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汉代经学的发展
汉代经学的发展
——今古文经之争
【摘要】汉武帝把儒学奉为正统学说,这一学说的儒家典籍被定为“经”。围绕着“经”的研究所形成的学问,称为经学。而西东两汉,在古今经文的认识上,各派学者有不一样的见解,而这一文学争辩便是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在这场文化争辩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也随之有所影响。
【关键词】古今文经特点历史意义
(一)今古文之争从争执中走向相互融合今文经是指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记录的儒家经典,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写成的儒家经典。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占优势,汉武帝时所立的博士都属今文派,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逐渐衰微。一直处于私学地位的古文经学,随着今文经立为博士以及《孔壁古文》的出现,向今文经学提出挑战,两派的分立日渐加深。西汉末期,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东汉时期,由于古文经学派兼采今文经说,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就结束了。今古文经学不只是经籍字体书写上存在不同,而且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不同。它们之间的论争,实际经历了一个彼此对立、消长和融合的过程。
今文经学简单而言就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
今文经学的特点,首先,在学风上,今文经学表现为烦琐说经和狭隘的门户之见;其次,在学术与政治倾向上,今文经学主张大一统,主张独尊儒术,带有文化专制的色彩;此外,今文经学还以谶纬迷信附会经旨,以及神化孔子,神化皇权,迎合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因而得到官方的支持,拥有官方的地位。
但同时也应看到,今文经学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历史发展趋势,自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天人感应学说在当时背景下,仍不失为一种正言曲说的言说方式,刘向、谷永、蔡邕等人的奏疏,都曾借以批评时政。
在今古文的论争中,今文经学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比如,东汉章帝时,他让高才生授《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古文经学者,虽不能立于学官,但政府承认了他们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合法地位。同时古经文家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往往援附于今文经学。因而东汉时期今古文学派之间互相融会,成为经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在汉代今古文的斗争中,古文经学以其较强的理性精神战胜了多诬妄之说的今文经学,但它同时也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不少糟粕。而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毕竟也还都是儒学,一样地注重外在政治事功,较少关注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在西汉后期逐渐兴起的玄学思想,正继起而救当时儒学之偏弊。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方法上有“笃守师法”与“通训诂,举大
义”的不同。今文经的大师,对文字的训诂和内容的解释,常有个人的见解,与另一传经者不同,便形成有“师法”,弟子按师法讲经,称为“守家法”,故经之传授皆可考。古文家则特重训诂,而经的内容,由学者细心体会,故经之传授不可考。而汉代有名的作家也主要是坚持古文家的立场,或者较多地同情古文学派的人物,比如扬雄、班彪、班固、张衡、马融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博学通儒的学者,他们往往没有严格的古、今文学派的界限。
(二)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经学与自古传承而来的儒家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经学主要着眼于儒家经典的阐释,不同的经学派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包蕴在儒家经典中的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本身不会因为阐释者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儒家思想能够一脉相承的根本原因。两汉儒学与先秦儒学已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先秦儒家的一些基本精神在两汉荡然无存。
汉代儒学经历了初兴、昌明、隆盛和衰变四个时期。东汉后期是汉代儒学的衰变时期。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官方经学衰弊,先秦儒家所固有的基本精神却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批判意识进一步深化。这一点,无论是在党锢风潮中,还是在社会批判思潮中都有体现。王符、荀悦、崔、仲长统等人的思想不尽同于儒家,但他们将社会祸乱的根源归之于统治者的昏暗不明,将治理乱世的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以及希望统治者尊贤使能,信忠纳谏,以达到天下太平。这些观念并未逾出儒家思想的框架。这说明这股社会批判思潮有着深刻的儒家思想的背景,它的兴起固然与当时人们对经学的信仰危机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基本精神的坠失,而是恰恰相反。可以这样说,以王符、荀悦、仲长统、崔 为代表所兴起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党锢诸贤对宦官的斗争,桴鼓相应,风云激荡,他们一个以思想为武器,一个以政治为武器,以他们的智慧、胆识,乃至生命,在中国儒学史上奏出了最强音。
今古文经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它们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第二篇:经学概论论文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杨小末 经济学院2班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因素,深深融入到中国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系统考察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积极作用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现实考察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文化哲学视角对传统文化的生活价值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社会 价值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形式存在着,而且也以独特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五千年艰难的历程#决定着其精华与糟粕的并存。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却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集体主义、强调刚健自强、强调“厚德载物”。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
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
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结束语:
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
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4.陈红梅,常万新:天津电大学报第8卷第1期
第三篇:汉代诗歌
汉代文学之汉代诗歌
一、汉代骚体诗歌
二、汉乐府
三、五言诗的兴起
四、古诗十九首
第一节
汉代骚体诗歌
骚体诗歌是汉诗中的一种富有特色的诗体形式。随着秦王朝的覆灭汉王朝的建立,楚人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历史文化也就进入了以楚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时代,文学艺术都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加之当时大赋流行,而五、七言诗尚未成熟,文人抒情写意遂大都采用骚体形式,骚体诗歌乃在西汉时期大放异彩。
汉代最早的骚体诗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下歌》 :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宋萧岩肖《庚溪诗话》云:“汉高帝《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概远大,真英主也。”
喜好文学的汉武帝刘彻有一首著名的《秋风辞》,颇值一读: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鲁迅评曰:“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汉文学史纲要》)
到东汉时期,虽还有骚体诗出现,但已出现了楚骚的变体,如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诗》。先看《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清张玉毂《古诗赏析》评曰:“无穷悲痛,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
张衡《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踯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第二节:汉乐府
一、解题:
“乐府”是两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有二:一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演奏, 二是采集民歌。后来,乐府就成了民歌的代名词。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
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
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二、汉乐府诗歌的内容:
乐府民歌的最大特点是写现实生活,叙事性强。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
1)对战争的控诉: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2)对苦难生活的描绘: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妇病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孤儿行》)
清·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
3)思念的痛楚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悲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饮马长城窟行》)
4)爱情与生命的体味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
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敦煌曲子词《菩萨蛮》)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有所思》)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
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上山采蘼芜》)
三、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征: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汉乐府民歌中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
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的对话也很成功。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 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四、《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合称为“乐府双璧”。
第三节 五言诗的兴起
五言诗是从民间产生的。从民间歌谣到文人五言诗的正式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五言诗起源于民歌。《诗经》中的《召南·行露》、《卫风·木瓜》、《小雅·北山》等,就有半章或全章五言的诗句。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民歌中也偶见五言的形式,如楚国民歌《沧浪歌》。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时的民歌: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
西汉时期的一些歌谣和乐府诗歌,五言的成分很大。如: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李夫人歌》,载《汉书·外戚传》)
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古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民谣)
但五言诗的成熟还是体现在汉乐府民歌中,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等,都是成熟的五言体诗。
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的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
班固之后,文人五言诗渐渐增多,今存五言诗有名可考者,即有张衡《同声歌》、郦炎《见志诗》二首、秦嘉《赠妇诗》三首、赵壹《疾邪诗》、蔡邕《翠鸟诗》。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可以说是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其一云: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幻灯片42 第四节 《古诗十九首》
一、关于“古诗”:“古诗”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的五言诗。
汉代诗歌,除少数如上述有主名的作品和骚体作品之外,主要是一些无名氏的乐府和“古诗”。
幻灯片43
这些古诗,据钟嵘《诗品》说,有“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总数至少也有五十九首。今存者尚有:《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玉台新咏》卷一所载《古诗八首》中的“四座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兰若生春阳”四首,《古诗类苑》所载“橘柚垂华实”、“新树蕙兰葩”、“步出城东门”三首, 《古文苑》所载李陵《录别诗》八首,苏武《答李陵诗》三首,《古文苑》所载孔融《杂诗》二首(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考证,此二诗应属李陵《录别诗》)。据上述记载,今存完整的古诗尚有四十六首。
据上述记载,今存完整的古诗尚有四十六首。经古今学者考证,这些诗内容风格相近,大抵都产生于东汉末年桓、灵之际的下层文士之手,已是很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而这些古诗中成就最高最能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汉无名氏作(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作, 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将其合为一组, 收入《文选》 , 题为《古诗十九首》。形式都用五言体, 语言朴素自然, 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愁别绪和士子文人的仕途失意之感, 充满了感伤情调。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1、描写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1)游子的乡关之思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
(2)思妇的怀人念远之情
这些作品,可能大多并非真正出自思妇之手,而是游子文士“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琢磨思妇的心态而创作的。如《行行重行行》、《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庭中有奇树》、《青青河畔草》、《孟冬寒气至》等。
2、表现文士们的人生愿望和他们对生存状态的深切感受。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宴会》)、“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他们想要摆脱虚名的困缚:“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他们也不相信成仙、永生之类的事情:“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他们开始执着于现实的人生,看重当前生活的快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
有的文士甚至放浪形骸,去拈花惹草:“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有一首古埃及的佚名诗饶有意味:
把忧愁抛到九霄云外
能够快乐尽量快乐
人生难活百岁
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
有药物,洒在头上
有丝麻,穿在身上
有金银,戴在手上
(引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9日第二版载《法老古城的·现代生活》)
《古诗十九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并不宽广,也没有接触到当时社会上最尖锐的矛盾,这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大多是中下层的失意文士。他们并不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所以他们对现实虽有所不满,但看不到社会黑暗的本质,只能围绕个人的利益发出一些苦闷的叹息。这是他们的局限性。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古诗十九首》虽然流露着及时行乐的情绪,然而,其所咏叹的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知音难遇、沉沦失意的悲伤,却又深藏着作者对人生、命运、对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它是作者对自我存在及其生存价值的一种内省。它与《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外向忧患不同,所奏响的是内向的人的主题歌。而且,这种对生存状态的感受,这种对生存价值的内省,折射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内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富于人生的哲理。因此,《古诗十九首》是很富有思想和艺术审美价值的。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钟嵘《诗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1、融情入景,借景抒情,往往形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2、言有尽而意无穷,具有涵咏不尽的艺术效果 《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三)
宋人吕本中《童蒙诗训》评论《古诗十九首》说:“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 陈祚明云:“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采菽堂古诗选》)
庭中有奇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贵,但感别经时。
3、明白晓畅、浅近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是《古诗十九首》语言的重要特色。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如同口语,而一种真挚深厚的感情却如可触及。谢榛《四溟诗话》说:“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陆时雍《古诗镜》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
此外,较多地使用叠字,也是《古诗十九首》一个值得注意的语言特色。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牵牛星》: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钎擢素手,轧轧弄机杼。„„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五言诗的第一批丰硕成果,钟嵘称其“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斤”!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明代谭元春《古诗归》说它“在诸古诗之上,千古无异议”。
它标志了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标志了抒情诗的新发展,揭开了我国诗歌史发展新的一页,而又是建安诗歌的先导,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作品赏析: 《行行重行行》
此诗乃思妇怀人念远之作。以思妇自叙的口吻,抒发了家居妻子对远行丈夫的思念之情。其笔触之细腻,情感之真切,向为后人称道。 清朱筠释“浮云”二句云:“‘不顾返’者,本是游子薄倖,不肯直言,却托诸浮云蔽日,言我思子而子不思归,定有谗人间之,不然,胡不返耶?”(《古诗十九首说》) 张玉谷云:“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返,点出负心,略露怨意。”这两家说法,都是以白日比游子,浮云比谗人;谗人惑游子是‘浮云蔽白日’。” 马茂元云:“浮云”当指思妇怀疑是丈夫有新欢,“象征彼此情感的障碍”(《古诗十九首初探》)。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是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
虽然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是那样深切那样强烈,但是这首诗却不象民歌那样以大胆直率的方式进行表白,而是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象以“衣带日已缓”写自己的思念之苦,象“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及“浮云蔽白日”的比兴手法的运用,都使诗含蓄委婉。
其次是善于化用前人诗句: 如“与君生别离”化自《楚辞》,“道路阻且长”化自《诗经》,表现出诗人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纯熟的语言技巧。
西北有高楼
本篇为《古诗十九首》第五首,《玉台新咏》列为枚乘作品。此为感叹知音难遇之作。
伯牙鼓琴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手鼓琴,巍之手若太山。少顷之问,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手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盖世无知音矣。(《吕氏春秋·本味》)
弗莱原型理论:凡在文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象征,特别是某种固定的作品结构和类型都可纳入原型的范围。原型的作用就在于通过“一种象征将一首诗和另一首诗联结起来,因而帮助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 德国美学家莱辛曾说:“诗人要避免对美的周密的罗嗦的描述,凡是荷马不能按照各部分描绘的,他让我们在它的影响里来认识。诗人呀,画出那美丽激起的满意、倾倒、爱、喜悦,你就把美本身画出来了。”(《拉奥孔》)清代诗论家赵执信云:“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是者第其一麟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固宛然在也。”(《谈龙录》)
明人陆时雍评此诗说:“空中送情,知向谁是,言之令人悱恻。”
诗中的女主人公始终是处在全诗的中心地位,但又是“曲终人不见”,她与诗人之间又始终隔绝着一层缥缈叆叇的云雾。诗人所能感到的只是在女主人影响下的一切,那浮云,那高楼,那绮窗,还有那不见人但闻其声,空中传响的弦歌声。这一切既隔离了女主人,又在女主人公与诗中牵引出一种有形无形的飘忽联系,就象神龙露出在云中的一鳞半爪。正是因为这种隔绝,诗人就由这一鳞半爪随意驰骋想象,用自身的种种经历去补充,描绘这位女子的音容面貌,身世遭际;于是楼上楼下本是未曾相识未曾相逢,却变得“心有灵犀一点通”,通过空中传响而产生强烈共鸣。
至于弹者为何事神伤,听者又为哪般感愤,诗中都不曾明言,从而为欣赏者的审美联想留下了艺术空白,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在欣赏这首诗时,不断地用自己的经验去为诗中两位人物,描绘出气质相近而形貌千万差异的形象。明人陆时雍评此诗说:“空中送情,知向谁是,言之令人悱恻。”所谓“空中送情,知向谁是”,正点出了此诗隔而不隔,若隐若现,表现手法上化实为虚的特点;所谓“言之令人悱恻”,又正说明了它们所构成的空灵缥缈的艺术境界在读者心目中唤起的丰富感受。
此诗的成功,还得力于自然中见工巧的结构安排。全诗是从听者的角度触景生情,按感情线索的发展写下来的,看似平淡无奇,但细析之却颇具匠心。
全诗突起突结,中间自然地按顺序写来,却又宾主分明,脉络连贯,曲折有致,不蔓不枝,自然而然,天衣无缝。古诗十九首的结构往往具有自然天成的特点,王渔洋称“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确切道出了十九首于自然中见工巧的的艺术构思的特点。《西北有高楼》之仿作:
曹植《七哀》最早起而效之。诗云: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牺。君若清路程,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约与曹植相先后有伪苏武诗之二: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龙飞,羽翼易当乘。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欢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第四篇:汉代诗歌
第四章 汉代诗歌
汉赋和散文是汉代文学的主要样式,诗歌虽然不如汉赋发达,但亦有可观者。汉代的诗歌,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本子。
汉代诗歌以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成就最高。
第一节
帝、妃诗
汉代有些帝王的诗歌值得注意
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下歌》。汉五年(前202),项羽被刘邦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他对着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支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常被作一种爱情意义上的解释,但这是不充分的。在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时代,一个权势人物遭受失败的最明确最严酷的标志,是他的女人将作为财产为胜利者所占有并重新分配。倘若虞姬不自杀,那就是她的未来。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虞姬这个活生生的人物,以最刺激感情的方式,显示着他在短短几年内登上成功的绝顶而主宰天下,复又坠落失败的深渊而不能保护一个心爱的女人这样急剧的变迁。他愈是对个人的能力保持骄傲和自信,就愈是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力。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刘邦的《大风歌》。《汉书·高祖本纪》载,刘邦过沛,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底层出身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与项羽相反,境遇的剧变却是相同。支配这种剧变的命运力量同样是刘邦所难以理解的;并且,他也无法预料所打下的江山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能否有猛士来为他守卫四方?
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一首优美的作品描写了典型的秋色,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虽然,武帝坐稳了江山,但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专制君主,在沉湎于神仙方术的同时,他深知自己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从根本上说,这乃是人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
与帝王密切相关的妃子,有的也写出了优秀的作品。比如,楚霸王的美人虞姬,和项羽歌云: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又如,汉成帝宫中妃嫔班婕妤有一首《怨歌行》(载于《文选》),写得相当出色: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成帝时乐府非常兴盛,班婕妤(班固的祖姑)又是一位才女,她仿照乐府民歌的风格写出这首诗,是合情合理的。有人疑此诗为伪托,并没有可靠证据。
第二节
两汉乐府诗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新的范本。
一.乐府、乐府诗、《乐府诗集》
什么是“乐府”?它的涵义是有演变的。两汉所谓乐府是指的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如《文选》于骚、赋、诗之外另立“乐府”一门;《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又特标《乐府》一篇,并说“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便都是这一演变的标志。六朝人虽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至唐,则已撇开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新乐府》、皮日休《正乐府》等,都未入乐,但都自名为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则又离开了唐人所揭示出来的乐府的精神实质,而单从入乐这一点上出发,是乐府一词的滥用,徒滋混淆,不足为据。
根据现有文献来看,乐府一名,最早见于秦朝,1977年陕西临潼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的秦代编钟上,刻有“乐府”二字。汉承秦制,亦设乐府。《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汉均设太乐和乐府两音乐机构,前者掌管祭祀雅乐,归奉常管辖,后者管民间俗乐,权属少府。
汉武帝时,扩建乐府机构,这时的乐府,人员多达八百多。其主要职责除了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填写歌词、配编乐器外,还负责采集民歌。《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宋人郭茂倩收集上起远古,下至五代的乐府诗,编成《乐府诗集》一书,全书将乐府分为十二类::(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汉代的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
二.汉乐府反映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内容。
(一)下层民众的贫困生活及其反抗精神
汉代土地兼并剧烈,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惨重,农民生活非常痛苦。关于这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不能不承认:“贫民常衣牛邓之衣,食石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汉书.食货志》),甚至与牛马同栏出卖自身及妻子作奴婢。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有不少对饥饿、贫困、受迫害的血泪控诉。如《妇病行》所反映的便是在残酷的剥削下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
妇病连年累岁,妇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裹。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大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臵勿复道!”
残酷的剥削,竟逼得这个做父亲的不能不违背妻子临终时的千相尤嘱,忍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汉书.贡禹传》说:“武帝征伐夷,重敛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由此可见,这篇诗歌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
《东门行》则写一个男子,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于是准备铤而走险,从事抢劫。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储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二)反映战争的残酷
汉代局部战争时有发生,特别是汉代自武帝以后,长期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有的民歌通过战死者的现身说法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花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了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在艺术上,本篇假托战死者自诉,“为我谓乌”数句尤奇。战死沙场,暴骨不葬,情本悲愤,却故作豪迈慷慨语,表情愈深刻,揭露也愈有力。
《十五从军征》则通过一个老士兵的自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兵役制度的黑暗: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十五至八十服兵役,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汉代兵役制度,明文规定: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可见,《十五从军征》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本诗不仅情感真挚感人,而且善于通过历历在目的场景描写描写这种痛苦的情感。这首诗上承《诗经·豳风·东山》,而又比《东山》增加了悲剧气氛。(附《东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此诗又下启杜甫《兵车行》:“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三)反映爱情婚姻
汉乐府民歌中,表现爱情婚姻较多。1.男女相悦
汉乐府民歌中,男女相悦之词较少,《江南》是个例外。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乐府古题要解》说:“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也。”古人常以莲象征爱情,以鱼比喻女性。本诗可能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
2.海枯石烂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这是真心相爱的恋人孜孜以求的爱情理想国。汉乐府中,《上邪》呼天抢地,以五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对爱情的坚贞。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自《上邪》出,后代模仿者甚多。如唐代民间词《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连用六事,与《上邪》极似。
3.望尽天涯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相爱的人儿往往不得不相隔天涯,这就让爱情更添了无数的相思与痛苦。且看《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此诗青草、枯桑、海水诸句,以物感人,使诗歌颇有情景交融之致。顶针格的使用,又使文意连贯而不断,而且感情颇有层层递进之感。
4.誓死捍卫
纯洁的爱情不容他人侵犯,然而生活中总有人向神圣的爱情挑战。《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馀。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自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骆马头。腰中鹿虑剑,可值千万馀。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乐府诗集》引崔豹《古今注》云:“《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於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赵王乃止。”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但至少是某些现实的曲折反映。
《孔雀东南飞》乃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它原名《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说:“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毋庸置疑,焦母直接造成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强大的传统观念乃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儿女的爱情婚姻必须让位于父母的权威。
(思考题:《大戴礼记·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结合《孔雀东南飞》,推测刘兰芝被谴的原因。)
5.无情背叛
忠贞,是伟大爱情的重要内容,然而,生活往往十分残酷,总有一些无情人不念往日恩爱,不顾对方感受,而狠心背叛,另寻他欢。《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闻之对方背叛,主人公恨得痛切,决定与对方一刀两断。斩钉截铁、义无反顾的背后,包含着对爱情的耿耿忠心,以及伤心欲绝的痛苦心情。
又,《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诗歌用白雪明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纯洁,而对方的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话下。切身的痛苦使得诗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要离”的爱情理想。然而这个理想却无法实现,倔强的女子终于不能不落下伤心的泪水。
6.悔之晚矣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閤从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组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知故。”
三.汉乐府的艺术成就 1.善于叙事
生活镜头的选取 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人物形象各具物色 叙事详略得当
2.情感真挚
3.开始了大量的五言诗的创作 4.口语化的语言
第三节
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一.五言诗诗的兴起
(见《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47——49页)二.《古诗十九首》及其作者
“古诗十九首”之名,最早见于梁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历来有许多推测,或谓枚乘、傅毅,固不可靠;即曹植、王粲也是揣度之辞。学界大抵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生活时代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
三.《古诗十九首》的内容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注解:
《韩诗外传》曰: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
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陆贾《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古杨柳行》曰: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义与此同也。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注解:
《方言》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
《列子》曰:有人去乡土游於四方而不归者,世谓之为狂荡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言长存也。《庄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词》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众石也。‟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言异松石也。《尸子》老莱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韩诗外传》曰: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汉书》: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原,含意俱未申。„所原,谓富贵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软轲长苦辛。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薛综《西京赋注》曰:疏,刻穿之也。《说文》曰:绮,文缯也。此刻镂以象之。阁有四阿,谓之阿阁。‟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叹》者,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节?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慷慨,壮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原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楚辞》曰:折芳馨兮遗所思。‟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適。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言有名而无实也。《毛诗》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杨,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睆(音环,明亮)彼牵牛,不以服箱。‟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良,信也。〕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结根於山阿,喻妇人讬身於君子也。‟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尔雅》曰:亮,信也。〕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天河也。‟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尔雅》曰:脉,相视也。郭璞曰:脉脉,谓相视貌也。‟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化,谓变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随物而化也。《庄子》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城高且长,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辞注》曰:逶迤,长貌也。‟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毛诗》曰:鸩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苍颉篇》曰:怀,抱也。《毛诗序》曰:《蟋蟀》,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汉书》景帝曰:局促效辕下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中带,中衣带。整带将欲从之。‟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虎通》曰:庶人无坟,树以杨柳。仲长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其坟也。‟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庄子》曰: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也。郭象曰:陈,久也。《楚辞》曰: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神农本草》曰: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庄子》曰:阴阳四时运行。《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异别,终始异居。‟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吕氏春秋》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高诱曰:兹,年。‟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列仙传》曰:王子乔者,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毛诗》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又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懽,枉驾惠前绥。„良人念昔之懽爱,故枉驾而迎己。惠以前绥,欲令升车也。故下云携手同车。刘熙曰:妇人称夫曰良人。《礼记》曰:婿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原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尔雅》曰:晨风,鹯也。‟眄睐以適意,引领遥相睎。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说文》曰:札,牒也。‟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广雅》曰:区区,爱也。‟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馀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懽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郑玄《仪礼注》曰:著,谓充之以絮也。郑玄《礼记注》曰:缘,饰边也。‟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四.谈谈《古诗十九首》中的痛苦及解脱方法 1.痛苦之因
(1)天涯相隔、游子思妇(略)
(2)友人相弃、知音难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原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3)生命易逝,死亡难免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生年不满百„„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4)仕途不畅
2.解脱之道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软轲长苦辛。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可见,面临人生的诸多痛苦,《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主人公公开宣扬追求对美食、美服、美女、钱财、权势、美名的当下享受。这种人生观虽然缺乏形上的精神超越,但真实地道出了人类灵魂深处最基本的最真实的渴望,因此显得真实而动人。这种人生价值取向已开魏晋士人注重个体享受的先河。
五.《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1.意悲而远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游子怀乡、闺人怨别、游宦无成、朋友相弃、时光易逝、死亡难免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怀。
2.情真意切
古人或云,仁义礼智信等情感乃万古之情性,这乃是从价值论的角度强调仁义礼智信的重要性。如果从事实角度讲,古往今来,普通民众普遍具有的情感往往不出《古诗十九首》中所描写的内容(即游子怀乡、闺人怨别、游宦无成、朋友相弃、时光易逝、死亡难免),从这个角度讲,笔者以为,《古诗十九首》表现的是人类普遍之情性、万古之情性。而且,《古诗十九首》的情感表达方式真诚而坦白,毫无矫揉造作之态。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注:《论语·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面临人生诸多痛苦,如何消解这些痛苦?《古诗十九首》也毫不掩饰的提出了与儒家、道家、墨家等传统思想大相径庭做法: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追求美食华服)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渴望得到美人的眷顾)“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软轲长苦辛。”(追求势位富贵)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追求美名荣誉)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及时行乐)
3.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通过景物进行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
4.善于比兴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衬映烘托,着墨不多,而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蕴藉,余味无穷。例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等句都是。尤其温丽清新、自然贴切,富于“风”、“骚”意味的莫过于“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等首。“冉冉孤生竹”既以孤竹结根于泰山起兴,又以免丝附于女萝为比,下面“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兴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四句,则是比中之比,层出不穷,既有新婚少妇光华艳丽的形象,又有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感慨,深沉含蓄,而不尽之情自在言外。
5.浅近自然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不假雕琢,浅近自然,但又异常精炼,含义丰富,十分耐人寻味:这也是一个特点。例如说:“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具君不识察”(“孟多寒气至”),一种真挚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见。“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青青陵上柏”),官僚们钻营驰逐的情况可以想见。“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人情之薄可以想见。写景如“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蒌已缘”(“东城高且长”),叠字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牵牛星”,双关如“客从远方来”的“著以长相相思,缘以结不解”,都是语言方面的特别。
总之,《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标志着五言诗已经成熟。难怪,刘勰称其“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音超,悲伤之意)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钟嵘则称,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
第四节
其他文人诗
汉代其实还有不少文人的诗歌也写得较为成功。下面仅举一些例子。
1.苏李诗
《文选》中题为苏武、李陵的五言诗共七首,一般称为“苏李诗”。今天,学术界一般认为不是苏武、李陵所作。
旧题李陵《与苏武诗》: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旧题《苏子卿诗》: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原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馀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原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烛烛晨明月,馥馥我兰芳。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难两遇,懽乐殊未央。原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2.辛延年《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3.秦嘉妇女的赠答诗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仕郡上计,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当他为郡上计时,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其《赠妇诗》有云: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秦嘉《赠妇诗》)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罗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可不属。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相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其妻《答秦嘉诗》云: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第五篇: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
作 者:金安区张店镇白塔寺中学 冯 锐
摘要: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现有的资料来证明文人五言诗起源于西汉而非东汉,继而理清文人五言诗在汉代发展的大致脉络。由虞姬的《和项王诗》到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文人五言诗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而趋于成熟,从此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五言诗创作为主的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汉代 文人五言诗 起源 发展
Han Dynasty poetry literati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 Five-Word Poem origins in ancient literature study has been outstanding issu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data to prove that the Five-Word Poem not originated in the Eastern Han , then sort out the Five-Word Poem in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Han Dynasty thread.By Yu “and items, WANG” Anonymous “19 Ancient Poems” Five-Word Poetry After 30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From th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 has entered a new era, a poem writing poetry-dominated era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Key words : Han Dynasty poetry literati rise development
中国古代诗歌,以文人创作为主体。而文人创作的诗歌又以五言为主流形式。有汉一代,是文人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了解了五言诗的发展脉络,才能更好的了解这种诗体形式。
然而有关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却一直是古代文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文人五言诗起源于东汉,班固的《咏史》则被看作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对此,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是东汉应亨的《赠四王冠》。当然也还有人认为西汉李陵、枚乘的作品才应当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品。无论如何,文人五言诗成立于汉代这一点,已无争议。可究竟是缘于西汉,还是东汉?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将两个概念先弄清。一是关于“汉代”的时间界定。文学史上习惯于将汉高祖元年乙未(前206)至汉灵帝中平己巳(189年)这段时期的文学称为“汉代文学”。也就是说包含了“楚汉之争”这段历史,而不包括“建安文学”。二是关于“文人”的概念。什么是“文人”?《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会做文章的读书人”,因而不能狭义地将它理解成历史上有名的墨客、骚人。在理解了这两个概念之后,现在就可以对“文人五言诗到底起源于东汉,还是西汉?”这个问题作出应答了。
一、两汉文人五言诗的起源
文人五言诗究竟源于何时?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苏、李诗的真伪问题。梁代萧统在《文选》卷二十九“杂诗”中分别选入了李陵用五言写成的《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的五言诗四首。钟嵘《诗品》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所以文人五言诗当缘于李陵。可是对于这七首诗的真伪,与钟嵘同时代的刘勰却提出了质疑。他在《明诗》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之后的苏东坡在《答刘沔都曹书》中也说:“苏武、李陵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 ,而统不悟。”他根据诗的用语与苏武、李陵二人行事行踪不符,从而得出这一结论,合情合理,因而得到了后人的支持。再之后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也认为“汉武帝时绝无此种诗体”。有了这三位大师的论断,所以后世的许多学者对苏李诗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二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把《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等八首诗和另一首诗《兰若生春阳》放在一起,题为“枚乘杂诗九首”。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然而对这九首诗的真伪,后人又提出质疑。他们的理由是:西汉避讳非常严,汉惠帝讳“盈”,而这九首诗中却多次出现“盈”字,因而不可能是西汉枚乘所作。这种推断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对苏、李诗和枚乘诗的真实性进行否定之后,现在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文人五言诗不可能产生于西汉。
其实,文人五言诗是否产生于西汉?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验证。
一、考证《文选》所载的苏、李诗和《玉台新咏》所载的枚乘诗是否可靠。
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品。既然通过第一种方法不能让所有人信服,那么何不试着从第二种方法入手呢?
我们讲,一种诗歌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必定要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五言诗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钟嵘在他的《诗品序》中也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可见,与四言诗相比,五言诗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而五言取代四言、杂言亦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早在四言盛行的先秦时代,五言即已萌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召南·行露》中写的:“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又《诗经·小雅·北山》中写的:“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不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这些五言诗句,虽然不能看作是五言诗,但毫无疑问对后世的五言诗创作产生过影响。而秦代在民间出现的一些五言歌谣,如晋代杨泉《物理论》所载秦始皇时《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无疑已经初具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了。按这种发展脉络、发展轨迹,我们讲在西汉出现文人五言诗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事实上呢,也正是如此。
目前,对于《舂歌》和《美人歌》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无争议。据《汉书·外戚传》记载:“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又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可是为什么不认定这两首诗便是文人五言诗呢?原因不外乎有这两点:
一、对“文人”概念的理解。戚夫人是高祖的宠姬,而李延年出身倡优家庭。所以,一般的研究者都将其排除在文人之外。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里涉及对“文人”这个概念外延范围的确定问题。认为他们非“文人”的这个观点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农民出身的作家就不是文人”是同样的荒谬。
二、对“五言诗”形式的理解。他们认为这两首诗并非完全用五言写就,中间夹有三言、八言。我们讲,一来它们是早期五言诗,还不是很成熟。二来这两首诗都保留有口头歌唱的特点,所以不是那么的整齐。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仅仅抓住这点不放,硬是认定这是非五言诗,那么就难免会有吹毛求疵之嫌。现在就算这两首诗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五言诗,那么,对虞姬所作的《和项王诗》又当作如何解释呢?
据《史记》记载,垓下惨败以后,在汉兵的重重围困之下:“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可惜司马迁当时只记载了项王的诗,而没有虞姬和诗的内容。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项羽本纪》里引了《楚汉春秋》所载美人和项王的歌: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后世学者由于对枚乘和苏、李诗的真实性的否定,从而认定西汉无文人五言诗。而正是受汉初不可能有成熟的五言诗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又否定这首诗的真实性。这种循环论证的方法本身就缺乏说服力。而他们推断这首诗是伪作的主要论据便是:项羽所唱的诗歌是带“兮”的楚辞体而非五言诗,作为和诗,虞姬应当用楚辞体才对。这种观点,也难让人信服。我们讲,一个人对艺术的样式各有偏爱,为什么项羽唱的是楚辞体,而虞姬的诗就必须是楚辞体而不能是五言诗呢?而且,通过对张守节这个人的了解我们知道,作为史学家的他,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在《史记正义》中明确地注明了引诗的出处,即《楚汉春秋》。而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有“《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的记载。《楚汉春秋》系“陆贾为记时功而作,其中记事延及惠帝、文帝时事”。而陆贾,大家都知道,他是汉初著名的学者。曾经追随刘邦打过天下。作为和项羽同时代的人,在记载项羽悲壮结局时详细地记录虞姬和诗的内容,也是合情合理的。该书虽已失传,但书名和作者却都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隋书》系唐人编写,说明该书还在唐代流传过,因而张守节见过此书,并引用此书,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能因为此书失传,就怀疑它的真伪,从而怀疑虞姬所作《和项王诗》是伪作。这不是正确的研究问题的态度。更何况,我们既然承认《舂歌》为戚夫人所作,那么戚夫人可以熟练地用五言诗进行写作,为什么与她同时代且相差不远的虞姬就不能作出这首五言诗呢?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说:“虞美人与戚夫人两人时代相去甚近,而戚夫人之作既无可疑,而其体又基本上属于五言,那就很难说虞美人之作出于伪托。”[1]而程毅中先生也认为:“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有名的文人作品,那就大可不必把五言诗的成立推到那么晚的。为什么虞美人的歌就不能算五言诗呢?”[2]
我们知道,《楚汉春秋》是汉初人陆贾编写的书。现在即使我们认定《和项王诗》不是虞姬自己所作,那么它也必是汉初文人的拟作,否则不会在此书中出现。这样看来,文人五言诗还应当是源于西汉。况且,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和项王诗》就非虞姬所作,所以笔者认为:文人五言诗当起源于西汉,而虞姬的《和项王诗》则是我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作品。
在弄清楚文人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就要谈谈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情况了。
二、两汉文人五言诗的发展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文人五言诗起源于西汉初,虞姬的《和项王诗》是我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然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在西汉,除去这少数几首诗我们能判定其作者外,其余的,我们都很难断定其真实的作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直以来,诗坛上有“四言正体”和“五言流调”一说,尤其是在汉代。“由于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优倡乐多用之‟的诗体,与四言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多不具名”(包括《古诗十九首》)。[3]由于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文人往往为“娱情”而偶然为之。这样一来,造成作品不会太多,而作品能流传后世的也就更少。如同早期出现的词和小说一样,作者多不署名或假托他名。然而没有流传下来,并不说明当时就没有人进行创作。大家知道,班固在《汉书》中特地安排了《艺文志》来记录西汉时期的诗文创作情况。只可惜,他只记载了当时各类诗歌的总量共三百一十四篇和二十八家的分类目录,而没有具体的诗歌内容。我们今天虽已无法确认哪些是五言诗,哪些是非五言诗?但谁又能确定这其中就没有文人五言诗呢?清代的考据学家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就指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收录的五言诗《鸡鸣歌》即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吴楚汝南歌诗》。”另外,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时歌谣又曰:“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西汉成帝时既有如此完整的五言诗,我们通过合理的想象,那么当时也应当会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佚亡而已。
由西汉虞姬的《和项王诗》、戚夫人的《舂歌》、李延年的《美人歌》,到那些中间已经遗失的诗作,再到东汉应亨、班固、张衡、秦嘉、蔡邕、郦炎、赵壹等人的五言诗作,再到“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早期的文人五言诗,篇幅都比较短小,有的还保持着口头歌唱的特点,所以不那么整齐,内容也比较简单。随着这一诗体运用的不断成熟,它的篇幅也增长了,而且句式也更为整齐,内容也更为丰富,诗歌的创作技巧也就更为圆熟了。
(一)、班固、应亨,谁先谁后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起源于东汉的班固。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前人的传闻。”“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时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内容是缇萦救父,汉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新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此外,袁行霈先生在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另外,张松如先生也说:“这(指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诗中记叙了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4]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初探》等书也大多主此说。
形成上述这种观点,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对枚乘、苏李诗真实性的否定,由此得出西汉无文人五言诗。
二、对“文人”一词狭义的理解。班固的名声太大,而且又是文人,难免会将一些荣耀归在其身上。我们讲,这种研究方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东汉写文人五言诗的最早的诗人不是班固,而应当是应亨。应亨,何许人也?史书记载其事迹不详,只知道他生活于明帝时,是汝南(今河南汝南附近)人,应立之侄。应亨有《赠四王冠》诗一首,并有自序说: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故贻之诗。
全诗共有八句:
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令月惟吉日,盛服加元首。人咸饰其容,鲜能离尘垢。虽无兕觥爵,杯醮传旨酒。
通过诗的序,我们可以知道这首诗写于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61年。而班固的《咏史》写于何时呢?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按照字义理解,这首诗先是叙述太仓令有罪,被押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说父言而沉痛,遂诣阙陈辞。然后写汉文帝心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最后是班固的感慨,赞扬缇萦胜过男儿。后世学者多根据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即有“感慨之词”,从而推断其为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如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说:“„„内容是咏缇萦救父,汉文帝废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如果说游国恩先生还只是猜测的话,那么袁行霈先生就直接说:“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5]历史上班固入狱的时间为和帝永元四年,也就是公元92年。由此而断,班固《咏史》诗当在应亨《赠四王冠》诗之后。那么班固又怎么能算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者呢?
两人作品就内容来看:应亨的《赠四王冠》为祝颂之词,内容空洞;而班固的《咏史》诗也是“质木无文”。“两首诗都只是老实地叙写事实,缺乏文采和形
[6]象性,说明当时文人作家运用这种新体还很不成熟,不免质朴幼稚。” 显然,离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二)、文人五言,逐渐发展
班固、应亨之后,出现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高峰。创作五言诗的文人开始多了起来,艺术成就也越来越高。这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家作品有:张衡的《同声赋》、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诗》、郦炎的《见志诗》和赵壹的《疾邪诗》。
1.张衡和秦嘉
(1)张衡《同声赋》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箬席,在下蔽筐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羝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纷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张衡是东汉较早创作五言诗的文人。这首《同声赋》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用了比兴手法,是否是以妇人之情喻臣子事君之道,单就其所写内容就很有特色。全诗通篇假托一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写自己新婚之夜那种忐忑不安、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两句,将女子那种惊奇、胆怯之情写得异常传神。中间部分女子不直说自己如何如何的勤劳,而是声称从日常家务到祭祀自己都愿意承担,来表明自己的优美品质;不直接说对丈夫如何如何的爱恋,而是作了这样的表白“思为莞箬席,在下蔽筐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让人不禁想起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对其夫焦仲卿的表白“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结尾部分更是大胆坦率,不仅展示了自己的美好体态,更写了新婚之乐,让我们从中看出明显受汉乐府民歌影响的痕迹。与“质木无文”的《咏史》诗相比,这首诗感情真挚、词采绮丽,在艺术技巧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2)秦嘉《赠妇诗》
其一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时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其二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路。临路怀惆怅,中架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其三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款诚。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秦嘉是东汉人,字士会。史书上有关于他的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是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东北)人,东汉桓帝时为本郡上计吏。
秦嘉现存诗六首,其中五言三首,而正是这三首《赠妇诗》奠定了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这组诗进行整体观照,我们不难看出,它在时间上有连续性。第一首诗讲的是秦嘉奉命出差去京都洛阳,临走的时候派车去接妻子徐淑,可妻子因病,在娘家不能返回与他面别,只写了一封陈辞凄切的信给他。秦嘉心中思念,伏枕辗转,彻夜不能入睡。第二首诗先叙述夫妻二人孤苦的身世以及秦嘉对妻子的思念。然后写他想要前往妻子处面诉衷情,但终因交通不便而未能去成。第三首诗写秦嘉为致思念之情,送了“宝钗”、“明镜”给他的妻子,遥寄款诚,希望能表达自己的一些心意。
从内容上看,这三首诗有别于一般文人的创作。我们知道,继屈原的《离骚》之后,后世文人写男女的相知、相恋、相离、相弃,大多比附于君臣的关系(张衡的《同声赋》即属此类),而秦嘉这组诗则不同。他在诗中可以说毫无虚饰地袒露了自己的爱情生活,其中对妻子的那种思恋之情,让人感到真实、亲切。这样的诗在诗歌史上并不多见,读起来也让人感动。
在艺术表现上,可以看出这组诗结构严谨,构思精巧,首尾照应,一气呵成。通篇隔句押韵,每句三顿,符合五言古诗韵律要求。全诗还注意对仗句的运用,如“临路怀惆怅,中架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以此来进行排比、铺陈。无疑,这是一组成熟的五言诗作。与东汉初的五言诗相比,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它也是一组艺术成就很高的抒情诗,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
2、蔡邕、郦炎和赵壹(1)蔡邕《翠鸟诗》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附近)人,是东汉著名的学者、文人,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大师级人物。这首《翠鸟诗》,很显然用了比兴的手法。
全诗表面是写翠鸟的寄人篱下,以及翠鸟对以往被人追捕遭遇的心有余悸,实质上反映的是作者那种遭遇迫害,幸脱世网的忐忑心情。从中可以看出,生于汉末乱世,文人那种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的处世心态。也可以说,蔡邕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
然而,单就写作技巧来看,这首诗并不是很成熟。(2)郦炎《见志诗》
其一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其二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郦炎字文胜,是郦食其的后裔,范阳(今河北定兴附近)人。他的作品今存两篇,原本并无标题,后世题为《见志诗》,即是我们上面所引的这两首诗。这两首诗从内容上来看:第一首,格调比较高昂,有着积极入世的心态。作者先是坦露自己高远的志向,要“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接着又以历史人物陈平、韩信自勉。他们两人都出身微贱,却都终成大事。自己也要像他们一样,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第二首,格调明显比较低沉了。诗人虽然有远大的志向,奈何现实却并不遂人意。自己非但不能得到重用,还要惨遭摧残。这种情况下,作者自然地想到了年轻有为却又遭人排斥的贾谊。最后,作者又以美玉和千里马自比,感叹在现实之中遇不到了解自己、赏识自己的卞和与伯乐。
这两首诗前后形成鲜明对比,前面可以说是气冲霄汉,而后面则情绪低沉。通过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让我们感受到作者那种怀才不遇的感慨。
(3)赵壹《疾邪诗》
其一
河清不可俟,人寿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其二 势家多所宜,咳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我们现在大多都只知道他是东汉著名辞赋家,代表作是《刺世疾邪赋》。其实他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家。以上所引的两首诗,便是他附在《刺世疾邪赋》后面的两首五言诗。和他的赋一样,他的这两首《疾邪诗》同样也表现出了那种愤世疾俗的感慨。第一首诗以“河清不可俟”开头,表面是讲黄河水清是不可等待了的,实质是以此喻指等待政治清明就像待黄河水清一样,是毫无指望的。表现他对现有政治的彻底绝望。接下来又以“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这种富者称贤而有文才的人却不得重用的反常现象,来抨击不合理的用人制度。第二首诗先是控诉权势已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接着又写“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让人不禁想起“举世皆浊吾独清”的屈原,愤激之余,只好听天由命,不必去奔竞了。
赵壹的《疾邪诗》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他不是普通的哀怨,而是充满愤怒;他不是一般的愤世疾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东汉党人的悻直之风”。[7]
在本部分,出于对文人五言诗诗风转变以及诗歌基调变化的考虑,笔者以东汉桓帝为界,将桓帝以前的作家,包括应亨、班固、张衡、秦嘉等放在了一起,而将桓帝以后的作家蔡邕、郦炎、赵壹放在了一起。从中发现,桓帝以前,文人诗歌的创作大致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但是诗歌的基调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从应亨的《赠四王冠》到秦嘉的《赠妇诗》都是中规中矩的写作,诗中都没有太过于激烈的言辞,更没有惊世骇俗的话语,表现的多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东汉末年则不然,主要活动于灵帝时期的诗人像蔡、郦、赵等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来看与班、张、秦等人迥然不同。他们诗歌中的感情基调已不再是温柔敦厚的了。由蔡邕《翠鸟诗》中的忧患意识,到郦炎《见志诗》中的满腹牢骚,再到赵壹《疾邪诗》中的控诉呐喊,无疑都是乱世文人的情感写照。尤其是郦炎、赵壹的作品,它们已不再像前期文人诗那样蕴藉含蓄、缓缓道来,而是大声疾呼、锋芒毕露,可以说“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猛烈批判而告终”。[8]
在这里,考虑到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习惯上将他放在建安文学中来介绍;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属乐府诗歌,所以在此都不再叙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了。
(三)、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所谓《古诗十九首》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收入其所编的《文选》中的十九首古诗。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那个时代有“五言流体”一说,五言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文人五言诗多不具名”,所以不知到它的作者,也不知到它的题目。后人为研究方便,取每篇第一句为题,即我们今天看到的《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等十九首诗。《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
《古诗十九首》到底产生于何时呢?根据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悲观厌世的思想,我们推断其决非东汉初的作品。东汉初为太平年代,不会有这种怨声载道。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轨迹来判断,它的写作成熟程度,当是在汉末才能够出现。我们又发现《古诗十九首》中有些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和秦嘉的《赠妇诗》很相似,所以推断两者产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因而综合看来,《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应当是桓、灵二帝或之后的“乱世之音”。
历史上的桓、灵二帝时期,可以说是最为**的一个时期。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广大下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社会矛盾而引发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然而统治阶级内部却依然是我行我素,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争斗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身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对黑暗现实不满的同时,又苦于自己抱负无法实现,不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所以他们往往背井离乡、落魄江湖,去外面寻找出路。可是残酷的现实却又不得不让他们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要表现的就是他们当时的那种生活际遇。从某种意义上讲,《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
《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伤时失意之作,一是游子思妇之辞。
1.伤时失意的悲歌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在太平年代,他们或许能够凭自己的才识蹑足高位,干出一番事业。然而在汉末**年代,他们的理想却并非都能够实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能够做官的多是豪门贵胄的子弟,一般的士人很少有机会能够进身仕途。加之当时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卖官鬻爵层出不穷,一般文人的政治出路就更为艰难。现实就是如此,因此伤时失意、叹老嗟卑、知音难遇,就成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文人诗歌所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
他们有的感叹人生的艰辛,如《回车驾言迈》中写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一个赶车人在茫茫前途上颠沛奔波来暗示人生道路的艰难,而“东风摇百草”的萧瑟景象,又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写照?有的感慨知音难遇,如《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以楼上歌者的境遇,来比拟自己的境遇。高楼上抚琴发歌的女子与楼下失意落魄的文人融为一体。“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就在这一唱三叹之间,表现出诗人那种内心深埋而不被人所理解的知音难求的感慨。有的则揭露人情,描写世态炎凉。如《明月皎夜光》中写道:“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诗人虽仕途不顺,但仍渴望“振六翮”的“同门友”来提携、举荐自己,可是他的朋友是怎么做的呢?“弃我如遗迹”,让我们不禁对世态的炎凉感到愤慨。有的则感到人生苦短,对自己有限的生命产生了怀疑。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感情基调都是悲观的。人生的确很短暂,在这有限的生命之中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呢?他们虽然有“立身苦不早”(《回车驾言迈》)的意识,发出“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的豪言,但现实却没有给他们机会。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现实的不称意,让他们转向了美酒、佳人。于是,他们开始及时行乐,以求片刻欢愉。
“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为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荡涤放情态,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东城高且长》)“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美女、佳酿,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对于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及时行乐,后世学者多持批判、否定态度。当然,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的确为我们所不取。可是如果把这些作品与它所产生的时代联系起来看,他们所宣称的“及时行乐”、“消极出世”的思想未尝不是处于黑暗社会中怀才不遇,抱负不展的那种义愤之音。这些都是发自于诗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与汉大赋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内容相比,其中更多地表现了一种人性的至真、至纯、至朴,洋溢着浓浓的人性美。
2.游子思妇的恋歌
我们知道,汉末大兴游宦之风,作为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出路获得一官半职,往往要远离亲人,外出游宦,以求得举荐。他们长期在外漂泊,过着孤独清苦的生活。如果游宦顺利还好,若稍不如意,便格外恋起家里的亲人。所谓外有游子,内有思妇。在《古诗十九首》中反映游子思妇、闺妇怨别的诗歌有很多,这些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类作品因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最为诚挚的感情,所以显得格外地珍贵。
在这些诗歌里,首先表现的是对忠诚爱情的歌颂。如《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诗中的女主人公收到了丈夫从远方寄来的半匹绮,于是她马上将它做成画有双鸳鸯的“合欢被”,并且在被的四周镶上同心结,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即与丈夫不离不弃。全诗虽短,但却有着浓浓的人情味,让人感觉真切、自然,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然,作者在这里是以一种褒扬的笔调来写这位少妇的。与这位女子相比,《孟冬寒气至》中的女主人公则更令人惊叹、佩服。她收到丈夫从远方寄来的信后,是“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这四句将这位思妇的忠贞之情,写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三岁字不灭”,可想而知,思念是多么的深!
其次,描写游子怀乡、思妇怀远,深含着怨别望归的深情。如《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寥寥八句,将一位漂泊异地的游子,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明月何皎皎》中,月明之夜,游子因念家中的妻子而忧愁难眠,于是起床独自徘徊,可是面对漫长的黑夜,游子的思乡怀妻的愁绪却始终不能够排遣,因而只能退回房中“泪下沾裳衣”,独自垂泪。游子尚且如此,那么闺妇思念游子之情恐怕更甚。且看《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诗中的丈夫与妻子,相隔万里,天各一方。妻子怀念之余,不禁想:鸟兽尚且知道眷恋故乡,而为何他一去不复返呢?于是便猜测“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一句传神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可是猜测归猜测,她依然希望丈夫能保重身体,希望他努力加餐。最后这一细节不仅表现了女子对丈夫的那种真挚的感情,而且也包含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又再如《冉冉孤生竹》一篇,写的是女子新婚不久,就与丈夫分别,而丈夫的离去,又怎能让这位妙年少妇不“思君令人老”呢?因此,她发出了“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的哀怨。长期的夫妻分别,也使得她们中的有些人产生积郁,直率地表露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心腑之言。
正是由于诗中表现出了那种至真、至诚、至朴的感情,所以千百年来为人所称道。从这些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受乐府民歌影响的痕迹。
也许有人会说,《古诗十九首》它“既没有像《诗经》那样沉积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容,具有不朽的民族诗歌奠基意义;也没有像《楚辞》那样充满炽烈的宗教意识和爱国情感,放射着神奇的浪漫主义光彩”,[9]它只是一些中下层文人关于个人生活的吟咏,可是却为何为历代文人所称道呢?刘勰把它誉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是“一字千金”,唐代皎然说它是“辞精义炳”,宋人张戒说它是“卓然天成”,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笔者通过粗浅的研究,觉得它的魅力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内容来看:它所抒写的是人的“真性情”,是人的真实情感的外露。学过历史知道,汉自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炮制了一整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神学目的论的思想体制。于是,儒教神学就逐渐成为了汉代的主要统治思想。这种思想无疑禁锢了汉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在此思想的指引下,汉代文人只知一味的点缀太平、歌功颂德,于是出现了形式华美、内容却很空洞的汉大赋。与汉大赋相比,《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楚辞》、《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把诗歌从“儒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使之成为抒发人的性情的文学,而不是政治教化的工具,给几近窒息的汉代文学吹进了新鲜的空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显示了文学主体意识的回归,具有表现人的觉醒的主题。从这点上看,它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2、就其艺术成就来看:
首先,《古诗十九首》是一组纯粹意义上的抒情诗。诗人们为写情而写情,不受道德思想的禁锢,无所谓讽和喻,从而淡化了传统诗歌的认识教化功能。他们所写的是对人生、人情、人事的不同体验和感悟,怨妇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也好,游子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也罢,都是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体察。将对现实生活的体悟融入到诗歌之中,从而增加了这些诗歌的内涵和深度。
其次,《古诗十九首》中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河畔草》)通过对无边春色的描写,反衬出少妇孤独、凄清的生活和青春易逝的伤感;“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则是以萧萧的秋风来折射游子落拓失意的悲愁情怀。还有《回车驾言迈》中的“东风摇百草”等无不是以景写情。情景的渲染,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让诗歌具有余味无穷的意蕴。
最后,《古诗十九首》中的语言浅近自然,意蕴丰厚。它是以最平浅质朴的文句,来表现最诚挚的感情。无《诗经》的古奥气,也没有辞赋的贵族气。如《孟冬寒气至》中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又如《行行重行行》中的“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就如同与你说话,娓娓到来。语言自然本色,而非人工的妆抹与雕饰,从这一点上说,它的语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无怪乎钟嵘称其为“一字千金”。
由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不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是两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在为汉代诗歌作一个很好的总结的同时,也为“建安文学”开了一个好头。
文人五言诗由最早的虞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到《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这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五言诗创作为主的时代。从此,五言作为一种全新的诗体形式,开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大放异彩了。
注释:
[1]
转引自张家英.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2,4,54.[2]
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中华书局,1992,1,36.[3] 张亚新.汉魏六朝诗.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5.[4] 张松如.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1,345.[5][7][8]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67-270.[6]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137.[9] 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文学遗产,1995,2,14.参考文献:
[1] 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2]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6.[3]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4]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5] 姜书阁 姜逸波.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选注.岳麓书社,1992,3.[6]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7](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7.[8](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7.[9] 吕艳.《古诗十九首》的审美阅读.山东电大学报,2005,2.[10] 权五泽.汉代诗歌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3.[11] 江艳华.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源流与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32,4.[12] 姜明.生命意识的张扬与悲叹.楚雄师专学报,2000,15,1.[13] 郭浩帆.虞姬与第一首五言诗作者关系考辩.济南大学学报,1999,9,6.[14] 高益荣.从“神”到“人”的文学.陕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