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作人的自然观念探析论文
周作人的童年是在他的故乡绍兴度过的。虽说身处于深宅大院，未能像乡下孩子一样与大自然有着充分的接触，但仅仅一个“百草园”就足够让他回味一生了。儿童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周作人来说更是如此。“百草园”里的木莲藤、何首乌、覆盆子、蟋蟀、油唧蛉……，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是他幼稚的眼睛发现的大自然最初的美。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这是大千世界赋予他的自然状态的美，是一种生气贯注的和谐之美[1].开始读书的周作人对于天天必读的圣经贤传完全不感兴趣，却独独喜欢诸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动植物考释类的书籍。这早年对大自然的记忆，勾起了周作人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对周作人自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这最初的自然兴趣后来经周作人用习得的精神滋养加以贯注，又具有了愈加丰富、有力的精神内涵，最终形成了其深邃而独特的自然观。以科学为根基的理性观照
作为一个从传统中走出的文人，周作人对大自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然而不同于传统文人沉醉于大自然声色之美的感性审美，周作人的自然观中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科学理性。这当然与其理智冷静的性格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曾满怀崇敬地提及过多位西方自然科学家，并且不遗余力地介绍他们的观念，翻译他们的作品。他非常喜欢英国生物学家汤姆生，更是直言十分佩服法国自然科学家法布尔，将之称为“科学的诗人”,并且表示“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爱之意了”[2].此外如英国的怀德、大威尔士等都是周作人非常欣赏的学者。
周作人欣赏的正是他们观照自然的科学态度，以及能够将诗意与科学自然融汇的洞达精神。这以科学为根基的自然观念成了他此后抨击封建迂腐荒谬的自然观的一把利器。当周作人用科学的自然观反观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时，便深感科学精神之匮乏。他看到我们的古书中“自周朝以至清末，前后二千年间，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的，记着好许多怪话，如雀入大水为蛤，腐草化为萤，蚯蚓与阜螽为偶等，又如羔羊跪乳，乌反哺，枭食母等，皆是”,[3]指出第一类还只是奇怪、荒谬，而第二类则是假借名教，将自然伦理化，其社会危害性尤大。他常常感叹中国自然科学之不发达，认为“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4].不发达的原因首先是学者们多关注于人事，对于自然少有关心，其次是即使有关心者也多将其与人事牵连，或者拘泥于故人章句，缺乏实证精神，盲目听信他人，以致常常以讹传讹。周作人提及此曾不无愤怒地说： “中国学者如此格物，何能致知，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盖自有其所以然也。”[5]
有了这痛心疾首的认识之后，周作人并没有止步，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促使他必须身体力行，唤醒民众，摒弃愚昧，接纳科学。于是他开始以自己的文章替猫头鹰申冤，为蜘蛛叫屈，给萤火虫正名，为癞蛤蟆抱不平，写蚂蚁之生活，讲蚯蚓之益处……直至1957 年年逾七十的周作人仍在写《乌鸦与鹦鹉》，以纠正古人自然之伦理化的谬误，1958 年除四害之时，还在谆谆告诫大家蝙蝠和猫头鹰为益鸟，应破除迷信，不要加以迫害。可以说，正是这关照自然物事的理性精神，这理性精神背后的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构成了其科学小品意义之内核。以平等、自由为内核的生命观念
在周作人的眼中，平等与自由不仅仅是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同样应当适用在人与自然之间。
这便是人对自然万物之尊重，尊重一草一木、一鸟一鱼的生命权利和生长空间，使自然万物按照其本有之规律自由地生长，不要加以人为的束缚或改变。所以周作人虽然对于自然生命颇有兴趣，但特别不喜欢豢养动物。他说自己“有点相信'鸟身自为主'的迂论，觉得把它们活物拿来做囚徒当奚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6]
他认为一切飞禽走兽鸣虫，如果不是出于实用考虑，都应该放到大自然中去欣赏，关在笼子里或豢养在园子中都是对生命的束缚和伤害。即使是植物“也不必一定种在自己的家里，关起门来独赏，让它们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墙之内也并不妨，只要我偶然经过时能够看见两三眼，也就觉得欣然，很是满足的了。”[7]他曾写文章抨击养金鱼、养鹦鹉、养猫狗，甚至恨屋及乌，对这些习惯于被豢养从而失去了自然之气的动物也产生了厌恶之情。相反，凡是自由自在地生长于大自然之中的生命都是美的，哪怕是麻雀那唧唧足足不成腔调的叫声，也能带来一丝春天的气息，“比笼养着名贵的鸣禽听了更有意思”.[8]
也即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自然生命就应该生长在大自然的背景之中，就应该具有自然之生气、自然之野气，任何人为的改变都是弄巧成拙，不仅不能产生美，反而会造成自然生命的扭曲和畸形。在动物界中，周作人顶不喜欢的一种就是金鱼。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由野生鱼类经人工培育而来的变异鱼种，不仅从外形上丧失了天然之态，而且只能生活在“富贵人家的绣房，浸在五彩的磁缸中，或是玻璃的圆球里”,[9]完全没有了自然之生气。对动物如此，对植物也是一样。即使是因品性之高洁淡雅而自古深受国人喜爱的梅兰竹菊，如若失却了自然之性，也同样不受周作人的喜欢。譬如，他就对后世经人工改造的兰花和菊花品种表达过不喜之情，说“兰菊到了后世，像养金鱼一样，竞尚变种，我觉得有点无聊。”[10]他相信孔子当年所喜欢的兰花一定是野生的春兰，决不是什么梅瓣荷瓣，陶渊明深爱的菊花也一定是野生的黄菊而已。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给每个生命以平等自由的生长空间，让一切都顺遂自然，以自己本原的面目昭示出生命之美，这是周作人自然观中的又一重要蕴涵。以自然映照人事的人文精神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这一观念一旦应用于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便显现出了极大的批判力量，彰显出了一种新的生命价值。周作人常常以此为依据揭露人类社会与之相悖之处，以求人性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演进。他首先以自然界生物自然演进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为标准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命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biology,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11]
他认为人类的生存道德即是由生物求生的自然本性进化而来的，只是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不会顾及别个生物的存在，而人在自我求生的同时则能够顾及到别个的存在，这就是道德意识的生长。正如清人焦循所说，“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周作人觉得这段话最能体现道德的自然化特征，很好地说明了人类道德即是动物自然本性的“崇高的生长”,正如荷花之出淤泥而不染。[12]
既然人类道德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所以人类当然不能抛弃之，而复归于禽道，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人类也不可在“道德”之路上走得“过高过远”,以致违背生命自然之道。这一生命道德观念确立后，周作人便不断地拿它来映照人事，揭露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丑恶与劣行。可以说，成了周作人评判人类行为的重要依据和标准。
在周作人看来，人类历史上所有假借道德之名而做出的扼杀自然人性或为一己私欲而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的行为，都是悖谬于以“顺应自然”为前提的人类生存道德的丑恶行径。诸如宗教战争、文字狱、三纲主义、卖淫制度等皆是。关于如何合理地生存，人在很多情况下要求教于动物。
“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而人因为有了理智，便想对自身的动物性加以节制，于是就产生了文明，但这“文明”一旦失去了“尊重自然人性”这一基本的前提，便往往沦为虚伪的掩饰，就会产生“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的事，而“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13]动物依自己的本性去生活，饥餐渴饮，弱肉强食，虽少了一些文明的色彩，但相较于人类“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14]之行为，实在人类应感到惭愧。除此之外，在人类发展史上，复归禽道，以致堕于禽道之下的行为也不是没有。1950年，周作人在《狼的声名》一文中便犀利地指出，狼虽吃同类，但不会自己去屠杀，而纵观人类历史，则多有杀人吃人之事。人类当然应该发展文明，但这文明必须合于人情物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自然，从自然的演化中认识人的本性，从而尊重本性的自然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作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青少年要多关注草木虫鱼，认为“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14]以顺遂自然为旨归的人生态度
“顺遂自然”在周作人那里不仅仅是一种生命道德观念，而且已经内化为了一种人生态度。
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的人生态度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启蒙救国梦的幻灭，让他一下子从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开路者，变为了徘徊于十字街头的迷路人。深深的失落感和对前路的迷惘，让他陷入了对人生沉重的思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感到了知识分子力量之微弱，感受到了“教训之无用”.这一痛苦的认识让他焦灼、不安。他必须给自己的灵魂重新找到一个归宿。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挣扎之后，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就是人类的生活也应当“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其严肃”.[15]
他说人生就像一辆敞篷车，“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 有人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 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 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16]也即是说，就像大自然的演进一样，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既有快乐，也有悲苦，而人应该顺应这一过程，不必过于耽溺，不必固执一端，而是应该以过客的心态在这旅程中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即可。这一顺遂自然的人生观念就像一帖抚慰剂，使周作人从迷惘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帮助他从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前哨，安然地退回到了一方安宁的“自己的园地”.不过，为了让这一结论更加站得住脚，他还必须为它寻找外在的理论支撑。
此时，他想到了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对于历史、人生蔼氏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言论---“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地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地想攫取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15]这段话让周作人欣喜不已，让他对历史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历史的演变本就如日出日落一样，都是自然的安排，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是多余的，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自己以往“热心地想攫取未来”的做法显得那么幼稚，甚至愚蠢。而明智的选择应该是闲静地站在一旁，默默地欣赏这个过程，顺应这个过程，享受这个过程，这才是“生活之艺术”.这一顺遂自然的人生态度，让周作人从热烈的追求中冷静下来，让他与现实社会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得以站在高远处去欣赏、评判，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践行人生的价值，成了他构建其整个自然观大厦的内在支撑和理论依据。
从爱自然，欣赏“自然”,到归于“自然”,周作人以诗意为出发点，以其独具的科学理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为依托，将科学、平等、自由等要素熔铸其中，最终构建起了其含蕴丰富的自然观。就其个人来说，这一自然观不仅成了他安顿不安灵魂的一个温馨的居所，而且成了他借以映照人事的一面镜子。对这一自然观的践行，成就了他“在平和中显出尖锐”的关照现实的另一种方式；就这一自然观本身来说，在当时乃至现在无疑都彰显出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和批判价值。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 华文出版社，2013.[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法布耳昆虫记[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周作人。立春以前·博物[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周作人。风雨谈·记海错[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周作人。苦茶随笔·猫头鹰[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第二篇：自然,观念,自然的观念——读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
自然，观念，自然的观念——读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
柯小刚
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是一个近代的（现代的）词汇，它只有在近代才有它的意义。古希腊是没有这个词的：很难想象某个希腊著作家把这两个词象这样组合在一起[1]。苏格拉底以前只讲自然θσζις。观念，idea，来源于希腊文的ειδος（或ιδεα，汉译理念或相），本义是外观形状的意思。Ειδος又来源于动词ειδω，看。从柏拉图开始ειδος成为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可能是因为它刚刚被用作思想的专门词汇，ειδος作为“看”的原义尚在柏拉图的运思中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柏拉图讲到很多自然事物的ειδος，也讲到很多人为事物乃至某些品德属性的ειδος，但是没有讲到自然的ειδος.自然有没有一个型相？自然的型相是什么？这些不是柏拉图的问题，也不可能成为柏拉图的问题，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自然还没有被理解为自然界，后者是基督教世界的产物，而且尤其是在近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中被强化出来的表象。在柏拉图那里，自然实际上被用作相当于后世所谓“本质”（essence，来源于拉丁文的系动词esse，是，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多少相当于形式（ειδος）的地位。正如柯林伍德所引述的，柏拉图有这样的用法：η ηον αγθον θσζις（善的自然，或善的本性）[2]。
这表明柏拉图并不象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把自然界和理念界并列起来：有自然界，有理念界，后者是前者的来源和根据；而且首先他是不是把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把理念理解为理念界，都还是应该考究的。
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更不是以一种“界化”的方式思考自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没有纯粹的质料，也没有纯粹的形式，有的只是质料和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事物（当然，鉴于亚里士多德的复杂性，这只是大致说来如此）。亚里士多德经常说要象研究塌鼻子的塌的形式那样来研究物体的自然本性。Ειδος与卑俗事物的联系在柏拉图对话里还是一件令苏格拉底深感难堪的事情，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自觉地被当作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思想史上确实发生了某种“非自然化”的转变，这一点甚至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但是仅限于感觉到这一点以及指出它来是远远不够的，要紧的问题是要解说清楚：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我们说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
首先，凭什么把这个开端归之于柏拉图？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或类似的方式说：人只要思考，就不再是自然的生物。所以“非自然化的转变”如果有的话，何必非要等到柏拉图不可呢？苏格拉底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虽然只是一味地从自然里面寻找自然的原因（αρτη，本原，原则，根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水、火、气什么的，其实只不过是尚不自觉其为思想的思想：因为他们毕竟寻找原因。
寻找原因这样一种努力似乎毫无疑问不是自然的（θσζις）。然而为什么？可能的理由至少有两个：1，因为它是人为的（ηετνη）。无论作为一种什么样态的努力，思想也好，直觉也好，实践经验也好，只要它是属人的，它就不是自然的。2，因为它是思想，不管这思想是属于人的还是不属于人的，反正思想的就不是自然的。
这两个可能的理由并不能“归根到底归结为一个”：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不管它们成立与否，前一个理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后一个理由是从思想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我们说从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并不是说人类或者说西方人只有从柏拉图开始才有了超出自然思维的纯粹的真正的思想。这只是柏拉图主义的、或者说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是从一种特殊的对思想的理解和限定出发来考察哲学史而得出的判定。而我们在这里试图要做的事情正是要指出这种思想理解的特殊性和狭隘性：从柏拉图开始，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开始形成了；这种思想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思想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思想的主要问题。当然在柏拉图那里这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观念界”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样的极端形式。在柏拉图那里发生的非自然化转变，其主要特征既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人的转变，也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观念的转变。柏拉图转变的主要方面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运思在二元因素中的自然思维方式，而引入了一个第三因素：作为客观思想的ειδος.这个ειδος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从属于人的“主观思想”的。倒是这一切人的或自然的因素都从属于它；而且它并非外在于这一切而自成一个世界，而是内在于这一切当中充当这一切事物的自然、本性、本质。这样一个第三因素的特别之处并非它的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内在性，也并非它的外在的独立实存性，而在于它的绝对的超越性和绝对的中介性：在它面前，一切都成为“时间内的”事物。具备前两种特性的“灵魂”、“心灵”一类的观念早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就有了，在别的诸多文化形态中也屡见不鲜。而始自柏拉图的这种绝对第三因素的引入却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件。
在柏拉图那里尚未明确地形成唯一的超越性理念。桌子有桌子的理念，勇敢有勇敢的理念。理念的超越性还没有达到唯一性的地步，它只是表现在：它既不是象桌子那样的一件东西，也不是象勇敢那样的一种属人的品性或状态，而桌子或勇敢却从它而来，受它规定；而且当某个桌子甚至所有桌子或者某个人甚至所有人的勇敢都消失不在的时候，它们的理念还在。由于我们已经深受基督教和现代科学技术世界图景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很容易被现代人解释为一种有关一个“理念世界”的景观报告。
柏拉图理念论与基督教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对自然还有严肃的兴趣，或者说是否还尊重自然。这话说得比较突兀，且让我稍作解释。“对自然有严肃的兴趣”说的不是研究自然界的兴趣。研究自然界的兴趣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自然价值的贬低上，因此无论这种研究可以是多么规模宏大的和煞有介事的，它不是严肃的。严肃在这里不是说的“专业化、一丝不苟”的意思，而是说从根本上不把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仅仅当成一种手段、资源、条件、参数而已。严肃的自然研究不但严肃对待自己的研究事业，而且严肃对待它的研究事业要“用”到的对象。如此，则研究对象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象：与研究者有着对等地位和价值的存在者。研究者的价值远不止于那个面对着某个研究对象的个人；同样，研究对象的价值也应该远不止于维系在它的被人研究或其他形式的使用上。一个自然对象并不仅仅是一个以研究者为中心旋转的附属物而已。它的一时的被用作这个或那个研究或使用，其用途和价值当然是有限的（因为它的价值实际上只是按照它的用途被衡量）；但是除了那些只是出于人的一时需要和偶然兴趣所涉及的方面以外，它的存在是无限的，因为它是自然的。从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一个具体对象都是无限的；而从不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整个自然界都是有限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尊重表现在他们不认为自然事物是完全清楚明确的有限的东
西。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里，柏拉图的那个神并不是象犹太人的或“普世基督教”的耶和华那样的一个可以从完全的虚无中创造出天地自然万物的绝对的造物主，而是一个给无限的（无规定性的）材料赋予明确的有限形式的匠人。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实为“论自然”）里，可把握的从来都是结合着特殊的形式和质料的自然物，而不是那赤裸裸的自然。和苏格拉底比起来，无论他们的哲学术语和理论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们在尊重自然这一点上始终没有偏离苏格拉底多远。当初苏格拉底提倡对于事物的追问，决不是出于现代技术式的对物的“促逼”（海德格尔），而是出于对事物的要求诚实地予以了解的好奇心。“诚实”，这里的意思还不只是说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和决不弄虚作假的学术道德，因为这两点分别说的是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这里说的诚实主要是要求对物负责：追问事物，就是追问事物的自然（本性，θσζις, nature）。事物的自然是不能由研究者任意地规定的，所以苏格拉底坚决反对智者们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人本主义立场，而强调在承认自己无知的前提下反复追问事物的“本身”。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智者的诡辩术之间的区别在于：辩证法是严肃认真的以事情本身为转移的方法，而诡辩术是玩世不恭的以说话人为转移的手段。
可见“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在苏格拉底那里本来是一句从策略或局势上说来意在退守的告诫，可是自从雅典哲学与希伯来的绝对一神信仰相结合以后，这句话变成了一种过度的非法进取的号角。“认识你自己”，原本是要人自知自己的无知，保持人在自然面前的谦虚和好奇；可是无论在教堂神学还是在市民神学（后者我指的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那里，这句格言成为人们丧失对自然的严肃兴趣、乃至贬低自然和追求这种或者那种超越自然的“精神事物”的指导原则。
宗教，各门宗教，有一个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文化样态的特点：那便是把原生的自然野蛮地（或更准确地说是过度文化地、过分精致地）划分为世界性的结构。在世界性的结构中，自然成为一个界，人的生命时间成为“一世”，自然界和人世都被视为有限的、短浅的、卑俗的、没有终极价值的存在，他们的有限价值必须维系于一个绝对地超越和内在的（普遍的内在性是绝对的超越性中的应有之义）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源于自然的第三因素（他者）上面。这个第三因素可以是唯一神，可以是某种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时间之外的“世”和空间之外的“界”，也可以是客观的思想、理性或观念。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异者、他者、外来者。如果这些异者果真能够被理解和保持为异者也就罢了，但问题在于：这是完全有悖于第三因素被引进之初衷的，因而从一开始这个异者便是以一个绝对的同一者出现的。因为自然本身对于人来说已经就是一个适当的异者，如果人能够适度地面对这个适当的异者（古希腊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没有必要额外地再去发明一个异者。人们发明一个额外的异者的目的在于：试图假借一个绝对他者的强力来取消任何意义上的异者，包括作为第二异者的自然。在绝对他者面前，不但人和自然变成无足轻重的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相应地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世界中（世间）的关系。作为第三因素的异者的被引进，表明人们不再拥有足够的坚强意志来忍受与任何一个异者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关系，也不再拥有充沛的生命的兴趣去感受这种适度的张力关系可能给人带来的和谐而适中的愉悦。也就是说人丧失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感，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或者极度痛苦地陶醉于一种意识到绝不可能与那个绝对的他者有任何沟通可能的彻底绝望之中，或者极度欣快地陶醉于一种秘传的非世间之乐当中，或者兼而有之。更日常的情形是：完完全全地生活在希望之中，既不陶醉于绝望的痛苦，也不陶醉于秘密的快乐，而是整个的对于现世的厌倦和瘫痪，毫无活力毫无反思地听任那个绝对第三者在世间的代理机构的摆布。或者倒过来，以绝对中介在世界中的代理人自居。无论哪种情况，人可以不负责任：要么把自己交给一个第三者（无论天上的还是地上的）而无所作为，要么把自己当作绝对中介在世间的中介而为所欲为。于是本来想完全超出自然而作完全精神性的人，结果成了既非自然的亦非精神的人：他们成了完全社会的人，在那里伦理化的道德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既无可能与绝对超越的第三者发生联系，也丧失了与自然的适度交往。人完全活在只有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人世间。
十四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以人道主义（humanism，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基督教的彻底的反动，但实际上它们的反动仅仅具有一种社会结构调整的意义，而且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非但不是对基督教文化可能蕴含的社会结构的摧毁，反而是对它的调适和完成。因为基督教在中世纪还有着相当程度的民族地域性（至于犹太教以及尚未被普及到罗马世界以前的基督教，其民族地域性则更强。），而这是与基督教上帝的被设想为绝对的超越者和绝对的中介者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它要求一个更加中性的东西来作为所有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平台和中介。现代技术正是这样一个东西。这里说的现代技术还不仅仅是说“现代科学技术”，而且包括整个中性化市民社会的结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结构，制度高于一切的法律和政治结构等等。
自然，在这个普遍技术化的现代性文化中进一步被贬值。在经典基督教中，自然虽然不过是没有自身根据的被造物，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界”，但它毕竟是由那个绝对第三者创造出来的，所以它至少还拥有与人类社会同等的地位：人与自然都是被造物。虽然圣经上说地上的自然万物都可以由人类照管和自由取用，但人毕竟没有把自然仅仅理解为完全可以为我所用的“自然资源”：好比人对自然物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切的一切，包括人与自然，都是属于那个唯一神的。而在现代技术社会中，一切自然事物的所有权都仅仅只有人类社会的维度。这个矿山属于某个国家，那群猪属于某个屠宰场，如此而已。更进一步，这种现代性社会结构的基础又在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确立。这意味着：现代性的个人不但不把自然当作他的适度的异者，不把神当作他的超越的异者，也不再把社会和他人当作他的异者。在基督教世界里，那个第三者不可能满足于被保持为第三者，而它又不可能完全融合为第一者，所以实际上它代替自然的地位做了一个第二者。这种情形只有在以信仰的情感为基础的纯粹宗教文化中才有可能被平衡地忍耐下去，而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ειδος（理念，形式）思想为基础的神学中则是不可能被忍耐的，因为在后者那里对同一性的追求是高于一切的。结果便是：自我，作为普遍主体的理性自我或者意志自我，代替神和逻各斯，成为现代性的绝对同一者。
这个转变的开始被称作“文艺复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个转变中，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哲学确实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以来的历次“解放运动”都是打着“理性”的旗号。这个理性ratio就是经过了基督教洗礼的、拉丁化了的柏拉图的ειδος和λογος。在这个洗礼中被洗掉的，是雅典哲人对事物的“本身”，即自然、本性，的诚实、谦虚的好奇心；在洗礼中被沾染上的，则是人的玩世不恭的妄自尊大。这个经受了基督教洗礼的理性被人称做“自然理性”。但是在自然理性的高扬中，自然的原色并不是被恢复了，而是在洗礼之后褪色得更加不可辨认了。正如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指出来的那样，文艺复兴以来，尤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人性（human nature，人的自然）的观念成为主导性的和基础性的历史学假设。他还指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希腊-罗马实质主义的残余。[3]
实际上，这里发生的变化远不是“残余”一词所能概括的。残余意味着一种弱化的保留，但在这里发生的是一种强化的转换。无论把本质归之于理念还是上帝，传统的本质主义都还是承
认着某种不同于人的异者，不管这个异者是不是愿意和能够被保持为异者。而在现代人性观念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本质主义里，任何意义上的异者都被取消了：自然与上帝都一劳永逸地被“扬弃”和吸纳到已经达到自我意识的“主体”中了。文艺复兴以来发生的转变，既不是以自然来反对上帝，也不是以人来反对上帝，而是以“自然理性”或“人性（人的自然）”的同一性来代替上帝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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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待考证。但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即使在古希腊文献里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短语组合，它也多少会是偶然的组合，不能构成古希腊哲学的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或者说标志性的词汇。
[2] 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85页。吴国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柏拉图原文待查。
[3]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93~97，233~261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第三篇：自然辨证法论文
科技革命对食品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摘要：食品工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销售额居各行业之首。而食品工业与农业、自然联系密切。随着人们对食品要求的提高，科学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是科技革命，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现代科技革命对传统的食品加工产业的加工方法、检测标准、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提供了新颖的技术研究平台，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食品科学技术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促进科技革命的进程。关键词：科技革命；食品科学；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cience
Abstrac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griculture and the nature, the food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largest industry at the first rank of the industry sales in the world.As the rise of food requirem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food industry are applied in a more extensive area.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Processing metho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on the traditional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testing standards, detection means, quality control and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rly warning system framework produces a great impact, and provides a novel technology research platform,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but also promo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Food science;Importance
1前言
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与新技术革命实例统属于当代科技革命范畴，其主要包括以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为重点的科学革命，以及以现代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与微电子信息技术、激光光纤超导技术等应用技术学科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1]。在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人类经济与精神面貌日益改善的进程中，人类-科技-自然协调发展模式将成为新时代亟待展现的主题，科学技术与人类及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将成为当代科技革命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当代食品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相悖的伪应用技术不断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被淘汰。在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食品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天然食品添加剂加工技术、功能活性因子活力保护与保持技术等方面，可以深刻体现出科技革命和科技新思潮演变对食品科学技术良性循环发展的支撑作用[2]。食品科学是在农学、园艺学及生物化学等多种学科方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复杂、应用性强的工科专业，多学科知识的积淀与创新造就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研究平台，食品科学领域的发展时刻展现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推演成果。
2当代科技革命是推动食品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2.1百年来食品科学发展的历史思考
我国食品学科发展历史悠久，自1902中央大学创办农产与制造学科开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萌芽期（1902—1952）、发展初期（1952—1978）、发展期（1978—90
年代中期）及快速发展期（90年代中—）四个阶段，可以说我国食品学科的发展受到过战争因素的洗礼，经历过“文革”的停滞不前，而今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下，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食品科学技术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3]。目前我国的食品学科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已发展成科技含量较高，学科方向系统性强的朝阳学科，如果没有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推动力，就不会有今天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2.2当代科技革命与人们对食品科学认识程度的提高
人们对食品科学认识程度的提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种植与养殖、规模化加工，并通过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兽药、激素及初级食品添加剂等以促进农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增值，在提高食品数量安全，满足国民温饱的同时，严重忽视了食品质量安全对消费者造成的潜在危害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随着食品科学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诸如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污染、微生物繁殖及各类添加剂肆意使用等问题已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安全、营养、便捷、风味”的饮食理念成为食品科学领域改革与完善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食品科学专业通过充实完善及科学发展，引领食品加工企业良性循环发展。作为任何一名食品专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必须牢记“每一份良心创就每一块食品”。
3发展食品科学技术的对策思路
当代科技革命使整个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食品加工模式上，由单纯的传统加工模式转变为“方便-安全-营养”的现代加工模式。现代食品加工的创新理论与高新技术在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越来越显示出其勃勃生机。但是由于科技条件及科技成果应用的局限性，目前对于某些食品加工过程中品质劣变的机理与控制技术的研究欠缺，相关现象的追溯与解释过于模糊，食品加工产业所涉及的各类标准与规程尚待优化集成。这些都给食品生产者在处理具体的质量问题时带来模棱两可、无所适从的困惑。但这些并不能否定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正因为食品科学领域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抓住当代科技革命所赋予科技发展的机遇。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发展食品科学技术的对策思路是：坚持以食品加工开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立足绿色食品的主体地位，积极引进现代产业化高新科学技术（包括食品加工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弥补特色食品、功能性食品开发及安全检测等方面的不足。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4]。食品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学术繁荣都是通过吸收当时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实现的，要实施食品技术科研成果与食品加工企业的示范和推广的有机结合，坚决反对食品加工企业、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两张皮的局面。
3.1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食品加工企业的监管体系及扶持办法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揭露不断提醒建立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首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针对本区域食品加工企业产品生产类型进行细致统计与分析，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及现代分析技术建立品质控制的检测方法及感官鉴评方法，做到监管方法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尽可能避免采用非特殊现象实施评价而造成的食品监管的盲目性，如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油食品的可燃问题等；其次，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建立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副产物精深加工等问题，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区域龙头企业的扶持办法，如抓住本区域食品加工技术的瓶颈问题，扶持建立特色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介服务机构及产学研创新联盟体系，实现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现代食品加工企业的有效对接，高效发展区域优势食品加工产业。
3.2依靠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确立食品科学发展的重点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将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该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的成果，可为确立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重点提供科学性的依据。能源危机、气候环境污染及
食品资源短缺问题日渐突出，创新型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是节能减排，提高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的综合利用程度，并明确提出加快把食品生物技术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基于对生物产业发展前景以及新世纪新科技革命战略机遇的判断，也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原有食品加工方法、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完善，符合当代科技革命阶段性发展目标。
4科技革命为食品科学提供了创新发展平台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已明确科学理论的发展与革命往往会引领应用技术的革命，从而导致应用技术的创新变革，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6]。食品学科的发展史同样表明，虽然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着食品学科发展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进步仍然是其直接动力来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进步是食品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食品检测技术是食品安全科学发展的核心标志，也是一个国家食品质量监管与控制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攻关研究，在精密检测仪器设计、食品安全预警模型构建及不安全因子协同评估等方面成果显著，并基于单元技术成果集成，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预警系统。突破检测技术壁垒将成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生产的关键，新科技革命已经带动了智能芯片技术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的持续发展，通过自主研发与引进改造相结合的创新模式，研究制定了系列适应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高新检测方法与标准，提升与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体系及食品质量监控体系，产品国际市场接受力度大大提高，如通过技术创新与集成，我国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浓缩苹果汁生产及质量控制标准（GB/T18963-2012），有效推动了我国果汁加工业的技术进步；再者，酶联免疫及蛋白质组学等分析技术的发展亦显著提升了食品不安全因子检测和食品毒理学评估的水平。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的进步及科学性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直接动力来源之一。
4.2生物技术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代生物技术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发展迅速，在推动并促进生物技术从传统技术研究领域转化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同时，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利用分子克隆、DNA重组、细胞融合及活力保持等技术可以对食品加工过程和食品品质进行改良，并且通过分子标记等技术，可实现危害或功效作用机制的有效评价，更为准确地实现构效关系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可获得优质传统发酵制品中的特征性表达基因，有力克服了传统培养与分离方法对不可培养微生物的失效性。由此可见，生物技术的进步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食品科学的变革与发展。5当代科技革命赋予食品科学技术研究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食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带给了国民富足且多彩的饮食享受，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其中食品加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健康问题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将当今科技革命带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理念嫁接于我国食品加工业，不断提高加工型食品的市场接受力度，是每位食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人员值得思考的问题。
5.1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与方法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即是科技与知识频繁更新的时代，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是食品科技人员，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食品研发人员与食品加工具体操作人员知识层面严重脱节是目前食品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食品加工操作人员自行对加工工序简化与调整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产品生产有章不遵、品质难以保障。同时众多食品企
业研发机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较为滞后，单凭嗜好性为评价指标的勾兑或调配方式成了某些食品企业研发部门开发产品的主要形式，涉及食品营养协调、质量安全评估及食品重组性能的研究较少。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学术讲座及学术交流可成为食品加工企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的主要方式。
5.2通过创新开启食品加工业新纪元
创新意识是科学研究的源泉，依据“安全、营养、健康、便捷”的创新原则，实施产品升级是食品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食品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是，重复性跟踪研究较多，产业化应用技术成果较少，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如在人工合成抗氧化剂和防腐剂的安全性受到普遍质疑的今天，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开发天然的具有抗氧化及防腐性能的食品添加剂或应用产品，将开启食品加工业的新纪元。总之，从意识形态及创新体制等多方面对食品加工业进行彻底变革，才能真正营造食品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5.2开展校企联合攻关，加强科研团队意识
一方面，目前食品科技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实验室科研数据与企业生产放大的差距较大，个别科研人员缺乏团队精神，科学研究不够严谨，研究结果可信度与可靠性较低；另一方面，我国一些食品企业产品开发与科技更新意识淡薄，忽略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附加值，甚至形成了企业与科研机构独立行事、互不信任的局面。以企业为技术示范基地进行科学技术成果实践验证，或开展校企联合攻关，是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
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积极总结食品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新挑战，时刻围绕特定时期的重大科学问题及技术瓶颈进行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应对新时期科技革命的更大挑战，正确处理各时期人们饮食、营养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科技革命赋予食品科学发展的根本使命。
参考文献：
[1]赵建军.世界新科技革命与自主创新[J].理论视野,2006,（6）:30-31.[2]夏道宗,王慧铭,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及其伦理学思考[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6）:710-711.[3]章海风,路新国,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餐桌安全的影响[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12）:12-13.[4]曹孝斌,张建.现代科技革命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J].中国西部科技,2009,8（2）:23-25.[5]李会平.餐桌上的科技[J].创新科技,2008,（2）:8-13.[6]孙长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477-484.
第四篇：自然辨证法论文
改革开放才是复兴之路
摘要：本文通过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并从理论上说明改革开放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这已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的真理。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墨守陈规、闭关锁国中发展壮大的。英国通过资本主义革命、工业革命和海外商品倾销，建立了强大的日不落帝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从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海外岛国，一跃成为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世界性大国；美国通过技术革新和开拓全球贸易市场，成为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由于墨守成规，终至国力衰微，饱受凌辱，而同为诸侯国的齐国却通过齐相管仲改革弊政，迅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近代的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国家积弱，已经沦为人为刀徂、我为鱼肉的境地。一代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奋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无一不是在为中国的出路而探索，但却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它们都没有使中国步入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道路，反而把中国带入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正当人们为中国的命运充满阴霾的时候，远在西方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茫然无措的中国志士看到了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迅速团结起来，通过长达28年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崭新的中国，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放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担子就从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转变为如何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道路。1956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道路，步入社会主义道路后的中国，严格实行计划经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正确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发展的要求的。
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就逐渐展露出来，政企不分、大炼钢铁、大跃进、浮夸风等状况严重的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加之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战略重心错误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道路上，在这段时期，我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得到提高。
1976年，“四人帮”的粉碎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一个新的历史性问题迅速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究竟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道路？还是要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在这个时候，以华国锋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要把中国继续拖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深渊。“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后，随即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并获得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这一论点，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同时决定把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局面，使得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感召力，更使得社会主义的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改变了党，改变了中国人命的命运，是中国历史一个新的转折点。通过37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果说，是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了。
第一，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农业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在对外贸易上，在开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后，我国又开放了沿海、沿江和内陆地区，在此之后，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到1997年为74462.6亿元，再到2007年246619亿元，30年间增加了67倍，到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397983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也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就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中国并不是以强国的姿态，而是仅以大国的姿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我们知道，一个大国是不足以赢得世界的尊重的，只有作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才足以使得全世界对你刮目相看，才能真正的钦佩你。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格局中越来越发挥出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在政治上，中国加强了和第三世界多个国家的合作并扩大了国际影响力，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世界性强国和组织越来越不能忽视中国的意志，同时，改革开放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在经济上，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影响力已毋庸置疑；在军事上，自主技术创新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中国的军事力量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仅有量的优势，而是有了质的飞跃，同时，中国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国家，这也是难以让世界忽视的力量；在文化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热衷于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在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开设有孔子学院，并且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来中国留学。所有的一切显示，中国已经不容被世界所忽视，中国正在逐步以一个强国的姿态来面对整个世界。
第三，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普遍的改善。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时候，我国大约九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竟有2.5亿之多。现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显改善，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全体国民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共享改革成果，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家庭财产由无到有，由少到多，跨越了温饱、小康两个生活阶段，逐步向富裕迈进。改革开放37年，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深刻地感受到的。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平均每年都增长7%。而同时，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6.3%，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下降到43%，这都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2006年1月1日起，党和国家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又取消了在中国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也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37年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同时，坚持改革开放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坚持改革开放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也是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的。但也有人指出，当今，改革开放加重了中国的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制度。在这里，我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剥削，出现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只顾一味的追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搞经济建设，不搞改革开放，那我们实现的就不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我想，这显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的。因而，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参考文献：
[1]《改革开放三十年--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编写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辽宁人民出版，2011 [3]《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与回顾》，魏礼群，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第五篇：自然辨证法 论文
《寂静的春天》读后感
环境保护，这个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在几十年前却是仅仅是一些生物学家脑子里的想象，而真正使环保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直接导致后来将环保列入政策法规中的却是一本大家似曾相识又不太熟悉的书——《寂静的春天》。不得不说，读这本书的是一个心灵不断受到冲击的过程。
这本书围绕着杀虫剂、除草剂和其它一些杀害人们不中意的化学药品，包括介绍了DDT、氯丹、狄氏剂、艾氏剂、安德萘、烷基和有机磷酸盐等巨毒化学药物。通过一段段既专业又通俗的解释和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事例来说明化学药品对杀害有害生物虽在开始阶段有一定效果，但由于那些有害动植物的天敌也被毒死了，而那些有害动植物慢慢地产生了抗药性，终归会适得其反。而在全书中，尤其是最后一章告诉用“生物杀虫法”才是消灭有害东西的最好办法。
1948年美国多谎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哪一件不是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一场海湾战争，将碧波万里的地中海几乎变成了死亡之海。原油覆盖着人类生命的摇篮，扼断了海鸟们的生存之路。一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给人类留下难以医治的后遗症，震惊世界的日本“水俣病”正是由于人们喝了大量含汞的河水。中国的本溪市曾为浓烟所笼罩，被世人称为“从卫星上观察不到的城市”。这样的教训举不胜举。环境污染以每周一种的速度在灭绝着生物！
细细地读完这本书，有很多感触和启发。分析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者以其严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细致的思考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世界充斥了化学有害物质的画面。各种杀虫剂对人体的危害，在自然界的扩散，生物富集作用，直至对人体产生危害及对人类染色体产生不可逆的精密的影响。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分析使我对化学物质对环境的影响有了一个全面立体深切的感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是因我们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我们自己引入环境的。
其次，大自然有它自己神奇的力量。本文开篇的一段话，是给我冲击最大的一部分。看到它时，我似乎突然间感受到了自己的愚蠢，感到了人类的蒙昧。真的，似乎自己以前也从没有像相信地球引力一样得相信大自然的宏观调控力，尽管自以为相信。由此推之，大众的潜意识里可能都没有做到真正地相信自然的调控力。
可是，人类的错误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并且有他的原因。
第一，人类的自我优越感及自满情绪使然。
人们热衷于简化自然，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甚至已习惯了用“抗争”一词。化学药物的制造与应用便是人类彰显自己征服自然的象征。人类以主人公的姿态
自居是愚蠢的，为了取得眼前暂时的抗争自然的胜利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明明知道有危险而偏要冒着危险把环境浸透于有害物质中中。我们会被迫付出代价。
第二，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环境问题绝非单纯地是环境问题，而是跟政治有脱不清的关系。
当人们的生活因为杀虫剂而受到影响时，就像文章中写的那样，州和联邦的农业官员以其特有的耸肩来摆脱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抱怨。还有农业部，根本不对所用药物的既有知识进行最起码的调查，而盲目地去执行它的计划；即使进行了调查，它也将所发现的事实置之不顾。政府还让药品制造商使用容许值，这将意味着允许供给公众的食物受到有毒化学物质污染。这些显示出征服自然的眼花缭乱的力量，但是长远的、不太明显的效果就很容易被当做是悲观主义者的无根据想象而被漠视。这些可悲地都是政府的决定。更加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当有效地生物控制方法被提出的时候，政府竟然提供很少的基金。
第三、媒体宣传不到位。
普通公民很少察觉到他们正在用这些剧毒物质把他们自己包围起来，他们确实可能根本没意识到他们正在使用这样的物质。我们被动地生活在充满有害化学物质的环境里，却又被剥夺了知道真相的权利。
宣传部门应该像民众客观传达进入到生活环境中的化学物质的各种信息，忍耐的义务必须给我们知道的权利。
分析了这些，保护环境是当前至关重要的。环境保护可以说是一个看似普通却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保护环境也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难彻底做到的问题。如论如何，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我们的家园，有许多人因为钱而忽视甚至放弃了环保，还有许多人表面上口口声声地要进行环保，却很难落实到生活当中；但环境保护做起来其实也十分简单：不乱扔垃圾；不滥砍滥伐树木，滥杀野生动物；做事谈话时不要发出噪音等等，这样看似平凡的事却的确是在保护环境。假如想让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看见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的蓝天白云、花草树木和清澈的河流的话，我们就不应贪图眼前利益，因为这往往会引起许多的环境问题。毕竟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失去了就不会再拥有，就算你有再多的金钱，有再大的势力，也无法买到另外一个地球。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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