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用主义及商人理念

第一篇：美国实用主义及商人理念

美国实用主义及商人理念.txt“我羡慕内些老人 羡慕他们手牵手一直走到最后。━交话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话那么值钱。美国实用主义及商人理念

一提到实用主义，就是现打现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是一种哲学理念，这个理念拯救了西方整整一代人，拯救了西方的文明。实用主义是对美国社会发展和一般思想文化的理论概括，也是美国精神的一种理论总结。大家知道美国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吗？实实在在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虽然我们没有披头散发，没有穿那样的牛仔裤，但是思想很相似。战后第一代人，没有经过奋斗也没有创业精神，生活条件好了，就找不到北了。开始吸毒、酗酒、闲逛、反社会，没有信仰，对传统的道德、理念极度的怀疑、反感，整个一代人陷入危险的境地。

像我那一代人从上学的那天起，就很累但也很充实。印象很深刻的，小学时有一次下课了，我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学习，一帮男生在外面闹，我没办法就背着书包回家了。结果劈头盖脸地挨了我妈一顿骂，这是我妈唯一地一次骂我，然后我又背着书包回去了，又跑到树林里看书。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物理不叫物理，化学不叫化学，叫“工农业基础知识”，根本不知道牛顿定律。真正的学习是在大学里，晚上从图书馆里带出书来到路灯下面看到晚上一两点以后，宿舍里不给开门，去跟管理员吵架，把门打破了钻进去。回去以后怕影响别人，拿手电筒在被窝里如饥似渴地看，夏天连个风扇也用不上。毕了业以后，还是天天跟学校一样，办公室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书房，不回家是正常的，甚至结了婚，都改不掉这个习惯。我们那一代比你们差远了，我女儿小雪的那些教科书我是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看啊，你们真好啊！我们当时哪有这样丰富、科学的教科书啊？这两代人差距就这么大吗？代沟就这么深吗？我们都是人啊，人的最根本的、跟动物最大的区别，不就是有求知欲、有思维、有积极性、有探索精神吗？有改造自己、有充实自己有追求命运的欲望吗？这种欲望正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质，即便到了暮年的时候，这种求知欲、想改造自己的愿望也不能改变。可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已经和我们那一代相差很远了。缺乏艰苦环境的磨炼，物质条件上很幸福，但精神和信仰也很贫乏了。那怎么办？

人类能够从人猿成长到现在的高智能生物，就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地不断改造自己的结果。那么我们怎么能把我们最基本的人性丢了呢？好，我来重复一下这个实用主义。没有信仰，没有价值，怎么办？未来是什么？人的未来最终是死亡。那么好，既然人们的生活最根本的是一个黑暗的结果，那我们就要珍惜现在，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包括享受每一天。举嬉皮士的一个例子，过去的大学里根本不学习，最后荒废了，那么怎么办呢？新一代人有了压力，明白我现在学习是为了高工资。现在如果荒废、玩乐，毕了业以后找不着工作，别人都看不起我不尊重我。那好，现在就要努力学习，读完书后就工作，成为专家，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再主动一点我在这个部门里、在社会上、在这个行业里我做“老大”，或者是这个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获得很大的尊重，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未来，会得到汽车洋房，有有薪假期，有和家人团聚的周末。这就构成了美国八十年代以后在实用主义指导下的中产阶级一代人，他们被哲学理论救了，被杜威倡导的实用哲学救了。对于传统的哲学，实用主义更加表现出注重实际、崇尚行动和鼓励开拓的特点，那么这就形成了个人与社会、团体、公司和国家共同的一个积极环境。

皇明的理念，追求和谐的完美、物以稀为贵、求名求利求发展、崇尚自然等等，都是跟实用主义有关的。也是符合主流的，我们并没有多么空洞的口号只要大家奉献，但我们可以高入云端，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低，可以脚踏实地，求名求利求发展。我们说最美是商人，最真是商人，现在的商人理念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商人讲究价值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各种关系的平衡这就是实用主义，务实讲究时效，同时又不限于现在。如果光考虑眼前快乐，只顾眼前不顾未来，到将来我们拼命地挣钱也不够用了，很不合算。所以要平衡地计算未来，把大局小局进行最优化。珍惜现在就是关注未来，珍惜不远的将来就要更加关爱眼前。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公司也是这样。

从新教伦理到实用主义，从“五月花号”走下来的美国商人。清教徒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金钱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因此，在美国初期，不是聚敛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英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精辟地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态度：“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不能理解宗教，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文明。对于欧美文明而言，尤其如此。宗教改革是与文艺复兴相辅相成的一种思想运动，新教伦理直接影响了一个新大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上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改变了这一块土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命运。＂ 旧教认为，人是有罪的，需要到教会来向上帝忏悔，并且需要在教会的帮助下赎罪，以便得到上帝的宽恕。教会是获得救赎的关键一环。新教则认为，上帝并不想救助所有信徒，而是有选择地拯救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便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则只能成为上帝的弃民。任何个人生命的意义，任何个人是否受到了上帝的恩宠而成为上帝的选民，都隐于一种冥冥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洞悉这其中的秘密。这样一来，教士和教会就都被抛开了。人们一下子被抛向了茫然的荒野，没有人帮助他，上帝也不听他的呼喊，他只能孤独地面对上帝预选的命运。这种既得罪教廷也不讨好信徒的新教教义当然四处碰壁，但是迎合了新兴商人的需要。新兴商人在旧的教会秩序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寻求和奋斗，教会赋予他们的只有束缚和压力。现在束缚和压力解除了，每个人都平等地以自己的修为去面对上帝的选择，大家都浪迹人间，都是孤独的漫游者的形象。对世人而言，每个人在所扮演的角色中恪尽职守，并获得最大成功，就是为上帝增加荣耀。财富不再是救赎的妨碍，相反，财富被看成是上帝的恩宠。财富的不断增加，便意味着上帝荣耀的不断增加。新教因此成了商人哲学的最好概括和总结。为了财富甘冒风险的商业冒险行为受到推崇，欧洲教徒一改温驯的绵羊性格，涌现出阿伯拉尔、达伽马、麦哲伦、哥伦布等一批著名的冒险家，他们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开拓了到达东方的新通道，他们发现了从不为欧洲人所知的美洲大陆，开启了一片新的世界。信奉新教的清教徒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每个个体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职人员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他们主张对照圣经，察验内省，清心爱主，过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结果备遭迫害，无处安生。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船驶向美洲，前往新大陆寻找宗教生活的自由。这群不是基于一种派别，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态度、共同价值观聚集在一起的清教徒抵达美国后签署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第一文本——《五月花号公约》，以“公平之法”奠定了美国宪政的基石。他们为了神之荣耀而立约，决心以推广信仰为名，用更美善之秩序，筹建公民政体。什么是美善的政体呢？自英王查理二世手中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权的清教徒维廉·宾爵士认为：“引入最佳保护基督徒和公民自由的律法，以防止所有放纵的和不公义的作为，使得神有神的权利，政府有政府的权利，人民有人民的权利。” 1776年，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把这样的人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利的关系看成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1787年，以商人和律师为主体的制宪会议把“主权在民”的原则和“三权分立”的原则确定为立国的根本。“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思想源于英国的洛克，成于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但是真正落实到宪法并率先得到遵行的是在美国。正是因为政府的恶得到了最有效的遏制，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得到了最充分的保障，美国梦才真正具有不可抵挡的无穷魅力。美国强盛之根基实在于此。除了权力制衡，美国新秩序的建立与维系，还直接得益于清教徒的信仰情操。韦伯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充分阐述了清教徒严谨而高尚的情操是如何转化并体现为一个国家立国的传统和遗产的。美国早期领袖的人格特质，都能见证清教徒新移民专诚、感恩、严格律己、敬天爱人。美国的政坛人物较少感染腐败，这除了严格的法律与新闻自由的监督外，也是源于先贤的传统。清教徒工作伦理观是以孜孜不倦的热忱和信仰，用荣耀神的态度来完成每一件差事。“职业（Vocation）”这一概念，即发端于清教徒精神，Vocation含有宗教意义“召唤、神召”。在清教徒看来，职业亦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也是职业一词的最初定义，因此每个人要努力尽个人的本分。在经商营利活动中，清教徒认为人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人有义务使财富增值。他们要求取之有道，聚集财富一定要符合公义原则，要在商业中诚实守信、珍视信誉，担当社会责任、扶持社会公正。他们以奉献精神向社区回馈，创办了哈佛等长春藤名校，以及无数私立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院。今天的美国基金会林立，到处可以招募到义工、志工，这些都是以此种奉献精神为基础的。清教徒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他们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金钱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因此，在美国初期，不是聚敛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清教徒充满热忱，具有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的非凡勇气和信心，他们敢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英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精辟地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态度：“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清教徒原本是个绰号，1567年首次出现，用以形容“过分谨慎、无可指摘、不作任何妥协的人”。但是来到美洲新大陆之后，清教徒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开始懂得把原则和变通相结合，塑造了勇敢、机智、有正义感、有幽默感、既坚持原则、又圆通务实的美国人形象。今天的美国人不重思辩而重常识、重经验、重实际。在美国的政治竞选中，争论的大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极少抽象的意识形态之辩。美国人反权威、反传统。他们既不承认思想的绝对权威，也不拜倒在领袖的权威之下。民众对领袖有自由评判的权利，就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等享有崇高威望的总统也不例外。美国人注重实干，不尚空谈。早年的拓荒精神一直延续下来，生活就是求生存求发展，适应和改造环境，使之更适合人类生活。美国的司法遵循习惯法的判例法原则，重在先例。美国法学思想的代表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这一点与英国同，与法国异。美国人习惯于合法改革而不喜欢暴力革命。除了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失败外，在美国几百年的历史中，每当社会发生问题、出现分歧时，总会掀起改革之风，公众广泛参与讨论，协商解决的办法，上下合作，合法地改变社会。政权在不同的党派间移交时，也都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各自尊重选举结果而不必动用军队，诉诸武力。也许正因为美国存在着和平改革的可能性，所以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和暴力流血。美国工会也不同于法国工会，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现时现地的福利目标，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改善路线。梭罗和杜威是美国思想的代言人。

第二篇：美国家庭教育理念

美国家庭教育理念

在美国，大多数孩子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就被大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人看待。美国的父母从不勉强孩子去做某事，而是按照孩子的年龄特点，引导他们去做应该能做的事情。如不满一周岁的孩子，当他们能自己捧奶瓶喝奶时，父母就鼓励他们自己捧着奶瓶喝。喝完了，父母还向孩子道谢并加以赞许。

在美国，一般来说，孩子完成了高中学业，不管他们是进大学深造，还是走上工作岗位，就是他们离开家庭去独立生活的时候了。因此，绝大多数美国青年在很小的时候（至少在别的国家的大人看来还小）就离开家而走上了自我奋斗的道路。他们之所以这样年轻就走上了独立这条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很小的时候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关，与他们的家长的家教观念有关。美国人的独立性是从小就培养出来的，美国家长绝大部分都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鼓励他们去独立完成。正因为如此，美国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同样，他们也很早就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家长轻易不说“不”

美国7岁的女孩洁西卡驾机身亡的悲惨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争议。但洁西卡的母亲在无比的悲伤之余仍然说：孩子想飞就让她飞吧！我对洁西卡的要求从不轻易说'不'。”这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坚持，从这句话看来我们的这位伤心的母亲尽管对女儿的死很难过，但她仍然对女儿的这种独立行为很赞赏。事实上，西方的教育精神就是这样。他们注重鼓励、支持，陪伴孩子度过漫长的学习、训练过程，而不太看重最终的结果。西方人一般不会在孩子想干什么时说“不”。比如孩子想拆一件玩具甚至于电视机，父母也不会发怒。因为这完全可以买一些旧货来满足孩子的要求。甚至当孩子看见人家开汽车，自己也想试试时，父母明明不赞成，也会请专业的赛车手来教。他们为的是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懂得开车不仅是开得快，而且还要有体能、耐力的艰苦训练。这样既满足了孩子的愿望又让孩子在实践当中明白了哪些该做、可做或相反。他们知道，简单地说“不”，只能破坏亲情关系，压抑孩子的能动性，迫使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到那时就悔之已晚。

由此可见，家长首先要尊重和鼓励孩子的愿望，然后才考虑怎样去尊重和鼓励。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最应该注意的是了解孩子的真正能力。因为每个孩子的身心发展程度不同，有时孩子只是一种兴趣，其实就其能力来讲还达不到，这时为人父母的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帮助行为，保持他们的兴趣，允许他们去尝试和犯错误。但对于洁西卡那样可能以生命为代价的情况，就不能完全让他们决定了。

第三篇：江必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进一步深化司法理念 积极创新工作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6月19日至20日在河南法院调研时强调，各级法院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积极稳妥地创新工作机制，坚持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最大的社会效果。

调研期间，江必新认真听取了河南高院以及商丘中院的工作汇报，对河南法院在行政审判、国家赔偿、审判监督、执行工作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探索给予积极评价；对商丘市两级法院积极开展巡回审判、认真贯彻“调解优先”的原则、司法便民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江必新还到商丘芒山人民法庭看望了基层一线审判人员。

江必新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和任务，做好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指导，各级法院领导和广大法官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认识，要结合实际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明辨方向，分清本末，贯彻到各项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在当前的工作中，特别要强调以下几个观点：一是要坚持司法的人民性。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司法的根本属性。建国以来我们就始终强调司法的人民性，但在不同的时期，人民的含义和范围不同，司法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强调人民性的侧重点和工作重心也不一样。当前，强调司法人民性特别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把维护好人民群众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要强调实质法治。实质法治强调法治和正义的高度结合，强调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强调实现法律的目的。实质法治要求司法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要正当。三是要树立能动司法理念。“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人民法院和法官能动作用的发挥，法律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法律的目的很难得到正确的实现。能动司法也是司法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坚持能动司法，也要符合司法的基本规律，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坚守司法的底线。四是要高度重视司法的可接受性。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法律实施从来都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只有提高司法的可接受性，才是保障法律实施的真正强大的内在力量；只有被人民群众广泛认可和遵从，司法才能赢得公信，司法才有权威，二者相辅相成。当前，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积极倡导调解、开展巡回审判等方式，就是让人民群众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司法裁判。因此，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扩大司法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必须高度强调司法的权威性、规范性。五是要追求司法效果的最大化。司法效果包括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二者是有机的统一，密不可分。法律本身就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效果的综合考量，依法裁判本身也是社会效果的要求。因此，必须坚持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江必新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体制转型、整个社会结构在转型、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转型、社会观念在转型，新情况、新问题大量出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越来越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如果不进行改革创新，就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很难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就很难做好司法审判工作。改革创新就是兴利除弊，尤其要着眼于“除弊”，只有着眼于“除弊”，改革创新才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改革创新要事先把可能导致的弊端考虑清楚，并制定

应对措施。改革创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通过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来推动改革创新，确保改革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改革创新还要善于在法律之内寻求支撑点，以确保改革措施的可持续性和连续性。

第四篇：第12章 美国的联邦主义

第十二章 美国的联邦主义：制度安排及公共政策

1．美国的联邦主义制度

（1）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是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都行使独立的自治权，都分别选举自己的官员，都向自己辖区内的公民征税以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联邦主义制度要求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都由宪法予以保证，如果没有得到双方人民的同意，其权力就不能改变。

（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和瑞士都被认为是联邦制政体，而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则不是联邦制国家。后面这一组国家被认为是单一制。

（3）如果中央政府的权力依赖于或来源于地方政府，那么这种政体就被认为是邦联制。2．为什么选择联邦主义制度 联邦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反对专制与保护权利

“共和政体的原则”本身——定期选举、代议制政府、政治平等，并不能够充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由国家创始人设计的最重要的防范性措施是联邦主义制度，它被视为对大政府进行约束的重要源泉。他们寻求建立一种政府体制，把“相互对立竞争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通过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实现对政府和官员的制约。

（2）政策的多样性

联邦主义继续允许存在政策的多样性。整个国家并不是由完全统一的政策所束缚，也不要求每个州和社区都必须遵从这一政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更胜任处理本州和地方的特定事务。

（3）对冲突的处理

联邦主义制度有利于处理政策冲突。允许州政府和社区有权制定、执行自己的政策，可以减少由中央政府决定一切而给华盛顿带来的压力。联邦主义还允许公民在州和地方政府的层次上决定一些事情，从而可以避免在全国实行单一政策所引起的斗争。

（4）分权

联邦主义主张分权。权力的广泛分散通常被认为是防止专制的保护手段。（5）增加参与

联邦主义扩大了政治参与。它允许更多的人参与竞选并担任政治职位。（6）提高效率

联邦主义有利于提高效率。所有事情都交由中央政府来处理是不可想象的。（7）确保政策的回应性

联邦主义鼓励政策的回应性。多元的、相互竞争的政府，与单一垄断的政府相比，对公民的态度更具敏感性。

（8）鼓励政策创新

联邦主义鼓励政策的试验与创新。联邦主义曾一度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工具。3．政治与制度性安排

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可以行使权力来结束歧视、消除贫困、减少贫民区、确保就业、提高被压迫者的地位、教育大众、治疗疾病等，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保守主义者则寻求把权力返还给州和地方政府。他们对联邦政府能够做善事表示怀疑，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不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认为政府应该是小规模的、可控制的，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

（1）制度上的竞争与政策偏好

政策的决策权几乎总是集中于华盛顿，用联邦政府精英的政策偏好代替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偏好。联邦政府的干涉通常是在政策层面上考虑的——主张在联邦政府占主导地位的目标和优先考虑的事项也应该在全国实行。

（2）把收益集中到有组织的利益集团 与87000个州和地方政府相比，联邦政府更可能会反映国家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

（3）把成本分摊给没有组织的纳税人

全国选民的规模允许利益集团把获得集中的、特殊的利益而花费的成本分摊在广大选民身上。成本分摊对于利益集团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

4．美国的联邦制：主题的变革

（1）以州为中心的联邦制（1787—1865年）

从1787年宪法实施到内战结束这段时期，州是美国联邦系统中最重要的单位。联邦政府至高无上的地位经常受到置疑。

（2）双重性的联邦制（1865—1913年）

联邦政府将其精力集中于授予的权力上——国防、外交、关税、州际商业、货币、度量衡、邮政和邮路、批准新州加入等。州政府则决定国内的重要政策问题——教育、福利、医疗和刑事司法等。这种政策责任的分配曾经被比作是“分层蛋糕式”联邦制，其中，地方政府在底层，州政府居中层，联邦政府位于顶层。

（3）合作关系的联邦制（1913—1964年）

在20世纪上半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责任划分逐渐模糊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呈现新型关系模式，并被称为合作式的联邦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要履行福利、医疗、高速公路、教育和司法等领域的职责。这种政策责任的融合被比喻为“花纹蛋糕式的联邦制”。

（4）中央集权的联邦制（1964—1980年）在中央集权式的联邦制度下，州政府的角色就是对联邦政府的政策给予回应并遵从联邦制定的规章，这些是得到联邦资金支持的条件。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僚制等级也变得更加明显了。

（5）新型联邦制（1980—1985年）

试图把权力归于联邦政府而把责任归还给州和地方政府的模式，被称为新型联邦制。即减少联邦政府对国内事务的干预，鼓励州和市政府承担更多的政策责任。这些做法包括：把许多分类用途的财政补贴进行合并，以减少资金上的阻碍，结束在税收上的分担，减少州对联邦税收的依赖。

（6）强制型的联邦制（1985—？）

在1985年的加西亚决议中，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所有的障碍，使得国会可以对传统上属于州的“保留权力”范围的事务进行直接立法。最高法院改变了以前国会不能对州和地方政府事务进行直接立法的规定，对州政府权力的唯一保障是，保留州政府在选举美国参议员、众议院议员和总统中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代议制联邦制”。

（7）代议制的联邦制

隐藏在“代议制联邦制”背后的理念是，联邦制是根据州政府选举众议院议员和总统的职责而被界定的。美国保留着联邦体制，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官员是从下级政府选举出来的——总统选举是通过把选举团的投票在各州之间进行分配来实现的，国会成员的选举是根据各州的人口进行代表的分配，分给每州两个议席。

（8）联邦的优先权

①美国宪法的国家最高权力条款规定，联邦法律优于州的法律，并且允许国会通过联邦法律来决定，在特定的领域里州的法律是否处于优先地位。②从整体优先权来看，联邦政府拥有特定领域的所有管制权力；部分优先权规定，在同一领域里，州的法律只有在同一问题上不与联邦法律冲突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另一种形式的部分优先权，即标准化的部分优先权，允许州在联邦政府作出规定的领域进行管制，前提是州的管制标准至少要与联邦政府的规定达到同等的严厉程度。

（9）联邦的委托授权

联邦的委托授权是，联邦直接命令州和地方政府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或提供特定的服务，或者要求州和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能时遵守联邦的法律。

（10）“没有经费”的委托授权

联邦政府的委托通常给州和社区政府增加沉重的负担和成本。如果联邦没有提供资金来支付这些成本，这种委任管理就被称为“没有经费的委托授权”。

5．金钱与权力流向华盛顿 金钱和权力总是并行存在的。当机构获得财政资源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有力。权力在华盛顿的不断集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资源不断增加的结果。

（1）联邦援助基金

联邦的援助基金一直是联邦扩张权力的主要手段。美国联邦体制下的中央集权的趋势不大可能得到永久性的控制或逆转，而且总统或众议院的议员也不大可能永远采取行动来限制联邦的权力。

（2）联邦援助的目的

几乎在州和地方政府活动的每一个主要领域都会得到联邦的援助。正是因为援助的规模和种类如此众多，以致缺少关于它们的可获得性、目的性和要求的信息。

6．联邦主义制度复兴了吗

对联邦主义的争论与美国本身的历史同样久远。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权力逐渐地流向了华盛顿。

（1）福利改革和“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即联邦政府的职责下放给州政府。福利改革成为权力下放的关键。自罗斯福新政开始，联邦就用现金来保证实施“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低收入母亲和孩子能够享受到联邦给予的福利基金。但在1996年结束了长达60年的联邦福利。

（2）最高法院中联邦主义的复兴

近来，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表明，起初在宪法上对联邦主义的设计有部分的复兴。1995年，最高法院六十多年来第一次发布了它的观点，承认对国会在州际商业中的权力加以限制，再次强调了国家的缔造者关于联邦政府只享有在宪法中列举出来的权力的理念。

7．各州公共政策的比较

美国各州为公共政策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公共政策中决定性因素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1）州的同化

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州之间的经济差别逐渐缩小，这被称为各州的“同化”过程。（2）各州政策持续存在的差异 然而，各州之间的政策差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减少。还没有证据表明各州之间的政策偏好正在趋于一致，即便是联邦的干预也没有强制各州实行统一的政策。

（3）经济实力与公共政策

经济学的研究很早就揭示了，公共政策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8．制度与公共政策 在政治上，符合宪法的决定与政策结果从来是不能分开的。人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策结果。公民和政治领导人一样，始终使宪法上的问题服从于当前的政策需要。

（1）公众对制度和政策的看法 美国人一般更喜欢本地的政府。但矛盾的是，美国人却希望联邦政府在许多特定的政策领域里拥有更多的权力。

（2）政府间的竞争与公共政策

我们来考虑一下政府间的竞争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产生的影响。政策按照其功能可以划分为分配型、发展型和再分配型这样几种类型。分配型的政策主要是指导生产和向消费者分配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型的政策是指那些直接促进州和社区的经济福利的政策。再分配型的政策是为了改变财富的流向，使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受惠，以满足平等的要求而设计的政策。

（3）分配型的政策

联邦制直接强化了政府的分配职能。分权制使得政府能够提供满足各种需求的服务。通过多种政府提供不同种类、不同价格的公共服务，可以实现全体公民更高的满意度。竞争促使政府在分配活动中更有效率，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

（4）发展型的政策

联邦制和政府间的竞争促使州和地方政府去关注其税收和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直接参与发展经济的活动。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传统上集中于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但现在，各州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州政府对智力基础设施的投资。

（5）再分配型的政策

政府间竞争的最严峻挑战来自再分配的政策。政府间的竞争是否会伤害贫困人口的争论停留在搭便车的问题上：相互竞争的州和地方政府会把福利水平设置的低于本地区公民的真实需要，他们担心如果福利较多，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就会迁移到本辖区。结果是，政府限制了他们的福利供给，使之相当于或者低于邻近州的福利水平。

第五篇：美国一流大学的理念

美国一流大学的理念

北大改革，争论得沸沸扬扬。但遗憾的是，焦点都集中在谁该拿饭碗的利益之争上，很少涉及“大学的精神”这样实质性的问题。其实，中国大学的精神，乃至中国文化的精神，都应借此有一番改造。但这番改造，首先必须要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还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怎么为年轻人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这一基本精神，和中国大学的精神就很不一致。中国大学是传播知识，我说你听，好好记笔记、好好考试。本科4年大课一上到底。很少有讨论班，很少写期末论文。知识不少，但创造力贫乏，出来常常适应不了社会。一些本科毕业的优异学生，到了美国的名校，常常无从适应。特别是文科学生，表现令人失望。

美国的一流大学，本科高年级都要上讨论班。研究生的课基本都是讨论班。笔者在耶鲁大学读了这么多年，竟一次大课没有上过，上的全是讨论班。这种讨论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阅读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本科生的大课，其实也离不开讨论班。因为虽然每周坐在阶梯教室听课，但听完还要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可以说，讨论班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

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个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课堂讨论作贡献的压力。所以，当毕业后突然被要求为社会贡献他们的智慧、而不是仅仅学习时，他们不感到突然。他们已经在讨论班上习惯了。而且，他们有和教授“过招”的机会，教授的权威也就相对化。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学生来源的多元化，而不是以考分单一划线，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不同背景的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大学实际上也是社会的黏固剂。

这样的大学精神，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受之熏染。我女儿从1岁就上当地的幼儿园，现在快到4岁，幼儿园却不教认字。而国内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经很有“学问”了。认字不说，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呀，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呀。可女儿全无这些压力，每天几个同龄孩子坐在一起，边玩边谈话。一日，一个大一岁的孩子突然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谁造了我们？”另一个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们。”女儿马上问：“谁造了上帝？”讨论没有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知识的积累。但这种讨论，要一直跟着她进大学。

回想这样的讨论班，在我们上北大时，只有晚上图书馆占不到地方，几个好友决定在宿舍“放纵”一下时才有。而且这么聊一晚上，事后常常有负罪感，觉得误了功课。直到毕业多年后，才意识到那几个晚上的聊天是在北大最有价值的经历。如今许多知青出身没有上过大学的学者能比一些享受了优越得多的教育的后生有创造力，除了个人因素外，和他们干完农活后地头的这类“讨论班”大概也不无关系。

《论语》和《理想国》，两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但其风格却似乎预定了中西文明的传统。《论语》是年纪越大越读得有滋味，对孔子的敬意越多。不过有一点，读《论语》你总要面对一个大权威。《论语》中，常常一方是圣人的训话，一方是受训者小心问老师应该如何如何。孔子比别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话是：“我一无所知，惟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他用他的问题，把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逼入绝境，面对自己无知的真实面目。

如果说中西大学真有什么不同的理念的话，那中国大学的理念是孔子式的，西方大学的理念是苏格拉底式的。在这种不同理念的背景下，北大改革的切入点就很好解读。所谓“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之说，是否符合实际先且不论，却生动反映了我们中国大学的理念：老师一定要比学生高出许多。北大的改革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现代孔夫子的运动。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国际论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权威请来，往几百人的课堂上一站，镇得学生连大气也不敢喘。

事实上，就算美国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并非没有问题。耶鲁一位出身人文学院的博士对耶鲁的本科教育就批评说：“你想想看，耶鲁教授的名气，大得如同神灵一般。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见了他们，话也不敢说。等到了四年级慢慢醒过来、有点信心和教授交流时，也到了毕业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到人文学院这样的小地方，和教授与同学一起像家庭一样地过几年，学到的东西反而多。”

其实，哈佛、耶鲁这些名校，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很有意识，所以严格限制课堂里的上课人数。平均课堂人数一多，排名就下降。道理也在这里。

如果能够学习人家这样的理念，北大完全可以以更小的阵痛进行更有实质的改革。比如，老师人数过多，正好是为增加小型讨论班提供了机会，教学质量也会提高。国家给北大十几亿，北大用来做什么呢？请百万元教授吗？其实，在美国，衡量一个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是给学生奖学金的数量。普林斯顿这方面最富，甚至取消了学生贷款，全部代之以奖学金，在大学排名中频频领先，给哈佛、耶鲁巨大的压力。

事情明摆着，在大学里教书的，不仅是教授，还有学生本身。给得起钱，才请得起那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付不起学费的学生来上学（同时教学）。富家子弟才能了解社会底层是怎么回事。在一个社会产生分化、各阶层日益隔膜的时期，奖学金可以把社会底层的优异子弟的智慧和经验带进大学。这是名牌教授所无法提供的财富。

我1979年进北大时，“文革”刚结束，一批比我们这些刚毕业的高中生大10岁左右的知青和我们同班。这些人在农村呆了10年，社会经验丰富，实际上成为我们在北大最好的老师。现在的北大学生成分就单纯多了。从这个角度说，北大是学生“师资”的水平下降了。

周其仁所谓的“北大对不起学生”，并不在于他讲的用“二流老师”教“一流学生”，而在于北大还没有把社会各阶层的一流学生聚集在一起。更没有为这些学生互相激发彼此的聪明才智提供机会。（好范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