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读后感

第一篇：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读后感

王子舟老师的《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咋一看像是综述类文章，图书馆学这方面的文章太多，多到让人怀疑图书馆学的学科性和能否后续有戏的地步！其实不是，而是思辨性的文章，因此具有明显的思想性，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读后感。这在时下的图书馆学术界，如此客观到近乎讲真话切风度翩翩针砭时弊的思想性的文章真是难得。

下午睡多了，晚上就睡不着了，看了一会儿刊物，王子舟老师的《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越读越有读头儿！让我很欣喜！获得了一些新想法，因此开始准备写点什么！然后上网忙乎一会儿微博与博客，打印一点东西，通过清醒和疲倦加速睡意的到来吧！睡眠真成了一个问题。不过有博客就不愁打发失眠。

今晚上浏览图书馆学刊物，王子舟有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论文，我读着读着忽然想到的是，还有一个图书馆学方法似乎被我们忽略了，起码是我现在觉醒了，那就是公用的通用的那些理论上的方法多年来嚼来嚼去的，很多也许是糊弄假洋鬼子，这招儿很灵，那就是把自己放进每天的图书馆实践中的自我研究法，读后感《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读后感》。

正如王子舟所说我也恍然大悟，中国当代的很多学科尤其图书馆学，几乎成了官学，是官方的学问，所谓的各路大神，似乎完全没有了个性！只是根据科研经费和获奖级别而发出一支支毫无锋芒和温度的打着学术的令箭！而历史上，无论中外的图书馆学家们，名垂青史的几乎都是私人化的图书馆学！值得思考！

中午2个小时，没吃饭一口气读完了王子舟的《中国图书馆学的60年》，说实话，看到题目不吸引我，因为很多重要图书馆刊物刊登的所谓大家的综述文章太多了就是一个套路看多了也反胃口的，但王子舟的这篇真是在综述中有批判性，因此很有个人性，就不像其作者写的人云亦云的东西了，因此这个顶午饭，很饱！

下午我一上到博客里就到微博报道，把上午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上午休息我到图书馆玩去了，不想在家光弄电脑累死了，没想到，就这一去出来就高兴的要命：亏是来图书馆了，因为读王子舟的文章让我大有所获，解决了我这些天烦恼问题，知道自己的阅读文章该从哪里打楔子，看来阅读就是在图书馆里才更有效。

第二篇：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最终版]

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

胡艳琳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2004年06期第73～76页

【作者简介】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胡艳琳(1980-)，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崛起，对他的研究已历60年，其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1943-1 949年的倡导期，1949-1966年的评介期，1966-1976年的停滞期，1978年至今的纵深期。

【关 键 词】赵树理/研究/综述/四个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4)06-0073-04

我国对赵树理的研究至今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虽然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 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他的研究却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大体上划分为四 个时期：1943—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倡导期；1949—1966年的评介期；1966—1976年“ 文革”期间的停滞期；1978年至今的纵深期。

一、倡导期

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发表，扉页上有彭德怀的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 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第一版印行20000册仍供不应求，可以说，除了赵树理 小说自身独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怀的引荐，使赵树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区、根据 地更广泛地传播，为人了解。这个题词成了赵树理研究的一个导火线、生发点。

实践证明了赵树理小说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个40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热情的赞扬。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原则、以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将作品中反 映的生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比照，整个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学理性 较弱。批评的主力军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及赵树理故旧亲朋中有一定 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 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2]。文坛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 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谈<李家庄的变迁>》 [2]、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2]和《论赵树理的小说》。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 是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的地位 因之得以确立。尽管1948年底和1949年初发生了对《邪不压正》的分歧，但并未对赞美 的主旋律发生多大干扰。

这个时期对赵树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深刻描写农村阶级斗争，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二是从艺术上肯定他塑造 了生动的农民形象，运用口语和民间文学传统，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这个时期主要是 一些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回忆和评述赵树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学观、创作的基本情况等。李普《赵 树理印象记》，记述了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想“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文 学观[2](P23)；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2]，通过五个日常生活片断，反映了赵树 理朴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4]，揭示了赵树理创作 的“不尽源泉”„„这些文章多立足于《讲话》中有关作家论的思想来展开评述。

(二)有针对性地分析赵树理创作的特征和意义。当赵树理在解放区崭露头角，尚未得 到知识分子圈子的认可时，周扬就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 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 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P1)，赵树理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 践的一个胜利”[4](P10)。他还较系统地从人物、语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扬以无产阶级 文艺批评家、以共产党文艺方针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赵树理及其创 作作了评价，其结论在这一时期的赵树理评论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评论产生 了深远影响。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总结出赵树理创作的3个特点——“政 治性很强”、“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义”，首先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 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

[2](P171-175)。二人的表述为这一时期及下一时期前期 对赵树理的评价奠定了颂扬和提倡的主调。

二、评介期

1949—1966年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一评介期，基本上承袭上个时期的研究方法 和指导思想，政治倾向鲜明。但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建立和赵 树理仍在不断创作，对赵树理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对赵树理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并 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有关赵树理的资料。

(一)与上个时期一样，此期仍有许多关于赵树理生平、思想的回忆和介绍，以及对具 体作品的分析。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2]，记叙了他对赵树理的印象。另有 刘真的《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光明日报》1956-03-10)、万曼的《赵树理的生 活和创作》

[5]、张瑞华的《赵树理在太行山》(《光明日报》1958-01-05)等。映白《 “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前哨》1956，5)从主题、人物、情节、语言来 分析作品，是这个时期较为系统的一篇论文，类似的有王中青《论赵树理的<三里湾>》 [2]、傅雷《论<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2]、唐弢《<锻炼锻炼>中人物描写上的焦点》[2]、冯健男《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2]等，针对创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剖析。

(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文学史著作中，对赵树理的历史地位作了较 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李何林等人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王瑶《中国新文学史 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其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赵树理视为“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6](P372)的杰出代表，其观点可作为这个时期科学公正地肯定赵树理的代表性言论。其他批评家也开始评论赵树理的历史地位，如刘泮溪的《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2]。除文学史外，还出现了个人研究的专著，这是上个时期所没有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黄修己的《论赵树理的小说》，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方欲晓的《赵树理的小说》。

(三)研究资料的建设开始起步，大量收集赵树理的作品，出现了有关赵树理研究评论 文章的汇编书籍。1950年出版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一书，收集了周扬、茅盾、郭沫若 等著名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的评论性文章。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编纂了《赵树理 研究资料汇编》，选取各个时期不同方面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书后还附有赵树理创作 年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赵树理选集》，也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期的赵树理研究，可以用“褒贬毁誉之间”来描述：前期处于社会正轨时，有关论 述，几乎都把他作为实践《讲话》方针的典范，把他的创作视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最 早实绩，研究较上一时期有了深入的发展。但“左”的思潮也在不断发展，渐渐地，整 个研究与政策路线挂钩，《三里湾》等作品受到批判，特别是1959年，《文艺报》组织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恰逢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如何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久，最终导致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否定的理由是认为赵 树理把社会主义农村描写得太黑暗了，武养在《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 后感》中发出的质问可视

为此类观点的代表：“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的现实吗?难道这就 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作者把它写到纸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2](P474)当 然也有不同的看法，王西彦便撰文《<“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愿意“充 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2](P467)。老舍、茅盾等人也一再为其作品辩护，但未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的局面。1962年8月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 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错误的。会上肯定他反映了 农村生活中的困难和曲折，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化。但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后者的 失败。对赵树理越来越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 文艺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1964年以后，对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连会议受到严厉批评，赵树理成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标兵，问题渐渐变成了对赵 树理创作生死存亡的审定，对他的研究已无法再正常进行了。

三、停滞期

1966—1976年是十年“文革”的特殊年代，受极度夸大了的阶级斗争论和极“左”思 潮的影响，加上“四人帮”利用文艺篡党夺权，文学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文学研究遭 到空前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基本上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赵树理研 究也不例外，40年代以来的肯定性评价被全盘否定，他从忠实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的代 表性的作家，一下子变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作品大都成了“大毒草”，被 打翻在地。在这个历史越出常轨的时期，“大批判”式的所谓“学术研究”铺天盖地，以当时的 文艺政策和政治观念来界定其人其文：《从赵树理作品看他的反动本质》(《山西日报 》1966-08-11)、《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01-08)、《不许赵树理丑化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山西日报》1970-07-27)、《鼓吹 “实利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0-07-27)、《赵树理是反对三面红 旗的急先锋》(《山西日报》1970-08-05)、《<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 》(《山西日报》1970-08-17)、《赵树理是那个阶级的“方向作家”?》(《山西日报》 1971-05-24)、《赵树理鼓吹实利主义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1-07-19)„„基本上形成了以《山西日报》为中心的批判阵地，这些标题大体反映了当时的“ 研究”内容。

所谓的“大批判”不过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手段，真正的文艺研究、文艺评论被中断，只是为了历史发展过程叙述的完整性，姑且把这个时期称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三个时期— —停滞期。

四、纵深期

粉碎“四人帮”后，进入了赵树理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是赵树理研究的一个中兴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日益开明的文艺政策和政治氛围，以及国外各种思潮的引入，使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1978年9月，赵树理得到平反昭雪，赵树理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一阶段(1978—80年代初)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从批判“文革”的角度 出发，对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题给予高度赞扬，重新肯定他在文学 史上的地位，如吕元明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0，3)。怀念、回忆赵树理生平、思想的文章大量出现，赵树理的子女及其生前好友、同学、同事、培养的文学新人等构成此类评论文章的队伍主体，拉开了新时期赵树理研究的 序幕。作为赵树理多年的同学、同事，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生平略》(《汾水》，198 0，1)，简要介绍了从1906年到1970年，赵树理一生的经历和著作。另有孙犁《谈赵树 理》[2]、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2]、马烽《忆赵树理同志》[2]、陈登科《 忆念赵树理同志》[2]„„但这一阶段的评价仍未全脱前两个时期的评述思路，带有明 显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二)第二个阶段(80年代初—)是其研究的全面、多样、深化的发展时期

1.资料建设。(1)著作辑佚方面，1980年，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 4卷本，1983年，又出版了《赵树理文集续集》。此后，山西省作协和北岳文艺出版社 合作，编辑出版标注本《赵树理全集》共5卷，到1994年出齐。(2)年谱考订方面，董大 中1982年出版了《赵树理年谱》，又经过12年努力，推出了迄今最为翔实完备的年谱增 订本。(3)研究资料集成方面，有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等编的《赵树理专集》，中国 赵树理研究会的3卷本《赵树理研究文集》，黄修己选编的《赵树理研究资料》，陈荒 煤主编的《赵树理研究文集》等。(4)传记方面，黄修己《赵树理评传》首开先河，介 绍了赵树理的生活经历和作品，还对其作品的历史贡献及局限作出了描述。随即有戴光 中的《赵树理传》、高捷等人的《赵树理传》、申双鱼的《铁笔圣手——赵树理》、杨 品的《赵树理传：颠沛人生》等多部传记问世。(5)有关赵树理创作与生活的专著，如 董大中的《赵树理写作生涯》、韩玉峰、赵广建合写的《赵树理的创作与生活》、王献 忠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李士德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杨志杰的《赵 树理小说人物论》等。(6)对赵树理研究的研究，如董大中《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 顾与展望》、王辉《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2)、戴光中《赵树理研究回顾》(《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6)等，但此类研究还不多。

2.队伍建设。1982年、1986年、1990年先后召开三次全国性赵树理学术研讨会，1992 年成立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并出版《赵树理研究通讯》，首任会长陈荒煤。此前，山西 长治市已有赵树理文学研究会和该会编印的《赵树理研究》季刊。2001年9月下旬在山 西召开了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最有代表性的有80年代前期的周扬、黄修己，后期的戴光中，90年代的钱理群、温儒 敏、吴福辉、陈思和等。

3.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拓展，更加重视从文学本身的特质来分析作品，研究方法不断 更新。1985年兴起的方法热打开了赵树理研究的新局面，大量西方现代批评方法被采用。方法的兴起可追溯到黄修己的《赵树理研究》，该书用“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 ”、“社会学批评”、“整体性批评”、“比较批评”等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观察分 析，打破惯常的社会历史研究方式，实现了赵树理研究的突破。到1990年年底第三次赵 树理学术讨论会之后，形成了一个运用新方法研究赵树理的局面，将赵树理研究放到民 间文艺、全球化、文化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比较研究等领 域，找出某些内在联系。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 试性的解释》(王晓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本)》(下)，东方出版中心2003 年)中，把赵树理作为民间文化的杰出代表，论述其创作的意义；在《当代文学史教程 》中从民间立场的角度，挖掘出赵树理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裂痕。沈光明的《全 球化与赵树理方向》(《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6)一文肯定了赵树理的本 土化立场，也指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局限及其在全球化面前所遭遇的挑战。朱庆华在 《论传播学意义下的赵树理小说》(《文学评论》，2003，2)中用传播学的方法分析了 赵树理小说受到欢迎的“诸多有利条件”。刘登阁《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置换》(《莱 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3)借助神话原型视角，重新审视《小二黑结婚》，从 中发现隐含的“才子佳人”模式。杨新敏在《接受美学视野中的赵树理》(《苏州大学 学报》(哲社版)，2000，7)中对赵树理进行接受美学的分析。刘洁《试论赵树理的文学 模式》(《社科纵横》，1994，1)一文从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语言三个方面探讨 赵树理创作的模式。周云鹏通过张爱玲和赵树理与五四文学传统关系的对照，以及二人 在民间立场上的相似性，将他们进行了比较研究[7](P54-57)。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 三家论》一书中把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人放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乡土小说的流 脉中进行考察和剖析„„此类评论与著作层出不穷，难以胜数。

4.对赵树理的评价出现争议，呈现出稳定深入发展中的波动性。一部分评论家仍坚持 赵

树理的方向性，但另一部分则对此提出质疑。这个时期，围绕赵树理发生过两场争论。一次是“山药蛋派”是否存在的问题。戴光中依据文学流派应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和相 似风格的原则，对赵树理与马烽、西戎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质疑，从而引起山西直至 各地文艺界的广泛论争。另一次争论也是由戴光中引起的，其论文《关于“赵树理方向 ”的再认识》，作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首篇发表于《上海文艺》1989年第2期，在 分析了赵树理所坚持的“问题小说论”与“民间文艺正统论”之后，认为不宜作为新文 学的“方向”加以提倡，此文受到当时学术界普遍关注。这两次论争，暴露出某些研究 者身上浓重的地缘感情色彩，“乡贤情结”也妨碍了他们作为学术研究者应有的价值中 立立场。

时至今日，赵树理研究已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回首过去，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 研究主要集中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而对他本人极感兴趣并投入大量心血的曲艺、戏剧 方面，则少有人问津，同其他作家相比较，突破较小，也没能发现新的兴趣增长点。近年来，各种文学现象和思潮旗帜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赵树理研究大有“尘暗旧貂裘” 之感，许多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赵树理研究正面临着巨大考验。

收稿日期：2004-03-26

【参考文献】

[1]康序.赵树理研究沉思录[J].吕梁学刊(哲社版)，1991，(1).[2]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内部资料)[C].1979.[3]郭沫若，等.论赵树理创作[C].武汉：中南新华书店，1950.[4]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C].1960.[5]现代文学选讲[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6]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周云鹏.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J].云梦学刊，2002，(7).^NU1

第三篇：关于建国六十年来家乡变化的调查报告

关于建国六十年来家乡变化的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在建国六十年之际，利用寒假期间对家乡的发展变化做一调查，从而更好的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明确自身的责任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调查对象：陇县高塄村的十位其实以上高龄的老人；新城幼儿园中班的二十三个小孩。

调查方式：对老人采取口头问答的方式；对孩子采取口头问答加问卷调查。所有调查的结果都经过整理并详细记录。（所问问题见调查结果）

调查人员：……。

调查结果1：聚集十位老人到家里座谈。所设置问题如下：

1．建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吃的食物变化情况。

2．住房及出行交通的变化。

3．经济收入来源的变化。

4．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提到这些问题老人们都感慨万千，你一句我一句的回忆往事。说到吃：主食颜色从黑到黄、从黄到白。昔日的高粱面做得面条吃着涩涩的感觉，可那时由于吃不到十分饱，还觉得很香。后来就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也很涩，好在涩中带甜，比高粱面强多了。那时候谁家吃一顿白面条，着实让人羡慕不已，如果吃一碗蒸面皮，那简直是人间极品了，一位老大妈说了一个故事：当时家里人多，老爷子（也就是她公公）过寿，婆婆从东村到西村分别借了一个面皮罗罗，再拿出压箱底的5斤白面做了一顿蒸面皮，由于家里人多，明显不够吃，就把那些好说话的媳妇们打发回娘家去了，那个年代媳妇的地位是家里最低的，说来真是感慨万千啊！现在面条是最普通的饭，炒几个下酒菜也是经常的事。想吃什么儿子、女儿就会准备好……

再说住房和交通，其实不用说放眼望去，以前星罗棋布的土房现在都成稀有物了，现在基本上都是砖瓦房，三间或四间，绝对够住。或者再盖个二层小洋楼，也体验一下城市的生活。通往街道的是柏油马路，村里的街街巷巷也都是水泥路，再也没有以前穿着泥鞋去上学的时光，走着走着一脚踩在泥堆里，拔出来后只有脚没鞋了。

其实说了半天，所有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国家发达了，政策也好了。像以前粮食产量贼低，真真正正的靠天吃饭，可现在技术高了，哪都用高科技，既省力，产量也高。还懂得了因地制宜，我们这块都不种粮食了，改种更适合的核桃树。其实政策好是主要原因，以前的农业税就占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好要交公粮，国家穷呀！现在种地政府还补贴呢，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多么的神圣啊，建国后从没有到有，从纳税到补贴，就跟做梦一样。还给你出谋划策，这块地种什么最合适。现在农村还有个一村一品计划，就是一个村子发展一个独特的经济作物。我们村是养奶牛，几乎每家都养。还有农村医疗保险，说白了就是政府给农民搞的福利嘛。现在农民买拖拉机、摩托、汽车政府都有补贴……

一聊到现在的生活，老人们都激动不已，谈话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说道心愿，老人们几乎异口同声：愿一家人健康快乐！愿祖国更加强盛！

调查结果2：去陇县新城幼儿园中班进行口头问答及问卷调查，所设问题如下：

1.最喜欢吃什么？

2.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

3.喜欢上学吗？为什么?

当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孩子们的回答让人匪夷所思，最爱吃奶奶做的玉米面疙瘩，土豆丝，模糊……都是些家常土特产。足见他们吃惯了大鱼大肉，已经返璞归真的将家乡的味道融入到饮食中来。

最喜欢去的地方有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动物园看猴子的，有喜欢和父母去游乐城骑大马的，也有去山上打野果的，亦或是在家里全家一起玩……但总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不论什么地方，都必须有父母的陪伴。

当问到喜不喜欢上学时，孩子们异口同声的说喜欢。因为上学可以和好多小朋友在一块玩，而且好好学习，长大就可以赚好多好多钱，然后爸爸妈妈就不会再去好远好远的地方赚钱了……

最后我们设置了一张问卷，其实只有一个问题：想象一下未来的祖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写在一张白纸上，让孩子们任意发挥）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对于幼儿园中班的小孩子来说似乎无法完成。可结果很出乎意料，看来孩子的世界是大

人所无法理解的。有个小女孩画了一段圆弧溢满整张纸，她说未来的祖国好大好大，大的无边无际，纸太小了，装不下。有个小男孩画了小飞机，他说以后要开着自己设计的飞机巡查祖国的角角落落，并且多造一些，让好多人都开。还有个小男孩画了一大片草，说祖国的未来会有好多牧场，纸太小了，我只能把我的画出来。看！我的羊群，那边还有奶牛场……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想法，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结果分析：（调查一）近几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很重视，每年春节过后中央下达的第一个文件准是关于三农问题。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家还属于一穷二白的境界，一些地方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掉，农业底子很薄，可还要养活刚刚崛起的工业化区域，当时农民负担着实很重，就像老人们说的，既要缴纳高额的农业税，还要交公粮，辛苦一年到头来在五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饿肚子！农民的严重超负荷换来了工业的崛起。也就是我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意味之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工业化经济的腾飞，国家有能力，也有资金缓解农民压力，先是不用缴纳公粮，接着农业税全免，后来还补贴，再到农村医疗保险，再到农民买机械产品补贴，买家电补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看来真是此理。总之，现在农民日子越来越好过，生活水平直线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

（调查二）孩子们的纯真、烂漫让人钦羡，他们那种不同于大人的思维模式让人值得反省。从孩子们的言语与希望中反映出一个问题：他们希望和爸爸妈妈呆在一起，他们的家太过冷清。原因是父母在外赚钱。其实早有人给他们起了名字“留守儿童”，这是近几年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整个国家有一大群孩子遭遇这样的命运。或者家里没爷爷奶奶的就跟着父母，在交过高额的借读费之后挤进了城市的车水马龙之中，他们也被冠名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我们可以用冰冷的文字来解释这一现象，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加深，城市用工大量短缺，而农村实现机械化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闲置，而人民币在不断的升值，物价自然上涨，农民需要钱，他们就不约而同的挤进了城市的最底层。常年在外孩子一年就只有春节那几天和父母团聚的日子;另外一类家里没人照料的就干脆举家南迁，租一个小房子算是安家了。凡此两种都有一个普遍很让人担心的问题，这些孩子缺乏父母之爱，以及和父母的交流。呆在家里的就靠爷爷奶

奶管自不必说，跟随父母的自幼就学会了“歧视”这两个字，同时父母整天的工作，下午饭还要他们自己做好等父母回来，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独自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会走向两个极端，或者很乖，很懂事，自幼就能挑起大梁，或者很叛逆而步入歧途。他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啊！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当然，已经有很多视线投向他们相信我们的党，她永远是人民的党！就像一个城市的学生一篇高考作文中写道：“有一天，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的”。

悠悠六十载，祖国的确变化巨大，身为华夏儿女，我深感荣耀。在过两年，我也会投入建设祖国的庞大队伍中去，但愿我能写上一笔，越重越好嘛！希望在祖国百年华诞之际，我也能去天安门跳之舞！

社会调查报告

2008级机电工程系 材料成型（1）班 李菀丽（200894034013）2010.3.11

第四篇：建国六十年中国工业化历程

建国六十年：辉煌的工业化历程

Post By：2009-8-23 20:50:00

穷乡亲

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主要标志是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的实现。新中国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同世界霸权主义国家抗衡的工业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振兴赢得了机迂。随着历史的延展，越来越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的决定性意义。

中国工业化是怎样实现的？它经历了怎样一个艰巨豪迈的历程？这是当代中国人不能不了解的事惰。

实现工业化向来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在建国初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及时地把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提到中心日程，着手部署和规划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蓝图。这主要体现在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1953年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其主体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胜利实现

从当时的惰况出发，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制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冶金、燃料、动力、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等。计划五年内国家投资总额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其中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并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一方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求大大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并逐步改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发展，相应地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轻工业、邮电业和商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宣布的：“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3页。）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部署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出师大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任务提前一年胜利完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以156个大项目为中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694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和部分投产的分别是428个和109个。固定资产新增492亿元，是1952年的1.9倍。其中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如：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练铁炉开工生产；马鞍山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新建施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建成并开始生产“解放牌”汽车；中国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洛阳）始建；第一座飞机制造厂建立并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制造厂（沈阳）建成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北京）建成并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生产；西北第一座大发电厂— 西安第二发电厂建成；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玉门油矿建成。还有武汉长江大桥、衡阳湘江大桥建成并通车，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等，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创建和完成的。这些建设不仅填补了一些现代工业的空白，而且对一些老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中国工业的基础和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有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如发电机、冶金和采矿设备、最新式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喷气式飞机等都是原来不能制造的，这时都能生产了。同时，由于大部分项目和投资投放于内地，（例如仅武汉就建立了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大企业）因此对改变旧中国工业过份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起了很大作用。

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0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3.2倍；水泥686万吨，比1952年增长140%，等。各项指标大都提前和超额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计划经济的科学、正确，而充分地显示了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优其是发展工业方面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效率。

2、大跃进运动功不可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一片热火朝天、全面胜利的局面下，毛主席决定进一步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步伐。为此发出了“生产大跃进”的号召。1958年1月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簿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 “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指钢产量）”。（《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要掀起一个生产建设高潮”。

大跃进运动虽然出现了许多失误，但从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看，其重要地位和伟大成就是不容否定的。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跃进实现了现在人们说的“超常规”、“跨越性发展”。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跃进中实施和取得的。例如在钢铁工业中，不仅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武汉钢铁厂，而且还有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杭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柳州钢铁厂等，一大批大型钢铁企业都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立的。同时，还有最大的炼钢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次进行氧气顶吹练钢技术试验成功等。

在1958、59年实施和完成的其他重大建设项目还有：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后为“红旗”）牌轿车诞生，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论“跃进号”下水，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建成投产，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国家重点铸锻件的生产中心之一）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成、投产，另外，还有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接轨通车，重庆的白沙沱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等。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首都人民大会堂、博物馆、火车站、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建筑”。至于各地方开工、建立的工业、交通等各业项目以及“标志性”建筑就更多了。

这种大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60年。例如上海吴泾化工厂就是在1960年投建的。该厂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氮肥厂，于1963年建成、投产，它对建立我国新兴的化肥工业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仅在两、三年时间内，国家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投建、完成，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跃进在当时之所以反响于世界，并不奇怪。

当然，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工业铺的摊子过大，投资超过了国力，因而造成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下降，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但是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创造出的生产能力却是空前的、巨大的。三年中，工业总产值以及主要产品的产量：钢铁、原媒、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1206.09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81个，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谈到大跃进，有些人总是讲它的失误和挫折，而无视它在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重耍地位和伟大成就。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说：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那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包括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

3、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创了中国工业建设的新局面

1961年初，为了克服困难，同时调整自大跃进以来被打破的某些经济平衡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党中央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党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指标，对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比例关系、管理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其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基础上，从而指导中国工业向更加积极、扎实、健康的轨道转变。

正当中国工业处于调整、压缩局面中，石油战线却发愤图强、异军突起，爆出了振动全国的喜讯。

为了解决我国工业发展的能源这一基础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石油工业十分重视，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把石油勘察、石油开采列为一项重要任务。1959年我国石油地质工作者在东北松辽盆地发现地下油田，当时命名为“大庆”。经党中央的批准，1960年石油部调集来自全国石油战线4万名职工开进茫茫大草原，投入开发油田的大会战。在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施工设备十分落户、投资很少的情况下，硬是靠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苦战三年，创建了一个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和一个大练油厂。建设速度比苏联杜依玛兹大油田快一倍。大庆油田是在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苏修撤退专家、停止支援、卡我们的脖子的情况下，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建的。大庆的事迹对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使整个工业战线受到振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庆的经验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4年发出了“学解放军、学大庆”的号召。自此，全国工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创大庆式企业，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培养“三老四严”良好作风的热潮。（注：“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继大庆油田的开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中国石油产量达1131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6.75倍，从此中国石油实现了全部自给，靠“洋油”的时代就结束了！随着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基地的建成，与此相联系的石油化工、化纤、塑料等一批新兴工业也迅速建立起来。这标志着一个以石油、能源为领军的新的工业模式的出现，中国工业发展开辟出新局面！

1965年我国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由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这标志着中国的纺织工业开始向新兴的合成纤维工业发展。

工业学大庆运动，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强大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新的活力。中国工业不仅完全从压缩、下降局面中走出来，而且又大步、迅速地前进，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高峰。1962—196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9%，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140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1%。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主要产品产量：钢达到1223万吨，比1957年增长1.3倍；煤达到2.32亿吨，比1957年增长77%；发电量达到676亿度，比1957年增长2.5倍；合成氨达到148.4万吨，比1957年增长8.7倍等。其他产品，水泥、汽车、棉纱、食糖等产量都有很大增长。（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页。）

这时，中国工业的门类己初步建全。工业产品的品种，五年中增加了三万多种，而且质量普遍提高，成本显著降低。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好的时期。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达到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全国职工人数达到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

1963年在国民经济己开始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拿出11亿元，为全国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

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有人曾主张把国防和科技上的核试验项目下马，但毛主席和党中央则顶住了压力，坚持了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到1964年10月就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二颗。从此中国迈进了世界核大国的地位。

当有人大肆宣传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失败”时，难道不为中国在此后仅三、四年时间就奇迹般地涌现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感到困惑吗！

4、文革时期 —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建成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史上，跨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占了十多年。有人说：当时中国完全陷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之中，而经济发展“停滞”，“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涎不经。

“文革”十年正处于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在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指示下，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革委会对工业生产抓得是很紧的，都是将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项硬任务坚决完成的。虽然在个别年份由于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出现过生产和产量下降的情况，但从十多年总体上看工业发展仍是迅速的，决不是“停滞”和“缓慢”。设想十多年间工厂都是停止生产搞运动、整日开批判斗争会那是十分离奇的！

这只要回顾一下那时国家在工业建设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暑，想想那时全国实施和建成的一系列大项目、大工程、骨干企业，办的许许多多大事和取得的成就，事实就很清楚了。

首先，以石油、煤炭、电力为主的能源、动力工业为例。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之快是首当其冲的。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等一系列新的大型企业。由于石油、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一大批新的化工，化肥企业也在当时建立起来。如兖州煤矿新建了鲁南大化肥厂等。在电力工业中，仅全国新建的大型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中国首座核电站 — 秦山核电站开始建造。各地兴建的的中小型发电站就更多，每年都有大批投建，到1975年仅小型水电站全国就有5万多，1978年达9万多座。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这大大高于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人们知道，到2007年，全国石油产量才1.87亿吨，29年时间才比1978年增长了79%倍，远远低于从1949—1978年增幅的866.08倍！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时期石油、媒炭、电力等许多大型工业基地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的整个能源供应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许多工业门类也不会发展起来。同时，文革时期建材工业也有迅速发展，如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1978年全国小水泥厂达到3400个，还有许多在建中，每年以几百家的速度投产。

适应当时国防建设和备战的需要，六、七十年代党中央采取了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莱芜钢铁厂、山东拖拉机厂、推土机厂等也都是那时创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七十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工业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想而知，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新兴工业，如电子工业，到1979年全国已建立了2000多个电子企业，职工队伍达到100多万人。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自1956年以来，23年间电子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3%。并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和研究装备。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人们知道，目前中国己作为一个电子产品的生产大国出现在世界，电视、电脑、电话等产品和自动控制技术己广泛运用于生产、办公、普通家庭。但是应该知道，这些现代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和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却都是在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实现的。例如到七十年代末，我国研制的机算机型号就达到了200多种，专业生产厂有十多家，生产计算机2300余台。电视机年产达249.2万台。早在1974年四川长虹电子企业就上了彩电生产线，开始生产彩电。到七十年代末，电视、电话等产品就开始在部分家庭里使用。而到了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电子工业曾一度出现了不景气。因此说，如果不搞改革，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和装备定会更快地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当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目前电视、电恼、电话的发展成就时，殊不知它并不能记在改革开放的功绩薄上。

为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1972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燃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现代企业。并且它们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我国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其中13套大化肥项目就占全国化肥总生产能力的1／5。1976年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三十吨乙烯工程（1973年动工）在北京石化总厂建成、投产。在这些大化肥项目的带动下，七十年代各地也大办化肥工业，1978年全国小氮肥厂就达1534个。这直接为八十年代的农业增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汽车工业，自从五十年代建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之后，又对当时基础较好的全国四个汽车制配厂进行技术改造，在六十年代初形成了南京、上海、北京、济南四个汽车制造厂。文革时期，在建立湖北二汽、四川汽车制造厂（后为重庆）、陕西汽车制造厂等项目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汽车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七十年代末遍布全国各地的汽车制造厂近200家。1980年全国的汽车产量达22.2万辆，由建国初汽车工业的空白点，挤身于世界汽车制造行列的第14位。与其同时，机床年产量达13.4万台，拖拉机产量达9.8万台，手扶拖拉机21.8万台等，这些都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

最令人睹目的是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自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后期,共成功进行了16次核爆炸试验，还有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次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地球卫星成功等，可以说成果一颗接一颗，捷报一个接一个，勇往直前，直上云天。十几年的时间就突破了历史上的“八个第一”，成功发射了8颗人造卫星等。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核武和航天大国。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便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两个发展阶段质的跨越。

又如中国的造船工业，自1958年建造万吨级“大跃进”号和六十年代建造“东风”号、“安源”号等远洋货船之后，到七十年代初迅速发展到建造二万五千吨的货船（1971年上海江南造船厂“长风”号下水），还有七千五百吨的客货两用船。1974年之后，自造的万吨级船舶一艘又一艘下水，速度越来越快。1974年生产的船舶吨位数和艘数就比1965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有能够冲破三米厚冰层的破冰船、三千吨的海洋地质综合调查船、七千六百吨的双体石油钻井船、深海上的油台船、万吨级的挖泥船以及巨型深坞船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由此中国迅速迈进世界造船大国的行列。

文革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先后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还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尤其显著的是，当时的铁路、公路干线建设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中施工的，施工过程极其困难、艰苦。像成昆铁路，全程仅打凿隧道就有427个，架桥梁991座，其工程艰难程度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跨入到世界先进的行列。

其他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施工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了新台阶，成为建国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基础工业方面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少数在“调整”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其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建设却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业。在包括文革在内的整个“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达3116.42亿元，（统计到1977年）新增固定资产2157.40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691个。到1979年工业企业总数达到35.5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4万个,集体企业27.1万个）,是1965年的2.25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例如全国钢铁企业就有984个，有色金属企业945个。1978年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增长70％以上。

主要产品的产量：1978年钢产量达3178万吨，超过了英、法、意、德，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产量达10405万吨，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原煤6.18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全国发电设备容量达5712.21万千瓦，年发电量达2566.5亿千瓦时，分别是1965年的3.43倍、3.78倍，居世界第七位；棉纱达238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化肥达869万吨，居世界第五位，等等。水泥达6524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如果说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到六十年代中期己初步建全，那么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体系不仅进一步建全，而且在基础、实力上大大增强。对比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是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设备、生产领力和产量都进入世界比较靠前的行列。在技术上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中国工业己经发展成一个包括冶金、钢铁、原材料、燃料动力、汽车、机械制造、化工、轻纺、有机工业、电子、航天、核工业、国防工业等大型工业基地、之间相互关联而又配套的完整体系。中国从建国初连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等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农业国，发展到这时己经成为能够生产制造各种机床、拖拉机、汽车、火车、巨轮、坦克、飞机、战舰、各种精密议器、核发电站、电子计算机、电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以及发射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等的工业大国。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合作的情况下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这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关键性的步骤都是在“文革”时期完成的。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标准：工业化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占显著优势；能自行设计和制造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消费品；有相应的化学、动力、运输和轻工业等。那么可以说这一目标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基本实现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也同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判断完全相符。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也讲：“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己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357页。）这说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国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工业从不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工业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中国靠什么战胜美、苏两个霸权主义？怎么能够打破他们的封锁、制裁、禁运以及军事侵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的总统尼克松能前来北京与毛主席会见吗！

人们知道，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就是看其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7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231.0亿元，占当时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74%，农业的比重是26%。这与1952年工、农业产值是30%与64%的比重相比，完全是根本的改变。这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工业化时代。

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工业不仅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高达75%以上，而且门类齐全，尤其是一个掌握核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现代工业类型的国家。即使与现代的各工业国家相比，中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和技术水平也列前几位。按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说法：'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在国防力量和航天工业上，则跃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物质生产部门采用了大机器生产，电力、媒炭、燃油成为主要的动力源；农业上达到了半机械化程度等。从主要的经济指标上看，当时的中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中国以东方巨人的恣态开始崎立于世界！

第五篇：统战部庆祝建国60周年征文：六十年来中国统战文化的发展

统战思想理论政策的得失，关系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历史已反复证明，哪段时期统战政策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哪段时期就能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甚至化敌为友，使社会在稳定中持久发展。但统战理论政策，也必须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因而必须随着时代和情况的变化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在发展中把统战政策和统战文化推向新的那一世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阶段。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政策和统战文化的得失和发展。

前30年统战政策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统战理论政策。建国初期，中共领导多党合作联合政府性质政权体制的确立和作用，是毛主席在统战文化上的伟大贡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有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等622名代表，参加了在京召开的统一战线组织并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新政协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了党领导的共和国“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不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乃至起义人士的优秀代表都在中央人民政府里担任了要职。标志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揭开了统战文化的新篇章。1949年到1952年期间，中共领导进行了统一大陆、没收官僚资本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继续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还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从总体上讲，说明这时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也有很多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一是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弊端，导致自我封闭、人民利益受损、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个人迷信、民主迟缓、发展缓慢；二是以阶级斗争支撑发动的一个又一个极左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统一战线和统战文化的发展；三是长期忽视了统一战线最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利益；四是打击统一战线重中之重的知识分子，是统战理论的重大失误。1952年毛泽东就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广大知识分子又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反右运动的重点就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和高校，“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更成了资产阶级“臭老九”。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不幸和灾难。

改革开放后统战政策的发展和思考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复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和统战文化。一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并把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纳入改革开放的轨道。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中国从落后中走向现代化的强国之路。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全体社会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最为广泛的联盟”。并且“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这就把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狭獈联盟，形成了国内统一战线和海外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最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二是提出和部分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必然性，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不前”。落后的中国，更有肃清封建主义的严重任务，才能发展生产力和加强民主建设。因此，能在允许港澳保存资本主义制度50年的条件下用和平手段解决了港澳顺利回归祖国，为台湾回归和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完善了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政策。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上，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内容，民主党派不仅是共产党的友党，而且是参政党。政协的职能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上亦增加了“参政议政”的内容。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14号文件，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结束领袖“终身制”和在稳定中继续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所有制崇拜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21世纪，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治国理念，免除了农业税，以前所未有的措施加大了对“三农”问题解决的速度。更在2005年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即5号文件，随后又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也是一个加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队伍建设的纲领性文件。5号文件贯穿着加强执政党领导地位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线，强调了党外代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四是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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