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依法化解农村矛盾

第一篇：构建和谐社会依法化解农村矛盾

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目标，重点难点在农村。不容讳言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里，“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很多又以涉农纠纷和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如何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特别是涉农纠纷和案件，平抑农民之间的权利冲突，这对增强司法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构建和谐平安农村，巩固加强党的执政

地位；对服务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农村矛盾凸现

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种种不和谐。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往往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

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作了《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他坦陈：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非讼、厌讼的，但那是封建专制年代的情形，公民缺乏权利意识，政府也压制诉讼。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似乎与美国人一样的“好讼”了。20多年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每年的民商事案件平均只有50多万件，而20多年后的今天则上升到了500多万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未的10倍。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活跃，民商事纠纷也相应增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民商事纠纷，很大部分就是涉农纠纷案件。

以我们南康市为例，2007年南康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106件，与往年大致持平，说明我市的社会治安形势比较稳定。但受理的各类民商事案件1673件，比2002年1291件，增加382件，上升29.59%，而这些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农纠纷达953件，占当年民商事案纠纷56.96%。

除传统的劳务纠纷、相邻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略有下降外，其他涉农纠纷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一是债权债务纠纷案件居首位。特别是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大量增加，2007年受理此类纠纷案件112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75%。

二是土地纠纷增多。农业向规模化、契约化发展，过去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岭、山坡、滩涂成了“寸土必争”的黄金之地。中央减免农业税后，农民开发性农业勃兴，土地、山林、果园、鱼塘、滩涂的占有、使用、收益、相邻纠纷增幅很大，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107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23%。

三是传统婚姻家庭纠纷有所下降，但近年来，“打工青年”离婚案件居高不下。众多的打工青年为社会、为家庭作出了贡献，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由于打工青年流动性大等原因，给婚姻家庭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83件，占涉农案件8.70%。

四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增幅很大。而且呈现出案件多，标的大的特点。

此外，还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以及毒害耕畜等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案件。此类案件往往由于农民缺乏维权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有的农民则采取极端报复手段来实现权利。如高安农民胡某在福建老板林某的砖厂打工，被搅泥机扎伤，法院判决林某赔偿胡某10多万元。到期后，胡某不申请执行，而是邀集亲友数人，绑架林的2个女儿，结果构成犯罪被判刑，成为《站在被告席上的受害人》，教训极为深刻。

二、权利冲突是农村矛盾纠纷核心内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各种权利冲突，当前的农村矛盾尽管纷繁复杂，但其规律和特点：

第一、现阶段农村矛盾纠纷反映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些矛盾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农村，讲三者利益，说到底是国家、集体给农民什么，农民为国家、集体负担什么。人民公社时期，负担的载体是生产队，农民吃的是“大锅饭”，农民负担的矛盾潜伏着。现在，农民个人是独立的负担载体，负担的轻与重，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与不稳定。近年来，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农村政策。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集体”，因为“集体”曾使农民大受“一平二调”之苦，现在加重农民负担，又往往出在花样百出的集资办“集体”的事上。因此，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

第二，领导干部是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处于主导地位。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矛盾，都在农民群众与农村干部这一对矛盾上交汇。有些乡村干部，本质上是农民，带领群众致富，自己也要致富，如何摆正“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农村干群关系的“焦点”。如果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滥用职权，越权执法，作风上贪污腐败，就有可能影响干群关系，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

第三、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分散，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呈现多元化状态。农村的矛盾很多，引发的各种纠纷异常繁杂。少到几元、几十元的小额诉讼，多到上百万的“官司”；小到家庭邻里间宅基地争执，大到区域间土地、山林、水面权属的纷争；分到个人打官司告

状，合到聚众越级上访等等。另外，农民收入提高了，但与其它行业相比仍处于最低水平；农民素质提高了，但仍有很多文盲、法盲。加之，封建迷信、宗族势力与“黑黄毒赌”等丑恶现象的搅合，使得农村矛盾纵横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容易激化，形成连锁反应。因此，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农村矛盾，大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三、构建多元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设想

有社会就有纷争，有纷争就要有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当前农村社会中，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能够满足农民多种需求的多元化解机制是当前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发展方向。其合理性主要有：其一，多元化的农村矛盾纠纷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利益的调整、重分，规则的修正、重建，表现在农村的矛盾纠纷在内容、性质和形式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纠纷成因、纠纷类型和纠纷层次呈现多元化，这就要求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手段、方式的多样化。其二，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差异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就纠纷解决方式而言，无非有诉讼和非诉讼两种方式。诉讼代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属于一种公共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纠纷“法律”解决的典型形式。与诉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它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但存在成本高、周期长、过于刚性化等制度上的功能障碍，诉讼并非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尽管程序不如诉讼严谨、处理不如诉讼精确，但灵活、便捷的功能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其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对纠纷解决方式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侧重权利实现的，往往从法定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力求选择诉讼实现权利最大化；而侧重效益考量的，往往从纠纷解决和实现正义的成本、效益出发，力求通过便捷、经济、协商的诉讼外方式解决纷争。只有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从不同角度满足不同主体解决纠纷的需求，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途径。在我国，社会矛盾争讼有五大解决途径：协商，民间调解，申诉（行政调解），仲裁与诉讼。总体来看，在司法实践中，近年来我国诉讼调解工作得到了加强，这符合社会主体对司法需求越来越高的趋势，这是好的一面。但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仲裁则有弱化的趋势，因而产生农村矛盾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成本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加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初步构想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骨干，以乡镇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为调解工作站、以村组调解员为工作联系点的“庭、站、点”调解工作网络，按照“小纠纷由村组调解员调处，即不出村；一般纠纷由乡镇调解工作站调处，即不出乡；大纠纷由人民法庭（人民法院）裁决调处”的原则，从而实现功能互补互动，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几点建议和对策。

当前农村矛盾凸现，除了要构建多元矛盾化解机制外，笔者认为还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首先，坚持积极疏导的方针。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加强疏导，就是对农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要主动听取，对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解决，对于农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主动办理。尊重和保护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热情。要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做到荣之事多做，耻之事不为，不以荣小而不为，不以耻小而为之；同时倡导和谐家庭关系和科学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

（二）落实司法为民举措。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依法化解农村矛盾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执法指导思想，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便民诉讼网络，充分发挥便民诉讼网络的作用，便利群众诉讼；加大司法救助的力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他们的诉讼提供快捷高效服务，最大限度保障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得起官司。在审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中，要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对立情结较强、涉及面较广的民商事案件，要多做调解工作，防止“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

（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应当肯定，几年来，我市的普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普法形式过于单一，效果不够明显的问题。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要充分利用审判工作优势，采取以案讲法、以案释法、巡回审理、就地开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群众法治观念，引导农民群众以合法的形式实现自己的权益。

（四）切实加强基层工作。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关口。要以村、街道和社区为工作重点，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好村（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加强“两所一庭”（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的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构筑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政法组织为骨干的维护稳定工作网络，切实提高他们依法行政、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尽量不把稳定因素消除在基层，解决在盟芽状态中。

（五）提高农村干部素质。农村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干群矛盾，干群矛盾说来说去主要有两条：一是与民争利，以权谋私引起的矛盾；二是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激化的矛盾。有些乡村干部常用“土政策”，“土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土办法”外在表现是“蛮”，“土政策”外在表现是“粗”。实行依法治“官”，就要落实《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对村委会干部，要由农民直接选举。人民法院对“民告官”案件要依法敢判，严格执行。同是，要牢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古训，依法赋予和规范各级官员行使公权利的范围、途径、方式和程序，衡量好“官”、“民”权利，只有把“官”治好了，管住了，“民”才能顺心，才能服气，才能把农村矛盾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二篇：积极化解农村矛盾 努力构建和谐水寨

积极化解农村矛盾 努力构建和谐水寨

五华县从大常委会副主任、水寨镇党委书记戴庆文我镇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化解农村矛盾的有效机制，形成了以党政领导、综治牵头、部门参与、联合调处的化解农村矛盾的“大调解”工作格局，2005年我镇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45宗，及时调处解决239宗，调处成功率97.6%，今年1～10月我镇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61宗，调处解决155宗，调处成功率96.3%。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正确认识农村矛盾，把握化解矛盾的主动权 一是统一思想，增强化解农村矛盾的责任意识。在解决农村矛盾过程中，我们引导镇村干部坚决克服“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认识，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是政绩；稳定是第一责任，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切实增强化解农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牢牢把握化解农村矛盾的主动权。二是以人为本，确立化解农村矛盾的新思路。面对农村矛盾的多发高发态势，我镇始终坚持经济工作与和谐社会建设协同推进，把握解决群众利益诉求“可顺不可激、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的原则，树立“三心”(即决心、信心、耐心)，敢于接触群众，敢于面对复杂问题，妥善处置复杂矛盾。三是加强领导，建立健全调解组织。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任组长的调解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各村(居)委会相应成立了由村(居)支部书记、村”(居)主任兼任组长的调解小组，同时健全了村民小组调解小组，形成了宏观上有人管、微观上有人抓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形成化解农村矛盾的长效机制 为确保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杜绝集体越级上访”的总体目标，我镇健全完善了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各项规章制度。一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信息预警制度。对排查出来的重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增强工作主动性。二是坚持实行领导坐岗和“四长”接访日制度。三是实行挂点领导负责制。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挂点领导负责制，由挂点领导组织镇村干部进行调处。四是实行镇领导包案责任制。对重点案件和重大矛盾纠纷，实行党政领导包案责任制，建立台帐，落实时效责任，明确办理期限，要求包案领导亲自做群众工作，亲自参与调处，并于每月底将调处情况上报镇党委。五是建立党政领导下访制度。规定每月25日—30日为领导下访时间，包案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深入到当事人家中，了解情况，做好解释、说服、教育、疏导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六是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我们建立健全了村级信访网络，及时掌握信访动态，及时调处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七是建立部门协调制度。镇协调小组根据工作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分析矛盾纠纷，研究解决办法，落实责任单位，加强沟通与协作。八是健全回访制度。对调结的案件我们都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回访，进一步分解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积怨，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调处成果。

三、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化解农村矛盾能力

一是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我们充分利用墙报、标语、宣传车、印发宣传资料、召开党员干部学习会和群众代表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信访条例、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使群众知法、守法、用法，提高了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不断提高镇村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我镇坚持每月两次的集体学习制度，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时事政策、法律法规等内容，并通过定期组织镇村干部举办法制讲座、上法制课等形式，抓好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时，我们每年还组织村、组两级信访调解员和信息员进行2次以上业务培训，通过学习培训，有效地提高了镇村干部化解矛盾的能力。

第三篇：全省依法化解基层矛盾现场会汇报材料

全省依法化解基层矛盾现场会汇报材料

创新机制化解矛盾 共建共享幸福顺德

佛山市顺德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

2011年11月7日

我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和汪洋书记“要求我区成为探索全省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尖兵”的讲话精神，全面系统地推进综合改革，深入开展法治区（镇、街）创建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以推进协同共治为核心，切实从体制、制度上寻求依法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主要做法是：

一、深入推进“三大改革”，构建化解基层矛盾、建设幸福顺德的体制基础

我区以社会体制综合改革为龙头，统领行政体制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明确农村综合改革是基础，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是核心，在政府层面、政社互动层面和社会层面立体推进社会建设深入开展，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构建坚实的体制基础。

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率先建立纵横联动的大维稳机制。在大部制改革中，区司法局与区委政法委合署办公，区党委一名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和司法局局长，纵向上强化了党委对司法行政部门及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指导，增强了维稳统筹能力；而简政强镇改革则理顺区镇管理职责、管理权限和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了镇街的横向管理、统筹和应对能力。纵横联动的大维稳机 — 1 —

制在化解陈村镇不稳定因素中成效明显，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横向统筹协调公检法司法部门，陈村镇横向统筹协调综治信访维稳办公室、司法所、派出所等机构，同时在纵向上由区加强对镇的指导，区镇两级形成合力，最终使陈村大部分不稳定因素得到化解。

二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率先探索农村和谐稳定长效机制。我们创新基层管理模式，实行政社分离、政经分离，形成在党领导下职责明确、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目前全区200个村（社区）均建成行政服务站，承担起与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服务，侧重于政务；200个村（社区）党组织是各种组织和工作的领导核心，侧重于重大事务和党务；200个村（居）委会侧重于自治事务；261个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经济事务。我们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重点解决农村深层次矛盾和历史欠账，从源头上解决影响我区农村发展和稳定的问题，促进农村长期和谐稳定发展。我们创新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目前已实现完全被征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基本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在全省处于领跑地位。

三是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率先探索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我们以构建协同共治模式为核心，加强专业领域社会调解机构建设。在“大调解”的基础上，区法院在镇街物业管理协会、保险业协会等十余家单位成立了诉前联调工作室，将诉调网络向基层各部门、行业延伸。积极引进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顺德首家—2 —

专为残疾人提供庇护性就业的慈善机构----伍威权庇护工场采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第三方监督”模式运行，已成功吸纳60名残疾人入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庇护性就业；社会工作服务社的社工以中间人、朋友身份直接介入基层信访、社区矫正工作，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萌芽状态，为建设公共治理型社会作出大胆尝试，这项工作在全省也是首创。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有效提升了基层自我消化矛盾纠纷的能力。

二、发挥“两代表两委员”作用，建立化解基层矛盾、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制度

一是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制度。为了让党委政府的决策更好地反映民智和民意，让决策更具前瞻性、创造性和操作性，我们聘请48位区内外各界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组建了顺德区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同时规定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目前全区已有7个镇街、4个区属部门成立了决策咨询机构，有的村还成立了村一级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三大改革亦陆续成立咨询评审委员会。各级决策委成立后，通过多等形式参与我区重大的体制改革、重要事项的研究、咨询和参谋工作，使政府的决策减少盲点，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二是党代会常任制度。我们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创建全省党代表任期制示范点，完善党代表工作室制度，打造倾听民意、联系群众的统领性平台；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完善党代表依法行使权力的工作机制，推进党务公开，全面设立基层 — 3 —

党代表工作室和“党代表网上工作室”。目前全区通过已建成的151个党代表工作室，广泛开展党代表接待日活动，联系群众、反映民意，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防范和克服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

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作联系制度。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党代表、决策咨询委委员的工作联系制度，修订实施《顺德区人大常委会讨论和决定本行政区域重大事项规定》，充分调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创建法治区建言立论。许多部门特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监督员，通过加强与所在界别群众联系，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以提案、专题报告等方式，在维护团结和稳定方面建良言出高招，充分发挥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作用。

三、重视法治政府建设，确立化解基层矛盾、实现法治惠民的目标

一是全面部署法治政府建设。我们一向重视法治建设，今年我们出台了《顺德区法治政府建设“十二五”规划》，紧紧围绕“十二五”期间顺德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综合改革工作的要求，以我区“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作为目标，对全区“十二五”期间的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工作作了安排部署。这是全省首部全面部署“十二五”时期县区法治政府建设的专项规划，为全省县区依法行政工作提供了良好示范。

二是创建法治镇先行点。针对陈村镇近年来陆续爆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以陈村镇创建全省法治镇先行点为契机，全面—4 —

铺开法治镇（街）创建工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规范村务财务管理、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等全面营造“以法治促平安”的社会氛围。目前陈村镇的矛盾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不稳定村（社区）从原来的7个减至2个，村民上访反映的问题从60个减至4个，部分矛盾纠纷已正确引入司法程序。

三是创新公共法律服务新模式。我们除送法下乡、运用三大普法平台进行法律宣传外，还积极探索利用社会组织进行普法宣传的工作模式，如部分镇街出资购买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律师事务所定期到村居开展法律咨询活动或者讲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有镇街以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形式成立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通过中心面向各村（居）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民间纠纷调解、心理疏导等服务。通过以第三方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不仅提高了群众的法律知识，也有利于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实现法治惠民。

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将继续通过深化综合改革，深入推进法治区创建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依法化解基层矛盾，努力实现协同共治和共建共享幸福顺德的宏伟目标。

第四篇：依法治税，构建和谐社会演讲稿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强制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保障，国家没有税收作保障，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税收因为要将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或一部分既得利益从纳税人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涉及到单位特别是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这就要求赋予征税权力的税务机关必须切实履行税收政策，公平、公正执法。如果税务机关执法不公，不仅不能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产生不和谐的因素；税收具有调节经济的重要职能作用，如果执行政策走调，就不能使税收调节达到预期的目的，也达不到经济和谐发展的要求；作为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的权力，执法形象、执法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的是执法效果，如果执法不文明、执法违法，只能加剧社会的不和谐。

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社会需要人人遵纪守法，和谐社会更需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现实的税收环境中，因税收政策自身因素、“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因素等不和谐的音符侵蚀着税收的法制环境。其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制定的不严肃性。税收政策的本身是用来约束广大的纳税人，但税收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不稳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营业税起征点对越是贫穷地区越是实行低标准，似乎是在交通不便、经济滞后的边远山区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状况、经营利润的空间要好于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的个人“生计费用”的扣除标准上，法律规定了一定的弹性，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上调，标准执行普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贫穷的地区标准要高；对资源税中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权下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税源基础薄弱的省份当然不愿放弃合法取得财政收入的机会，连“毛石、沾土”等都要实行“燕过拔毛”政策等等。税务处罚更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营造了弹性空间。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什么情况下免于处罚，什么情况下从轻处罚，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都作了明确的界定，除此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比例或额度内进行自由裁量。在执“罚”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与否、罚多罚少本应视其违法情节，却为当地经济环境所左右：对经济宽余的地区一般是实行不罚或少罚政策；对经济拮据的地方，执法机关也为了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处罚是“就高不就低”。如此一松一紧的不公正待遇，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身处劣势的贫穷地区更加举步维艰，而身处得天独厚条件的富蔗地区还要“放水养鱼”，必然“筑巢引凤”，外来投资一边倒。“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大“城乡差距”。

二、政策执行的不公正性。依法征税是税务人员的天职，但“征税”在有的时候难以做到“依法”，其中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

1、税务人员“面情”观点严重，法纪观念淡薄。税收政策最终是要依靠税务人员来落实，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生活在现实社会，而非真空中。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很难真正的实现自我“超脱”。在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领域，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天下。虽然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法律成了其个人行使权力的工具，“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知法犯法”。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有的时候演变为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固定性”税收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法律“灵活性”。如：税务机关内部人员的“私人税收”、“亲戚税收”实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策，因为“要合群”、“要兄弟感情”；对有头脸的政界要员的“沾亲带故”税收，则看其“脸色”和“管事”的大小行事，因为单位要“生存”、领导要“位子”，不得不“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剩下的就是“无牵无挂”的纳税人，要么“死缠硬磨”、耍狠施泼，要么实行“感情投入”，要么老老实实的听话。对这一类的弱势群体，税务执法人员总是铁面无私：严格依法行政、应收尽收、应罚尽罚。还有一类明智的纳税人：按规定履行义务、按规定享有权利，不惜代价请“高手”进行税收筹划。最终是“老实的、不懂政策的纳税人吃亏”。

2、地方行政干预。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税收执法权，但现有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地税机关，税务经费收入有求于地方、领导的任免地方有“建议权”，所以执法受地方政府的牵制，极大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如：地方政府对纳税人上访，尤其是对集体上访，总是从稳定大局出发，出面干涉税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怂恿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从中“受益”后，形成了遇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寻求复议或诉讼的正当救济途径。又如：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将税收作为营造宽松环境的突破口，实行税收“打包”或违背税收政策搞减免等等。

3、地区间的税务执法大相径廷。特别是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个人的税收上，由于这一类的纳税人普遍未建账，收入很难核实，所以在税款的核定上地区间的悬殊较大，并且其基本的走势是农村高于县城，县城高于城市。甚至于在财政收入形势好的个别地方，对车辆税收、私房出租等个体（或个人）税收几乎无人问津或收个“毛皮”，形成大量的漏征漏管。如：某县当地的个体运输业户的车辆20%都已不在本地上户，并且车辆的营运证也不是业户本人。纳税人为什么要如此作？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税务机关是严格依法征收，相对于外地税负过重；又如纳税人利用税务机关为了收入任务的心理和管理上的漏洞，对建安等劳务的圆票上，利用地区的拒不改正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对纳税人偷、抗、骗税行为一经发生就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通过加大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并且要对纳税人违法犯罪行为实行公开处理，真正作到处理一个，教育一大片的震慑作用。长期的实践证明：对纳税人违法行为一味偏袒、迁就、放纵，甚至于对正当应缴的税款还要打折扣，那么税务机关的执法就永远处于被动，执法质量就永远不能提高，纳税人自觉守法的氛围就永远难以形成。增强税法的刚性还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形成共识，对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山区都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行政，让违法者无容身之地。

五、确保税务机关独立执法地位。

1、无论是地税部门或国税部门，从人事、经费实行彻底的垂直，以排除地方对执法的干扰，打消领导顾虑，真正使执法人员放开手脚，大胆执法。

2、尽量克服减免税等涉税事项的“第三者插足”的现象。对特殊群体需要照顾的，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再由有关的部门有针对性的补偿，让弱势群体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关爱。

六、规范“弹性”政策，确保政策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国家在出台政策是要尽量避免“双重”标准，特别是有的地区征收、有的地区不征收这一类的矛盾。既便是对“自由裁量”的行政处罚，也应当作出一个明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处1倍、什么情况下处5倍等，以便于执法人员“对号入座”，尽量杜绝执法的随意性和处罚的显失公平性。为守法的纳税人营造一个公平竟争的纳税环境。

七、更新服务理念，全面推进纳税服务向深层次发展。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已赋予纳税服务新的内涵，成为法定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拓展对纳税人服务的范围和空间，提高完善对纳税人的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文明、规范的执法服务标准和体系，以“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来引导税收工作，由满足征管需求为主向以服务纳税人为主的转变、向“管理服务型”和“执法服务型”的转变，引导税务机关向服务型部门的转变。

八、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大量的征管实践显示，一些纳税人不懂法、不守法的问题，常常是导致征纳之间出现磨擦或碰撞的主要矛盾，是不和谐现象的集中表现。税法宣传是税务机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税务机关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有关的税法知识，特别是新政策、新规定，做好纳税人的税收政策辅导工作。

九、转变工作思路，不但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对税务工作的思路要由“收入型”向“质量型”方向转变，对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考评不要动辄以收入论英雄，不能把税收收入计划完成情况好坏作为政绩的唯一标准。同时，要彻底打破现有的工资分配制度，提高执法岗位的个人待遇，执法风险与执法待遇并存，将税务执法人员的待遇与执法数量、质量挂钩，高质量高待遇，以此激活执法人员执法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真正体现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以人为本的税收管理理念。地方政府不得对税务机关下达硬性的收入任务，而应当切实履行其服务、综合协调作用，以抓规范税务执法促收入，真正实现依法治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五篇：依法治税,构建和谐社会演讲稿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强制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保障，国家没有税收作保障，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税收因为要将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或一部分既得利益从纳税人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涉及到单位特别是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这就要求赋予征税权力的税务机关必须切实履行税收政策，公平、公正执法。如果税务机关执法不公，不仅不能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产生不和谐的因素；税收具有调节经济的重要职能作用，如果执行政策走调，就不能使税收调节达到预期的目的，也达不到经济和谐发展的要求；作为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的权力，执法形象、执法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的是执法效果，如果执法不文明、执法违法，只能加剧社会的不和谐。

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社会需要人人遵纪守法，和谐社会更需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公正执法。在现实的税收环境中，因税收政策自身因素、“用税人”、“征税人”、“纳税人”因素等不和谐的音符侵蚀着税收的法制环境。其主要表现在：

一、政策制定的不严肃性。税收政策的本身是用来约束广大的纳税人，但税收政策制定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不稳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地方政府对纳税人上访，尤其是对集体上访，总是从稳定大局出发，出面干涉税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怂恿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从中“受益”后，形成了遇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而不去寻求复议或诉讼的正当救济途径。又如：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将税收作为营造宽松环境的突破口，实行税收“打包”或违背税收政策搞减免等等。

3、地区间的税务执法大相径廷。特别是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个人的税收上，由于这一类的纳税人普遍未建账，收入很难核实，所以在税款的核定上地区间的悬殊较大，并且其基本的走势是农村高于县城，县城高于城市。甚至于在财政收入形势好的个别地方，对车辆税收、私房出租等个体（或个人）税收几乎无人问津或收个“毛皮”，形成大量的漏征漏管。如：某县当地的个体运输业户的车辆20%都已不在本地上户，并且车辆的营运证也不是业户本人。纳税人为什么要如此作？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税务机关是严格依法征收，相对于外地税负过重；又如纳税人利用税务机关为了收入任务的心理和管理上的漏洞，对建安等劳务的圆票上，利用地区的政策差别与税务机关蔸圈子。

4、有关部门对涉税减免、扣除项目等的认定的随意性加大了税收的不公平性。如对下岗、失业优惠证的办理上，个别劳动部门对在岗的、内退的、已在规定的时间以前经营的、处于领取失业金期间实现就业的等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也予以办理《优惠证》，形成了《优惠证》满天飞。又如雇佣下岗失业人员比例的认证、残疾证的办理、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的认定等。对这些单位来讲，办证也好，认定也好，反正也不伤害其自身利益，所以借此机会“行善积德”、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使税务机关处于尴尬境地。

由于税务执法不公，纳税人在心里上失去平衡。特别是在个体税收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未作到应收尽收，所以，一种攀比的心理，使纳税人不是首先考法律是如何规定或该缴不该缴的问题，而更多是关注其他人缴或未缴、缴多缴少的问题，产生对税务机关执法的抵触情绪，甚至于纳税人发生抗税等过激行为。

三、偷税等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在现如今的税收法制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一部法律，对纳税人的税收征管，税法上都一一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纳税人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尤其是税收法律意识,税收违法行为比较普遍。如：纳税人的建帐管理问题，税收征管法明文规定：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都应当建立健全账务，对确无建账能力的，由纳税人申请，并且必须经税务机关“行政许可”，方可建立简易收支粘贴簿，否则，税务机关就可依法予以罚款。但目前个体、私营业户既不建账又不申请的违法现象比比皆是；又比如个体运输以及私房出租的纳税人不按规定登记、不按规定申报、不按规定缴纳的现象在各地几乎是一个共性问题。以及纳税人银行开户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等等。税务机关对企业单位的纳税检查几乎是屡查屡有，个体工商户更是不言而喻。不能想象在一个偷逃税盛行、征纳双方矛盾尖锐的社会，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能想象在一个不以偷税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文化中，会绽放出和谐的花朵。

四、税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税务机关是执法机关，税务人员规范、准确执法的前提必须是自身要知法、懂法。近几年来，虽然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大大的提高，但由于过去在用人机制的缺陷，税务机关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基础脆弱，且年龄现亦日趋老龄化,在日常税收实践中接触的大多是一些简单税收的征收与管理，就是对简单业务甚至于还有一部分人员不能够“单打独奏”；对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查帐征收平时很少触及，对财务会计知识知之甚少，无法胜任对复杂业务的需要；对一些电脑查账、涉外税收等“高科技”涉税问题就更是无从谈起。从现有基层税务人员结构上看，精通税收政策、财务会计知识、税收相关法律以及电脑知识的尚达不到四分之一。更有少数税务干部执法不文明，在纳税人面前盛气凌人，在纳税人中吃、拿、卡、要、报等等，严重影响了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形象。

如何在税收领域中营造和谐的纳税氛围？笔者认为：

一、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造就一支业务素质高、工作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大税务干部的执法培训，以尽快适应当前税务工作的需要。对于税务执法人员一律实行岗前培训，要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并定期组织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执法人员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长期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调离执法岗位，或实行强制脱产学习。真正使每一位税务执法的人员都能做到熟练掌握税收业务本领，造就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税务执法队伍。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广大税务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广大税务干部，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法纪教育，不断提高法纪意识，增强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自觉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对个别以权谋私等腐败干部决不能心慈手软、“养虎为患”，做到严格依法惩处，并且将处理的结果公布于众。对执法不文明等伤害纳税人的行为，税务机关要给予执法人员予以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