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整合

第一篇：浅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整合

浅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整合　浅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整合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社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必将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众所周知，城市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主战场，实施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城市社会保

障体系，尽快为市场经济构筑完善的安全体系，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

综观世界各国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就更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之配套，从而，使颇具风险的市场经济能够在社会保障这个社会稳定机制减压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下面谈谈我对我国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整合的看法。好范文版权所有

一是建构一体化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目前，我国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着立项繁多、多头管理的分散状态。诸如：针对城市“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三无对象”采取的社会救济制度、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失业保障和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这些社会救济制度往往立项分散、经费分散、救助对象分散、管理方式分散，不利于城市社会救助工作的深入与开展。职能部门很难进行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管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单项分立的制度很难独立系统地承担起对城市不同层次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必须改变目前我国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立项分散的状况，建立健全统一的、一体化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建构起项目统一、经费统一、管理机构统一的新型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在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一体化启动运行后，将大大地拓宽城市社会救助的覆盖面，囊括所有的城市贫困户和贫困居民。

二是实施统一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城市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正经历着由经济转型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而带来的压力和阵痛，企业中的失业者大批量的以“下岗”的方式存在，正式登记的失业者比例不高。由于下岗职工的情况比较复杂，职能部门在对其实施保障的过程中，经费来源和管理都相当困难，很容易造成保障经费来源不稳定等诸多问题，出现积重难返的严峻态势。针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应该从大局着眼，停止目前对下岗职工和失业者采取的各类短期行为和不规范的保障方式，代之以在城市中建立和实施“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三位一体的、统一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化，改革初期实行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条保障线已经完成了向两条保障线并轨的过渡，也就是说，如果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两年后仍然没有就业的，失业保险机构将不再为其提供失业保障，而转由民政部门将其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畴。这样，通过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两条保障线”，牢固地筑起了统一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这是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是以社区建设为平台，构筑多元化的社会保障网络。由于我国人口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实施规模宏大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单靠政府行为和失业保险部门、城市低保的力量来承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筑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城市失业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以城市社区建设作为新型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运作平台，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子。这项新生事物是在政府倡导和扶持下，为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要求，依托城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发动社区力量开展的具有福利性、便民性和社区管理、城区建设相统一的综合服务机制。它在保障城市特殊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满足城市居民的各种服务需求，大批量地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失业者求职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在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数量大大过剩的情况下，新兴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失业者求职的主要渠道。积极发展开拓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是创造就业机会，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发挥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的社会与经济双向效益，推动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规范化、产业化、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好范文版权所有

四是构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反贫困社会服务体系。除了救助、求职和收入保障以外，对城市贫困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也是完善我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城市贫困居民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两大服务种类。目前，在我国大、中、小城市中政府与社会实施的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市场化的因素，贫困居

民将来接受教育和公共医疗的机会可能会相对降低，长此下去，势必会造成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暨部分群体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进一步下降，深化城市贫困问题的矛盾。因此，在实施城市教育和医疗制度改革中，必须统筹考虑将如何保护贫困居民的问题。在教育方面，义务教育阶段要严格限制征收不合理费用，对城市贫困群体，例如特困户、失业贫困户子女提供必

要的特殊帮助，减免其学杂费；非义务教育阶段要建立起稳定的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制度，以保证贫困户学生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入学或中途退辍学。现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健全这种制度，比如穷孩子上大学，没有钱，只能靠大企业家或者经济条件好的人以慈善的方式去赞助，银行助学贷款也十分有限。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城市贫困居民的医疗补助制度，确保城市贫困居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普遍建立统一与分散相结合的基金制度，实行政府牵头协调，投入基本基金，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化机构的广泛参与。

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构筑与整合，必将推动我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走上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发展的轨道，这一新型的城市社会保障模式必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真正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稳定机制，加速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模式的建构与发展。

第二篇：浅论我国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整合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社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必将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众所周知，城市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主战场，实施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尽快为市场经济构筑完善的安全体系，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

综观世界各国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就更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之配套，从而，使颇具风险的市场经济能够在社会保障这个社会稳定机制减压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下面谈谈我对我国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整合的看法。

一是建构一体化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目前，我国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着立项繁多、多头管理的分散状态。诸如：针对城市“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三无对象”采取的社会救济制度、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失业保障和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这些社会救济制度往往立项分散、经费分散、救助对象分散、管理方式分散，不利于城市社会救助工作的深入与开展。职能部门很难进行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管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单项分立的制度很难独立系统地承担起对城市不同层次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必须改变目前我国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立项分散的状况，建立健全统一的、一体化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建构起项目统一、经费统一、管理机构统一的新型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在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一体化启动运行后，将大大地拓宽城市社会救助的覆盖面，囊括所有的城市贫困户和贫困居民。

二是实施统一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城市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正经历着由经济转型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而带来的压力和阵痛，企业中的失业者大批量的以“下岗”的方式存在，正式登记的失业者比例不高。由于下岗职工的情况比较复杂，职能部门在对其实施保障的过程中，经费来源和管理都相当困难，很容易造成保障经费来源不稳定等诸多问题，出现积重难返的严峻态势。针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应该从大局着眼，停止目前对下岗职工和失业者采取的各类短期行为和不规范的保障方式，代之以在城市中建立和实施“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三位一体的、统一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化，改革初期实行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条保障线已经完成了向两条保障线并轨的过渡，也就是说，如果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两年后仍然没有就业的，失业保险机构将不再为其提供失业保障，而转由民政部门将其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畴。这样，通过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两条保障线”，牢固地筑起了统一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这是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是以社区建设为平台，构筑多元化的社会保障网络。由于我国人口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实施规模宏大的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单靠政府行为和失业保险部门、城市低保的力量来承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筑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城市失业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以城市社区建设作为新型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运作平台，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子。这项新生事物是在政府倡导和扶持下，为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要求，依托城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发动社区力量开展的具有福利性、便民性和社区管理、城区建设相统一的综合服务机制。它在保障城市特殊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满足城市居民的各种服务需求，大批量地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失业者求职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在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数量大大过剩的情况下，新兴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失业者求职的主要渠道。积极发展开拓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是创造就业机会，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发挥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的社会与经济双向效益，推动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规范化、产业化、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四是构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反贫困社会服务体系。除了救助、求职和收入保障以外，对城市贫困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也是完善我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城市贫困居民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两大服务种类。目前，在我国大、中、小城市中政府与社会实施的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市场化的因素，贫困居民将来接受教育和公共医疗的机会可能会相对降低，长此下去，势必会造成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暨部分群体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进一步下降，深化城市贫困问题的矛盾。因此，在实施城市教育和医疗制度改革中，必须统筹考虑将如何保护贫困居民的问题。在教育方面，义务教育阶段要严格限制征收不合理费用，对城市贫困群体，例如特困户、失业贫困户子女提供必要的特殊帮助，减免其学杂费；非义务教育阶段要建立起稳定的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制度，以保证贫困户学生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入学或中途退辍学。现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健全这种制度，比如穷孩子上大学，没有钱，只能靠大企业家或者经济条件好的人以慈善的方式去赞助，银行助学贷款也十分有限。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城市贫困居民的医疗补助制度，确保城市贫困居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普遍建立统一与分散相结合的基金制度，实行政府牵头协调，投入基本基金，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化机构的广泛参与。

新型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构筑与整合，必将推动我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走上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发展的轨道，这一新型的城市社会保障模式必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真正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稳定机制，加速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模式的建构与发展。

第三篇：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

我国运动员的社会保障问题

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将直接影响中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而现行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着一些弊端。本文通过对中国运动员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 并结合我国国情, 就如何完善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现状

近年来, 中央和各地方制定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运动员社会保障措施, 但是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仍然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1)退役安置困难。当前我国退役运动员去向大致可分为: 从教、上学、经商、从政、自主择业, 但大多数运动员都只能自主择业, 退役运动员的就业率越来越低, 安置运动员所用时间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2)综合素质普遍偏低。运动员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 100% 的健将运动员、60.5%的一级运动员不能完整接受我国所有教育阶段的教育, 致使退役后无法在社会立足。

(3)运动员伤残保障不够。“金牌战略”使运动员不得不经常进行超负荷训练, 健将级运动员全部都有职业伤病, 一级运动员伤病率达85.6%, 二级运动员伤病率82%。退役后则不能享受医疗保险, 职业伤病会加剧生活困难。

(4)懒惰思想普遍存在。运动员退役后如果遇到生活困难, 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社会救助来解决当前困难, 从而打击努力工作以争取更多收入的积极性, 使得处于贫困线下的退役运动员不能自拔。

(5)退役补偿金和工资报酬不合理。国家尚未对运动员制订特殊的社保资金管理办法, 各省、市体育局在操作过程中缺乏有力的政策依据, 实施工作中存在不少困难, 特别是补偿经费的来源得不到保证。

二、运动员社会保障现状分析

（1）社会关注不够。长期以来，我国的运动员社会保障社会关注不够，以体育保险为例，直至1995 年桑兰发生意外后，我国的体育保险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心和重视。

（2）工作进展缓慢。虽然，2006 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我国第一个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综合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但目前很多地方体育局还没有认真研究这份文件，更不用说具体执行了。

（3）保障范围不广。目前，我国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只限于国家队队员、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的运动员和职业俱乐部的运动员，未兼顾到无工资收入的学生运动员，这些对基层运动员是很不公平。

（4）退役运动员就业困难。没有了“安置”之后，运动员退役就将面临人才市场的双向选择，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找工作实在是难。

（5）运动员社会保障未充分考虑行业特殊性及内在规律。与其它行业相比，竞技体育具有高投入、高对抗、强竞争、长周期、不确定等特点，这就导致运动员伤残具有时间较集中、发生频率较高、险异质性较大、影响较长远的特点，而目前我国的运动员社会保障未充分考虑竞技体育行业特殊性及内在规律，在对运动员的伤残鉴定、赔偿、补助标准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亟待完善，如运动员在退役后发现的延迟性伤残去哪里鉴定、如何鉴定、鉴定后如何获得赔偿等问题如何处

理。六是社会保障管理多部门交叉分管，条块分割。出于部门利益，各权利主体在社会保障的规划、实施、运行上互相扯皮、互相牵制，把管理当作一种利益分享，把自己管理范围视为利益上的“势力范围”而各不相让。由于监督机构设置不合理及运行中的不到位造成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监督缺位，使运动员社会保障管理部门趋于利益分享，为公众服务的观念日渐淡薄。七是保障资金使用效益差。我国现有运动员社会保障资金筹集途径及机制运作不规范，很难为运动员社会保障提供及时、足额的资金，反而社会对运动员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

三、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建议

1、加强立法，用法律强制实施

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长期性和不易变更性等特点，法律法规的制定可以给运动员保障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建议制定符合竞技体育行业特点的运动员职业福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养老保险、就业安置、伤残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行业内部单位和个人在实现运功员保障中的权利和义务，使运动员的保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提高立法层次, 加强执行力度。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原有关于运动员社会保障的法规实际意义下降, 亟需提高立法层次, 建立与社会相适应的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 另外立法部门及时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 保障运动员的权益得到维护。

3、完善机构设置，提高管理效率

（1）成立运动员就业、就学指导机构，对退役运动员进行就业咨询与指导，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进行就学咨询与指导，扶持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等。

（2）成立运动员协会，组织义赛或其它活动筹款，出面协调并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帮助退役运动员解决生活困难等。

（3）成立伤残鉴定机构，制定符合竞技体育特殊性的鉴定和补助标准。

(4)建立运动员伤病信息库，详细记载运动员自开始参加训练以来不同时期的身体状况、所产生的伤病、伤残的原因、医疗方案、治疗结果。

4、多渠道筹集保障基金

（1）建立运动员互济资金，要求所有运动员都必须参加，有工资收入的，按工资比例交纳，职业俱乐部的运动员按合同工资计算。无工资收入的，由于其基数较大，可由其监护人交纳较少金额。

（2）可以组织社会知名度较高的运动员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义演，以他们为代言人向社会筹集公益资金。

（3）根据公益捐赠事业出台法律政策，对捐赠运动员社会保障资金的企事业法人、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给予享受税收减免政策，积极引进企业和个人赞助与捐赠。

（4）允许体育社保基金上市，贴现发行体育国债，在利率上给予高于国债的优惠政策，确保退役运动员的社保专项基金和医疗保障基金具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和增值。

（5）争取体育扶贫工程专款和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以确保运动员社保资金的筹措。

5、加强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培训。退役运动员之所以无法跳出“贫困-救助”怪圈, 是因为资本形成不足, 即能力和知识的不足。社会投资理论主张授之渔而非授之鱼, 要解决运动员退役后生活困难问题, 就须要进行“上游”干预, 服役期间加强文化素质培养, 进行技能培训,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6、利用高科技加大宣传, 实现主体多元化。科技高速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放大效应”, 可使运动员问题得到关注, 一方面迫使政府尽快出台解决政策, 另一方面使社会各方产生同情心, 促使以政府为主、辅之以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多元社会保障主体的形成, 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方针。

第四篇：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

10级社会保障 唐乐乐 201012040408

前言：

澳大利亚在大洋洲被称为经济与社会福利最协调的国家，这离不开澳大利亚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以社会救助为核心，以缓解贫困为政策目标，国家财政给予全力支持。

社会保障简介：

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有1800多万人口的联邦制国家，由联邦政府及六个州和两个领地政府组成，下设650个地方政府。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09年，以社会救助为核心，辅之以部分社会保险计划（主要是强制性职业年金和自愿养老金储蓄计划）和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具体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家庭津贴、伤残保障、优待抚恤、住房补贴、移民补助、救灾补助以及社区服务等。在澳大利亚，所有的社会保障津贴，除了儿童补助之外，都是根据收入调查的，所有津贴都实行单一比率，而且都由总国库直接支付。社会保障模式：

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模式属于社会福利救济与个人储蓄混合模式。在任何情况下，单一的老年保障制度也许都是不足的，比如，强制性储蓄积累制度（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够解决所有人的养老问题。这时，就有必要引进其他辅助制度，同时采用多种老年保障制度，以弥补单一制度的缺陷。社会福利与个人储蓄这种混合模式就是为了互补这两种模式的不足而采用的。它的特征是以个人储蓄养老金为主、社会福利救济为辅的一种养老保障制度。主要采用这种模式的有澳大利亚，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澳大利亚于1992年引进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减少对社会福利救济的依靠和增加储蓄，从而增加投资。通过资本的积累和增加投资，以此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人们多储蓄，个人储蓄的养老退休金都可以减免税金并由民营基金公司经营养老金。养老退休金由强制性储蓄和自愿性储蓄两部分组成。到退休时，人们可以一次性地提出全部养老金或逐年提取。通过税制的方法，政府试图鼓励人们逐年提取。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仅对特定对象提供社会保障，主要是生活贫困者,其余社会成员通过市场途径去谋求个人保障,因而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市场型保障制度。社会救济金与公共补贴是政府所采用的主要手段。

模式形成原因：

同西方国家相比较，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发展速度显得颇为缓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多组数据表明，1955一1970年，在其成员国中，较之以国民生产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澳大利亚用于福利事业的经费的增长率是最慢的。澳大利亚在60年代初与70年代中期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经费分别占本国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9.6%和12.8%，低于18个成员国的平均值，即13，2%和18.8%，列倒数第3位其福利制度的完备程度上，也多有逊色于别国之处。虽然其受益范围在扩大，但仍有诸多盲区。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在1990年澳就业人口中，20%是难以享受到就业保险的零工，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是16.9%和17.6%。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

是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 1

度尚不及西方国家，而福利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成熟和发展的产物。

二是就社会情况而言，澳大利亚贫富悬殊不大，社会富裕程度较高，因此，建设福利制度的迫切感不如欧美国家。

三是就澳大利亚福利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基于英国福利制度的模式，在吸取经验教训和谨慎探索中，结合本国具体实际情况，逐渐建立起来的。

这一方面避免了诸多失误和损失，但另一方面则导致其发展速度缓慢。澳大利亚福利制度形成的历史从20世纪初算起，已有一个世纪。作为澳大利亚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与特征之一，它是伴随着民族的成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演进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提高、扩展、加深、修正和补充，逐步得以形成、完善和确立。在这过程中，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所具有的本土化扬弃功能显示出了巨大作用，使原本被澳大利亚人视作“舶来品”的西方福利制度逐渐植根于澳洲大陆，进而形成适合澳洲社会，具有澳大利亚特色，并促进澳大利亚社会转型的社会制度。它对人们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难以估量的。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一)社会保障模式和水平应与国力、国情相适应。澳大利亚现行的全民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与该国多年来的国力、国情的发展变化是基本相适应的。人口少、国力强是澳大利亚的一大特征,这也是其实施高福利的主要基础。与澳大利亚相比,我国的情况反差很大。首先是人口多,为世界之最,是澳大利亚的66倍。而且居民身份复杂,有农业与非农业之分,老年人比重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快。再看综合国力,我国人均GDP只有6231元人民币,还不到澳大利亚的二十分之一。加之,我国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较大,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保障模式只能是多层次、城乡有别的,而不是全民型的保障,是温饱型的保障而不是福利型的保障。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

(二)坚持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担负、“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有上百年的历史,在社会保障金的供给方面,由联邦政府预算大包大揽、联邦与州政府分级负担到联邦政府、州政府与雇主、雇员共同负担,经过了许多周折,闯过了多种难关,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里程碑,并正在着力推进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虽然时间短,但社会保障金由政府、企业(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机制是来之不易的,行之有效,路子对头,方向正确,应坚持下去,加以完善。今后,应逐步降低政府预算的投入比重,逐步提高个人、企业(单位)的负担比例。只要与财力、国力和个人、社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政府的负担比例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不会影响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地位和作用。更不能以政府投入比例的高低去确定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调控与监管职能。特别是在政府投入比重降低以后,一定要更加重视和加强政府的监管。

(三)强化财政部门对社会保障的调控能力。在社会保障方面,从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到财务会计和保障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多头”管理中,财政部门不仅显示了重要职能和作用,而且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之高,也是少有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前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全国财政系统率先成立了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在中央一级,专门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打破了社会保障由劳动、民政、人事、卫生“割据”的局面。与之配套,省以下也将作相应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调控能力还不强,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只有10%左右,仅相当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已经进入了“危机”时期,养老、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正在“吃老本”,不少地方难以为继。今后,必须“及时、足额”地把社会保障支出真正摆到各级政府预算的重要战略位置,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四)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澳大利亚有社会保障大法,还有十几部单项社会保障法规,目前的文字量已是六年前的2倍多,而且每年都要修改4—12遍。相比之下,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明显滞后,大“法”没有,小“法”也没有,严格起来讲是一无所有。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和现实出发,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制方面应该把握这样几点:一是大小并举,全国推进。既要加快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立法,也要重视和强化地方性法规的建设,最好自上而下。二是先起步,再完善。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在我国进行社会保障立法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迫在眉睫。应先期出台,再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不可能一劳永逸。三是宜“粗”不宜“细”。过于求全、求细、求严,不利于尽早出台,甚至有可能长期“扯”下去。但是,也不能粗制滥造,漏洞百出。四是突出重点,由点到面。如养老、失业、医疗三大社会保险,既是当前的热点、难点,也是改革的重点,如能有所突破,对整个社会保障立法意义重大。

(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我国建立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应注意如下四个环节:一是建立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障委员会,赋予其相应的职能。二是加强社会对保险基金征收、支付、积累、运营、保值增值情况的监督。三是加强财政、审计监督。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审计部门对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财务收支、资金管理和运营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审计,并将结果向本级政府报告。四是加强社会保障系统内的监督、测评,从制度上杜绝虚报冒领社会福利现象。如建立虚报冒领监测、评估程序,对保障对象的财产、收入、就业等情、况进行评估、测评,对不够条件的停止救济,并给予一定的惩罚。

第五篇：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论文

摘 要: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险型、强制储蓄型、国家保险型是目前国外较流行四种社会保障模式。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宜选择以社会保险型为主，强制储蓄型及国家保险型并存的混合型保障模式。

关键词: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四种社会保障模式

1.1 福利国家型福利国家型模式，以英国、瑞典为代表。

这种模式为公民提供了一套“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由国家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和风险。这种模式以公民的权利为核心，确立了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原则。但由于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以致于财政负担过重，同时也不利于国民劳动积极性的发挥。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很难适用。

1.2 社会保险型模式

社会保险型模式，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这种模式对不同的社会成员选用不同的保险标准，并以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为核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型模式相比，其缺陷在于:由于采取现收现付的方式筹集资金，费率受人口年龄结构、就业率的影响非常大。其优点是:建立了政府、社会、雇主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共担机制，具有风险保障的共济性。这种模式比较适应我国农村。

1.3 强制储蓄型

强制储蓄型模式，以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为代表。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创设了公积金制度，并由最初的养老用途逐渐扩展到医疗、住房等领域，成为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内容。强制储蓄型模式强调雇主与个人的责任，缺乏政府与雇主和个人之间的共济性，不具有普适性。

1.4 国家保险型

国家保险型模式，以前苏联为代表。二战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这种模式。这种保险模式以社会公平为目标，保障范围覆盖全体国民。其缺陷在于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沉重负担。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这种模式在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不宜再适用。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仍可考虑在小范围内、阶段性地选择使用。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

2.1 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一般性影响因素一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对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的出发点影响巨大，甚至存在有根本性差异。其次，政治体制不一样，对社会保障模式运行产生的影响千差万别。再次，利益群体对社会保障模式的作用非常巨大。二是人口因素。从家庭结构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农村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过渡，子女数目的急剧减少导致了每个子女所负担老人的系数明显加大，使得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保证。这就迫切需要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养老保险和老年福利等将成为中国新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关键领域[3]。三是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长期以来，哺幼养老，“养儿防老”的思想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在中国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甚至上升到伦理和法律规范层面，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四是传统保障制度的因素。由于社会保障发展所具有的连续性和惯性，新旧体制的更替需要一个过程。因而能够与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建设过程将具有渐进性，新制度中会包容中国传统保障制度中的有益部分。

2.2 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经济影响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模式、结构及社会化程度。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国家财力充裕，国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的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经济运行状况。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必须与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运行状况相适应。第一，一定时期内经济的运行状况制约着社会保障模式的覆盖面和功能。第二，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的供求关系制约着社会保障模式的重点和内容。第三，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的特点决定着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三是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并非根本经济制度范畴，而是属于经济体制范畴，它是经济体制中的稳定系统。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看，经济制度是内容，经济体制是形式。

因此，作为经济体制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要体现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制度。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影响着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四是经济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复杂化、多元化是总体趋势，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定型，因而也对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第一，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项目可以借鉴福利国家型模式，即以政府为直接责任主体，抛弃“施舍”观念，将提供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作为政府的法定责任。既然《社会保险法》已颁布，那么农村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就应当长期化、稳定化。

第二，农村医疗保障可以分为农村公共卫生、农村合作医疗及农村补充医疗三个层次来进行模式设计。首先，农村公共卫生制度是整个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这个层次应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贫困地区，可由中央政府承担全部财政责任;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可由地方政府承担财政责任;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承担财政责任。其次，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农村医疗保障的主体，这个层次可以综合借鉴福利国家型模式和社会保险模式。由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以及农民个人分担筹资责任。经济发达地区，可由集体组织和个人来承担大部分筹资份额，地方政府给予适当补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按5:3:2的比例分别承担筹资责任;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各承担I/4的筹资责任。再次，农村补充医疗保障制度适用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民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商业保险的属性，因此，这个层次可借鉴社会保险型模式[4]。

第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可借鉴社会保险型模式。从目前情况看，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及运营大体有三种: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部分积累制。其中，现收现付制是以近期横向收支平衡原则为指导的基金筹集模式。但现收现付制容易导致代际收入再分配，即当代人的受益支出需要下一代人来提供，从而使得社会养老保险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无法相对应。

完全积累制是以纵向收支平衡原则为指导的基金筹集方式。它是在农民劳动期间，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由集体组织和农民定期缴纳保险费，并记入个人账户，作为长期储存积累并增值的基金，其所有权归个人。

部分积累制是介于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之间的混合筹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在国家、集体和个人支付能力范围内，比现收现付多筹集一部分金额作为积累基金，使收大于支，从而积累一部分基金，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陆菊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化解对策[J].经济师，2007(2):88-89.[2] 王 越.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3] 郑功成.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 石秀和.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