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及认识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及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及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建党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历程

（一）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第一大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成功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不断进行探索，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把治党和治国、执政和为民结合起来，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3.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面对着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正确认识党的理论创新

（一）准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

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强调：

1、我们应该从我党对“三个规律”特别是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史的角度去思考党的创新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这样我们才能深刻理解90多年来党的理论的继承性。

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并试图探索自己的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认真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改革开放，并探索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严峻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构想。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我党对“三个规律”的认识进程是一致的。

2、我们应该从分析“三情”的时代特征入手，深入理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的实践依据。

如对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实践依据的理解：从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看，中央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特殊的国情，即“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用新的理念来思考改革、发展的问题，树立新的科学的发展观。

与国情直接联系的是党情，我们经常用“两个转变”来概括党情的变化，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两个转变时对两个问题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一是这两个转变与国情的联系，二是党的领导层和党员的代际变化带来的影响。否则由于我党没有及时完成角色的转变而使得一些发展问题的解决比较滞后。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过去比较关注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其实，党员代际变化对党的建设影响最大的是不同代际党员思想状况的不同。例如，老一代的同志受过比较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相对来说比较坚定，而新一代的同志在这些方面可能比较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党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再说世情，一般我们概括世情多用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等宏观概念，但是，我们不仅要从长远趋势和整个世界的角度看待世情，还要尤其关注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世界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更要注意中国快速发展可能给世界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统筹、协调好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用创新的理念理解创新理论的内容

党的创新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许多概念和观点，要正确理解，就需要我们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固有观念和思维定势，用创新的理论来思考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概念。

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例，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农村的经济发展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上都落后于城市，这在发达国家也不少见；由于人口聚集度较低，在乡村发展第三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难度要大于城市，而效益要低于城市；同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还会在人口总数中保持较大比例，农村人均占有的经济资源数量也会低于城市。根据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届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是2.25∶1，虽然与现在相比有所缩小，但仍属于世界上极少数城乡收入比超过2∶1的国家之一。这应该怎样理解？这需要我们突破仅从经济上分析发展水平的旧思路，还要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水平、居民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便利性等方面来判断发展差距。假如我们可以用20年左右的时间使城乡居民享受到基本相同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那么，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比就会降到2∶1以下，再考虑到其他因素，城乡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就会大大缩小。

（三）评价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标准

党的理论创新不同于学术创新。不能完全套用学术创新的标准来评价和衡量党的理论创新。党的理论是直接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它与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因此，评价党的理论创新要看理论本身的发展，更要看理论的发展是否达到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实践所产生的新的推动。即评价党的理论创新最根本的是看新产生的理论，是否适应了新的实践的需要，是否推动和开辟了新的实践。

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就要始终坚持理论创新。只有做到既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又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既要坚持向西方学习，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要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又要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团结奋进充满创新精神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篇：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坚持理论创新与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需要统一认识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结论的分量不言而喻，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党的意志、党的理论信念。因此，在21世纪的新征程上，我们的理论创新，指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鲜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并用以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事业。

既然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总结过去，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哪些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它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载体？

着眼现实，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业已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展望未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21世纪，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党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就可能会发生偏差。

坚持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这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解决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这还得从党的理论创新说起。

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上个世纪初叶，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即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派林立中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靠什么去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引入实践？除了创新别无它途。毛泽东思想，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使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了根，结了果。

毛泽东说得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之所以说更长，是因为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想一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素质状况以及我们长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难看出，要在中国真正解决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更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创新过程。所以，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

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的。

这依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经开始缩短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们却还在被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对在场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邓小平的话一语道破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真实处境：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迅速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可能会亡党亡国；再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主题，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并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可效仿的成功模式，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做根基？其实质是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怎样看待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回避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老祖宗不能丢。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丢掉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否定基本制度，另起炉灶，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就是自我毁灭。苏联和东欧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此，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扬与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要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特别是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个精髓，党的理论思维才会不断地走向成熟，中国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解释、正确处理。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破天荒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短短的2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神奇速度持续增长，一举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方能积累起来的丰盈财富，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对比那些几乎与我们同期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有的解体了，有的易帜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充满生机和活力，愈益显露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对能够拥有邓小平理论而深感庆幸与自豪。

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我们从贫穷带入了小康，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一定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本前提，这是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证。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主题

今天我们党所强调的理论创新，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这样的主题，既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才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里，首先需要对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概念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它的创立者的实践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即是说，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它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它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逝世而告终结的，它的发展和完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命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决定的。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因此，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样是需要它的创立者及其以后的几代人努力开拓创新的。在理论创新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理论“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党的十四大在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指导方针之后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到了十五大，江泽民同志更是把这个问题又上升到更新的高度，郑重宣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为什么从十三大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都要强调必须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呢？其实质和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因此，有理由认为，江泽民同志所说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一致的，它的初衷和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切实地履行好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确立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即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国内外形势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美国称雄的不和谐现象，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到处插手国际事务，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可以说，多极化的格局目前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遏

制美国称霸的联合力量，这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最深刻的主要有两个：第一，随着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市场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改革，与过去计划体制一统天下和两种体制并行的双轨制的情况有了质的变化。第二，人民的社会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丰衣足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追求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伟大变革。这种变革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丰衣足食以后追求什么？怎样生活？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改革的深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摩擦、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去说明、去解决，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失去指导意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围绕着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个主题进行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的理论创新工作成效显著，这是我们的事业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十四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实践中初步构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设想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论断，使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四大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搞活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的创新程度，可以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点相提并论：一是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四项基本原则就其每一个具体原则而言，正如邓小平所说，并不是新的，都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把它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并确立为我们的立国之本，这就是创新。“三个代表”也一样，每一个代表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确定为我们的立党之本，这就是新概括，新成果。一个立国之本，一个立党之本，是党和国家立足与发展的根基。二是可以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相提并论。如果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取得的最新的理论成果的话，那么，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则从根本上阐明了党的属性和本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一个社会主义问题，一个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对这两大基本问题认识清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趋势和历史进程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特征，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在生产力理论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提出了“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等新观点。党中央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这些都反映了党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认识上的深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方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90年代末，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

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又制定实施了开发西部战略。这是尽快缩短东西部贫富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设想的回应和创造性的发挥。

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旋律。

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目的为什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要郑重地向全党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深入的思考，致力于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指导21世纪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二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使人民过上了小康社会新生活。21世纪，中国共产党还将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21世纪，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使命非凡。她背负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心驰神往的美好理想，担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责任。对此，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估计、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毫无疑义，在21世纪的征途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法宝。

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必须要有这个信念？最根本的，是因为21世纪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困难和风险，究其实质，还是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有了信念之后还要提理论创新？因为21世纪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高层次的问题，是比以前更尖锐、更复杂、更突出、更难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现在尚没有遇到甚至难以预料的。惟有创新，惟有发展，我们才能够应变自如，才能攻克最后的难关。

21世纪，我们面对的是风云变幻、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高新科学技术手段，将继续保持在世界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总体上看，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在以高新技术和综合实力为主的国际竞争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我们还势单力薄，处于下风。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将愈益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采用分化、西化、思想渗透、粗暴干涉甚至更激烈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频频向我们施压，企图限制我们的发展，逼迫我们就范。可以说，在21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始终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国内来自经济生活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经济上，按照既定目标，我们要用5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人口还要有所增长，翻番的难度势必更大。社会政治生活上，21世纪前半期，中国将进入由小康社会向中等水平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人民未曾遇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对于受几千年封建小生产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小康之后如何尽快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科学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新的课题。由小康到现代化转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将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新矛盾，合理地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

所有这些，都对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存在着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和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这个实践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也要经过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站稳

脚跟。这个任务随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深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导中国夺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这正是我们党现在所要担负的理论创新的任务。在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理论创新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邓小平生前殚精竭虑的事情。自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时间问题作出过各种估计。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按他的估计，我们还要在21世纪用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基本解决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站住脚。所以，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时间概念的论述，内涵极为深刻。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完成，更重要的，在于告诫全党，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必须横下一条心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21世纪的神圣责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就是要坚持邓小平理论100年不动摇，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

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创新的全部涵义。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着眼于新的实践，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的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的要求，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把社会管理放在社会建设突出的位置上，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概括，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第一，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并强调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大力加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由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发展，“四个轮子一起转”来实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概念和思想，进而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举措。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明确了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当前我国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可见，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论断，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相联系，我们的社会建设目标应当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对社会建设的目标做出了重要表述：“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新进展。

第三，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十七大报告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标题对社会建设进行了专门论述，凸显了社会建设的重点。十七大报告具体阐述了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对社会建设的论述更加清晰明确、系统全面,标志着党的社会建设思想达到了新高度,进入了新境界,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第四，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做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为此，要善于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同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央要求，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从而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们要用最新的理论成果指导社会建设实践。

1.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回顾我们党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尽管在不同时期，社会建设的形式与内容有所不同，但都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公平正义理念贯穿于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切实提高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自觉性。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事业相对滞后于经济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我国发展中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发展起来了的问题不比不发展起来的时候少。”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党中央明确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出了整体部署和具体安排。我们要清醒认识形势，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

3.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方针和部署。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二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三是进一步加

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四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五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六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七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八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这八个“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是一个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整体。我们要全面把握，深入贯彻，创造性地抓紧抓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落实。

文/安徽省社科院课题组

（来源：安徽在线）

第四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中国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兴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国民党左派一度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懂得抓领导权，也不懂得抓军权，而是一味地埋头发动民众，结果在强大的右派势力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无力挽回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毛泽东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

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行为，还是一条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到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开辟的道路，一开始并没有被中央所承认，他还为此受到过处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

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

阶级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毛泽东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在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奠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又接连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讲，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达到整顿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

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

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

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但大量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用战争年代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这一新学说，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共八大路线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新发展。此外，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树。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

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毛泽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

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毛泽东本人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就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用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些都是严重偏离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后果。

回顾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创始人并没有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作书斋式的逻辑推导。理论创造的起点，不是从书斋里得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决定着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这种决定作用的力量始终是实践，是党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第二，理论完善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取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的深入与发展，推动着理论不断完善。第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同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必须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偏重于理论品格而轻视实践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论来束缚实践。另一种是实用主义，偏重于实践的眼前的直接结果，而轻视长远的影响和理论指导，甚至用对物质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来取代对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这些，正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理论创新，党就没有了活力，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理论创新和不能丧失根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毛泽东思想还有哪些重要的指导意义呢？第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有人问：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基础？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际上，对“活的灵魂”，毛泽东生前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概括。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核作出这样高度概括的，正是邓小平。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主脉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哲学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

第二，毛泽东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管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最早提出这个历史性课题，开创了这个振兴中华的事业，并为此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

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呢？(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应当说，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设想，即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对今天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妄自菲薄。

第三，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层面的。(1)从实现形式来说，要有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

80年过去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一个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她的身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1-21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第五篇：思想汇报-《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之源》

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之源 今天，谭马利书记用清晰的思路为我们温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让我们穿越到过去，看到那时的现在，展望未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我们党已经走过90年，纵观这90年，我们党在理论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富，翻开历史的一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种政治思想传入中国，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而梁启超是中国较早介绍马克思的人，革命党人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就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悄悄地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论。谭马利书记向我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具有严整性和革命性；

二、批判性和革命性。在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产生始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做了深入阐述。他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对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毛泽东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据思想渊源的理论先导，同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

在文化革命和大跃进之后之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遭到破坏，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式开辟，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由此揭开了序幕。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它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怀飞跃的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继续前进的旗帜。

正是这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指点江山，中国开始加速发展。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的精髓也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党要“与时俱进”。

滚滚的历史依旧向前奔流，马克思主义却毫不褪色仍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让我们的党不断地书写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