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在当今社会众说纷纭

第一篇：关于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在当今社会众说纷纭

关于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在当今社会众说纷纭，今天我就本人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做以下阐述：

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有无区别，经济学家各有各的看法。有的把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有的似乎在应当用“发展”一词的地方却使用了“增长”一词，有的则在指出它们的某些区别时，又说这两个词可以交换使用。例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雷诺兹就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可视为“互相替代使用的两个名词”。不过，在传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一般是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其实，从现有人类社会的实践看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作为范畴的区分是必要的；对于某一个具体国家的特定时期或以增长为主，或以发展为主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企图将二者截然割裂开来，并认为增长只属于发达国家，而发展只属于发展中国家，则是不可取的。因此，有相当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是不赞同传统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的，即认为增长问题只属发达国家，发展问题只属发展中国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C．P．)和赫里克(Herrick，B．)在谈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曾说过：“在通常使用中包含的意思和在行文中明确表明的意思是，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的变革。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还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经济发展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投入分布的改变”。但与传统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在其所有方面关联着所有国家，并非只是穷国而已”。又说，“很难设想没有增长的发展”。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进一步指出：“功能的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包含规模的变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然都追求个人所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着眼长期而不是短期。在短期内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农业则更是如此。农业可能因风调雨顺、天公作美等条件而求得一年内的快速增长，也可能因为突发的自然灾害而造成负经济增长。因此，短期生产的上升或下降不能作为测定发展的标准。第四，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来测定，但它忽视了国民生产总值所表明的价值是以什么方式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也不能说明就业状况、职业保障、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升迁机会以及保健、教育等情况。假如某个国家，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和个人所得增加，但生产成果绝大部分归少数人享用，其结果造成两极分化而不能愈合，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基尼系数增长，收入愈加不平等，这样的增长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二、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跨越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理论的扩展，在经济理论的早期研究中，增长与发展是同一概念，古典经济学家中以马尔萨斯—李嘉图所描绘的增长图景最为著名，该图景却与工业革命后部分国家进入高增长行列的事实相矛盾。上世纪30~40年代，哈罗德—多马从凯恩斯理论中投资和产出稳定性问题出发，发展出来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宏观框架，并提出了保持产出稳定的问题。该问题引起50~60年代以索洛为首的宏观经济学家的介入，并形成了所谓新古典增长理论。但该模型的分析方法却是宏观的，并非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微观方法。凯斯（1965）和库普曼斯（1965）把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而使增长理论成为真正的新古典理论。增长理论最大的进展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将与技术进步相关的创新纳入理论。把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纳入增长框架中始于罗默，也包括阿洪与霍伊特（1992）和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91）的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获得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以作为奖励。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动，诸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过它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好或坏的巨大潜力。至此，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从增长的国际比较则可看到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发展的主题是不发达国家怎样摆脱贫困而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行列，其中心论题就是如何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Lewis(1954)是最早提出二元经济模型的学者，他从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不发达经济的投入因素出发，构造了一个含农业和工业两个生产部门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的结论表明，二元经济会导致经济的无效率，原因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低效，出路应是劳动力向高效的工业部门转移，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要求更高的资本形成。Lewis的模型基本上成了其后发展经济学的范式，并确定了其后二元经济研究的基本方向。HarrisandTodaro(1970)发展了Lewis模型，他们假定两个部门都使用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但资本在两部门间不流动，劳动是流动的，要素流动的原因是边际产品在两个部门不相等，但因资本不动使劳动与资本的匹配不完整，会使工业出现无效率。

由此可知，二元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要素市场不能瞬时结清，不管哪类要素流动受阻都会导致经济低效，这就是早期研究的基本结论。上述研究不能说是关于二元经济的增长模型，因为模型更多地重点分析二元经济的静态均衡，并且结论也多是悲观的，认为二元结构会导致增长陷阱。但现实经济中二元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能在经济转型中逐渐消失。如果允许生产要素的适当流动，则二元经济会演变；但它会怎样变，二元经济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而结束，这样的问题早期研究尚无能力考虑，因缺少合适的分析工具，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停滞。到了上世纪末因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引入而使人们对二元经济的研究重新启动。Lucas(1988)是首先利用增长模型研究发展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家，他通过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的拓展来分析不发达经济，并用带学习过程的人力资本模型来解释增长差异。Lucas利用该分析框架和二元经济假设来构造由农业部门占优势的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化问题（在文献中一般称为工业革命）。Lucas的一系列研究启发了许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学者向经济发展问题的集聚，如Arigovic,BullardandDuffy(1997)，GalorandWeil(2000)，HasenandPrescott(2002)等，形成了新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该理论意在理解二元经济的动态演变，从而解释二元经济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而结束，以及这些途径中什么因素将起作用。这些研究吸收了早期二元经济的合理假设，利用新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更精细化的分析时代。

三、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都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混为一谈，认为经济增长了，就是经济发展了；GDP高速增长了，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了。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回事，二者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根本区别。我们一般讲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经济总量诸如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也可以用人均生产的增加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虽然在这种增长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结构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经济增长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它的主要目标是数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本国工业化起飞的初始阶段，甚至有可能出现悖于经济发展的宗旨的现象。比如说，为了工业的高速增长而对农业实行高积累政策，使农业发展延滞，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的提高，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均衡、持续和协调的发展。可以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概括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不公及社会剧烈动荡。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急于求成，实施超越型战略，曾出现过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近年来，这种倾向又有所抬头。各地领导干部由于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一味追求自己所谓的“政绩”，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说，GDP的增长固然重要，因为它表示一定时期经济总量和财富的增长水平，世界各国都把它作为重要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程度。然而，如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就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和重大损失。在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中，也要防止片面追求GDP的调整增长。一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好，人民能够得到更多实惠，各方面比较协调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第二篇：论述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表达为：二者紧密联系、相互融合、互相作用。具体来说，经济发展对金融起决定作用，金融则居从属地位，不能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金融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出现一些不良影响和副作用。

（2）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性作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二是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的需求不同，由此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结构、阶段和层次。

(3)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通过金融运作的特点、金融的基本功能、金融机构的运作以及金融业自身的产值增长这四条途径来实现的。

(4)在经济发展中，金融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表现在因金融总量失控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总供求失衡；因金融运作不善使风险加大，一旦风险失控将导致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因信用过度膨胀而产生金融泡沫，膨胀虚拟资本、刺激过度投机、破坏经济发展三个方面上。

(5)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重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积极防范金融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摆正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位置，使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健康成长，从而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第三篇：联系实际论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联系实际论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 传统经济学往往会强调土地、劳动、资本的重要性，而把制度看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并不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与传统经济学不同，方兴未艾的制度经济学却十分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土地、劳动、资本如果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也是无法发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一个高效率的制度，即使在没有先进的设备或丰富的资源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一个低效率的制度下，即使拥有先进的设备或丰富的资源也很难能有经济的发展。

1、制度降低了经济发展中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它最先是由科斯提出来的。在科斯看来，市场交易过程不是没有代价的，并不像传统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价格信息是充分的并为一切当事人所掌握。相反，由十价格信息的不充分、不确定，交易过程也是存在摩擦的，交易当事人需要寻找、谈判、履约，有时甚至诉诸法律。所有这一切都要花费一定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导致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行有利于稳定有序的秩序的形成，从而能实现交易费用节约[2]。如果没有制度约束，资本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将毫无意

义。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是天然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而许多制度的制定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这也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

2、制度规定了经济发展中的激励机制

在20世纪50年代很多经济研究都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归结于技术创新，但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进步，但在此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说明了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依然可以实现。针对这一现象，诺斯在1968年10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中发表了《1600—1850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指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的产生，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的活动，最终导致经济的增长[3]。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提出了制度结构的主要功能是给人们以刺激与激励，他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所以对人的激励与刺激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对人们的刺激和激励却离不开制度结构的规范。

3、制度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合作条件

传统的经济学家往往会强调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而忽略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其实合作和竞争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而根据囚徒困境我们也可以知道，合作往往会是总效益最高的选择。由于经济发展中的信息的不完全、理性的有限性及道德风险等的存在使人们的行为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难以确定性或难以预知性，这都会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中的合作行为。而制度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与协作的过程中经过多次博弈后形成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它对每一个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的责、权、利的明确划分做出了

4、制度可以约束或减少破坏经济发展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假设便是经济人假设，即人一般都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即使在有契约的情况下，依然会有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投机行为，这种行为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就会使整一个经济社会秩序出于混乱的状态，从而导致经济的停滞或者倒退。制度的除了是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契约总和外，他还可以提供强制性的惩罚制度，即对违反共同契约的行为进行有效地制约，制度的这一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上。法律制度增加了机会投机者进行投机行为的机会成本，从而使破坏经济发展的行为得到有效地制约，是经济活动可以顺利的进行，促使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产权制度

那为什么产权制度会使私人收益率等于的社会收益率呢？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产权制度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社会的效率。我们都知道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每一经济体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都会进行资源的竞争，然而，如果这种竞争是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话，那整一个社会的效率必将是十分低下的，因为这种竞争是低度的、无序的，也是消极的，它将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从而使整一个竞争过程效率低下。而产权制度的出现便很好的解决的了这个问题，它对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进行了有力的社会规范，各主体的权责利规定明确。所以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每一个经济主体对生产资源的占有行为都会受到生产资源的所有者的约束，所有的人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自己的生产资源，从而减少了各经济主体在财富创造与分配之中的矛盾与冲突。

正是因为产权制度可以使私人收益率等于的社会收益率，因而会对每一个经济人产生很大的激励与刺激作用，使他们为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财富而不断努力，促使他们去技术创新，去发明创造，最终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第四篇：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文章读后感

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文章读后感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其特征是投资者拥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控制权，他不仅涉及货币资本的流动，而且带动商品以及生产要素的转移。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影响日益显著。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受到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的关注。许多学者都对之从不同方面做出了研究。首先我先阅读了部分关于FDI的增长是否会促进GDP增长的文章，就是先检验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可靠。这类文章多使用计量经济学或者统计学的知识，对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如其中的一篇通过选取1983-2010年我国FDI流入与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FDI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运用计量模型对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也有一篇论文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就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某些经济变量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但不是对所有变量都有影响。随后阅读了关于从不同角度分析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比如:基于金融市场效率水平的分析;基于吸收能力的统计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分析.这些文章通过对数据分析和模型的建立,从不同角度解释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其中一篇认为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融资便利，直接增加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有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并通过分散风险等方式，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最大限 度的发挥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分析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表明 FDI 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其借助与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明显的推动作用。特别的，相对于股票市场，FDI通过效率更高的借贷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另一篇论文则针对“FDI吸收能力”进行探讨,选取贸易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发展、人力资本状况和技术创新水平四个影响FDI吸收能力的关键要素进行分析.分别对吸收能力的四大决定要素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渠道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以产品品种增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依次将各个决定要素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中，以此构建吸收能力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还对国内金融市场发展通过人力资本转移渠道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作了初步的探讨.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因，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二则是外因，即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上。FDI不仅可以增加一个地区的资本存量，而且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该地区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使区域经济发展摆脱市场条件的约束;同时也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拉动经济增长.

第五篇：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政府支出是指各级政府的支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购买，如政府花钱修建道路、设立法院、提供国防、开办学校等。这部分计入GDP。另一部分不计入GDP，有转移支付、公债利息等。

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

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

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特别的是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