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5篇）

第一篇：东方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东方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文化。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归纳起来，基于中国文化所形成的管理思想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

一、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

二、以家为生活及日常活动的中心

三、以计谋为交往的中心

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主宰，是天地间最为灵秀的生物，是万物之灵。但是要强调人的重要性，首先是通过宣扬天的重要，然后用天的权威来证明人的重要，这即是天人合一。中国的哲学就是以追求人身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命题的哲学，所有关于自然社会规律的探讨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所以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对于人的研究，以及对于人如何适应统治者需要的规范，中国文化是有着独到之处的。首先是人要听命于天，天的代表者是天子，那就听命于天子，这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儒家提出了大量的规则和道德规范。如“克己复礼”，通过自身的修养来满足统治者的要求。总体上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奴性文化，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伺候主子的文化。但同时它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个人如何克制自己来适应统治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却要对国家具有雄才大略，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志向。这两方是矛盾的，在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何使之得到完美的统一，这就是这种文化的艺术之所在。用好人去伺候一个坏人，而且坏人还掌握好人的生死大权，同时道德规范了好人不能违背坏人，这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于是好人就只有几条路走了，一是好人变成坏人；一是坚持还是好人，这样得到好名声而结束自己生命；再就是既不使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也不坚持自己是个好人，而且使坏人向好人转化，又让他感觉不到，同时又实现了自己治国安邦的宏伟大志。因此，中国人的最有办法是中庸。21世纪，是管理学理论全新发展的一个阶段。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合作的日益频繁．也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融合。

一、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的管理思想体系之中。随着东西方之间经济的不断融合，东方的管理思想必然会在世纪之交的管理学理论中得到回归。

1、东方管理思想：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

东方的管理思想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 等。

东方的管理思想有其

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而性善，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置于文化、伦理基础上的东方人性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在管理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氛围，重整体，倡导群体的凝聚精神，培养高尚的情操道德，注意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以道德作为管理的基础，把人性和伦理结合起来，通过文化氛围、道德舆论、伦理规范的引导，达到规范个体行为的目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思想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2、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与现实意义

近20年来，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加强，英美等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期，而日本等国家在东方管理思想指导下的却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使得主流的管理思想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东方“软管理”，强调管理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重视企业文化，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学习型组织被提出并应用。这些迹象都在不断证实：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管理理论的指导，主流的西方管理思想因过于强调“理性”和“效率”，在包容性、人本性、柔和性、服务性等方面存在不足。而东方管理思想正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内涵，东方的管理思想的回归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是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西方管理思想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大概有两点。一是系统性，讲得比较清楚，重视器用，而不像《道德经》，说了好像没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没有什么作用。另一个是多元化，包括现在国内所推崇的一些所谓的西方管理大师，在国外都没有这么高的名声。比如做营销的科特勒，也不是什么耶酥，只是伟大的教授之一而已。他们的优势只是在于比其他人更成系统，更能自圆其说。我们所要学习的也在于要形成自己的思想系统，而不仅仅是解决一个个问题的点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具有原创性，因此是不能学习、不能模仿的。因为这是一种能力，在长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感知事物、体会事物、表达事物、把握事物以及建立这种关系的能力。在中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得益于西方的管理思想，但他们的优势还是在思想的原创性，比如像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成为他们思想魅力所在、企业文化核心所在。但中国的CEO不是思想家，只能算是经理人。

我认为知识分为工具性的和知识性的。相对来说，工具性的作用更大。有孩子的人最清楚，孩子不会接受你的思想，除非给他体验的机会。人们是在建立器用，然后去体会，再去选择的过程中接受思想的。因此中国企业需要具有系统性的、有助于企业建立新的管理模式的方法论。它应该来自于伟大的思想，来自于器用的思想，比一般工具稍高。所以应该学习更多的工具性知识。我在美国学习的导师也说过，没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掌握美国的公共管理思想，只能学到技术。我称之为可以体验的系统的管理方法。

中国在引进西方的管理思想时有一些偏差，就是对他们尊崇的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关注方法论比关注管理思想从现实性角度说作用更大。这样对推动中国企业重组资源、重组自己的思想方式有更大的益处。

其实很多西方的管理思想我们已经借用了，可能没有意识到。比如像特许经营和连锁经营。发展速度很快、遍布生活各个角落的连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管理思想或一种管理工具。特许经营被称为第三次商业革命，这是在思想上的贡献、突破和创新。第一、二次的商业革命所带来的百货店、超级市场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转变。这种也许准确地称为营销通路、商业模式的手段从思想的突破加快了商业发展的历程。连锁经营突破了原有的经营套路，采取了全新的管理思想，各种经济成分加入到这个体系中，只要遵从这种管理思想，就可以实现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生意的想法。这是通过自己开店的做法所无法比拟的。

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在规律：

第一，把管理的科学、理性方面同感情的非理性方面结合起来。西方国家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思潮，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当时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的，在当时没有科学的管理原则，也没有科学的管理依据的情况下，科学管理运动每一次科学地、理性地把管理纳入科学的轨道，使得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次运动，在当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注重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企业的职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实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仅有理性，更重要的还有感情，不但要求获得经济上需求的满足，还要获得感情上、社会地位上和自我实现等方面需求的满足。这样，行为科学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过于偏重非理性方面而忽略了理性方面，管理绩效也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第二，把管理中的正式组织作用和非正式组织作用结合起来。所谓正式组织，指的是企业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中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其中包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等。所谓的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正式的上级或一些相关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一种非正式的群体和体系。泰勒等人在古典管理理论体系中主要强调了正式组织的作用，而行为科学主要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途径。

第三，把管理中的系统性、计划性、程序化等方面与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方面相结合。古典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理论是非常强调管理中系统性、计划性和程序方面的作用的。而行为科学和权变学派等强调的，是如果因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墨守成规，不顾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顾外部环境的变化，把计划、系统看得一成不变，这样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他们非常强调管理的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等方面。但是企业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要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管理理论有把这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趋势。

第四，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在精确性方面，管理理论研究已逐渐成熟，如管理理论中的运筹学、数量学、计算机、统计学、会计学方面的发展，使管理的精确性方面越来越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靠算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个管理的过程都是由人来操作的，在许多情况下，发展和转化的界限是不清晰的，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清楚、不确定、不完美的情况。不能只注重精确性，而忽视事物发展的本质，也不能用模糊的方法描述管理行为，在管理上，只有有效地把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才会好。

尽管在80年代的西方，在探索管理的新思想和方法的过程中出了许多有名的著作，如《寻求优势》、《Z理论》、《企业文化》、《日本的管理艺术》等等，但是西方的管理学者们是否已经解决了现代西方的管理问题呢？由于日本是以东方文化为主的国家，而且日本确实在企业管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方的管理学者们也发现东方的文化所形成的管理思想，在管理的过程中对研究不确定、不清楚、不完美情形下的管理行为有着不同凡响的功用。因此，东方的管理思想在整个世界上逐渐受到重视，而且对西方的管理思想影响极大。后语：

回顾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文化历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人的认识程度和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东西方所形成的相应管理思想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东西方的管理思想也和东西方文化一样，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日本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如果不注意随着环境改变而不断地调整自己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基础，同样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西方在其理性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东方的管理思想，则有可能走向新的辉煌。

第二篇：东方管理思想研究

东方管理思想研究

—兵家用人思想

一、兵家思想的统筹包括

兵家思想包括了非常多的管理思想，和一系列的管理哲学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客观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又还强调了人的重要作用。人是生产力中的最活跃因素，决定着事情成败的关键，对人这种最活跃因素的利用就是管理。并将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二、兵家思想中先进的用人制度(一)以人为本的选材标准

《孙子兵法•计篇》提出了选才的五条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1．智，即智谋才能。

《孙子兵法•谋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

2．信，即信用、信任、威信。

“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

3．仁，即与人为善，关心下属。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4．勇，即勇敢、果敢。

“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

5．严，即严格。

企业管理者就必须善于运用科学严密的管理手段。

除此之外，孙子对将帅的使命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确保社稷安稳，将

帅一定要有一种“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使命感。同样，企业的发展也需要管理者具备这样的使命感。

(二)以人为本的用人策略

兵家在用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适”、“恩”、“威”、“恕”、“严”几个方面的相机抉择。

1．适

就是给优秀的人才以充分的信赖和适宜的工作环境，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其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避免设置各种障碍、束缚，让人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例如《韩非子》的“饰罂困马”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延陵卓子要乘马出行，不仅车子极其华丽考究，连拉车的马都装扮得与众不同，马的前后布满了错钩铜锥。由于对马的动作制约过于严格，欲进不能，欲退不可，当这马想要逃脱这种不合理羁绊时，竞被驾车者砍去马蹄。为周穆王驾驭过八骏的造父看见卓子这样对待骏马，竟难过得哭了，连饭也吃不下。此事比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使用，被任用者就像“饰锥”中的马那样，因进退不能、不知所措而无所作为。

2．恩

对人才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特别右后的待遇，使其知恩图报，把个人的目标融合到组织的目标中去。这需要组织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公平的竞争机制、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领导者要有为群体或个人作出牺牲的奉献精神。“吴起吮毒”和“昭辛旧事”这两个例子，就是最好的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带兵征战的将领，吴起在发现兵士得病的时候，却能不避污秽，亲自用嘴把疽毒中的脓血吸出来。当兵士的母亲听到这件事后竞伤心地哭了。因为这个士兵的父亲曾在吴起的军中当兵，也曾被吴起用嘴吸伤口的毒液。为此他父亲感恩戴德，奋勇杀敌，最后捐躯沙场。正是这种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是吴起成为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昭辛的老板借他结婚之机，明为苛刻，实际花了一大笔钱，把昭辛的婚事办得十分妥当，使昭辛在一怒一喜中感激涕零，死心塌地。这些都是对“恩”的巧妙应用。

3．威

威是恩的对立面，恰当地运用个人的威望和手中的权力，对有作为却桀骜不驯的人才进行压制、强迫，使其为我所用。据《资治通鉴》记述，唐太宗李世民有匹骏马，性极暴烈，无人能驯服。武则天自告奋勇，担保此任。条件是给她三件武器：铁鞭、铁棍和匕首。若铁鞭不能驯服，便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武则天达到了策动、使用各类人才的目的。

4．恕

就是要宽以待人。在一定条件下，对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员，不予追究，并加以宽恕，从而赢得人心。三国时期，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兵败，由于仓促败退，很多军机文书未来得及带走，被曹军收缴。其中竞有不少是曹军将领和朝中大臣与袁绍勾结的来往书信。许多谋士建议曹操设立专门机构，严加追究，但曹操不仅不加以审查，反而下令一把火烧掉了。于是一些因参与此事而惶惶不安的官员，都为曹操的宽宏大度如释重负，感激不尽，以致“全军上下，欢呼雀跃”。

5．严

《孙子兵法•计篇》中把“法令执行”作为比较敌我双方力量强弱的“七计”之一。严是一个组织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保证。对那些公然藐视法纪、抗拒权威而胡作非为者进行严肃处理，从而起到震慑他人、令行禁止的作用。《宋裨类钞》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宋初年间纲纪法令不正，社会风气败坏，有个叫张咏的人，去四川崇阳当官，发现一个管钱库的小吏，在鬃边系了一个小钱，一问竟是从库中偷出的官钱，便下令责打。可由于平时蛮横惯了，不仅不服责打，还出言不逊，说不过这点小钱，你就责打我，还敢杀我吗?张咏听罢立即下笔写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穿石”，亲自动手斩杀此人。从此之后，当地的社会风气一改以前的颓势，为之一振，受到老百姓的广泛赞扬

(三)人力资源的柔性化管理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意思是说：激流飞下，能够冲走石头，是因为迅猛的水势所造成的，并且提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因此。如何动态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平台，取得更大的竞争势能，就成为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任务。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柔性化管理，正是顺应了“择人任势”的需要，成为未来管理理论发展的方向，是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对象特征变化的必然选择。

三、兵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兵家的许多内容现在已经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并对现在的企业管理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诸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居安思危”、“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兵贵神速”等等

四、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应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一)建立新型的企业人际关系

1．要建立有利于人际沟通的企业制度。企业应该通过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合理化建议制度、人事商谈制度等，广泛吸取员工参与企业管理。

2．提倡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双向沟通。一个企业组织只有形成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传递方式，员工在工作中才能很好地理解上级的意图，在相互交流中提高认识、更好地协调行动。

3．要优化人才群体结构，减少工作积极性发挥的阻力。

(二)高度重视工作的再设计

组织中的工作设计应注意考虑体现个人的意愿及价值，为防止工作的枯燥无味，特别是满足人们为应付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而越来越需要灵活性的要求，在不断丰富或增加员工工作内容、为员工提供更多工作轮换机会的同时，可逐步实行弹性工作制。企业管理者只有从工作本身高度重视工作再设计，尽可能地为员工创造一个既安全又舒畅的工作环境，不断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工作内容，使工作多样化、完整化，并富有自主性和挑战性，使员工觉得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能在工作中大显身手，充分实现自我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善于运用形象管理

成功的管理者必然是有效的管理者。这种管理的有效性，除了运用岗位赋予的权力进行经济驱动和制度规范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岗位之外的非权力影响力，即靠自身较完美的形象，在被管理者心目中产生一种魅力，从而使被管理者在信任与鼓舞中努力工作，这就是“形象管理”。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形象管理的重要性，全面提高自己的管理素质，运用好形象管理的影响力，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四)培育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在激烈的现代企业竞争中，一个企业只有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为全体员工普遍认同、遵守和奉行的共有价值观念、经营理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才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企业文化环境．有利于从根本上调动全体员工为企业奉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使员工心情舒畅地为企业工作。

小组成员及分工:

崔晓婷------收集资料 扈健------收集资料 沈夕惟------PPT制作、讲演

第三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博大精深，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其重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作用 转变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积淀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除却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其精华和糟粕。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精华和糟粕各居其半，没有轻重，而应该是精华为主，糟粕为次。大学生由于自身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还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缺乏相应的辨别能力和思维观念，需要教育工作者加以引导和帮助，以区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认真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德智统一，以德统智，带有一种民族的、独特的、重伦理价值取向的特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扬善抑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一种伦理型文化。

实践证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和借鉴,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开发利用传统资源,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本文主要通过儒家孔学的几个基本理论思想来浅显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仁，亲也。”（《说文》）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确立了一个可以普遍认同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绳。这对于大学生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人际交往中的矛盾冲突有着重要意义。

“孝，善事父母者。”“悌,善兄弟也。”（《说文》）“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该着重对父母的尊重。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籍。即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还认为，父母若有过错，子女应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而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便所谓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

“悌”则是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孔子非常重视“悌”。其弟子有若根据其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术”。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达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地步。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和调整。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自从民国以来，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变得简单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礼”已经脱离了原先为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本质，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是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道德规范。

现如今的我们依然需要受到“礼”的约束，不可把儒家文化一味地看成是陈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我们所鄙弃的只是“礼”中的糟粕，对于其中占据相当分量的优秀的东西，还是依旧要继承并发扬。

“忠，敬也。”“恕，仁也。”（《说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忠”是一种对事对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其对象较为广泛，对自己的份内之事，对亲、师、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尽心）”。间接地，也便成了待亲、待师、待友、待君都应“忠”。在《论语》中，未见孔子对“忠”字有过直接释义。而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可见，所谓的“忠”，绝非是后世所理解的毫无原则的愚忠，而该是有原则的忠。“忠”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在孔子的理论中，“忠”与“恕”是并列的。因“恕”而得到“忠”，为“忠”以行“恕”。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内容，同时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贯之道。

忠从属于积极的层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

恕从属于消极的层面，即“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信，诚也。”（《说文》）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视为贤者必备的品德，即凡在言论和行为上都做到真实无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是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能增强人的凝聚力。“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最终目的在于“辅仁”。

目前大学生更多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和切身的利益，而少有注意到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是市场观念和价值理性后出现的价值真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则能有效地填补这片真空。

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冲突的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理由。平心而论，“五四”运动以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虽然其主观动机也是想使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国家，也未尝不是爱国，但是在理论上，他们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社会，带有不少对今天来说是糟粕的东西，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但是产生和形成于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等于是封建文化。

二是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固然，西方国家走在现代化的前列，但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模式并不相同，因为它们现代化所依据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却是抹杀了各个国家现代化所凭借的不同社会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贯穿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史，曾引导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我们理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用传统文化中的明辩义利思想,端正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加强青年一代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促进,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代突破，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不容稍懈。

参考资料：

1.2.3.4.百度百科-儒

崔利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张祥浩、石开斌《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朱久兵、刘光顺《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第四篇：东方管理思想根植于东方管理文化

小组成员：庄操、袁杰、张杰、马原

东方管理思想根植于东方管理文化,汇集了东方各族人民的智慧，其研究范围覆盖渊源于亚洲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恒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它是东方民族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极大的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东方管理思想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古典管理哲学为渊源,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为本质特征,形成了以治国学、治生学、治家学和治身学为核心，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的目标的东方管理思想体系。

东方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儒家思想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支撑的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从大处说，东方管理思想提倡的“以德为先”思想与“以德治国”方略内在统一

在探讨关于“人为”管理思想时，首先涉及到了管理的本质是什么。孔子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修己安人”；荀子的观点与西方近代管理学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我们在研究行为科学时，可以发现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存在“行为科学”的雏形。“人为为人”从哲学观点看是义与利、激励与惩罚、人为与为人的统一，是人的心理、行为、方法的统一，是管理学本质的核心问题。每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的处于激励状态下从事工作，并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信息时代强调双赢竞争、超越竞争，也是“人为为人”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宝贵财富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论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也就是说荀子不是和孟子进行争论，而是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因为人的性是恶的，所以，作为圣人的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

儒家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

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就会去追求，追求就会引起争夺，争夺就会引起混乱，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真是有理有据！

二,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

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

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

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围绕着它而运转的。因此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

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

儒家的管理规则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所谓的“礼”就是：先王秉承上天的意志而指定，目的是为了治理人间的事情。“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政思想。“仁”即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儒学精义的所在，而《论语》中“仁”是商人视为经营管理的“黄金法则”，“终身行之”可以掌握自己经营的命运，并且能获得他人的帮助，从而达到商业上的成功，反之会遭受失败，所以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是不容忽视的。

仁爱，体现的是人道原则。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管理理论都不能回避这个主题。儒家思想里面有句话这样说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企业领导者爱惜员工，赢得员工的尊重，使得他们忠于职守，忠于企业，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因此企业内部容

易协调一致，能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和整体力。

“民为邦本”的人本思想。儒学中有等级思想，但儒学思想其中也有强调民本的。《尚书》中有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谈治国之道时说：“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证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儒学这种以民本得民心，从而达到稳定、兴旺发达的思想，我们抽去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这一消极方面，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能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做到“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这样才能上下同舟共济，企业才会有所发展。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激励人们要向日月星辰永远运转那样，要刚健有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关键在于“自”，强调自立、自爱、自重。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经常会面临挫折与困境。对此，管理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以求再发展。

“诚信为本”的企业信念。《论语》中多处讲到“信”，《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任何人都要讲信用，无信不立。有信用的人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戴。企业在处理与外部关系时，也要强调信誉，企业信誉是一项无形的资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还要重要。企业在处理内部人际关系时，也要强调信誉，主要是管理者要守信，一旦失信于民，就会失去了威信，管理便难以实施。因此，管理者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必须要做到言行一致。

“和义取利”的价值观。在后人的眼里，孔子只讲“义”而不讲“利”。其实，孔子也讲“利”，只不过孔子讲的“利”是“义”的基础上的“利”，并不是见利忘义，而是见利思义。孔子的儒家思想利义观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企业是经济组织而非慈善机构，企业必须旗帜鲜明地去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应该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而无需毫不言利。儒家思想在此给企业提供了追求利益的正确思想指导。

现代企业管理就是通过对人、财、物、时间、信息的组织、协调、运用等以期获得最终的利润目标。管理在企业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决定一个企业在竞争中的实力、条件的最根本的因素则是管理的内部环境，意即企业内部对管理活动发生影响，的诸因素的总称，包括管理的主客体、组织气氛等，也就是指企业的内因。儒家的“仁”、“中庸”思想对于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的内部环境，增加企业竞争的内在实力有着积极重要意义。

首先“仁”的关爱思想具体到企业管理中，要求企业管理者关心爱护企业的职员,不论贫富贵贱，对待职工要一视同仁,关心他们的疾苦,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而且要着重于真正把他们当作组织和社会的主人，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其次，“仁”的人本观、人才观在现代社会，不仅未过时，与现代化矛盾对立，相反却是现代企业管理充分重视的重要思想。人本观要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使每个职工都成为组织管理的参与者，使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工作，从而全身心地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纵观中外企业在管理中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立足于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现代企业如何用人，选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能发挥出企业员工最大的潜能，创造企业辉煌。

儒家的中庸思想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处理事情要坚持原则、坚持标准、不偏不倚、恰当适度，避免偏激、矫枉过正，确保人心稳定。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又对管理的内部环境因素中的组织气氛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企业而言，则要求管理层正确处理及调和管理者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要“以和为贵”，管理者与职工要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职工之间要达到相互关心、和睦相处。认真领会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精神,创建良好的企业组织气氛,构建团结向上的组织文化，这是关系到企业管理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现代化并存，并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

要的现代价值。

三 儒家思想的“礼”为企业提供生存的力量

（一）以“礼”为基础的经营管理特色：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企业体制的合理化，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礼乐来规范企业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敬业、敬人的企业氛围，激发人们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各司其职，使企业上上下下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与其角色、职务相称，做到其“实”与其 “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防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样的角色或职司的紊乱，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来约束企业成员。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意即用礼制来约束之，犯错误的人就少了。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样必造成治理体制的紊乱。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企业氛围：敬重自己的角色或职司，敬重上司，尊重下属，使企业内秩序井然，这样企业就能成大事。可见孔子的治道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可见，以礼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能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取得可观的利润。

（二）“礼”也是企业茁壮成长的必然选择：“礼”既是一种内在管理，也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竭诚为公众服务，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和发展的条件。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经营观，一个独到的为消费者设想的见解，一个温情的微笑，无不展现出企业非凡的魅力。企业形象并不是空中楼阁，企业形象建立在员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上。员工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形象。企业只有竭诚为公众服务，对用户采取以礼相待，热情周到地提供服务，尽力满足顾客的需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肯定和赞誉，才能增强新老用户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才可维持企业的生存并逐步发展壮大。换句话说，企业发展壮大离不开儒家思想中“礼”的引导。

三, “天人合一”能成为现代企业的文化根基

（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能否取得成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之一，是维系企业内部团结的重要因素，能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既然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如此重要，因此，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而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可以现代企业进行文化建设的借鉴，最终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作用，能在企业中产生归属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为企业管理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二）“天人合一”是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要顺应而不违背自然规律。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这些儒家思想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关系，强调“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所以，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对于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而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庸之道

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

理。日本“企业之神”松下幸之助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有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再看我们当今社会之状况，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所以社会的发展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也由此常常朝令夕改；由于缺乏中庸之道，给了左派和右派极大的空间，这种空间超越了宽容的尺度；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我们的社会就缺乏宽容。由此这个社会也总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到头来倒霉的总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真正的中庸之道，是以人性为主体，照时下的说法是“以人为本”，以尊重其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构建和谐社会。

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中庸之道」，有四点意见：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人生不能没有工作，因此每个人都不能不做事。做事当然要勤劳，但是也不能太辛苦；太辛苦了，以后做事就畏难、畏苦，就不能长久，不能持之以恒。所以，现在的公司行号大都制定八小时上班制，每天工作时间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有一个时间性；甚至每个星期不但有休假日，现在还实施「周休二日」，这就是要我们不要太辛苦。第二、享欲不要太乐：人不能没有物质生活，适度的物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有的人享用过度，过份的放纵五欲之乐，例如，吃要山珍海味，穿要绫罗绸缎、住要高楼大厦，出门要开高级轿车等。过份的追求物欲之乐，甚至浪费无度，则如银行里的存款，用得太多，总有一天会负债，所以福德因缘还是要慢慢的享受，不能透支。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人与人相处，要懂得待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待人要厚道，要替人设想。尤其身为主管者，要「待人如己」，甚至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如果待人严苛，或者是过份放任，都不是处人之道。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对于日常用物，有的人好买，平常没事就喜欢逛街购物，并且乐此不疲，有的人则非名牌不用。其实东西能用、够用就好，不要太过豪华、奢侈，物质太多，不一定很好，所谓「人为物役」，物质太丰，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中庸并不等于碌碌无为也不等于毫无原则的退让，更不等于人前人后两个样，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人一向说起中庸之道很容易，但要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四 总结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至今仍然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意义，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终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强化对人的内外控制企业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修炼内功，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品德修养。因此，现代企业管理可尝试以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为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我们要把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优秀管理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建立起优秀的管理组织，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杰出代表。

第五篇：论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

论东方传统文化与管理学

【内容摘要】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

【关键词】现代管理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

管理，从本质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与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

——彼得.德鲁克

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中高效率的完成既定目标——哈罗德.孔茨

管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以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活动和过程。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的设计和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这些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管理学》刑以群著 第9页）现代管理理论以人为中心，因而对于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注重对人类传统文化的研究，将其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而人文精神是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德鲁克把管理和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说：“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和信念的传统中，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是不无价值观的科学。”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因而想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立足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审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从而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一）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在西方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的许多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五大支柱：1·阴阳五行说2·天人合一的自然观3·中庸，和的思想4·修身克己5·进鬼神而远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现在就让我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战略管理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

1·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儒，墨，法，道，兵„而我国先秦的诸子思想中就包含了许多用于研究企业

战略性决策的分析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精髓。儒家主张“修身克己安人”从而实现“和，大同”这其中，修己和安人就体现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目标是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在一个组织中的根本原因；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在注重企业目标完成的同时，注意营造和协调企业，个人，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将组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从而促成企业管理战略目标的实现。

2·注重环境因素对管理的影响

一个组织的绩效，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努力，而且会受到存在于组织内部外部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研究比较》）

3·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的“分，合”学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设计决策沟通，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当然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4·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企业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5·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

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因而，在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更需要的是在学习本专业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认真学习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与管理知识相结合，从而更好的运用于专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