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方言调查报告
重庆方言隶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虽与北方方言区的其它分支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在语音、词汇、句式等方面都自成一体。狭义的重庆言子，专指重庆人的“展言子儿”，即歇后语或陷语，于谐趣幽默里见智慧，为重庆方言的一大特殊现象。
一、重庆话与普通话在语音方面的差异(一)、声母
1、在普通话中舌尖后音zh、ch、sh、与舌尖前音z、c、s、读音明显，但在重庆方音中没有zh、ch、sh、这组声母，而是把普通话分别读作zh、ch、sh、和z、c、s、的两组声母，都读成了z、c、s。例如：
例字普通话读音重庆方言音寨 zhai
在 zai zai 柴 chai
才 cai cai 诗 shi
私 si si
2、普通话有明显的边鼻音l、n之分，而在重庆话中是不分鼻音n和边音l的。
另外，普通话里还有一个舌尖后浊擦音r在重庆方音里一般都读成舌尖前音。如：日、软、荣等字的读音。重庆方音还有将这部分声母相混淆的情况，如下面的例字。
【1】
例字普通话读音重庆方音造躁 zao cao 肇 zhao sao 纯唇 chun sun
吃 chi ki(万州等地)荣融容 rong yong
(二)、韵母
1、重庆方音把普通话中的e韵母，分别读成了o或 ê。
(1)、分清0和e
重庆方音中，和g、k、h直接相拼的o韵母，在普通话里很大一部分读e韵母。如：
例字重庆方音普通话读音歌、各、戈、割 go ge 课、科、柯、渴 ko ke
喝、盒、河、贺 ho he
(2)、分清e和ê
重庆方音中，ê除了不同f、j、q、x相拼外，其他的声母都可以直接和它相拼。例如：
例字重庆方音普通话读音伯、泊 bê bo 迫、珀 pê po 特、忑 tê te
2、普通话读üe韵母、uo韵母、ei韵母的字，重庆话分别读成了io韵母、uê韵母和ui韵母。
例如：例字普通话读音重庆方音约、确、学 üe韵 io韵国、扩、阔 uo韵 uê韵雷、类、内 ei韵 ui韵
此外，重庆方音en和eng、in和ing不分，把普通话中的eng韵母读成en，把普通话中的ing韵母读成in。
例如：例字普通话读音重庆方音根 en
en 羹 eng 宾 bin
bin 兵 bing
(三)、声调
二、重庆话与普通话在词汇上的差异
(一)、重庆方言中特有的熟语
1、惯用语
具有重庆地方特色的惯用语指称的大都是重庆最常见的人或物，有的甚至难以在普通话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这类惯用语常用三字格或四字格的形式来表现，相当一个词或词组。如：重庆人称没有根据的、不可信的话为“空了吹”;指说不专业的话为“开黄腔”;指缠着不放手为“扭倒费”;形容得理不饶人的情形为“幺不倒台”，等等。可以看出，重庆方言熟语中的惯用语多是由一两个有特殊方言义的词组成的，如“黄”、“费”、“幺台”等。这些词也成为了该惯用语的灵魂意义，一旦理解了这些词，就能领会该惯用语的意思了。
2、歇后语
汉语中歇后语大多来自人民群众的口头创造，因此带有很浓的口语色彩，也最能反映当地的人文气息。重庆方言熟语中的歇后语也不例外，它跟普通话中的歇后语大致相同，可以分为两种，即“谐音相关” “意义相关”。
(1).谐音相关
重庆方言熟语中的谐音一般多是方言音与普通话之间的谐音，如“瘸子进医院———治脚(自觉)”：重庆话属西南官话，平翘舌不分，于是“治”与“自”同音;而在重庆话中“脚”与“觉”也同音，所以“瘸子进医院”指的就是“自觉”。
(2).意义相关
重庆方言熟语中意义相关的歇后语很多，如“丰都城拉二胡———鬼扯”、“癞格宝(癞蛤蟆)吃豇豆———悬吊吊的”、“猫抓糍粑———脱不到爪爪”等。
3、俗语
重庆方言熟语中的俗语多是反映重庆人民生产生活的短句或韵语，结构简练，如“包包散，包包散，不要婆婆看。”这里的“婆婆”不是指普通话中“丈夫的母亲”，而是按照重庆人的习惯，指的是“奶奶”。重庆方言熟语中韵语的韵脚一般都押重庆方言音，如“老太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等。
4、成语
重庆方言熟语中的成语并不多见，但格式固定，熟识度高，如“正南齐北”指南北都周正，形容有规有矩，非常正式、严肃。“一四六九”是用概数表示“大量的”、“全部的”之义，这里跟古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重庆的方言熟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詈语，如“龟儿”、“格老子的”、“砍脑壳的”在使用这些詈语的时候，有的单纯是为了骂人，但很多情况下用者表示气愤、欢喜等情绪的方式，有时甚至什么意义都没有，只是一种口头禅。
(二)、重庆方言与普通话词汇的对比
首先，重庆方言中某些名词的词义与普通话相同，但其构词语素却完全不同。
例如：相因(便宜)，脑壳(头)，摸包儿(扒手)，红苕(甘薯)，梯坎儿(台阶)，包谷(玉米)，撑花儿(伞)，婆娘(老婆)，老汉(爸爸|父亲)，堂客(妻子)，宝器(傻子)，幺儿(儿子)，孩子(鞋子)，男|女娃儿(男|女孩)，膝盖(客西头)，Y货(次等货)瞎孔(胳肢窝)，罗兜(屁股)等等。
其次，某些重庆方言中使用的动词与普通话的动词相同，但词义不同或使用范围有宽窄之分。有时方言中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普通话中好几个词的意思。
例如：“争”字在重庆方言里除了具有普通话的“争吵”之义外，还有“你还欠我几块钱”的意思，如“你还争我几块钱”。在重庆话里“巴”常作动词表示“粘贴”，但在普通话里“巴”字做动词就不能表示“粘贴”，最多只能表示“紧贴”、“黏结”等近似义。装牤(māng)(装傻)，舌老(丢失了)，摆龙门阵(聊天)，告哈儿(试一下)，杀鸽(结束)哈脊跟儿(挠痒)，达扑爬(摔跤)，痴过来(伸过来)，空了吹(不可信)拎菜(夹菜)冒皮皮(说大话的人)，等。
第二篇：方言与民俗调查报告
关于合肥地方戏庐剧的调查报告 关于合肥地方戏庐剧的调查报告 地方戏
关键字：庐剧 合肥 庐剧班 巢县 调查地点：合肥周边县镇 调查方法：搜集材料 民间调查 调查人：陈忠（机械 0804 学号：2008011540）
通过对我家乡地方戏曲的调查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地方文化，地方戏曲是 渗透了我们地方文化戏曲最多的一部分下面使我们对庐剧的调查结果。庐剧，原名倒七戏，又称小倒戏。它流行于安徽省江淮之间的皖西、皖中和江南部分地 区，是安徽省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倒七戏因何得名，无史料可考。艺人的传说亦不能解释“倒七”为何意。历史上，主要 流行倒七戏的地区如合肥、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六安、霍山等地均属庐州府或在庐州 府周围。1955 年 7 月 1 日，安徽省文化局报省委批准，以流行区古地名为由，把倒七戏改 称为庐剧。庐剧形成的年代，有史料记载可以参考佐证。1985 年，在安徽省巢湖市烔炀河镇上，发现一块清代同治七年（1868 年）刻的石碑。碑的上方刻有“正堂陈示”四个大字。碑文约 400 字，是当年在巢县任知县的陈炳所颁示的禁约。禁约计为四条，第二条即提到倒七戏。这块石碑的发现，不但证明了倒七戏这一剧种名称在 130 多年前已经出现，而且对其产生 年代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线索：即倒七戏这一剧种形成的年代，能追溯到 1840 年前后（清代 道光、咸丰年间）。庐剧源于何地，说法不一。一说是产生在合肥、巢县一带。这是由于 1949 年前后，庐剧在这个地区极为盛行，唱戏的班社亦多。特别是在巢县烔炀河镇发现有关禁倒七戏的石 碑之后，认为倒七戏就是从合、巢一带最早流行的门歌（亦称锣鼓书）小调、说唱发展而成。一说是形成于大别山一带。六安庐剧老艺人刘正元（1894——1964），1956 年在六安举办 的庐剧源流探讨会上曾说：“听前辈艺人传说，倒七戏初始于霍山、金寨、六安、商城、固 始一带”，亦即皖西、豫南大别山区。合肥的庐剧老艺人王业明、董少轩、李凤山等都说过，他们年幼学戏，师傅多是六安一带的人。这几位老艺人如果活着，都是一百多岁的人了。旧时庐剧班社大都是半职业性的（即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唱戏），长期流动于乡村集 市。演出时一般不上舞台，只打地摊子。一般演员都缺乏功底，只要有副好嗓子，会些“辙 口”就行了，久而久之形成了重唱不重做的倾向。所演剧目，多以“二小”戏、“三小”戏为主。唱腔多是一唱众和，锣鼓伴奏，不用丝弦，三五人凑个班子即可演出，谓之“两打三唱”。演员身兼数角，轮番替换，还要兼打锣
鼓。后来发展到“三打七唱”，“七忙八不忙”，亦还 未形成固定的角色体制。庐剧从前无女艺人，旦角多由年轻稚嫩，嗓音甜脆的男少年扮演。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庐剧班社开始进入城市，演出剧目不断丰富，角色行当也相应增
多，分为花旦、小生、青衣、老旦、老生、小丑六行。在倒七戏兴旺发达时期，每演出于各 地，即吸收当地流行的戏曲或民间艺术来丰富自己。有的班社还时断时续地与徽班、京戏班 合作，先由徽班、京戏班演出正戏，然后续演庐剧小戏，这种做法叫“四平带折”班或“乱弹 班”。与徽、京戏的合班演出，使倒七戏演员在唱、做、念的表演和锣鼓伴奏上都有了新的 不同的演变。而较有水平的倒七戏班不断入城演出，由于要适应城市观众的欣赏习惯，艺术 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倒七戏的表演比较简单。“二小”戏与“三小”戏中虽有些舞蹈动作，但并不与剧情 结合，且可在不同的小戏中运用。表演故事情节比较复杂一些的折戏和本戏时，主要是以唱 来表现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内心活动，舞台动作很少程式，多为生活模拟，适当予以夸张。化妆也比较简单，用铅粉涂面，桃红或大红颜色涂在颊上。旦角多为男性扮演，头上扎着当 时妇女装饰用的“勒子”，上面镶上几颗“银泡”，脑后梳一条假辫子。花旦上身穿花布短褂，青衣穿蓝色的，皆无水袖，下身穿裙子或彩裤，腰间系一条绸腰带，有时也把绸带扎在头上，手里都拿着小手巾。男的扮公子的穿蓝色大褂，扮劳动者的穿短衣，腰里也是系绸带，手里 拿着扇子。后来，有的班社和徽、京戏合班，服装才有了改进。庐剧音乐包括唱腔和伴奏锣鼓，唱腔有主调、花腔两大类。主调唱腔曲牌计有二凉、寒腔、端公调、三
七、小生调、老旦调、老生调、老生衰调 9 种，长于叙事或抒情，多用 于传统折戏和本戏。花腔是传统生活小戏所用腔调的总称，多为专曲专用，名称多随剧目所 定，如“打桑调”、“讨学钱调”等，曲调朴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传统庐剧唱腔无管弦 乐器伴奏，唱腔的起板、收板、小过台和大过台之后的间奏、吆台托腔、换唱曲牌等，都用 锣鼓。解放后，庐剧迎来了新生，政府文化部门建立了合肥地方戏实验剧场，开始对庐剧艺 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导演制，改革音乐，建立乐队，将管弦乐器移植到庐剧音乐中，还革新灯光、布景、美化服饰，使庐剧面貌焕然一新。移植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 段音乐唱腔“十八里相送”尤为脍炙人口，流行全省。庐剧著名老艺人王本银、丁玉兰、孙邦栋等在继
继承和发展庐剧艺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他们在庐剧观众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深受观众的喜爱。庐剧的传统剧目，可分为花腔小戏、折戏和本戏（包括连台本戏）。初步统计共有 292 个。花腔小戏多为“二小”戏、“三小”戏，内容以描写劳动生活和男女互相爱悦者较多，也 有一些是讽刺戏和闹剧，计有《点大麦》、《打桑》、《卖杂货》、《借罗衣》、《讨学钱》、《卖线纱》、《打长工》、《采茶》等 60 多出。折戏，一类是独立存在的，故事完整，有 头有尾；一类是由本戏中抽出来的，可以单独演出，又可连在一起演出，计有《花园扎枪》、《张太和休妻》、《侯美容降香》、《观画》、《山伯闯帘》、《英台打枣》等 78 出。本 戏（包括连台本戏）计有《休丁香》、《秦雪梅》、《干旱记》、《薛凤英》、《合同记》、《白玉带》、《卖花记》、《乌金记》、《双丝带》、《花绒记》等。庐剧流行区广，受各地语言、民间音乐和相邻剧种诸多因素影响，形成几种流派。西 路（亦称上路），流行于皖西六安、霍山一带，唱腔高亢奔放，小嗓（假声）用得多，山歌 味极浓。中路，流行于合肥、巢县一带，唱腔柔和甜美，兼收并蓄了西、东路的许多特色。东路（亦称下路），流行于长江沿岸的芜湖、无为等地，唱腔委婉细腻，多注重行腔韵味，形成独特的风格。1951 年 6 月 26 日，皖北行署文教处根据政务院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的决定，接收当时由民间班社组成的合肥平民剧社，建立私营公助的地方戏曲改革试点单位（仍用原
名），成为全省第一个国家直接管理的地方戏曲剧团。以后又几经改组，更名为安徽省倒七 戏剧团、合肥庐剧、合肥市庐剧团。庐剧得以不断创新，艺术表现力日臻完美，喜爱庐剧的 人也越来越多。1957 年 4 月，应文化部和中国剧协的邀请，合肥庐剧赴京演出。张治中、卫立煌和首 都戏剧界、文艺界的名流、著名演员以及许多热心的观众一起观看了庐剧首演。最令合肥庐 剧全体演员终生难忘的是，5 月 6 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省庐剧团的专场汇报演出，并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走上舞台，同演员一 一握手，称赞他们的高超演技。合肥庐剧在京演出历时 40 多天，在全国首次展现了庐剧艺术的魅力。《休丁香》 《借、罗衣》受到了首都观众的欢迎和文艺界的重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 等报刊，连续发表了著名作家赵树理、艾芜、姚雪垠，文艺理论家戴不凡等人的多篇评论文 章，盛赞合肥庐剧这株“
第三篇：浅谈东北方言
浅谈东北方言
摘要：东北方言是北方方言中的一种,其简洁、生动、形象、昂扬、富于节奏感,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吻合。它是由历史的熔铸和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多元性文化现象。东北方言具有多元性,研究东北方言的形成,有助于我们了解东北方言中蕴含着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我将要从东北方言的形成，优点，特点，及其现在的传播的现状及形式这四方面来谈一谈这个贴近我个人生活的东北方言。
关键词：东北方言的形成、特点、传播现状及形式、东北方言的优点
正文：东北地区位于山海关以北，包含黑、吉、辽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东北方言口语词汇不仅为数不少，而且其中很多词汇基调健康，内涵丰富，极具个性，往往为普通话词汇和其他方言口语词汇所难以代替。东北方言体系开放、粗犷豪放、幽默诙谐、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特点，在中国大地上有口皆碑。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柏默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协助和启发。” 这说明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既相互依存,又有着各自内部的发展规律而独立存在。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为家乡的方言感到自豪，它渗透出东北人的人生哲理——热情、奔放，对生活始终充满期待，对未来永远怀有向往。我也怀着一颗热爱的心来介绍我每天说的语言。
最近在网上流行这样那个一段对话问题，一人问：“那本书没了没。”“没没。”“到底没没没？”“我说没没就没没，没了就没了，墨迹呢。”最后问那本书到底是没了还是没没。看到这段话，我忍俊不禁，我想把这份快乐传递，就急着和宿舍人说，没想到，他们反应的尽是茫然，我才发现，她们没懂，这是东北方言。不是东北人一般是不懂的，这就是地域的差异吧。由于我从小就在东北方言的语境中成长，对东北方言，我喜欢去了解和研究这种诙谐，豪放的语言。
第一，东北方言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东北方言是多元文化的融合。
1、语言分化成方言的原因很多，但总的来看，地域的变异是形成方言的根本原因。从地域的民族构成来看，东北是一个汉、满、蒙、回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朝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民族间300多年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东北地区独具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并保留下无数反映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词语,使东北方言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如,东北方言中的“哈喇”(肉和油变质)、“喇忽”(遇事疏忽)为满语，松花(白色)江为女真语;吉林为满语，是“吉林乌拉” “吉林”意为“沿”，“乌拉”意为江)的简称,因在松花江畔而得名，卡伦(边防哨卡)湖为锡伯语等等。
2.东北方言中的外来语吸收现象东北方言中不仅融入了众多的满族等少数民族词汇,还融入了俄语等外国语。如称下小上大的水桶为“畏大罗”、称面包为“列巴”(俄语)等。
3.东北方言中的正字误读现象。语言的发展是由中原地区向全国扩散的,尤其满族入主中原后关内汉族冲破封禁出关到东北地区谋生,俗称“闯关东”,还有清朝时大批流放人员来到东北,都给东北注入了中原语言和文化。但由于发展的不同步和传输手段落后造成的差异,有很多正字在传播中被误读。并约定俗成为方言。如东北人常说的“母们”（我们）、“那嘎哒”(那个地方)、农村称呼老夫妇为“老姑姆俩”(老公母俩)、“干哈”(干啥)、“稀罕”(喜欢)都是误读而形成的。
4.东北方言中的一字多义现象。一字多义也是东北方言的一种形成方式。如“贼”，在普通话里是小偷,在东北方言里则有“非常”和“特别”的意思。“贼好”不是说小偷好，而是“非常好”意思。“贼漂亮”不是说小偷漂亮，而是“特别漂亮”的意思。“犊子”在东北方言里是贬义，近于“混蛋”的意思。但是语言环境不同意思也有不同。如“扯犊子”不是扯混蛋，而是闲扯、不干正经事儿的意思。
5.东北方言中的有待考查现象。
有一些东北方言很难找到它的出处和来历,外地人很难理解，但是东北人熟悉、认同、运用它。比如“埋汰”(脏)、“整个浪儿”(全部)等。东北方言与其它方言一样,其形成不是单
一、孤立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顺着东北方言这条藤，挖掘蕴含着的丰富的东北文化现象。东北方言还有的来自正字的误读。由于传输手段受限，加之东北口音影响，有很多正字在传播中被误读，并约定俗成成为东北方言的一部分。如“干哈”是“干啥”的误读；“稀罕”是“喜欢”的误读；“lèn”是“嫩”的误读；“得瑟”是“抖擞”的误读等等。这些误读在为东北方言增加了趣味性的同时，也传承了东北“黑土文化”，为东三省乡土文化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
第二，东北方言的特点。语音上，不分平卷舌是东北话的一大显著特点。比如经典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一句台词：今天的你我能否重（cóng）复昨天的故事（sì）,我这（zè）张（zāng）旧船（cuán）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cuán）。宋丹丹作为一名北京人，以其过人的表演功力将这段话的“东北味”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这个特点在许多其他影视作品和小品中亦有所体现，它为这些文艺作品增加了不少亮色。在以元音“a”开头的词组前加“n”，是东北方言的另一大特点。如，“安排（”nān pái）、恩爱（ēn ài）等等。近些年来，由于普通话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普及程度不断加深，这一特点已经很难显现，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很少有人再使用具有此特点的东北方言。在东北方言中，一些发阳平音的字往往读成上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国”、“福”、“职”、“蠕”等。除此之外，东北方言中变“üe”音为“iao”音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如“乐”、“学”等。以上这些特点使得东北方言更加风趣诙谐，读起来虽有些“土气”，却十分亲切。东北方言从发音上体现出了东北人憨直豪放的性格和无畏的个性。
构词上，东北方言特别常用叠词表程度，除了前文说到的“杠杠的”“嗷嗷”，还有“磴磴”（形容结实）、“呼呼”（形容迅疾）、“咔咔”（形容灵敏）等等，这些副词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动作或状态的程度之深，同时又体现出东北人直爽奔放的内心世界。
词语运用上，东北方言更是生动形象，贴近生活。例如，东北方言中，人们把没精打采的人成为“瘪茄子”，这是由茄子被霜打或日晒而呈现出来的蔫状所引申的；再如，“香饽饽”原指一种好吃的面食，却常被用来形容人气高的人或事物；又如，“铁”是牢固坚硬的金属，因此东北方言中常用“铁子”来形容与自己关系亲密、牢不可破的人…… 东北方言灵活的词语运用，像是为东北人的生活注入一针兴奋剂，让东北人如此有激情地面对
三、东北方言的发展和影响东北方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语言根基，也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社会需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第三，东北方言的传播现状及形式。
近些年来,东北方言通过影视作品，相声小品，二人转等形式突破地域局限,逐步走向全国,说明东北方言有很强的感染力。小品演员赵本山就是在媒体传播东北方言的领军人物。1990年赵本山小品登上央视春晚,紧接着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与观众见面,东北方言通过春晚成为各方言中最让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小品《卖拐》获得2001年“我最喜欢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一等奖。接着，东北方言剧《刘老根》在央视一套播出,立刻奠定了东北方言剧的万人迷身份。“忽悠”之后,全国一片“咋整”声。从乡村爱情到不差钱，从忽悠到急眼„„这些作品和语言体现着浓厚的东北文化底蕴,通过方言表现人物形象,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东北人感到熟悉亲切,北方人感到新鲜有趣。南方人也能看得懂听得懂，在文艺百花园中又多了一朵奇葩，也为民族语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壮大了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声势和影响，弘扬了地域特色，促进了文化交流东北方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语言根基，也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社会需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此，展望东北农村题材小品剧和电视剧的健康发展之路，必须持之以恒地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更密切地关注现实，更深刻地反映生活,在这一原则下，继承优秀传统地域文化,恰当融入东北特有的诙谐、风趣、幽默元素,这样才能多出精品,进而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回报。
然而，东北话之所以能快速推广到全国不仅因为东北方言小品影视的精彩，东北方言自身也有很多明显的优势。
首先，东北话最接近普通话，其中黑龙江、吉林一带大多数东北人说的 甚至比老北京的方言味道还少，这是一种很大的优势。正因为东北话相对标准，读音咬的较为真切，所以运用各种拼音手法都得心应手。在这个信息时代，这是个很多大的优势。
其次，东北方言许多俗语隐含着高度的人生智慧，并且寓意积极、劝人向善。例如“吃人家最短，那人家手软。”也是告诫人们不可贪图一时便宜这些来自生活得词汇虽然没什么大道理，但富于哲理，耐人寻味，使俗语也成了一本学不完的教科书。
当然，现如今，普及普通话的政策对东北方言正在影响，许多有有特征的东北方言也消失了，只凭口耳相传的东北方言也应该得到整理和保护。寻找另一种方法来传承和发展这种民间的方言！
著名学者钱玄同曾说：“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文化。方言是与特定的地域和地域历史、文化相联系的，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的结晶。汉语方言承载着中国多元地域文化，方言背后，蕴含着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精髓。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胡适认为方言土语是最自然的文学语言。一方地域的语言文化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创造的，是对人类文化多元化的具体体现。东北方言正以它独特、诙谐的语言特征强力的感染着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中华文化！我们祈愿东北方言和文化能以其独有的魅力创出精品,继续为丰富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添砖加瓦，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让民族语言、文化之魂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邵则遂，刘宝俊 《大学生语言学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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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耀旗、林乾 《清代满族风情》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金启孮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金芳 《解读东北喜剧小品》
中国喜剧网，2004年5月
张婧、陈坤 《东北文艺现象透视》
艺术百家 2007年
第四篇：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在网上看到广东一所学校校长禁止学校里说方言。我不知道那是所什么学校，记得这样的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倒是碰到过，因为那是培养演员的学校，学生来自各省市，要不在学校把方言“禁掉”，台词课上起来就很吃力。拿我来说，要不是严格训练，前后鼻音一辈子也分不清。但是，我并没有把方言丢掉。
不过，对于不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来说，我倒是觉得普通话能听能说就可以了，不必人人字正腔圆的。
说到底，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工具。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方言如此繁多，还有那么多民族的语言，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过去有“官话”，后来叫“国语”，现在叫“普通话”。南宋时期，朝廷南迁，偏安杭州，把“官话”带到了江南，至今还有将杭州话称为“杭州官话”，杭州话里有很多“儿化韵”，也是北方的官话里带来的呢。
我有一个亲戚，儿时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在上海时学会沪语和国语；在香港学了广东话和英语，后来又去美国念大学，大学毕业刚进美国一家公司，恰遇国内去了个团和公司洽谈生意，团内有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随团的翻译却听不懂粤语、沪语，只会说普通话。公司方面把我那位亲戚找来，很快就让各方沟通了。事后，美国公司在短时期内将他提拔为远东部门的负责人。
我说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明语言作为工具之重要。多掌握一种语言会拓宽你人生的道路。而且如果上述的那个中国去的团里，大家都会说普通话，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但是，作为原生态的语言，方言是万万不能禁止或取消的。它是语言的土壤，也是普通话植根的土壤。方言中有许许多多来源于生活的生动鲜活的东西，是普通话替代不了的。中国文学的代表著《红楼梦》、《水浒》等作品中就融入了许多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如《红楼梦》里的“促狭鬼”就是江南方言里的词，按方言应该念成“cuo(入声)ka(入声)ju”，它的具体意思，江南人都懂(林黛玉就是从江南到北京去的)，普通话却很难翻译。可是在电视剧里按普通话正音一念，不但北方人不懂，连江南人也听不懂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当年以沪语拍成的电视剧《孽债》，在央视播出时改成普通话，那原来生动有趣的语言打了个大大的折扣，也很无奈。我们看北京人艺演老舍的《茶馆》，觉得语言特别有味，其实，这部戏说到底是一部北京的方言话剧，有一些对白，即使会说普通话的上海人、广东人也听不懂的。
方言也是一个人与故乡连系的情感纽带。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听到乡音，就知道是故乡人，就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到了一个新地方，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会有一种陌生感，孤立感；然而，如果你去学习当地方言，哪怕说不好，你会很容易融入当地人中间，就会受到欢迎。这种由语言建立的情感，也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普通话和乡音方言，都应该会说会听，是缺一不可的。
特色与危机并存
近日，上海市教委表示要大力推进学龄前儿童沪语教育工作，遴选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上海话教学试点，并逐步在全市推行。
方言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心中的文化记忆。如何保护和传承方言，现在已成为不少地方共同关注的话题。
我国从1955年开始在教育体系中推广普通话。到2010年，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54%以上。相比普通话推广取得的成就，方言却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化了。
传承文化内涵多
“方言是宝贵的地域文化载体，是汉语文化的财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韫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据了解，方言的种类繁多，以不同地理划分方式归类于不同的地方语系。其中官话、湘语、粤语、闽语、客家话、赣语、吴侬软语等七大方言支撑着汉语的整体架构。
一位广西的李先生说：“我来北京三年，普通话越来越标准，现在都有人说我有北京口音了。但跟老家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还是说广西方言。”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汉语方言学专家王莉宁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是广西人，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说家乡话会感到格外亲切，甚至想前去与之攀谈。”
此外，方言也是一些地方艺术的依托。像苏州评弹、越剧等地方艺术，都要用当地方言去演绎，才更有魅力和特色。
“渐行渐远”需保护
“只有在老乡聚会的时候才会说方言，平时都讲普通话”，当被问及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方言作为交流语言时，一位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吴女士说。
据了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语言报告》中，中国包括82种语言。学术界估计，如果算上那些尚未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语言，中国的语言大约有120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漩认为，目前这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
王韫佳分析说：“语言的使用是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的。首先，老百姓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有声信息都是通过普通话来传递；其次，汉语方言的衰落也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普通话教学有关。此外，人口的频繁流动也使得地方语言难以长时间保持原汁原味。”
多种形式存方言
2010年，粤语的存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普”、“粤”能否共存，怎样才能给方言留存一定的生存空间等问题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
对此，王莉宁分析道：“普通话与方言都是中华语言文化的载体，二者并不对立。普通话作为通用语、大范围使用的公共语言，利于日常交流。但在私人场合，可以给方言一定的生存空间。”
王韫佳认为，对于保护方言，语言学工作者不仅要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数字化的手段把有声方言资料永久性地保留下来。
令人欣喜的是，浙江省温州市于近日在市图书馆发布《温州方言文献集成》，以图书文字的方式对方言进行了保存。此外，山东省青岛市也在日前启动了方言保护工作，对方言的传承和保存进行整理和录制。
公司禁讲方言令掀网络热议近5成网民不反对使用
上班时间说方言到底行不行呢？新华调查最新结果显示49.8%的网民认为只要不影响工作，说方言完全可以。50.2%的网友则选择在公共环境应该说普通话。调查结果表明国人在处理普通话同方言之间关系时已建立起成熟理性的心态。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语言文字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虽然各地的文字书写大体一致，但方言作为地域人文的产物却千差万别，语言的多样性从一个侧面彰显着我国文化的多样性。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希望给方言更多的发展空间，只要在工作允许的范围内，说说方言大可不必如此“言重”，但同时网友也认为在公共场合应该使用普通话。新华调查结果也印证了网友的观点，62.3%的网民选择在亲友和同乡面前说方言，而选择在上班时间说方言的只有10.1%，仅3.62%的网民选择在公共场合说方言，另外各有12.3%和11.5%的网友选择了只说方言和只说普通话。
普通话盛行不减方言文化情结
新华网郑州2月25日电（记者双瑞）“有一种寒暄叫‘弄啥哩’”“有一种聊天叫‘喷’”„„春节期间，印有洛阳方言附普通话解释的扑克牌在洛阳春节庙会上，几天内卖出数万副，并在网络上刮起晒家乡话、说方言的风潮。
洛阳方言扑克创作团队负责人、36岁的高校教师郭栋没料到，自己的一个想法能得到这么多人认同。他说，吸引大家的不仅是对于方言文化的心领神会，更有对抢救方言的紧迫感。
中国地域辽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山川阻隔、人口迁移等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形成了多种带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承载着各个族群的情感和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普通话推广的深入，不时传出方言式微的说法。
上海人一度以自己的沪语为傲。有土生土长的“老上海”说，曾经上海商场里的售货员听到顾客讲普通话，态度都会冷淡不少。但如今，据媒体报道，一家剧团招募演员，几乎找不到能说地道上海话的孩子。
遭遇这种尴尬的不止是上海。高校新生开学时，很难再见多年前大江南北方言齐聚的场景，80后90后们尤其是家在城市的，往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方言？我不太会说啊。”
“没有方言，就感受不到家乡的亲切感了。”郭栋说，方言扑克的创意最初就源于自己回乡所受的“刺激”。在外地求学时，他每次回家一下火车就听到地道的洛阳话叫卖声，后来却变成了普通话。惊愕之余，他发现身边许多人都摒弃了洛阳方言，有些家长嫌“土气”干脆不教给孩子。
在郭栋看来，放任方言艺术湮灭，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行为。他说：“推广普通话和传承方言并不冲突。方言代表情感认同、地域特色，弃之不用等于割断了与文化母体的血脉情缘。”
郭栋迅速召集起一个团队，想通过合适的载体为传承家乡话做点事情。他们搜集了许多“土得掉渣”但充分体现洛阳特色的方言词汇，加以注释，印在了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扑克牌上。
春节期间，正是中国人乡情最浓、归属感最强的时候，洛阳方言扑克勾起了人们对家乡话的集体记忆。一石激起千层浪，方言扑克的影响力冲出了洛阳、河南，网络上许多地区的人都在温习甚至“恶补”已生疏的家乡话。
“很多意思用普通话表达不出来，见老乡我还是愿意说方言。”老家在福建的客家人赖华容说，客家语在她那里传承得比较好，她笑称体内潜伏着根深蒂固的方言情结。
教授教方言，方言也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学校教普通话没啥奇怪，但你见过大学课堂上，教授们专门教授方言吗？昨天，武汉方言研究班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开课，这也是全省高校里开设的首个方言班。而教授的方言正是武汉话。（武汉晨报，9月9日）
在人们的印象中，相对于普通话，方言土语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大学专门开设方言学习班似乎没有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语言，方言有时候承担着普通话难以实现的功能。方言并非可有可无，方言同样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语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不同地域的方言，或者形成于人口迁移和地域阻隔，或者形成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体现了不同地域间的人群接触和融合。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迁徙，更直接造成了不同地域方言的形成。同时，各地域方言中又有相似乃至融合的部分，也是民族融合的见证。由于方言都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使用，这就决定了方言使用者和受众的局域性。但恰恰是方言的这种局域性特点，使得方言成为了解当地民俗风物的重要工具。不论是古代文献典籍，还是地方戏曲，大多蕴含着方言这一文化符号。以《楚辞》为例，其中就包含着许多方言俗名，比如研究《楚辞》中的方言名物，对于研究古代语言嬗变和名物风俗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方言，还是当地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方言就是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符号，对于地域文化发展和情感融合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方言中包含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而且方言研究与音韵学、训诂学等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方言对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现代社会来讲，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适度应用方言，可以有效提高文艺作品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对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亦与有功焉。
现实情况是，由于对方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方言除了在乡野草莽间通过口耳传播之外，对于方言的学术研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研究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束之高阁”，无法在实践中有效应用。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一些方言语词正面临消亡的危机。甭说城市居民难以理解方言，即便是乡村青年，有时对于老年人的方言语汇也无法通晓。而日渐发展的网络语言，也在不断消解侵蚀传统方言。
方言并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历练，被普通大众接受的方言语汇，可以考虑纳入普通话范畴。举其一例，近年来，随着赵本山小品的走红，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忽悠”、“得瑟”等方言语汇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普通话也指日可待。我们可以接受“网络潮语”，对那些逐渐大众化的方言语汇也应该秉承兼容并包的心态，给予其充分展现文化魅力的空间。
普通话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正规语言，当然有其不可撼动的主体地位，但方言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归根结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发展应该是兼容并包的，普通话和方言应该各美其美，包容发展，共同铸造珍贵的民族文化宝库。
新华调查：方言需要从娃娃抓起“拯救”吗？
新华网北京1月17日电（记者赖臻、赵仁伟）“在公立幼儿园配置北京话教师”“在幼儿园、中小学开设闽南方言课程”„„最近陆续召开的部分地方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于“保护方言要从娃娃抓起”的呼吁不绝于耳。
随着人口的流动、社会的多元化以及普通话的推广，一些方言日渐式微，由此引发的“拯救方言”的倡议和行动浮出水面。有关专家指出，部分方言的衰退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但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并非“势不两立”，应在坚持推广和规范使用普通话的同时倡导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对方言及其背后的地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
方言，渐成“逐渐消逝的声音”？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建议，在公立幼儿园配置北京话的教师，儿童每周上一节课；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入选学科目北京乡土地理；在各层次考试包括高考命题中，有意识地增加方言方面的题目。“作为北京人，我不想等自己老了，看到年轻人已不知北京话为何物。”万建中说。
无独有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鲁景超提交了一份《以歌谣为载体采集保护、抢救整理北京地方语言》的提案。鲁景超告诉记者：“我是一个老北京，在胡同里长大。最近，我在一个电视剧中听到一个小孩儿唱老北京的儿歌，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好像儿时的记忆重现眼前。”
鲁景超说：“方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是一块土壤上人们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浓缩，但现在真正说老北京话的人太少了。如果那么多方言都消失的话，我们的语言就太单调了。”
蒋玉辉夫妇分别是山东威海人和浙江温州人，12年前，两人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结婚并有了孩子。别看一家三口都是北京户籍，却没人会说北京话。蒋玉辉告诉记者，在这种家庭语境中成长，孩子自然也是普通话，与他们分隔两地的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每次用家乡话进行交流时，孩子一概是听不太懂，“语言不便，想亲近些都不容易，看到老人情绪低落，我也很无奈。” 方言虽亲切，普通话更重要
对于代表委员们力挺方言的呼吁引发社会热议。有观点认为，文化始终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在现代社会，随着文化融合步伐的加快，地域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流失，一种方言一旦失去交流工具的功能，必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实际上，语言的消失是世界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发布的信息显示，在目前存世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近2500种属于濒危语言，其中超过200种语言会在50年内灭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统计，中国56个民族使用着大约80种语言，仅汉语就又分成七大方言、数十种次方言与无数种土语。但多种语言、多种方言也成为人们之间交流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其为国家公务用语、教育教学用语和广播电视基本用语。
与此同时，方言的生命力依然旺盛。实际上，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普通话与方言“争地盘”的现象并不少见。2010年广州亚运会召开之前，广州市政协便提出提案，为给亚运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建议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随即引起社会热议。
也有网友认为，留住方言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当今时代过分推广方言则稍显狭隘。有网民尖锐地指出：“过分强调方言的保护，违背了宪法的精神，也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专家：方言保护需科学 切勿乱“进校园”
针对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普通话和方言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普通话在全国通用，方言在方言区使用，二者各自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满足不同层面的要求。对待一些濒危的方言，还应该进行调查、整理、研究和保存。
“今后要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要对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进行‘科学保护’。”鲁景超说，抢救、整理和保护各民族语言和方言势在必行，通过抢救手段把那些语言用声音的形式留存给后人。
据了解，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调查收集当代中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实态和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涛认为，语言既有交流工具的属性，也有文化属性，一些方言的工具属性可能在逐渐淡化，但其文化属性仍然珍贵，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加以保护。对于许多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日益边缘化的状况，可采取推广普通话与提倡双语制并行不悖的策略。
不过，对于“方言进校园”的倡议，人们意见不一。北京四中语文高级教师刘葵说，方言是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的语言，但方言主要靠生活圈子形成，并不是靠开课程能解决的，可以采取选修课的形式，但要尊重孩子个人的选择。北京学生家长黄爱芳表示，可以让老师们在日常教学中讲一些，让孩子们做个了解即可，如果专门开设课程意义不大。况且一旦上升到考试环节，无形中还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
第五篇：方言 简介
《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它比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还要早一百多年，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的全名叫做《輶（ｙóｕ犹）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所谓‚輶轩‛就是古代使臣所乘坐的轻便的车子，在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
这即是说：周秦时代，每年八月在五谷入仓之时，就由最高统治者派遣一些使者坐乘轻便的车子，到各地采集诗歌、童谣和异语方言等，并以这些材料考查风俗民情，供执政者作参考。到了西汉的扬雄，就把这些采集来的材料加以分类编纂，成为一集，这就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因这个书名太繁，所以人们都简称之为《方言》。
作者扬雄（公元前58年——公元18年），字子云，四川成都人（古谓之蜀郡人）。他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前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可见扬雄是一位知识渊博、才学出众的大学者。汉成帝时他担任过给事黄门郎。他精于古文字学，尤其擅长于古文奇字。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仿《史籀篇》和《仓颉篇》作《训纂篇》。他的语言学的代表作——《方言》，也正是模仿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写成的。
《尔雅》和《方言》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尔雅》除了诠释‚古今异言‛之外，还搜集了大量的‚方俗殊语‛；而《方言》也同样是诠释‚别国方言‛和‚绝代语释‛。不过，这两部书编辑体例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按照词义不同来归类的。其不同点主要有二：第一，《尔雅》的内容主要是‚古今异言/以今言释古言；而《方言》的内容则主要是以通语释方言。这两部书若能互相配合使用，那就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方言》是扬雄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说，扬雄治《方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凡九千字‛，共十五卷。我们所能见到的今本《方言》是晋代郭璞的注本，只有十三卷。‘’至于字数，据清代学者戴震的统计却有11900百多字，比应劭所见的本子多出了将近三千字，可见这些字均为郭氏以前的学者所增。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方言》当在此年脱稿，由此可以想见，扬雄也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编完全书就离开了人世。
《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所属的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甚至连朝鲜北部的方言也均有所搜集。‚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真可谓‚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罗常培：《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我看罗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方言》的释词体例大致与《尔雅》相似，它虽然没有象《尔雅》那样明确地标明门类，但也基本上采用分类编次法。比如第八卷是诠释与动物有关的词：虎、獾、鸡、猪等等。第九卷是诠释与器物有关的词：戟、矛、箭、剑、盾等等。第十一卷也基本上诠释与虫豸有关的词：蜻蛉、蝗螂、蚍蜉、蟒等等。其方式是：先举出一个词语来，然后说明‚某地谓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间谓之某‛。比如卷十一释‚蝉‛的一条说：
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其大者谓之，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有文者谓之蜻蜻，……大而黑者谓之（音栈），黑而赤者谓之蜺……。
这不仅把蝉的异地异名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把蝉因大小、颜色不同，其称呼也各异的情况，讲得明明白白。比如我们读孟郊的《征蜀联句》：‚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蚻（Ｚｈá札）。‛这个‚蚻‛字一查《方言》就解决了，是指小的蝉而言。这就比《尔雅》那种只用一个词来解释几个乃至于几十个同义词要精密而准确得多。就《方言》记载的内容看，也还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冲破了区域限制制的普通话。
扬雄的解说用语也均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六种：
（1）凡说‚某地语‛或‚某地某地之间语‛的，都是指各地不同的个别方言。如‚箭，自关面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鍭（音侯），关西曰箭。‛‚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
（2）凡说‚某地某地之间通语‛的，是指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如‚傺、眙，逗也。南楚谓之傺，西秦谓之眙。‘逗’，其通语也。‛可见‚逗‛是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
（3）凡说‚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或‚四方之通语‛的，都是指普通话而言。如‚腼、饪、亨、烂、糦、酋酷，熟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曰腼，徐扬之郊曰饪’嵩岳以南陈颍之间曰亨。自河以北赵魏之间火熟曰烂，气熟曰糦……‘熟’，其通语也。‛这个‚通语‛，实指普通话而言。
（4）凡说‚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的，都是指古代不同的方言。如‚假、怀、摧、詹、戾、艐，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5）凡是一个地方单举的，它必然是一个单独的方言区域。如‚舒勃，展也。东齐之间凡展物谓之舒勃。‛
（6）凡是某地和某地经常一起并提的，它们基本上是一个方言区域。如秦晋并提，东齐海岱经常并提，南楚江淮经常并提，宋卫经常并提，梁益经常并提，北燕朝鲜经常并提等等。
从以上这六点来看，扬雄在两千年以前就能用各地区语言的联系与区别的观点来研究语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通过他的分析和比较，就能使我们基本上看出秦汉时代方言区域的梗概。
说《方言》是一部很有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比如在《方言》卷三中说：‚官婢女厮谓之娠。‛所谓‚女厮‛，即指送给使者的妇人（娠），而这种制度在汉前及汉代均有。汉代的统治者对农民是很轻视的，如在《方言》卷三中又说：‚儓……农夫之丑称也。南楚凡骂庸贼谓之田儓。‛这些称谓，也给后世人研究汉代的阶级关系提供了资料，通过这些语汇资料，也能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
其次，对后人阅读和研究古代史籍及文学作品都有帮助，《方言》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比如我们读《逸周书•王会》时，会见到‚鲛瞂利剑为献‛一句。那么这个‚瞂（ｆá伐）‛字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一查《方言》就解决了。在《方言》卷九中说：‚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这就是说，‚自关而东‛这一地区，有人把‚盾‛叫做‚瞂‛。再比如我们在阅读古籍时，经常会碰到‚蝾螈‛一词，旧《辞源》和新《辞海》等工具书都说这种动物与守宫类似，但始终没有说明何地才称‚蝾螈‛？而《方言》却说得清清楚楚：‚守宫？……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蝾螈。‛不仅如此，就连秦晋、西夏、东齐海岱、北燕等地对守宫的叫法以及水陆两类的名称也都一一罗列，这真是‚求一而得三‛。
第三，《方言》是记载古代不同地区的不同语汇，而《尔雅》却是以收集研究古代的同义词为主，若能将这两部书对照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古代的某些通用语，很可能由于它的词义范围的缩小而演变为后来的方言；而古代的某些方言，也很可能由于它的词义范围的扩大演变为后来的通用语。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今方言的糅合、祖国各方言区语言的发展规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四，从《方言》全书中还可以发现，今天的某些方言土语有很多是依古代某地区方言土语沿用下来的。比如山东莱阳一带的人说：‚这个人真是个松（ｓōｎｇ）包！‛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真懦弱‛的意思。这个‚松‛字在《方言》中就写为‚倯‛，古今词义完全一样。可见，《方言》也是我们今天编撰当代的方言词典所必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第五，‚即异求同，条分缕析‛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很值得我们借鉴。郭璞在《方言注•序》中概括得好：‚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辞之指韵，用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从横的方面说，他是罗列了同时代的许多地区性的方言；但从纵的方面看，扬雄也并没有忽略语言的时代特征。他这种发展的观点的建立，是以语言的实际为基础的，所以也是科学的，其编撰方法也是有系统的、连贯的、有条不素的。
第六，《方言》中的语言材料，不是从书面到书面，而都是经过实地调查所积累起来的。这正如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所说：‚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这也就表明扬雄自己经常手拿毛笔和四尺涂上油的白布，到处调查方言。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这种方法对我们也颇有启示：古人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不能作得更好吗？
当然，《方言》也同中国古代的其它工具书一样，都存在一定的缺点。《方言》的主要缺点是：（1）在词的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把这一万多字分成十三大卷，未免过于粗疏。（2）错误多。有的是前后错乱，有的地方有讹字衍字，也有脱落和倒置。这里面有郭璞原本的错误，有郭璞以后到隋唐传写的错误，有宋以后传刻本的错误。（3）编排体例不够科学。倘若没有‚通检‛的帮助，那就实在难于检查。
虽然如此，《方言》仍是一部世界罕见的文史工具书。它在中国词源学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方言》问世以后，注释家们争相为之作注，首先给《方言》全面而细致作注的是晋代的郭璞。郭氏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他的《方言注》在解说词义方面与他的《尔雅注》相同，都是以今言释古语的。他的注释原则是：《方言》原书中释词不清晰的，他便进一步加以明确的解释；对一些不易理解的特殊语词和特殊文字，就用普通语词加以浅近的解释，使人容易明了；用晋代的复音词解释汉代难懂的单音词；对有一些因为语音不正而产生的‚转语‛，他都一一加以说明。郭璞真是一位善治《方言》之学而为世代所赞誉的功臣。
到了清代，《方言》颇为‚小学‛家所重视。戴震以《永乐大典》中的《方言》为依据对明本《方言》正伪补漏，写成了《方言疏证》一书。也就是说，他不仅根据《永乐大典》本改正明本的错误，同时，他又根据古书的引用来改正《永乐大典》本的错误，所以戴震的本子一致被公认为是很有价值的善本。另外，清人卢文弨根据不同的刻本和校本又加增订，写成了《重校方言》，其中还附有《校正补遗》。其实这两个本子各有千秋，周祖谟先生说：‚论学识卢不如戴，论详审戴不如卢。‛（《方言校笺及通检•自序》）这话是很对的。若要对《方言》进行研究，戴、卢二氏的本子都是极为重要的参考书。戴震的《方言疏证》在《戴氏遗书》中有，《四部备要》中单独成卷。卢文弨的《重校方言》有《丛书集成》本。
1956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祖谟校吴晓铃编的《方言校笺及通检》。它是以宋朝李文授的本子为底本，并参照清代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各本审慎而全面地加以校订而成的。有原文、注释、校勘、方言地名简要图，另外还有俄文、法文、英文拼音检字，还有笔画通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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