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BBS文学版块的生存与发展》读后感

第一篇：《浅析BBS文学版块的生存与发展》读后感

看了关于《浅析BBS文学版块的生存与发展》这篇文章，很有感触。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自从接触网络，便开始在各种个样的论坛上来回的溜达，在网上溜达的时间久了，看的多了，也就从过去的浮躁，爱凑热闹，转为现今的只寻僻静地落脚的习惯。《 梧桐 花瓣 雨》版块我是从来没有来过的，今天也是看了《浅析BBS文学版块的生存与发展》这篇文章才走进这里。来西祠落脚也就这几天的时间。原来也来过，但一直是匆匆的过客，从未想过在这里停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这里看似太繁华热闹，给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因此，总是在这样的喧嚣面前落荒而逃。

现在说正题。在各种论坛做斑竹的经历使我最终选择了做文学版块的斑竹。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信心百倍，大有不把版块搞上去不罢休的意思。

然而，一段时间做下来之后，才发现，想把一些纯文学的东西搞的象无主题版块那样的红火简直是天方夜谭。究其原因，无非是浮躁和心态的问题。上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写东西的人也是很不少。但是，更多的人把自己的作品发在论坛上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共鸣，希望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纯文学的版块犯的通病就是，看的人多，回应的人少，甚至根本不看别人的东西，却期望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回报。这样的眼高手低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版块越来越冷清。太过冷清的版块是留不住人的。我相信每个写手的文章写出来肯定都不会仅仅是贴在那里就了事，而是希望能看到大家的积极回复。长久的冷清注定要打消写手的积极性，致使一些好的写手离此而去。而版块也将会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而更加的冷清。

那么，为什么文学版块就留不住人呢？我想，无非是因为曲高和寡的缘故。更多的来论坛闲逛的朋友他们不一定是好的写手，但，他们需要通过论坛来进行交流。于是，他们会选择那些主题性不是很强的版块停留，在那里戏水玩乐，释放一下在现实生活中集结的一些心情，没有其他更高的欲望，只图个在网上随心所欲，轻松快乐。这是文学版块所无法带给他们的。因此，他们会远离文学版块只为灌水而灌水。当这样灌水的人更多的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些写手便也很自然的转到了这样的版块中去了。虽然，在那里，他的文章发出来可能会没有一个人认真的去看，但是，却能得到大家很积极热情的回复，尽管那样的回复离题万里，但是，毕竟点击率和回复率是上去了，这多少对写手也是一种认同和鼓励，让写手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一些满足。这样的环境虽然不可能长期的留住那些真正的写手，但是，会吸引更多的写手的光顾，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这也是这样的版块同纯文学版块最根本的区别。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纯文学的版块永远也别指望能同那些以灌水为主的版块在人气上一争高低。但是，这就又回到了老话题上了，没有人气的版块是留不住人的。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学版块既不沦为灌水版，又能凝聚人气呢？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斑竹要勤快，网友可以懒散不回帖，斑竹却绝对不能那样。至少，斑竹要保证自己的版块内不存在无人回复的帖子的存在，这无形中对写手是个鼓励。我就常这样对自己说，一篇文章发出来，能有一个人认真的看了，也就值得了。所以，能有一个人认真的看，认真的回复，我觉得那是一个写手能承受的最低的底线。其次，应该带动版块里有时间的写手积极的参与回复，这样，有助于大家的沟通和为版块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我个人认为，没有一个写手是真正希望自己写的东西无人看，无人回复的。

我曾经写过这样两篇文章《有一种风情叫卖弄》，《我的文字勾引了你》。就是对写手心态的一种诠释。我将随即发在这里与朋友们讨论。

以上，是长期以来的困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浮于事这样的大环境不是靠一个人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关键的一点是，首先我们这些做论坛的不能灰心泄气。坚持也是一种必须。坚持到最后，哪怕真的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毕竟是努力过了，只要还有最后一个网友在，我觉得就不应该选择放弃。

第二篇：我与文学经典读后感

我与文学经典读后感—《漂亮朋友》（莫泊桑）

《漂亮朋友》中有着漂亮外表的杜洛伊是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无耻之徒，他依仗自己漂亮的外貌和取悦女人的手段，专门勾引上流社会的女子，并以此为跳板，走上飞黄腾达的道路。最后他拐走了报馆老板的女儿，迫使老板把女儿嫁给他，自己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小说结尾还暗示他即将当上参议员和内阁部长，前程还远大着呢。

它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小说，小说通过塑造这些现代冒险家的典型以刻画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灵魂，深刻地揭示了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是十九世纪末的一幅历史画卷。首先，在《漂亮朋友》中揭示了上流社会的空虚、荒淫、堕落，展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厚颜无耻，揭露了政治界、新闻界黑暗的内幕，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在小说中，报纸是操纵在财阀和政客手中的工具,《法兰西生活报》的后台老板是一批众议员,被称为“瓦尔特帮”。瓦尔特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身为众议院议员,他在议院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是金融家,善于利用政治进行投机。他深谙报纸的作用,创办了《法兰西生活报》。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他巧妙地让这份报纸容纳各种思想,让包括天主教等思想同时并存。并非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创办这份报纸,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由于他手段高明,消息灵通,使《法兰西生活报》身价大增,巴黎和外省的所有报纸都对它刮目相看,从它那里寻找消息,引用它的文章,它最后成了内阁的喉舌。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瓦尔特帮”如何利用这份报纸操纵政局:为了让他们当中的重要成员拉罗舍—马蒂厄上台,瓦尔特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撂倒阁阴谋,让拉罗舍—马蒂厄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个人物是典型的政客,他既没有胆略,也没有真才实学,表面拥护共和,其实是个自由主义分子,做事不择手段。事实上,他只是瓦尔特帮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代表而已,一旦他的生活丑闻暴露以后,瓦尔特便不留情面地一脚把他踢开。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界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二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从1880-1885年,法国公众对殖民地问题十分关注,因为在1881-1883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于勒·费里对突尼斯的干预最引人注目。费里借口克卢米尔部族在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骚扰,而突尼斯政府却给他们提供了栖身处所,于是蓄意挑衅,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在1881年4月1日,他向众议院提出阿尔及利亚的边境问题,要求“惩罚不顺从的居民”,终于迫使突尼斯的贝伊签订了巴尔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尖锐的经济问题在起作用。突尼斯的经济情况一直不佳,无法清偿法国的债务。1883年至1884年间,两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斡旋活动。1884年

5月27日,贝伊以法令形式批准了利息为四厘的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五万法郎的新借贷。在这期间,巴黎交易所的行情出现极大波动,由此引发的财政投机异常活跃。这些投机活动与政客、政府成员、参议员或众议员密切相关。

小说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同时他又是一个机灵鬼、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样的野心家。

杜洛瓦的如愿以偿,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在报馆。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病入膏肓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取而代之,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版主笔,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与此同时,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

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但头脑是清醒的。他认识到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将来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他感到不如息事宁人,顺从杜洛瓦的意愿。因此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应允了杜洛瓦提出的要求。在杜洛瓦盛大的婚宴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你们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你们最为富有,也最受尊敬。特别是您,先生,您才华超群,并通过您的道德文章而给芸芸众生以指点和启迪,成为民众的引路人。您身上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您要给他们做出表率来„„”教士的话代表社会、官方对这个流氓恶棍式的冒险家的成功表示赞许,但从中也透露出作者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与抨击!

第三篇：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一）16法学卓越班 刘国香

本学期刚开始，我便在图书馆翻阅法律相关的书籍。因为爱好原因，自己本身并不喜欢枯燥的法律条文或者晦涩难懂的法学大家的著作。在图书馆游走的我，就被这本《法律与文学》抓住了眼球，通读完这本著作让我知道了：法律也是可以有趣的。

波斯纳的作品和他本人的学识经历总会给人一种很怪的感觉：他虽然是美国法学界的巨擎，但其第一个学位却得自耶鲁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而非法律专业；虽然身为法官和法学家，但他常常“超越法律”，专注于对经济学、数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本《法律与文学》才显的如此有看头，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家对文学作品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和诠释，个人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文学家运用他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去诠释书中的法律行为。

书中认为“作为法律文本的文学文本”主要就在某种意义上“关于”法律的文学作品展开讨论。在该编中，“法律”的定义很宽泛，包括自然法和复仇这些与实在法共存，并影响后者的规范体系。进行分析的作品包括了西方文化中许多里程碑性的著作，包括荷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妥斯陀也夫斯基、梅尔维尔、卡夫卡、卡缪等人的作品。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学到很多关于法理的知识。实际上，一些表面上与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作品，有时从法理的视角来看也可能更好理解。

“法律学术中的文学转变”主要就是否应当对律师和其他法律职业者进行文学修养教育的问题进行探讨。作者认为美国法学界的一些人想讲法律学术的重点从分析转为叙事和比喻。他们想把虚构的文学作品带入法律课堂，让人们活生生地看到受蔑视的人、受忽视的人、受压迫的人，并通过培养对这些人的同情来促进法律改革。另外，作者还对许多著名法官的传记或自传的文学价值和法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波斯纳的这本著作很厚，就不一一的去解读，接下来写写自己对这种文学与法律的交融形式做一下自己的看法：

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大多都是现实社会的放大版，极具讽刺意味。那种放大了的行为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则会有种被带入角色的感觉，当你真正被带入这个角色，你就会发现这被放大的喜剧行为被法律思维所诠释是多么有趣。再者来说，我们欣赏整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多都是以“上帝”的视角去观看，那么当你总观大局，体会整本书的逻辑链或者是伦理关系，你就会对法理有深刻的认识。

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二）从道德到制度

云淡风清

从道德到制度

——苏力《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看苏力的这本《法律与文学》之前就读过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等书，知道苏力老师一直致力于开掘中国的本土法学资源，以构建中国自己的“理想法律图景”，而非一味因袭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特别是在《送法下乡》一书中苏力老师写到中国学者可以基于自己迥异于西方的社会传统和知识文化背景在中国法治进程这一史无前例的“学术富矿”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在我看来，前述几本书只是提出了“要”开掘本土资源，但至于“如何”开掘本土资源，并没有阐述的很充分。即使是在《送法下乡》一书里，也只是阐述了一些法官实际判案的做法及其合理性，展示了形象不是太好的中国法官的“实践理性”，但能说这就是中国的“法治本土资源”吗？似乎理论说服力不足。直到《法律与文学》这本书，运用丰富的现代理论，以传统戏剧为材料剖析传统社会，溢出了法律的场域，对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度解读，似乎才是系统的开始了“本土法治资源”的开掘工作。

实际上从时间来看，《法律与文学》是2006年出版的，晚于上述几本书，相对比较成熟也是情理之中的。

应当说，四十余万字的《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限于篇幅限制，在此只提及其中的一个向度：即从制度而非道德层面理解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跳出“封建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季卫东曰“如果缺乏细致的推敲以及制度化作业跟进，主义之争不是流于意气用事，就是陷入玄谈游戏”），从一个更为理性客观的制度视角出发审视传统社会的治理以及“法”和“礼”各自的位置。

故事从《灰阑记》说起。《灰阑记》记述了张海棠因受陷害，屈打成招，儿子被真凶之一马氏之妻夺走。包拯在查清孩子生母时，运用了“灰阑”之法：用石灰撒了一个圈，看张海棠和马氏之妻谁能把孩子拉出来。张海棠心疼孩子，不愿用力。包拯根据人之常情判定张海棠是孩子生母，查清真相，昭雪了张海棠。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被视为包青天英明神武、明察秋毫的典例，与《圣经》里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交映同辉。但现在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包公在此案中的判断是否真的经得起技术推敲？第二，罔顾技术，把希望寄托于官员道德修养、全知全能的“德治”传统是基于什么而形成的？在今天有何启发意义？

第一，张海棠作为孩子生母，固然可能因为心疼孩子而不愿拉扯，但同样可能因为求子心切而不遗余力地拉扯孩子，加之她比马氏正妻年轻有力，不无可能把孩子拉到自己一边，按包公的判断逻辑，岂非张海棠又被认定为罪犯了？应当说，包拯使用的这一招风险是非常大的，他在此个案中的成功也许可以看成一种“巧合”。是因为传统戏剧的全景式的“上帝视角”让我们得以预知张海棠即是孩子生母，屏蔽了其他可能性，因此包公获得了结果的正义；如果置身于莎翁《哈姆雷特》的“有限视角”（哈姆雷特的叔叔是否为弑父娶母的仇人并不确定），即我们并不事先预知张海棠是或不是孩子生母，那么我们从技术上无法证明包公判案的正确性。实际上如果该案放到今天，包公只需下令做一个亲自鉴定，或DNA检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也无需为之惊叹不已。于是乎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思路。

第二，“德”治或者说“人”治传统的形成未必要像惯常理解的那样归之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梁治平曰“用文化来解释法律，用法律来解释文化”），用一份“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和制度主义进路之眼光来审视的话，实际上是在科学技术落后、专业分工和专业知识缺乏、信息费用高昂的高度约束之下，正规制度无力解决问题时，就不得不依赖于官员的道德品行。因此道德说教已经溢出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场域，而是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味，成为传统社会为节约治理成本而采用的基本治理模式。《圣经》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也是此意，因为传统社会资源高度约束、无力实行法治的现实条件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古代中国也并非没有过“法治”的尝试，但是因为不具备一个“法治”治理模式所要求的社会资源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加之以现代的会计制度、预决算制度、交通便利降低了对居民个人收入的信息采集费用，因而国家可以获得一份足够而合理的税收，供养数量庞大的司法人员；司法与行政、立法分立与制衡，不至于像传统社会把一切责任压在县太爷身上，并通过“严格责任制”苛刻地对待司法官乃至“剥皮实草”，打击司法官积极性；有先进的勘察鉴定技术和证据采信规则，()如果古代法律也采取严格的“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那么窦娥固然不会被“冤”，但是以当时的侦查技术，该案以及无数类似案件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也就遥遥无期了，而这不能满足民众预期，势必带来社会治理的溃败）而昙花一现，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儒家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占据两千余年的中心位置，在于它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源高度约束下仅靠“严刑峻法”无法实行彻底的有效治理，只有通过教化，培养官员的德性，使其从自为到自觉地去参与社会治理，才能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治理状态。

当然我们要追问，这种“和谐”是表象还是实质上的？我们并非前现代的遗老遗少，并无季卫东所指出的“怀古之幽思”，因此并不准备把“人治”的传统社会神圣化。实际上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深刻指出了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明王朝，是如何用祖宗成法的权威宰制着从皇帝、官僚阶层以至于庶民的整个“超级机器”没有活力地艰难运转；而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更为尖刻地指出，道德说教的纸面“阳规则”之外，实际运作中另有一套“阴规则”或曰“潜规则”，丑态百出、目不暇接。这就启示我们：运用道德说教的方式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固然是资源高度约束之下传统社会“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并不是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而只是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超稳定结构”的无限循环罢了。因而对传统社会“同情的理解”，仍然不能阻止我们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充其量只是偶尔的停留，回望来时的路，以使以后的路走的更稳健而已。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大略回答了包公判案是否合理、德治传统何以形成两个问题，而以制度主义进路去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今日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有何启发意义？兹小结三点：

第一，有利于以“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去剖析传统社会。由于近代史的屈辱和血泪，由于五四运动“矫枉过正”“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的特点，今人对传统社会、特别是其思想往往深恶痛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动辄戴人以“封建思想”的高帽，《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亦难逃此尘俗之污，良可叹也。如今的话语环境更宽松了，但是仍然有人习惯用强烈的道德色彩去看问题，而制度主义的进路是一种实证分析、价值中立的进路，有利于培养人们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的精神。

第二：既然社会治理模式本身是价值无偏的，何种治理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就会成为“公共选择”的宠儿，而治理模式本身又与社会资源条件紧密相关，因此在大谈法治之前，应先回答几个问题：以今日的社会资源条件，法治与人治谁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如果答案是法治，那么又如何去创造更好的法治社会条件（苏力甚至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这些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防止法学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

第三：制度主义进路比道德主义进路更有力量。中国人接受了两千余年的道德教化，却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萦绕耳畔，不得不说是讽刺。人性并不纯然是“四端”，是“秉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之置于清冷水中”，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有趋利避害甚至“恶”的一面；因此今日之政制，更应强调官员财产公开、严格的预决算和审计监督、司法独立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常态化的巡视制度等等，而不能过分期待官员的“党性”“八荣八耻”。当然正如黄仁宇指出的，道德也是重要的，但道德是一个根本问题，在能用制度、用技术去解决问题时，就不用急着把道德请出来。只有在比如某人的行为违反了制度规定，但又“情有可原”的两难境地，道德才应发挥一个“终极审判”的作用。

正如前文已经述及的，苏力《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说是其中“沧海一粟”固然失之夸张，但确实是单薄而肤浅的，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收获。但窃以为“从道德到制度”不仅是《法律与文学》一书的主线之一，其暗含的自然法到实证法乃至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思路也是有着“远大前程”的，是“上帝死了，诸神混战”的今日世界之现状，也是方向。

第四篇：《生存与尊严》读后感

[《生存与尊严》读后感]

最近在图书馆无意中发现一本书：马贺安律师经验实录《生存与尊严－律师的案源从哪里来》，《生存与尊严》读后感。这是一本探讨律师如何开拓客户、实现律师价值的书，这本书介绍了欧美律师的先进经验，介绍了一些获取案源的方法，这对以后我们从事律师行业的同学们有很深的借鉴意义。道德与生存的平衡点

马贺安律师通过对欧美律师的考察，发现了中国律师的困境，来源于自我角色定位错误。律师绝不能将自己定位为商人，采用“推销员”的方法，“营销”注定会失败。如何找到下一个案源，又能保持尊严？这是全本书最根本的主题。律师是靠道德取胜的职业，抛弃道德，成为一个像商人一样到处推销自己的律师，注定是失败的。客户选择律师时，是希望找到一个专家，一个智者，不是要找一个商人，律师却偏偏要把自己当成商人，这就与客户的期望南辕北辙了。现在英美国家十分重视职业道德规范，但是我国律师却是对职业道德漠不关心，觉得只有出卖良心、道德，不顾公众形象才能解决生存的问题，重视职业道德会约束到自己的案源的获取。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职业道德规范不仅是律师的约束，更是提升律师职业竞争力的武器。强调律师职业规范，实际上是对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公众需求的研究。她反映着公众们厌恶什么，喜欢什么，开展律师业务的秘诀，就深藏在这些规则之中。所以作为一名律师，更为重要的是秉承一颗正义的心，不断的追求律师应该达到的道德高度，在道德与生存中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既受到社会尊重，又能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一名律师。

如何有尊严的拓展业务

1、建立显著的业务专长定位

客户更喜欢专家，你需要把你的业务限定在某一具体领域，专业化会让你在这一领域很熟悉很有经验，这会是你对客户的服务更好更有效率。客户满意度增加，便在这一领域树立了声誉，案源以及律师费用就会增加。专业化也有助于你享受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感兴趣领域进行不断的研究，更有利于增加你的经验，拓展你的业务。

2、确定你的目标客户群，确定你的目标客户群，就是需要选择当事人，是要确定适合你标准的当事人，比如他的理念，他的道德，或者是具体点的，例如职业、收入、地位等等，只有把这些标准确定了，才

能往这个方向去寻找你的当事人，这样不仅会提高你拓展方向的效率，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 去开发错误的客户，为你的工作带来便利，而且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3、确认你服务的与众不同

你要确认你和你的服务能有别于其他竞争者。作为律师个人的竞争优势，包括你的学历、背景和经验。作为一种规律，你的学历越耀眼，技能和经验越丰富，你越能得到客户的信任，你的律师费也越可观，读后感《《生存与尊严》读后感》。你的服务优势，则在于你有没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服务模式，并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4、有尊严的宣传自己

5、懂得使用非推销的方法，与潜在的客户建立可信度和影响力

客户需要对你的能力、你是否真正关注他的问题以及他们投入的费用是否有效等等树立信心。在会见潜在客户不是尽力说服他们接受你的服务，相反，你应该尽力给他们提供帮助。当潜在客户变成实际客户后，应当秉承律师的职业操守，为他提供真诚而高质的服务。

实际上，律师的新业务来源，多数是来自满意的老客户，这一点值得所有律师的注意。

如何发展你的事业

1、道德

道德是法律人永远要铭记的主题，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作为法律人要善于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高度，自己的事业才会不断的发展。

2、服务大众，为慈善机构和穷人提供免费的专业服务

为慈善机构和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都能给你带来回报。从个人角度讲，这样会提升你的目标与理想，这对你和事务所都是十分重要的。为慈善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工作，或是在地方律师协会任职，可以扩大你的社交圈子，提高你的法律技能，或者领导才能，是扩大声名的极好途径。

3、与其他律师打交道

与其他律师打交道，谦恭和专业是绝对必要的，名声的建立，与同行的交流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为了打赢官司而不择手段，会立刻让你有“难以合作“的恶名。或者是在一些专业的领域做了低级的错误，也会让同行对你有色眼镜看待。所以要积极处理好与同行的关系，才会有一个长久的、充满回报的职业生涯。

5、从老板那偷学

优秀的律师善于向优秀的律师学习。在办公室中，要积极汲取他人的力量，形成对自己有益的综合技巧与风格，加以改进为自己的方法。

6、敢于提出问题

承认自己没有经验且要勇于问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当你不耻下问，你的同事们都会很高兴的向你传授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验会帮你少走弯路。

7、在细节上下功夫

在处理一些琐碎细小事务时，你会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有时可能为你的案件起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优秀律师的职业与名誉，就是在细小的事情中发现重要事务而建立的，如此敏锐的洞察力显示出了对细节的关注和积极的努力。如果你认为这些不需要动脑的话，就会忽略其他优秀律师能发现的东西。要知道，优秀的律师都在细节上下功夫。

8、熟悉你的技术

熟悉你的技术之前，必须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书中马贺安律师说道。学习法理，目的是提高法条运用能力。即使在工作也要不断的学习法律知识，并且学以致用。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游刃于各种法律诉讼中。

9、得到反馈

过一段时间，你会被管理你的人所回顾及评论。通常这些评论会提到你的发展、工作态度和在普通事务中的贡献。他们很少能提高具体事务、具体技术上的反馈。把这些反馈找出来，并把它用做学习的工具，不断的改进自己，这样你离成为优秀的律师不远了。

通过对这本书的理解，我认为我们法学学生，在学好法律知识的前提下，应该积极的提高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尤其是交际能力。特别是在我国法学学生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更要不断提高法学学生的自身能力，才能在这社会有立足之地。

第五篇：文化自信与文学发展

文化自信与文学发展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本所系

要营造和构建属于自己的“一方邮票”，使自己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与艺术上的辨识度，创作者的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书写中国经验让作家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强烈，也更加坚定，作家具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中国经验中新的文学形象，准确地把握和书写中国经验

文化上要恢复中国文化的元气，发挥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将世界上一切可能吸收的优秀文化都融入自己的体系中，形成一种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并具有自主性的文化

张江：“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根本上来源于此。文学是砥砺精神的事业。文学作品追求以精神的力量征服人、感染人、塑造人，首先要求作家在内心深处对本民族的文化高度认同，建立强烈的文化自信。

充分挖掘民族优秀文化资源

刘跃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三个“更”字，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

中华民族在交流融合过程中，犹如满天星斗，百川归海，形成了共有的文化血脉。周秦起自西陲，协和万邦，融合南北，开创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时代。汉唐盛世，万邦朝奏，疆域辽阔，汇为一统。康乾盛世，乾隆皇帝秉承康熙旨意修建历代帝王庙，强调“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在乾隆眼中，“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本所系。

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中华文化，在各种文明交往中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周秦汉唐时期的文化已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有着广泛深入的交流，产生了一簇簇中外文明交流与碰撞的火花，缔造了一段段东西文化友谊的历史佳话。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中华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充满自信地传播着中华文化，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也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古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把精华积淀下来，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黏合剂。“先哲留嘉谟，后人当勉就。”在追寻“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应当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当代社会脉搏，牢固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建新的文化形态，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文学自强需要文化自信

张江：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文艺工作者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少数创作者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资源视而不见，反而对西方文化情有独钟，甚至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邯郸学步，迷失自我。文学自强，根本上是精神的自强，具备刚健自信的内在气质。

白烨：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愿景、文化繁盛的伟业、精神自强的达成，都密切相关，当然也与文学息息相关。文化自信关乎文学自强，文学自强需要文化自信。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作家经由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并通过讲述故事来反映现实。讲述故事的人对于自己文化的认同程度，决定了他在故事讲述中的思想取向，以及故事本身的精神含量，这也内在地决定了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故事究竟讲得怎么样。

作家贾平凹曾谈到，置身于当下中国的时代氛围与文化环境中的作家，必然会有中国心、中国味、中国腔。而直面我们的现实，思考面临的问题，讲述当下的故事，就是在向人类提供中国经验。贾平凹虽然是由长篇小说《带灯》的写作来谈个人创作体会，但他由此感觉到的、领悟到的，既表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对于自己国情和自己文化的清醒认识，又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诠释了文化自信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

对于作家而言，如何更好地认知现实、把握生活，需要一定的文化自信在背后起主导作用。我们的社会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还会善恶并存、美丑混杂。面对这样一时氤氲不明的状况，就需要写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用崇高的理想情怀和坚实的人文精神拨云见日、去伪存真、介入生活、反映现实，并引领人们在生活中向善和向上。

文学写作，既贵在创新，又讲究个性。而无论是创新之追求，还是个性之探求，都需要在艺术的形式与风格上，继承和发扬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更需要在立足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去营造和构建属于自己的“一方邮票”，使自己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与艺术上的辨识度。要实现这一切，创作者的文化认知与文化自信，以及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文化自信的具体践行，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信地书写中国经验

张江：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正在被不断夯实和加强。这里有一个对中国经验的逐步发现和认知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经验独特价值的显现过程，必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构过程。文学上的文化自信，包含在整体的文化自信之中，它与中国经验构成了互为助力的关系。文化自信是文学之“钙”，强健着文学的筋骨；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文化自信，辉煌屹立的文学高峰，必然进一步夯实和强化文化自信。

贺绍俊：21世纪前夕，学者季羡林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季老的预言表示怀疑。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各个方面创造的成绩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经验也成为人们热烈研究和探讨的专用名词，中国经验仿佛一再地为季老的预言提供证明。中国经验是当代文学最生动、最新鲜的写作资源，作家们也在以文学的方式书写中国经验，揭示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而在这种书写中，作家们的文化自信心更加强烈，也更加坚定。诗人梁平就以“三十年河东”为题写过一首充满激情的抒情诗。诗人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最具典型性的塑造崭新中国形象的元素，让这个崭新的中国形象站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内涵上。因此，诗人不仅关注特区建设、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百万大裁军、香港回归、三峡工程、航天事业等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把目光投注在流行时尚、央视春晚、志愿者行动等文化现象上，从而对中国经验作出了一名诗人独特的理解，比如他将特区建设比喻为“一部真实的中国版的《老人与海》”，就在政治和经济的解读之外，对特区做了文化的解读。诗人之所以能够酣畅淋漓地泼洒诗意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就在于他内心充溢着的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作家具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中国经验中新的文学形象，准确地把握和书写中国经验。中国崛起后，不少外国人也来到中国寻求发展，孙颙的长篇小说《漂移者》就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马克。全球化时代兴起的移民文学主要描写的就是由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人物形象。孙颙在认识中国经验时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心，他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的文化语境的新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不再是被动和弱者的姿态，冲突和对抗也不再是碰撞的主旋律。孙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马克如何改变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主动去适应新的文化语境，学习如何在一个崛起的后发展国家中生存和发展。

中国经验也将文化自信注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中，使现实主义更加充满生机。现实主义并非简单地客观反映现实，而是处理现实经验的眼光和能力，当我们的现实主义有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心时，我们不仅讴歌真善美理直气壮，而且也有了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假丑恶。中国经验必将为人类文明添加精彩辉煌的一笔，对此当代作家应该充满自信心。

文化自信是文学创新的驱动力

张江：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学创新。那些模仿国外作家作品的做法，说到底，是骨子里缺乏自信。中国文学的创新，最大的源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前，这场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波澜壮阔的成就。这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创举，完全可以在作家书写的过程中转化为文学的创新。我们目前缺乏的，是发现的能力、转化的能力。

徐兆寿：在中国历史上，两次西学的融入都带来文化上的震荡、迷失与自我否定，最后又是回归自我，找到文化基因中蓬勃的生命力而重塑自我。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根本的自信，它也是文学创新根本的驱动力。但文化自信并非凭空产生，也非你想拥有就能拥有的。中国人过去的文化自信来自每一个中国人自信为世界的中央之国，自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有如唐玄奘觉得中国人缺乏生死之教，到西方去取经，以此弥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但一说起“东土大唐”还是自信满满，而西方世界则是妖怪丛生、蛮荒无稽的边缘地带。中心还在中国，所以就有了自在、自主、自由的精神主体。

100多年来，我们丧失了这种中心地位，缺失了精神主体，我们的文学愿景常常是到非自主的西方世界去拿一个奖牌，以此确立自己的自信。它的背后是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不自信的背后是两个维度的缺失，一是对中国5000年文化基因的否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历史本我；二是对当代中国国力的不自信，从根本上动摇着中国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总是说中国文学缺乏钙质，这个钙就是不自信。那么，如何确立文化上的自信呢？从中国古代的经验来看，国力的强大仍然是最大的自信源泉，也就是说，仍然要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国力。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上要解放传统文化，恢复中国文化的元气，同时，要发挥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将世界上一切可能吸收的优秀文化都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形成一种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并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完成《史记》中所说的集百家之长，实际上也就是完成人类文化的集大成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终极性的文化自信，自然也就有了自在的、自足的文学创新，就像李白在完全的自足中挥就千古绝唱一样。

张江：文学是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精神依托，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学始终浸润在中华文化之中，它每一个辉煌的高峰，都得益于文化的滋养和润泽。当代中国实践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也必将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