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第一篇：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最具增长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把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脉搏和在全市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对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郴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经济增长持续快速，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拉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526.7亿元，比上年增长19.9%，增幅比全市GDP增速快3.4个百分点，增速创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非公有制工业实现增加值329.7亿元，增长24.2%；建筑业增加值17.5亿元，增长22.8%；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31亿元，增长21.2%。2000年-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速达14.4%，增幅比全市GDP增速快3个百分点。

（二）发展贡献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的主动力。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62.5%，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比2000年提高15.5个百分点。2009年非公有制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71.5%，也就是说，GDP每增加100元，有71.5元是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非公有制经济对公共财政的贡献进一步提高，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实交税金46.9亿元，同比增长33.1%；占全部实交税金比重达73.7%，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

（三）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二产业占据非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主体地位。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三次产业构成由上年的9.9：64.0：26.1调整为6.2：65.9：27.9，与全市GDP三次产业构成比，一产业低6.7个百分点，二产业高16.1个百分点，三产业低9.4个百分点。非公有制工业占据非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主体地位。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1%，比非公有制经济增速快4.2个百分点，增加值占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为85.1%，比上年提高24.1个百分点。

（四）从业人员稳步增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对扩大社会就业，吸纳富余劳动力的贡献日益突出。2009年，非公有制经济二、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为162.87万人，同比增长6.56%，比上年快0.86个百分点；占全部二、三产

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88.69%，比上年提高0.9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二、三产业中每100人从业人员就有88.69人在非公有制领域就业，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其中，第二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吸纳从业人员78.76万人，同比增长4.51%，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94.61%；第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吸纳从业人员84.11万人，同比增长8.56%，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83.78%。

二、郴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足

（一）骨干企业太少。经济发展需要骨干企业，骨干企业能够聚集力量，带动发展。目前，全市非公有制经济骨干企业发展不足，规模较小。2009年，全市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只占私营企业总数的32.1%，私营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还不到200万元，年平均销售额只有71.7万元。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29家，占非公有制规模工业企业的2.8%，比重比公有制低14.8个百分点；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上10亿元和20亿元的企业只有4家和1家。

（二）企业数量不多。企业个数密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企业数量增加，对就业率和财政收入的不断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前，全市企业数量与发达地区还存在明显差距。2009年，全市私营企业只有7465户，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只有6.9万个。

（三）名优产品太少。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中“原”字号工业多，加工工业少，煤炭、有色金属、非金属矿采选等行业在非公有制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同时产品中名优特新产品少，粗加工和初级产品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能够在市场上叫得响的产品品牌寥寥无几，市场竞争力弱。至2009年末，全市非公有制企业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分别只有1个和2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十分明显。

（四）民间投资减缓。从2006年以来，全市非公有制经济投资的增速低于全部投资的增速。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的非公有制经济投资的增速分别为13%、15%、14.1%和59.5%，分别比全部投资的增速低1.3个、1.1个、6.4个和40个百分点。

（五）创新能力不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科研投入明显加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但是由

于经济基础薄弱，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科研成果不多。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品种数327件，占全部的52.5%；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数204件，占全部的47.2%；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68.3亿元，只占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的12.97%。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郴州资源要素相对宽松，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在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中生产的产品大多数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

三、郴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不足的原因

（一）观念上缺乏平等的认识观。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与公有制经济享有的待遇不平等，如非公有制企业融资困难，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还是存有偏见，其贷款条件要比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严格得多。

（二）环境上缺乏开放的发展观。一是郴州市投资领域还不够开放，市场准入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如何激活投资市场，仍是促进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二是人力资源环境也有待改善。诸如人才引进受到限制、职称评定体系不健全、非公有制企业技术骨干的职称评定工作无人负责等，直接影响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三）管理上缺乏优质的服务观。近年来，各级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向服务型机关转变，但在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沟通上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优质服务意识还不够强。有些部门对企业出现的问题采用以罚代管的方法，往往只重处罚，缺乏正面引导，对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宣传力度也不够。

四、加快郴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

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整体素质，把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技术、产品、销售、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与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相适应。

（一）要大力鼓励民间投资。要进一步调整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挖掘民间资本的潜力和条件，鼓励民间资本拓展新的投资领域，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在各行业的投资份额和所占比重，全面推动在传统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的投资进入深度。

（二）要改革创新融资模式。针对目前企业的融资难题，加大银企合作力度，在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开展合作，要理顺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贷关系，搭建起多渠道的融资平台；建立和完善融资担保服务体系、中介服务机构和风险担保服务机构；鼓励各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对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有贡献的金融机构，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优待。

（三）要提供人才技术保障。要转变对待非公有制企业的观念，积极引导非公有制投资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鼓励专业对口的大中专毕业生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同时政府要组织专家和技术人才为非公有制企业出谋划策，提供技术咨询，并为非公有制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要不拘一格发掘和培养一批能人志士，在技术上、资金上、信息服务上进行重点扶植，使之成为创业的典范。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项目开发和策划人才，提高全市投资项目的开发水平，努力改变郴州市项目开发水平低、开发滞后的局面。

（四）要延伸扩展产业链。当今世界最发达地区都是以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式存在，我国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独具特色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链以产品为核心向外辐射延伸所形成的巨大市场空间，也就是产业链螺旋式动态发展的进程。当前，郴州市应主要以有色金属采选及加工、有色金属产品深加工、贵金属产品深加工、电子信息设备制造、食品农副食品加工和锻铸造等产业为中心，壮大区域经济产业链。围绕核心企业延伸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区域核心产业增长链，对于壮大非公有制经济乃至整个区域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要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各类经济体通过承接而发展起来的主导产业的先后次序，大致都表现为“纺织、化纤(劳动密集型)→钢铁、造船、炼化(资本密集型)→汽车、机械、电器(兼具资本、技术密集特征)→微电子和IT(技术密集型)”。“雁行理论”认为，当投资区某些产业失去比较优势后，资本将自发转移到能获得更少成本更大利润的地区，这种流动将在不同国家伴随着产业转移兴盛衰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扶持政策，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快速持续发展。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过去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由于各种原因，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及自身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产业加快了产业转移步伐。在产业转移加快阶段，要有选择性地承接外部产业转移，借助外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抓住了机遇也就赢得了发展，实现率先崛起。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

（六）要有效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能够把资源优势、地方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能够在熟悉的领域里找到市场突破口，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实践证明，传统的往往是最有特色和竞争力的。郴州市独特的有色资源优势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因此，要用发展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要求，充分挖掘本地资源优势，坚持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篇：学前教育专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学前教育专业就业前景分析

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已经历史性地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的教育阶段，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08、09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各地，曾经的天之骄子，已经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大学生毕业等同于大学生失业。主要表现在：首先，就业形势本身是很严峻的，这是大学扩招带来的难以回避的事实；其次，好的岗位需求有限；第三，大学本身培养的学生并不都是专业人才，大学注重素质教育，学校培养与社会需要还是有一定的脱节。除了一定的专业水平，用人单位还要求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合作能力、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专业应用能力都要强，但是实际上学生这些方面的培养还是有欠缺。所以，这种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生就业市场风云变幻的今天，高职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似乎成“抢手货”，就业市场也似乎显得较为宽松。事实上，形势并不容乐观。作为幼教专业的大学生，应认真分析当前的形势，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有个清醒的认识。

早期教育是21世纪幼儿教育的大趋势。据最新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中国0～3岁的婴幼儿共计7000万人。2004年全国在园幼儿达到2089.4万人，同比增长了4.5%；幼儿园比2003年增加了4638所，增长率为4%。幼教事业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与之配套的幼儿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需求激增，幼儿师范毕业生供不应求。尽管近年来各地一些院校增设了学前教育专业，但仍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

据调查，北京市未来3年需幼儿园专任教师3.6万人，而目前只有2.14万人，缺口1.46万人；湖南省在园幼儿约142万人，按规定需配备21.3万名幼师，目前全省在职幼师总数不到4.8万人，缺口达16.5万人；重庆市目前有专业幼师1.6万余人，按相关规定幼儿园的师生比应为1∶15，但由于师资缺乏，全市幼儿园师生比为1∶38，幼教缺口达上万人。

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毛入园率要从2009年的50.9%提高到75%。从全国现有13.8万所幼儿园的“存量”，推算未来10年的“增量”，至少需要新建7万所左右的幼儿园，方能容纳扩招的1400万名适龄幼儿。

对此，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福昌表示，面对75%毛入园率所对应的4000万名在园幼儿数量，未来10年我国幼儿园大约需要纯增47万个班。按照每班“两教一保”配备，新增的教职员工总数至少要在140万人以上。

过去幼儿园对老师的素质要求不高，会跳会唱就可以了。而这两年，社会对幼儿教师的素质要求提高了，老师的道德素养、教育能力、有没有经过正规培训是更关键的因素。因此，正规“科班”出身的学前教育毕业生供不应求，福利待遇也明显提高。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职业意识强、技能高、基础理论知识较系统、知识面较宽等，正符合社会对幼儿教师的要求。至于本科、研究生等更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除了去当幼儿教师，还可以在跟幼儿研究方向相关联的杂志社、研究所工作，也有不少自己创业当园长。尽管几年来全国幼儿教育获得了发展，儿童入园率达40.75％，但仍与全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学前三年儿童受教育率达55％，有一定的差距。

综合来看，学前教育专业就业形势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大潮的冲击下，似涨实跌，自有原因可归纳如下：

一、早期教育的市场潜力扩大了对幼教专业人才的需求。

1、政府的政策导向激活了社会办学的热情，充分满足了家庭对早期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教育部《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今后5年（2003-2007）幼儿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是：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随着社会前进，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加，个人素质提高，人们对高水平教育期望越来越强烈，经济承受力越来越高，形成了民办学前教育的社会基础，民办幼儿教育蓬勃兴起，在多元办园体制并存的格局下，大大满足了广大家长对早期教育的需求。

2、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在数量上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在层次上更缺少社会越来越需求的高学历高综合素养的专业师资。

众所周知，幼儿教师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它是一种“要求教师具备经过严格而持续不断地研究才能获得并维持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公共业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在我国，这样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学习是通过职前的培养来进行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在幼教师资培养方面发挥着主体作用，尽管近年来全国各地一些院校增建了学前教育专业来培养幼儿教师，但是与私立、民营幼儿园数量急剧增长之间还是存在着需求上的矛盾，仍然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例如：湖北日报于2007年3月17日报道了题目为“幼教大中专生成了香饽饽”的一则新闻，学前教育系每年的就业率都接近100%，去年一度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来自于湖南、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均不同程度的也出现了上述情况，幼儿师范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现象普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对幼儿教师需求量增加的同时，也在逐渐对幼儿教师的整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调研了解到，各幼儿园渴求“热爱幼儿教育、学历较高、有一定教改科研能力、幼儿教育理念新、教学基本功扎实、技能全面、心态好、愿意长期在本园工作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充分说明社会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高素质幼儿教师需求旺盛，幼儿教育市场前景广阔。

二、在短期内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的形势下，我们要对就业前景存在“忧患意识”。

1、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学历水平已呈“水涨船高”之势。

据报导：随着高校对学历要求的提高，上海市对幼教师资学历要求也开始“水涨船高”了，从2006年开始，绝大多数幼儿园的招聘对象已全部锁定本科生。例如，武汉市教育局［2007］6号《武汉市幼儿园等级评定标准》中，对教师任职资格的认定也规定了：“应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和教育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幼教门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个社会对高素质、高学历的幼儿教师的需求；另一方面，幼儿园也希望通过提高学历层次来增强市场竞争力。

2、社会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已从数量的补充逐步过渡到质量的竞争。

由于对幼教市场普遍看好，师范院校学前教育则在不断扩招，非师范院校诸如高职高专也在增设学前教育专业，学前教育毕业生将逐年增加，幼教师资数量的补充在一定的时间内必将完成；当数量达到饱和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激烈的质量竞争，用人单位优中选优的大趋势将日益明显。质量就是毕业生就业的生命线，着眼全方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是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有效途径。

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幼教就业市场的潜在危机是存在的，有没有规避的办法？怎样去规避呢？

一、不断提高常规办学质量，努力加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技能技巧培养力度，同时，提高高职高专学生的综合就业能力是关键。

众所周知，质量是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元素，办学质量决定就业质量，是否与社会用人需求相匹配，必须从根本入手：弹唱说跳画的基本功、基本的幼教理论和实际操作能力水平都是提高质量的根本，必须从日常的课堂教学要质量，抓牢、抓实、抓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注重日常教学过程管理，精心设计系统课程，精心选择教学用书，精心上好每一堂课，精心打造精品课程，向课堂教学要质量，向日常管理要特色。

目前除了常规的吹拉弹唱跳外，还要考察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行业前沿能力的掌握运用情况：如早教、蒙特梭利教育等，这些都对在校的高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如果只看到眼前就业形势相对稳定，而不去思考前瞻性的发展，那么接下来的卷进下一波高失业率浪潮的肯定其中有我们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所以，作为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者理应居安思危，理性面对当前形势，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思路，及早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全方面、专技能、高素质的发展自己，应对市场的变化，未雨绸缪，做好超前于市场发展的自身发展，积极应对市场的选择。

二、深入研究幼教发展现状，用最现实、最前沿的教学实践指导学生就业。

幼教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幼儿教育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重视，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学历层次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业范围空前扩大，呈多元发展方向。面对幼教改革发展的新趋势，更新就业观是很有必要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不再仅仅只是到幼儿园当教师，而是将保育员（教师助理）等多个岗位逐渐锁定幼教专业的毕业生，其目的是希望体现幼儿教育的专业化、正规化、多元化、边缘化，提高幼儿教育的整体水平。具有幼教专业学历水平的毕业生是提高整个队伍整体素质的强大的生力军，是从事社区幼教人员、亲子园教师特教教师、专职兼职幼教培训教师（英语、感统训练等）等的最佳师资力量，市场需求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作为高职教育者应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自身的基础指导他们准确地进行就业定位。此外，各类幼教机构的行政管理、培训咨询，幼儿系列产品的研发与营销，对外相关一对一家政服务等多元化的就业市场，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更前沿、更多元的市场要求。对此，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引进并落实行业的先进理念，聘请行业专家定期走进课堂，同时要敢于把学生大量不定期的推到行业中去锻炼实训实践，这样通过大胆的引进来、送出去的方式，激活传统专业的现代需求环节，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全员树立以下育人观念：“手把手，放开手，育巧手，手脑并用；学中做，做中学，学会做，做学结合。”“为融入社会走进来，为服务社会走出去。”注重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的提高，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做到教学结合，产学结合，校企结合，育人社会化，课堂职业化，规避学校和社会脱节的尴尬，使学生尽早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形成教育教学与社会发展和谐同步的良性循环态势。

三、适度控制招生规模，合理预测就业市场，办精品专业，培养高质量人才，增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综合市场竞争力。

在幼教市场需求从数量的补充到质量的竞争的过程中，毕业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增强市场就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同时，根据幼教发展的趋势，具备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艺体、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以及高学历证书也是很有必要的。俗话说：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充分说明了高职院校更应该理性地分析幼教就业市场，超前预测，准确判断，才能牢牢的抓住就业市场。高职院校的教育者要及早对学前教育的学生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教育，鼓励学生尽早考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行业资格证书，如：育婴师，营养保健师，幼儿教师，幼儿舞蹈教师，幼儿英语教师，市场营销师，人力资源管理师，雅思等级考试，蒙特梭利教育教师，早教开发教师等相关等级证书，为学前教育学生全方位、高层次、多渠道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则将这一提法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这一政策、法律上的定性、定位, 反映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发展的客观现实。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地位和作用正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一、从历史经验中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

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今天的合理、合法地位, 历经波折, 教训沉痛而深刻。可以说,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过程就是中国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艰难历程的缩影。没有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就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大有作为的今天。回顾这一认识变化的过程, 对于正确理解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大有裨益。

1949年3月,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勾勒出了清晰的蓝图。当时认为, 民主革命胜利后, 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 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 共同发展： 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尽可能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应当说,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具有创造性, 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现实的。1956年, 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步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在此之前已遭到否定和批判。1956年, 党的“ 八大” 提出：“ 社会主义是实行集中经营的, 但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这里的分散经营只包括个体的手工业、商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并不包括其他的私有经济, 因为“ 三大改造” 之后, 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已基本不存在。然而, 不久社会上还是出现了一些“ 地下工厂”、“ 夫妻店” 形式的私营经济。对此, 毛泽东又提出：“ 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他甚至提出可以雇工, 开私营工厂。实践表明, 把那些分散经营只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并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50年代末, 党内极“ 左” 思潮抬头, 分散经营更是被当作“ 资本主义的尾巴”。1961年, 国民经济开始调整后, 这种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1962 年9月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89条明确规定：“ 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 , 恢复了“ 八大” 的提法, 又加上“ 必要的” 三字。但在“ 文化大革命” 中, 由50年代开始的“ 左” 的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在所有制上, 追求所谓纯而又纯的“ 一大二公” 模式, 幻想只要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 就能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分散经营被消灭殆尽。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 开创了改革之路。1982年, 党的“ 十二大”提出：“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 , “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范围内适当发展是公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 在原有提法上, 又加了“ 有益的” 三字。1984 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 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提出“ 坚持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1987 年, 党的“ 十三大” 又把多种经济成分的范围扩大到了完整的地步。但所有这些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的提法。以上的论述表明：“ 十五大”之前,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主要在“对立面” 和“ 补充” 之间徘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非公有制经济经常被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异己成分, 是与公有制水火不容的对立面。而改革开放以后, 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开始得到有限度的承认, 但依然被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补充, 其地位只是定位在“ 拾遗补缺” 上。

直到1997 年召开的“ 十五大” ,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才产生了历史性的突破。“ 十五大” 报告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的保护没有什么明确的法律、文件规定, “ 十五大” 报告则明确提出：“ 要健全财产制度, 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 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显然, 非公有制经济与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一样被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同属经济基础的范畴, 同属我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在此之外的异己成分。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则将这一认识上升至法律的高度。可以预见,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这一宪法高度的定位, 必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二、从现实实践中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 我国的生产力整体水平依然较低,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区差异大, 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即使是同一区域, 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广东省, 既有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又有较贫困的粤北山区。生产力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所有制关系的多样性。必须因地制宜, 根据生产力的实际状况, 选择多样化的生产关系形式。因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现实的基础, 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市场经济天然地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温床。非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机制、明晰的产权以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而非公有制经济强烈的利益驱动, 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同时, 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实现, 产权明晰, 符合市场交易主体人格化、契约化的原则, 能够充分履行法律和市场规则所界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 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 必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历经二十年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 同步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上升到1996年的67560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则由1978年的316元上升至5160元, 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8%，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在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在这场经济变革中, 与体制约束多、包袱重的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国有经济相比较, 非公有制经济显然轻装上阵, 发展迅速,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渐增加。1978年以来, 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1%上升到 1997年的24%, 接近1/4。

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增加就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这一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改革促进发展, 要发展就必须坚持改革, 而二者都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由于国有企业实行体制转轨, 大量国企职工下岗, 分流下岗人员主要靠非公有制经济。而广大农村的大批剩余劳动力也主要依赖非公有制经济来吸纳。1997年底, 全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850.86万户, 从业人员达5441万余人.私营企业96、07 万户, 从业人员达 1349.26万人。(2)大量非公有制企业主要从事消费品生产和服务性的第三产业, 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服务, 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生活。(3)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据统计, 非公有制经济在广州国税系统工商税收中的比重已与国有经济平分秋色。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税源有较大增加, 税源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减轻了财政收入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 也使政府财政有条件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支持。(4)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量涌现, 繁荣了市场, 促进了市场竞争, 也鞭策公有制经济改善管理, 提高效率, 提高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从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同时, 非公有制经济在企业组织形式、分配制度等方面为国有经济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5)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 使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为国有企业吸收内部职工持股、其他自然人参股以及社会法人入股创造了良好条件, 客观上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 促进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

三、在改革中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目前在许多部门、行业都以生力军的姿态出现, 数量多, 规模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基本不靠国家投入, 而且所占贷款比例也极小, 这一方面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充满活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很大发展余地, 可塑性极强。

总之,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符合“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三个有利于” 标准的一种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必将促进改革的深入, 必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为繁荣昌盛。

第四篇：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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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个平等的发展平台上，落实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根据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和主体，但它并不排斥其他非主体经济所有制的合法存在。现阶段，除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之外，我国还存在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多样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正确理解“意见”的基本精神与实施途径，有必要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在宪法规范上的地位及其变化过程，为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宪法基础。

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规范变迁

自现行宪法颁布以来，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条款经历了三次修改，成为宪法规范体系中变化最多的条款。透过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念与政策的变化，可以分析社会变革中宪法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1982年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建国后我国宪法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体经济合法性的表述，使长期以来飘摇不定的个体经济获得了宪法地位。但是，当时的宪法条款对个体经济的保护是不全面的，仍保留着封闭和不确定的规范，如与公有制相对应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只限于个体经济，其宪法上的地位是“补充”，仍处于公有制经济的从属地位。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为个体经济的发展限定了严格的范围，保留着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1988年

4月修改宪法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第3款，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成了宪法修正案第1条，从宪法规范角度扩大了宪法保护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从个体经济发展到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使私营经济的存在正式获得宪法的认可。修宪以前，社会生活中私营经济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特别是

1984年以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客观上造成了宪法规范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冲突。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组的调查，1984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3.2%，专业户占3.5%，个体商业户占4.4%.其中，雇工经营的新经济联合体占联合体总数的51%，每个联合体平均雇工7.9%.到了 198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2.5万户，雇工360.7万人。同年的6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私营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确认了私营企业主从阶层中分化的客观事实。但这次修宪仍没有完成有关私营经济宪法规范的开放性与调整性任务，只是完成了部分政策调整的任务，在宪法规范层面仍保留着一定的封闭性因素，如国家对私营经济合法性的认定是以”允许“的方式进行的，管理方式是”引导、监督和管理“，缺乏主动性与自律性管理理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力机制呈现出单向性。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对原宪法条款第11条内容又进行了修改，在原条文第1款规定“个体经济”后增加规定“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形式，把“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定“国家

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进一步简化了宪法条文的文字表述。但从宪法规范角度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与国家保护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并不一致，规范表述上只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成为国家保护的对象，而非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属于“等”字范围的部分并没有得到规范的明确确认。如按照宪法修正案第16

条，外资企业虽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属于国家明确保护的范围，使其宪法地位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规范上的缺陷通过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1条得到了完善。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11条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将宪法11条第2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形成了宪法修正案第21条。通过对同一条款的三次修改，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最终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确认，并为其他法律、法规进一步把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具体化提供了统一的基础。

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构成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条款包括：1999年修改宪法后形成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2004年宪法修改后形成的宪法修正案第21条；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条款。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宪法规范，是国家制定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或政策的基本依据。国务院颁布的《意见》，作为国家指导性政策和指导性目录，是宪法修正案第16条和第21条精神的具体化。这里主要以修正案第16条和第21条的规范结构为例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构成。在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上，宪法修正案第16条以宪法规范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即“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规范的层面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已不是处于“补充”地位的附属性经济形态，在法律上同公有制经济处于平等地位，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这种地位相适应，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员，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同时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和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身份的“正名”反映了宪法作为国家行动纲领的功能，同时体现了宪法对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范围上，修正案

第21条把原来条文中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修改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以“等”字表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限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等经济形式，既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部分，同时为通过宪法解释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赋予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经济主体获得宪法地位留下了必要空间。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等”字一般用于表示列举未尽事项，为宪法规范适应社会发展提供了灵活的规范基础。“等”

字的用法比较集中的条文是宪法序言第6段、宪法修正案第15条、宪法第8条第2款、宪法第9条第2款、宪法第46条第2款、宪法第48条、宪法第89条（8项）、宪法第107条第1款、宪法第111条第2款、宪法第122条第1款、宪法第124条第1款、宪法第130条第1款等。凡是用等字的规范主要分未来指向性条款和难以详细列举的条款。在宪法修正案第21条中，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外，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哪些内容，仍是需要从宪法规范层面解决的问题。当出现新的非公有制经济类型并需要给予宪法保护时，应通过立法或宪法解释等形式赋予其明确的宪法基础，扩大宪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在非公有制经济宪法保护主体上，宪法修正案第21条中明确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义务的主体是国家。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国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不同的宪法条文中具有不同的内涵，需要从具体宪法条文的特点出发确定国家的具体内涵。本条中的国家首先表现为负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义务的国家机关，即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职权的行使过程中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根据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是一种法律义务，体现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如行使

立法权时，不得制定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法律或规范；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行为时不得侵犯非公有制经济合法的权利与利益；审判机关必须贯彻平等原则，平等保护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得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等。从保护主体看，国务院公布的“意见”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积极落实宪法规范和精神的具体表现。应从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国家概念来理解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主体，不能把国家承担的义务通过具体部门或地方政府层层“承包”，影响国家政策的统一性与权威性。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方式上，随着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理念的变化，国家保护政策上也有了变化。根据宪法修正案第21条的规定，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采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宪法规范上出现的不同表述反映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的变化。如引导是指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发展；监督是指国家要求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保护范围仅限于合法的权利；管理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和具体的经营活动提供服务。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上，引导、鼓励和支持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规范表述，有助于发展基本经济制度。

三、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实现方式与“意见”的意义宪法规范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规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独立的规范体系，本身具有直接的效力。国家机关的活动和规范性文件不得同宪法规范的要求相抵触。由于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原则性，其效力的发挥往往通过下位规范或政策性规定来体现。从性质上看，笔者认为，“非公36条”作为国务院颁布的“意见”，并不属于法律规范体系，因为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称“条例”、“规定”

与“办法”等，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一般称为暂行条例或者暂行规定。同时，行政法规的制定具有严格的程序，需要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但作为“意见”，规范层面的效力是不确定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宜直接以宪法规定为基础，而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基础。因为，根据法治原则，国务院的所有规范性文件，不得同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以“意见”的形式直接把宪法规范内容进行具体化并不是规范化的表现形式。从内容上看，“意见”列举了国务院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措施，其核心的内容是：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改进和加强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了实现宪法确立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意见”要求贯彻平等市场准入，实现公平待遇原则，明确要求“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了消除规范层面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意见”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等。另外，“意见”以“允许”的方式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社会事务领域、进入金融服务业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等。对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和国有企业重组、参与西部大开发等方面“意见”以鼓励的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

从效力上看，国务院以“意见”的形式公布的规范只是一种政策的宣示，在实践中起到政策性调整作用，不发生严格的法律效力。从宪法与法律、法规之间的效力等级看，除法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得直接以宪法为基础，履行将宪法内容具体化的义务，否则会导致合法性与合宪性之间界限的混乱，使合宪性审查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如何将宪法规范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具体化”是涉及宪法效力的重要问题。这里讲的“具体化”应符合宪法规范实现的基本要求与形式，是一种宪法规范实现的方式。国务院作为行使最高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可以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其具体的名称由《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作出具体规定。根据《处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书；第3条列举的公文种类12项都有明确的解释，但“意见”并没有包括在12项之中。在12项中与“意见”形式相类似的公文形式是“指示”，即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至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公文是否都具有“法定效力”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法定效力”的性质与范围，并确定每一种公文形式表现“法定效力”形式与特点，不能笼统地规定行政机关的公文具有“法定效力”。另外，即使

有“法定效力”，也不能由国务院办公厅作出规定。如把“意见”和

“指示”作为具有等同性质的国务院公文，“意见”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的措施可以解释为“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约束一切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但这种“约束”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效力，并且约束的对象仅限于行政机关系统，不能约束立法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活动。从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看，包括“意见”在内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低于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从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具体化的过程看，通过“意见”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具体化存在着效力和调整方式不确定性问题。“意见”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积极功能在于，以“允许”、“鼓励”、“支持”等形式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36条政策，并提出了具体的实现方式。但与宪法规范的关系上，“意见”规定的某些内容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主要有：（1）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明确的宪法规范的内容，国家行政机关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宪法上明确规定的内容重新确认。“意见”中的“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的表述似有重新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之嫌；（2）“意见”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也与宪法规范的效力不协调。如前所述，“鼓励”、“引导”和“支持”在宪法文本上已不是政策性规范，已成为宪法规范的一部分，无须把宪法规范重新表述为一种政策性语言；

（3）“意见”以“允许”的方式，规定了许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内容，有些内容明显是需要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有些是通过法律修改来规定的，也有一些内容涉及到其他国家机关权限范围的问题。比如，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调整问题；又如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与国有企业重组等问题更是具有重大政策调整和法律修改问题。仅仅以具有非规范性文件性质的“意见”的形式对涉及到重大法律修改或政策调整问题作出规定有可能引发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

四、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宪法解释功能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明确的宪法规范基础。因此，今后建立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体系或制定政策时必须以宪法规范为基础，并积极运用宪法解释制度完成具体化的任务。首先，要完整地理解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体系。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规范是统一的，应从目的论的角度认识和运用宪法规范。经过三次修改，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规范相对完善，为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如前所述，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是统一的整体，并不仅仅指21条修正案，还包括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等因素。其次，以宪法规范为基础，建立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目前，急需的工作是清理和修订与宪法规范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消除体制性障碍。根据宪法规范效力最高性原则，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无效的，如继续适用可能违宪的法律、法规会对当事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同时破坏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如法律、法规的修改工作跟不上，就无法改变现实中存在的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问题，宪法规定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原则得不到有效实现，不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如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和投资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限制，靠政策的调整或以“意见”的形式难于解决体制的障碍问题。这种体制问题中既存在程序性的规范问题，也存在实体性规范问题，有些内容是靠行政管理权无法解决的。因此，应根据宪法的规定，抓紧清理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在主体、产权、交易、税收、交易、就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宪法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形成只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并不能自动地得到实现。只有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与环境中，非公有制经济才能获得正常发展的依据与基础。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要求看，现行的宪法规范体系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权利基础，没有财产权的有效宪法保护就不可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过2004年修宪，私人财产权保护有了更明确的宪法依据，但私人财产权仍没有明确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缺乏基本权利属性。第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

把握保护与限制的界限，依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监督和管理。尽管宪法规范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现出日益开放的功能，但对其管理和监督也是宪法规范本身发展的要求。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必要的限制，实际上是割裂了宪法规范的完整性。宪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和支持合法经营，为他们提供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宪法文本中的合法利益的保护和依法管理是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和态度，不能片面理解为只保护，不限制。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性质，国家需要引导和管理，需要把人权保护的原则和精神贯彻到非公有制经济活动之中。我们必须承认，非公有制企业市场行为不规范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在非公有制企业经营活动中，侵犯劳动者基本权利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如不签劳动合同、不按规定交纳退休养老金，劳动时间长，待遇低，拖欠工资等涉及劳动者法律权利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第五，在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实现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规范之间的统一性与协调性，建立宪法规范——法律规范——政策规范相统一的体系，政策规范只是实施法律规范的具体化，不能直接以宪法规范为基础制定政策性规范，以形成严格的法律保护体制，避免因法律规范空缺而产生的规范体系的相互矛盾。当宪法规范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做出相应的规定后，应尽快通过法律规范完成具体化的任务，然后再用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具体化，尽可能避免直接以政策性文件来规定。在宪法规范具体化的过程中，应重视宪法解释功能，对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条款进行必要的解释，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范围，统一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认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条款经过了几次修改，在原条文与修正案之间，不同时期做出的修正案之间也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如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是比较明确的，但‘等“字可能包含的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类型的认定不能由下位规范或政策随意确定，必须通过宪法解释或授权的规范来规定。又如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本身的含义发生歧义时，有效的方式仍然是通过宪法解释，目前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解释只是学理解释或非规范性文件的解释，不能反映权威性说明，甚至宪法文本中出现的”依法“中的”法“字也需要解释的等。因此，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通过宪法解释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疑义或争议，建立以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与宪法惯例并用的宪法运行机制。注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宪法修正案是否具有独立规范价值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从宪法解释学意义上讲，对某一宪法条文进行修改后产生的宪法修正案可以成为独立的条款，可以单独适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了四次修改。目前对宪法修正案的认识与具体运用并不十分规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现有的31条宪法修正案之间也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不能很好地加以引用，应当明确宪法修正案自身条文相互之间的关系；除了对原来的宪法条文进行修改之外，根据需要，宪法修正案可以作为独立的宪法条文等。基于这种分析，宪法修正案第16条、第21条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统一的根据，其效力已代替原宪法条文第11条。

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一词出现了151次。

2005年

4月17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重点提到了“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规范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问题，并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目前对非公有制经济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是1998年8月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和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2005年4月19日，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八个方面对向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行为进行重点治理。国家工商总局也出台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1条“。这种思路仍然是以政策性调整为主的模式，缺乏统一性与有效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

第五篇：温州商会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工商联)

温州商会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工商联）

×温州商会在温州经济

×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在温州％的非公经济背景下，拥有中小企业万多家，个体私营经济占温州工业总产值的以上，占该市的，地方税收的。目前，该市共有各类行业商会协会家，其中市级家，各县市、区家，同业商会数量居全国之首。温州商会以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色在全国商会中独树一帜，对温州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

一、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温州商会在承担着行业自律、维

权、协调等大量工作的同时，最重要任务是服务于企业发展，努力把行业内龙头企业的成功经验，广泛地宣传到所有会员企业，以主导企业的先进经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商会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

×温州市行业商会的会长一般由同业中的龙头企业老板担任，秘书长则聘请市内行业主管部门退休领导担任。以食品商会为例，温州食品商会会长由全国知名企业快鹿集团总经理丁国聪担任，秘书长由市粮食局退休领导王文德同志担任，均瑶集团、金狮啤酒集团等全国著名集团企业、大型食品企业老总在商会中任要职。他们在做大、做强企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中有许多十分珍贵的经验。譬如企业要发展，必须要制定发展战略目标；要优化企业资本结构；要全力打造产品的品牌；要立足国内市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发展出口创汇；要培养人才资源等。商会在各个时期及时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共

享其在商海中磨炼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使同业企业在学习中快速跟进，在经营中少走弯路，成为温州行业整体做大做强的有力保证。

×

二、行业自律管理作用

×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保护，是温州市创建行业商会的初衷，也是商会生存的根基。行业商会的自律管理极大地限制了仿制假冒、恶意降价竞争、无度重复建设等严重伤害行业利益的行为，为温州经济的良性发展创造了环境和基础。行业商会自律管理的卓有成效是建立在行业商会覆盖面广、凝聚力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某一业内企业有违反行业规范的行为，行业商会会对之进行道德谴责，同时，处于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上、下游同行企业会集体对之排斥，停止供、购其配件、产品，这样将严重影响该企业的生存。如打火机行业协会发起实施的“自律工程”，他们组织制订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业公约，联合工商、质监部门，建立相应的维权机构，协请工商部门责令仿冒侵权者停业整顿，该协会共制裁了多起仿冒侵权行为，使仿冒行为得到有效的抑制。

×目前，自律管理在温州市行业商会中得到普遍推行。诸如纽扣商会实行的新产品公示制、陶瓷商会针对倾轧杀价实施的行业议价、鞋料商会与纺织品商会为求公平竞争配合税务部门协税护税等。温州食品商会秘书长王文德坦言：“温州民企之所以发展快，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商会的帮助。我不能想象在这个城市，如果没有商会规范领导，诸多行业会成为什么样子。”

×温州商会的自律管理对我区有较强的借鉴作用。我区面粉机制造业就由于无序竞争给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区委统战部组织的民营经济调研中，一些食品企业也表示了希望建立协调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愿望。

×

三、集体开拓市场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温州市的企业家越发意识到规模经济、强强

联合、团队力量在开拓市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也迫切需要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商会之间进行资源整合，以形成集聚型的有效竞争力。温州是中国工业模具主要制造基地，也是全国工业模具出口的主要地区。过去，温州工业模具业企业小、实力差，单体薄弱，开拓市场能力低。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工业模具商会把广大企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业模具“联合舰队”，造成规模声势，产生集聚效应，极大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发挥商会作用，依靠团队力量开拓市场使温州企业摆脱了在经营中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行业联合意识和机制在温州经济模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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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与企业间“粘合剂”作用

×温州经济是典型的“民间经济”、“老百姓经济”。各个行业的企业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私营企业，每个商会的会员单位自然也是私企。在经济领域中，非公企业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对于一些具有市场管理权限的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往往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实质上，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与沟通，政府宏观管理经济和企业对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参与和信息反馈都迫切需要商会组织的作用发挥。

×针对这种问题，温州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多年的探索中，根据民营企业业主的强烈呼吁，在很大程度上授权工商联总商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业务主管部门。其理由是，工商联的主要特征也是“民间性、经济性、服务性、自治性”。它与民营企业商会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它是民营企业商会的“娘家”，是民营经济整体利益天然的维护者，双方可构成和谐的隶属关系，而且，这也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到间接、由具体到宏观、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已成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工商联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具有其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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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维权服务作用

×服务性是温州商会的基本工作方式，也是商会赢得威信的基础。在温州这样一个务实氛围特别深厚的社会中，民间商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强不强，并不取决于它的权力有多大，管了多少行内事，而在于它为会员办了多少实事、在行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因此，许多商会都鲜明地亮出了“为会员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政府服务的口号。它们以会员的需求点为自己工作的着力点，积极帮助会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会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平台，举办或组织会员参加各种贸易活动，组织开展本行业的质量认证、检验检测和技术培训，开展新产品维权，牵头组织行业技术职称评定等等。商会的服务包括组团参加展览、开拓市场、提高温州产品的知名度、组织开展本行业的质量认证、技术培训、用专业商会的报纸刊物宣传企业、发布信息等。

×以此次与我区工商联建立友好商会关系的温州食品商会为例，商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坚持每月出刊—期“温州食品工商”简报，宣传国家政策法规、商会会务活动、世界贸易知识、经济论坛、业内风采、经营信息、市场信息、企业技术与管理信息、招商会展信息等。同时，总结交流会员企业的典型经验，反映企业家业绩，树立企业形象等，深受会员企业的欢迎。商会还注重对外交流，与外地有关商会协会互通信息、互相学习，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温州商会在温州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工作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相比之相，差距明显，我们将在下步工作中，积极学习、不断探索，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符合我区实际情况的工商联工作新路子，为我区开发建设大局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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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商联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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