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量元素与胎儿生长受限关系研究论文[五篇模版]

第一篇：微量元素与胎儿生长受限关系研究论文

胎儿生长受限(FGR)是产科常见并发症之 一。FGR病因复杂且较多，40%病因尚不明确。国 外发病率约2.75%-15.53%[|]，在我国的发病率平均为6.39%。FGR胎儿在围产期易出现酸中毒、缺 氧等情况，相比正常胎儿对产程的耐受度更差，围 产期胎儿死亡率高达正常的4?6倍。胚胎的生长 发育不仅取决于遗传基因，还需要各种合成代谢 的顺利进行。缺乏有利微量元素可使胚胎发育速 度减慢，各组织器官分化紊乱而导致畸形，其中尤 以中枢神经系统畸形较为多见。目前FGR的治疗 方法主要是增加营养促进胎儿生长，但是对于微 量元素异常引起的FGR，这些治疗效果仍不满 意。作为危害母儿健康的疾病，FGR的发病机制 及治疗方法始终是临床研究的重点之一。本研究 动态观察妊娠不同时期母体血钙(Ca)、铁(Fe)、铜(Cu)、锌(Zn)、碘⑴的变化与胎儿发育的情况，并 探讨微量元素的缺乏与FGR及胎儿畸形的关系，旨在为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于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医院门诊就诊的妊娠妇女200例。年龄20~35(27.23±3.80)岁。其中 FGR组31例，正常胎儿组169例。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FGR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第7版教材的 诊断标准[2]，孕37周后胎儿出生体重小于2500g或 低于同孕龄、同性别胎儿平均体重的两个标准差;或低于同孕龄、同性别正常体重的第10百分位 数[3]。结合病史及饮食情况综合考虑做出诊断。1.1.1人选标准（1)年龄20?35岁。(2)已婚育龄 妊娠妇女。(3)自愿加人本课题并同意进行妊娠期 微量元素的检测和新生儿脐血微量元素的检测。1.1.2排除标准（1)年龄<20岁或>35岁。(2)患有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GDM)、肾病等。（3)流动人口，不在 我院产检或不在我院分娩的孕妇。

1.2 研究方法

1.2.1标本采集所有孕妇均在妊娠早、中、晚期 采集静脉血。（1)碘元素检测：采用一次性负压的 无抗凝剂分离胶米血管，空腹静脉米血4mL,静止 30 min后以3000r/min离心，置于-20T冷冻保 存。（2)其他元素的检测：采用一次性负压的肝素 锂采血管，空腹静脉采血1mL，混勻常温保存。

1.2.2实验方法血清定容用双蒸水将样本稀释 3倍，振荡1min充分混勻，检测并记录结果。以双 蒸水做空白对照，测得每种元素标准值。每测5个 样本做控标1次。

1.3检测仪器及指标米用Speettraspan V型二 电极等离子原子发射直读光谱仪(DCP-AES分析 仪)检测FGR组和正常胎儿组妊娠早期（13周以 前）、妊娠中期（14?27周)及妊娠晚期(28周以后）孕妇血中微量元素(钙、铁、铜、锌、碘)的含量。

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计量 资料进行t检验。检验水平:a=0.05。

2结果

2.1妊娠早期母血中微量元素比较FGR组妊娠 早期母血中Cu、Zn、Ca、Fe低于正常胎儿组(P< 0.05);I与正常胎儿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2.2妊娠中期母血中微量元素比较FGR组妊娠 0.05);Cu与正常胎儿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中期母血中Zn、Ca、Fe、I低于正常胎儿组(P< 0.05)。见表2。

2.3妊娠晚期母血中微量元素比较FGR组妊娠（P<0.05)。见表3。晚期母血中Cu、Zn、Ca、Fe、I均低于正常胎儿组

3讨论

胎儿生长受限可能是由于孕妇营养缺乏或营 养失衡、血液的高凝状态等，病因较为复杂。人体 是由几十种元素组成的，微量元素是指人体体内 元素含量少于万分之一的元素，是人体维持正常 生理机能必不可缺的元素[4]。到目前为止，已知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有铁、锌、砸、氟、钻、铬、镍、锡、硅等14种。微量元素多属于金属或半金属，在体 内可形成多种化合物、络合物及配价复合物，这种 理化特性为其在体内发挥重要生理作用奠定了分 子基础[5]。本研究结果显示，人体内某些微量元素 与胎儿发育关系密切，其中Cu、Zn、Ca、Fe、I缺乏可 能与FGR的发生有关。

铜作为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在代谢中起着 生物催化剂作用，参于造血和铁代谢，正常妊娠 时，铜蓝蛋白具有保护胎儿生长发育、营养与免疫 作用。妊娠妇女缺铜，可影响胎儿中枢神经发育，出现小头畸形、智力及运动障碍、骨骼发育受限、骨骼变形、关节畸形。由于缺铜还可出现铁利用 障碍的情况，胎儿出生后有缺铁性贫血发生的可 能' 孕妇缺铜可能与新生儿体重减轻有关。

碘是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其可促进生 物氧化，调节蛋白质合成和分解，促进糖和脂肪代 谢，促进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促进生长发育等。若孕妇缺碘，其影响极为严重，包括不孕、流产、早 产、死胎、低体重出生儿、新生儿的运动精神障碍，及对儿童的听力、语言、智力、身高、体重和发育都 有严重而不可逆转的影响，特别是妊娠晚期若缺 碘，最严重的危害是使胎儿先天智力低下。即使 后天补碘，其智力也终身难以得到改善。

锌是生长发育必需的重要元素，参与多种酶的 合成与激活，对蛋白质、核酸合成、肠道蛋白质的 吸收和消化发挥重要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元 素。母体锌缺乏与FGR密切相关，妊娠3个月时，若出现孕妇缺锌的情况，会影响胚胎细胞增殖周 期，使胎儿在母体内发育迟缓[7]。缺锌导致胎儿发 育迟缓的机制:一是孕妇缺锌时，母胎间会出现转 运减少，导致胎儿的锌浓度降低，从而影响核酸、蛋 白质合成及DNA聚合酶、RNA聚合酶活性减少，导 致FGR的发生；二是锌能影响前列腺素(PG)的合 成，引起胎盘灌注量减少，导致FGR发生'钙是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钙能提高体内 多种酶的活性，维持体内酸碱平衡和维持神经肌 肉兴奋性，降低细胞和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等。钙 在胎儿骨骼及胎盘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 孕妇缺钙，可导致小儿佝偻病及牙齿钙化不全[9_11]。

铁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参与细胞 的氧化过程及运输氧到体内组织的过程;铁也是 造血的重要原料，参与体内的能量代谢。缺铁可 引起孕妇贫血，造成孕妇及胎儿慢性缺氧，导致胎 儿生长发育障碍，增加围产儿死率。研究显示，妊 娠期贫血增加围产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与胎儿 生长受限及早产之间存在显著关联[12,。

本研究通过对妊娠早中晚期母血中某些微量 元素的测定，探讨了其与FGR的关系。建议对妊 娠妇女进行某些微量元素的常规检测，并及时补 充。这对防止FGR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对孕期保健、早期发现胎儿畸形、指导优生优育有 重要意义。从而在临床上更好地指导孕妇合理膳 食，补充营养，合理搭配，以保证营养的平衡，并定 期检测微量元素，按需补充各种微量元素，防止 FGR的发生及降低新生儿畸形的发生率。

第二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三篇：桂西铝工业基地居民血微量元素与2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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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铝工业基地居民血微量元素与2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关系研究

作者：韦华 吴标良 蒙连新 刘虹兵 杨大伟 罗桂情 欧丽娜

来源：《右江医学》2014年第01期

在铝矿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土壤、水等环境污染，引起当地居住环境包括食物、空气、水和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异常同样可能危害健康。有研究显示，桂西铝工业基地居民的血清铝（Al）、铅（Pb）水平升高，铬（Cr）水平下降，可能导致糖代谢异常高发。但桂西铝工业基地居民血微量元素水平与2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发展过程的关系鲜有报道。因此，本研究拟进一步对居住在桂西铝工业基地的初诊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并慢性并发症患者的血微量元素水平进行分析。

第四篇：户外活动与近视眼关系研究

户外活动与近视眼关系研究

户外活动是近年来近视研究和防控领域的热门，也是这次IMC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关于户外活动对近视眼的保护作用以及对近视眼发生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各方面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感谢温龙波医生为我们分析和总结户外活动相关的近视研究。

2015年9月23日至9月27日，国际近视眼研究大会在温州隆重举行。国内外近视眼研究领域的学者齐聚鹿城，围绕近视眼发生、发展和预防这一主题畅所欲言，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近年来近视眼研究领域的一块“宝地”，户外活动与近视眼的关系自然是此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回来后查阅了相关文献，并综合大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就户外活动与近视眼关系研究的发言，将我自己的所听、所思、所感总结后与大家分享和交流。

近视眼的发生发展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在诸多因素中，近距离工作与近视眼关系的研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近距离工作是引起近视眼发生和促进其进展的重要原因，但最近，Mutti等人（2007年）在OLSM研究中，却发现视近活动对近视眼的危险程度并不大，而户外活动量对近视眼似乎有更重要的影响。此后，近视眼与户外活动的关系便越来越受到近视眼研究者们的关注。

1、户外活动到底对近视眼有无保护作用？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Seang-Mei Saw教授在她的演讲中指出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以延迟孩子发展成近视眼的年龄，并且减少成年后发展成高度近视眼的风险。另外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Kathryn Rose教授也同样指出：目前的研究，包括以人群为基础的纵向研究，已经表明增加户外时间是防止孩子发展成近视眼的一个保护性因素，并且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一效应的生理机制。

另外，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Ian Morgan教授展示了他们最近在广州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的研究成果。这是一项从2010年10月到2013年10月在广州12所学校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实验组6所学校（952名1年级学生），对照组6所学校（951名学生）。干预措施是实验组上课期间，每天增加一节40min的户外活动课，并鼓励家长们课后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特别是周末和假期；而对照组则按照以往的习惯作息。得到的实验结果是：

1、实验组和对照组近视眼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30.4%和39.5%

2、实验组和对照组SER的变化分别为-1.42D和-1.59D。这一实验结果表明，增加户外活动能有效降低近视眼的发病率。

还有，来自北京同仁眼科中心的李仕民博士报告了他们在安阳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对于非近视眼的孩子，更多的户外活动可以延缓他们的眼轴增长，而在已经近视眼的孩子中并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然而，上述关于近视眼与户外活动关系的研究中，受试者年龄一般在6岁以上，而对于6岁以下儿童，户外活动能否同样起到保护近视眼发生发展的作用则研究较少。Wilson Low等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对3009名6~72个月大的新加坡黄种人儿童进行近视眼危险因素的调查，包括近距离工作和户外活动等。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无论是近距离工作还是户外活动，均与近视眼的发生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而与父母的近视眼遗传史高度相关。因此，他们认为对于早发型近视眼（<6岁）而言，与其关系最密切的是父母的近视眼遗传史，而与近距离工作和户外活动等环境因素没有多大的关系。

所以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对青少年型近视眼的发生发展有比较明确的保护作用；而对于早发型近视眼（<6岁）则没有实质上的保护作用。

2、多长的户外活动时间能起到保护近视眼的作用？

Kathryn Rose教授指出，根据以往横向研究的结果，大约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便可以起到降低近视眼风险的效果。Mutti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非近视眼的人平均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是11.65小时，而将来患近视眼的人则为7.98小时。Rose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6到7岁的黄种人儿童中，悉尼地区的近视眼患病率为3.3%，而新加坡为29.1%，与两地近视眼患病率不同最密切相关的因素是户外时间，悉尼地区儿童平均每周户外时间为13.75小时，而新加坡地区儿童为3.05小时。

3、增加户外时间对近视眼起保护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关于增加户外时间对近视眼起保护作用的机制有很多假说。有学者认为是室内室外的光照强度差异很大，户外光照水平一般在10000lux以上，而室内一般在1000lux以下。在户外高强度的光照条件下，视网膜会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能够抑制眼轴的增长。也有学者认为呆在户外的时间长了，相对而言会减少近距离活动的量，即户外时间只是一个替代物，核心还是减少了近距离活动。还有学者提出可能是体育运动起到了保护近视眼的作用，或者是呆在户外的时候调节需求较少，从而产生的调节滞后量减少，亦或是在户外视远的情况下，相对会产生更少的远视性离焦。另外，有学者认为是跟室内室外光谱性质不一样有关，室外是全光谱，而室内则以RGB光谱为主；同时还有学者认为是室内室外的紫外线强度不一样。

以上的各种假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大家一致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户外高强度的光照水平，导致视网膜多巴胺的合成和释放增多，从而对控制眼轴增长起主要作用。然而，关于光照暴露与视网膜上多巴胺合成、释放以及抑制近视眼之间的量效关系并没有确定。

4、未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结合大会上专家们发表的观点，会后和各位专家的交流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去做。

（1）仍需设计更多的随机对照实验来验证户外活动对近视眼发生发展的保护作用。虽然目前的研究结果整体表明户外活动对近视眼的发生发展有较明确的保护作用，但是对于量效关系并无一致的意见。这其中很多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是户外活动的总量还是户外活动模式（一次性在户外呆两个小时，一次只呆半个小时，多次到户外去）更重要？受以往的研究方法的限制，研究者们并不能准确的观察到这一点，因此开发能够实时、客观监测青少年日常行为习惯的设备显得十分迫切。Seang-Mei Saw教授团队研发了发一种新的非侵入性的智能可穿戴设备FitSight watch,可以促进孩子们更多地到户外去活动。另外，户外活动的量与其对近视眼的保护作用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是否跟动作电位一样，只要刺激强度达到阈值水平，就能够诱发一次动作电位，再增加刺激强度诱发的电位也是一样的呢？

（2）进一步探究户外活动对近视眼发生发展起保护作用的机制。目前，不少研究都发现，户外高强度的光照引起视网膜上多巴胺释放增加，而利用多巴胺受体拮抗剂能阻断该保护作用。这些证据都提示多巴胺是介导强光抑制近视的重要递质，但其具体通路、作用机制仍然知之甚少，另外，多巴胺是从视网膜无长突细胞（Amacrine cells）合成并释放的，那么其上游的作用分子是哪个呢？强光抑制近视是否还涉及其他独立通路呢？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方向。

（3）如何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将现有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近视眼防控的实践当中？会上，来自台湾的吴培昌医生向我们展示了台湾实施TSVCP项目以来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在将户外活动这一项加入TSVCP以后，台湾地区学生中的近视眼发病率有较明显的下降。台湾在近视眼防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明，近视眼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可防可控的。但是世界各地在制定增加户外活动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光照强度和紫外线强度不一样，过多的户外暴露可能带来一些全身性和眼科局部的疾病，如可能会引起皮肤癌、白内障发病的增加；其次我们采取的这种干预措施在被干预人群的哪一个年龄阶段终止；另外户外暴露的频率是多大，对总量是否有要求，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是否有不同等等。

作为近视眼研究领域的一名新兵，有幸能够参加这样一场国际性视光盛宴，感到十分的高兴和激动。各位大腕严谨执着的学术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个性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总结和感想，如有错误和纰漏，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五篇：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以北京中关村科学园区为例

摘要：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通关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关键词：政府；企业；知识经济；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会的胜利召开使得世界的焦点再次聚焦到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

我国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制度朝着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修正，使人民的生活不断获得改善。政治与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密不可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逐渐分道扬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分工也愈来愈明显；但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许多经济学者投入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也有部分政治学者投入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政治经济学通常有三个层次，一是国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国家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是国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者讨论的焦点都是所谓国家（政府）与市场（企业）的互动。在现今科技强国的背景下，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更好的发挥这些产业的功能与作用，使得高科技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为政府带来更优化的经济利益，促进和谐共生的发展，是一个从理论到实际都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中关村为例，在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不仅扮演前导性的角色，设立相关研究机构，并进一步制定适宜的政策与建议，同时还为企业提供经费补助与政策性支援。由此可知，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牵动着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成长。

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中国大陆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30% 以上的增长速度，也是北京税收主要来源，也是中国大陆53个国家 级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表现最傲人的地区。一九九九中国大陆国务院对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报告》作出批复，于是，国内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新经济的代名词，成为国内资讯产业和高科技的象征，和最受关注的区域。这也是本为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分析的主要动机。

本文的目的在于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介于此种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二是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三是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四是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导向性建议。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即通过具体的物质实体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现况来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限制

本研究的范围是以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来探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亮点在于具体而细微的分析，能够以具体的事例来展现政府与企业的互动，2 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深究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以此同时，本文的的限制在于仅以中关村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文探讨对象的“全面性”，如果说限制的话，这算是本研究的一个限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政府竞争力

高科技产业与政府的关系探讨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相关，值得被现代的学术研究所重视，政府期待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竞争力，但知识经济在为政府创造有力发展的背景下，也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正也彰显出本文探讨此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知识经济的冲击

一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是根植于一九七零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而却发源于二十世纪终结前十年的一九九零年代。90年代以来，以知识导向经济为特色的全球化趋势，影响各国的企业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和新的就业关系，对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改变国家角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根源于一九七零年代以来欧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以及针对此危机而由国家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后福特主义式重组策略；尤其以英美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策略强调国家解除管制与经济自由化，其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并为一般政府带来剧烈的挑战而使其有弱化，甚至虚拟化的现象。此外，二十世纪末知识经济的发展强调企业创新、互动学习和工作弹性，也让我们必须重新从理论上思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随著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后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及工业与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促成传统资本主义的解组；其具体表现在工业、财务金融与政治上的变迁。工业解组显现在工业产品必须导向资讯化、市场多元化，讲求个人品味与自然主义；工业也因利润下降而必须外包其生产者服务的部分或缩小公司规模以从事弹性特殊化的生产。在金融方面，自一九六零年代开始欧洲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国际化凌驾了美国的金融影响力；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关系；加上一九七三年美国采用浮动汇率，更造成国际资金快速流动与国际金融的不稳定；这同时也代表冷战时期在“美国霸权 3 下的和平”所形成以美元为本位的布列敦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之崩溃。

另一方面，企业也同时纷纷要求政府解除资金进出管制。因此，在工业与金融均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下，政府对其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大幅降低；而国内政治的变迁则表现在新社会运动与地方主义的兴起，政治发展不再完全基于阶级差异，而是由依多元因素，如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如环保与妇女运动）等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影响政治。总之，高科技公司的全球运作、政府解除管制所助长的跨国投资与投机，和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都同时造成全球市场的扩张与不稳定；尤其当前资本市场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证券化、解除管制和电子化，更使资本市场（包括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延伸至全国与国外空间，而不再被镶嵌或局限于具体时空。

另一方面，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企业界也分别从技术创新、组织形式及生产方式等变革，去除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等僵化现象，期待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二、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知识经济大浪潮的冲击，政府究竟该如何面对呢？

政府到底如何应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发展呢？提倡国际竞争力、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而就工作福利国家而言，则是着重在创造工作机会、工作弹性、再训技能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反身性（即依审美观和认知而决定生产和消费）。故政府必须在全球层次与国际脉络下针对这些重点而对国内做策略性、供给面的介入。

关对知识经济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人才、法制、社会伦理而发展；知识经济尤其需要有创新能力和冒险进取精神的人才；知识经济的重点不在知识，而在转知识为利润，也就是利用科技产品和服务以创造利润。因此，他强调在发展知识经济之前，需要有配套的教育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伦理建设及法治建立等，这显然表示政府仍须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技武装强国的战略武装下的我国，必须以科技力量为武装，核心技术为依托，合作共赢为前提，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增加筹码。

第二节 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指一个地区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条件。它的内容 4 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教育水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及人口素质等。在一些人的意识或潜意识裡认为影响投资的，只是地区经济实力、政策环境以及现代化设施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经济环境、人才环境、商业环境有着重要影响，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在一个有着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和传统的地区，虽然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但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复杂，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之下，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也不尽相同。共生于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使用体，需要考量多重因素，以求制定出最科学合理的政策，因为面向未来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调控的发展。以税收为例：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精神发出通知，从自行开发软件产品、技术转让、科研资助、高新技术产品有关的进出口和科研机构转制等5个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通知》自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通知》的下发执行，将会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对推动我国高新技术向产业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通知》明确规定，对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小规模纳税人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征营业税，不征收增。

国家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高科技企业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角色。

税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一般的需要，以此达到社会财富重分配之目的。税收是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众多机能的运作全部有赖与税收收入的支应。因此，为确保国家机能正常运作，宪法乃将纳税订为人民之义务。宪法规定，人民之自由权利，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时，均受宪法之保障。综上所述，根据宪法所保障的一般的行为自由，原则上，纳税义务人得自由安排其事物，减 5 少税额支出，就是说在多数法律形式中，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之税法上效果的形式。简而言之，这是人民的权利。人民应该重视重税，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而纳税义务人所缴纳的税额，多数为纳税义务人辛苦赚取的收入，若未进行任何规划，或因不谙税法之规定而多纳税额，无疑于白白放弃自身的权利。所以，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前提下，怎可轻易地放弃节税的权利。努力钻研税法的相关规定，用心设计节税之策略，以减少税捐的支出，也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增加，因此，纳税学者谓“纳税筹划”指为使纳税负担达到最适最轻，所为之规划，就是即对纳税负担进行的规划。

具体对于企业的步骤如下：

首先，确立明确目标。选定负责筹划的负责人之后，必须与该人确立所需进行筹划的范围，也就是说针对何种税目进行筹划进行明确的目标确定。

其次，完整评估环境。在进行纳税筹划时，除考量纳税义务人本身所具有之条件外，还必须要估量整体的税收环境。

再次，增加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纳税筹划，是纳税义务人为使纽税负担达到最低、最合适的程度，在适法之范围内，选用最有利的规定或方法。因此纳税义务人必须十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才不至于违法。

最后，保证计划的有效落实。完成纳税筹划可行的租税策略后，为达到所预期的效益，必须确实执行，但纳税筹划有时长达数年之久，必须保证策越具有弹性，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或法令的变更，如此，才能在政府相应政策的支持下做可持续的纳税筹划。

第三章 中关村科学园区简介 第一节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概况简介

“第三次工业革命”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并且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中关村科技园区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首，北京市经济核心，中国大陆之知识产业首先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略见雏形。但仔细比较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悬殊，中关村科技园区之知识产业发展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建立适宜的制度和环境是决定中关村未来走向的关键。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已经聚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 6 万家，形成了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四大潜力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第二节 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预测

中关村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没有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关村科技园区不可能达到如今这种发展规模，未来，中关村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利经济发展潮流，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中关村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也一定长久占有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新领地。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的方向是一定明确的。

一、从自发走向自主

美国硅谷的掘起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树立了科硏、教学、生产紧密结合，科技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新典范。但是由于自发性科学园区缺乏总体规划和协调管理，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住房紧张等问题。为此，后来者以此为鉴，政府积极参与到科学园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当中，把园区发展方向、基础和公共设施布局、市政、交通、通训、环境等问题同时考虑的总体规划的作法，它也成为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计新建科学园区所遵循的原则。

二、从模仿走向独创

科学园区对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上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兴办科学园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由于，经过一番模仿美国硅谷的热潮以后，各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 府悟出，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一个或几个高技术领域的硏究开发，进而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是建设科学园区的经验。

三、从国内走向国际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园区呈现出明显国际化 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合办硏究开发机构，到国外科学园区设立分支 机构和企业、成立国际科学园区组织。

这也是中关村园区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这一趋势，可帮我们更好的把握政 7 企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处理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须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关村才有可能走的更远，发展的更好，助力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章 政府与高科技企业关系的现状-问题-原因分析

第一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现状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了解高科技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就必须要明白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看法与态度，这一先导看法将影响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二是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这一实际印证政府对其的看法与态度；三是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以下将分别论述：

一、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态度与看法

高科技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透过科技与文化，创造出利润，同时，利用其经济商机，尽可能的进行商品化，并在商品化过程中，以科技为媒介，生产出文化性的产物，即文化商品。其实，如今高科技的科技产业包含两种观点，即科文化与经济，从文化观点上看，文化商品集聚人类的知识、感性、想法以及创意力等文化性因素，且透过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提高国家形象，从经济观点上看，由于智慧经济、服务产业的核心领域，创造出高附加值、雇佣、新产业、新市场，且随数字技术与媒体发展而成长，能响应全球水准的 IT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多频道、多媒体时代以及环保型工业(无烟窗工业)时代。因此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科技产业。政府改变了对于既有科技产业政策态度，其政策重点从督查与限制更多的转换为扶持与支援，但由于不齐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及产业环境，科技产业政策并未获得成效，在1997年末期所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导致中国高科技产业处于萎缩的困境中。政府开始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且界定其角色与任务为扶杭文化产业，展开科技产业的支援政策。政府营造有利企业活动的周边环境，同时，让具有创意性想法与规划的企业开发与制作科技产品，提高科技商品的竞争力，且拓展国内外市场。

同时，政府助力于高科技小微企业的发展。

2014年国务院曾印发《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切实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大型银行充分利用机构和网点优势，加大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8 建设力度。引导中小型银行将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相结合，科学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14年9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他说，“这里既有服务业增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改革激发了大众的创业激情。”李克强强调，从眼前看，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战场”，是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一招”；从长远看，通过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招”。

二、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探讨

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政企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因为开放民主的政府既期望和谐稳定的关系，又总试图掌控企业的发展。所以，和谐的表面下也经常涌现着诸多矛盾。总的来说，政府在政企关系中，主要有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价值选择的引导者、行业标准的主导者、市场行为的监管者、价值冲突的协调者五类角色。

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不同于以往高科技企业注重投资环境和利润，如今政府主要以引导推动的方式积极促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为企业社会责任搭建舞台，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效果，让社会民众也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价值选择的引导者：高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一方面需要企业的自觉，更需要外来力量的驱动，必须加强扩大并帮助企业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并且提高企业覆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行业标准的主导者：主要指的是一个技术联络和管制的工具，企业必须从此规范里来得到保障而才能从中得到发展，也能做到交易公平合理、减少纠纷。

市场行为的监管者：各个国家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企业自律此实施主体为企业，其二为行业自制此实施主体为行业协会，其三为政府管制此实施主体为政府，一般理想的状态是此三种层次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价值冲突的协调者：现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但是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容易造成负面、消极的影响，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就需要政府公共理性的角度出面协调，促进并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商业价值。

三、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相比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灵活而多元的角色，高科技产业在政企关系中则要被动得多。实际上，这种被动似乎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被动主要表现在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对市场风险的背负、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等三方面上：

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政策执行可分为三大模式，包括：第一代的由上而下模式、第二代的由下而上模式与第三代的整合模式。一个立意良善的政策如果没有执行，就无从达成其政策目标，如执行不力或选择错误执行工具，轻则政策成效不彰，严重则可能导致政策失败，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可见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执行是一种将政策付诸行动的过程，包括组织活动、解释活动、应用活动三方面。这就要求企业制定合理的策略，诠释政府的政策、并能有效的执行。

市场风险的背负者：与政府的多种角色不同，任何企业的经营都是以生存为主要任务的，其中环境风险是企业营运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企业为了有效管理个体，需要尽量在合理可行的代价下，尽最大可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预期的结果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差距能够减到最低。所以，企业在对风险进行管理时，有可能会悄悄的避开政府的政策，或者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规避有可能承担风险的政策，潜在的可能造成政企矛盾。

社会责任的履行者：首先，不必说，政行执行何种的权利就也应予以承担责任，政府在执行权力上必需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达成社会福祉；其次，高科技企业一方面要作为社会公民它除了要面对政府、市场与整个社会且为公众利益不断努力，制度的行成以及公共利益的实践，此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覆行社会责任也需要政府给予的舞台才能发挥，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企业就没有覆行的条件与背景。

从政府与企业的不同角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复杂的、模糊的，不是一两句简单地话可以概括的，这一点既反映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又为我们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现实性依据。而社会责任要求政府和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遵从双方可能的、潜在的利益，走上相互合作的道路。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政企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还与诸多因素有关，比如说银行的资金支持，10 银行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各项高科技企业信贷支持政策，不断创新高科技企业金融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全力帮助高科技企业客户成长壮大。深入洞悉高科技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全面推出相应的服务品牌，建立完善高科技企业信贷机制，推进专营机构建设和业务服务流程优化，为高科技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快捷、灵活、专业的金融服务。建立高科技企业批量经营模式，提高融资效率。

但因服务的定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一连串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行动的程序表现交错组成出来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产品、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但能使消费者满足其需求；服务通常与实体产品一样，是由互动的双方透过某种程度接触，进而达到双方的目的。品管大师曾说，“服务”是“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银行服务品质乃是银行提供正确、迅速的业务服务，并且对于顾客的应对及建立互动关系的维持，甚至包含营业环境及银行提供无形及便利的服务以满足顾客期望需求的满意程度。也是因为银行业亦属于服务业之一，有四大特性，即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可变性、易逝性。当市场需求变动很大时，银行服务则立即面临考验，例如月底和发薪日以及假日症候群，不仅银行营业厅人满为患之外，金资中心也常因为处理资料过多乃至拥塞而发生突发事件。

第二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探讨

任何一种关系的背后牵扯到的都不仅仅是有关双方，更是多种综合因素的博弈。在政企关系的背后，所加持的不仅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核心利益，更是相关问题方的正面较量。因此，我们难以忽视政企关系背后所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具体来说，从政府方来看，问题有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的缺失三方面。从企业方来看，主要是政策执行的不利的问题。而双方在背负公共利益时，都偶有疏忽。

首先来看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管理的是复杂而多元的国家实体，尤其在我国面临全面发展转型之际，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处理大量棘手的问题，对民众和企业来说，政府是坚实可靠的保障，对国家来说，政府是忠实可信的执行力量。但在处理与高科技企业的问题上，政府需要面对的是三方面的问题：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等问题，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此赘述。

同时政府还要确保共同资源的分配，共同资源是指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人的 11 资源。因为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大众，所以人人都有权可以使用，人人不必支付代价或支付很低代价就能使用，故大多数人可能都倾向尽情使用，最后造成使用过度或无法有效使用。此外，当不同企业共同开发同一资源时，如石油或鱼群，将无任一企业有足够的经济诱因去维护这些资源。在管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业者将争先开发原油或鱼群，而政府之管制将可避免过度开发或浪费，以延续共同资源使用年限或有效使用。

而外部效果不管有利或不利，都会造成缺乏效率的市场结果，因其会造成边际私人成本不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致造成市场失零。所谓外部效果是指市场交易的结果对非交易的第三者所形成的影响，又称“第三者效果”，亦非交易第三者承担了交易成本或效益。当此一影响为有害时，称为负的外部效果或外部成本。外部效益的例子如：教育、国防、道路等。外部成本的例子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等。不论是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受影响的第三者都是非自愿的。当这些成本被外部化且由社会大众來共同负担，并未直接转移给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产品价格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生产成本。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因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过少（具外部效益）或过多（具外部成本）的产出，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与效益只反映了市场交易双方的成本与效益，没有把受影响的第三者之成本与效益列入所致。所以，只有在污染此一外部成本必须加诸于企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才会设法减少污染。当外部成本能反应在产品价格中时，消费者将会避免消费高污染的产品。

一般而言，经济管制是政府为了解抉造成市场失灵所的公共材、外部性、自 然独占，以及资讯不对称之问题，以维护大众利益，经由立法及其执行，管制企 业行为，以期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干预方式。

其次来看企业方的问题。

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主体不同是分开的，政策执行过程乃是政策制定之后的过程，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两者之间有其任务界限，政策执行者是非政治性之技术官僚，政策执行的性质是中立、客观、理性与科学的。也就是说，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基层的企业，企业的执行能力与行为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这也是落实政策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政策执行是行动者的复杂互动结果，高科技企业不仅仅接受上级指挥命令，而是具有裁量权，政策执行是决策者与执行者互动的过程与产出，决策者与执行者透过妥协、议价、协商或结盟的活动达成共识，故彼此互惠远比上下指挥更为重要。

企业的经济责任被视为是企业传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企业股东的责任。大致而言，企业经济责任所指的是“追求组织最大利润”，这是企业经济责任的首要目标，企业得利，其股份持有者、公司员工等也会因此而受惠。“利润先行”的主导原则让企业在全面深入的渗透市场进行发展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牺牲。除此之外，企业还背负法定、道德等责任。

最后，政府和企业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政府来说，政府并非“非营利组织”，政府是运行管理国家的重要媒介与工具，除了可获得有形的实质经济赞助之外，还可以从中学习企业部门的经营精神与技术，更希望能够透过彼此合作互动的机会，让企业部门感受到政府内在的使命与理想，进而愿意负起社会责任，为社会整体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同时，政府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对企业而言，过去企业部门参与公益活动只是纯粹扮演金钱或物资的赞助角色，对于公益活动的实质内容鲜少深入关切或参与讨论。受到外在环境改变，以及企业理念也以经济利益为前提，逐渐转变为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以自身的力量或透过和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积极主动的参与公益活动。

一方面，对企业来说，除了为获得实质的经济支援之外，无形的技术与人力之辅助，也是一项额外的附加价值。更深层次地来说，高科技企业期待能够透过与企业部门的合作，将其理念宣导给企业部门与社会大众知悉，让企业部门愿意负起社会责任。这是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在运作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有形与无形资本，以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并非单单只是来自企业部门营运的结果，也包括来自于社会大众及企业部门所处的环境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因此，企业部门的发展与整体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企业必须承担整体环境下所负载的社会责任。

未来高科技产业究竟路在何方？

一、完善顾客管理体系。顾客关系管理日益备受重视，顾客关系管理是一种 13 管理顾客的方法，指企业透过有意义的沟通来瞭解和影响顾客之行为，以达到增加新顾客，防止旧有顾客流失、提高顾客忠诚度和提高顾客获利的一种手段，是一组技术；也是一种反复将顾客资讯转换为正面顾客关系的过程。顾客关系管理的本质是一 种企业策略的执行。目标则是为顾客创造长期价值，同时达到企业利润极大化。透过积极使用资讯，将顾客资讯转化为顾客关系管理的互 动过程。顾客关系管理是从建构顾客知识开始，让银行建立长期的与资源管理的顾客关系和顾客互动。顾客关系管理的定义是透过资讯科技，将行销、客户服务等加以蝥合，提供顾客量身订製的服务，并增加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用以提升顾客 服务品质，达成增加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企业能够经营成功均有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不是产品而是顾客。随著时代的演进，企业与顾客互相沟通、信任、互动、相互定位；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顾客关系管理，才能够增进企业的投资报酬率。

二、提高顾客忠诚度。顾客忠诚度就是是顾客对于事后服务满意之后的一种行为表现，当顾客对某一产品产生忠诚度时，即顾客信任该企业，甚至愿意承诺继续与该企业往来，重复地购买科技商品外并且免费银行正面做宣传，也会推荐该产品给其他顾客，为企业带来更多新客源。当顾客对某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产生感情、依赖与认可，形成偏爱并坚持长期重复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时，会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表现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一种高度信任与忠诚的程度，是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在根期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优势评价。通过提升售后服务与服务品质来满足顾客的需要，维持顾客与企业之间的网络，最重要是要让顾客对企业产生满意度、忠诚度，这也是高科技企业经营策略上一大课题。

三、确保售后服务。事实上良好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企业品牌形象表示业者给予顾客的保证与保障，顾客才能够安心放心有信心产生冉次回瞋意愿，更会快乐地向他人推荐与之往来。相对而言，如果劣质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负面企业品牌形象，顾客将会产生愤怒、悲伤、担忧与害怕，随之拒绝往来，更甚至于大肆负面宣传，导致其他金融商品投资人资金抽离，公司灾难可能因此而发生，在秉持“稳徤、前瞻、专业、热忱”的品质政策才能真正服务社会大众与永续经营。这是也正是未来所有高科技企业该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原因解剖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企关系矛盾背后隐藏的利益的追求的异化，那么，政府和企业到底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笔者以为，在企业部门的“营利”目标与政府之间的“非营利”目标之间，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提升资源应用的效率，创造更高的运作效益，并让自身能够在需要的时机被主动发掘，并自身应致力于提升为被企业投资的对象。因此，两者间若能在社会责任与企业营利的矛盾中找出平衡点，且在企业利益和公益维护的折中过程中做出最有效的运用，对企业而言，应能共创双赢的局面。政府也可以透过建立彼此的伙伴关系而获得进入市场的管道，同样地企业也可借由与政府的合作，达到提升企业形象，促进组织成员反思的目的。所以，双方还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获得彼此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对方的技术、对问题的分析或管理风格等而期待建立良好的、共生的互动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关系，本文也提出了如下策略，仅供参考：

第五章 建议

进入大数据时代，受益的不仅是高科技企业，政府也是受益者，政府监管部门的覆盖规模与精确定位能够同步实现，这让监管更有底气。其实，在法治社会中，企业与政府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传统的婆媳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价值就在于法治秩序决定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江湖式企业经营与随意性的治理监管都是非健康的市场成长模式，在权力制约的角度，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严格划分；但是从职能服务的角度，政府与企业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而为了更进一步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就对其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高科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政府管理下的公共利益需要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本质是行公共之政，而公共最早在希腊有二个意思，其一是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一个人能同时考量公共精神和意识到参加公共事务的表现。其二是指人与人之间在工作和互动中能互相照应和关的一种状态，由此二者都可以看出其意境都是在群体生活的背景，有群体生活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而这裡的公共也就是社会的一种，二者是一致的，而公共利益是指众人所享有的，也涉及了国家利益与广大社会公众福址的利益，它并非简单的集体利益，而公共利益成为政府公共管下的出发点和目标。

而企业社会责任所说的其实是公共利益，社会是一个企业作为依赖和发展的 15 主体之一，理所当然企业也需要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企业除了为社会也必须为政府管理的框架下，承担应当的社会责任，其主要也有二大原因，其一为企业需要社会提供源源不绝的养份，离开社会，企业将不存在。另一方是政府的权力渐渐转移至企业、机构、团体的手中，有政府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总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共利益价值导向下公部门管理的需要，也是企业想要永续发展下必然的趋势。

（二）政府管理实现治理理念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西方国家对于治理理念的兴起，提出了一套理念与制度架构，其认为管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下公共事务诸多的总和，是一种衝突与调合持续的过程，也有特定的权力与执行力使人们服从，然而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它也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但他不可能是绝对的，也没法替市场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良好的管理模式，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管理、参与，而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它的本质其实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也是二者的最佳状态，也可以说，良好的管理也是是国家向社会回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社会的主要公民之一，必须提倡公共精神和责任的意识，积极承担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是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当然责任，只有所有企业都能够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出现稳定、和谐、良好的局面。

（三）政府公共管理结果的责任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徵是在于它的公共性，对公民负责是最根本的义务关系。西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力图建麽一种责任机制，而这种责任机制要求的其实是实现顾客满意，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满意，另一种管理主义责机制是在该模式中加入了对公众的直接责任，前者其实和企业私人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相关，后者则和政府公共管理相关。许多公共产品的顾客满意度也和各企业直接相关，例如：空气质量问题。从上述也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下所追求的顾客满意目标，如果少了企业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这裡才会说明为什麽政府公共管理的结果也需要企业一起来承担，从这裡企业不只是在法律或出自内心自觉来实现，更重要的是企业如果有其行动，如慈善捐款，那也会产生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能缓和其矛盾还能够使得民众对政府公共管理下的信任，实现社会和 16 谐。

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落实政府公共管理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公共管理的介入

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与社会互动中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为不良行为承担结果，任何企业的互动对象总是有限的，供应商、销售商、广告商、管理咨询者、学者、顾客、潜在的顾客、社区、潜在的员工以及能够了解到企业的社会大众都会有一定的界线，以上几种我们称之为利益相关者，这些能和企业直接互动的对象实际上就像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公众之一部分，而这些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公共利益。而企业的外部行为能直接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而企业内部行为则能间接地对公共利益造术影响，前者就好比是企业的排污行为，后者就像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行为，企业就像是社会的主体一般，它的行为总是和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麽政府要介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二）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要求政府加强立法与监管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如果有效率的使用资源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以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去消费产品，企业就实践了企业社会责任。故为了推动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府公共管理必须加强相关的立法制度，另一方面，要有一个稳定、效率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制度，除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外，也应加强政府的执行力，甘此才让企业意识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取向需要政府公共管理的激励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动机很多，但真正能够吸引并业承担社会责任，吸引他们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其实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市场机制，让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企业使用资本来产出最大的价值，有一隻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引导他们去促进另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原本想追求的价值，也由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因为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单方面想达到利润最大的情况下反而会为公共利益带来伤害，这也是执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问题之一，而想要化解此一情况达到双赢的情况，只能依赖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激励制度。然而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企业追求自身利，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政府能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与企业二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政府应在何种意境扮演什么角色来辅助、规范、协调企业，而企业又应在什么什么条件下回应政府。双方都必须要拥有共同的努力，才能实践出真正的结果。“平等对待、共同奋斗”是政企关系的深层次润滑剂，也是长远深度发展的要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邹伟进,胡畔.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博弈及博弈均衡的改善[J].理论月刊,2009,06:161-164.[2] 王丹.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9.[3] 马永斌.区域创新体系中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10,05:21-24+26.[4] 朱锦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D].苏州大学,2006.[5] 崔丽.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D].吉林大学,2013.[6] 樊慧玲.政府食品安全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耦合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7] 苏永华.“依附式”合作与双重推动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的关系研究[D].厦门大学,2007.[8] 何辉.如何理解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现状:政府和企业关系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03:139-144.[9] 金太军,袁建军.政府和企业交换中的一致与分歧[J].学术月刊,2012,11:88-98.[10] 刘金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11] 张鲁秀.企业低碳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山东大学,2012.[12] 张自立,李向阳,张紫琼.基于生产能力共同储备的政府和企业应急经费规划模型[J].管理工程学报,2011,01:56-61.[13] 韩磊.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 18 究生学报,2008,04:66-71.[14] 金太军,袁建军.论政府和企业的协调机制——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背景[J].人民论坛,2011,14:216-219.[15] 胡鸿高.企业社会责任: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A].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全球化趋势中跨国发展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法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下）[C].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2007:14.[16] 王海龙.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对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2.[17] 李龙飞.从政府的企业到企业的政府[D].西南财经大学,2007.[18] 万文海.政府、企业、公众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冲突博弈与制度安排[D].华侨大学,2005.[19] 柏娟萍.低碳发展模式下政府和企业的动态博弈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54-58.[20] 莫增斌,陈起林.论政资分开──从政府和企业的权力变迁角度分析[J].经济学家,1995,04:4-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