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 温州商人跑路5篇范文

第一篇：浅谈 温州商人跑路

浅谈 温州商人跑路

前不久，同学在课堂上作过了关于温州商人跑路事件的Daily Report，老师也为我们做了一些简明扼要的分析。众所周知的，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温州老板为什么要跑路？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如今网上流传一个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名单中已被证实的公司不乏当地龙头企业。如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浙江天石电子公司、巨邦鞋业有限公司、“百乐家电”、浙江信泰集团以及浙江泰尔铜业有限公司等等，接近30家的企业每一家都是所涉金额达几千万甚至几亿元。

很多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安排下，由于金融机构对风险的控制，银行主要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个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一定的道德风险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因此，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或向一些亲朋好友等特定人群或公众借贷。但是，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市场利率。所以，国有银行“一刀切”的限贷政策是导致民间高利贷的主要原因，它们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我认为单方面地把责任归咎于国有企业，是不合理的。从另一方面讲，温州老板为什么要跑路，首先，跑路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可见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逐渐丧失。逐取暴利使得部分温州商人放弃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这些跑路的老板过于依赖高利息的民间借贷而且无法自拔，最终只能饮鸩止渴，作茧自缚。

看了一些关于温州商人跑路的相关报道级分析之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一现象已经发生，那么政府应不应该救市呢？或许政府应该给高利贷一个正当的名分，让它能由地下转为地上，这样可以对整个金融市场起到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政府可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各方面都制定一些规范的政策，合理调节企业投资环境，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帮助，以鼓励它们健康经营与发展。

第二篇：温州商人,经营新模式。

“温州老板务实，对虚无飘渺的资本市场兴趣不大”——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活跃，这个惯例已经被彻底打破。有人说温州眼下的私募基金如同前几年温州人炒房地产一样火热，过去两年里，温州民企频频触“基”，温州本土PE(私募股权投资)在募资方面呈爆发式增长。温州式创投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号？温州商人到底适不适合PE？

温州有多少PE公司？

在温州车站大道财富中心的写字楼里，眼下就驻扎着多家PE企业。这些机构所掌握的资金从数千万元到10多亿元不等。据业内人士介绍，其资金来 源主要是在实业中已初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神力集团、正泰集团、佑利集团、环宇集团等温州传统大型企业，都以合伙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了创业投资公司。

温州究竟有多少家PE投资公司？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据我所知，目前在温州本土从事PE投资的企业大概有七八家，包括环 亚、通泰、恒生资产、首华创投、温商创投、国瑞创投等；温州以外地区，温州人创办的PE投资公司也有十余家，如正泰在上海创立的云杉等。”而温州的那些只 有资金、没有投资团队的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他们是否有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数据还难以证实。可以肯定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温州民间资本试水私募基金得 到了飞速发展，PE已经成为温州民间资本寻找出路的一种新尝试。

据了解，目前温州商人运作股权投资的方式基本有三种，一是出资成立有限合伙制公司，不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而是自己管理，如环亚投资；二是成立 有限合伙制公司，同时出资成立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自己出资的基金管理公司运作，如云杉投资；三是直接成立股份制公司，如国瑞创投等。

PE“土八路”的竞争力

作为长三角第一家有限合伙创投机构，东海创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今年4月与其管理团队北京杰思汉能分道扬镳，东海创投联席会主席胡旭苍重组成立了“环亚创投”。

作为先期试水PE的摸索者，胡旭苍自称还是一个PE“土八路”。日前上海某PE创投公司来温考察市场，其间在邀请温州本土PE人士举办的座谈 交流会上，胡旭苍表示，环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有一支企业出身的温州投资者团队，他们在学习国际惯例与经验的同时，更会把温州人的智慧放进去。“土洋集 合，但土的成分更多一点。”他笑着说。

按惯例，在欧美国家，LP(有限合伙人)出资后绝不干预GP(普通合伙人或执行合伙人)的具体投资决策，GP每年向LP汇报数次。LP给GP 的大多是建议或者在GP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人脉和资源方面的帮助。而环亚标新立异的一点是：有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创新——即让LP参与管理，GP既做 GP也做LP，也同样出资。

“我们团队都是企业出身的，我们这批人非常清楚怎么考察一家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心态都差不多，专家看不出来，我们一瞄就知道。”

胡旭苍举例说，他们曾在昆山考察一家企业的项目。进去只听了3分钟老板的介绍，他

就溜到厂区，问一个车间老伯：“很累吧，你们一天那么多货车发出去。”“不累，一天下来都没几车货。”这一听，就知道可以走人了。

而对一些所谓的高新科技，胡旭苍称也有自己的调查方法。“基金管理公司一看高科技项目，发改委科技立项的，好得很，值得投资。但我们不管他有 没有科技立项，不看文件，我们到客户那里去看。调查他前十大客户，看销售记录。就像某些鞋服企业，销售记录是卖到某专卖店100双，但我们到专卖店一 看，1个月来没卖出几双，那样肯定不好。”

目前，环亚创投已成功募集了10多亿元的资金。今年5月，我们投资的民和股份(002234)挂牌上市。预计今年年底我们投资的还有2家企业将上市；明年3月，通过环亚创投上市的企业将达到5~6家。胡旭苍对自己的新事业充满了信心。

在成立环亚创投之后，胡旭苍也认识到服务的重要性。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博智咨询有限公司，聘请了国内外30多个各大领域的投资专家。

海归派“云杉”的做法

相对于胡旭苍的“土八路”风格，正泰出资的云杉投资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以上海为平台，以正规的海外管理模式为样本——LP出资，GP管理。只不过，这GP也是正泰集团出资成立的。这种模式，也可以说是自己出资，自己管理，GP人才则从外引进。

43岁的胡云耿是我国第一批金融“海归”，长期从事资本市场工作，涉足投资银行、金融咨询、基金管理、项目融资等领域。去年8月加入正泰后，他的身份是上海云杉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并筹建了云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云杉基金是把正泰股东、协作企业和温州众多闲置资金持有者的资金集中起来，用基金管 理的专业技术和方法，开展对外投资。去年12月，该基金初始规模为5亿元，其中正泰集团公司首期以有限合伙人身份认购2亿元。

对于云杉的盈利模式，胡云耿反复强调一点，他们的投资期限比较长，着眼中长期，所以不会在意股市短期波动。另外在行业选择上，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装备制造业是投资重点，纯粹的风投和没业绩支撑的高新技术行业则不会轻易介入。

2007年底，云杉基金达成了其第一笔业务。他们投入9240万元购买焦化行业龙头山西阳光焦化集团的股权，按照他们的进程，这家集团公司预 计2009年上市。同时，他们也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经营状况和中国证券市场的预期对收益率进行了测算，保守估计年均投资收益率为60%左右。

谈到基金管理模式，胡云耿认为，环亚的做法，有着合伙制形式，但又有公司化管理的味道。这是一种尝试。而有限合伙制的PE本来是要委托给基金 管理人操作，目前基金管理人不到位，只能说明中国缺少好的基金管理人，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制度。云杉在去年的牛市行情中，坚持严谨的分析。他称，做 PE，一切靠的是投资技术而非运气。

国瑞创投进行式

2007年年末，温州又一大制造企业——神力集团携手浙江富得宝、迅通冶炼、鲲鹏建

设、飘蕾服饰等民营企业，成立温州国瑞创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高科技产业、矿产资源、特色地产和股权投资等都是该公司投资方向。“实业产业投资加PE项目，是成立公司的初衷。目前公司已 有几个PE项目正在做前期调查工作。”该公司副总梁朝晖表示，目前他们的股份制公司以产业投资项目为主，比如房地产项目、矿产项目等，成立有限合伙制企业 正在规划中。

梁朝晖告诉记者，股份制公司同样可以投资PE，也可以邀请基金管理人专家团队，但要面临双重征税的问题。

另外，合伙制的优势还可从PE基金的资金募集和退出可操作性上体现出来，一方面，合伙人可承诺分期认缴基金，出资完成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另一方面合伙人可直接将基金权益账户中资金退出，这种操作性良好的资金募集和退出方式能有效提高风险投资基金的运营效率。

哪种模式更适合温商？

本土PE目前还处在先期试水的摸索期，不管是哪一种商业模式都还只是尝试。但从本质上说，PE是出资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是资本与资本运作能力的委托与代理关系。它首先要有实力的出资人，其次要有专业的团队，还要有良好的机制与商业环境等。

胡旭苍在做创投后的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睡觉时间没有超过6小时，非常辛苦。有时候为了抢在人家前面做项目，光研究合同文字就要3天3夜不睡觉。连跟着他的司机都笑说“快要崩溃了”。胡旭苍感叹道，原先以为资本投资是一个好方向，比办企业省力，但现在发现，资本投资更累。

正如北京杰思汉能负责人所说，温州企业家做实业在行，但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经验普遍不足。他们要身体力行，显然还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更多业内人士称，从长远看，出钱的不管事儿，给专业的基金管理人更大的空间，这才是PE投资更好的选择。但这里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现阶段PE基金经理从业时间普遍不长，国内缺乏成熟的基金管理公司，所以尤其要注意选择专业的、高水平的运作团队。

业内人士分析，就温州本土PE机构来说，最大优势是他们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最彻底最务实的理念。在目前温州商人初涉PE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温 州模式与特色去做，而不能照搬照抄国际PE管理惯例。也只有在一轮大浪淘沙之后，才会真正出现那些规范运作、专业管理、适合本土企业的PE机构。

实业＋PE的冷思考

眼下，“实业稳定发展，股权投资增色”已经成了为数众多的温州企业主理想中的发展方向，也是众多温州商人的新财富梦。

“温州应以私募基金为突破口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他认为，相比上海、天津等地，温州最 大的优势，是民资充裕，民

营企业众多。这为PE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据其透露，有PE投资者已向温州市领导提出“将温州打造成私募基金总部基地的报 告”。

不过，温州商人真的适合PE吗？介入PE是否就意味着机遇？对此，坊间也有学者表示质疑。

目前众多初入PE领域的投资人一个共同处境是，在“资金过剩”的市场供求关系中，一个项目出现同好几家机构谈的情况比比皆是。据了解，温州一 家创投企业，募集资金过亿，但半年多时间过去仍然还找不到一个项目投资。胡旭苍也为此感叹：“有投资潜力的项目就那么几个，就像美女，要靠抢。”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由于“短、平、快”战略投资项目高度稀缺，自2007年以来，中国私募参股项目的估值水平在庞大热钱哄抢下一路 走高，一般PE股权市盈率定价6~7倍间，但目前PE股权估值水平普遍在10~12倍。而中国股票市场上证指数从6100多点跌至不到3000点，动态市 盈率从年初的35~40倍一路下滑至目前的17倍左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惨烈，PE投资风险递增。对此国瑞创投副总梁朝晖就向记者表示：“从长线考 虑，中国PE还刚刚起步，还有非常大的前景，但现阶段，我们还是以考虑产业基金项目居多。”

胡云耿指出，PE投资者需要调整自己的投资预期回报率，同时不要受二级市场太大影响，坚持中长期投资理念。按照国外PE行业的情况，过去三十年来平均收益33%左右，而动辄几倍收益是罕见的。中国PE还刚刚起步，有待成长。

目前温州本土创投业还很年轻，和许多新兴产业一样，泡沫和浮躁势必会夹杂其中。对于那些希望涉足PE投资的温州商人，胡旭苍称有必要给他们提 个醒，首先，这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行业，不要盲目涉足。很多GP到温州募资，不是很成功。因为温州目前缺乏好的有限合伙人。其次，一定先要学习。真的很想赚这个领域的钱，就先要去学。学不成GP，至少要学会成为一个好的LP。第三，最好有熟人带队，因为这个行业水很深。团队中大家比较了解，互相非 常信任很重要。只要这样，才能保证在认可发展方向后，快速启动项目。

第三篇：温州创业商人的市场之道

温州创业商人的市场之道

1楼

据不完全统计，700多万温州人中有200余万人活跃在温州之外的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以精通商业留下口碑，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

“温州人精神”常被概括为四句话，即：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作为温州商人的代表人物——黄邦谦，林余存具备了温州所有商人身上的这种潜质,而且表现得尤为突出。

黄邦谦：扭住市场的“牛鼻子”

在京城，谈起温州人黄邦谦，无论是商界的朋友、同行，还是接触过他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总是会带着赞许和奇怪两种看似矛盾的口吻说：他经商办市场真的很“牛”！黄邦谦经商办市场，为什么会办一个活一个“牛”一个呢？

稳打稳抓、敢为人先

1988年，28岁的黄邦谦初涉商海，但那时仅限于承包柜台，代销服装。1991年，机会从天而降——紧靠北京的河北香河有一大宗出口俄罗斯的猪皮服装业务，由于量大时间紧迫，谁都不敢接手。黄邦谦了解情况后，一口气将2万件皮装业务揽了下来，并以“虚拟经营”的方式将之委托给在京老乡的40多个加工场。这次大宗外贸业务的成功，增添了他创大业的雄心和豪气。

1994年，当他得知外商云集的北京日坛宾馆南楼可以出租的消息，即火速赶往谈判，几个回合下来，他签下了承包该宾馆南楼的合同，创办了南楼服装市场（即北京对外东欧国家商务中心市场），吸引了国内100多家经营外贸服装的厂家和商户，产品辐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

1998年上半年，当他发现北京大红门一带宾馆不多，生意往来频繁的浙江人在这里吃住不方便时，具有敏锐眼光的他，当年即以500万元的低成本投入，通过改造集体企业厂房创办了集吃住和娱乐为一体的大红门宾馆。

1999年他在分析了北京的市场布局和走向后，和几个乐清老乡提出了在丰台区的环球橡胶厂厂区办市场的构想。一些股东一听，大呼：“你疯了，这个地方可是北京政府部门定下来的重点工程外来人口居住点，想改变可能吗？！”然而黄邦谦不愠不火，说：“只要我们把科学的数据及充分的理由提出来同有关领导沟通，我想，只要是开明的领导，是会接纳我们的意见的。”2000年9月27日，几经努力，北京市政府正式发文同意在北京环球橡胶厂厂区办轻纺市场。当占地2万平方米的“众人众”轻纺市场开业那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亲自为市场题词，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和北京市、浙江省的有关领导亲临剪彩。

这个市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牛”市场：不仅辐射到东北三省和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还吸引了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成为京城最大的服装面料专业市场，市场日客流量上万人次，年成交额达几十亿元，上交税收几千万元。

此后，黄邦谦带领“众人众”人又相继创办了北京亚能鸿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富邦鸿业科贸有限公司，并将“众人众”品牌向浙江、湖北、陕西等省市延伸，创办了一批投资规模上亿元的市场和经济实体。

由于黄邦谦业绩显著，他当选为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乐清市政协委员。

“右派”的儿子、年轻的铁匠

黄邦谦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黄士华曾是浙江省重点中学乐清中学的教导主任。小时的黄邦谦在校读书时也很认真，小学毕业考试名列全班第一，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苗子”。然而由于父亲是“右派”的缘故,小学毕业之时，小小年纪的他被迫辍学。后来他所在的长峤村办了一所中学，在他人帮助下，他才有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初中毕业后，黄邦谦便又面临着失学。当时读书无用论在全国泛起，作为“右派”的儿子，哪个学校敢接收他呢？

初中毕业那年，他才17岁，经人介绍去拜师学“打铁”，当起了年轻的铁匠。在“叮当”、“叮当”一声声脆响中，在天天汗流浃背、一身灰尘中，磨练了他坚强的体魄和毅力。

黄邦谦不仅会“打铁”，锻造螺丝标准件，还会油漆。油漆是粗活，但也是细活，有很多的技术要求。他总是埋头苦干，每天回来总是腰酸背痛，漆斑点点。这样干了几个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父亲黄士华托了全会的福，得到了平反，又在乐清师范学校当起了古典文学教师。这一年，黄邦谦作为家属临时工，走进了乐清师范，工作便是油印考卷和有关资料。在黑暗的房间里，他推去拉来，经常忙得满头是汗，最多时一天印几千张。一天下来，每天他可赚上一二元钱。

1979年，他和哥哥到条件艰苦的甘肃和青海做油漆活。由于兄弟俩干活勤快、质量好而且价格适中，使得生意很好，客户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兄弟俩忙得不可开交，每天能赚上二三十元钱。苦是苦，但数着一张张崭新的或满是油腻的人民币，他们却有说不出的舒畅。

谈起过去的经历,黄邦谦说自己很怀念，是那些艰难困苦的经历，使他对人生、对财富、对友情、对亲情等有了更深的理解，使他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近年来黄邦谦在家乡以及有关地区修桥铺路、兴建学校、抗洪救灾、抗击“非典”、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中，或慷慨解囊，或奔走呼号，谱出了一曲曲奉献之歌。

林余存：闯荡市场竞风流

全国商业优秀创业企业家、北京世纪天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余存就出生在温州热土，多年闯荡市场的经历和不斐的成就，证明了他是温州商人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中学毕业即开始创业

林余存

出生于温州沿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83年中学毕业后他即随享誉全球的章光101集团创始人赵章光先生，开始了企业创办和集团创建工作。从西子湖畔的事业起步，到进军河南郑州建厂，再到北京建立毛发再生精厂，林余存承担了许多重要任务，为101事业的奠定基础和求得更大发展挥洒了辛勤的汗水，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他勤奋好学，谦逊谨慎。在创业起步、发展过程中，他拿到了大学文凭，从一个企业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企业科长、厂长、经理直到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大家说他的路子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作为一个党务工作和民营企业家，他不计个人得失，亲力亲为。在他和赵章光总裁的努力下，企业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严明了工作纪律，为101集团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被誉为“东方魔水”的“章光101”毛发再生精获得奥斯卡发明奖和纽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等15项国际大奖铺就了阳光大道。

正当章光101事业如日中天时，善于思考的林余存便想到了改造公司闲置的临街店房开个酒店，这样既可以扩大集团的经营范围，增收节支，还可为浙江温州同乡提供一个交际聚会之所。拿定主意并获得集团董事会通过以后，他说干就干，积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从运筹、规划到设计和建筑施工，仅8个月，一座装潢精致可同时容纳300余人就餐的高档酒店——新粤渔村于1997年元月正式开业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听了林余存的创业事迹后，亲临开业典礼，并题词“大展鸿图”以表祝贺和鼓励。

新粤渔村经营正宗温州菜和粤菜海鲜，在当时京城餐饮中独树一帜，受到了多方好评。他还连续几年在新奥渔村举办温州同乡联谊会，每次都有数百位在不同岗位上做出不凡业绩的同乡参加，体现出了浓浓的乡情和上进之心。

自主创业贵在坚持

为了更好地开拓事业，继新粤渔村之后，他又创办了北京南方创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林余存领衔成立了北京世纪天鼎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5月，林余存挫败众多竞争对手，拿到了崇文区大都市街被誉为“亚洲最长的内联式商业圈”中的一栋苏式建筑和56个“蒙古包”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林余存和他的投资搭挡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很快，他们投入巨资给这个取名为“世纪天鼎”的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的品牌服饰市场进行改造装修，他要在这里打造成全国品牌服饰的“信息中心、展示中心、贸易中心”。

然而尽管林余存和他的投资搭档进行了精心的谋划，但是美好的蓝图却没有打动品牌客商，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进驻一个新商圈必须付出的前期代价。尔后，不愿服输的林余存等人又多次在北京国际饭店等地举行了项目推荐会，有关政府部门也出面为他们做工作，然而效果依然不理想。

正当林余存苦思冥想寻找突破口时，一个消息传来：南中轴路要改造，原天桥周边的6个商品市场全面拆迁，上千商户急需安置。他凭着多年的市场闯荡直觉，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他马上紧急召集股东开会，并将有关情况向崇文区政府汇报，要求及时转型激活市场，并很快出台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

可是就在大市场即将建成投入使用之际，林余存遭遇了2003年“非典”在北京的肆虐，面对上亿元的大投资压力，面对北京“非典”期间不能举办大型活动的压力，他绞尽脑汁，协调了各种关系，实施特殊时期的“降低规模标准”的紧急招商引资，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招进了1300多商户，并在“非典”警戒期尚未正式结束之时的6月初使世纪天鼎商品交易市场开业，此举几乎轰动了北京。

如今，北京世纪天鼎交易市场已成为全国商业优秀企业，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何济海还亲临市场，对他的系列举措表示赞赏，并勉励他继续将企业做大做强。最近，林余存又利用前门大街改造和自己在浙江老乡中的良好口碑，吸引了上百商户进驻市场，创办了世纪天鼎美容美发用品用具城，又创下了“京城第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林余存的突出表现，各种社会荣誉和职务接踵而来：北京市青联委员、浙江省在京十佳优秀经营者、崇文区政协委员、工商联常委、全国商业优秀创业企业家……

第四篇：关于商人造句

1、他父母有的是钱，以致他可以敷衍了事地作个商人。

2、她从“害羞的玛丽”转变成一名商人和职业妇女。

3、你需要权势帮助你达到目的，如果你不是商人尤该如此。

4、这个商人销掉了一大批劣货。

5、我有足够我们俩的的宝石，比其他商人合在一起都要多。

6、然后我们就把它卖给棉花商人。

7、别不自在；我有足够我们俩的的宝石，比其他商人合在一起都要多。

8、穆斯林商人则把他们的信仰带到世界遥远的角落。

9、他是什么样的商人？

10、它们可能是与定居者和商人一起从欧洲来到美国的。

11、那人可能是当地的农民、地主或者商人。

12、因此当股票投资者经历一年的苦痛，许多流通业的商人将告诉你他们过个相当不错的一年。

13、现年47岁的商人马德瓦说：“他还记得我和我的家人，因为那时我们除了是同学外，还是邻居。”

14、要想全面勘查这个吸引全世界每个角落商人的消费麦加，你可能需要花费数月时间。

第五篇：商人与政治

商人与政治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的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这半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绅商对清王朝与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命的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绅商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支持激进的革命。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

“抑商”是中国传统。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步履蹒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

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一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出现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则是舍本逐末。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权势之强办新式企业阻力尚且如此巨大，无权无势的平民、商人在这种环境中就更不可能兴办现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拆除。

话又说回来，曾、左、李是官员，办的是“官企”，“所有权”属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决的权利。但是，民办企业所有权不属于官家，按说他们是用传统方式生产还是用现代机器生产应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官家却就是有权禁止其用新式机器，甚至将违令者查封。这说明，商人其实只有有限“产权”，禁与否，权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区想经办现代企业的商人，只能给洋人当买办。久而久之，这些商人积攒了大量财富，因为不能自立门户，只能“挂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

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为解决此问题，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简单说，就是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本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洋务运动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意义非同寻常。

“官督商办”主要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办，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几个企业的成功经营，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现代企业，促使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后来脱颖而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也是由这些投资者转化而来。

然而，如何对待“商”，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强调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府保护工商，“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所以有养兵的财力。中国应“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这种观点，遭到保守力量的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如果发展工商，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结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中国必须继续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对商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官”给了官督商办企业种种好处，但这些企业需要受“官”很多管辖。许多人具有“官”、“商”双重身份。早期，这些企业多以“商”为主，“商”大于“官”，所以发展很快。随着这些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大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其视同“官产”。官场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开始在这些企业迅速蔓延，安排的许多“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而且，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将这些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己产，予取予夺，经常无偿征索。

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这些企业究竟是官府所有，还是商人所有？官方认为本就是官办企业，当然归官所有。商人认为虽然名为官办，但主要是商人投资、经营发展起来，当然归商所有。一开始官商矛盾就不断，而后争斗越来越激烈，结果总是官胜商败。

生于广东香山、世居澳门，后到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对中西之间的“落差”感受格外强烈。他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中，明确提出发展现代航运业的主张特别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建议“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这才是“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在李鸿章的延揽下，郑观应逐渐参与洋务运动，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80年，李鸿章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此后他在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要职。职位越高、时间越久，涉入官商矛盾越深。他看到这些官商恶斗中，商人权益最终被政府侵吞。1894年，他在新著《盛世危言》中深入地阐述了“重商”的道理，对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专写了长长的《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他对几个重要西方国家议院的组织结构、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议员选举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他强调中国也应该设立议院，选举议员。他认为议院能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不是别人，而是商人郑观应，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对现代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商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直接启发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后来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商人进行保护，越是在王朝末年，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对商的压迫越严重。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对官商关系作了精辟概括：“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隶，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虽然此时仅郑观应个人明确表达出了这种感叹和认识，但如果没有根本性体制改革，整个商人阶层迟早会集体明确地表达出这种感叹和认识。

“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君主立宪的日本，维新失败，庚子之乱，日本战败君主专制的俄国……这十年的风云剧变与个人体验，使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被迫在《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再禁止本国人民投资建厂，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兴起了一次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1900年这5年间，全国新设立的创办时资金总额在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有127家，资本总额为2027万银元，相当于鸦片战争后到《马关条约》签订前50年间资本总额的一倍。商人的力量空前壮大，具备了“争立宪”的客观力量。

然而，是由下而上经暴力革命实现宪政还是由上而下经有序改革实现宪政，是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选择。

当时支持革命者并不多，赞同、支持革命的商人更少。人们大都希望经温和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实现立宪。社会中上层的商人，当然更不希望社会动荡。

中国向来有行会，但现代商会，却是在西方影响下，迟至1902年才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商会的示范和清政府新政的支持下，各地纷纷成立商会。现代商会的建立，为商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

商人希望立宪，使自己的财产权获得根本保障，认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但同时，他们又反对革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生意不受影响。“立宪派”以商、学两界为主，“商”的力量比“学”大得多，是“立宪派”的基本力量。立宪派的态度、主张，实质就是商人的态度、主张。

由于主张立宪，当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时，得到了各地商会的高度赞扬和热烈响应。或致电中央政府“欢欣鼓舞，翘盼实行”，或发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张灯结彩，游行庆贺。

清廷紧接着宣布，为了预备立宪，必须先改官制。政治体制根本改革前，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路线图”并无大错，然而，由于朝廷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愿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损，结果是争斗激烈、丑闻不断。最后，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在此框架内，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多数未动，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打破了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满族官员的权力更大。

官制改革结果一公布，立宪派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直斥其为“伪改革”、“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为使朝廷“真改革”，立宪派从1907年秋冬开始发动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到1908年夏进入高潮。在立宪派的压力下，清廷为显示为立宪真做准备，在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谕令各省限一年之内一律设立咨议局。咨议局为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比商会更直接的参政平台。

张謇是商界代表性人物，本是“末代状元”，但1894年状元及第后不肯做官，转身兴办实业，卓有成效，成为工商界声动全国的实业家。他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但同时又深深地介入政治，对晚清最后时刻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3年，张謇访问日本四个月，认识到宪政对工商业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回国后就开始热心鼓吹立宪运动。朝廷规定成立咨议局时，张謇主动为江苏咨议局草拟了章程，并于1909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咨议局议长。江苏省咨议局成立后，与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屡有矛盾、冲突，张謇

领导咨议局毫不退让，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虽然这些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以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竟能公然与地方大员相争，毕竟反映出商人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影响全国，意义深远。

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张謇发起组织咨议局联合会。他的提议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先后有16省咨议局代表50余人于1909年12月中旬陆续到达上海，开会商量请愿速开国会之事。经过精心筹划，组成了16省议员共33人的国会赴京请愿代表团。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中旬正式向清廷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要求1911年开国会，但被朝廷拒绝。代表团并不甘心，驻留北京，筹划第二次请愿。第二次请愿运动比第一次的规模大得多，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在向都察院递交的10份请愿书中，其中商会代表递交的就有3份。商界几份请愿书要求不尽相同，言辞亦软硬不一，有的坚持“在商言商”，有的则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求，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宪是国民义务，商人在国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参加请愿责无旁贷。

二、中国工商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法律，政府不受议院监督，导致“民穷财尽，公私交困”。“国家、地方之行政经费，彼得以为所欲为，商人不敢过问”，“人民对于国家只有担任义务之劳，永无安享利权之望”。无国会则国家银行无信用，实际无国家政策，无法制止政府乱收税。因此，必须开国会，成立议院。

三、以事实证明如果不开国会，商界的行为“庶几可告无罪于国人”，是“国家之负我商界，非我商界之敢忘国也”。

四、如果最终不开国会，不仅四万万人努力不够有责，最主要的责任应商人承担。

从中不难看出，所谓“在商言商”部分，也是要求开国会。在一个经济、商业被政治紧密束缚、阻碍其发展的体制中，要求发展经济、繁荣工商，必然要求去其束缚，“言商”不可能不“议政”。对第二次请愿，清廷坚决拒绝，并训示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立宪派并未被朝廷的严辞厉声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愤怒，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

1910年10月，立宪派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这一次与前两次的明显不同之处是全国18省总督、巡抚、将军共19人也联名上奏要求次年开国会。经过御前会议讨论，清廷在11月初发布上谕，宣布立即组织内阁，于宣统五年开国会。宣统五年是1913年，比原定1916年提前了三年，但比立宪派和士绅要求的1911年则晚了两年。

由于清廷宣布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以张謇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此充满期待。清政府危机眼见已过，但1911年5月8日，清廷却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9名为满人（其中7名为皇族成员）。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士绅、商人阶层愤怒异常，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就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即副署了举借外债与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从理论上来说，举借外债与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利权存废，属于省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决议通过。然而，皇族内阁对所有的建议、劝

告、反对、警告都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此举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资最多的绅商的利益。投资铁路较多者，更是商人中的上层，且多是立宪派上层的活跃人物。

为了维权，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了保路运动。很多立宪派的著名人物，成为保路运动中的领导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一个没有基础的巨大建筑，轰然垮塌只是时间问题了。

岂止“袖手旁观”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坍塌。武昌首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绅、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领导人或伤或逃，一时群龙无首，亟欲找声望素著的人物充当新政权的领袖。清军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而政务、交涉之事，则期望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负责。汤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地方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担任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的汤化龙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湖北立宪派领袖，他的表态使湖北其他立宪派人士迅即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党，筹款捐款，维持地方。这对革命党解除后顾之忧，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使新政权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的初步胜利、新政权的渐渐巩固及汤化龙等人的通电，使不少省份咨议局迅速响应革命，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的民众和立宪派，推动了更多地方响应武昌起义。

张謇在几十天中也从开始坚决主张镇压武昌起义、力劝清廷马上立宪，转变为支持共和。他的转变典型地表明了商人态度的变化。

武昌起义发生时，张謇正在武汉。他于1911年10月4日到武昌，参加他承租的大维纱厂正式开工仪式，准备以此为基地在华中大大扩展自己的实业。10日晚，他登舟东下，只见长江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武昌起义已经打响。一直不赞成革命的张謇经安庆到南京，请求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立即前往武昌镇压起义。调动军队毕竟要经过朝廷，张謇此议并无结果。反对革命而力主改革是张謇的两个基点，在建议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他又赶往苏州，连夜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力劝朝廷改革，立即解散“皇族内阁”，马上立宪。他提出，此时对革命党人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是治标之策。而“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

10月下旬，各省纷纷独立，他认为共和已是无法逆转的大势，转而支持共和。他与伍廷芳等人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劝清王朝和平退位，接受共和。“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最后，他们表示自己“不忍坐观，敢为最后之忠告。声嘶泪竭，他无

可言”。11月上旬，他打电报给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告袁要顺应时势赶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以稳定时局。11月中下旬，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标志承认、参加新政权，同时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叛离大清王朝。12月14日，他终于将作为忠于清朝的最后标志的辫子剪掉，并且在日记上写道：“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

从武昌首义至四川军政府成立，50天内，共有14个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为最后倾覆清廷，民国肇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相当一部分省份是以立宪派为主，甚至某些省份还是由立宪派独自完成。辛亥革命，立宪派功莫大焉。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绅商最有力量，而孙中山以前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立宪派（绅商）的支持。立宪派革命化，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连张謇这样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密切联系、直到革命枪响后仍力主镇压的商人，最后都转而支持共和，足以说明清政府政策的整体性失败。

中国传统，商人谨守“在商言商”的原则，确是“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然而在晚清的最后时刻，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却空前高涨。正是他们的向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存亡。历史上，中国商人从未担当过如此重任。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中，传统商人渐渐转化成为现代新型商人。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与崛起，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自然要求规范既往社会结构的种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与传统商业相比，现代商业对法治的要求更为强烈、更为复杂，其中，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尤为重要。“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则，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们再不甘心“视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们的认识由浅而深，有此认识的人数由少而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立宪运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商业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没有宪政的语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会要求立宪，而商人要求立宪，也就是“在商言商”。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