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第一篇：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前几日，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名身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妇女草菅人命，相继杀死了其两任丈夫及亲生儿子。经司法鉴定，其杀人之时处于精神病发作期，因此，该妇女对其杀人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处理，邻居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觉得此人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时时危及着自身的生命安全。像这样的案件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据统计，我国目前已有1600多万精神病患者，精神病犯罪的多发性及其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已不容忽视。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由此可见，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一经鉴定为精神病人或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处于精神病病发期时，那么，公安机关立案的应撤销案件；已移送起诉的，检察院应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应作出终结诉讼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其一，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二，精神病人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其三，由于有关精神病人犯罪方面的法律弱化了其应有的威慑力，且对精神病的鉴定事宜，法律未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因此，社会上有些人可能利用法律的空白，假装精神病人来逃避法律责任。针对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完善。对于精神病人发病时的怪异行为，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当精神病人发病时演化成暴力犯罪时，危害后果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案件屡见报端，对他们的治罪量刑成为各方争议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对他们的行为按照正常人犯罪进行处罚，可能有失法律的公平与严谨，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的确给被害人及亲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更给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为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刑法》对于这三类犯罪的刑事处罚也有不同的解释

案例一 发病杀人监护人被判赔106万40多岁的曲某是山东人。1989年，他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4年后结婚，婚后经常因琐事和妻子发生争执，1995年离婚。2002年开始，曲某的精神状态出现异常。2005年他离职去北京，并以街头卖画、画素描为生。2006年，家人将他带回山东看病，病历记载：疑心、被害感3年，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曲某否认有病，拒绝吃药，又偷偷来到北京。可悲剧却发生了，2010年6月26日，曲某在北京与邻居曹先生家人发生纠纷，一怒之下将曹先生一家3口杀害

事发后，司法鉴定显示，曲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评为无责任能力，因此撤销对曲某刑事责任的追究。曹先生的亲属将曲某告上法庭，索赔民事损失130余万元。法院认为，2006年曲某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其监护人未全面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监护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曲某本人财产不足以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部分，应由监护人负责赔偿曹先生的亲属106万余元。

案例二

锤杀好友男子被确定患精神病现年27岁的陈博林出生时脑细胞受损，体质孱弱。16岁时陈博林与同学阿亮结为至交。2008年11月28日下午5时许，失业的陈博林决定去投奔阿亮，遂徒步行走5个多小时到达阿亮供职的兰州市皋兰县忠和镇银龙加油站。次日凌晨3时许，睡不着觉的陈博林对营业室的设备十分好奇，就在阿亮的指导下试着打开保险柜密码锁。柜门打开陈博林瞥见一沓现金后顿生歹念。凌晨5时，陈博林借外出如厕之机窃得柜内的2170元营业款，准备开溜时忽听到阿亮一句梦呓，误以为被发现，竟用一铁锤将阿亮砸死。而后，陈博林还拿走阿亮口袋内的6元钱和手机逃离

2009年10月23日，陈博林涉嫌抢劫罪在兰州中院受审，其辩护律师提出陈博林具有狂想症等精神疾病的观点。休庭后，法院建议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后经鉴定证实陈博林系精神病性状的抑郁症患者，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后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陈博林无期徒刑，并向被害人家属支付21万余元赔偿款。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得分开来看，案例一中，曲某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且案发时曲某正在发病，因此他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以法院对他免除了刑事处罚。需要强调一点，对于这类案件，原、被告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必须向司法机关递交鉴定申请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是否同意鉴定由司法机关决

定。

对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了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主要针对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患者，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因此，对于他们在精神正常时候的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二，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们是介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精神病人。这种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不能像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样不负刑事责任，对这种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例二中，陈博林在犯罪时具有控制能力，但经过法医鉴定患有抑郁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法院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具有杀人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不做安置，不仅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得不到慰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一般将他们安排到公安部门下属的安康医院进行治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致使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应负责赔偿损失或承担医疗费用，情节严重的一并追究法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其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责任，通过监护人履行民事赔偿来维护被害人的权利。

通过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来履行赔偿，我想强调一点，已经成年的精神病人，且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及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这类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等。没有以上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向上述具有监护义务的个人或单位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或追加他们为民事被告。常亮就我国现有的法规及条件来讲，一些精神疾病犯罪嫌疑人发病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一旦精神病人犯罪，其强度是相当惊人的，因此，许多关押场所不能也没有条件收押这些患有精神病的人员。我认为可在现有看守所或监狱设立精神病专区，配备精神病专业医护人员，制定实施详细的监管制度，实现分区关押。同时，对这些特殊人群，收监期间必须体现出更多的人道关怀，需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监测、治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公众利益，以及这些特殊违法人群的合法权益。

更多精神病人基本上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且往往承担不了长期且巨额的治疗费用，他们一旦发病，其监护人的自身安全往往都很难得到保障，就更别说履行监护义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当从公共安全的高度出发，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我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固定的财政预算，专门为承担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而设立一个公益基金，将对社会公共安全有隐患的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治疗。同时，还要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通过国家对特定范围的被害人予以经济照顾。

一、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进程。

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危害社会，是因为其心理健康存在缺陷，那么，对精神病人最直接的保护无疑应当是治疗。近来，由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凸显出来，因此，《精神病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精神病卫生法》主要应当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

二、刑法的修改和完善。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只是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仅在必要的时候，才由政府强制医疗。而“在必要的时候”这样的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常常因无法把握，而使该规定留于形式。因此，我国刑法应当作相应的修改。例如，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必须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其经评估被认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才能准许其回归社会。与此同时，应对监督评估的主体、程序等进行严格规定，保证评估认定的有效性、合法性。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法律都有相关规定。

三、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构。

与法律的修改相适应，我国市级以上的地区应当设立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机构，专门收治犯罪的精神病人。这里的“强制医疗”意味着犯罪的精神病人必须被送入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医治，而不是“在必要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监管机构，只是设施及条件更象医院罢了。

四、监护制度的完善。

精神病多由心理健康问题所引起，对犯罪的精神病人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事后控制，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管端控制”，即事前预防。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对病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精神病人，家人的关怀和照顾对病情的恢复和控制更为积极有效。和谐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病人舒心从而稳定病情，同时，可以在最初防止病人在病情复发的情况下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监护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必然是事前预防最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对监护制度进行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担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该条是对所有无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职责作出的笼统规定。目前，我国法律尚未针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详实的规定，然而，基于精神病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的特殊性，法律应当对这

一人群的监护制度作出特别规定。例如，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对精神病人进行严加看管和医疗，而不应仅限于作为一种精神病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对于精神病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监护人应进行赔偿。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赔偿责任。但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尽了监护责任”的界定标准。笔者认为，监护制度的完善应当从监护人的范围、监护人的确定原则、监护人的职责、政府作为监护人的特殊职责以及对于流浪的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确定等方面进行。

综上所述，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严峻性不仅表现在数量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还包括对该问题的处置，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因此，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管理和控制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提上议程。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并对有关的单行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切实保障精神病人以及其他公众的合法权益，使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真正得到体现。

第二篇：精神病人的犯罪动机

【关键词】精神病人；犯罪动机

【中图分类号】d919．

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2-0s27-03

在精神病司法鉴定实践中，往往要判断被鉴定

人行为的犯罪动机，然后结合其他方面来综合判断

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以及责任能力是否完整。

这是此项工作的重

点、难点所在。对此，笔者选择了

有关犯罪动机众多内容中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

讨。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一、探查行为人犯罪动机的意义

在心理学上，动机是指发动、指引和维持躯体和

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在具有特定目标的活动中，动

机涉及这种活动的全部内在机制，包括能量的激活、使活动指向一定的目标以及维持有组织的反应模

式。直到活动的完成。f1】犯罪动机是一种特殊内容的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一定犯罪

目的的内心起因或意识冲动。它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的内在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实施犯罪行为。个人

之所以进行犯罪行为，主要就是由于其心理上存在着犯罪动机的缘故，在犯罪动机的直接推动下，个人

才确定犯罪行为目的，选择实施犯罪行为的手段、方

式、方法，做出行为决定并实施犯罪行为。

在精神病司法鉴定实践中，判断被鉴定人行为的犯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评定一个人是否犯罪，重

要的是看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是否存在犯罪意图。

犯罪动机是犯罪意图的重要组成。从判断动机的病

理性、非病理性，进而判断被鉴定人的辨认、控制能

力存在与否、完整与否，从而判断其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田祖恩等提出的精神病人作案动机理论已经

被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所重视和采用。该理论的动机分类简单、易掌握．且与精神检查所见结合密

切。有利于同道们在同一标准下对动机进行分类、讨

论、研究，促进了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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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精神医学·

二、内在犯罪动机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复杂性

犯罪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内在动

力。但是内在的犯罪动机与外在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外在的行为与

内部的动机之间的关系存在有：一一对应、一对多、多对

一、多对多以及不对应等多种关系。相同的动机

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行为。例如。受挫折后愤怒的发泄

动机，有人针对对方，有人针对无生命的个体，有人

借助于言语。有人借助于拳脚、器械或强烈的运动，等等。依既往社会化所形成的观念与习惯、当时的情

境、双方的互动、备选行为、动机冲突与变化等，最后

形成行为。而相同的危害行为因人因案而也可能有

不同的内部动机。如利欲、报复、嫉妒等犯罪动机都

可以体现在盗窃这一种行为上。报复、虐待、性欲、占

有／征服、补偿、好奇等犯罪动机都可以体现在强奸

行为上。犯罪动机体现了实施危害行为者主观方面的个性和特殊性。

此外。行为动机往往是一个动机组合体系，有主

要动机和次要动机。有促使行为发生的动机与抑制

行为发生的动机。这些动机共同作用，促使个体去实

施某种危害行为。同时，在事前、事中、事后，行为人

动机的种类、相对强度、有无等是变化的。而实际工

作中。鉴定人要探查的是主要动机，对次要动机、动

机的冲突与变化等往往忽略了。

犯罪动机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危害行为的全部内

部因素，也不是判断责任能力惟一的内部因素。影响

行为的其他内部因素还有情绪、需要、本能、习惯等。

比如．被鉴定人存在被害妄想时，导致其有强烈的情

绪—— 恐惧感、紧迫感，从而进行“自卫”、“报复”或先

下手为强。如情绪的强度很弱，或患者表现得无所谓，则危害他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不发生。

有时，在强烈的情绪支配下，即使没有动机，也会有

危害行为的发生，如激情犯罪、乡愁犯罪等。

三、犯罪动机的判断

[作者简介]宋建成(1972一)，男，汉族，心理学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精神病患者暴力攻击行为；

tel：+86—10-62715511—6290；e—mail：sf6jd@126．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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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是一种内在的、内容更加抽象的、埋藏得很

深的心理现象。这种动机的内隐性，给动机的判断带

来很大困难。实际工作中，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

犯罪动机进行判断。

(1)犯罪嫌疑人直接的言语表达，“我的动机是

⋯ ⋯ ”

他们对自己的犯罪动机十分清晰，易于得到。

(2)犯罪嫌疑人间接的言语表达，从其犯罪原

因、犯罪诱因、犯罪目的、犯罪意图以及一些相关的想法等来判断。尽管这些概念之间有一定的区别，[

41然实践中。被鉴定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或者在其陈

述时，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相互替换现象，对犯罪动

机、犯罪原因、犯

罪诱因、犯罪目的、犯罪意图等概念

未作详细区分。

(3)其他，如从行为前后来判断，抢劫他人钱财后

进行消费，则可能存在利欲动机；强奸前有性的渴望，之后有性的快感，则可能存在性欲动机。还可以从犯

罪现场的动态心理描述、被害人的询问笔录、目击证

人的交谈等来推测、判断实施危害行为人的动机。

由于资料的详细程度以及是否问到关键问题、鉴定人经验、鉴定人的学术观点、被鉴定人暴露内心

程度与表达方式、被鉴定人动机清晰程度等的不同，会导致不同鉴定人对同一行为的动机分析有很大分

歧。这种判断的主观性、标准的不确定性、个体主观

意图与外部表现的不一致性，是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难点与不足所在。

四、犯罪动机的分类

犯罪动机的分类。依分类的标准、角度等的不同

而不同。犯罪学、犯罪心理学上常从动机的内容上分

类为：贪财动机、报复动机、嫉妒动机、性动机、虚荣

心动机、“友情”动机、好奇心动机、戏谑动机、恐惧动

机等。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常用的犯罪动机分类有：

现实动机与不现实动机、病理动机与非病理动机、明

显动机与不明动机、有意识动机与无意识动机、直接

动机与间接动机、渐变动机与突发动机、主导动机与

次要动机等。从逻辑上考虑。这些犯罪动机分类涉及

了几个不同分类标准。有时会造成不同概念的混淆，如有的学者往往将不现实动机等同于病理动机。其

实。不现实动机未必就是病理动机。比如，不现实动

机之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倘若癞蛤蟆坚信自

己就是青蛙王子，不承认自己的现实身份，坚持以青

蛙王子自居、行事。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社会功能、生

活能力等。方是病理现象。如果某些学者坚持认为现

实动机与病理动机是一组对立的动机分类，并要确定

其是专用术语。这样，会导致非本专业人士误解，产生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2期)

歧义，尤其是在鉴定专家出庭作证时。这不利于本专

业知识的普及，不利于同行及社会各界达成共识。

除了病理动机外，实践中还存在一个术语— —

病理性动机。有学者认为病理性动机包括了病理动

机、混合动机、不明动机等。然病理动机与病理性动

机的定义、彼此间的关系，目前文献中未见有详细的探讨、区分。现在的情况是病理动机与病理性动机有

交替、互换使用现象，而且病理性动机这一术语的使

用有扩大化的倾向。为避免此种错误，贾谊诚教授从

司法精神鉴定的实用角度出发将精神疾病患者违法

行为的动机建议分为：(1)精神病理性动机；(2)情感

或心理障碍(或心理变态)，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动机；(3)现实性动机。并建议取消混合性动机。[

51此外，尚存在不明动机的问题。不明动机的含义

是指无意识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内部动机，或行为

者、外人无法对行为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不明动

机包括意识障碍、精神错乱状态等。[21在正常人中，也存在不明动机或无动机的行为。[6,71因此，理论上

说，在精神病司法鉴定中，被鉴定人无任何动机的情

形也是可能的。也许，随着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终有一天我们会揭示其中的奥秘。

五、关于犯罪动机与责任能力

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主要工作就是判断被鉴定人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问题，最终评定其责任能力。

20年前曾存在很简单的对应关系。即存在病理动机

就存在100％的辨认障碍。存在混合动机就存在100％的控制障碍。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此简单的对

应关系已经不合时宜了。

笔者认为。犯罪动机是实施危害行为人的主观

方面重要组成之一。具有清晰的行为动机者，他能明

辨行为的是非对错、预期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可能

后果、可能受到的处罚等。因此，对判断实施危害行

为人辨认能力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行为与动机之

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鉴定人尚需结合被鉴定人主观的其他方面(如情绪、需要、本能、习惯等)综合判断

被鉴定人的辨认能力。同时，动机作为行为的内在推

动力，使行为指向一定的目标，保证行为不偏离既定

目标，直到活动的完成。所以，犯罪动机对判断犯罪

行为的控制能力也有意义。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

到。从犯罪动机来判断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仅仅是法

学，j 理学标准，具体案例还应该结合医学标准来具

体、综合判断。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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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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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2oo6一o6—14；修回：2oo6—10-17)

第三篇：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关键词： 婚姻登记 精神病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成为全国各地婚姻登记机关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法律解释的阙如，对该问题的处理已经成为困扰婚姻登记机关乃至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实务中，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类：其一，精神病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办理结婚。由于患病程度不一，少部分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不能回答婚姻登记员的问题，无法履行登记程序;而大多数能够不同程度地履行登记程序，有的能大致回答登记员的提问，能够完成声明、签字，但根据当事人本人的交代或婚姻登记员的观察，其精神状况明显有疾患。对第二类精神病人，到底能否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感到难以把握。其二，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后，当事人一方的近亲属以当事人有精神病为由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或者宣告无效，并出具了有关证据材料。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不再受理此类申请，故此类案例最后往往演变成针对婚姻登记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登记行为。围绕精神病人婚姻登记问题的行政诉讼近年来大量出现，婚姻登记机关必须派人或聘请律师出庭应诉，无形中造成很大压力。一方面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婚姻登记行为执行的是形式审查的原则，无法也无权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作出专业判断，只能通过一般询问了解其精神状况，只要履行了法定的登记程序，就不存在行政过错;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解释的缺乏，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判决内容也极不统一，有的认为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履行严格审查的职责，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撤销登记;有的认为登记行为违法，但系当事人弄虚作假造成，过错在当事人，判决撤销登记行为，但由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基于上述原因，对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作理论探讨成了现实的急迫要求。

二、精神病人能否办理婚姻登记

精神病在医学上有轻重之分，一些轻度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不受影响。本文所称的精神病人，主要指民事行为能力全部或部分丧失者。按照《民法通则》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意见》)第5条的规定，只有那些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些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并且不能预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法律确立了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制度，但不意味着宣告是精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神病人限制行为能力的法律要件。因为只要精神病人的病情达到相应程度，即当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不是必须经过该宣告。1

我国《婚姻法》并没有就精神病人能否办理婚姻登记作专门规定。但《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排除了精神病人通过行政登记的方式离婚的能力，意即精神病人离婚只能通过诉讼途径办理。该规定直接的上位法依据应当是《婚姻法》第31条，即登记离婚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由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精神病人，不能完全辨认离婚的法律性质和行为后果，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因而不具备“自愿”的前提，同时只有通过人民法院审判才能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作出公正的裁判。由此可知，《婚姻法》及《条例》并非对精神病人离婚的资格进行了限制，而是限定了离婚的方式。对此从理论到实务都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从禁婚疾病和婚姻行为能力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我国《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禁止结婚。这里规定的禁止结婚的疾病是否包括精神病，除了1950年《婚姻法》列举了“精神失常未经治愈”外，现行《婚姻法》及《条例》皆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正式的法律解释予以确认。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几乎都是引述1994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及其配套规定。《母婴保健法》规定有关精神病(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但2001年的《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则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发现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的，“医师应当„„提出预防、治疗以及采取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当事人依据医生的医学意见，可以暂缓结婚，也可以自愿采用长效避孕措施或者结扎手术。”与前者的表述有别，后者规定当事人“可以”而不是“应当”暂缓结婚。卫生部2002年制定的《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规定“一方或双方患有重度、极重度智力低下，不具有婚姻意识能力;重型精神病，在病情发作期有攻击危害行为的”，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应“建议不宜结婚”;此外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属于医学上认为应暂缓结婚的疾病，“建议暂缓结婚”。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上述《母婴保健法》及其配套规定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完全衔接。其一是《婚姻法》使用的概念是“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前者使用的是“不宜结婚的疾病”和“应暂缓结婚的疾病”两个概念，二者的关系不明确。其二是《婚姻法》就禁止特定疾病患者结婚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前者使用“可以暂缓结婚”、“建议”等词汇，无法成为婚姻登记机关决定是否登记的依据。(这也成为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以下两类精神病应当属于禁止结婚的范围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1)重型精神病，主要指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这两种精神病之所以成为婚姻成立的障碍,是因为病人缺乏正常的辨识和自控能力,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承担婚后夫妻间的义务及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而且这两种重症精神病都属于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有的虽可治愈,但遗传发病率仍然很高,对子孙后代的健康和人口的优生造成很大威胁。(2)重度痴呆症。患有这种重度智力低下的人,法律上属无行为能力人,他们无法承担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且具有严重的遗传性。因此，以法律解释(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行政解释)的形式将这两类精神病明确列为《婚姻法》禁止结婚的疾病已经十分必要。

(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的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同时规定结婚登记行为必须由当事人亲自实施

推荐阅读： 婚姻，不允许他人代理。《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禁止结婚，也没有明示此情形下的婚姻绝对无效。较之《民法通则》作为一般法，我们可以认为《婚姻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并没有要求结婚的当事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此论断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得到间接印证，该意见第3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的，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久治不愈的”，可以判决准予离婚。既然以离婚处理，婚姻当属有效。

判断精神病人能否结婚的问题，应将《婚姻法》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可以把《婚姻法》的“完全自愿”原则同时理解成婚姻行为能力的规定，(婚龄是从年龄的角度规定婚姻行为能力的)，该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看，当事人应当能够独立地而且已经独立地认识到结婚的性质以及行为的法律后果，这就要求其精神状况必须与结婚这一民事行为相适应。换句话说，患有精神病的当事人的婚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姻行为能力必须足以对结婚这一重大的民事行为具有独立的正确的认识。从意志因素看，当事人必须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必须以正确的认识为基础形成同意结婚的判断，最后还应作出意思表示。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前提和基础，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的发展，又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结婚合意的关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根本不具备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也就不具备婚姻行为能力。具体来讲，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辨认能力，不知行为的后果，不能作出正确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完全自愿”的要求，故不能结婚。

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结婚则不可一概而论。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到底要达到哪种程度方才符合结婚的要求，至少目前还无法提出一个精确的标准。美国普通法认为精神不健全将导致婚姻无效，大多数州仍遵从这一规则。而对于结婚需要的意思表示能力各州则差距较大：一些州定义为能够理解结婚合同的性质并有能力理解结婚所带来的权利与义务。另一些法院则只要求在结婚时有同意的能力，而不要求测试其是否有能力理解权利义务的含义，尽可能使当事人所期待的婚姻能够有效。这些法院认为，尽管有些人在商事活动中的确没有行为能力，但这些人不一定不可以结婚，因为结婚对当事人的智力要求比从事商务活动要低地多。2 我们认为，从维护精神病人结婚的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对精神病人婚姻行为能力要求不宜太高。精神病人有权享受家庭的关爱，需要监护，而他们的父母终将无法履行对他们的抚养、监护责任，如果有人愿意与之组成家庭，履行监护职责，总体上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另一方面，现实又存在不少的精神疾患者结婚的现象，如果因当事人不够婚姻行为能力要求而致婚姻无效，既不利于精神病人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我国港澳台地区法律就规定精神病人的婚姻属于可撤销婚姻。3而美国也已经出现了将精神不健全作为可撤销婚姻而不是无效婚姻的趋势，如《统一结婚离婚法》第208条将精神耗弱视为可撤销婚姻的一种。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能够对婚姻关系的性质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能够基本预见结婚的行为后果，并且能够自主地作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准许结婚;反之，则不应准许。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能否登记结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贯彻意见》第67条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可以看出，该意见对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持的是推定有效的态度。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状态正常时，具有婚姻行为能力，应能够登记结婚，缔结的婚姻应属有效。

三、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原则 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婚姻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是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建立或解除婚姻关系的合意的一种确定、认可。从本质上看，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限于对当事人的登记条件进行形式审查，而对当事人的真实情况无法也无权进行实质查证。由此可知，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审查也实行形式审查的原则。对精神病的确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得由有条件的医院或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完成，婚姻登记机关无法也无权完成此工作。那么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的时候还有没有义务审查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论证的，不仅精神病人登记离婚受到明文禁止，精神病人结婚登记受到限制也是法律当然之意。

那么登记机关该如何履行审查义务呢?我们认为，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贯穿于整个登记程序始终，即从当事人提出申请、提交材料、作出声明到领取证件的整个过程;从另一个方面讲，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可能不符合登记要求，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也只能限于法定登记程序和材料，换句话说，每个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都应是推定为正常的，当事人不负有提交材料证明自己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义务。具体来讲，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审查是通过注视其提出申请时的言行举止、询问其结婚意愿以及监督其填写、宣读声明来完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询问其结婚意愿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只能询问诸如“张三，你愿意和李四结婚么”之类让当事人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如本文前面论述那样，如果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存在疑虑，应该而且可以询问其是否知道结婚的性质、法律后果;同样道理，监誓其声明也不应简单理解监督当事人是否把声明书的内容一字不误地读了出来，还应该留意其神态举止是否表示其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实务中，有的当事人在履行登记手续时，其父母站在旁边指示当事人该如何回答询问、履行手续，这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愿的原则，也妨碍了登记员正确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况，应予禁止。

如果当事人在结婚登记过程中能基本正确地表达结婚意愿，回答登记员提问，并按要求履行了登记程序，即便观察出其精神有一定程度的疾患，婚姻登记机关还是应当认定其具有婚姻行为能力，按照规定予以登记;反之，当事人明显呈现出重型精神病、重度痴呆症的特征，无法回答登记员的询问或只能机械地回答个别问题，不能履行登记程序，则应拒绝登记。而离婚登记比结婚登记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要求更严格，当事人表达离婚意愿和履行登记程序必须准确无误，不得有任何足以让登记机关对其精神状态产生合理怀疑的现象;否则，应告之当事人到法院办理。简言之，婚姻登记机关是以能否合格履行婚姻登记程序来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的。

如果当事人不能合格履行婚姻登记程序，而其近亲属或对方当事人又坚持认为当事人具备相应行为能力且执意要求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作好解释说明，必要时可要求当事人提精神病人的婚姻登记问题探讨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供其精神状况的医学检查或鉴定证明。另外，如果当事人能够合格履行登记程序，而当事人的近亲属却当场对其精神状况提出异议的，则应提交证据，如医院的诊断证明、鉴定结婚、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如果足以证明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达不到婚姻登记要求的，登记机关应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当然，鉴于婚姻登记机关审查能力和审查权限的局限，不可避免会出现因当事人隐瞒精神病真实情况，导致为精神状态达不到要求的当事人办理了婚姻登记的情况。为了救济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前所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前提，登记行为只是一种确认程序。只要婚姻登记机关依法履行了登记程序，审查了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该行政行为就不应存在违法之处。而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导致的争议本质上应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应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离婚无效。否定了民事关系的效力自然就否定了登记行为的效力，如按照既有规定，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的，该婚姻的登记行为自然归于无效，而不必通过专门程序予以撤销。由此可知，确立离婚无效制度实属必要，即因一方当事人精神不健全而办理离婚登记的，其近亲属有权代为提起离婚无效之诉;人民法院判决宣告离婚无效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离婚证书并将生效判决书副本寄送婚姻登记机关。

*成都市民政局。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13-114。

2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3。

3林荫茂著，婚姻家庭法比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50-52。

4同1。

第四篇：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比较法之维

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比较法之维

李晓光

【内容提要】恐怖主义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以及给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慌，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同时由于恐怖主义犯罪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而且涉及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对其规制也必然成为难点。在厘清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刑法规制现状的基础上，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积极地借鉴世界各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做法和经验，会裨益于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整体模式，最终完善、健全相应的反应机制，达到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

【关键词】恐怖主义犯罪 刑法规制 比较法 缺陷

恐怖主义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以及给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慌，迫使世界各国运用刑法这一和平时期最具暴利性的手段来予以积极规制，考察、借鉴各国的经验与做法，对中国当前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必然裨益良多。

一、概况：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滋生原因及分类

“恐怖主义”最初是一个社会政治学概念，由于涉及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目前尚不存在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⑴联合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召开的数次大会也未能就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恐怖主义活动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真正地蔓延“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时代疾病”，甚至有人称其为“20世纪的政治瘟疫”和“一场永无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战”，还有人还将其与政治腐败和环境污染列为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三大威胁。

我国当前的恐怖主义活动主要集中在与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密切“地缘联系”的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恐怖主义犯罪对中国的威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愈来愈强烈，其中，尤以新疆的“东突”恐怖势力最为猖獗。“东突”，又称“疆独”，是指一批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的民族分裂分子。⑵认清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产生、形成、和存在的背景和原因，对有效地运用刑法手段进行规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中国所实施的“和平演变”策略，是恐怖主义犯罪滋生的国际原因。它们通过设立特务组织、分裂活动机构、广播电视设施等等方式，指导、资助境内外分裂势力，来对新疆和西藏地区实行“分化”和“西化”战略。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炮制的“2000年解放新疆计划”就意图以巴基斯坦为基地，通过收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反动势力来援助新疆所谓的“民主力量”和“民族解放组织”，并达到最终“解放新疆”的目的。

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也是一个惯用的伎俩，但究其实质都属极端的宗教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种思潮与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有密切联系，其中，前者形成于十九世纪后半叶，是近代以来的一股宗教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一百年来绵延不绝，其政治追求是反对以国家主权为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主张重建政教合一、贯彻沙里亚法、体现“真主主权”的国家；⑶后者是由19世纪的鞑靼知识分子萌发的，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形成于沙俄统治下的喀山、克里米亚、阿塞拜疆，主张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共同组成一个有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这两种极端思潮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新疆，并先后形成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它们信奉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解放新疆。从而成为各种恐怖主义犯罪的思想动力。此外，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也是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盘踞在西亚的艾沙分裂集团、沙特的以“伊盟”为代表的泛伊斯兰宗教势力、以中亚为依托的“维吾尔跨国联盟”等等，主要通过提供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方式来实施恐怖主义犯罪。

整体来说，我国当前的恐怖主义犯罪可以划分为民族分裂和极端主义两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采用恐怖、暴力手段。其中，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等独立倾向较强的民族派别实施的，具体到我国就是指“东突”恐怖主义。他们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制造爆炸、实施暗杀、策划绑架、疯狂投毒、劫机等残忍手段袭击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平民以及围攻政府、执法机关，营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心理上震慑广大民众，企业实现其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东突恐怖主义分子所实施的骚乱、**事件和打、砸、抢、烧、杀等恐怖活动，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极端主义型恐怖主义犯罪，带有明显民族、宗教狂热色彩，是当代世界上最为普遍、最为严重的恐怖活动类型之一，典型的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的恐怖主义犯罪。在我国，极端主义型恐怖主义犯罪又可以划分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两个子类，新疆境内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大哈萨克共和国”等分裂活动，即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口号来挑起民族矛盾和制造民族分裂。极端宗教主义类型，如历史上“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所叫嚣的“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鼓吹“圣战”，“消灭异教徒”，实施“反汉排汉”的一系列暴力活动，都是极端宗教主义影响的结果。以“东突”为代表的中国恐怖主义犯罪目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远远无法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相提并论，在影响范围上是有限的，但其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一个现实性的威胁，并且对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形成严峻挑战，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二、考察：世界各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新动向

比较法作为一所“真理的学校”（ecole de verite）扩充了并充实“解决办法的仓库”（“Vorrat an L．sungen”，齐特尔曼语），并且向那些有批判能力的观察家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认识在其时其地“更好的解决办法”。⑷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饱尝了恐怖主义犯罪的苦果，同时，它们也都在探索各种应对之策。基于此，我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如果立足于比较法的广阔视角，通过考察这些国家有关反恐方面的方法和举措，并根据具体国情有选择性地加以扬弃，才能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狭窄的部门法樊篱中解放出来，拓宽恐怖主义犯罪研究领域，最终达到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

（一）制定、修改专门性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法律

将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并在保障人权和遵循法治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手段来应对和解决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采取的一项重要而有效的方略。例如，德国在其恐怖主义犯罪规制实践中通过了《反恐怖斗争法》，并于2002年1月9日通过了《反国际恐怖主义法》，还对《联邦宪法保卫法》、《联邦情报局法》和《安全审查法》等二十余部法律进行了相应修改。美国则相继通过了《1984年犯罪活动受害者法》、《1996年反恐怖斗争与运用死刑法》、《机场和运输安全法》、《与9·11事件袭击相关法》和《爱国者法》等一些重要的法律，有力地遏制了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蔓延。此外，英国、俄罗斯、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相继都出台了一些防治和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

（二）设置和完善专门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机构

成立专门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机构，主要是为了统一、协调和领导反恐事宜，从而更有力地展开反恐斗争。如，法国司法警察中央局负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犯罪活动，该机构于2001年成立了专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指挥部，负责与其他相关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相关机构的交涉；2007年，法国还成立新的国家情报机构——内政情报署。“9·11”事件之后，德国联邦外交部和内政部分别成立了危机指挥部，全权负责打击包括恐怖主义犯罪在内的国家安全工作。⑸意大利成立了一个专门查处恐怖主义犯罪资金流动动向的金融委员会，负责清查恐怖主义组织在意大利和欧洲的资产。美国则迅速成立了国土安全部。

（三）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罚力度逐渐上升

西方刑法学理论一般认为，重罪是指涉及三年以上刑罚处罚的犯罪。⑹以此为参照标准，德国在“9·11”事件之后，在其刑法典129条增加了一款规定，规定参加或者资助外国恐怖组织就会被视为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对这类犯罪活动人员可以判决1至10年的有期徒刑。英国在其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法律中，配置三年以上徒刑的罪种蔚蔚大观，此外，英国还专门通过了《2006年恐怖主义法》，对原来的自由刑幅度进行了上调，加重了处罚，而且基本上都设定了相应的财产刑。美国主要通过单行立法的方式来规制恐怖主义犯罪，如其颁布的《1996年反恐怖斗争与运用死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最高刑罚配置是死刑。⑺

（四）注重严惩支持恐怖主义犯罪的人员和组织

为了孤立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各个国家都开始注重打击以各种方式支持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人员和组织。例如，2013年10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严惩恐怖犯罪活动修正案，确定了连带责任，规定恐怖活动的赔偿包括了精神赔偿，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其亲属和关系朋友也负有责任；建立严格的监察机制，有关部门将对恐怖分子家属、朋友的财产进行严格检查；严惩恐怖行为，设立“建立恐怖活动训练基地罪”，违者将被判刑15至20年：设立“建立或资助非法准军事组织罪”，违者将被判处3至10年徒刑。⑻法国则在保持原有对恐怖组织和人员的犯罪罪名指控之外，继续强化刑法对恐怖活动犯罪的震慑作用，2012年法国政府公告刊登了一项打击恐怖主义的新法律，该法律允许对在国外犯有恐怖主义罪行或在国外接受极端主义思想灌输的法国公民提起诉讼。⑼

（五）强化侦查、执法和司法等相关部门反恐的职能

为了更机动灵活地与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一些国家纷纷赋予侦查、执法和司法部门相应的特权。例如，英国制定了《2001年反恐怖犯罪及安全法》、《2005年预防恐怖主义法》，包括了警察权力条款，扩大了警察在侦查过程中的权力范围；赋予内政大臣核发“控制令”的权力，制约国内外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活动，包括禁止使用电话或者互联网、限制行动和自由等一系列限制措施；制定了《2008年反恐怖主义法》，规定了反恐人员情报收集和共享；讯问恐怖分子嫌疑人、告知义务以及限制涉恐资产的程序等内容。⑽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为应对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犯罪，专门成立了国土安全部，颁布了《反恐怖法案》，允许政府调查人员监听恐怖嫌疑分子电话、跟踪其上网记录和电子邮件的使用，允许司法部门在提出犯罪指控和驱逐之前对有犯罪嫌疑的外国人拘留7天等措施。⑾法国则专门制定了一个针对审判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程序，其特点是将追踪、预审以及定罪都集中在一个单独设立的法庭。⑿

（六）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恐怖主义犯罪

为了把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控制在萌芽状态，各国都采取种种措施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监控体系，以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在初始形态的应对与规制，典型的如加强对移民事务的管理和对金融事务的监控等等。同时，众多国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建立起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应急反应机制，对与反恐相关部门的职权、任务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试图将恐怖主义犯罪抑制在萌芽阶段。例如，法国陆续颁布了《货币金融法典》修正案，设立检察办公室，新增对乘客的检查等措施，积极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⒀

三、检视：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立法现状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诱因是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为西藏的“独立”和新疆的“东突”问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仍属相对初级阶段。但我们仍然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2011年7月18日新疆和田市发生了十八名暴徒攻击纳尔巴格派出所，并且占领派出所后在房顶悬挂写有“真主至上，以真主名义开始”字样的黑色圣战旗帜这一“严重暴力恐怖案件”。2013年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共造成十五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死亡和两人受伤。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是我国对待任何恐怖主义活动的基本立场。

作为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大国，一方面，我国参加了一系列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区域反恐合作，积极履行我国的国际义务，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公约主要包括三个反劫机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此外，我国还加入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分子爆炸的国际公约》，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等。这些多边公约和国际公约在我国都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可以转化为国内法，从而对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实施有效的规制。

另一方面，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刑事立法活动。我国1997年刑法典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明文规定，反映了中国反恐立法的多样化对策，大体形成了以刑法典第120条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为主导，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诸多相关犯罪为辅承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三）》，集中对现行刑法典中的恐怖活动犯罪进行了系统的修补与完善：1．增设了新的相关罪名，例如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2．修订了相关的罪名与罪状，例如将投毒罪修改扩充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取消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在盗窃、抢夺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中增加了作为犯罪对象的危险物质，将恐怖活动犯罪增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等；3．重设了相关的罪刑单位，例如修改单位犯洗钱罪之法定刑，修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法定刑等。⒁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反恐工作的法律文件，意味着我国在反恐立法方面迈出关键的第一步。⒂

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我国目前已经与一些国家签订了有关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等主题的国际条约，并且依据宪法规定，这些条约在国内法中应当得到相应的贯彻和实施。整体而言，我国刑事立法在恐怖主义犯罪规制上已经形成一个尽管尚属笼统宏观但却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就为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在实行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有效地进行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基石。

四、反思：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缺陷

毋庸置疑，中国当前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事立法体系历经多次修改和增补，尤其是1997年的刑法典全面修订和2001年刑法修正案

（三）的出台以及2011年的人大决定，已经渐趋成熟，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指导，以刑法典为主体，以引渡法等刑事程序法为辅佐的完整系统，并在与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考虑到当下恐怖主义犯罪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反恐斗争的实践，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事立法体系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一）恐怖主义犯罪规制刑事立法模式不科学

目前，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法律模式大致有三种：1．制订专门的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2．在刑法典中专设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条款，规定得相对较为详细，如法国和我国澳门地区；3．在刑法中没有将恐怖主义犯罪规定为独立犯罪，只是根据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规定各种恐怖主义犯罪分别适用杀人、伤害、爆炸等具体犯罪的规定。⒃

具体到我国，既没有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刑法典中也没有划出专门章节来规定恐怖主义犯罪，而是根据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性质以及目的等各种因素为参考依据，分散规定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两章之中。这样极为“分散”的立法模式存在着极大的弊端：首先，模糊了恐怖主义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恐怖主义犯罪是以一般的刑事犯罪为表现形式的，这就决定了不论从犯罪的主体、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还是从犯罪的客体的角度，我们都不可能找出恐怖活动犯罪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一般刑事犯罪之间的根本区别。⒄其次，有关恐怖主义犯罪规定的分崩离析，阻碍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与特征。再次，这样极为分散的规定，也不利于司法实践活动的顺畅进行。

（二）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事法网不严密

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经历了从79年刑法的空白到97年刑法的粗枝大叶，再到2001年刑法修正案

（三）的显著丰富。恐怖主义活动的犯罪化已经取得相对突出的成就，有关反恐的刑事立法法网已在日趋严密，但仍亟待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首先，恐怖主义犯罪的基础定位并不清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规定分散于刑法分则各个章节之中，造成了刑法理论界对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法益究竟是公共安全、利益、还是个人生命与财产权利等的论争，造成了司法实践界适用法律和在定性上的困难。严密刑事法网，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涵盖全部行为的中心价值判断，以此作为最根本的行为评价标准和观念指导。其次，具体罪名体系的不完善。刑法修正案

（三）的颁布，并没有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犯罪罪名粗疏的问题，现行刑法典仍存在着诸如缺少海上恐怖犯罪，对受国际法保护人员实施恐怖犯罪等漏洞。最后，对于特殊的行为方式缺乏前瞻性与预见性，恐怖主义犯罪的实施可能涉及到大规模买卖有害物质及其废料、微生物或生物基因或废料等行为，需要刑法典做出相应有力的回应。

（三）恐怖主义犯罪规制刑事程序法的缺失

在刑事程序法中，可以发现：对于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的刑事犯罪诉讼程序并没有任何差别；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侦查和证据制度，也同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相关的引渡条约中，同样也没有对于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特殊性规定。

恐怖主义犯罪呈现以下发展趋势：由过去针对特定目标的袭击转向随机性选择目标，直接针对普通民众或者公共设施、公共场所、标志性建筑等人口密集的繁荣地区；宗旨已由“要更多的人看，不是更多的人死”转向了“既要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转变为制造单纯的恐惧。恐怖主义犯罪高度的复杂性、组织性和反侦查性及其互相渗透的特征，决定了与一般犯罪相比，恐怖主义犯罪更需要使用特殊的侦查手段、取证制度等来与其规制要求相适应。我国刑事程序法在这方面却付之阙如，这无疑会大大影响刑事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更合理和有效的反应。

（四）与国际反恐立法的接轨不充分

截止目前为止，很多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犯罪在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法律体系中并未体现，我国对恐怖活动犯罪规定的模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认定恐怖活动犯罪时难以获得他国认同的问题。例如，对“恐怖活动组织”、“组织、领导、参加、资助”等词语的具体含义，在中国刑法学界都存有一定的争议。现代恐怖活动犯罪活动具有全球的特点，早已超越一个国家的领域范围，因此，在应对此类犯罪时仅仅依靠一国的力量很难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这就要求我国的反恐活动要注意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交流以及合作，以便互通情报，并在引渡、司法协助等方面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五、对策：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体系的构建

（一）重塑恐怖主义规制的立法模式

反恐的立法模式直接关系着我国未来反恐格局的发展情况，从世界各国的反恐经验来看，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反恐体系是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完善。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我国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反恐法案，规范反恐活动，调动反恐力量，明确反恐职责，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活动。面对大多数以零星分散状态出现的恐怖主义活动，反恐立法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其不仅仅关涉到一个刑法问题，实则关系到整个反恐法律制度，包括对刑事法、行政法、民事法、军事法乃至经济法、国际法等法学理论和相关立法的研究。因此，这部法律应该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涉及多方面内容和多个部门法。同时，我国要尽快建构反恐怖犯罪的法律体系，形成以宪法为依据，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围绕反恐怖法的专门规定，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有机结合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要实现两个衔接，一个是从效力等级上看，应当是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效衔接，另一个是反恐职能上看，应当是预防法、处置法、制裁法和恢复法的衔接。⒅

（二）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体系

如果要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体系，应在法律中明确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反恐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明确反恐的价值中心所在和反恐怖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可以是：反恐应从预防和打击两方面着手，其目的是国际国内和平，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为了这一目的，需要调动各种反恐力量，综合协调，科学设计，使各种反恐力量能够发挥最大合力。反恐的基本原则要遵循预防与打击并重原则，即不可只打击不预防，要标本兼治；遵循国际与国内相结合原则，恐怖主义具有国际性，因此要国际国内结合治理，实现情报交流、引渡协议和侦查的配合；遵循非政治化原则，要确认恐怖主义犯罪不是政治犯罪，而是一种严重地刑事犯罪活动。⒆要全面规定反恐立法的实体法内容，将已有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犯罪一一列出，分别予以量刑，不能让恐怖主义犯罪出现漏网之鱼；同时还要追究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民事责任，使其承担犯罪引起的一切后果。

（三）构筑特殊的刑事程序法体系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专门针对惩罚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别刑事诉讼程序，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决定了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从侦查、调查取证、法庭审判、刑罚执行等程序都要有一套与一般刑事程序有别的特殊程序。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关键是要及时、准确，并且要注意打击过程中可能涉及法治与人权问题。可以在保证司法公正的情况下，赋予侦查人员以特别的调查取证权，也可以给检察官以特殊的检察权，使他们在合法的职权范围内，及时快速发现和惩治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幸福。当然，在程序设置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安全利益和自由价值之间的平衡度。

（四）规定专门的反恐机构与监督机构

我国需要对恐怖主义犯罪实行综合管理，同时也要用立法形式规定专门的反恐机构，具体由其负责反恐工作，这个机构可以设立在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该机构的职能应该比较广泛，只要与反恐有关的事宜都应该囊括其中，包括情报搜集交流共享、人员培训、机构协调、设备购置、反恐法案提出、反恐计划制定和预案、与其他反恐机构的联系、案件侦查处理等等。考虑到反恐工作的复杂性，反恐人员应具有综合性特点，包括公安、安全、检察、综合治理等方面人员参加。当然，为了防止反恐机构权力滥用而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秩序，应当设立反恐监察机构，这个可以设立在检察院之下。

（五）实现国际国内反恐立法的无缝对接

随着恐怖犯罪活动国际化和我国反恐形式日益严峻，客观上需要加强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反恐法制建设。鉴于我国反恐国际义务还没有全面地转化为国内法，其前瞻性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需要在与他国反恐活动交流中继续完善。首先，根据《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我国刑法应对核恐怖犯罪的基本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并可结合我国实际，将公约中列举的核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列进刑事犯罪行为中，增加核恐怖犯罪罪名。其次，虽然我国尚未加入《网络犯罪公约》，鉴于我国当下网络犯罪活动的猖獗，应借鉴该公约规定，明确网络恐怖犯罪的概念、形式、处罚措施、证据规则等等。最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应该增加执行安理会有关恐怖主义活动决议的规定。⒇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康树华：《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⑵何秉松：《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⑶刘中民；《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国家”思想》，载《西非亚洲》2011年第4期。

⑷[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恐怖政策与措施》，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83页。

⑹卢建平、叶良芳：《重罪轻罪的划分及其意义》，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⑺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

⑻朱冬传：《俄通过严惩恐怖活动法律修正案》，载《法制日报》2013年10月29日版。

⑼刘维靖：《法国强化反恐 颁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载《国家在线专稿》2012年12月24日。

⑽杜邈；《英国反恐立法新发展》，载《时代法学》2009年第5期。

⑾刘作翔：《反恐与个人权利保护——以“9·11”后美国反恐法案和措施为例》，载《法学》2004年第3期。

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恐怖政策与措施》，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⒀赵秉志：《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页。

⒁黄太云：《立法解读．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2页。

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30日。

⒃张旭：《国际刑法论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黄太云：《立法解读：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另可参见陈晓济：《国际反恐立法模式与我国反恐法律构建》，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作者提出了分散型立法模式、专门型立法模式、综合型立法模式的划分。

⒄陈忠林：《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⒅杨涛：《反恐：亟待立法完善——反恐立法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2期。

⒆王立民：《完善反恐立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载《法学》2003年第6期。

⒇尹生：《中国反恐法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第五篇：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受“有病无罪”观念的错误影响，长期以来法学领域很少开展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研究，致使形成“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态势，忽视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笔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司

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的变迁，以此为参照，发表了对精神病人犯罪研究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精神病人；犯罪；辨

认能力；控制能力；刑事责任能力

【中图分类号】d919．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1—0s12—06

research on ability of tak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a m entally disordered patient．he tian．southwest uni—

vetsity of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0031．

【abstract】law breaking of a mentmly disordered patient has been seldom research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domestic

legal field because of the incorrect conception of acquittal by reason of mental illness． consequently，psychiatrist has

replaced judge to determine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guilty or not．at the same time，the public safety was neglected．

the author simply introduces the american change on forensic psychiatry over recent decades and expresses some owdopinions

on above problems．

【keywords】mentally disordered patient，crime committing，cognitive ability，control ability，ability of taking crim·

inal responsibility

前言

国内一些人对刑法有关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规

定存在认识误区，错误地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精

神病患者因为在主观上不具有认识能力，所以，精神

病患者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

论其行为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结果，都不负刑

事责任。①简而言之，就是“有病无罪”。加上我国《劳

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

所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不属于管理范

围．这样“有病无罪”的观点好像理由更为充足。受此

观念的影响，不少法律人士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研究不屑一顾，误以为那仅仅是鉴定医生涉足的领

域，致使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处于滞后状态，危险性

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长期得不到很好的综合治理

精神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对没有辨认能

力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不追究刑事责任，既

是人类社会认识能力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当今世

界重视法治精神和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我国法制

建设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走上正轨，司法精神病

学系统研究始于那个时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

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控制犯罪法》，这个法律对精神

病免罪辩护的基本政策是“从严掌握”。对比之下，我国的“精神病免罪”则是从无到有，自从有此规定

开始，一直是“从宽掌握”。这样做必然带来两大不

良后果．一是精神病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成了

社会的隐痛．公共安全受到了极大的侵扰；二是罪犯

诈病的事件屡见不鲜，更有个别诈病成功者公然叫

嚣自己有“杀人执照”。②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起着平衡冲突各方

利益的作用。对精神病人违法的认识和处理须兼顾

[作者简介]何恬(1958一)，汉族，女，重庆人，医学学士，法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

tel：***：e—mail：hetian@swup1．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05jazh019)。

① 刑法的认识理论对司法鉴定刑事责

任能力的借鉴与影响。http：／／www.xiexiebang.com／medlaw／psycho03．htm，2004年12月搜索。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投身于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研究中。

现在，英国对患精神病的嫌疑犯不起诉的正式

决定权通常掌握在法官手中，案情轻微的可由警察

发出察看令(以观后效)并释放有病的嫌犯。如果调

查显示案情重大，尽管鉴定医生认为犯罪嫌疑人有

病无罪。警察也会把对案件的处理留给法院来解决。

法院在接手前要经历一个中间阶段。先由检察院指

定一名工作人员对警方递交的案件进行审查。审查

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立案证据是否充分。另一方

面是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看是否提起公诉。检

察院跟警察部门一样。不会因嫌疑犯被医生诊断为

精神病而做出结案决定，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作案证

据确凿的重大案件交由法院处理。法院对这类小的案子，由预审法官做出即决裁定(summary eonvie．

tion)。较大的案子才开庭审判。④

我们已经习惯于鉴定医生对被鉴定人作刑事责

任能力的评定，如何从法、医的双重角度来研究触犯

刑律的精神病人是有罪、减罪、免罪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此不妨以英国的一个判例为参照拓宽思

路。

英国在处理姆纳坦案件的意见中。法官阐明了

检验精神错乱的方法之一。即凡是某人在精神错乱的幻觉中实施了犯罪行为。他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要根据他所想象的事实情况来确定。“例如，被告如果在幻觉的支配下，认为别人正在实施企图

剥夺他的生命的行为。因而他把该人杀掉了。他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自卫，那么，他会被免除刑罚。如果他的幻觉是。死者对于他的名誉和财产造成了严重损

失。作为对这种假想损害的报复，他杀死了他，那么，他就会受到惩罚”。②

审理该案的英国法官充分尊重了客观事实，不

单以被告有幻觉、杀人行为因幻觉所致。即评定他为

无刑事责任能力(我国的鉴定医生就是这么评定的)。而是进一步将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检验，看临床精神病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认可的程度。不然，司法精神病学与临床精神病学有什么不一样?笔者

拟以上述英、美国家对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法律

处理作参照，结合国内刑法的有关规定，对精神病人

作案类型和作案原因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但愿能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15 ·

三、检讨我国刑事责任能力法律要件

我国刑法第l4条规定：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发生所持有的主观心理状态是犯罪故意。故意犯

罪中，行为人的明知是以其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的。

精神病人作案有没有认识能力不能一概而论，一定

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和病情加以客观全面的分析。为

行文方便笔者以评定精神病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和法学的混合条件为线索分析研究精神病人的违法行为。

(一)辨认能力

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与病情轻重有一定关系，然而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因而鉴定精神病与诊治

精神病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笔者以司

法精神病学本身为立足点来审视“犯罪”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将其分成3种类型。

1．无辨认能力

一些精神症状可使病人作案当时根本不知道自

己正在干什么。事后也回忆不起自己干过什么，典型的如意识障碍伴错觉(相当于一般人说的神志不

清)。这类作案的特征为：(1)突发性无预谋，无现实不

良刺激；(2)无选择性，包括对作案的对象、地点、时间

均无选择性。作案工具也是随手拈来；(3)无现实作案

动机；(4)案发后缺乏自我保护，不会主动去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审讯时否认作过案。作案原因多系病人

因意识障碍伴错觉，感觉周围环境不安全，周围的人

非人、物非物。全是妖魔鬼怪，出于自卫的本能伤人

毁物。若案件一发生警察即展开对作案人的审讯，可能发现对日后精神病鉴定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意

识障碍的持续时间一般不长，待病人清醒后病中的经历回忆困难。综上所述，这类病人对作案是没有

辨认能力的。

另一些精神症状，如思维逻辑障碍、部分智能缺

陷和抑郁症的扩大性自杀，作案时病人虽然清楚自

己正在做什么。但没有犯罪的主观恶意，甚至把所做的坏事病理性地推理为好事，诚如抑郁症患者杀死

自己最心爱的人是基于同情，不忍心自己死后受害

人活在世上遭罪。显然，这类病人也是没有辨认能

力的。

① see peter bartlett ralph sandland：mental health law policy and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new york．second edition

2003．p242-244．

② 储槐植：《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9页。

· s16 ·

第三类情况是病人意识清楚，作案与病理动机

和现实动机都沾不上边，讲话总是东拉西扯，听不懂

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无法与其正常交谈，常见于思维

散漫或思维破裂。

2．部分辨认能力

典型的有妄想、幻觉，它们是导致精神病人作案

最常见的精神症状。病人受其影响会对本无任何矛

盾冲突的人产生敌对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敌对情

绪会越来越加深，这种情绪病人可能表露出来，也可

能埋藏在心里，但终究要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故一

旦行凶，手法往往比较残忍。与病人密切交往者更

容易成为他仇恨的对象，当然有时素不相识者同样

可成为其仇恨的对象，这些对象可特定也可不特定，特定则作案有选择性，不特定则“滥杀无辜”。作案

可分成3种类型。

(1)在妄想、幻觉直接作用下回应性地立马作

案。尤其要说明，如果病人感到大祸临头，出于正当

防卫的心理原因作案，应归人无辨认能力一类为妥；

假若病人仅仅是感到气愤作案，就应放人部分辨认

能力类型。

(2)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这应了人们

常说的一句话“冰冻三尺，非一et之寒”。现实生活

中一点小小的冲突可作为导火线点燃病人长期郁积

在心中的愤怒火焰。受害人即为病人妄想、幻觉所

指向的对象。

(3)有预谋的作案。作案准备的充分程度一点不

比正常人差，个别病人还显示出超常的智慧和意志

力。客观地说，这种病人“恨”的根源来自妄想、幻觉，不过对作案行为本身的违法性病人通常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行凶前有的病人犹豫不决，行凶后有的病

人会主动投案自首或藏匿起来。

部分辨认责任能力不是一个确切的量化指标．

10％跟90％之间的差距不小，如何筛取一个合理的部分值由综合因素决定，或许以下两大方面不能不

重视：

(1)病人作案的主观恶性度高低。一个病人受妄

想、幻觉的困扰，总认为有人要害他，采取多种合法

手段保卫自身权益．一再受挫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才付诸暴力；另一位相同病情的病人却总是用武

力来对付假想敌。可见，后者的主观恶性度高于前

者。再如，有预谋的作案病人的主观恶性度肯定高

于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的病人

(2)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将来再作案的几率

大小。在评定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千万不能忽视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将此作为考虑因素正是对

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视。

部分辨认能力的病人作案时意识清楚，在没有

抵触情绪时能完整交待作案的来龙去脉。部分病人

事后对作案感到悔恨，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始终对

受害人义愤填膺，视自己的违法行为为正义之举，多

数人希望得到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少数病人持无

所谓的态度，还有极少数人有求死愿望。其共同特

点是：a．意识不到作案动机源于妄想、幻觉，故不会

以此作为主张宽大处罚的理由；b．妄想、幻觉的内容

旁人听起来荒唐滑稽，而病人本人不以为然，觉得合情合理，还试图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话；c．最初接触

病人时，感觉他很正常，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尤其

是触及作案原因时会感到病人说话越来越离谱。

鉴于这类病人对作案行为有部分辨认能力，所

以不宜完全免罪．恰当的做法是量刑中予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3．有辨认能力

主要指那些与病态的认识活动无关联的因现实

纷争而起的作案类型。若这类病人有控制能力障碍，宜参照下面的原则处理。

(二)控制能力

如今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已经取消了不能控制规

则。国内刑法规定了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障碍，意味着病人两者居其一即可得到减刑或者免责。精

神病学理论认为，绝大多数精神病人患病后，甚至病

情缓解后一直有自控能力下降。鉴定医生常常基于

这两点，评定那些有辨认能力，但控制能力有障碍的病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不

难想象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高。不言而喻，这可能增

大那些有辨认能力病人故意作案的风险。生活中不

乏其例，如：一脑外伤病人伤愈后，仅遗留性格改变，由过去的温和个性变得暴躁易怒，发火时尽情发泄，不计后果。本人自恃有病公开叫嚣警察奈何不了他，加上年青力盛，帮人充当追债的职业打手，以此作为

谋生手段，受害人不计其数，民愤极大，警察审问时，发现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对自己干过的坏事供认不

讳。鉴定医生给出的鉴定结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这不正好应验了他的公开叫嚣吗?针对这一时弊，笔者建议从严掌握控制能力障碍的尺度。改变对控

制能力障碍的病人作泛泛医学评定的定势思维习

惯，结合具体的案情分析病人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是

否达到“心神耗弱”的程度。这样医学状况相似的病

人仅是临床诊断一致，而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完全是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l4卷(第1期)

另一码事。那么，司法实务中应怎样掌握控制能力

障碍的尺度呢?仍按分类的方式进行探讨。

1．外界不良刺激惹而作案

控制能力减退的病人容易犯冲动型的暴力犯

罪，原因是他们易激惹。

笔者以为务必要查明有无激恼此类病人发火的外界因素，不然何须牵扯到病人的控制能力问题上?

这个条件满足后再考虑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其中要

特别注意研究外界不良刺激与病人作案行为间隔的时间，如果这一时间过长即说明作案与控制能力障

碍没有因果关系，反之则可能有关系，举例说明之。

一男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发病中，发现妻子红

杏出墙(确有其事)，欲找情敌报复。几天后两人相

遇，对方神情紧张，为麻痹对方，病人虚情假意地拿

出香烟请对方抽，然后与其友好地闲聊，趁其放松警

惕之际接连出手打伤对方。显而易见，认定该病人

有控制能力障碍有些牵强附会。倘若，病人是当场

发现情敌与妻子通奸，认定有控制能力障碍谁也不

会有任何疑义。

2．主动发泄病理情绪以寻求解脱

这类情况多发生于病理性心境恶劣时，可见于

抑郁症、焦虑症和癫痫病人。抑郁症病人一般是把

攻击指向自己，但也有极少数病人把矛头转向其他

人，典型的如间接性自杀，病人懂得杀人偿命的道

理，通过杀人达到被处决的目的。当然也有的抑郁

症病人杀人单单是为了发泄病理性情绪。此外，少

· s1 7 ·

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人还可出现盗窃行为，目的同样是为了发泄病理情绪。

本型病人的辨认能力完好无损，犯罪有某种自

利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度，且受害方往往无任何

过错，因此，只能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否则正

义得不到伸张。

结 语

我国刑法第l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实施危害行

为时不负刑事责任须具备两个条件，前提条件是作

案人为精神病人，满足这一条件后就要进一步考查

行为人在作案当时有无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后一个

条件是法学与医学的混合要件。这是解决有无刑事

责任的关键，正确的作法是由鉴定医生从医学的角

度(即根据病情)判断作案的精神病人有无辨认或者

控制能力，司法人员在得到了医学技术的支持后，再

根据病情和案情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综合法

学与医学的复合知识得出适宜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判

定。如果遵循这一操作程序，就会因案不同而得出

以下数种不同的判决结论：一为没有精神病，刑法第l8条不适用：二为作案人患有精神病，但有完全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则为“有病也有罪”；三为作

案人患有精神病．并且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有损

害，根据其损害的程度分别判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

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即“有病轻罚”或“有病无罪”。

(收稿：200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