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位“工程商人”？

第一篇：如何做一位“工程商人”？

如何做一位“工程商人”？

史家科

自去年6月1日到桑菲以来，桑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年里，经常听到伍总倡导“工程商人文化”，也深深感受到工程商人文化的推行对桑菲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为桑菲的一员，我一直思考并在实际工作中致力于向工程商人转变。

我们知道，爱立信、IBM都是由工程师文化缔造出来的王者，同时又是工程师文化的牺牲品，而最终又成为工程商人文化的胜利者。

在这里我们不妨探讨两个案例：

IBM的案例：在IBM成立早期，老华尔森为IBM定下了一个口号“思考”，以此作为IBM的精神。这个口号引导了IBM人对科学技术的不懈探索，激起了一代又一代IBM人的技术热情。带着这个口号，IBM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计算机行业，并于80年代登上辉煌的顶峰，蓝色巨人一路高歌，以势如潮水的趋势不断扩张壮大，终于垄断了大型计算机领域。

IBM在技术领先的路上一路狂跑，以至于忘记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它一味地沉迷于大型计算机市场所获得的成功，对数据设备公司、苹果公司进入个人电脑市场的个人计算机视而不见，并且将中央处理芯片CPU交给了英特尔公司，将DOS操作系统交给了微软，为自己培养了未来最为强大的敌人。

IBM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技术的思考的另一个后果是，IBM的组织机构逐步地、远远地脱离了市场，臃肿、反应迟缓、毫无创新精神。

IBM终于错失多次良机，迎来了接二连三的失败，到1992年已经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净损失49．7亿美元，埃克斯引咎辞职，大批员工被裁减。

IBM总部的杰克-贝尔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我们就要从悬崖上坠落，对此我们却一无所知。”的确如此，即使在IBM跌落到最低谷的时候，IBM人依然是一帮对技术充满了幻想和崇拜的疯子，对于早已到来的外部危机毫无感觉，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刚刚入主IBM的郭士纳发现，那些高级经理们在会议上使用的技术行话、缩略语以及晦涩的术语，足以让任何人晕倒，以至于郭士纳臵身其中的时候，发现身为总裁的自己纯属多余，“我宁可变成墙上的一只苍蝇”。

郭士纳重振IBM的最重要举措，就是改变IBM的这种技术至上的文化，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服务”。从思考走向服务，代表着IBM从技术走向市场，对技术商业化的坚定决心。从此，巨人又再次抬头了。

爱立信案例：爱立信前总裁思文凯2003年4月8日正式就职爱立信CEO时，爱立信股价已经降低到4瑞典克朗，年营业额只有120亿美元。2009年6月离开时，爱立信在斯德哥尔摩股市的股价在76瑞典克朗左右，市值大概在310亿美元。可以看出从一个传统行业转到电信行业的思文凯在治理了爱立信6年之后，爱立信已经处于一个稳定的循环之中，而此间最为关键的就是理念的转变。让我们回忆200３年６月思文凯上任不久到访中国在《对话》节目中的对话如下：

问：您4月就任总裁以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爱立信在今年实现赢利，如今已至6月，爱立信在开源节流方面情况如何？

思：当然，我的任务是让爱立信赢利。赢利是第一步，然后才能讲其他。我们在继续成本缩小的计划，今年全球员工将裁减到5.5万。我们的瘦身计划已经

制定完成，剩下的就是执行。

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现时我们的现金流状况很好。其实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爱立信就已经实现了现金流为正，我们已经连续6个月现金流为正。我们承诺，在今年秋季的时候，爱立信将实现赢利，爱立信目前的现金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资金来更好地发展业务。

问：爱立信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需要进行怎样的改变？

思：过去电信的经营是将产品从一个工程师手里卖到另一个工程师手里，我们的客户也是工程师的概念，现在是从一个商人手里卖到另一个商人手里，所以我们要加强服务方面的建设，只有我们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们的客户才能为普通用户提供更多的服务。十年前是先卖产品再卖服务，十年后，应该是先卖服务，再卖产品。要将以商人的形象来改造过去一直以来爱立信的工程师形象。我是电信行业一个年轻的学生我的学习曲线很陡。

两个巨头的掌门人都希望工程师变为工程商人，而非要求工程师单纯的痴迷于技术。可见，工程师们具备商人的思维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工程师文化”和“工程商人文化”究竟有什么差异？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工程商人呢？工程师文化关注的是纯技术导向，有着非常强烈的技术倾向，譬如当今的华硕。而工程商人文化需要工程师把产品研发看成“投资”行为，而投资就要考虑投入产出比。

要学习做工程商人，就要学着经营产品。这就要求工程师具有更多的商人思维，具体而言，应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工程商人需要“服务意识”

服务意识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与一切企业利益相关的人或企业的交往中所体现的为其提供热情、周到、主动的服务的欲望和意识。服务意识有强烈与淡漠之分，有主动与被动之分。这是认识程度问题，认识深刻就会有强烈的服务意识；有了强烈展现个人才华、体现人生价值的观念，就会有强烈的服务意识；有了以公司为家、热爱集体、无私奉献的风格和精神，就会有强烈的服务意识。高高在上的思维只能让事情变得复杂，让自己变得清高，曲高和寡，失去应有的客户基础。而真正让自己得势的是客户资源，而不是自己的空想和臆断。因此，做好工程商人就要具有服务意识。只有具有服务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客户需求，才能培养踏实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2）工程商人需要研究市场需求

作为产品经理，规划产品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要经常深入一线，要在了解市场情况、预测市场未来、分析市场动态的基础之上，以市场需求作为规划产品的基本出发点。结合公司实际，就要在规划前期与市场部紧密沟通，从客户需求端出发，规划恰当的产品，然后按时、按质、按量的生产出产品，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到终端客户去，从客户中来到客户中去，提供端到端服务，端到端的输入端是市场，输出端也是市场。

（3）工程商人需要学会整合资源

一个很好的商人不单单靠自己的金钱去赚钱，还要学会整合资源。在战略思维的层面上，资源整合是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要通过组织和协调，把企业内部彼此相关但却彼此分离的职能，把企业外部既参与共同的使命又拥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合作伙伴整合成一个为客户服务的系统。在战术选择的层面上，资源整合是优化配臵的决策。就是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对有关的资源进行重新配臵，以突显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寻求资源配臵与客户需求的最佳结合点。目的是要通过组织制度安排和管理运作协调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客户服务水平。而作为企业内部的产品经理，要做好资源整合就需要平衡内部的关系，做好沟通和协调，积极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排除一切困难，确保项目顺利进行，保证产品按时按质按量的提交到客户手中。

（4）工程商人需要把市场和技术有机融合上面提到的新的世界领袖级企业的成功，似乎暗示了一条很重要的商业规律，市场和技术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能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就会在竞争中收获失败。过去几十年的手机行业里，我国以技术换市场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案例也有不少。夏新就是一个经典惨败的案例。其失败就在于夏新误以为技术可以主宰市场，结果摸石头过河数载后才发现，技术也换不来市场，到头来，李晓忠也只能做一个遗憾的技术主义者的代表。相反，提倡技术商人文化的华为则压倒中兴成为了市场的主宰者，在短短20年时间里实现了从零到250亿美元的井喷式增长，毫无争议的跨入了世界500强之列，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奇迹。可见，市场充分接受的技术才是有价值的技术，富有技术含量的市场才是有生命力的市场。而真正让技术变为产品的工程师或产品经理则需要商人的头脑和眼光。

（5）工程商人需要审时度势，把握市场节奏

工程商人就要学会观察分析时势，估计情况的变化，根据研发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策略。所谓“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把握市场节奏就要重视技术、开发周期维度，抓好项目进度，做到按时、按量的提交产品到客户手中。同时更要重视新产品获利、上市周期等指标。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最佳上市销售时机，做到供货资源有保证，让客户有货可卖，让用户有产品可选，让企业有利润可图。

总之，工程商人要有服务思想，要学会把握市场脉搏，利用可用资源，在技术能力可支持的前提下，在合适时机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让自己的产品做到利润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平稳持续发展，才能让自己不仅仅是工程师而可称之为工程商人。

第二篇：多高的政治智慧做多大的商人

多高的政治智慧做多大的商人

一个大商人问一个小政客：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两个字总是排在前面？小政客答道：政客不富有，但从来不会有什么事求商人；商人虽有点钱，却经常需要政客排忧解难，这就是“政治”排在前面的原因。

—— 阿里赫武

一提到政治，有的生意人认为是一个事不关己的、高深莫测的话题，不愿提及；有的想谈几句赶赶时髦却又一无所知；个别草莽英雄会故作清高、不屑一顾，甚至狂妄地对公职人员说：“你当你的官，我找我的钱，老子比你活得潇洒”。这样的生意人就叫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的生意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人，钱再多也只能和挖土方的包工头、走街串巷的小贩同流，他们“苦大仇深”的烙印也不会因为手中有了几个铜板而改变。而今眼目下，大到全国小到毕节，不讲政治的商人是很难把生意做大做强的，就是甘心当小商小贩也会遇到查你的、罚你的、扣你的、抓你的、白吃白喝的、死皮赖脸的、敲诈勒索的等种种麻烦。

其实，只要是人，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与蜜蜂及所有其他群聚而生的动物相比，人不仅拥有共同生活的本能，更拥有懂得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理智以及用于交流的语言工具，从而有意向也有能力结成家庭、城邦、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以便在互惠互利中享受应得的美好生活。”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也指出：“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所从事的任何事业，包括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等各种活动，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政治的影响。就做生意而言，不管是小商小贩还是商贾大亨，谁最重视政治在经营决策和经营环境中的作用，把党和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用好用足，谁就可能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当你的生意做得还不够大时，首先要责怪的是自己的政治悟性还不够高。

真正的商人是讲政治的，他们深知自己的经营活动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非常重视维系良好的政企关系以获得充足的政策资源和宽松的生存空间，从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得最大化的商业利益。比如汽车这样特殊的行业，没有政府的支持既做不大、也做不强。但力帆骏马在汽车产业门槛多多的时候落户毕节，拉开了试验区机械制造业阔步发展的序幕，与地委、行署大力提升毕节试验区工业化水平的工作目标一致，于是他们从立项、选址、征地、办理相关手续直到建厂房、出产品等全过程都得到了地委、行署和毕节市委、市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一路绿灯，顺顺利利，这就是讲政治的结果。既然让企业的脉搏与政府一起跳动、维系良好的政企关系就是讲政治，那么这个政治该如何讲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关键点要把握好。

1、成功才有“雪球”效应。政府之所以支持企业，是因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安居乐业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通过成功的企业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最需要和最倚重的就是管理优良、技术卓越、产品一流、税利可观的成功企业。企业越成功，政府的支持力度越大，获得的资源和政策的倾斜就越多，生意就会像“滚雪球”样的越滚越大。因此，维系良好政企关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企业，使之成为政府心目中的成功企业，在“雪球”效应中获得更大、更更大的成功。

2、制造希望点。要让经济“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发展，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来实现。于是，政府会扶持那些有希望走向成功的企业，让他们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支柱。如果你的企业还不算成功企业或者希望取得更大的成功，就要制造希望点来不断争取政府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这也是你的企业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所谓制造希望点，就是要让政府相信你的企业是符合需要的、充满希望的、前景光明的，支持你既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比如说你的企业是招商引资项目，你的“气球”会吹得很大，你是节能环保型企业，你采用了是新技术新材料，你的产品对整个产业链有多关键，你的创税能力有多大，你能解决多少就业，你的企业对“生态文明家园建设”有多大作用，你如何把企业的发展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你能对农民脱贫致富干点什么等等。只要围绕政府的工作目标去寻找希望点，制造希望点，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就一定能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为此，你应该牢记：“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政府做什么！”

3、提高应变能力。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中心工作，不同的工作重点决定了不同的政策导向，从而决定了资源和政策的倾斜方向。比如今年要按照“五园新村”的要求沿公路干线和风景区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家园建设，政府将围绕“致富田园、生态庭园、特色庄园、文化乐园、和谐家园”加大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党政主要领导和政府各部门都要亲自下去抓点做示范；又比如明年的重点是“人畜饮水”，小水坝小水窖的投入就会加大，生产抽水机输水管的企业就会得到扶持；再比如前几年毕节的商品混凝土商还是政府“走出去、请进来”的招商引资项目，今年就有了“招标准入”的门槛，等等。国家的产业政策会调整，政府的工作重心会变化，聪明的商人也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总会跟上节奏，在其中悟出点什么、做一点什么，就是为领导抓的点上捐点钱捐点物也是不小的贡献嘛。如果一个商人缺乏应变能力，即便他的企业有一流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只要政府的政策稍作调整他就会无所适从。于是，昨天政府心目中的“成功企业”今天就会被边缘化，从而逐渐淡出政府的视线，失去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因此，商人既要有较高的政治悟性，能够准确把握政府不同时期不同需求的脉搏，又要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按照政府的需求去调整自己的定位。只要你讲政治，就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就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样的中心工作也可来个“警民联防”。当然，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没有深厚的功底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否则吃不完兜着走更惨。

4、树立形象。首先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政府虽然关注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但更青睐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企业，这是其政治属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企业有多大的创税能力，不管你能解决多少就业，只要你和你的企业背上“涉黑”、“财色贿赂”、“污点证人”、“欺行霸市”等恶劣名声，政府就绝对不会也不敢支持你，就连与你“称兄道弟”的公职人员也会躲着你避着你。就算你的企业只是属于“偷税漏税”、“污染环境”、“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偷工减料”、“拖钱拉帐”、对员工“不人性”等等，政府也会疏远你，想得到支持也很困难。因此，要将良好的政企关系维系长久，就必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损坏名声的事不做，影响团结的话不说，玷污形象的人不沾边，多做正事、好事、善事和公益事。再就是要树立优秀的现代商人形象。为了改变生存环境，捞第一桶金的生意人往往是不择手段的，也不会去管什么形象不形象，反正摆脱“水深火热”的窘境是第一需求。当生意人变成商人后，社会影响大了，接触的层面高了，形象就变得重要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物质文化生活日趋繁荣，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社会，一身“匪气”的、横打天牌的、狂妄自大的、没有文化的、缺乏教养的商人是没有良好社会形象的。没有形象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就没有面子。一个没有面子的商人，宅再豪、车再好、妞再靓、消费再高也只是“钢琴旁边摆口猪食锅——永不脱俗”的嘲笑对象，文化人嫌你愚昧无知粗鲁放荡，真商实贾嫌你鸡脚狗手不登大雅，政客也不会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寄希望在你的身上。因此，既然你选择了从商，就应该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商人，一个有面子的商人，让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钞票光耀门庭惠及子孙。优秀的商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倦求知、不耻下问、修身养性等造就的。他们除了懂现代经营管理外，还有深沉的气质、渊博的学识、高贵的举止、儒雅的谈吐和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熟知国家大政方针，了解国内国际时事要闻，在大事大非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得势不猖狂，失势不颓废，谦虚低调，坦然面对人生冷暖；他们情商极高，优雅风趣，善于与人相交和相处，能在和谐的亲情和友情中去体验高品质的生活乐趣。

5、情商要高。对于商人来说，商海博弈是一种智力游戏，但情商的高低对企业的成功与否也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情商能让商人更充分地发挥智商的作用和效果。智商是指人的理性的能力，即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观察与认知能力、学习和思维能力、文字和语言能力、应变与计算能力等；情商是指人的感性的能力，即控制和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力、认知他人和沟通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商人在与政府的衔接和沟通中，智商的高低是你企业自己的事，情商的高低却决定着政企关系的好坏。情商高的商人为人处事好，政府公职人员们愿意与之交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政企关系就融洽就OK了；情商低的商人为人处事差，大家调脸都为输，什么事情都要公事公办，更不会有人为你打“擦边球”，政企关系也就无从谈起了，于是那句老话又成了“我当我的官，你找你的钱，老子看你会有好潇洒”。情商高的商人充满爱心与人为善，懂得关心和帮助别人，对自己认识清醒定位准确，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不狂妄不自满等等，这样的人是大家都愿意与之相识和相交的，朋友多多纯属自然，做成点大事也很自然；反之，情商低的商人是情绪化的、爱抱怨的、刚愎自用的、骄傲自满的、过河撤桥的、言而无信的、敲人背脊骨的等等，这样的人大家都不愿意与之交往，就算相识之初花口花嘴哄得点人们的好感，时间长了本来面目也会暴露无疑，很难交得上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优秀的商人应该努力做个情商高的人，以便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铁杆交际圈，创造一个更好发挥自己商业智慧的空间，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

6、若即若离。商人讲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不管政企关系好得如何如何不分你我，都不能像政客一样把政府的工作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不能狐假虎威的去充当政府的影子。就商人而言，个别领导的关心、政府部门的厚爱、宽松的经营环境、各种各样的荣誉职务等，都是建立在“成功企业”这张皮上的。当商人全身心的钻到政治里，其市场意识就会变得淡薄和迟钝，企业也会因“官气有余、商气不足”而逐渐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成功企业”这张皮就会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了“成功企业”，曾经拥有的一个个光环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失去政府青睐的你又只能回到小商小贩的老路上。毕节曾有个美资企业的老板，就是在政治的鲜花与掌声中忘却了为商之本，于是就有了从“成功企业家”到小商小贩的惨痛蜕变。还有，商业斗争是财富和物权之间的争斗，而政治斗争通常都是“你死我活”的。一旦商人成为某个政治堡垒中的一员，其政治上的幼稚就成了堡垒中最薄弱的环节，往往会成为政治斗争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就是被划进某个政治圈子，也会随着这个圈子的沉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天津大邱庄前庄主禹作敏、南德集团前董事长牟其中、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毕节的个别“致富带头人”等，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本末倒置、玩火自焚的冤大头，谁要是不知天高地厚谁就可能步他们的后尘。因此，聪明的商人既要讲政治，又要与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样才能让自己靠得住、离得开、走得脱，才能规避政治斗争的风险，才能让自己的企业不被政治的漩涡吞噬。

第三篇：关于商人造句

1、他父母有的是钱，以致他可以敷衍了事地作个商人。

2、她从“害羞的玛丽”转变成一名商人和职业妇女。

3、你需要权势帮助你达到目的，如果你不是商人尤该如此。

4、这个商人销掉了一大批劣货。

5、我有足够我们俩的的宝石，比其他商人合在一起都要多。

6、然后我们就把它卖给棉花商人。

7、别不自在；我有足够我们俩的的宝石，比其他商人合在一起都要多。

8、穆斯林商人则把他们的信仰带到世界遥远的角落。

9、他是什么样的商人？

10、它们可能是与定居者和商人一起从欧洲来到美国的。

11、那人可能是当地的农民、地主或者商人。

12、因此当股票投资者经历一年的苦痛，许多流通业的商人将告诉你他们过个相当不错的一年。

13、现年47岁的商人马德瓦说：“他还记得我和我的家人，因为那时我们除了是同学外，还是邻居。”

14、要想全面勘查这个吸引全世界每个角落商人的消费麦加，你可能需要花费数月时间。

第四篇：做微商到底怎么赚钱？微商人的经验分享

如何做一名能赚钱的微商

先说明，我不是微商导师什么的，只是一名做了4年的微商，天蝎座妹纸，26岁，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做微商了，最近看着朋友圈里卖东西的越来越多，一直想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写下来。

一、如何选择你的产品

微商里卖产品的真的特别多，从最早期的，各种面膜、神仙水、神仙皂、牙膏，还有各种国家的代购、卖食品的等等，五花八门。以至于，每个人的微信一打开，真的卖什么的都有。如果你想选择产品，那么到底该选择什么？我的答案是，你喜欢的，适合你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要选择那些三无品牌。我非常不建议选择那些三无品牌。什么面膜代理、什么各种微商品牌，这种货需要代理上交资金囤货，再发展下线赚钱，赚的就是招代理的钱，根本不是靠产品本身。一个品牌的代理下限值耗尽之后，就发展另外一个牌子，靠卖这些赚钱的，永远都是金字塔尖的人，但绝对不可能是你。

二是了解自己适合卖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卖的东西。这里我就拿自己举例子了，我做了四年的微商，有2年的时间做代购，2年的时候做原单包和衣服。刚毕业的时候工作真的特别无聊，感觉每天都在混日子，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我想到了做微商。那时候微信里卖东西的卖家还不是特别多，我大概思考了三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我有一个表姐在韩国留学，也是个喜欢美妆的妹纸，而且我自己特别喜欢化妆品，对各大品牌的彩妆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了。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化妆品，所以开始我对韩妆代购真的充满了热情。那时候朋友圈基本全是卖hera气垫bb假货的，但是，我就是坚持韩国正品代购，假货一个110的成本，我专柜采购成本230，再邮寄回国，我卖300一个，这个价格既不便宜我也赚不到多少钱，但是，因为是正品代购，所以很多买家还是愿意多花钱图个省心，我的销量就来了。而且，像口红这种的，我都会自己上脸试色，比起单纯的转图党来说，我卖的东西更值得信任。这样，通过做代购我积累了不少卖家。但是在做正品代购的两年里，真的有太多心酸了，直邮的货被海关扣、被偷，由于单件的利润真的很小，所以一次货被扣等于一个月白干了。那时候真的特别闹心，每次都提心吊胆的，最终我放弃了。

但是，这2年的代购生活，对我来说积累了很好的客源，因为信任是相互的，你做的好，大家就一定会看见的。后来，我选择做另外一个适合我做的行业，就是做原单。

原单，就是代工厂的尾单、跟单，我对它的定义就是，白菜价买正品。为什么做这个呢？很简单，也是因为适合我。我喜欢买包，买衣服，淘宝v6级别的买家，而且，这个行业也是前景很好的，因为很少有不喜欢包和衣服的妹纸吧。但是，无论做什么行业，我的宗旨就是，坚持品质，好像我之前做代购这样，只有你的品质过关了，你才能成为一名赚钱的微商。

原单对于卖家来说，是如何找到好的货源，对于买家爱来说，如何能找到靠谱的卖家。

举个例子，例如mk的原单。（V信：ninikiki79）现在淘宝上、微信上卖原单的也非常多，说是原单，其实假货一大把，那么如何鉴别呢？

例如，如何鉴别mk是不是正品？这就需要原单卖家自身加强学校。我去了百度贴吧看过一些鉴定贴，都是扯淡的，没有逻辑，其实隔着照片，你看不见真实的五金和皮料，怎么能说是真是假的。

如何鉴别真原单，在原单行业其实有几条规矩“ 1． 2． 真原单大多早于专柜出现。也就是代工厂还没发到品牌专柜之前流出的。

真原单一般没有包装且价格并不便宜。也就是说其实原单也并不是便宜到白给的，毕竟是有真实的成本在的，举例子，代购一个MK的包假设2000加，原单正品的价格应该在1000左右，三四百的绝对是那种小厂子的假货。作为一名原单卖家，我卖的所有货都坚持一个原则，先自己确认品质再开始问。即使是合作再久的供货商，我也会要求先发个版给我，确认是正品再开始卖。3．

通过，认真的经营原单生意我也积累了一批卖家，微信成了很多老顾客推荐新顾客的地方。

总之，我想表达的其实就是，做微商第一要坚持诚信，无论卖什么都要做好品质。第二要做你了解的擅长的行业，这样因为你自己喜欢才会觉得干下去有意义，也更能得到顾客的信任。

接下来要说的是，如何宣传你的产品。

因为我不是微商导师，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理论套路可说，就从自己的经理说起。

第五篇：商人与政治

商人与政治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的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这半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绅商对清王朝与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命的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绅商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支持激进的革命。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

“抑商”是中国传统。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步履蹒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

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一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出现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则是舍本逐末。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权势之强办新式企业阻力尚且如此巨大，无权无势的平民、商人在这种环境中就更不可能兴办现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拆除。

话又说回来，曾、左、李是官员，办的是“官企”，“所有权”属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决的权利。但是，民办企业所有权不属于官家，按说他们是用传统方式生产还是用现代机器生产应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官家却就是有权禁止其用新式机器，甚至将违令者查封。这说明，商人其实只有有限“产权”，禁与否，权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区想经办现代企业的商人，只能给洋人当买办。久而久之，这些商人积攒了大量财富，因为不能自立门户，只能“挂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

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为解决此问题，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简单说，就是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本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洋务运动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意义非同寻常。

“官督商办”主要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办，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几个企业的成功经营，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现代企业，促使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后来脱颖而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也是由这些投资者转化而来。

然而，如何对待“商”，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强调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府保护工商，“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所以有养兵的财力。中国应“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这种观点，遭到保守力量的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如果发展工商，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结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中国必须继续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对商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官”给了官督商办企业种种好处，但这些企业需要受“官”很多管辖。许多人具有“官”、“商”双重身份。早期，这些企业多以“商”为主，“商”大于“官”，所以发展很快。随着这些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大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其视同“官产”。官场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开始在这些企业迅速蔓延，安排的许多“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而且，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将这些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己产，予取予夺，经常无偿征索。

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这些企业究竟是官府所有，还是商人所有？官方认为本就是官办企业，当然归官所有。商人认为虽然名为官办，但主要是商人投资、经营发展起来，当然归商所有。一开始官商矛盾就不断，而后争斗越来越激烈，结果总是官胜商败。

生于广东香山、世居澳门，后到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对中西之间的“落差”感受格外强烈。他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中，明确提出发展现代航运业的主张特别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建议“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这才是“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在李鸿章的延揽下，郑观应逐渐参与洋务运动，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80年，李鸿章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此后他在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要职。职位越高、时间越久，涉入官商矛盾越深。他看到这些官商恶斗中，商人权益最终被政府侵吞。1894年，他在新著《盛世危言》中深入地阐述了“重商”的道理，对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专写了长长的《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他对几个重要西方国家议院的组织结构、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议员选举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他强调中国也应该设立议院，选举议员。他认为议院能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不是别人，而是商人郑观应，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对现代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商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直接启发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后来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商人进行保护，越是在王朝末年，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对商的压迫越严重。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对官商关系作了精辟概括：“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隶，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虽然此时仅郑观应个人明确表达出了这种感叹和认识，但如果没有根本性体制改革，整个商人阶层迟早会集体明确地表达出这种感叹和认识。

“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君主立宪的日本，维新失败，庚子之乱，日本战败君主专制的俄国……这十年的风云剧变与个人体验，使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被迫在《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再禁止本国人民投资建厂，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兴起了一次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1900年这5年间，全国新设立的创办时资金总额在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有127家，资本总额为2027万银元，相当于鸦片战争后到《马关条约》签订前50年间资本总额的一倍。商人的力量空前壮大，具备了“争立宪”的客观力量。

然而，是由下而上经暴力革命实现宪政还是由上而下经有序改革实现宪政，是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选择。

当时支持革命者并不多，赞同、支持革命的商人更少。人们大都希望经温和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实现立宪。社会中上层的商人，当然更不希望社会动荡。

中国向来有行会，但现代商会，却是在西方影响下，迟至1902年才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商会的示范和清政府新政的支持下，各地纷纷成立商会。现代商会的建立，为商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

商人希望立宪，使自己的财产权获得根本保障，认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但同时，他们又反对革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生意不受影响。“立宪派”以商、学两界为主，“商”的力量比“学”大得多，是“立宪派”的基本力量。立宪派的态度、主张，实质就是商人的态度、主张。

由于主张立宪，当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时，得到了各地商会的高度赞扬和热烈响应。或致电中央政府“欢欣鼓舞，翘盼实行”，或发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张灯结彩，游行庆贺。

清廷紧接着宣布，为了预备立宪，必须先改官制。政治体制根本改革前，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路线图”并无大错，然而，由于朝廷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愿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损，结果是争斗激烈、丑闻不断。最后，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在此框架内，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多数未动，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打破了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满族官员的权力更大。

官制改革结果一公布，立宪派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直斥其为“伪改革”、“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为使朝廷“真改革”，立宪派从1907年秋冬开始发动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到1908年夏进入高潮。在立宪派的压力下，清廷为显示为立宪真做准备，在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谕令各省限一年之内一律设立咨议局。咨议局为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比商会更直接的参政平台。

张謇是商界代表性人物，本是“末代状元”，但1894年状元及第后不肯做官，转身兴办实业，卓有成效，成为工商界声动全国的实业家。他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但同时又深深地介入政治，对晚清最后时刻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3年，张謇访问日本四个月，认识到宪政对工商业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回国后就开始热心鼓吹立宪运动。朝廷规定成立咨议局时，张謇主动为江苏咨议局草拟了章程，并于1909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咨议局议长。江苏省咨议局成立后，与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屡有矛盾、冲突，张謇

领导咨议局毫不退让，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虽然这些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以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竟能公然与地方大员相争，毕竟反映出商人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影响全国，意义深远。

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张謇发起组织咨议局联合会。他的提议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先后有16省咨议局代表50余人于1909年12月中旬陆续到达上海，开会商量请愿速开国会之事。经过精心筹划，组成了16省议员共33人的国会赴京请愿代表团。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中旬正式向清廷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要求1911年开国会，但被朝廷拒绝。代表团并不甘心，驻留北京，筹划第二次请愿。第二次请愿运动比第一次的规模大得多，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在向都察院递交的10份请愿书中，其中商会代表递交的就有3份。商界几份请愿书要求不尽相同，言辞亦软硬不一，有的坚持“在商言商”，有的则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求，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宪是国民义务，商人在国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参加请愿责无旁贷。

二、中国工商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法律，政府不受议院监督，导致“民穷财尽，公私交困”。“国家、地方之行政经费，彼得以为所欲为，商人不敢过问”，“人民对于国家只有担任义务之劳，永无安享利权之望”。无国会则国家银行无信用，实际无国家政策，无法制止政府乱收税。因此，必须开国会，成立议院。

三、以事实证明如果不开国会，商界的行为“庶几可告无罪于国人”，是“国家之负我商界，非我商界之敢忘国也”。

四、如果最终不开国会，不仅四万万人努力不够有责，最主要的责任应商人承担。

从中不难看出，所谓“在商言商”部分，也是要求开国会。在一个经济、商业被政治紧密束缚、阻碍其发展的体制中，要求发展经济、繁荣工商，必然要求去其束缚，“言商”不可能不“议政”。对第二次请愿，清廷坚决拒绝，并训示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立宪派并未被朝廷的严辞厉声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愤怒，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

1910年10月，立宪派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这一次与前两次的明显不同之处是全国18省总督、巡抚、将军共19人也联名上奏要求次年开国会。经过御前会议讨论，清廷在11月初发布上谕，宣布立即组织内阁，于宣统五年开国会。宣统五年是1913年，比原定1916年提前了三年，但比立宪派和士绅要求的1911年则晚了两年。

由于清廷宣布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以张謇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此充满期待。清政府危机眼见已过，但1911年5月8日，清廷却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9名为满人（其中7名为皇族成员）。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士绅、商人阶层愤怒异常，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就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即副署了举借外债与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从理论上来说，举借外债与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利权存废，属于省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决议通过。然而，皇族内阁对所有的建议、劝

告、反对、警告都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此举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资最多的绅商的利益。投资铁路较多者，更是商人中的上层，且多是立宪派上层的活跃人物。

为了维权，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了保路运动。很多立宪派的著名人物，成为保路运动中的领导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一个没有基础的巨大建筑，轰然垮塌只是时间问题了。

岂止“袖手旁观”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坍塌。武昌首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绅、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领导人或伤或逃，一时群龙无首，亟欲找声望素著的人物充当新政权的领袖。清军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而政务、交涉之事，则期望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负责。汤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地方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担任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的汤化龙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湖北立宪派领袖，他的表态使湖北其他立宪派人士迅即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党，筹款捐款，维持地方。这对革命党解除后顾之忧，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使新政权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的初步胜利、新政权的渐渐巩固及汤化龙等人的通电，使不少省份咨议局迅速响应革命，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的民众和立宪派，推动了更多地方响应武昌起义。

张謇在几十天中也从开始坚决主张镇压武昌起义、力劝清廷马上立宪，转变为支持共和。他的转变典型地表明了商人态度的变化。

武昌起义发生时，张謇正在武汉。他于1911年10月4日到武昌，参加他承租的大维纱厂正式开工仪式，准备以此为基地在华中大大扩展自己的实业。10日晚，他登舟东下，只见长江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武昌起义已经打响。一直不赞成革命的张謇经安庆到南京，请求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立即前往武昌镇压起义。调动军队毕竟要经过朝廷，张謇此议并无结果。反对革命而力主改革是张謇的两个基点，在建议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他又赶往苏州，连夜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力劝朝廷改革，立即解散“皇族内阁”，马上立宪。他提出，此时对革命党人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是治标之策。而“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

10月下旬，各省纷纷独立，他认为共和已是无法逆转的大势，转而支持共和。他与伍廷芳等人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劝清王朝和平退位，接受共和。“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最后，他们表示自己“不忍坐观，敢为最后之忠告。声嘶泪竭，他无

可言”。11月上旬，他打电报给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告袁要顺应时势赶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以稳定时局。11月中下旬，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标志承认、参加新政权，同时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叛离大清王朝。12月14日，他终于将作为忠于清朝的最后标志的辫子剪掉，并且在日记上写道：“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

从武昌首义至四川军政府成立，50天内，共有14个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为最后倾覆清廷，民国肇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相当一部分省份是以立宪派为主，甚至某些省份还是由立宪派独自完成。辛亥革命，立宪派功莫大焉。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绅商最有力量，而孙中山以前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立宪派（绅商）的支持。立宪派革命化，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连张謇这样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密切联系、直到革命枪响后仍力主镇压的商人，最后都转而支持共和，足以说明清政府政策的整体性失败。

中国传统，商人谨守“在商言商”的原则，确是“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然而在晚清的最后时刻，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却空前高涨。正是他们的向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存亡。历史上，中国商人从未担当过如此重任。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中，传统商人渐渐转化成为现代新型商人。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与崛起，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自然要求规范既往社会结构的种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与传统商业相比，现代商业对法治的要求更为强烈、更为复杂，其中，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尤为重要。“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则，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们再不甘心“视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们的认识由浅而深，有此认识的人数由少而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立宪运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商业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没有宪政的语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会要求立宪，而商人要求立宪，也就是“在商言商”。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