广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积极参与城市与区域规划，不断开拓进取，逐渐走出了一条理科与工科相结合的城市规划道路。近年来，从事城市地理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主要教学研究机构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如南京大学主要侧重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总体规划研究，近年来又进行区域城市化、海港城市以及城市社会地理研究；北京大学主要进行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华东师大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山大学主要进行城市化、城市系统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又把研究重点放在穗港澳城市带形成机制和中国大都市走向国际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侧重于工业城市和京津唐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专门开展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完成了《中国设市预测和规划》、《中国城市地理》、《跨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等项研究；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要进行城市群，尤其是闽南三角区域城市系统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还有其它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表1）。传统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兴起，同时实践领域成效显著（表2），使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出现方兴未艾的局面[7～10]。
城市地理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有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概括起来，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市—区域研究
城市与区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借区域而立，区域借城市而兴。南京大学宋家泰首倡“城市—区域观”[11]，该理论强调城市的总体规划布局必须把城市与区域统一起来，城市及其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定区域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动态统一关系，具有多层次、开放型的特点。按照这一理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来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多层次的“城市—区域”体系是中国城市经济区的本质特征。区域分析和区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的深化和具体化，必须改变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做法，使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此，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工作作为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的基础得到广泛开展[12]。这一时期，还有学者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了区域经济开发及其模式研究[13]、中心地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推广应用[14]、城市规划中的区域分析[15]、城市郊区范围的划分[16]、城市经济区的影响因素分析和经济区划等实践工作[17]。目前，通讯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城市的区域范围扩大，垂直联系加强，“城市—区域”观也赋予了新的内容。
2.2 城市规划研究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先后承担了各类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各项专题规划，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引入到城市规划中去，提高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南京大学从1976年开始即接受教育部委托，陆续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成为中国城市规划人才培训基地，出版了中国理科第一部城市规划专著《城市总体规划》[18]，承担了建设部《城镇合理规模理论和方法》项目，在国内城市规划界首开城市规模的系统研究[19]。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先后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去，培养了一批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中国地理学家在参与城市规划过程中，着重在确定城市性质、预测城市规模、进行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等方面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使传统以建筑为主体的城市规划增添新的理论、方法和内容。
1.城市性质研究 城市性质是指城市在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和功能，确定城市性质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地理学家通过对城市发展的区域条件分析，依据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远景发展规划，确定城市在区域中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以及其发展方向，为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依据[20]。周一星在研究城市工业职能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职能研究的三要素理论，对城市职能的划分、具体城市性质的确定提供了理论和方法[21]。其他学者对城市在区域城镇网络中的地位、城市发展方向、城市职能等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为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22]。
2.城市规模研究 城市规模包括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主要指人口规模。预测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和探讨城市的合理规模是地理学家在编制城市规划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过去20a中，中国地理学家更多的工作是对城镇人口合理规模的理论探讨、人口规模的预测以及如何控制大城市市区人口规模的研究[23]。3.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 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用地分析包括对地形地貌、地质灾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基承压力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区位条件、技术条件的调研，然后进行综合平衡，编制城市规划用地评定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些学者就城镇用地问题，城市土地综合经济评价所采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4]；有些着重对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分析，探讨土地使用的价值和价格[25]。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土地由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给城市规划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90年代以来，学者们相继对城市土地区位、土地定级、土地评估、市区土地利用以及如何协调好国家、开发商和市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城市地理学家将在发挥对土地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评定优势的基础上，结合体制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环境承载力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综合平衡，提出城市规划期限内城市用地的规模、用地发展方向，合理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6]。2.3 城市化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是地理学家借鉴国际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总结新中国30年来城市化过程曲折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国内率先提出需要开展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吴友仁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探讨性论文[27]，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
（1）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了“若干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该课题组概括了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五个动力，即：国家有计划投资、大中城市自身发展与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的刺激和地方经济的发展[28]。许多学者相继撰文，详细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人口迁移、城镇效益等对城市化的影响[29]，有的对城市化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调控手段展开研究[30]，有的强调工业化和国家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31]。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尤其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动力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32]。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33]。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借助优良的投资环境，外资成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它创造了世界城市化的一种新动力—外向型城市化[34]。基于全国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城市地理学者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35]。概括起来，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因动力机制的不同主要存在三种主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
（2）乡村地区城市化研究 1978年以来，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域逐步开展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并逐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力。此时，地理学者开展对乡村地区城市化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量研究论文不断见诸相关文献[36]。研究表明：沿海城镇密集地区和特大城市周边地区是中国乡村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在外资的刺激下，加速了乡村工业化，也推动了乡村地区城市化。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不同，城市化动力机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城市化模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城市化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小城镇”模式。这种乡村城市化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概括为自发型的城市化模式（如温州模式）[37]和辐射型的城市化模式（如苏南模式）[38]。最近由南京大学郑弘毅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大等学者参与研究撰写的《农村城市化研究》一书系统论述了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动力机制、指标体系以及地域差异，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地区的乡村地区城市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乡村地区城市化的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39]。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还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理论框架、动力机制、城乡一体化规划等问题进行探讨[40]。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异地城市化进行了研究[41]。
（3）城市化特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城市地理学者分别从全国范围内就城市化的各种专题展开了讨论，对城市化的特点作了各种分析，提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城市发展战略[42]。许多学者对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发展趋势作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必须科学地预测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43]。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将呈加速发展的趋势[44, 45]；大都市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引人注意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未来城市化最具活力的地区[46]。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继续存在，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可能向西方国家那样快速增长上去，东西部城市化差距还将继续扩大[47]。许多学者还就具体省域的人口城镇化特点、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化与流动人口、城镇布局以及城市群体空间等的关系作了多方面分析[48]。还有学者对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方法及测定作了研究[49,50]。最近，信息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也有人开始研究[51]。2.4 城镇体系研究
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城市体系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1）城镇体系理论研究
顾朝林首先将城镇体系地域组织结构归纳为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四个方面[52]。宋家泰、顾朝林、周一星、许学强等就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53]杨吾扬等人对城市体系科学定义，城市体系的级别—数目—规模对应模式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54]。后来相关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镇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虞蔚等还从分析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信息流的联系强度等出发来研究区域城镇之间的联系[55]。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继续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形成机制，信息产业对城市体系影响的研究[56]；同时，一些学者引入分形与分维理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57]。（2）区域城镇体系实证研究 过去近20年中，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最初，中科院的一些地理研究机构和部分大学地理系先后承担了辽中南、京津唐、湘东和长春地区的城镇体系研究[58]。较早进行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城市地理学者有南京大学宋家泰、顾朝林，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中山大学许学强等。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一书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产生、发展，中国城镇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并就中国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增长，国家地域开发等对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前景特征作了科学的轮廓展望[59]。此后，区域城镇体系研究重点从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深入[60]。
（3）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在80年代，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61]。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承担编制了全国许多省市各个层次的城镇体系规划任务。南京大学相继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建设部举办城镇体系规划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城镇体系规划人才。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及时总结经验颁布《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对省域、市域、县域及其它特定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规范编制程序，明确了相关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标准，并在《城市规划法》中被确定下来。近年来，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实际，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57]，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三结构一网络”的一般分析，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欧阳南江等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的城市群规划中突出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61]，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中密切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规划。2.5 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贯彻“以规模论发展”的城市发展方针。从1978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62～67]。地理学家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对个别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尤其将重点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上。首先，许多学者对大城市发展规律、形成机制、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68, 69]。近年来，研究重心倾向于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在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作用，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如何将上海、广州、北京等建设成国际大都市等方面[70]。其次，学术界结合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针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战略[71,72]：第三，由于小城镇已经成为农村经济中心，在联系城乡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一些学者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镇的战略地位、功能结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与政策等，同时对区域小城镇发展条件、功能以及发展前景等作了大量的实例分析[73]，进入90年代还对小城镇建设、功能结构和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广泛的研究[74]。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港口城市、煤矿城市、油田城市等的现状和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研究，对这些特殊职能城市的形成条件、城市形态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相关分析。城市发展的区域基础、发展规律、内在运行机制、可持续发展研究已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2.6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80年代，对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外国理论进行翻译介绍的基础上，相继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概念、类型，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动力机制、合理模式、个别城市地域结构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2]。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75]；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76]。近20a来，城市地理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研究工作。
（1）城市市场空间研究 80年代以来，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就城市内部各项功能用地、空间组织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有机疏散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作了大量研究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地理学者的研究重点转向城市市场空间结构的探索，先后对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南京等大城市商业网点布局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商业中心的规模、结构和等级体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优化商业地域结构功能组织的方案。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城市CBD理论研究[77]，并对北京、上海等城市CBD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CBD的结构分析，指出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CBD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规划方案。
（2）城市形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围绕个别城市的城市形态作了探讨[78]，同时也进行了对不同城市形态组合形式的规律性研究，如同心圆式、多中心式、组团式、带形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分析[79]。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一书通过对国内数百个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从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形态发展演变的动力学机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合理的发展模式[80]。还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对具体的海港城市、河口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变和布局形态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研究。在对中国大都市增长的空间过程的研究中，概括出城市发展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81]。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城市地域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城市边缘区研究 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城市边缘区研究，顾朝林、崔功豪、武进、林炳耀、涂人猛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82～85]。顾朝林等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在探讨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特性、社会特性、经济特性、土地使用特性、地域空间特性等进行了系统研究[86,87]。孙胤社认为中国城乡边缘区的形成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国外的“居住导向型”，而主要是“工业导向型”[88]。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大城市边缘区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张建明、许学强等在对城市边缘区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新课题[89]。目前，一些学者对大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大城市边缘区的成长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伴随着中国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城市边缘区研究已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4）郊区化研究 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把郊区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来研究。从中国郊区化的门槛值到郊区化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郊区化的调控等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90]。地理学界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郊区化的成果和方法基础，结合中国的特点开展了对北京[91]、上海、广州、沈阳、杭州、大连等特大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特大城市近年来中心市区出现人口增长减慢、甚至减少，人口密度下降的趋势，说明这些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现象。中国郊区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表现为被动式郊区化、居住郊区化和圈层扩展式郊区化，中心繁荣区与与郊区化并存，社会阶层分异不明显[95]。一些学者还介绍了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对其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的借鉴作用作了初步分析[96]。
（5）城市群研究 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城市密集区。结合国外经验和中国经济发达区城镇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开展了对城市密集区的研究[97]。最早进行城市群体专门研究的是南京大学李世超[98,99]，他从介绍戈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入手，探讨了长江中下游城市带形成条件、历史动力、现状特点和未来发展构想。崔功豪、杜国庆、李世超相继撰文对城市带特征和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姚士谋、许学强等分别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的特征、发展趋势等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100,101]。
（6）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
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进行研究。胡序威等近期完成《东部沿海城镇密集地区人口、经济集聚与扩散研究》，周一星对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了定义并制定了便于研究的统一标准，顾朝林等在建设部《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时就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政策进行了探讨。近期有关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重点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进行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形成和发展规律、分布特点、形式、动态过程和空间结构特征等的研究。宁越敏、阎小培、李王鸣等从都市区的界定入手，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区的特征，探讨了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形成机制[102～107]。2.7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1）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持续发展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顾朝林首先从研究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研究方向：①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研究；②大都市持续发展研究；③中小城市持续发展研究；④小城镇持续发展研究[108]。此后，一些学者重点开展了城市住区持续发展研究，如中国城市住区发展之路初探、西安住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城市住区生态学及可持续发展探讨等，分别从分析城市住区的现状出发，在开发利用和城市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制衡点，构建生态宜人城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城市住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张新生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有其特殊的内涵，它是一个时空复合的反馈—调控过程，必须在时空复合空间上研究城市系统的演变，并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和可视的空间表达支持下，建立了空间增长动力学过程模拟系统[109]。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侧重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城市持续发展的满意度分析[110～112]。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其评价方法和指标会有所不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2）生态城市（Ecopolis）研究 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生态—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和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113,114]，建设生态城市是寻求城市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它代表国际城市的发展方向，我国城市地理学者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3）城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城市生态规划方法是一种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和依据的规划思维方法。黄光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强调以生态为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113]。俞孔坚认为尊重生态过程，进行景观和城市规划是生态规划的核心，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应把维护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115]。有些学者从景观生态学原理出发，在城市规划中开展了景观生态规划研究，如山地城镇的景观生态规划方法探讨[115]。9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研究生态内容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的理论研究与技术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前沿课题的重要标志[116]，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环境，将生态环境观念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如转变认识观念，促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向一种生态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模式变革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规划和生态设计将逐渐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有效手段。
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断进步 3.1 定量方法与模型模拟 国外地理学界研究实践表明，正是数量方法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城市地理学在数十年内形成为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9]。在中心地理论的研究中，城市地理学者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来对城市分布、城市形态等作模拟分析。早期，在对城市人口规模预测、城镇体系分布研究、城市主导职能的确定、城市与区域的数据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引入了计量分析和模拟分析的方法，数学方法、模拟分析方法同其它方法、技术相结合，贯穿了城市地理研究的各个领域[117]。南京大学林炳耀在城市地理学界最早进行城市系统分析和研究，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城市空间形态分析、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去，开展了城市与区域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顾朝林等最近研制开发了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数学模型。90年代以来，数量方法、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城市职能划分、土地定级、城镇等级结构分析、城市系统演化规律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的计量分析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城市地理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应用能力[117～121]。3.2 遥感技术应用近年来，遥感技术在城市地理研究中开始得到逐步推广。采用遥感技术获得的遥感图象是一种综合的地理信息源，它包括各种地理要素，同时又是一种空间信息，为地理现象的空间分析提供定位、定性和定量的数据[122]。区域城市布局、城市形态及其演变、城市土地利用、地籍调查、城市环境监测等都可通过获取卫星相片、航空相片资料来进行动态分析，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推广，如苏南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及规律的遥感多时相分析、应用摄影测量为城市GIS生产空间基础数据、采用航空遥感技术研究上海交通问题[123,124]等。
3.3 GIS技术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综合信息技术，属于技术地理学的范畴，它为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和规划以及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工具[125]。GIS技术必须和RS、GPS 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各自最大的技术潜力。GIS技术在中国到80年代初在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开始研究，目前，在城市地理中GIS 技术主要用于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处理，输出成果图，如运用SPOT影象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获得北京棚户区、农村居民点和别墅区分布图，以此来研究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MapInfo和Arc/Info、GENEMAP等软件在规划中的空间数据处理、图形的输入输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广州珠江新城土地开发信息系统研究、济南市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十堰市城市规划与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开发[126～128]等，南京大学先后完成了南京市城市规划信息系统设计，常州、沙市、洛阳的城市信息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出版了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GIS技术舟山航空城城市规划，深圳城市水土流失遥感分析和动态监测、城市水土保持规划以及采用GIS技术支持的江苏及浙江两省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研究、4 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问题层出不穷，这也为中国城市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从目前中国城市和城市地理学发展看其发展趋势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中国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起初主要是少数学者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研究进展，并用数学方法进行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上海社会区研究表明，形成上海社会空间地域差异的要素集中反映在人口的文化构成、密集程度、性别和职业构成、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和婚姻状况5个主成分上，研究结果将其分为5种类型[129～133]。许学强等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社会区划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也存在社会区，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134]。近年来，顾朝林等在实证调查基础上，研究了北京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132]，在分析影响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论述了北京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历程，指出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快速转变正在导致人类住区的不协调发展，即城市社会极化和不平衡的社会空间增长[135]。其他学者还开展了城市住区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人口地域变动研究、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城市意象空间分析[136～140]。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研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意义，而且丰富了城市规划内容，为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2）城市现代化研究
城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设施、管理水平和生态等的现代化，它是指城市的多功能与系统协调运行，从而使城市整体的发展和竞争达到并保持所处时代的先进水平，就城市而言，现代化是国际性的基础与前提，而国际化则是现代化的某种功能的扩大与体现[141]。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大城市的现代化功能研究[142]。姚士谋等认为工业向城市地区集中，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现代化要素向城市地区集合，由城市化到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姚士谋提出了城市现代化的6个方面的指标：城市规划科学的合理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城市生态环境园林化；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城市人民生活高度社会化；各种资源利用的高度信息化[143]。徐巨洲认为城市的内涵主要是工业化，现代化设施是它的本质，即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在未来50a，中国城市发展大体上分3个阶段持续前进，达到高标准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基本处于赶超阶段。（3）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研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由传统的福特主义（Fordism）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转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和“劳利”国家（Workfare State）。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特征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使得世界经济生产方式的空间性，既强调跨越边界、区际差异，也强调控制和协调，这表现在全球、地区、国家、区域、城市等各个层面。因而势必要求发展一个既公平、公开，又具世界竞争力的管治（Governance）和协调系统，以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管治是将经济、社会、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综合包融在内的地域整体管治概念，其涉及中央元（AC）、地区元（LG）、非政府组织元（NGO）等多组织元的权力协调建构，其中政府、跨国公司、社团、个人的影响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城市管治是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最近几年的最新研究热点，并正在出现若干新兴学派。中国除香港学者（朱剑如、沈建法等）有所涉及外，大陆尚无研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将很快开拓这一领域。
（4）数字城市（Digital city）研究 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化成为研究的特点。承继成等认为国家信息化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而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数字城市的研究是中国数字地球研究的重要示范工程之一，将来的数字城市，将是由智能大厦、智能小区构成的智能城市。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展了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如虚拟城市模型、信息城市的物质形态、可视化城市设计初探、因特网给中国城市带来的冲击波[165]等。未来的信息社会，城市形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等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注重三维表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数字城市将成为城市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三篇：二十年来中国酒类十大经典电视广告
二十年来中国酒类十大经典电视广告
前几日晚上与几位广告业界专家交流，在大家对2003年、2004年酒类影视广告普遍感到失望后，决定对近二十年来国产酒的影视广告作一个回顾，于是众人在酒酣耳热之际，选出十大经典电视广告，选择的标准是： 能直接提升品牌并促动销售； 创意足够优秀；
能开创某种广告风格的先河； 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
豫中好酒张（张弓）、宝（丰）、林（林河），为何只有张弓在八十年代末就响誉全国？原因在于，张弓酒率先开创了酒类电视名人广告的先河！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相声在中国如火中天，张弓酒选择中国相声第二代的杰出代表――马季为形象代言人，令张弓酒的名声一时无俩。
可惜的是，随着相声热在中国的慢慢消逝，后继无力的张弓，被淹没在了庞大的酒类市场当中。
千万里，我寻找我的家――孔府家酒
在有广告就有销量的九十年代，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一首流行大江南北的歌、一个引领中国男子歌坛的歌手――刘欢，成就了孔府家酒在三年内年销量从几千万元跨升为八亿元的奇迹。渐热的出国、留学的时代背景，异乡艰难的生活历程，潜藏在百姓心里的“改革开放不忘家庭伦理的优良传统”的意识，使孔府的“家酒”观念在消费者心中深深烙印。
孔府家酒开创了两个第一：第一个借势热播影视剧目的酒广告，同时以“家观念”率先实现了中国酒类的文化贩卖。
幺妹，来瓶古棉醇――古棉醇
“幺妹，来瓶古棉醇”，川西坝子的古韵乡音，类似明清白描图画的巴楼蜀风，成功打造了古棉醇低度白酒第一品牌的江湖地位，并彻底改变了广东人几乎不喝白酒的消费习惯，创造了1997年单一城市（广州）年销售1.7亿的奇迹，并和后来进入广东市场的泰山特曲、皖酒王、诸葛酿等，与高档酒五粮液、茅台等一起，使广东成为中国最大的冬季白酒市场。
古棉醇的成功，除开产品针对性强――适合华南气候的“低度”外，关键在于其首先将酿酒地的民风民情在影视广告中渲染，成为中国酒类民俗风情广告的始作蛹者。从这一点来说，后来的云南红、青海和西藏的一些酒的地方风情的广告，只能说是步其后程。
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酒（米卢篇）
围绕“福”文化、借助体育营销，是金六福酒的成功之道。但真正推动其2002年销售18个亿、成功跃升白酒三甲的，却是米卢的“运气就是这么好”（庆功篇）和“中国人的福酒”（第一次篇）。乘着中国足球多年梦幻实现的东风，金六福在2001年尾、2002年初大卖特卖，虽在世界杯后受“出线后米卢是米，世界杯后米卢是驴”的影响而销量下滑，但吴向东早已赚得杯满钵满。
金六福是第一个成功应用体育营销的酒类，而且，用米卢做代言的这两篇广告，是本人认为迄今为止酒类中最好的名人广告。
品味的历史，430年――国窖1573（历史篇）
“声音的历史、视觉的历史、品味的历史”，科学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引入，使1573犹如饱经沧桑却不失睿智的淌徉于历史的品味大师，穿越古今中外的悠远时空，从容地向你我走来。从而，泸洲老窖成功地向市场推出了它的高端产品。
通感的排比应用和史实的严密，科学、严谨地揭示了1573悠远的历史。单从影视广告的创意和表现论，1573超越了水井坊。
高炉家酒，感觉真好
“在家的时候，总是想着朋友；和朋友在一起，又总是牵挂着家。其实，家和朋友的距离，有时仅仅是一杯酒。” 家与餐厅场景的叠换，引出“朋友到家中聚会――又照顾到家、又沟通了朋友的”的包袱，阐明其“家酒”的品名特点和内涵，相信对那些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具备相当的诱惑力，还得到了“半边天”的好感。
创意不错、画面温馨而体贴，加上面面俱到的“好感度”，使这条片的促销力相当不错。唯一的缺憾是，广告语中的“感觉真好”与“高炉家酒”联系的紧密度不够、排他性不强。
有实力当然有魅力――惠泉啤酒（螃蟹篇）
这是一个饱受圈内人争议的广告，螃蟹的双钳与小伙的筷子的较劲，延伸出厂商看似有些牵强的消费理由：不喝惠泉――没实力――没有魅力，这正是批判者对这条广告诟病的理由。但恰是这条广告，达到了以下几个目的：
完成惠泉啤酒由地方知名品牌到全国影响品牌的跨越；
开创三维动物代言品牌的先河，先后引出了“美菱冰箱活虾篇”、“排毒养颜青蛙篇”等，尤其是“易服芬螃蟹篇”中的“咋的，哥们，被人煮了？”，成为一时流行的语言。
在这条广告热播期间，人们在吃螃蟹时，自然地会想起惠泉啤酒，这就是此片的魅力。
生力啤酒，有点耶
生力啤酒2002年的系列卡通广告，虽只在华南地区播出和销售，但创意和风格都极为优秀，简单的线条勾勒、夸张的动作和语言，将卡通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国际优秀啤酒广告之风。
一支好酒，来自天籁――香格里拉藏秘青稞干酒 始于1848年，历经三个世纪„„ 世界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世外桃源――金字塔般的雪峰、兰色的湖泊、宽阔的草甸――美丽神秘藏传文化――法兰西的浪漫＋红酒酿造技术，当然，还有青稞――酒液的醇香与诱人的色彩......以上种种，通过旁白、音乐、色调完美地表达，浪漫、神秘、美好的“乌托邦”的精神意趣和酒文化的结合......创造了“天人合一”的酒中胜境！
你去过香格里拉吗？
去过，好，喝一瓶，回味香格里拉！没去过吗？来，喝一瓶，体验香格里拉！
这个目标，就是香格里拉藏密青稞干酒广告创意的出发点，也是其成功招商和销售的根本奥秘！
有效沟通，印象干红――印象干红
印象干红是2002年酒类广告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它明确将印象干红定为沟通的工具、理解的桥梁、建立好印象的手段，将品牌名与广告语、产品用途较好的融合在一起：有效沟通，印象干红。
其广告表现也值得一提，品质化诉求后，连惯的饮用红酒的场景展现，不断被证明的“留下好印象，改变你生活”的事例穿插其中，幽默而有力的语言： 送礼没印象，等于白送„„
也让人们在会心一笑中，牢牢地记住“印象”这一品牌。
印象干红，首先将酒的沟通功能进行放大化的宣传，同时，又良好地结合了“印象”的品名，广告效果不言而喻。
其实，有不少酒的品牌广告语是相当不错的，比如“品全兴，万事兴。”，比如“中国白酒第一坊”，但说实话，中国大多酒的影视广告实在乏善可陈。所以，让笔者疑惑的是：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有那么多的厂商和广告创意人仍然以为：只要用了名人，（管它创意如何，名人特点与酒的品牌内涵是否相符合，）就可以做出好广告？
为什么在众多酒类新贵依靠有冲击力的广告、强有力的执行，大肆抢夺市场空间时，那么多生存得不好不坏的所谓“老字号名牌酒”仍然以为：这还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
另外，附上本人提炼的优秀影视广告的“八度”标杆： 吸引度：影片一开头即要一举抓住视觉，冲击顾客感官； 兴趣度：能引起消费者兴趣，加深对产品关注； 记忆度：能促使消费者牢记品牌名称和产品类别；
理解度：广告主题，广告内容、品牌主张明确清晰，便于消费者的理解； 关联度：广告内容、表现要与产品品牌内涵、功能类别密切相关； 共鸣度：引发观众共鸣，建立品牌好感或激发购买冲动； 竞争度：在风格、产品卖点说法上与对手有明显差异，有自己特色。健康度：产品价值观、销售主张、调性、风格要积极健康。
第四篇：对比中外反腐败情况 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
我国反腐败若干问题探讨
【摘要】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早在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就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且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大幅度增强。但是繁荣的背后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即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在目前大规模反腐败、查办大案要案的打击下，腐败之势其锐未销，据检察机关统计数据，各级政府的腐败的确是从人数、金额、程度等方面都在扩大，总的来讲反腐工作事倍功半。本文主要从国外的反腐败成功经验，我国官员的腐败现状、腐败原因，以及如何开展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工作方面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反腐败 清廉 国外 现状 原因 中国特色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2003年至2010年，中国在排行榜上的得分始终在3.5分（腐败比较严重）左右徘徊，根本没有任何一年可以称得上是“长足进步”。
七年来我们的清廉得分在低位小幅高低徘徊，排名从66位下跌为78位，累计下跌达12位。虽然一些人对此排名存在异议，但长期 以来的低位排名也是问题。政治文明、政治清廉是世界大势所趋，再不奋起直追我们就要被远远抛离。如此反腐形势，又如何能令人乐观？
一、国外的反腐败成功经验
世界各国在加强司法和行政部门反腐职能的同时，借助媒体监督、民众举报、签订反腐公约等多种方式，加大反腐斗争力度，惩处高层腐败。如一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对官员腐败丑闻的追踪、揭露起到了廉政监督的积极作用，各国反腐的力度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高官纷纷落马。如以色列总理沙龙因涉嫌腐败被起诉；涉嫌腐败导致韩总统卢武铉被弹劾。
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评为本“世界最清廉国家”，中国香港 以8.4分排名第13名。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与中国大陆文化最相近，我们主要研究下这两个地区的反腐败情况。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前，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决心清除腐败现象，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以减少腐败动机；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些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 同发挥作用，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新加坡如今被公认为亚洲的“清廉先生”，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我国香港地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有组织的腐败(主要集中在警察系统中)也变得十分猖獗。腐败的恶性发展在70年代初终于引起公众的大规模抗议，从而迫使港英当局下决心粉碎有组织的腐败问题。1974年，港英当局成立了直属于总督的廉政公署，并从整肃警队中的有组织腐败犯罪开始重拳打击腐败分子，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反腐败策略：一是赋予反腐败机构很大的独立调查权，高效率地调查和起诉腐败分子；二是成立防止贪污处，致力于消除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中存在的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三是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贪污的祸害并争取他们对反腐败工作的积极支持。经过20年不懈的努力，香港的廉洁程度从9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比较良好的记录，我国香港地区所创造的教育、惩治、预防“三管齐下”反腐败的策略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二、我国官员的腐败现状
中国官员的腐败现象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造成了多大的危害？无法全面的回答，只能作一个轮廓性的描绘。2010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4亿元。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 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例如近期发生的 江西贫困县财政局官员套取约近亿元资金携老婆潜逃案件，震惊全国。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机制与经济发展的不相匹配，使得社会矛盾丛生，社会不和谐因素不断出现，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主要表现为腐败大案要案数量增加,串案、窝案增多，腐败的群体由低层向高层发展，腐败用人和司法问题突出，徇私渎职严重，腐败动机恶性转化、花样翻新，腐败网络紧密坚固、发案部位呈网状延伸，腐败蔓延呈国际化趋势等。
三、腐败问题原因探讨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等与之配套，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使得诸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发多发态势。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这样就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制度建设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初级阶段，在传统的政体中，人治的色彩很浓，家长制的作风占主 导地位。其次是新中国成立不到60年，前30年在加强制度建设方面还走了一些弯路，我国真正进入民主法制建设的时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和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想把制度设计得很科学、制定得很完善，的确很有难度。
从现实情况看，很多腐败现象从表面看来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从深层次上看却还是制度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有的制度不配套，偏重制定要求式的实体制度，而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保障制度相对缺乏，使一些制度执行起来弹性很大。其次是因为一些制度滞后或缺失，无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最后是因为监督制度的制度、监督权力的权力偏软，使得一些制度成了摆设。以上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发生。
（二）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我国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存在这样的“三个基本”现象：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的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人民群众形象地描述对“一把手”的监督现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媒体监督太险，下级监督不敢。
特权和腐败案件频频发生就说明了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还不能实施有效的群众监督。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 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但是，相当长时期以来，群众监督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一方面是因为群众监督没有制度化、法制化，其监督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证；另一方面是因为群众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地方，监督者必须看被监督者的脸色行事。
（三）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不断加深，社会文化环境得到了发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长，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权力观发生了变化，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跌入了腐败的泥潭。此外，我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会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土壤。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工作，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努力还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把反腐倡廉教育当成基础性工作来抓，有的人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要上，反腐败要让”。另外，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反腐倡廉教育方式没有随着现代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反腐倡廉教育流于形式、应付，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四）社会转型期矛盾丛生，应对不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我们也应看到，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差异，各利益 主体都希望通过不同方式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
由社会转型带来的腐败问题众多，部分领导干部以非法利益为纽带，运用权力资源为小集团或个人谋取非法私利，形成利益联合体；一些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存在谋私行为，乱收费、做假账、假评估等问题严重；一些不法商人和企业主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不择手段拉拢、腐蚀掌权干部；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对自己与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不满意、心理失衡，从而引发了大量腐败行为。
四、关于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相互交织下进行的，我们既要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是关键，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继续深化改革，为预防腐败提供强大动力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旧的体制打破了，新的体制又不完善，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以改革统领反腐败的各项工作。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完善市场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垄断；二是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进一步提升各种非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三是规范政府行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重点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形成结构合理、配臵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使一切公共权力都得到有效的监督。
（二）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 依法反腐是国际反腐败经验的重要总结，我国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较强执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规定。同时，还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证已有反腐败法律的执行力，促使国家各项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要加强行政管理方面法律的建设和执行。以《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为主体，完善财产申报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加强公务员的管理和考核、处罚力度，严格公务员从业纪律和职业操守，实现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依法从政。
要尽快完善经济管理尤其是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反腐败法律体系，需要金融监管方面法律法规的支撑配套。要多方征求意见，完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彻底堵塞腐败资金的流通渠道。尤其要重点加强和完善反洗钱和金融实名制方面的法律制度。
要加强司法制度建设，重点完善责任追究方面的法律体系。任何腐败行为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腐败行为责任追究机制，促进党内纪律追究、行政处罚、刑事责任承担等不同层面责任之间的衔接配套，建立层次分明、严密科学的责任追究体系。
（三）健全反腐败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监督权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
首先要加强检察机关、审计机关等监督机关的建设，充分保证其侦查权、财政权的独立性，减少干预和阻碍。监督机关要大力发展现代技术手段，提高腐败案件的发现率。
我们党和国家的创立者毛泽东同志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找到了一条反腐“新路 ”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目前的反腐形势下，我们更要坚持这条道路。一是要从宪法和法律上保护人民监督权，进一步完善保障监督权有效实施的法律细则，建立各级政府对信访、举报、投诉等的受理和处理机制；二是畅通人民监督渠道，完善互联网监督体系，倡导并规范微博举报、网上发帖曝光等行为，使得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最大的保障。
（四）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发挥惩治的预防和治本功能 面对现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查办腐败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当前，重点是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私利的案件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等。对于腐败案件，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手软。同时，要充分发挥法律、政策、纪律的综合治理作用，立足于惩治、教育、预防这三个关键点，在惩处的同时做好教育和预防工作。
（五）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崇尚廉洁的文化氛围
从查办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凡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地方，都是廉政文化建设比较薄弱的地方。当前，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大力加强思想品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积极挖掘廉政文化资源，改进廉洁文化教育方式方法，让廉洁理念深入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分子黑名单”制度，并将之与社会信用体系等网络相连接，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举步维艰，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第五篇：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法体系对比研究
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法体系对比研究
【摘要】：当前普遍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在引进西方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同时，需要深入探讨汉语本质特点和教学规律，力求在汉语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方面，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模式。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努力方向，也说明了教学研究现状的不足。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核心是教学法理论的发展。对最佳教学方法的追求成为了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在这宏观的目标下面也包含着具体的要求，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外汉语教学长期以来形成了唯西方二语教学法理论马首是瞻的被动发展局面，因此需要在理论建构上正确处理西方二语教学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法理论之间的关系。二是正确认识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的本质特点及其教学规律。我们主张将这两个问题以“教学法体系”为平台加以整合，将洪堡特的语言对比思想延伸到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法体系对比中，从历时和共时的两个维度着重探讨它们在语言教学理论建构上的特点，特别是在关涉诸多教学要素的教学法原则以及教学过程安排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之处。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建构中的理论创新动力不足、语言本位观的错位和教学方法扭曲等问题归根结底是在借鉴吸收西方二语教学理论的同时，对历时教学传统缺乏批判性地借鉴和继承。因此，我们建设性地主张，借鉴“后方法时代”教学理论，构建一个以教师自主教学为原则的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这为建构符合汉语特点和汉语教学与学习规律的理
论框架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如何在引进西方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汉语教学本体的独特性，是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发展的一大趋势。我们从中析出两条主线：即如何正确评判对外汉语教学已有的理论建构，以及如何认识汉语教学中的本体特性。我们提出应辩证认识西方第二语言教学法理论的影响，并简略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理论构建的前期探索。提出解决上述两个基本课题，应借助语言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在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法体系对比框架中，发掘并整理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思想和手段。并为之划定了对比的范围、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也探讨了本研究可能具备的意义。第二章教学法体系：教学理论实践化、教学实践理论化这一章是教学法体系研究的文献综述。针对中西方教学法理论中术语混淆以及译语不对称等问题，在教学法体系构建中加以辨析。提出以“教学法原则”为核心的“教学法体系”概念，分析评价中外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所作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提出教学法体系的立体建构模式，向内分析教学法原则的核心作用及其内在建构，向外探讨教学法体系如何衔接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的其他层面，论证教学法体系所具有的教学理论实践化、教学实践理论化的特性。第三章教学法体系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和对比构建这一章主要探讨语言观的概念及其哲学基础，提出语言观影响第二语言教学法原则的途径：语言观影响教学法原则中基本语言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确定；进而决定教学组织，影响语言教学方法择选。特别是通过对比几种典型的语言观，强调语言世界观是对语言本质的最真切的反映，而且突出它对于教学法体系对比的意义：首先，语言世界观为对比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对比视角；同时，以汉语为例，语言世界观可以重释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本体特点。语言世界观强调语言特点背后的民族思维、民族文化特性，能够真实体现目的语的特点和内容，进而完善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第四章“前教学法体系阶段”对比这一章首先回顾汉英语对外教学的历史起源，以及特定的历史背景，概述两者的宏观教学性质。在构拟的“教学法体系”中，从语言观到“教学方法设计”中的“教学法原则”和“教学方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层对比，从而总结出历史上汉英语对外教学各自具有的鲜明特点和不同性质。在本章中，我们还通过专题研究，重点分析了元末明初的对外汉语教材《老乞大》所隐含的先进教学思想和方法。第五章“教学法体系阶段”对比在本章中，基于基础教学理论的共性，我们认为汉英语的二语教学均先后建构了“结构主义”教学法体系和“功能主义”教学法体系，但是两者在体系外在模式构成和内部的历时建构上均呈现出诸多不同，我们也在教学法体系框架中，从语言观到“教学方法设计”中的“教学法原则”和“教学方法过程”，进行详细的分层对比，重点突出标志理论建构的不同体系“教学法原则”的差异。第六章基于教学法体系的教学理论建构和教学本体再思考本章基于上文对比结果，从具体的教学法原则形成及教学理论建构轨迹两方面总结两种语言教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特征，并试图从中西民族传统思维的深度诠释两者间的差异和独特性。本章还针对以“结构”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了分析和反思，提出“字本
位”理论与应用既有助于反映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本体的真实特点，也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建构的古今传承。本章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可归结为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理论建构中所存在的历史传承危机。代结语：“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观与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构建本章分析了以Kumaravadivelu为代表所提出的“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观，它通过反思传统方法，倡导对教师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回归，主张构建一个“由下至上”，适应具体教学情景的教学实践者自身的教学理论体系。以此为理论基础，我们结合“方法时代”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构建及其存在的问题，主张超越传统教学法体系的视阈，构建一个以教师自主教学为原则的、富有个性化的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并初步构拟了相应的体系构建模式。【关键词】：教学法体系对外汉语教学英语第二语言教学对比研究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H09 【目录】：论文摘要7-10Abstract10-18第一章绪论18-381.1第二语言教学法理论的转向18-191.2对外汉语教学法理论建构反思19-291.2.1”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构想19-201.2.2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理论构建的前期探索20-231.2.3辩证认识西方第二语言教学法理论的影响23-271.2.4教学法体系对比:构建”中国特色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基础工作27-291.3研究目标、论文框架、研究意义及
方法29-361.3.1研究目标29-311.3.2论文框架31-331.3.3研究意义33-351.3.4研究方法35-36本章小结36-38第二章教学法体系:教学理论实践化、教学实践理论化38-1002.1教学法体系与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理论体系38-522.1.1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的确立38-392.1.2语言教学学科理论体系及教学法的地位39-522.2教学法、教学法流派、教学方法论和教学法体系概念辨析52-782.2.1”教学方法”的发端52-552.2.2教学法及其体系化建构倾向55-622.2.3教学法体系及其建构评述62-782.3教学法体系立体建构78-972.3.1教学法体系的立体框架78-822.3.2”教学设计”的体系82-972.4构建以教学法体系为核心的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理论97-99本章小结99-100第三章教学法体系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及对比构建100-1383.1语言观及其影响教学法原则的双路径100-1163.1.1语言观概念及其哲学性100-1033.1.2影响语言学理论的几种典型语言观103-1103.1.3语言观影响第二语言教学法原则的双路径110-1163.2语言世界观与汉英语第二语言教学法体系对比116-1373.2.1语言世界观的哲学意义与现实意义116-1243.2.2语言世界观第二语言教学法体系对比124-137本章小结137-138第四章”前教学法体系阶段”对比138-2384.1”前教学法体系阶段”的确定138-1404.1.1”前教学法体系阶段”的时段划界138-1394.1.2教学法体系的历史相承139-1404.2汉英语对外教学的历史起源140-1454.2.1两个相关的问题140-1424.2.2汉语对外教学的起源142-1444.2.3英语对外教学的起源144-1454.3”前教学法体系阶段”汉英语对外教学总体发展145-1594.3.116-17世纪:历史上汉英语对外教学发展的分水岭
145-1464.3.2宏观历史背景下汉英语对外教学的性质差异146-1594.4”轴心时代”中西语言观与古英语”教学法原则”159-1654.5古代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法原则”对比165-1964.5.1古代汉语对外教学165-1794.5.2古代英语对外教学179-1924.5.3”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古代汉语对外教学192-1944.5.4”以教师为主导,注重师生互动”的古代英语对外教学194-1964.6.古代汉英语”教学方法和过程”对比196-2334.6.1古代汉语对外教学的三个阶段及主要方法196-2134.6.2汉语的后期口语教学思想和方法——《老乞大》口语教材编写特色研究213-2234.6.3不列颠罗马化时代到早期基督教拉丁语的教学方法223-2294.6.4英语对外教学的主要教学方法229-233本章小结233-238第五章”教学法体系阶段”对比238-3065.1教学法体系和对比阶段划分238-2485.1.1”教学法体系阶段”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背景238-2405.1.2西方第二语言教学法归类和教学法体系240-2435.1.3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和两大教学法体系243-2465.1.4教学法体系对比层次的划分246-2485.2”结构主义”教学法体系对比248-2695.2.1基础理论影响下的教学法体系的模式和特点对比248-2585.2.2”结构主义”教学法体系的教学方法设计对比258-2695.3”功能主义”教学法体系对比269-3055.3.1基础理论和汉英教学法体系的模式构成和特点对比269-2835.3.2”功能主义”教学法体系的教学方法设计对比283-305本章小结305-306第六章基于教学法体系的教学理论建构和教学本体再思考306-3346.1二语教学理论建构的特点与民族传统思维306-3186.1.1汉英语二语教学理论建构的总体特点306-3116.1.2汉英
语二语教学理论建构特点和汉英民族思维311-3186.2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地位、性质和语法”本位论”思考318-3296.2.1语法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体教学内容318-3196.2.2对外汉语教学对传统教学语法系统的反思319-3216.2.3从本位理论对传统教学语法系统的反思321-3236.2.4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字本位”理论的应用探索323-3296.3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理论建构的历史传承危机329-332本章小结332-334代结语:”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观与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构建334-3411.”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学方法观334-3362.”方法时代”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建构及其存在的问题336-3383.”后方法时代”思想借鉴下的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建构模式338-340本章小结340-341附录341-342参考文献342-358后记3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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