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

第一篇：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

10级社会保障 唐乐乐 201012040408

前言：

澳大利亚在大洋洲被称为经济与社会福利最协调的国家，这离不开澳大利亚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以社会救助为核心，以缓解贫困为政策目标，国家财政给予全力支持。

社会保障简介：

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有1800多万人口的联邦制国家，由联邦政府及六个州和两个领地政府组成，下设650个地方政府。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09年，以社会救助为核心，辅之以部分社会保险计划（主要是强制性职业年金和自愿养老金储蓄计划）和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具体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家庭津贴、伤残保障、优待抚恤、住房补贴、移民补助、救灾补助以及社区服务等。在澳大利亚，所有的社会保障津贴，除了儿童补助之外，都是根据收入调查的，所有津贴都实行单一比率，而且都由总国库直接支付。社会保障模式：

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模式属于社会福利救济与个人储蓄混合模式。在任何情况下，单一的老年保障制度也许都是不足的，比如，强制性储蓄积累制度（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够解决所有人的养老问题。这时，就有必要引进其他辅助制度，同时采用多种老年保障制度，以弥补单一制度的缺陷。社会福利与个人储蓄这种混合模式就是为了互补这两种模式的不足而采用的。它的特征是以个人储蓄养老金为主、社会福利救济为辅的一种养老保障制度。主要采用这种模式的有澳大利亚，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澳大利亚于1992年引进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减少对社会福利救济的依靠和增加储蓄，从而增加投资。通过资本的积累和增加投资，以此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人们多储蓄，个人储蓄的养老退休金都可以减免税金并由民营基金公司经营养老金。养老退休金由强制性储蓄和自愿性储蓄两部分组成。到退休时，人们可以一次性地提出全部养老金或逐年提取。通过税制的方法，政府试图鼓励人们逐年提取。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仅对特定对象提供社会保障，主要是生活贫困者,其余社会成员通过市场途径去谋求个人保障,因而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市场型保障制度。社会救济金与公共补贴是政府所采用的主要手段。

模式形成原因：

同西方国家相比较，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发展速度显得颇为缓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多组数据表明，1955一1970年，在其成员国中，较之以国民生产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澳大利亚用于福利事业的经费的增长率是最慢的。澳大利亚在60年代初与70年代中期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经费分别占本国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9.6%和12.8%，低于18个成员国的平均值，即13，2%和18.8%，列倒数第3位其福利制度的完备程度上，也多有逊色于别国之处。虽然其受益范围在扩大，但仍有诸多盲区。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在1990年澳就业人口中，20%是难以享受到就业保险的零工，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是16.9%和17.6%。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

是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 1

度尚不及西方国家，而福利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成熟和发展的产物。

二是就社会情况而言，澳大利亚贫富悬殊不大，社会富裕程度较高，因此，建设福利制度的迫切感不如欧美国家。

三是就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基于英国福利制度的模式，在吸取经验教训和谨慎探索中，结合本国具体实际情况，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一方面避免了诸多失误和损失，但另一方面则导致其发展速度缓慢。澳大利亚福利制度形成的历史从20世纪初算起，已有一个世纪。作为澳大利亚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与特征之一，它是伴随着民族的成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演进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提高、扩展、加深、修正和补充，逐步得以形成、完善和确立。在这过程中，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所具有的本土化扬弃功能显示出了巨大作用，使原本被澳大利亚人视作“舶来品”的西方福利制度逐渐植根于澳洲大陆，进而形成适合澳洲社会，具有澳大利亚特色，并促进澳大利亚社会转型的社会制度。它对人们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难以估量的。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一)社会保障模式和水平应与国力、国情相适应。澳大利亚现行的全民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与该国多年来的国力、国情的发展变化是基本相适应的。人口少、国力强是澳大利亚的一大特征,这也是其实施高福利的主要基础。与澳大利亚相比,我国的情况反差很大。首先是人口多,为世界之最,是澳大利亚的66倍。而且居民身份复杂,有农业与非农业之分,老年人比重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快。再看综合国力,我国人均GDP只有6231元人民币,还不到澳大利亚的二十分之一。加之,我国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较大,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保障模式只能是多层次、城乡有别的,而不是全民型的保障,是温饱型的保障而不是福利型的保障。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

(二)坚持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担负、“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有上百年的历史,在社会保障金的供给方面,由联邦政府预算大包大揽、联邦与州政府分级负担到联邦政府、州政府与雇主、雇员共同负担,经过了许多周折,闯过了多种难关,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里程碑,并正在着力推进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虽然时间短,但社会保障金由政府、企业(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机制是来之不易的,行之有效,路子对头,方向正确,应坚持下去,加以完善。今后,应逐步降低政府预算的投入比重,逐步提高个人、企业(单位)的负担比例。只要与财力、国力和个人、社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政府的负担比例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不会影响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地位和作用。更不能以政府投入比例的高低去确定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调控与监管职能。特别是在政府投入比重降低以后,一定要更加重视和加强政府的监管。

(三)强化财政部门对社会保障的调控能力。在社会保障方面,从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到财务会计和保障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多头”管理中,财政部门不仅显示了重要职能和作用,而且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之高,也是少有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前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全国财政系统率先成立了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在中央一级,专门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打破了社会保障由劳动、民政、人事、卫生“割据”的局面。与之配套,省以下也将作相应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调控能力还不强,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只有10%左右,仅相当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已经进入了“危机”时期,养老、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正在“吃老本”,不少地方难以为继。今后,必须“及时、足额”地把社会保障支出真正摆到各级政府预算的重要战略位置,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四)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澳大利亚有社会保障大法,还有十几部单项社会保障法规,目前的文字量已是六年前的2倍多,而且每年都要修改4—12遍。相比之下,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明显滞后,大“法”没有,小“法”也没有,严格起来讲是一无所有。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和现实出发,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制方面应该把握这样几点:一是大小并举,全国推进。既要加快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立法,也要重视和强化地方性法规的建设,最好自上而下。二是先起步,再完善。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在我国进行社会保障立法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迫在眉睫。应先期出台,再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不可能一劳永逸。三是宜“粗”不宜“细”。过于求全、求细、求严,不利于尽早出台,甚至有可能长期“扯”下去。但是,也不能粗制滥造,漏洞百出。四是突出重点,由点到面。如养老、失业、医疗三大社会保险,既是当前的热点、难点,也是改革的重点,如能有所突破,对整个社会保障立法意义重大。

(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我国建立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应注意如下四个环节:一是建立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障委员会,赋予其相应的职能。二是加强社会对保险基金征收、支付、积累、运营、保值增值情况的监督。三是加强财政、审计监督。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审计部门对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财务收支、资金管理和运营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审计,并将结果向本级政府报告。四是加强社会保障系统内的监督、测评,从制度上杜绝虚报冒领社会福利现象。如建立虚报冒领监测、评估程序,对保障对象的财产、收入、就业等情、况进行评估、测评,对不够条件的停止救济,并给予一定的惩罚。

第二篇：澳大利亚模式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澳大利亚不方便法院原则研究

徐伟功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法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澳大利亚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实践，并一直追随英国传统的做法。但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拒绝英国“更适当法院”的新标准，并建立了自己较为严格的“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标准。澳大利亚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实践，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不方便法院原则；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拒绝；建立

A Study of Australian Forum Non Conveniens

Xu Wei-go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Australia had forum non conveniens doctrine practi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accepted the British traditional rules.But Australia rejected British more appropriate forum method and established its own strict standard, i.e.clearly inappropriate forum in the end of 80’s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90’s.The practice of Australian forum non conveniens doctrine gives our country important revelation.Key words: Forum non conveniens doctrine;Clearly inappropriate forum;Rejection;Establishment

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联邦制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主要沿袭英国的法律制度。但在长期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它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澳大利亚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实践，并一直追随英国传统的做法。由于英国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74年起，英国逐步放弃了传统的标准，采用了“本质法院”或“更适当法院”的新标准，这一新标准也曾为一些澳大利亚下级法院所采纳。但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1988年的Oceanic Sun Line Special Co.Inc.v.Fay一案中，拒绝采用英国“更适当法院”的新标准，逐渐偏离了英国的做法。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1990年Voth v.Manildra Flour Mills Pty Ltd一案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新标准。

一、背景

澳大利亚传统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与英国一样，区别两种情况，分别对待。第一种情况是涉及到在法院地范围内送达传票的案件；第二种情况是涉及到当被告在外国或送达时不出现在管辖区内时的案件。前一种案件是根据普通法所建立的管辖权原则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后一种案件是根据各州或地区的成文法主张管辖权。澳大利亚各管辖区的法院都制定有关向澳联邦管辖范围外的被告送达传票的规则，它是有关各管辖法院扩大其管辖权的规则。这种对管辖权的扩大行使权限，主要取决于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现在澳大利亚许多州如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和北部地区的最高法院都不要求向管辖区外的被告送达传票之前申请送达许可。但也有一 徐伟功（1970-），男，汉族，江苏镇江人，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悉尼大学亚太法律中心访问学者（2001—2002），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学的研究。些最高法院如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西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最高法院对管辖外的被告送达，要求原告事先申请送达许可。不管如何，在以上两类案件中，被告都可以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要求法院中止或拒绝诉讼。

在法院管辖区内送达传票的案件中，澳大利亚法院遵循英国St Pierre v.South American1一案中所确立的滥用程序的标准；在对管辖区外被告送达传票的案件中，首先必须要求地方法院是一个方便法院，所以有关中止诉讼要求表明烦扰、压迫或滥用程序的规则不适用于这类案件。法院在认定其是否是方便法院时有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是原告寻求对管辖区外的被告送达传票，所以原告必须承担本地法院是方便法院的举证责任。法院认为通过域外送达传票建立起来的管辖权是过分的2管辖权，法院行使这种管辖权就要特别谨慎。在这一类案件中，被告也可以提出不方便法院的申请，其有关管辖区外的证据位置以及存在外国管辖权选择条款将得到充分考虑，具有很强的权重。3一般而言，在域外送达传票案件中的不方便法院规则与在域内送达传票案件的不方便法院规则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关于举证责任问题。在域外送达案件中，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在域内送达案件中，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二是关于不方便法院相关标准问题，在域外送达案件中，主要是证明本地法院是审理案件更为适当的法院。

然而，英国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模糊了普通法的案件与域外送达传票案件的区别，把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合并在一起。由于国际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增长、交通工具的先进、选购法院情况的增加，英国开始放弃了在St Pierre案中所建立起来的严格标准，采取了更加灵活的不方便法院的标准。

二、拒绝英国新方法

（一）Oceanic Sun Line 案

虽然英国Spiliada案所建立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新标准为新西兰等国家所追随，也曾为澳大利亚一些下级法院所采用。4但在1988年的Oceanic Sun Line Special Co.Inc.v.Fay一案中，5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却拒绝采纳这一原则。

本案原告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居民，被告是希腊一家轮船公司。原告决定到东地中海去旅游，主要游玩希腊附近的小岛。原告通过澳大利亚的一家旅游机构安排海外的旅游，并得到了被告公司旅游轮船航程安排的宣传小册子。宣传小册子包含着一项声明，即关于旅客运输的事项遵守船票合同中的有关条款，旅客可以在任何被告轮船航线办公室里看到这些内容。但是原告没有阅读到关于合同条款的内容，原告在到达希腊之前也没有收到他的船票，也不清楚被告是否有轮船航线办公室在澳大利亚。原告只是通过在悉尼的旅游机构代为预订船票和支付相关的费用给被告在澳大利亚的办事机构。在原告离开澳大利亚之前，他仅得到了船票的交换单。交换单将在希腊轮船起程前正式交换船票。船票中包含了原告并不知道的一些条件，船票第13条规定，任何对承运人的诉讼必须仅仅在希腊雅典法院提起，希腊雅典法院具有排他的管辖权。第12条（F）项规定了人身伤害限制责任的内容，即任何人身伤害的赔偿不超过5000美元。在航行过程中，原告参加了一种射击娱乐活动，受到了重伤。他立即被送到雅典一家医院治疗，随后他回到了澳大利亚。在返回昆士兰之前，他在新南威尔士悉尼市进行了多次手术。由于希腊公司的轮船在纽约州出现，原告首先在纽约州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纽约州法院根据被告的申请，以不方便法院为理由拒绝了诉讼。原告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根据其法院规则第10条第5款第2项的规定，即如果侵权的损害结果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新南威尔士的，新南威尔士法院具有管辖权，对被告公司进行了域外送达传票。被告公司作出了有条件的出庭，并提出了驳回诉讼请求或中止诉讼的动议，12 1K.B 382(1936).Hagen(1908)P189at 201;Mackender v.Feldia Z.Q.B.590(1967).3 Evans Marshall Co.Ltd v.Bertola SA 1 W.L.R.349(1973).4 Eg, Ranger Uranium Mines Pty Ltd v.BTR Trading(QLD)Pty Ltd(1985)34 NTR 1;Muller v.Fercott(1981)37 A.L.R.310;Garseabo Nominees Pty Ltd v.Tanb Pty Ltd(1979), NSW L.R.663.5 79A.L.R.9（1988）。理由是：（1）根据船票第13条的有关规定，原告必须接受希腊雅典法院的管辖权；（2）根据案件的所有情况，希腊是原告提起诉讼的适当法院。审判法院拒绝了被告所有的动议，被告上诉到澳大利亚高等法院。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以三比二的多数拒绝了被告中止诉讼的请求。针对被告中止诉讼的第一个理由，就需要法院决定印在船票上的第13条的法院选择条款是否构成了旅客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第13条构成运输合同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被告的中止诉讼的动议将会被准予。法院认为这一问题应该适用法院地法即新南威尔士法律来决定。根据新南威尔士的法律，合同于原告新南威尔士接受船票交换单时成立，由于当时原告并不知道船票中包含强制管辖权的条款而且被告也没有特别的做法引起原告注意这一条款的存在，所以第13条不构成运输合同的一部分，拒绝了被告根据船票第13条中止诉讼的理由。

对于被告中止诉讼的第二理由，即新南威尔士是一个对案件审理不适当的法院，希腊雅典是更为适当的法院，法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法院的判决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得到多数支持。布伦南法官坚持适用传统烦扰、压迫或滥用程序的标准；威尔逊和图海法官则坚持适用英国法院的更适当法院的标准；而狄恩法官则提出了中间方法——“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标准。高杰法官在单独的判决中表示赞同狄恩法官的方法。布伦南、狄恩、高杰三位法官形成了多数意见，拒绝了被告中止诉讼的请求。威尔逊和图海二位法官则为少数不同意见者，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方法，准予了被告不方便法院的动议。显而易见，在本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没有象其他英联邦国家一样，采纳英国灵活的“更适当法院”的标准。但是澳大利亚也没有形成一致权威的方法。本案判决作出后，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比评，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审判领域里的黑暗。6

1．布伦南法官的观点

布伦南法官在全面考察了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发展后，得出结论，英国司考特法官在St Pierre案中所建立的烦扰、压迫和滥用程序的公式是澳大利亚的法律，应该得到保留，并且压迫和烦扰两词必须按照它们通常的意思去理解。布伦南法官之所以拒绝英国的新标准，其理由：（1）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新标准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完全交由英国法官自由裁量，使得英国法官具有极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是依靠可行的精确原则，仅仅是根据法官对所有诉讼当事人的利益以及正义的适宜的看法基础上。况且英国的新方法只有在比较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后才能得出结论，也就是说在比较本地法院根据本地法律实施正义以及外国法院根据外国法律实施正义的基础上才能决定是否中止诉讼。这与澳大利亚的法理是不相符的；（2）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新方法将有损于澳大利亚的法律。布伦南法官认为澳大利亚法院行使管辖权的责任就是要执行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包括澳大利亚国际私法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法院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拒绝本地法院的诉讼，满足外国法院在其被认为是适当法院时的管辖权，将会损害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致使这一权利处在极为不稳定的状态，并且使权利取决于法官自由裁量的判决上；（3）澳大利亚的法理就是设计为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反对不必要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布伦南法官引用了拉丁格言来论证他的观点：“最好的法律是尽可能少信赖（依靠）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最好的法官是尽可能少相信其判决的法官。”7他认为这一格言正确表达了一个自由社会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一般来说，法律权利的性质就是对法律赋予其既得权的个人有权寻求国家权力去执行它。为了这一目的，法律必须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并且当当事人寻求执行法律权利时，法律原则依赖法院的义务去行使管辖权。

2．狄恩法官的观点

狄恩法官在论述到传统的方法时，使用了较为灵活的解释方法。他认为“烦扰”、“压迫”或“滥用程序”并不是描述原告的行为，并不涉及到原告任何道德方面的问题，只是仅仅表明在法院继续诉讼将会对被告所造成的客观影响。他解释到“压迫”在不方便法院案件中应理解为严重和不公平67 Michael Pryles, Judicial Darkness on The Oceanic Sun, The Australian Law Journal 62 P74.(1988).Optima est lex quae minimum relinguit arbit arbitrio judicis;optimus judex qui minimum sibi.的负担、偏见或损害；“烦扰”应理解为能产生严重和不正义的麻烦和困扰。狄恩法官对司考特法官在St Pierre案所建立公式的解释，非常类似于英国上议院在The Atlantic Star 一案中的解释。在The Atlantic Star 一案中，英国上议院第一次对传统的方式进行了灵活的解释。狄恩法官接着探讨了澳大利亚是否采纳英国新标准的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发展的本质就是扩大了中止诉讼的规则，实行了“本质法院”或“更适当法院”的标准。为了决定澳大利亚是否适用英国新标准，他认为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原则、权威和政策。关于法律原则，他认为澳大利亚法理的基本信条就是只要存在管辖权，进入法院是一种权力。澳大利亚的原则表明了不能接受灵活的英国标准；关于权威方面，平衡澳大利亚的权威有利于接受传统规则。狄恩法官求助于1908年的Maritime Insurance Co.Ltd v.Gealong Harbour Trust Commissioners一案，8法院在该案中建立了“烦扰”、“压迫”和滥用程序的标准作为判断是否中止诉讼的理由。这一标准一直是澳大利亚的权威标准；关于政策方面，狄恩法官认为这方面并不十分清晰。他认为公共利益方面的因素包括法院行政的费用、法院的延迟、法院日程安排的拥挤以及法官的工作负担，都倾向于接受英国的新标准。但是他认为这些因素通常不被澳大利亚法官所考虑。在私人利益方面要求诉讼当事人到最为适当法院诉讼即便利当事人的因素以及国际礼让都支持采用英国不方便法院的新原则。同时，他也认为有些政策反对采用英国的方法，如反对诉讼中的不确定性政策。狄恩法官认为基于政策方面的理由是任意性的而非强制性的。

狄恩法官在分析澳大利亚传统方法时，建立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则：（1）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本地法院在特别诉讼程序中，是处理诉讼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明显的不适当法院”；（2）被告的举证责任是繁重的，只有在明显的案件中才能被解除；（3）如果被告能够使法院满足审判法院是审理案件的“明显的不适当法院”，并且存在对原告可以提起诉讼，被告接受管辖权的可适用的外国法院，那么本地法院将赋予中止诉讼，除非原告能够建立起特别的例外情况。9

狄恩法官评论到英国的“较为宽泛”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一般情况下能够符合他对传统规则的理解。他认为英国法院在Spiliada案中所讨论的相关“联系因素”以及“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对采用传统方法分析案件提供了帮助。在他看来，英国与澳大利亚模式之间的不同就在于：根据英国模式，在推定外国法院是“本质法院”，而本地法院不是明显的不适当的法院案件中，法院可以赋予中止诉讼；根据澳大利亚模式则不行。在这一点上，狄恩法官认为英国的原则比澳大利亚宽泛。然而，狄恩法官也承认，外国法院是审理案件的“本质法院”，而本地法院又不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3．高杰法官的观点

高杰法官参加了狄恩法官和布伦南法官的行列，拒绝采用“更适当法院”的方法。首先她认为英国的发展情况与澳大利亚不一样，英国于八十年代成为欧共体的成员国，欧盟不单单是国家的联盟，而且联盟自己有立法机构、法律以及法院。英国加入欧盟后，管辖权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澳大利亚却无此情况，没有必要跟随英国的变化。另外，她还认为如果法院地法恰好是争议所要适用的法律，那么原告所选择的法院就不能认为是不适当的。在本案中，高杰认为新南威尔法律将得到适用，所以新南威尔士法院不是一个不适当的法院。

4．威尔逊和图海二位法官的反对意见

威尔逊和图海二位法官共同提交了一份判决，他们拒绝了原告认为英国Spiliada案所作出的法律与新南威尔士无关以及正确的原则仍然是司考特法官在St Pierre一案的决定的辩解，同意接受英国在Spiliada案所建立的新标准。他们在判决中写道：“我们同意高夫爵士在Spiliada案中的方法。依我们的观点来看，英国法律从The Atlantic Star一案以来的发展，不能归结于地方性考虑，例如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而是归因于这个世纪通讯和交通的巨大变化以及在相互紧密联系世界中国际礼让的考虑。St Pierre所提出的原则只能适合十九世纪的情况，不能适应现代环境。基 89 1908 6 C.L.R.194.(1988)79.A.L.R.945-947.于此，我们同意上诉法院柯尔比法官的观点。Pierre原则是如此地限制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以致使法院不能很好地处理法院选购问题。”于是他们就适用了Spiliada案的方式去处理该案，他们发现原告是澳大利亚居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视作为选购法院的外国原告。接着，他们开始检查哪一个法院与案件具有真实和实际的联系。虽然合同是在新南威尔士成立的，他们却认为诉讼是关于侵权方面的问题，被告是希腊公司，有关的事故发生在希腊水域的希腊船上，航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希腊港口。根据Spiliada案中的公式，希腊法院是一个审理案件更为明显的适当法院，中止诉讼将被准予，除非其他情况能够表明正义需要诉讼继续在新南威尔士进行，这一方面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他们还注意到要求原告到希腊诉讼会增加费用以及会出现语言上的困难。虽然这是明显的不利之处，但他们认为这不具有足够的权重使希腊法院不被看作是适当的法院。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多数法官建立了三个原则：（1）他们决定不采纳英国的“更适当法院”原则；（2）他们决定将保留烦扰和压迫的传统方法以决定是否中止诉讼；（3）根据狄恩法官对烦扰和压迫两词的解释，他们建立了“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

虽然大多数法官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明确地拒绝英国的方法，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指导澳大利亚法院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拒绝诉讼。正如两位反对法官所指出：“在解决本案当事人的争议时，法院的决定并没有能够产生精确和权威的原则，来处理有关中止诉讼的问题，建立统一标准的决定必须等到另外的一天。”

（二）、下级法院的反应

虽然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但狄恩法官“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却被下级法院经常采用。如在Kimberley NZI Finance Ltd v.Fergusor一案中，法院就采用了这一标准。10在该案中，原告为一公司的股东，被告是公司的主管和稽核员。由于被告报告中的错误陈述，致使原告财产受到了损失。诉讼在西澳大利亚法院进行，西澳大利亚是原告从事商业的地方。被告提出中止诉讼，辩解到诉讼应该在维多利亚法院进行，因为维多利亚是两被告作出报告的地方以及所有与公司有关纪录的地方，而且还是被告证人的所在地。但西澳大利亚法院适用了狄恩法官的方法，认为西澳大利亚法院并不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拒绝了被告中止诉讼的请求。同样在Lee v.Johson Jaylor and Co.Pty Ltd 11以及Reese Bros Plastics Ltd v.Hamon-sobelco Australia Pty Ltd.12等案中都适用了狄恩法官的方法。在这些案件中，法院认为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代表着Oceanic Sun Line基本的法律，因为该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得到下级法院的适用。

（三）、学者的批评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对Oceanic Sun Line一案作出判决后，学者纷纷给予了批评。有学者认为该案的判决从各个方面来看，是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决定。该案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没有明显比例作出决定的典型案件。13米歇尔则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审判的黑暗，14并认为文明社会的进步是两步发展，一步倒退，法律也是如此，而Oceanic Sun Line案中法院的决定代表着一步后退，一步极大的后退。15总而言之，这些持批评的学者都是主张澳大利亚应该采取英国灵活的标准。

除认为Oceanic Sun Line 没有建立统一标准以及没有正确区分域内送达传票案件与域外送达传票案件的不同外，其具体反对意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拒绝适用英国标准的理由不充分。（1）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布伦南法官反对运用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主要理由。米歇尔承认不确定性是不方便法院原则最大的缺点，但这种缺点必须和不方便法院新方法的优点相比较。根据英国的实践，这种缺点并不是大到拒绝不方便法院新原则。针对布伦南法官认为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需要比较各国法律制度的观点，米歇尔认为英国法院并没有 1011 W.A.R.288(1988).W.A.R.(1988).12 C.A 417(1989).13 Michael Garner, Toward an Australian Doctrine of Forurn Non Convenien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8(1989)P375.14 Michael Pryles, Judicial Darkness on The Oceanic Sun, The Australian Law Journal 62(1988).15 Michael Pryles, Judicial Darkness on The Oceanic Sun, The Australian Law Journal 62(1988).陷入比较各国的法律制度。在英国，连英国法官自己也承认比较外国法是不适当的。例如在Amin Rasheed Corp v.Kuwait Insurance Co.案中，16法官认为：“以我的观点来看，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程序、方法、法院的名声，这是不适当的”。另外，由于举证责任制度同样可以减轻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不确定性。在Spiliada 方式中，一般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法院对被告的证明不确信，必然会行使自由裁量权反对被告的动议；（2）损害澳大利亚法律。米歇尔认为这一理由是既得权说的体现。既得权说早已被美国学者库克和劳任森林所打破；（3）权威。米歇尔认为Oceanic Sun Line一案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遇到是否运用英国新规则的第一个案件，故尔没有先例。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些下级法院适用英国的新规则。

2．适用英国新标准具有较强的理由。（1）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美国大多数法院接受了灵活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美国的方法与英国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澳大利亚固守传统规则意味着脱离其他国家发展的步伐之外；（2）正义。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发展，原告很容易在众多国家选择法院诉讼，这明显地会产生法院选购现象。原告可能选择与案件没有多大联系的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允许这种诉讼，对被告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3）平衡宽泛的管辖权。宽泛的管辖权规则使法院选购成为可能，澳大利亚许多州的最高法院都建立了宽泛的管辖权规则，并且大部分最高法院管辖权规则对域外送达传票都不要求原告申请送达许可。宽泛管辖权制度的存在，极可能被原告所滥用，造成对被告不公平的现象。英国灵活的不方便法院原则恰能平衡这种宽泛的管辖权；（4）立法的发展。澳大利亚近几十年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重要立法。虽然这些立法没有直接涉及到中止诉讼的问题，但也揭示了在这一领域采取灵活方法的政策。澳大利亚于1974年制定了《仲裁法》，《仲裁法》要求在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时，澳大利亚法院必须中止诉讼。另一个立法就是交叉授权立法，交叉授权立法主要是关于联邦与州之间，以及州与州之间案件的移送问题。如果其他州或联邦法院是审理案件更为适当的法院，法院就可以移送案件。

三、建立自己的新规则

17在1990年Voth v.Manildra Flour Mills Pty Ltd一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建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统一标准——“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标准。

（一）事实

原告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两家公司，它们都是Manildra集团公司的成员，主要从事淀汾以及淀粉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第一原告是集团公司的主要公司，第二原告在美国堪萨斯州根据堪萨斯州法律设定了一个全资子公司。两原告通过该子公司在美国销售淀粉以及淀粉制品，它们自己都没有在美国直接从事有关商业活动。

从1976年到1983年期间，集团公司的成员销售产品给美国的子公司，然后由美国子公司再在美国销售。这样，子公司就成为第一原告的债务人并且要支付货款给原告。在这期间，美国税法要求第一原告对其从美国子公司得到的收益有义务交纳所得税而且美国子公司有义务代为扣除和预留税款。但是美国子公司在1976年到1983年间，没有代扣预留税。这一疏忽是由于被告所造成的。被告是美国密苏里州的公民，从事会计事务工作。由于被告没有建议美国子公司在支付原告公司货款之前扣除预留税，致使美国子公司自己承担税款以及支付罚款。进而原告公司有义务赔偿美国公司的税款以及赔偿罚款。于是原告在新南威尔士法院对被告提起了诉讼。根据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规则》第10条第1款（E）项的规定，新南威尔士法院具有管辖权。被告进行了有条件的出庭，并提出了两项动议：（1）新南威尔士没有管辖权，要求法院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2）美国法院是审理案件的更为适当的法院，要求法院中止诉讼。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以及上诉法院认为诉讼符合法院规则规定，法院具有管辖权。接着，被告上诉到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就关于中止诉讼问题作出了判决。

1617 A C 50at 72(1984).65 A.L.J.R.(1990).（二）、高等法院的决定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形成了三份判决书，其中有二名法官单独形成了判决书，另外四名法官却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建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统一标准。他们的判决书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问题的。

首先他们分析了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不同法官不同的观点。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布伦南法官是采用了烦扰、压迫或滥用程序的传统方法，并且对这些词语从严格的意义上加以解释；另一方面，狄恩法官当然也同意采用传统的方法，但他却同意英国法院在The Atlantic Star 一案中对烦扰、压迫两词进行的灵活解释。狄恩法官认为如果被告能在特别案件中证明本地法院是一个审理案件的明显的不适当法院，那么继续在本地法院的诉讼将会是压迫和烦扰的。他们认为，“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方法比布伦南法官适用的传统方法要广泛一些，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即在某些情况下，继续在原告所选择法院的诉讼，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对被告产生烦扰和压迫或滥用程序，但会对被告产生不公平的现象，而要求诉讼到另一管辖权可适用的替代法院诉讼，并不会对原告产生不公平。所以，可能在诉讼或当事人与原告所选择的法院没有多大联系时，致使被告承受巨大的不便以及费用。如果适用传统的原则，在这种案件中，中止诉讼将很难被准予。如果采取了“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只要本地法院被认为是明显的不适当的法院，一般就会准予中止诉讼。既然传统方法容易产生这种极端的结果，所以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比传统方法更好。这也是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美国不再继续适用传统方法的主要理由。他们决定采用狄恩法官的观点。

其次，他们考察了英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发展情况。在英国The Atlantic Star一案中，烦扰和压迫两词被进行了灵活解释，接着在Macshannon一案中建立了新规则，最后英国在Spiliada一案中，建立了不方便法院的基本原则。不方便法院的案件只有在法院被满足在其他地方存在另一个审理案件更为适当的法院时，中止诉讼才会被准予。也就是说，为了所有当事人的利益以及正义的目的，在替代法院案件能够得到更适宜的审理。同时，他们指出“本质法院”和“更适当法院”的术语可以互换使用。18并在此基础上，他们比较了“明显的不适当法院”与“更适当法院”的两种方法，并得出结论，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更好一些，因为其不需要法院比较不同法院的法律制度。19他们认为，在多数案件中，适用“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方法的结果与适用“更适当法院”方法的结果是相同的。两种方法之间的不同仅仅存在极少数特别的案件中，即可适用的外国法院是本质法院或更为适当的法院，但本地法院却不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案件。“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着重考虑继续在原告所选择法院的诉讼所出现的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而不需要作出比较两个法院之间的决定。但这不意味着在适用“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时，拒绝对相关替代法院适当性的考虑。外国法院救济的可适用性通常是决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一个相关因素，但是这一决定并不是依靠比较法院之间的程序或外国法院的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等评价上。在采用“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方法时，还会出现一种特别情况，本地法院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但却没有其他替代法院具有管辖权审理案件。

接着，他们考虑了相同的原则是否应该适用于域外送达的案件中。他们认为“明显的不适当法院”原则同样适用于域外送达的案件中，只不过在域外送达的案件中，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本地法院不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

最后，他们根据“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来具体分析本案的事实。他们认为本案诉讼请求的实质就是关于疏忽的侵权。也就是说被告没有能够正确地提供会计服务。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如果存在侵权的话，侵权行为实施地就在密苏里州。法院进一步承认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拒绝采用在Phillips v.Eyre一案中20的双重可诉的原则。既然侵权行为实施地在密苏里州以及将适用密苏里州的法律，他们得出结论密苏里州是审理案件的更为适当的法院。然而，这仍然需要决定新南威尔士是一个明显的不适当法院。他们认为有利于中止诉讼的因素有：诉 1819 65 A.L.J.R.(1990).65 A.L.J.R.(1990).20 L.R.6 QB1(1817).讼与密苏里州的法律有着实质的联系；被告的住所以及工作所在地在密苏里州；密苏里的会计职业标准与被告的责任有关；相关的行为以及疏忽主要发生在密苏里州；原告所主张的大部分损失主要是由于美国税法引起的；与诉讼有关的大部分证据都处在密苏里州；另一方面不利于中止诉讼的因素有：原告是新南威尔士的公司，案件在某些方面与新南威尔士及澳大利亚税法有联系，大部分的损失发生在新南威尔士。但是，多数法官认为这些因素没有多大权重。

除此之外，原告还提出了三项合法的法律利益：（1）密苏里州存在诉讼时效限制的问题，即使原告同意在密苏里州诉讼，也会因超过密苏里州的诉讼时效，而被拒绝受理；（2）有证据表明对这种案件，在密苏里州即使原告胜诉，其赔偿中却不包括律师费用；（3）有证据表明，密苏里州的法律更少有利于原告，原告在密苏里州获得损害的救济要比在新南威尔士要少。对于第一个利益，法官认为可以通过附条件中止诉讼来解决；至于第二个、第三个利益，与其他有利中止诉讼的因素相比，并不能足以阻止法院得出新南威尔士是一个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结论。

从以上多数法官的判决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原则： 1．“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不方便法院的案件，包括法院在管辖区内送达传票的案件以及在管辖区外送达传票的案件。21

2．在Spiliada案中的“更适当法院”的方法需要涉及到比较、平衡不同法院之间行使管辖权的适当性，而“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仅仅注重本地管辖权的适当性。所以，虽然替代法院的适当性以及能否为原告提供适当的救济与决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有关联。但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其他法院可适用于原告时，澳大利亚法院也会被认为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早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狄恩法官就作了如此说明，替代法院的存在至少不是在所有案件中是赋予中止诉讼的先决条件。相比较而言，在“更适当法院”方法下，赋予中止诉讼就需要另一适当的替代法院的存在。22

3．Voth案中多数法官强调原告有权根据普通法或成文法送达规则行使管辖权，但这一权力并不赋予太多的权重。

4．在Voth案中，法院表明在英国Spiliada案中讨论的“相关连接因素”和“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同样可以适用于“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中。23连接因素是法院与诉讼对象之间相联系的因素，如当事人所在地，当事人从事商业的地点，适用的法律；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一般包括：本地法院获得更多的赔偿，存在较为有利的诉讼时效，在法院地存在能够满足任何获得判决的财产等。关于连接因素与法律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在Spiliada案中，法院认为首先考虑有关连接因素的问题。如果根据连接因素，外国法院被认为是“本质法院”的，那么只有在极少数的案件中，原告的特殊法律利益将会阻止中止诉讼。在Voth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对连接因素与法律利益之间关系的态度不是很明显。“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方法反对“更适当法院”的方法，并给予了原告法律利益更多的权重。但在Voth案中实际的决定却是相反的，法院尽管声明原告审判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权重，却忽略了原告在新南威尔士可以获得明显的法律利益，其理由就是诉讼与美国有更为紧密的联系。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理由在这一点上与“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不相一致。24

5．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认为“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方法与“更适当法院”方法之间的区别甚微，在大多数案件中，适用两者的方法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

（三）、举证责任

在Voth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关于举证责任问题区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一种是域外送达传票且需要法院许可的案件；另一种是域外送达传票且不需要法院许可的案件以及被告在管辖区内被送达传票的案件。在需要法院许可的案件中，不管是在原告申请送达许可的阶段，还是在随后被告 2122 171C.L.R.538, 570-1(1990).165 C.L.R.197(1988).23 171 C.L.R.538,564-5(1990).24 PE Nygh, Conflict of Law in Australia(6th ed ,1995)108.出庭申请驳回送达的阶段，举证责任一概由原告承担，原告必须表明：（1）诉讼是根据特别的法院规则且与法院地有联系；（2）法院不是审理案件的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相比较而言，在域外送达传票且不需要法院许可的案件以及根据普通法域内送达传票的案件中，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本地法院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

虽然，高等法院清楚地表明在需要送达许可的案件中，举证责任在被告申请驳回送达的阶段仍然由原告承担，但有的法院在随后的案件中却采取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首先有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诉讼符合法院规则规定的条件。一旦原告建立了管辖权之后，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告身上，再由被告表明澳大利亚法院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25其他联邦法院的法官仍然坚持Voth观点，无论在何阶段，都一律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26所以，关于在需要送达许可的案件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有必要对此进一步的作出澄清。

（四）、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分析因素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Voth 一案中，认为法院在决定是否中止澳大利亚的诉讼时所考虑的因素与英国法院在Spiliada案中所列举的因素相同，包括私人利益因素以及公共利益因素两个方面。私人利益因素一般包括当事人的住所、诉讼原因所在地、相关的诉讼、证人的地点等；公共利益因素一般包括法院的负担，法院的行政困难等。根据狄恩法官的观点，在适用澳大利亚原则时，法院不必要考虑有关的公共利益因素。

1．原告选择的法院

在Oceanic Sun Line 案中，狄恩法官就指出，原告有权选择法院以及将其诉讼请求得到审理和决定。狄恩法官认为仅仅是提起诉讼的这一合法利益因素并不能够阻止法院在诉讼与管辖权法院没有多大联系时，得出继续法院诉讼将是烦扰和压迫的结论。然而，正如Oceanic Sun Line表明，如果原告能够指出诉讼与法院有充足的联系时，即使原告住所在澳大利亚其他州，也被允许在澳大利亚法院对外国被告提起诉讼。这一因素在Voth案中，没有被赋予多大的权重。

2．原告住所在法院地

Voth案以前的一些案件表明了如果原告的住所在法院地，将会给予实质的权重，尤其是原告能够提出与法院地存在着其他连接因素时。27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在Voth案中就认为，原告住所在法28院地必须给予实质的权重。如果诉讼在原告本地法院进行，原告的行为就不能被认作是法院选购的行为。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的多数法官并没有采纳这一观点，他们虽然承认原告的住所在法院地具有实践性的利益，这一利益是原告在其本地法院提起诉讼的合法人身和法律利益。但除此之外，这29一因素具有较少的权重。当然，不管原告是否是法院地居民，案件都可以适用“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只要本地法院不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即使外国法院是更为适当的法院，中止诉讼将会被拒绝。

3．相关因素

狄恩法官在Oceanic Sun Line案中以及多数法官在Voth 案中，承认在Spiliada 案中决定本质法院的相关因素在适用“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方法时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这些相关因素包括影响便利和费用的因素（例如证人的可利用性），解决争议适用的法律以及当事人各自的住所或从事商业的地方。在Voth案中，大部分证据位于密苏里州、被告的住所、工作所在地在密苏里州，这些都是有利于中止诉讼的因素。在Anglo-Australia Foods Ltd v.Von Planta一案中，30认为住所在外国的被告可能导致不便利的这一因素不具有什么的权重。在Green v.Australian Industral Investment Ltd 31一案中，认为在有适当的赔偿给予当事人时，证人在外国的因素不是很重要。相关文件材料的地点有时也起 2526 Sydbank Soenderjylland A/S v.Bannerton Holdings Pty Ltd(1996)68 FCR 539,552.Century Insurance Ltd v.New Zealand Guardian Trust Ltd 1996.27 Freckmann v.Rengendar SDN BHD(1989)WAR 62.28 Voth v.Manildra Flour Mills Pty Ltd(1989)15 NSWLR 515.29 65 ALJR 83(1991).30 20 FCR 34at 44(1988).31 90 ALR 500 at 513(1989).着一定的影响。

4．适用的法律是法院地法律

在Spiliada相关因素中就包含了适用法律的因素，这一因素在澳大利亚将被赋予实质的权重。在决定本地法院不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时，狄恩法官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指出，最起码在案件中将要适用法院地法律。32 高杰法官则明确指出，如果法院地的实体法将适用决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原告所选择的法院就不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法院。33在Voth案中，多数法官认为这一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考虑。其实在Voth案中，多数法官和布伦南法官对侵权行为地和相关的适用法律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多数法官的意见，被告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在密苏里州，所以侵权是外国侵权，密苏里州的法律将适用于决定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而布伦南法官却认为，新南威尔士是重要的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新南威尔士的法律是解决争议的适用法律。不管如何，适用法院地法律都是拒绝中止诉讼的一个重要因素。

5．适用的法律是外国法律

适用的法律是外国法律是判断是否中止诉讼的一个相关因素。在Voth案中，法院并没有表现出在适用的法律是外国法律时，不情愿行使管辖权。甚至在合同中有选择外国法院的条款时，情况也是如此。但在Oceanic Sun Line 一案中，高杰法官谨慎地指出，如果案件与法院地没有联系或没有充分的联系，本地法院仅仅是为适用外国法提供程序时，本地法院可能是不适当的法院。34

6．外国法院救济的有效性和时间障碍

在Voth案中，多数法官认为一个法院救济的有效性将总是决定本地法院是否是一个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相关因素，但是这并不需要比较外国法院的程序、外国法律制度的价值与标准。事实上，多数法官指出本地法院可能仍然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而适当的外国法院却没有管辖权受理有关的诉讼。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避免时间障碍的问题是采用了附加条件中止诉讼的做法，要求被告放弃在外国法院诉讼时效限制的抗辩。35

7．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接受英国在Spiliada案的观点，对原告合法的人身和法律利益采用严格的做法。所以，在本地法院获得的相关利益如赔偿、调查程序，更好的时效规定都将没有多少权重。同样，在替代法院的不利因素如较少的赔偿等也都不具有多少权重。

8．公共政策

在Oceanic Sun Line 以及Voth两案中，法院认为澳大利亚不用考虑到选择法院的行政问题。公共政策因素如法院负担、法院日程安排的拥挤、法官的任务繁重都不能作为判断本地法院是否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依据。

9．管辖权条款

双方当事人同意接受另一国家法院的管辖权，不管是任意的选择条款还是排他的选择条款，都不能绝对地排除本地法院的管辖权。当然管辖权条款的存在构成了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的一个理由。36一般来说，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外国管辖权条款，法院一般会要求当事人遵守他们之间的协议到其同意的法院诉讼，尤其是在具有排他管辖权条款的情况下。如果原告在本地法院不顾管辖权条款提起诉讼，被告要求以存在管辖权条款为理由中止诉讼，那么原告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违反合同规定在本地法院诉讼有着极强的理由。

（五）、立法规定

澳大利亚有一些州最高法院在法院规则中规定了有关不方便法院的方法。这主要是针对域外送达传票且不需要送达许可的案件而制定的。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规则》第10部分第（6）（A）于 3233 165 CLR 197(1988).165 CLR 267(1988).34 165 CLR 193 at 264-265(1988).35 65 ALJR 83(1991).36 “The Fehman” ,WLR 159(1988).1988年6日生效，生效时间是在上诉法院对Voth案作出判决之后，但早于高等法院判决之前。第6A（2）（b）规定了一个法院可以根据法院是一个审理案件明显的不适当法院为理由，作出驳回管辖区外送达传票程序的决定；维多利亚《最高法院规则》第7条规定允许法院根据维多利亚不是一个审理案件的方便法院为理由，作出驳回管辖外送达传票程序的决定。在Pendal Nominees Pty Ltd v.M&A.Invevtments Pty Ltd 37一案中，法院指出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规则》第6A（2）（b）将Voth案中“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纳入了新南威尔士法律之中，要求法院考虑本地法院的适当性而不是便利。但在维多利亚，却采用了便利的标准。

（六）、国内案件的中止与移送

根据澳大利亚1992年的《送达与执行程序法》以及《交叉授权管辖权法》的规定，法院可以中止或移送国内案件。

1．中止其他法院的诉讼

在传票由非最高法院的其他法院签发并送达的情况下，被送达的被告可以根据《送达与执行程序法》第20条向签发传票的法院，根据有另一享有管辖权的适当的州或地区法院来审理该诉讼的理由，提出中止诉讼的请求。法院在确定是否允许中止诉讼时一般考虑以下因素：（1）当事人以及可能被传唤的证人的住所地；（2）诉讼标的物所在地；（3）法院所知道的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状况；（4）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协议指定诉讼的法院；（5）诉讼应适用最适当的法律；（6）是否存在相关诉讼或类似诉讼。原告所选择的法院不属考虑因素的范畴。只有法院认为符合适当的条件时才允许发出中止诉讼的命令。

2．国内案件的转移

与美国28U.S.C.1404（a）一样，澳大利亚1987年的《交叉授权管辖权法》规定了联邦法院、家庭法院、西澳大利亚家庭法院以及各州或领土的最高法院之间案件的移送问题。根据《交叉授权管辖权法》第5条的规定，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也可以根据法院自己的动议，决定是否保留管辖权或是否将案件转移到另一适当的法院。第5条规定了诉讼转移的三种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就是根据诉讼竟合或公平的利益移送相关的诉讼到另一法院。

澳大利亚有相当多的案件涉及到交叉授权管辖条文。它们揭示了不同的法院适用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对在公平利益情况下转移的案件，澳大利亚法院有着相当大的争议，没有任何明确适当的观点与方法来决定“公平利益”。这主要因为该法第13条规定了禁止转移案件的上诉，导致了不同观点存在的可能性。争论的焦点就是关于中止诉讼的国际私法规则是否与案件转移有关。在判例实践中，一般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宽的方法。运用宽的方法最主要的判例就是1988年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在Bankinvest A.G.38v.Seabrook一案的决定。该案被送到上诉法院并不是通过上诉的方法，而是因为审判法官将诉讼移送到上诉法院。该案的主要判决是由罗杰斯法官作出的。罗杰斯法官回顾了交叉授权立法的历史和目的，在检查了交叉授权法的法律争论之后，他认为交叉授权立法就是为了保证在澳大利亚范围内的争议能够在一个处理特别争议最为适当的法院中审理。传统的不方便法院原则，主要适用于澳大利亚法院与非澳大利亚法院之间关系的情况下，与国内案件转移无关。故尔，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Oceanic Sun Line 的方法与此无关。罗杰斯法官考虑到可以借鉴英国Spiliada案灵活的方法作为指导原则。根据他的观点，决定是否转移诉讼正确的方法就是决定两个法院中哪一个法院是更为适当的法院，在Spiliada案中所讨论的因素与决定是否转移诉讼考虑的因素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既然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动议来决定是否移送案件，而不管当事人的愿望，所以关于移送案件的举证责任不由双方当事人承担。Bankinvevt案中所确定的原则被随后的新南威尔士一些案件所采用。

第二，窄的方法。除了以上法院适用较为宽泛的方法外，也有一些法院采取了窄的方法。在39Waterhouse v.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一案中，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最高法院凯利法官认为澳大利 3738 18 NSWLR 383(1988).14 N.S.W.L.R.711(1988).39 86 A.C.T.R.1(989).亚高等法院在Oceanic Sun Line一案中采用较为窄的自由裁量权处理“公平利益”这一问题与国内移送案件的方法相关。因此，在决定是否移送案件时，就应该采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Voth一案中所建立的“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采用此方法的法院一般都认为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原告所选择法院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在1990年的Mullins Investment Pty Ltd v.Proser Pine Alluvials Pty Ltd一案中，西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同意了Waterhouse案所采用“明显的不适当法院”较为窄的方法决定是否移送案件。

第三，个案分析法。这一方法是在Chapman and Tanser 40一案中，由澳大利亚家庭法院所建立的。法院认为对公平利益不能简单地给其下定义，公平利益在不同的案件是不同的。所以，法院应该根据每一个案件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移送案件。

国内移送案件毕竞不能等同于中止诉讼的国际案件，其所考虑的因素与澳大利亚不方便法院中止诉讼的考虑因素还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关于法院性质的问题。一些移送案件表明关于法院本身的因素如法院的负担以及与此相关的因素，在决定是否移送案件时，法院都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这就是说相关的因素并不局限于关于当事人、证人、证据以及适用的法律等因素，而还包括涉及到法院本身的因素。例如在Barclay Bros Ltd v.Caterpillar of Australia Ltd一案中，41联邦法院作出移送诉讼到维多利亚最高法院的决定。该案的诉讼与一个复杂的建筑合同有关，合同涉及到在澳大利亚北部领土建立发电站的问题。当时在布里斯班的联邦法院的法官仅仅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处理行政上诉案件的专家。联邦法院指出法院的经验表明法院有相当大的困难处理较复杂的建筑案件，并且法院得到较少的财政分配，很难承担这种复杂的案件。所以法院得出结论，将案件移送到维多利亚最高法院，将有利于案件尽快的处理。在Mansell v.Cumming 42一案中，联邦法院（塔斯马尼亚）就将一件诽谤的诉讼移到塔斯马尼亚最高法院。法院认为诽谤的案件传统上由州法院审理并且由陪审员决定损害的请求。所以，在相关交叉授权管辖权的州最高法院与联邦法院之间的移送案件，通常要考虑到法院本身的因素，即使在州最高法院本身之间的移送案件，也要考虑到法院的负担、延迟等重要的因素。四、九十年代以后的实践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1990年Voth案中建立了“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并认为在大多数案件中适用该方法的结果与适用英国的“更适当法院”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共处理了51件不方便法院的案件，其中被中止诉讼的案件只有10件，大约占整个不方便案件的19%，大部分的案件被拒绝中止诉讼。我们想从六个方面分析Voth案后的判例实践，并主要比较其与适用英国方法结果的异同。

（一）、原告选择法院的权力

在Voth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就告诫到在不方便法院中止诉讼的分析中，原告选择法院的权力仅仅具有适度的权重。一般说来，澳大利亚下级法院都注意到了这一个提醒。但在极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即使案件与法院没有多大的联系，原告选择法院的权力将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在Teare v.British Nuclear Fuels Plc一案中，43原告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是基于原告在英国被雇佣时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所有的证据都在英国。原告在维多利亚的诉讼却被允许了，主要是因为原告濒临死亡，身体状况不适合到英国法院诉讼，维多利亚法院是原告唯一能够有机会提起诉讼的法院。维多利亚法院认为原告求助于法院管辖权的这一权力在决定拒绝中止诉讼时是一个极强的因素。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在1996年的Port Line Ltd v.Lacey44以及1999年的James Hardie & Co.Pty Ltd v.Coyle 45案中采用同样的方法拒绝了中止诉讼的请求，理由也是原告将要死亡，新南威 4041 13 Fam L.R.583(1990).A.T.P.R.40-965(1989).42 A.T.P.R.40-939(1989).43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19 October 1993.44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26 July 1996.45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5 May 1998.尔士法院是原告死亡前能够提起诉讼的唯一具有管辖权的法院。

这类案件尽管不常见，针对案件中极为特殊的事实，适用英国的Spiliada 原则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二）在国外存在一个替代法院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认为外国替代法院的适当性以及有能力为原告提供救济，与决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有关联。然在所有的案件中，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要求。但是在Voth案后，有两个判例，澳大利亚法院就因为被告没有能够指出另一个适当的替代法院而被拒绝赋予中止诉讼的动议。

在Schmidt v.Won 46案中，被告辩解到澳大利亚法院必须拒绝管辖权，将诉讼送到南朝鲜进行。但是被告没有能够指出南朝鲜任何特别法院对诉讼本身以及当事人具有管辖权，法院拒绝了被告的请求。同样，在Conagra International Fertiliser Co.v.Lief Investment Pty Ltd 47案中，法院拒绝了被告中止诉讼的动议，就是因为被告没有能够表明中国法院能够对两个非中国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提供管辖权。

以上两个案件的决定是把存在适当的替代法院作为中止诉讼的必要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满足这一条件，相关因素以及法律利益问题就不会被考虑。显然这两个判例是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的规定的异化。

（三）相关因素

在决定澳大利亚法院是否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时，相关因素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1．外国原告、澳大利亚被告

第一种类型的案件就是外国原告在澳大利亚法院对澳大利亚被告提起诉讼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法院一般都会保留管辖权。被告与法院地的联系在中止诉讼的决定中被赋予了极大的权重，被告在本地法院被起诉就不能抱怨诉讼是严重压迫和烦扰的。如果采用英国的更适当法院的方法，这类案件一般都会被拒绝诉讼的，与澳大利亚的方法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如果采用美国的最适当法院的方法肯定会产生相反的结果。美国法院对外国原告采取了歧视性的态度，赋予外国原告比本国原告更少的尊重。外国原告对美国跨国公司被告的诉讼常常被美国法院以不方便法院为理由拒绝，使得美国跨国公司逃避了 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印度博帕尔(Bhopal)案。澳大利亚对本国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案件一般不会拒绝诉讼，基于这一点，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不方便法院的方法比美国的方法更好。48

在Banque Paribas v.Jarrett 案中，49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维多利亚公司。维多尼亚法院拒绝赋予中止诉讼的请求。法院认为虽然案件中的大部分证据位于英国以及适用的法律可能是英国法律，但是在本地法院被诉的被告不能抱怨原告所选择的法院对其是烦扰和压迫的。在Prebble v.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案中，50新南威尔士法院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该案原告为新西兰的政客，被告是一家澳大利亚传媒公司，诉讼原因是起源于被告在新南威尔士出版了诽谤原告的材料。新南威尔士法院拒绝了中止诉讼的请求，其理由主要就是被告是本地公司。

在最近的James Hardie Industries Pty Ltd v.Grigor 案中，51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就因为被告是新南威尔士的公司，拒绝中止由新西兰原告提起的人身伤害的诉讼。法院还认为在外国原告对本地被告提起的产品责任诉讼中，澳大利亚法院有着极强的政策与理由行使管辖权，即澳大利亚法律有责任控制本国有害的产品倾倒外国市场，对外国受害者到澳大利亚法院寻求救济，澳大利亚法院不应该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来限制原告的诉讼。4647 3V.R 435(1998).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27 October 1997.48 Peter Prince, Bhopal, Bougainvil and Tedi: Why Australia’s Forum Non Conveniens Approach Is Bette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98.49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25 July 1991.50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6 September 1996.51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 18 June 1998.2．澳大利亚原告、澳大利亚被告

第二种类型的案件就是诉讼在两个澳大利亚当事人之间进行，但有关侵权却发生在外国的案件。这类案件不管是采用澳大利亚的方法还是采用英国的方法，法院都会拒绝中止诉讼的。澳大利亚允许继续诉讼的理由就是外国法院与诉讼请求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不可能有兴趣审理这类案件。另外，法院不清楚外国法院是否对诉讼请求具有管辖权。在McEntee v.Connor 案中，52原告、被告都是澳大利亚居民，案件涉及到在日本发生的事故而造成的人身伤害。当时原告、被告都暂时住在日本。法院拒绝了中止诉讼的请求。根据法院的观点，不仅不清楚日本法院是否是可适用的或被告是否同意日本法院的管辖权，而且案件与日本没有什么联系。同样在Millett v.Hookham 以及Schmidt v.Won 53等案中，法院也拒绝了中止澳大利亚当事人之间诉讼的请求。

3．与外国没有联系的案件

第三种类型的案件就是原告是澳大利亚居民，被告是外国居民，除了被告的住所以外，所有与案件联系的因素都在澳大利亚的案件。这类案件采用澳大利亚的方法和采用英国的方法，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中止诉讼被法院拒绝。例如，在Merpro Montassa Ltd v.Conoco Specialty Products Inc案中，54原告是澳大利亚居民，被告是一家美国公司，诉讼原因是被告违反了《贸易实践法》（1974年）的规定。被告的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所有的证人都在澳大利亚，案件涉及到解释澳大利亚的法律，唯一与美国的联系就是被告的住所。所以法院适用Voth的方法，认为澳大利亚法院不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

4．与澳大利亚有细微联系的案件

第四种类型的案件就是涉及到澳大利亚原告、外国被告的诉讼，而诉讼请求与澳大利亚仅仅有细微联系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几乎所有与被告责任相关的因素都与外国法院有关，但因为一些损失或损害是在澳大利亚发生的，澳大利亚法院允许继续在澳大利亚的诉讼。如果这类案件适用英国的方法，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结果，中止诉讼被允许。在AL-RU Farm Pty Ltd v.Hedleys Humpers Ltd 案中，55原告是澳大利亚人，在南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对外国被告提起了诉讼。引起诉讼原因的因素位于英国，几乎所有的证人都位于英国，案件可能适用英国的法律。但法院拒绝了中止诉讼的请求，认为诉讼标的物（货物）处在澳大利亚的这一因素有利于保留澳大利亚的诉讼。如果要求当事人到英国法院诉讼，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该案采用英国“更适当法院”的方法则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根据相关因素以及原告在澳大利亚诉讼没有正当的法律利益，英国法院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更为适当的法院。

5．与法院之间的联系相等的案件

第五种类型的案件就是与澳大利亚法院和外国法院之间的联系基本相等的案件。这种类型的案件较少，仅有Shepherd Woolskins Pty Ltd v.Bighorn Sheepskin Company一案。56该案是涉及到货物买卖合同的诉讼，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提供货物给一家美国德克萨斯州公司。合同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谈判和缔结的，而大部分合同的履行，特别是产品的生产与运送在澳大利亚。法院感到案件与澳大利亚以及与美国的联系几乎是同样的，法院在适用Voth方法时，就要求被告表明澳大利亚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但是被告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中止诉讼的请求被拒绝。如果法院采用英国的方法，有可能在此类案件中得出相反的结论。

6．与澳大利亚没有或有较少联系的案件

最后一种类型的案件就是诉讼与澳大利亚法院没有或仅有较少联系的案件。澳大利亚法院在Voth原则下，对这类案件赋予了中止诉讼。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的决定就是这类案件的典型。毫无疑问，这类案件适用英国的方法，也将会被中止诉讼的。例如在Bank of America v.Bank of 5253 4 Tas R.18(1994).3 V.R.435(1998).54 28 F.C.R.387(1991).55 Supreme Court of South Australia, 10 January 1991.56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9 December 1993.New York.案中，57一家美国银行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法院起诉另一家美国银行，诉讼与澳大利亚没有多大联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在美国谈判与缔结的，美国的法律是解决争议的法律，唯一与澳大利亚联系的是原告同意购买被告在澳大利亚子公司的债权。法院适用了“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准予了被告中止诉讼的动议。

根据以上分析，在不方便法院的案件中，主要有三种情况适用澳大利亚的方法与适用英国的方法将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外国原告对澳大利亚被告提起诉讼的案件、与法院地有细微联系的案件、与法院之间的联系相等的案件。

（四）法律利益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Voth案中承认原告在本地法院诉讼的法律利益，例如更为有利的时间期限、更为广泛的损害赔偿、更好的审判程序，都是决定本地法院是否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相关因素。但这些因素在不方便法院分析中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法律利益因素和诉讼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相关的联系因素相比较而言，处在第二地位。如果诉讼与外国法院有着极强的联系，那么在本地法院的法律利益一般不起多大作用。

但是，澳大利亚法院在随后的实践中对何为构成法律利益采用了灵活的观点，而且在决定拒绝中止诉讼时，原告的法律利益将会赋予特别的权重，甚至有时是在诉讼与外国法院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情况下。

1．1974年《贸易实践法》的救济

第一种被承认的法律利益就是根据澳大利亚1974年《贸易实践法》所获得的救济。原告可以在澳大利亚法院提起违反《贸易实践法》第52条的诉讼。澳大利亚法院在这种案件中都会拒绝中止诉讼，主要是因为法院不清楚外国法院是否允许这种诉讼请求。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法院深受英国判例的影响，在Brolune-Wilknson V-C in Australian Commerci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Ltd v.ANZ.McCaughan Merchant Bank Ltd 58一案中，英国法官在考虑英国法院能否根据澳大利亚的《贸易实践法》审理案件时，承认澳大利亚法院明显的比任何英国法院更能够胜任处理有关《贸易实践法》的诉讼请求。在DA Technology Australia Pty Ltd v.Discreet Logic Inc 案中，59澳大利亚法院就根据原告在加拿大法院不能提起根据《贸易实践法》第52条的诉讼，拒绝了加拿大被告公司中止诉讼的请求。另外，澳大利亚法院还依据了加拿大法律没有与《贸易实践法》第52条相同的救济的事实。法院还认为根据礼让原则，反对将加拿大法院置于决定是否适用澳大利亚《贸易实践法》的境地。

2．避免多重诉讼

另一法律利益的案件是涉及到一方当事人在澳大利亚的诉讼中，寻求加入外国第三方当事人的案件。这一类型的案件可以再细分为两种情况：（1）被告在澳大利亚的诉讼中希望对外国实体提起第三方当事人的诉讼；（2）原告在澳大利亚诉讼中寻求加入第二个外国被告到诉讼中。

在这两种情况下，寻求加入外国被告的当事人一般都要求澳大利亚法院行使对第三方当事人的管辖权，认为如果澳大利亚法院不接受这类诉讼或中止这类诉讼，那么当事人将被迫到外国法院再提起诉讼，这不仅造成法院与当事人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努力，而且还可能出现相矛盾的判决。澳大利亚法院通常接受这一法律利益的理由。

在上面所述的避免双重诉讼的两类案件中，其实只有在前一种情况即被告寻求起诉第三方当事人，其法律利益才是正当的。因为在这类案件中，被告寻求加入第三方当事人只是作为一种防御措施。相反，在后一种案件中，原告在澳大利亚的诉讼中寻求加入第二被告，通常是为了原告自己的方便。所以被告寻求加入第三方当事人的行为比原告寻求增加第二外国被告具有更少的压迫性。但是澳大利亚法院并没有区别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判例有Melban一案。60该案原告在维多利亚法院起诉被告，诉讼原因是被告违反 5758 A.T.P.R.41-390(NSWCA)(1995).3 All ER.65(1985).59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10 March 1994.60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16 March 1992.合同，提供有缺陷的产品。被告对苏格兰的产品制造商提出了第三方当事人的诉讼。法院拒绝中止第三方当事人的诉讼，其理由就是法院希望对基于同一事实原告与被告，被告与第三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在同一时间同一法院进行。对被告来说，起诉第三方当事人的因素就是其有利于在维多利亚诉讼的法律利益。法院还指出，被告在维多利亚法院提出第三方当事人的诉讼，并不是仅仅为了便利，而是自己本身被原告在维多利亚法院起诉。

第二种情况的判例有Jame Rolfe Transport Pty Lltd v.Livdon Engineering Ltd一案。61在该案中，澳大利亚原告起诉澳大利亚被告，接着原告又对被告新西兰的保险公司提起了诉讼。维多利亚法院拒绝了新西兰被告中止诉讼的请求。法院认为即使保险单是在新西兰作成的，新西兰公司与澳大利亚没有联系，但是保险的范围包括澳大利亚，所以新西兰公司可以受制于澳大利亚的管辖权。这一决定遭到了许多批评，认为其错误地使用了法律利益原则。在该案中，外国被告与维多利亚没有多大联系，仅仅是原告想在同一诉讼中起诉第二被告，新西兰被告就被拖入了维多利亚法院。评论者认为维多利亚法院应该考虑到被告的不方便并中止诉讼，要求原告直接到新西兰法院起诉当事人。

（五）管辖权条款

当事人通常在协议中选择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法院。一般可将管辖权条款分为排他的管辖权条款和非排他的管辖权条款两种。在排他的管辖权条款中，当事人不仅选择特别法院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而且排除了任何其他法院的管辖权。在非排他管辖权条款中，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不是绝对的和排他的，当事人可以在其他法院进行诉讼。澳大利亚法院在审理有关外国排他管辖权条款的案件时，除非存在极强的理由，一般都会中止在澳大利亚的诉讼。在非排他管辖权条款的案件中，适用中止诉讼的一般原则，选择法院条款只是中止诉讼考虑的一个因素。

（六）诉讼竞合

法院在适用“明显的不适当法院”的方法时，能否以相同的诉讼已在外国法院提起为理由拒绝案件的审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法院不赋予中止诉讼，就会增加在两个法院之间存在平行诉讼的危险，导致不一致的判决结果。这不仅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困惑以及费用的增加，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审判关系。诉讼竞合的案件还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方当事人已经在外国法院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然后，该当事人作为澳大利亚法院诉讼中的被告，提出根据诉讼已在外国法院进行为理由中止本地诉讼的动议；另一种是一方当事人在澳大利亚以及外国法院同时被诉，其根据外国法院的诉讼要求中止澳大利亚的诉讼。在前一种类案件中，澳大利亚诉讼中的原告是外国诉讼中的被告，澳大利亚的被告是外国的原告；在后一种类案件中，被告在不同的管辖法院两次被诉。

对于前一种情况，1990年Voth案以后，法院在不方便法院中止诉讼的案件中，明显地给予了在外国法院存在相同的诉讼以较强的权重。只要外国法院已经对相同的诉讼进行了审理，澳大利亚法院一般会拒绝诉讼的。当然，存在平行诉讼并不意味着绝对中止澳大利亚法院的诉讼。如Marriage of Gilmore 一案，62在外国存在平行诉讼的因素并没有赋予特别的权重。在该案中，妻子先在澳大利亚法院提起诉讼，三个月后丈夫在新西兰法院提起了相同的诉讼。根据澳大利亚法院的观点，平行诉讼的因素在本案中并不具有较强的权重。因为有其他的因素表明了澳大利亚法院不是一个明显的不适当法院。另外，即使外国诉讼早于澳大利亚，如果外国诉讼是否定的宣告之诉，法院也不会中止在澳大利亚的诉讼。如Daeyang Honey 一案，63法院就因为诉讼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而拒绝中止诉讼。在该案中，被告提出中止诉讼的理由是：被告早于原告在澳大利亚提起诉讼的前二个月，在日本法院对原告就相同的问题提起了诉讼。法院认为在外国的诉讼是否定的宣告之诉，所以尽管是早先提起的，也不能在决定是否中止诉讼中给予较强的权重。法院还同意英国判例的观点，即寻求否定的宣告之诉涉及到不适当的法院选购问题。

对于后一种情况，如果被告寻求基于在外国法院就相同事实同时被诉的因素中止诉讼，澳大利亚法院一般会赋予中止诉讼的。在这种情况，被告可以说被双重烦扰。例如在The Sentry Corporation 6162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4 March 1991.16 Fam L.R.285(1995).63 120 A.L.R.109(1993)v.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一案中，64法院就根据被告在外国被诉的事实中止了澳大利亚的诉讼。当然在有些这种情况的案件中，问题的解决不是采取中止诉讼的方法，而是由原告选择澳大利亚的诉讼，并放弃外国的诉讼。

在以上的两种情况下，澳大利亚的实践与英国的实践是基本一致的。

五、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我国在未来的管辖权领域里可以适当地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但总的来说，我国即使在未来引进不方便法院原则，也只有与澳大利亚一样严格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根据澳大利亚的实践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未来的不方便法院条款可以这样设计：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其显然是审理该诉讼明显的不适当的法院，且有另一国法院是审理该诉讼明显的更为适当的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例外地中止诉讼。

（二）当事人的申请应在不迟于就第一次实体问题答辩时提出，并由该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是明显的不适当法院和在外国存在一个明显的更为适当的替代法院。

（三）中止诉讼的申请不适用于以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案件；当事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解决争议的案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起的关于雇佣合同、消费者权益、收养、监护和扶养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必要管辖的案件；被告自愿出庭的案件。

（四）法院在决定是否中止诉讼时，应特别考虑以下因素：文件和证人的性质及所在地、获取此种证据的程序以及获得证据的费用和需要翻译文件材料及证言的费用；就实质问题作出判决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可能性；第三方当事人；时效期限；其他使审判快捷、简便、经济的实践性考虑。

（五）在决定是否中止诉讼时，法院不得对外国原告有任何歧视；不能仅因为要适用外国的法律而决定中止诉讼。

（六）法院只有在另一国法院行使了管辖权，或者原告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指定的时间内到另一国法院提起诉讼时，拒绝行使管辖权。如另一国法院没有行使管辖权，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应继续处理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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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F.C.R.63(1990).

第三篇：美国和澳大利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比较

美国和澳大利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比较

摘要：美国和澳大利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是国外绩效评价体系中重要的模式，根据二国评价体系的特点，不本文从评价的组织实施，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应用四方面对 二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进行分析比较面，关键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比较;美国;澳大利亚.一、美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美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比较早，体系也比较完善，其标志就是1993年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美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主要特点：

（一）评价的组织实施

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涉及国会会计总署（GAO）、总统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和各政府部门。

国会会计总署的职责主要是：（1）代表国会对联邦政府各部门进行绩效考评；（2）接受国会的委托，对部门、计划、项目、专项工作的绩效进行专题评估；（3）授权各联邦部门内部的评价办公室对其本部门进行绩效或计划和项目的评价。

总统预算与管理办公室的职责主要是：协助总统对预算的编制进行指导和监督。预算与管理办公室通过对各政府部门的计划、政策及工作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从而确定支出重点，保证预算支出的可行性。各联邦政府部门在新的预算（每年10月）开始前五个月（即每年4月中旬）要向预算与管理办公室上报计划。结合联邦政府各部门上交的春季绩效评价报告，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对各部门计划进行评价后，决定是否对预算进行调整。

联邦政府各部门负责向国会提交战略规划和计划。主要的一

行业反映效益的指标也各有不同。通过下面表2-1给出几个部门的绩效评价指标，可以对美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略见一斑。

表2-1 美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示例

部门指标

产出结果过程

公安 出警人次、人均成本犯罪率、破案率、车辆事故率、人民群众满意度、警务警风

教育 在校生数、生均培养成本、师生比、入学率、教育质量、家长（学生）满意度、教学条件

职工培训 培训人次 重新参加工作的职业培训人员占培训人员总人数的百分比、重新就业时的平均工资、雇主对重新就业人员的满意程度 服务态度

园林部门 种树棵数 成活率 日常管理

环境卫生 清洁街道数、清扫前街道清洁等级 街道清洁等级提高率、公众满意度 清洁及时

（四）评价结果的应用

美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要特点是由国会直接领导和监督，并由国会会计总署（GAO）负责对联邦政府各部门实施绩效的评价，所以其评价的力度很大，评价的效果可以充分运用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中。主要表现在：及时发现政府部门在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方案，供国会和政府参考；同时绩效评价的结果与各部门和单位的管理责任紧密地结合起来；另外，将绩效评价的结果与预算结合起来。布什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要把各政府部门工作的绩效与其部门的预算紧密地结合起来，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充分应用，加强各部门管理责任的落实，进一步加强政府支出管理，提高政府支出效益和政

每年，各联邦政府部门的部长在其向财政与管理部（DOFA）上报的《部长预算陈述》中必须要详细地叙述其部门目标与产出情况，包括部门战略，预计要达到的目标，及要达到目标应该获得的相应的各种“产出”，需要使用的资源情况和实现目标的责任制度等。一般情况下，各部门的评价工作主要由各部门内部机构和人员进行，同时吸收一些外部的专家参与评价，通常会有一个专家组。也有时会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价。同时，每年各政府部门要提交《报告》，包括绩效的报告，管理与相关责任的确定，绩效报告部分要对实际实施情况与《部长预算陈述》进行对比分析。报告必须向国会和公众公布。

（二）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澳大利亚的绩效评价对象是多层次的，主要包括对各政府部门，各单位及项目的评价。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1）目标的确定是否实际、可行。（2）绩效指标的确定是否能真实客观地衡量和反映目标。（3）实施结果（即产出）与目标的对比。（4）具体项目的投入产出比较。

（三）评价的指标体系

澳大利亚支出绩效评价同样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标体系，不同部门、行业反映效益的指标也各有不同。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科技培训部2000-2001财政“为澳大利亚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和培训（联邦专款）”这一目标，对其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进行重点解剖，如表2-2所示。

表2-2 澳大利亚教育科技培训部绩效评价指标示例

项目 绩效指标及目标

数量 质量

基础教育 2000年在校人数应达到3293000人；2000年基建投资

第四篇：渐进式统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模式

“渐进式统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模式

作者：陈天祥,饶先艳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0-05-14 13:56:00

一、文献评估和问题的提出

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中国要不要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支持一体化的学者认为，它是平等的公民权利、统一市场、减低管理成本和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其可行性建议包括由政府、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等。①反对一体化的意见也有不少，理由主要是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别大，因而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不宜作为现实的社会保障政策。

另一种是折衷的意见，从操作上看更具有可行性。这种观点认为，城乡一体化中社会保障制度要统一但标准有别，或“条块”统一但城乡有别，一体化应主要集中于对人们基本生存权和健康权的保障方面，即“小保障”模式。③相较于前两种意见，这一主张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本文倾向于第三种折衷的观点，即我国应适时推动能满足居民基本生存权和健康权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体系。这里所讲的一体化并不是说城乡的社会保障水平和标准完全一致，而是指根据中国国情，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规划，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别，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体系上的有机统一，使城乡居民均能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扶”。200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后，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强调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在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并提出了2020年的中期目标，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从而使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政策十分明朗。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较典型的“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⑤政府创新制度的意愿县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之一。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或者即将进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积极尝试，如：本文中要探讨的广东省东莞市城乡基本社会保障一体化实践；广东、浙江、吉林和海南等省均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而更多的地市一级层次政府正在着手部署实现某一个单项社会保障领域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在200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先后提出了在未来几年建立覆盖当地全体居民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预见，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将会在中国的大地上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建设潮流，其势不可阻挡。因此，现在再讨论要不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已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更应该努力探讨一体化的现实途径，为这一中国史无前例的实践提供知识支持。

然而，当我们浏览已有研究成果的时候，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已有的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研究成果多停留于诸如一体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主观定性地提出了若干构想这样一些简单的表象上面，而没有深入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之中，属于“纸上谈兵”，使人难以把握中国国情F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真实世界，也难以为其提供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个别研究虽然探讨了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形式，⑥但也主要停留于定性化的描述上面，没有告诉人们一体化过程中需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再者，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这就决定了我们也必须从过程这一角度去探讨其中的规律，诸如启动机制、过渡机制和城乡衔接机制等。有鉴于此，本文根据中国国情，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和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描绘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并在比较中借鉴，尝试性构建基于过程和实践形式的一体化模式，然后选择东莞市为案例，探讨其实践途径。

之所以选择东莞市为案例，是因为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它是国内率先全面实现了三大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地级市。另外，东莞的案例与曹耳东等所描述的上海浦东新区的案例不同，它并没有经过“农民市民化”这一过渡阶梯，而是采取“循序渐进、小步快走”的方式较快地实现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大体一致，是另一种一体化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研究实地调查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7年7～9月的集中调研，对东莞市社保局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东莞市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背景、进程、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收集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包括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政府公报、工作总结、社保制度内容简介、统计数据等。此外，还访谈了15位莞籍农（居）民，侧重了解他们对东莞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整体感受及受益状况。第二个阶段是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主要是零星的补充性调查，通过实地访谈、电话采访和邮件来往等对已获得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核实、扩充和修改。

二、“渐进式统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模式的提出及释义

（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1．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具体保障项目是什么？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采取一些西方国家（如西欧）那样的包括多项保障项目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模式。关于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具体保障项目，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应该立足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基本国情，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下，实行“小保障、广覆盖”的模式，即主要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即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三大领域。⑦这种主张与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政策导向是相一致的。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则进一步确认了“广覆盖、保基本”的原则。因此，我们认为，以三大基本社会保障为一体化的内容选择是一个有广泛社会共识和政策依据的发展方向。2.如何启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

社会保障尤其是涉及公民基本生存和健康需要的基本社会保障具有鲜明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属性，属于政府的重要职能领域，需要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启动一体化进程。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多发达国家都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全民社会保障模式，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大部分或全部来自国家税收，典型的如日本和英国。③基于与第一点同样的理由和庞大的资金需要，再加上我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尚不健全，决定了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必须由政府主导实施。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各种文件中都强调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其发展设定基调，使其纳入“城乡统筹”和和谐社会建设总体格局之中，而彰显出强烈的政府主导意图。如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在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深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革的意见》更是直截了当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我们认为，政府的主导作用包括：出资建立社会保障的启动基金和按比例分担的其他保险基金分额、作出相关的制度安排、组织和实施社会保障项目、通过宣传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监督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等方面。3．如何筹措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所需要的保险基金？

财政实力的相对不足、农村人口庞大的社会保障需求和因长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对农民社会保障沉重的历史欠帐，都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由政府承担一体化所需要的全部社会保障基金。对此，不少学者都提出了政府、集体（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出资的对策思路，⑨这一主张也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原则相一致。因此，多元主体共同出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选择路径。

4．如何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之间的衔接？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最终要实现城乡之间的衔接和统一，否则，一体化就是一句空话。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原来存在3种方案：即“社会保险统一说”、“基础整合说”和“三维体系说”。但它们均因忽视了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特点，欲一步到位的想法不太可行，受到学者们的批判。李迎生总结和借鉴了国外的不同模式，如北欧的“统一模式”、日本的“整合模式”和法国的“专门模式”等，提出了第四个方案，也就是所谓“城乡整合说”或“有差别的统一说”，即养老保险的第一根支柱（社会统筹部分）、医疗保险的大病统筹部分和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可设计为城乡共享项目，其他方面或项目则可以根据城乡实际保持一定差异或灵活性。@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然而，城乡社会保障，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是城乡之间平等地享受基本社会保障项目，而是在农村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后，逐渐提高其保障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等条件成熟后再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因此．它必然涉及城乡之间的衔接问题，但已有的4个方案只是静态地告诉人们哪些项目应该实现城乡之间的共享，而没有关注其动态过程的规律。基于这一认识和对实践的考察，本文提出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第五种模式，即“渐进式统一”模式。认为，受基金的筹措、民众的认知水平、制度的运行成本和隐性债务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期，不可能一下子达到与城市一样的水平，无论是保障的覆盖面还是保障水平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等待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衔接，因此，渐进地推进一体化是一个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这一模式既吸收了李迎生所提出的“有差别的统一”中关于3大城乡共享保障项目的优点，但却克服了其静态观察的缺陷，着重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态过程和实现机制，从而使模式丰富和饱满起来，也更容易理解、操作和学习，而显示出强烈的应用价值。

（二）“渐进式统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模型及其释义

在对上述基本问题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渐进式统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践模型（见图1）。这个模型说明，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分为启动、提高和衔接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只涉及民众基本生存和健康需要方面，即三大基本保障，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保障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必须由政府主导，也必须由政府率先出资，与此同时，采取多方筹集社保基金的机制，并作出相关的制度安排，启动一体化进程。在基金管理机制和使用机制上，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结合的模式，既有利于发挥统筹基金的横向社会性共济功能，又有利于强化个人的保险意识和激励机制，有利于保险基金的有效积累，并形成较有效的约束机制，加强对保险基金的控制，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此外，这一机制还有利于实现城乡之间社会保障的衔接，因此，是一种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

在启动阶段完成以后，政府需要通过宣传和示范作用，逐渐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认知水平和风险意识，接受有别于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保障模式，参与和投入到这一体系中来，并与政府一起逐渐提高保险基金的筹资水平，相应地提高保障受益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阶梯式推进的状态，一步步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为城乡衔接奠定基础。

当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越来越充实，其筹资水平和受益水平与城市一致或接近时，就要适时地实现城乡之间的衔接，解决好两者之间的并轨和转换问题。对于农村保障水平与城市保障水平达到同一标准的项目，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并轨；对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因生活条件的差异而客观上需要维持一定差别的保障标准的项目则需要解决好两者之间因人员流动而带来的转换机制问题。

那么，这一模式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其动态过程如何？东莞市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教材。

三、东莞市“渐进式统一”城乡 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描述

（一）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进程

1．起步阶段(2000年11月至2006年6月)。2000年11月，《东莞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东莞市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一体化进程的正式启动。从2001年1月起，东莞便正式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农村养老保险模式，将男性凡20-60岁年龄段，女性凡20-55岁年龄段没有参加职保的本地户籍农（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农民养老保险费由市、镇、村（居）委会和个人共同承担，征收费率如表1所示。

农民养老保险费以当年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按月供缴，缴费基数第一年按每人每月400元核定，从2002年1月起，每年递增2.5%。2001年1月至2005年12月，缴纳的保险费为当年缴费基数的11%。被保险人按规定参加农民养老保险，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按月领取农民养老金直至终老。农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起初为每人每月150元，2006年1月起调整为200元。个人帐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帐户储存额除以120。基础养老金从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帐户养老金从个人帐户中支付。个人帐户储存额支付完毕，从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帐户储存额只用于参保人养老之用，除参保人参保期间出境定居、户口迁移市外的或死亡的，其个人帐户储存额退还给本人或法定继承人外，均不得提前支取。参保人享受农民养老金后死亡的，其个人帐户储存余额退还其法定继承人。2．城乡并轨阶段（2006年7月1日以后）。从2006年7月1日起，东莞市全面推动农（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农保参保人以村（社区）为单位并入职保。个别经济发展滞后的镇并入时间最迟不能超过2009年6月30日。同时，逐渐提高所缴保险费占当年缴费基数的比例，并相应调整个人与市镇村之间的缴费比例（见表2）。并轨后的缴费基数为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参保待遇标准如表3所示。

资金问题是社会保障的关键问题。一体化进程启动后，东莞市政府有计划、分步骤地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2000年底，市财政多方筹措10亿元基础资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从2006年开始，在逐步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制度安排中，缴费率从原来的11%提高到18%，政府和村集体的出资比率也同步从6%增加到10´%。2001年至2005年，市、镇（街）两级财政和村（居）集体合计投入农保的专项资金达8.96亿元。此外，各级财政还逐年加大对农医保的扶持力度，2004年到2007年，市、镇两级财政共投入扶持资金1.057亿元。

由于社保费采取个人和市镇村按比例缴纳的方式，这其中村一级资金管理的规范程度相对较差，因此，需要加强对集体资产的管理，以保证资金投入的稳定性。在完善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的基础上，东莞市政府积极推动资产管理的规范化：全面实行联组会计委派制和财会电算化；高标准建设“一栏两室”，全面规范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在村组两级成立监事会，民主监督面实现了全覆盖。为建立农民社保的长效保障机制，2006年，东莞市明确规定“全市各村（或社区，含村民小组）必须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的50%以上用于所属村民的社会保障”，从而增强了农民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调剂能力。

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组织和管理机制变革，为此，东莞采取了以下3个措施：一是整合机构和人员，将农村社会保障管理职能统一划归市社会保障职能部门承担。职能的有机整合使全市的社保工作实现了一个系统管理、一个窗口对外，降低了一体化的运行成本，提高了效率，也大大增强了基金的调剂能力。二是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在缴费标准、支付限额、起付标准、支付范围、待遇支付比例等环节全面推行规范化、公开化操作。对农（居）民参保缴纳的社保基金，按规定纳入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基金安全运行、有效增值。同时，将农村社保纳入“数字社保”信息化建设的框架，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三是实现社保服务的社会化。东莞市社保局分别与广东发展银行、东莞市商业银行合作，发行了广发社会保险IC卡、商业银行农保退休金存折和农医保商业银行银联社保卡，各项社保支付资金100%社会化发放，农保退休人员可在指定的银行在全市的任意网点领取养老金，医保参保患者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可现场结算医疗费，实现社保服务的便民化。

（二）差别分担的多级资金筹集机制

东莞市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的是“广覆盖，低水平”模式。然而，全覆盖对一些相对落后的镇来说，资金压力较大。访谈中，东莞社保局农保科的陈某说：“困难主要来自各个镇的发展不一样，有不平衡性，经济条件好的镇很积极，而相对落后的镇则有顾虑，个人缴费的压力还是存在的。”为确保所有莞籍农（居）民能平等享有基本社会保障，东莞市按经济发展水平将28个镇划分为欠发达镇和非欠发达镇，有差别地划分市、镇、衬的资金负担比例，对欠发达的镇实施财政支持政策。例如，农（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除农民个人缴纳外，其余部分由市、镇、村（居）三级按3：3:4比例分担；最低生活保障费市、镇、村（居）按4:4:2比例分担。但对欠发达村负担的农保、最低生活保障等费用，均由市、镇财政分担。其中，属欠发达镇的村（居），其分担部分由市、镇按6:4的比例分担；属非欠发达镇的村（居），其分担部分由市、镇按4:6的比例分担。对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先按经济发展水平将镇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一类属经济基础较差，四类属经济基础较好），然后有差别地分担市镇财政投入比例，市财政负担比率分别为80%、60%、40%和20%，其余部分由镇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减轻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和集体负担，保证了社会保障费用能及时足额到位，使一体化得以公平和有效推进。

（三）循序渐进的城乡保障水平统一进程

在解决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的统一问题上，上海浦东采取的是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市民化社会保障——市民社会保障3个阶段过渡模式，到一定程度由政府采取“托底”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但这种模式人为制造了3个不同的制度阶段，将会为后续的转制过程带来不必要的转制成本。而东莞市的做法与浦东不同，它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解决城乡社会保障之间的统筹和衔接，转制成本大大减少。其基本做法可以概括为：循序渐进、小步快走，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其演进如图2所示。

经济因素和农民的认知水平是制约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障碍，因此，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循序渐进地推动一体化进程，逐渐扩大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最后择机实现城乡之间的统一和平衡。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农民能从中得到实惠，逐渐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2000年底，东莞市财政多方筹资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在未征收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情况下，先行发放两个月的养老金，此举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增强了农（居）民的参保信心。东坑镇的农民李某，原来一直靠在家后院种疏菜维持生活，而养老保障制度启动后，她每个月能从社保局领取到300元养老金。她说：“以前做梦也没想过，村干部通知领钱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东坑镇社保局的黄某说：“参保时，农民的热情并不是十分高，当他们领到钱就会比较有热情的啦。”农民尝到甜头后，踊跃参加保险，进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责任分担的到位逐渐提高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而为了提高农民对社会保障的认知能力，使他们了解制度的内容和运作方式，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保障权益，东莞市政府采取了诸如媒体报道、咨询活动、“社保之夜”文化节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取得一定的效果。

（四）有效衔接的城乡并轨和转换机制

为减轻农村社保基金压力，东莞市逐步将农村社会保障并入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中，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方式，着力做实个人帐户，在此基础上实现城乡之间的衔接并轨和转换。以农（居）民养老保险为例，农民养老保险金个人帐户统一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建立，其中，全部个人缴费和3%的市镇村缴费数额记入个人帐户。2006年7月1日，农民养老保险并入职工养老保险后，继续参保缴费的，参保人按缴费基数的8%建立个人账户，原农保个人帐户金额全部划人并轨后的个人帐户，不足部分从市镇村缴费额中划入。对按规定并入职保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参保人，以及按规定参加农保并且在并入职保时达到或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女性参保人，允许在申请退休前自愿选择补缴或延缴至累及缴费年限满15年。对统一补缴有困难的村，进行适当的灵活调整，允许所属成员在申请按月领取职保基本养老金时以退休一个补缴一个的方式进行补缴。在这一政策下，到2006年7月1日，领取农保养老金的农（居）民可以有3种选择：补缴、延缴或不补缴、不延缴，前两种选择领取职工养老金，后一种选择则继续领取农保养老金，今后不再变更。并入职保时间的早晚，直接影响到农（居）民养老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村集体转保的热情，同时也使得农保并入职保后，帐户更加充实，农保所承担的隐性债务的压力减小。

（二）医疗保险一体化进程

1．农村合作医疗阶段（2004年6月以前）。广东省农村合作医疗始予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70年代为鼎盛时期，但到80年代初，合作医疗出现了大滑波。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文件精神，从1998年开始，东莞市财政每年划拨100万元作为扶持资金，重新启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运行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镇办合作医疗，二是镇村联办合作医疗，三是村办合作医疗，四是集体购买医疗保险。

2．农医保全面推行与发展阶段（2004年7月以后）。2004年7月东莞市启动了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征集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升格为医疗保险制度，按照职工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的模式，面向本市户籍的农（居）民，实行以“保大病、保住院”为主要特征的住院基本医疗保险；以村（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参加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市统筹，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基金调剂使用；实行“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个人缴费为主和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机制。针对各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东莞市将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分为一低一高的A档和B档，缴费和待遇标准如下：实施第一年，A档按90元／人·年标准缴费，其中参保人个人缴纳60元／年，B档按220元／人·年标准缴费，其中参保人个人缴纳190元／年，市、镇两级财政对A、B两档均补贴30元／人·年。A、B档参保人因病住院，发生在起付标准以上的基本医疗费，基金支付70%，因特定门诊发生的基本医疗费支付60%。最高支付限额A档为每人每年1万元，B档为每人每年3.5万元。2005年7月，A、B档的年缴费标准上调至每人120元和250元，市、镇两级财政对A、B两档的补贴均调高至60元／人·年，个人缴费标准不变。2007年6月，东莞市又将农医保的全部参保人统一转为B档，仍按250元／人·年缴费，但对个人及市、镇财政的缴费标准进行调整，个人负担部分由原来190元／年降为120元／年，市、镇两级财政补助提高到130元／人·年，最高支付限额也统一为每人每年3.5万元。

（三）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体化进程

东莞市从1997年1月1 日起在全市城乡实施了市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村）民；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市低保标准的居（村）民；在职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及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市低保标准的居（村）民；其他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市低保标准的居（村）民（不包括五保对象）这几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东莞市常住户口的城乡居（村）民纳入低保范围。低保的标准为城镇居民210元／人·月，农村居民180元／人·月。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等因素变化，东莞市一再调整低保标准，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2008年1月1日，东莞市城乡低保标准统一提高到360元／人·月，最终实现低保标准的城乡一体化。

四、东莞市“渐进式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一）政府主导的启动和实施机制

东莞市地处珠三角的中心位置，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而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传统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需要社会保障的制度创新。东莞市政府及时捕捉到了这些制度创新的需要，而较好的财政状况也使其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莞市政府决定自上而下启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

为了实现城乡之间因人员流动而带来的社保转换问题，东莞市规定，对已经参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人，一日进入城市就业，则自动转入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其在农村的社会保障权益也转化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下的权益。如果已经加入城市社会保障的农民失业，一旦转移到农村，其在城市的社会保障权益也转化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下的权益。例如在养老保险上，非个人承担的保费由市镇村按比例分担。在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就业的，业主需承担相应的保费，离职后也由市镇村按比例承担；因工作变动退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其原由企业承担的部分，也改为市镇村按比例承担。这一灵活的转换机制维护了流动人群的权益，促进了人员流动，也保证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稳步衔接。谢岗镇的进城务工人员王某表达了对这一制度安排的优越性，“现在进城后不用担心在农村的保障问题了，可以安心在城里干活。什么时候不想在城里干了，回到农村照样可以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好处。”

五、结论及讨论

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和认真分析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构建了基于过程和实践形式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模式，并以东莞市为案例，探讨其实践途径。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在这一进程中，关键是要处理好如下几点：

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合理选择一体化项目。从东莞市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中，无论是方案的制定、启动和运行资金的筹措、管理机制的设计等处处可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政府的资金投入问题。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条件，关键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压缩行政管理费用和直接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投入，增加在民生方面的投入，从而为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奠定基础。另外，各地应因地制宜地选择城乡一体化的保障项目，既可从某一单项中寻求突破，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选择多个项目齐头并进。

合理分摊基本社会保障责任与成本，这是东莞案例的另一条重要经验。推而论之，目前需要明确以下几点：(1)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分工与协作，中央政府负责农村社会保障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就农村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保障内容及形式、财政投入水平、保障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此外，还应就不同省际之间的社会保障的衔接问题及早做出制度安排。(2)合理划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比例。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即“按比例分担”和“按类型分摊”。@(3)建立国家农村社保专项统筹基金，做好转移支付工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专项扶持。(4)合理划分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责任。各省（市）应统筹本区域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需求，可借鉴东莞市的模式，将下辖地区按财政实力予以分类，有差别地确定省政府与下辖政府层级之间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不同承担比例。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制度，使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杜绝随意性和盲目性，落实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责任制，做好便民服务等工作。

循序渐进地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择机实现城乡之间的统一和平衡，这是东莞案例的又一个重要启示。东莞的经验说明，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点是进入。一般而言，低水平的进入模式较适合中国的实际，它可以大大减少阻力和实施成本，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对于一体化的速度、城乡衔接方式等方面各地可以依据自身的实际作出不同的选择。

上述三条经验只是让我们看到了东莞案例的积极一面，但其存在的隐忧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一是隐性债务问题。社会保险项目中最可能出现隐性债务的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于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东莞市政府依靠财政投入来弥补，同时，将农（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入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下统一管理，对未满缴费年限的参保农（居）民实行补缴、延缴等方法来充实基金帐户，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但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不同，其隐性债务主要来自医疗消费的不可预见性。东莞市医疗保险支出是按参加医疗保险的个人医疗费用发生的多少作为支付标准的，是一种现收现付的体制。由于影响医疗费用的因素很多，有病人方面的，也有医院方面的，从而使医疗费用的控制难度较大。来自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药品价格和住院费用等的约束的刚性不强，很多时候缺乏明确的标准。这种种因素使对农医保支出规模的控制企图落空，最终导致收支失衡。政府和部分医疗机构成了这一隐性债务的承担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农（居）民医疗保健意识的进一步加强，这一隐性债务仍有扩大的趋势。二是农民的制度认知问题。虽然政府的宣传对于提高农民的认知能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社保参保单位以村集体为主，一些村直接从农民的集体经济股份分红款项上扣除社保费用后统一上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与整个社保运作体系相隔离。在访谈中笔者发现，较多农（居）民不清楚自身参与了何种社会保障项目以及个人缴费多少，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保障待遇等，导致一些农民仍对入院看病心存恐惧，生病基本靠“扛着”。东坑镇的王某说：“不会想到住院的，老了到了一定年岁就要死的啦，还医什么，浪费子女的钱。”而有的人却认为，“医疗保障是政府出钱，当然是能多用就多用，不用就没有了”。这都是因缺乏对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基金两者关系的了解而出现的认知误差，它或者导致一些迫切需要保障的群体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或者导致资源的不当使用和浪费。此外，由于农（居）民不掌握新型社保制度的足够信息，使他们缺乏对社保资金监管的积极性，只能依靠社保部门的自我监管，从而存在难以预知的隐患。这种种认知问题的存在都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发展，为此，仍需做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工作。三是社保基金增值问题。由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只允许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不允许地方社会保险基金“入市”和直接投资，这就使农村社保基金只能通过购买国债、银行存款的方式实现保值、增值，投资渠道比较单一，增值缓慢，从长远来看必将影响农村社保基金的支付能力。因此，如何创新社保基金增值方式，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四是外来农民工社保衔接问题。这一点，东莞市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加以统筹安排解决。

第五篇：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与启示

关于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与启示

一、目前世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四大阵营。

第一阵营是以德国为主的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双元制”培养模式。

这类职业教育模式主要有德国、奥地利及德语圈国家，其主要特征为：一是职业教育模式呈现明显的“双元”特点，所谓“双元”主要是指企业与职业学校共同承担学生的职业培训与文化理论教育。二是职业教育的供需关系由政府按照企业提供的培训岗位确定。三是培训内容与方式注重教育性与经济性，学生具有两个身份（学徒与学生）；两个学习场地（企业与学校）；两个教育培训模式（企业与学校）,四是培训者有企业培训机构和职业学校，具有明显的双元特征，企业参与培训并起决定性作用。五是职业教育费用分为两类，企业培训由企业出资，职业学校经费由财政提供。

第二阵营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主的以市场调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模式。

这类职业教育模式主要特征为：一是几乎没有正规学历的职业学校体系，没有系统化的职业学校教育模式；生产一线劳动者的培训主要由企业、社会培训机构或者短期培训职业学校承担。二是职业教育的供需关系主要由市场决定，由企业决定。三是培训内容与方式主要根据企业的职业要求确定，具有显著的“订单导向”特征。四是培训费用主要由用人单位与个人承担，高中后职业教育的部分经费由财政承担。一般来说，这类模式注重在普通高中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的内容，如美国有许多职业的培训内容都是通过普通学校（综合高中）的课程来完成的。美国、加拿大的社区学院与职业技术学院，注重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作用。第三阵营是以英国、澳大利亚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导、国家主管的职业教育模式。

该模式在职业教育上叫CBET模式，澳大利亚的教育是总结了德国的“双元制”和美加CBE模式，创新了CBET模式，其主要特征为：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将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整合在一个系统下，将职业资格证书与文凭（全日制教育）结合起来，与学历教育相呼应。二是供需关系主要由政府会同行业共同依据市场需求确定。三是培训机构主要是国家为企业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官方公共服务机构-TAFE系统，也称TAFE学院。四是培训内容主要是政府按照经济界与企业的要求，制定国家资格框架、认证框架和培训包。五是职业教育经费主要由财政负担，目前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征。

第四阵营是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主的以职业学校为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

该模式主要特征：一是具有完善的职业学校教育系统；二是职业教育的供需关系主要由教育行政机构来平衡；三是培训内容与方式注重教育性与经济性，学生毕业具有学历与就业双重资格；四是培训者以职业学校为主，具有较多的学院教育色彩，企业也参与培训，但不起决定性作用；五是职业教育费用主要依靠财政拨款，逐步呈现多元筹资特色。该模式也是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二、澳大利亚的教育现状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

1、完善的教育体系。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有八百多万平方公里，接近于中国国土面积，人口只有两千万是我国的1/70，安徽省的1/3，地广人稀，人均收入较高，教育事业发达。澳大利亚公民16岁以前如果不接受教育，其父母要受到严厉的罚款。除上私立学校以外，教育全部公费。私立学校都是名校，其学费也可向国家申请贷款。澳大利亚国家规定，毕业后贷款人的年收入超过35000澳元需还贷，低于35000澳元无需还贷，还贷期限是30年，贷款人还贷压力不大，这样澳大利亚人学习气氛很浓。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从中学开始，澳大利亚没有职业高中和中专，那么职业高中和中专的职能都融会贯通在中学教育里面，澳大利亚跟我们一样有中学十二个年级，学生在中学课程里面要接受职业教育，在中学期间学生必须学会电焊、刨工等生活基本技能。中学毕业后，可以发给学生一级初级工，二级初级工的证书，使其能从事刨工、电焊工等职业。我们的中学很大程度上是高考应试教育，澳大利亚没有高考，中学生毕 业时每门功课都在70分以上的50%可以上大学，学习成绩低于70分的上TAFE学院，接受职业教育，所以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很发达。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发达还体现在“学分银行”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分互认，所以高职毕业以后，还可以上本科，本科毕业以后，回过头来到TAFE学院还可以学习他的职业教育，技能合格以后，然后去工作。

2、先进的办学理念。

澳大利亚的办学理念从总体上和我们有些相似，但是在有些提法上比我们更具体，我把它总结了这么几句话，它在办学上总体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技能教学为中心，以企业和行业岗位标准为依据，以知识点和技能点传授为要求，以先进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为载体，以职业资格和技能鉴定为手段，注重教学策略开发，以人为本，突出个性，因材施教，形成了教学方式多样化、实践教学应用化、教学测试实践化，证书就业一体，构建了普教、职教、成教、职教职后教育互为一体的终身教育体系”。

3、科学有序的办学模式。（1）、面向市场，灵活设置专业。

澳大利亚的专业设置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企业需要的专业，二是学生愿意学习的专业，三是学校对这个专业具备的基本条件，四是政府和行业对这个专业的宏观论证；在学院上面有一个行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政府部门、教育部门、企业、行业、和社会专家组成。委员会审查专业申报的论证报告，从师资构成、设备赠添、办学经费等方面进行调查论证，论证如果可行，同意开办这个专业，论证报告所提出的要求，委员会基本满足，学校的硬件不够，政府可以给你投入，企业也可以给你投资，所以他们设置专业比我们容易。因为体制不一样，它是企业和学校共同建设这个专业。（2）、构建灵活多样的课程体系。

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课程体系的建设。每个专业的大纲计划最终都是由课程形成的，这个专业要开多少门专业课，开多少门专业基础课，这些课的开设要有科学性，不必要的课不要开，需要的课必须开。所以课程体系建设是高职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为教育思想、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等都要通过课程教学来实现。澳大利亚非常重视灵活多样的课程体系建设。①独特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办法。

澳大利亚是国家把教学大纲的主旨和教学思想，技能考核的等级标准全部定位好，学校按照规定的标准培养人才，教学计划和大纲的制定比较科学，是按照行业和企业的标准来制定的，这一条我们要学习，要努力按照行业和企业的标准来制定我们的大纲和教学计划。②“三结合”的课程设置。

澳大利亚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只有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澳大利亚没有思想政治课、体育课和英语课；而这三类课程占我们国内教学计划的三分之一。澳大利亚是个英语的国家，外语是开选修课，在正规的教学计划里面没有英语这个课程，学生可以选中文、法语、德语、日语等选修课去学，不占教学计划的主要课时。所有的高校，没有运动场地，没有食堂，没有学生宿舍，这些全由社会承担，所以它无需开体育课，但是社区的运动设施非常丰富，各种场地都是免费的，学校就是集中精力办学。“三结合”的课程，淡化理论课和基础课，重视学生技能的培养，学生质量很高，优势很明显。③专业设置、专业课开设规定严格。

澳大利亚非常重视专业课的开设，因为学生的技能知识主要是通过专业课来掌握的，开设哪些专业课程，课程的模块如何组合，均由国家和相关行业委员会或顾问咨询组织根据行业发展、企业市场的信息以及就业的需要来确定，非常严格。

4、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都是蓝本，把这个蓝本和知识交给学生，让学生学得好、又愿意学，这是他的教学方式先进之处。大纲制定得再科学，计划制定得再严密，课程设置得再合理，但老师不能把知识传授给学生，那还不是失败吗？澳大利亚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1）、采用分段式和模块式的教学方法。（2）、把知识变成问题，再把问题还原为知识的还原教学法。（3）、因材施教，强调个性的兴趣教学法。（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零距离”教学方法，又叫超市教学法。（5）、“用户选择”式的学习方式。

5、科学有效地考核方式与技能鉴定。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有统一的注册考核技能鉴定办法，所有的课程和技能都要经过国家技能鉴定和考核，学校设有每个子模块的考核办法。我们现在也是模块教学，每一个模块教学结束以后，必须进行实践考核，由学校发技能鉴定合格证。最后以小证换大证毕业。澳大利亚理论考试与技能考核比例是5：5，理论考试成绩占50%，技能考核50%；美国是3：

7、德国是4：6。澳大利亚是淡化理论考试，强化技能考核，理论考试只要求及格，技能考核必须合格。这种以技能考核为主，理论考试为辅的考核方式比较先进。目前在技能考核上，如果国家没有配套标准的。我们可以根据行业和企业的岗位要求来制定标准，比如摄影摄像、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都可以设立岗位标准，可以发给相应证书。这样学生在技能方面才能真正过关。监测手段不科学，考核手段不科学，质量难以提高。

6、严格的“双师”标准与授课流程。（1）、严格的“双师”标准。

澳大利亚对教师的要求很高，他的“双师”标准，第一个叫院校标准，所有老师必须具备“五证”：学历证、教师任职资格证、专业职务证、技能等级证、继续教育证。第二个叫行政标准，澳大利亚政府规定，高职学院的老师必须在企业工作三至五年，或者每年有一个月时间在企业见习。第三个标准是“学者”标准，就是要求教师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对于老师的要求，澳大利亚的“双师”要求比我们国家更明确，我们的“双师”没有讲“五证”标准、行政标准、学者标准。在澳大利亚一个高职学院的老师，三个方面达到标准要求，你就可以来校任教，三个方面不够，你就自己去锻炼，所以他们的“双师”标准和要求非常严格，也很明确。（2）、科学有序的授课流程。

对于教师授课，一是要求把知识变成问题，二是要求把课堂变成模拟公司和教学工场。课堂即模拟公司，学生即模拟职员，它用这种理念搞职业教育，学生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教学的流程是教师提出问题，教给任务，剖析问题，演示操作；教师再提出若干子问题，根据学生程度、问题难易度、因材施教。学生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问题，做练习、去操作，然后等待着老师的检查。学生提问非常积极，有些问题老师当场回答，有些问题老师全部把它收集起来，第二堂课反馈给学生。澳大利亚教室有个黑板，上面有好多种颜色纸，每位授课老师有一种颜色，学生对老师有疑问，就把问题写在有颜色的纸上然后贴到磁板上，等待着老师把属于自己颜色的纸收回去，然后再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种教学当中师生互动的问答方式比较个性化，学生学得好。

7、注重学生毕业设计、毕业证书发放和学习成果展示。

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学生毕业设计、毕业证书的发放和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他们告诉学生到学校读书最神圣的一刻是发毕业证书的时候。澳大利亚对毕业证书的发放非常重视，开隆重的大会，着正规的学士袍，逐个的念学生名单、逐个的发证，学生感到很神圣。我们现在发毕业证书，有的学生打个电话托人拿毕业证书，这很不严肃。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从源头解决，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要让学生感受到发毕业证书的时候，就是大学毕业了。我们要教育学生有大学意识。大学意识非常重要，学生自己有大学意识，他就成为大学人，他自己就会提高自己，他光讲自己大

一、大

二、大三了，如果没有这个大学意识是不行的。毕业 设计这个环节，我们现在做得比较简单，以后我们必须严格去做，他们是理综类的做毕业设计，文综类的做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有严格的毕业论文答辩，毕业设计有严格的毕业设计考核。做毕业设计也是让学生很自豪的事，毕业设计和论文答辩比听一堂课自豪多了，让学生有一种成功的意识，有一种自豪的感觉。澳大利亚重视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教室走廊和教室墙壁上全是学生作品的展示。学生就是这个心理，你把他的作品挂在墙上，他才感觉自己有成功的意识，他就自豪，他就快乐。这次回来，影视艺术系和其他的系在搞学生作品展示，非常好。所有系都要重视起来，还要妥善保存学生的作品，这是我们的教学成果，要通过学生成果的展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功意识。我总结了几句话叫“强化以人为本，提升专业意识，强化专业技能，坚定专业态度，升华专业情感，培养成功意识”。

三、对我国的启示

1、要融入与国际接轨的办学理念，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

要融合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当中的有用的部分，要用人家先进的办学理念，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来推动我们的工作，来促进我们的教学改革。首先是理念先行，以技能教学为中心的理念能不能确立，零距离超市式教学法能不能接受，先进的考试办法能不能改进，先进的课程设置办法能不能引进，“双师”队伍的要求能不能做到，教学当中具体环节的有用部分能不能借鉴。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模式，但能结合我们学院实际的，要做一点是一点，改一点是一点，不要一点都不做。首先要进一步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融入国际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来促进我们学院的教学改革；

2、从课程改革入手，深化“宽基础，活模块”的教学改革。

再好的教学计划，再好的教学大纲，再好的教师，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落实在课程上，所以课程设置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必须从课程改革入手，深化我们“宽基础、活模块”的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指导思想，建立起一套以行业、企业标准为依据的课程设置方案。使每个模块的课程开得实用有效。

3、创新教学模式，大胆偿试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推进教法改革。

澳大利亚的教法比较先进，也比较实用，我们要大胆去做，大胆创新教学方式，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推进学院的教法改革。我们现在教法比较老套陈旧，几十年不变，不少老师基本上是从概念开始，满堂灌。因此要求我们的教师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开放式教学法，超市式教学法，兴趣教学法、仿真式教学法、模拟式教学法，把知识变为问题的还原式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零距离教学法，以及其他先进的教法，推进教法改革；

4、改革考试办法，完善技能鉴定，推进以技能考核为主，以理论测试为辅的考试改革。

我们现在的考试，基本上还是理论考试为主。技能考核起步较慢，力度较弱。职业教育应该加大技能考核，我们要转变理念、更新观念，研究我们的技能考核要占多大比例，我们的技能考核方案怎么制定，我们子模块的技能鉴定怎么去操作，我们的证书怎么发放。用这样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来敲动考试这个杠杆，用考试办法的改革和考试杠杆的作用来促进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

5、制定优惠政策，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改进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方式。

我们要研究“双师型”队伍建设的办法，内部的队伍建设，要靠政策来引导教师提高知识水平和技能，要加强培训，加大投入，培养好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培养名讲师、名教授，要加大教学研究的力度，鼓励教师多出教学成果。外部引进要靠优惠政策，筑巢引凤、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真正建设一支数量够用、质量较高的“双师型”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