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述评论文
摘 要：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研究者们对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就业收入中的作用，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发生了某些转变，研究者们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教育；就业；中国；述评；展望
教育与人们就业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凋“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属性被定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的职能被定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中国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基本停滞。再加上当时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实行计划体制下的“统包统配”，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就业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学者开展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的一些教育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出现了专门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章节。而且中国学者们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自觉不自觉地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问题进行工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理性思考。本文旨在梳理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并对此一研究进行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冲破思想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社会就业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学界开展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不少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教育对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得以发挥的中介，就是教育能够生产劳动力，即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增强劳动者适应和改变社会的能力，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人们劳动就业的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厉以宁教授从社会就业问题的表现形式，讨论了教育在解决一般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第三，靳希斌教授等学者借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认为教育培养训练出来的熟练劳动力必须与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质量和结构相吻合，教育供求必须与劳动力的供求相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就业问题。因而教育结构必须要与社会产业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就业结构相适应。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这种探讨与研究，对于冲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教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人们看到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巨大贡献，教育事业才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各类教育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教育供给也严重不足，大中专毕业生仍然沿袭“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即个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大致就会有相应什么样的职业岗位。实践如此，理论自然也就集中在肯定和阐述教育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方面。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工作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教育可以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教育可以改变劳动观念、促进就业问题解决等。有的学者还对教育产业自身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拉动作用予以了重视，研究发现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其次，中国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充分发挥这一作用，认为要改变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学校应当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觉调整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专业结构，增强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各级教育的收益状祝进行了估计和解释，为教育对人们就业收入的贡献提供了实证的依据。研究者们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的过程：根据抽样数据估算，1988、1995、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分别为3.8％、5,7％、8.53％，教育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工作年限的影响，教育明瑟收益率虽然仍低于但也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明确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设有摆脱单方面地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束缚。教育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就业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考虑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而不考察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教育对就业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三、近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低质量供给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开始增加，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在中国应该说还是新生的现象。中国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至目前，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教育过度。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里曼把美国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工人难于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从供求双方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中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也存在着教育过度现象，如赖德胜教授认为教育过度在中国表观为四个方面：一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二是被迫上学，即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报考研究生是出于一种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高能低就，即现在的高文凭者只能干以前低文凭者就能胜任的活计；四是高文凭者多有受挫感，人们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是为了在将来获得理想的回报，但现实却是，毕业后工作并不能如人所愿，所干活计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资比预期的低，领导似乎也并不特别重视。
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赖德胜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还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同工不同酬和相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同工不同酬的差别。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和最终去向。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高等教育的招生是面向全国的，而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去向却是非全国性的。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但他们却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当作工作的首选之地，很少回农村工作，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想留在城市工作，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大地超过城市对他们的需求，而在农村则是恰好相反，这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三是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工作，有的则感到压力很大；二是高层次和高学历毕业生挤占本科和专科层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状况；三是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这三个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的供给结构有关，即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解决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学校教育的专业和学科调整，并调整现有的教育结构，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需要。
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虽然说中国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突飞猛进，但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从业人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7％。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少人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属于“伪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在城市工作岗位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拒绝接受条件较差的单位和岗位，更不愿意到亟需人才的广大农村去工作，结果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在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对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行业因素、学历因素、就业成本因素等。显而易见，上述解读中国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四种观点，其实际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在此我们存而不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了中国教育发展和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已走出了单纯考察教育对就业肯定而积极作用的圈圈。
不过这些观点主要是集中考察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是从普遍性出发，对毕业生就业的总体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又无法据此解释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个体现象。同样是在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存在就业困难。这几种解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事例来印证，但都难以在整体上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种种矛盾现象自圆其说。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其说服力也还是显得不足。
同时，上述有些观点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改善教育供给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既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试图通过改善教育供给结构，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相一致，达到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不仅与教育培养周期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时差的事实不符，而且教育供给若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又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确实需要转变就业观念，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需要。但如果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毕业生就总会对就业有一定的预期，希望找到一个“划算”的职业岗位。当然，毕业生的就业预期确实存在过高现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毕业生择业观念滞后问题。作为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就业预期居高不减的原因又是什么？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说是主观原因，那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就不成立，即俗话说的“不懂事”；如果说是客观原因，毕业生就业预期过高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要求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就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在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求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就业，也有不合情之处。
四、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回答和解释。这些研究对于充分认识现代社会中教育与就业的密切联系、肯定教育对劳动就业的价值、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指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近期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在关照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居民教育需求，无疑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对接受了教育的个人来说，则因此而减弱了因受教育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即接受教育的人越多，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排他性”就越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实践的发展也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与内容，给中国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首先，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的教育与就业关系中，接受相同教育的不同个体的就业处境往往并不相同；个体选择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其结果也有多种可能，至少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相反。这意味着教育对人们的就业仍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并且在教育规模扩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有着内在根源。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由于其程度与范围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却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不能认识到教育与人们就业之间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传输给人们的仍然是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积极而确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就会使得人们更加盲目追求教育；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形成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合理预期，最终毕业生就业困难现象势必愈演愈烈。在理论上认识清楚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及其可能的程度与范围，才能帮助人们合理地进行教育选择和决策，并形成合理的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预期。
其次，教育对个人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及约束条件。已有的研究大都是对已经发生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观察、概率统计和静态分析，而没能在动态上指出教育影响和作用于人们就业的方式和机制，又可能受到哪些条件约束。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能力，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就业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井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纪律性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工作场合，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当中，教育的作用在不断提高，但显然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甚至一些细小的因素决定了教育对个人就业影响效果的性质。
第三，教育规模扩展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大量的毕业生失业显然对社会稳定和教育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都是有着极大危害的。因而教育发展与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中国目前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规模扩展所造成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是教育规模扩展之外的因素？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经济快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哪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避免的？与教育规模扩展因素相比较，哪些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教育规模扩展应有什么样的节奏，才能保证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协调？同时还需要正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在追求教育规模扩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效益的同时，还有多少空间来关照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
第四，毕业生就业困难对相关问题的意义。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学科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毕业生就业困难将日益严重且长期存在，那么教育经济学学科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教育成本分担、学生贷款资助制度、教育供给与需求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势必影响了中国当前的教育供求矛盾变化。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以前，教育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现是教育入学机会严重缺乏，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上大学？”但目前毕业生就业困难，表现在不同大学、不同学科门类的毕业生身上程度不同，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与学校的办学质量、社会地位直接相关，也和毕业生所学专业类型直接相关。出于规避“毕业即失业”现象发生的需要，人们现在更关心“能不能上好大学？能不能上好专业？”教育供求矛盾不再是数量上的矛盾，而是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数量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机会的供给来缓解。教育供求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如何协调？不可能把所有的大学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也做不到让所有的学生都学习所谓的“好专业”，因而通过增加供给是不可行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缓解教育供求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
此外，中国毕业生就业状况评价指标体系、中国教育与职业匹配程度的估计与解释、中国毕业生就业率高低与工作收入状况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也是亟需中国研究者们回答的。
第二篇：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经济发展研究室 涂勤
提要: 论文通过回顾、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总结出目前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渐进层面上:一是关注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研究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总体上看,相关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等特点。
关键词: 贫困;地理环境;关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F32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103Jones和Sen(2006)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考察印度农村贫困的空间决定因素,发现当农业增长作为农村贫困的关键决定因素下降时,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具有重大的空间依赖性。灌溉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灌溉发展空间上的差异与农业生态状况有关,而后者在印度不同州之间差异很大,因而减贫战略的设计需要考虑到空间因素和运用空间方法。而Daimon(2001)运用计量经济学评估,证实了空间贫困陷阱的存在———贫困在代际间持续。他通过研究印度尼西亚区域扶贫项目的教训发现,那些纠正区域经济不平等的干预政策在20 世纪90 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显著。1994—1996年间实施的包含找工作的IDT项目表明,当地方群体的授权不充分时,项目的区域目标就无法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另一项对厄瓜多尔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那些旨在减少贫困的项目必须考虑到各区域的特点,否则就会存在目标偏差问题。
对中国的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和集中特征方面。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多分布在农村,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而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又呈现出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确定的592个重点贫困县分布来看,贫困县分布态势可概括为“一带两片”,一带是指在我国中部与西部交界区存在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贫困带,范围包括内蒙古高原东南缘、黄土高原、太行山区、秦巴山地、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及横断山脉。两片指位于我国东部与西部的贫困片,东部贫困区主要是处在该区域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劣质土壤区,呈孤岛状分布,西部片主要指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准噶尔盆地北面阿尔泰地区,柴达木盆地,西南边缘黄河、长江河源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河谷北侧部分地区。可以看出,中国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差、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中、西部地区 ,与国外贫困人口集中特征相类似,具有明显的民族、阶层群体和地区集中特性。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有70%集中在国家592个重点扶贫县中,76%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这些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社会服务十分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通讯手段落后、闭塞,远离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基本不具备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条件,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非流动性特征,使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二、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Paul Ehrlich于1968年提出“人口爆炸”以警告由于人口激增而即将到来的灾难,人类由于对狭隘经济理性的追求将导致地球承载力的崩溃, Hardin(1968)对此做出了灾难性的警告,即著名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olow增长模型为人口、制度、教育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分析评价依据。Rupasingha和Goetz(2007)研究认为,空间因素与人口因素同其他传统因素(社会资本、种族和收入不平等、地方政治竞争、联邦津贴等)一样,也是美国县级贫困的重要决定因素。
随着资源约束对于农业发展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针对土地退化、环境退化与农村贫困相互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针对贫困与土地退化相关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土地的细分化加速了土地的退化,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贫困———穷人为生活所迫,会尽可能地从土地和环境中榨取更多的产出(掠夺式经营土地),同时缺乏可投入的资本来改善生产条件,因而更加速土地和环境的退化;但是对非洲国家马里的实证研究则得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富人和穷人在农业生产中采取的保护土壤质量措施的做法差异并不很大,造成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棉花生产带来的,因而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加速了土地的退化;还有研究通过考察农村贫困与土地退化之间的经济联系,指出国家政策影响农户的经济动机,促使他们选择采取保护或退化土地的行为。学者在研究菲律宾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关系时,发现如果土地分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那些旨在提高农业产量增长率和针对贫困群体提供技术、组织和金融支持的发展项目将不会为贫穷农民带来长期的经济改善。同样,在一个土地所有权不对称的经济环境中,那些旨在促进土地利用和保护措施的政策将不会对农业土地质量产生长期的改进作用。
针对贫困与环境退化相关关系的研究认为:由于贫困的社会边缘地位,导致其进一步地被边缘化到生态边缘地区。Bull2ard(1990)认为由于污染工业和毒性废物排放点经常位于有色穷人社区,而如果污染工业位于穷人社区或者如果穷人是那些被边缘化到退化地区的人群,富人可能并不特别关注污染带来的环境退化。事实上,由于穷人必须经常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他们会更加关心污染和退化问题 ,然而,根本问题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群体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在真实的(相对于虚拟的)环境反馈中发挥作用。
学界在关注土地、环境退化与贫困相关关系研究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人口与贫困及环境的关联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 Paul Ehrlich和John Holdren提出IPAT模型公式,用人口增长是如何导致环境退化和稀缺参数来检测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I)是人口数量(P)、人均消费品量(A)和每单位消费品所产生的污染产物(T)的函数,人口、富裕程度和污染三大因素都能导致人类对环境影响(I)的增加。然而对于IPAT模型的局限存在很多争论,有学者认为模型有三个基本的缺陷:第一,人口增长是生殖力概念抽象的结果,而不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和地区的真实妇女的生育问题;第二,消费在奢侈品和基本生活品之间基本没有做出区分;第三,贫困的结构问题,男性主导没有得到挑战。为了避免冲突,解决办法倾向于使政策偏向最穷的人,那些世界人口中最脆弱的20%人口中的大部分人群,鼓励他们使用避孕技术,使得家庭计划生育偏于更多控制妇女的生育和更多潜在的滥用贫困妇女的权利。
过去十多年对“环境—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家庭层面的人口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对撒哈拉以南的研究认为,人口作为中介因素,只是影响环境结果的诸多因子之一,农民可以通过农业集约化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少的贫困来应对人口增长。但是Murton(1999)提出由于集约化导致的农业资源集约可能会使农业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异化和环境退化而退化;Gray等(2005)认为集约化已经导致了不同的环境结果。同时,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人口变化与环境暴力,认为人口导致的资源稀缺可能是将来自然资源冲突的主要来源。
对中国贫困与环境、土地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可以看出,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处于极为边远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自身拥有的资产(土地)质量很差,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导致穷人的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在温饱线上徘徊的贫困人口自身综合能力差,从而导致农村返贫数量不能有效地减少。现阶段,穷人数量的增加与贫困标准没有必然的关系,除了扶贫投入产出效果不好和贫困人口统计不准确两个内在因素外,最大的外在因素是恶劣的自然条件。
三、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重视,从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角度对贫困发生的原因及消除贫困的途径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学派。我国对贫困问题的系统理论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成功经验,相应地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实践理论要求的三大特征。通过对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反贫困实践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约束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国内鲜有系统研究并回答如下四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同地域、不同程度的自然地理环境约束对于贫困的制约程度有多深? 第二,一个区域众多自然环境条件中哪些条件具有更显著的制约力?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体制的作用能够通过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约束? 第四,理论分析自然环境条件制约与实际反贫困实践中的经验有哪些共性和差异? 基于对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我们认为从另一个视角——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重新审视贫困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之间的关系,通过提出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假设,以区域气候、地理环境、水资源、土地、灾害、交通等条件与贫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求证贫困地区地理环境约束与贫困的相关关系以及不同地理环境条件对贫困的影响力、影响程度和频度等问题,最终回答上面提出的四方面的问题。
第三篇：《近代国际关系》选修论文—近二十年中俄关系与展望
《近二十年中俄关系与展望》读书报告
经济学院财政学
梁城城 学号：***2
摘要：中国和俄罗斯均是在世界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又互为最大的邻国。两国关系的状况和性质，不仅对它们的安全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有着决定性影响。而当今世界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革之中，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消失，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变革过程中，中俄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已经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年中俄关系呈现出全面、加速发展态势。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地背景下，加强中俄关系尤其显得紧迫和重要。
关键词：近代
中俄关系
展望
引言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山水相依的邻邦，两国的地缘关系将是永久的，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成为最大的敌人。与其它大国关系相比,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着自身的特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动力源自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识。双方在战略需求、地缘政治因素和安全利益的需要、以及中俄处理相互关系新的观念、一致构成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现实基础。两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它们的关系发展如何，不仅对中国和俄罗斯至关重要，而且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产生深远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当今世界上大国关系的典范。本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分析了中俄关系发展的历程，全面审视了中俄关系在各个领域，以使人们能看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未来发展的前景。
1.近二十年来中俄关系 1.1相互视为友好国家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不久后,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俄双方达成以下重要协议:
1、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2、双方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两国关系的基础;
3、以往中苏之间签署的条件和外交文件继续有效;
4、过去中苏间进行的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谈判和中苏边界谈判将继续下去,双方将尽快批准己经达成协议的东部边界协议,等等,。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是两国关系发展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外交举措。叶利钦称,这次访华“开辟了俄中关系的新纪元”。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日益活跃起来。
在这一时期,中俄关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双边关系的基本目标是互视为友好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不同第三国联合反对对方或损害对方的利益。第二,中国的俄罗斯政策和俄罗斯的对华政策都处于初步形成之际。1.2立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3年底,北约开始提出东扩计划,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和国际地位大大恶化。它不得不放弃独立初期亲西方的立场,提出恢复其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目标。为了在国际土寻找更多的朋友、争得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俄罗斯开始将部分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19洲年1月,叶利钦总统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1994年 9月2一6日,江泽民主席首次正式访俄,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声明中将面向21世纪的中俄新型关系概括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确立意味着中俄关系从一般友好关系上升到特殊友好关系水平,也表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目标向更高层次迈进了一步。这一阶段较之上一阶段,首先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加深了认识。由“睦邻”上升到“伙伴”,双边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中俄关系在双方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另外,政治互信得到加强。1994年,两国签署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相互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相互关系中也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这表明了两方彻底结束了敌对状态,进一步增强了彼此信任,而且也为推动地区和全球政治形势的稳定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一时期,两国首脑实现了互访,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较为良好的私人关系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两国高层机制化交往开启了良好的开端。1.3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4月24一26日,叶利钦总统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中俄联合声明》做了重要的修改,将原文中“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修改为“发展平等与信任和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这一标志着双方关系新水平的新概念,中方予以肯定,。它标志着两国的关系水平超出了单纯的双边合作范畴。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之间的国际合作成为高级会晤讨论的重点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同意“在立场 相近或一致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立场不同的方面寻求相互谅解的途径”,并保证就建立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等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协调立场,加强协作。1997年4月下旬,中国主席江泽民再次访问莫斯科。
从理论上看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意指这种关系作用范围具有全局性和全球性,“协作”则指双方在保持外交独立性的同时,在达成共识的领域进行外交合作。中俄建立这一关系的基本宗旨和政策目标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
1、深入发展双边合作,保持长久的睦邻友好;
2、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各自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权益;
3、共同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从现实角度来看,为了使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两国首先在机制建设上取得了成果,这些机制包括:中俄两国国家元首每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北京各会晤一次、成立两国总理委员会,每年分别于双方首都各会晤一次、双方外交部长随时会晤机制,在必要时随时进行会晤磋商、建立中俄领导人之间的电话热线,就重大问题随时磋商协调立场等等。其次,两国互相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努力。1999年12月,叶利钦离任前最后一次访华中,中俄发表联合声明,俄方重中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接受关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国与国关系”的论调;中方则重申,车臣问题纯系俄联邦内政,中方支持俄政府为打击恐怖分裂势力而采取的一切行动。最后,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两国开始就国际事务进行密切磋商与协调,共同倡导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1997年《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阐述了两国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基本趋势和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一致看法,一方面表明两国关系向更广泛、更深层次发展,显示了两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还具有积极的国际意义,它反映了两国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评价和把世界推向多极化的共同日的。1999年7月,中俄发表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有关问题磋商的新闻公报。中俄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表明,两国己不仅限于从一般的双边关系的范畴来看待中俄关系,而是开始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待对方在各自外交战略中的价值和作用,并使其成为整个外交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4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决定退出政坛,发展中俄关系的接力棒交到了新任总统普京的手中。2001年7月15一18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成功访问俄罗斯,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其实质就是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确保中俄永远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 签署显示了中俄合作的深度和中俄相互信任的高度,是中俄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步入了成熟稳定的全面发展新阶段。
2.中俄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2.1中俄目前存在的问题
中俄关系近10多年的发展一直十分顺利，似乎看不到有多少问题。但是近年来有些问题突显出来，引起了人们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前景产生怀疑。当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高层次的国家关系，但是也不要将这一关系理想化，认为中俄间既然存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不应该有分歧和矛盾。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不总是一致的，因而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这种或那种问题是正常现象，不必刻意的深化。问题不在于是否出现矛盾和分歧，而在于能否正视和解决这一问题。现在，两国已开始重视和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这些问 题解决，两国关系又会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些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其主要表现是：一部分俄方人士担心中国向俄远东移民，实行“人口扩张”。舆论的尘嚣直上，间接干扰了俄高层的对华决策。第二，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向俄提出领土要求，讨还沙俄时期霸占中方的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第三，在石油、天然气开发、中俄贸易等问 题上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存在一定的分歧与摩擦。第四，在中俄关系的发展上也存 在几个不平衡。政府关系好于民间关系，中央关系好于地方关系，政治关系好于经贸关系，即所谓“官方热，民间冷；政治热，经济冷；中央热，地方冷”。经济关系、民间关系、地方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些不平衡如果长久不能改善，也会影响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为了推动中俄关系全面、稳定、深入的发展，双方要注意以下方面：（1）两国政府继续依靠和保持现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基础，相互尊重、密切合作，共同携手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深刻变革，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与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2）继续大力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这是两国关系的物质 6 基础。在经济合作中要着重解决能源合作问题，包括石油管道问题。与此同时，要加大相互投资，通过相互投资来提高两国经济合作的层次和规模。（3）双方要加强了解，互信互利，共同发展，采取积极措施，把两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在问题形成过程中，不要等到问题成堆后再解决。（4）加强双方在科学、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扩大中俄友好的社会基础。虽然现在已开始在作，但步子要大一点，投入要多一点。
2.2中俄关系的展望
展望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我们不难看到，发展两国的传统友谊，继续加强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共同需要的。中俄关系的良好的发展具有诸多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第一，中俄对当代世界的认识和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一致或相近。如两国都反对单边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第二，中俄边界问题彻底解决，消除了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隐患。第三，中俄建立的高层互访和定期会晤机制，以及其他各级会晤协商机制，为在各个级别上加强和发展两国关系提供了畅通的渠道。第四，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诸多声明和条约，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正因为上述由利条件的存在，所以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还是广阔的。首先，两国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它们的相互借重关系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战略协作领域将会进一步扩大，合作进一步加深；其次，随着经济合作的迅速深化，两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将会不断提高，这将与双方之间的安全依赖一道，加强中俄长期友好关系的不可逆性，并使战略协作关系具有更强的双边互利性；第三，两国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将在根本上决定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广度与深度。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国关系既不可能结盟，更不会倒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继续向前稳步发展。但是，中俄两国在未来20年内国家实力究竟发展如何，具有不确定性。无论是两国都强大，或是都不强大，或是一强一弱，两国关系都需要重新定位。另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中俄关系的迅速升温，是由于某 7 些国际因素的强烈刺激，具体来说，主要是对美关系的因素，一旦这一因素消失或淡化，也将对中俄关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由此判断，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俄关系的美好前景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因为两国已从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而且更重要的是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需要，同时两国也具有发展良好关系的诸多条件。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是只要双方本着建立兼顾双方利益、不针对对方国家安全的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因而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阅读的相关著作及文献列示如下: [1]丛鹏，张颖.战略视角下的中俄关系[M].时事出版社.北京.2011.10 [2]姜毅.新世纪的中俄关系[M].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7.8 [3]薛衔天.中俄关系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4]葛瑞明.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基础与前景展望[J].《和平与发展》季刊.2002年第2期
[5]郭洁.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研究[C].新疆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3.6 [6]刘玉飞.中俄新起点[N].北京商报2014.2 [7]冯绍雷.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J].俄罗斯研究.2013.4 [8]丁璐.展望新世纪中俄关系的去前景[J].语文学刊.2013.11
第四篇：近五年国内学者网络舆情研究述评
网络舆情分析师近五年国内学者网络舆
情研究述评
2012-01-02 09:49:45 来源：巢湖学院团委网站
网络舆情是近五年（2005-2010）兴起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舆情在网络载体上的延伸。网络舆情又有其相对独立性，部分舆情直接源于网络实践，并在网络载体上传播、演变、发展。研究网络舆情，对充分了解普通民众的心声、化解舆情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及数量描述
根据对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搜索，输入“篇名”=“网络舆情”，或“主题”=“网络舆情”，或“关键词”=“网络舆情”，查找所得数据，国内学者对网络 舆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4篇期刊论文，分别是：郭乐天撰写的《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控制与网络舆情的引导》，从信息传播角度研究网络舆情引导； 苏云升、周如俊撰写的《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舆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阐述了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敏感地觉察到 网络舆情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撰写的《以科技手段辅助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检测分析——方正智思舆情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介绍了 方正智思舆情系统对舆情工作的辅助作用。
在2005年之前，仅有一篇文章涉及到网络舆情研究，即邓新民《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的引导》，发表在 2003年《探索》杂志上，其中主要还是研究网络舆论的引导。在2005年之后，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浮出水面，2006年有5篇文章，2007年有 21篇论文和会议报道，其中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刘毅出版著作《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可以看做是网络舆情研究的里程碑之作。2008年，则有47篇关 于网络舆情研究的论文和会议报道，其中涉及高校网络舆情的文章有8篇。2009年和2010年的论文和会议报道则成井喷之势，论文数量达到90篇以上，并 且有杜骏飞主编的《沸腾的冰点——2009年中国网络舆情报告》以及喻国明主编的《中国社会舆情报告》两本专著（见表１），学术界对网络舆情的研究遂 成热点。近五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大力倡导高校进行网络舆情研究，使高校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分支。
从表1的数据搜集（截止于2010年10月）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总的论文数量，还是从专著来看，学术界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对目前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有影响力的 论文和著作并不多，大多数论文都是反复论述相似问题。针对网络舆情的特点、引导方式的研究，也是大同小异。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随着网络舆情影响的加 深，渗透的日益广泛，研究网络舆情的视角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可以预测，今后几年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仍会呈上升趋势，也期待着有指导性、科学 性的专著出现。
二、网络舆情的内涵研究
对内涵作出界定，应包括事物的概念和外延。既有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定义，也有对事物外在属性 的描述。关于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基本上只要有探讨网络舆情问题的，都会在自己的语境内提出相关概念，也有作者直接引用较为成熟的概念。例如，纪红、马小 洁在《论网络舆情的搜集、分析和引导》一文中指出，网络舆情“就是指在网络空间内，围绕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 的态度。”［１］张丽红撰文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民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社会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 见交错的总和。以上两个概念强调网络舆情的“内隐性”，都认为网络舆情是对中介性事物的“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也有学者对网络舆情 的定义，定位在包含“情绪、态度和意见”的言论上，凸显“外显性”。如陶建杰在《完善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一文中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 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３］刘燕、刘颖则认为，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上形成并传播的带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热点问题或者有明确态度的意见与言论，一般受到的关注程度比较高。［４］郝英杰、马海红指出，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 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５］苏云升、周如俊强调，网络舆情是有一定规格的网络舆论，既要有量的规格，又要有 舆论强度。［６］以上定义虽各不相同，但有几点是共同的：网络舆情是发生在网络空间的；网络舆情的发生与现实紧密相关，有其产生的中介事项；网络舆情是一 种公众情绪或意见的集合，而不是单个人情绪的表达。也有学者对网络舆情的特点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纪红对舆情因变事项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舆 情因变事项是网络舆情的生成基础，而社会矛盾、突发事件、恶意煽动、个人情绪是常有的四种舆情因变事项；［7］谢海光、陈中润在《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深度分 析模式》一文中，将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核心元素分为热点（热度）、重点（重度）、焦点（焦度）、敏点（敏度）、频点（频度）、拐点（拐度）、难点（难度）、疑点（疑度）、粘点（粘度）和散点（散度）十个方面，并进一步指出热点是网络舆情形成的基本判据；［８］徐晓日总结了网络舆情的5个特点：来源具有广泛性 和匿名性，倾向于问题揭露与现实批判，具有突发性，传播易出现群体极化倾向，能够形成更大的群体压力；［９］马映红在《网络舆情的基本特点、演变机理与社 会效应》一文中，将网络舆情的特点扩展为即时性、隐匿性、直接性、互动性、丰富性、广泛性、非理性；［１０］毕宏音认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各种 理论思潮的冲击，网络舆情中网民心理呈现出渴求新知、猎奇探究、彰显个性、娱乐时尚、减压宣泄、跟风从众、追求平等、渴望创新、自我实现九大心理特征。［１１］
其他关于网络舆情外在属性的研究，还有网络舆情的传播渠道以及网络舆情的分类等。如张丽红认为：“网络舆情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新闻 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和其他社会性软件等来传播。”［１２］苏云升、周如俊指出：“网络舆情是社会不同领域在网络上的不同表现，有政治舆情、法 制舆情、道德舆情、消费舆情等。”［１３］
三、网络舆情的研究视角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网络舆情是网络与社会事务的结合体。网络舆情从诞生那一时刻起，就扮演了社会舆情显示器的角色。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联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现实舆情的衍生体。多视角地研究网络舆情，是舆情内容多元性及舆情影响复杂性的必然要求。
有些研究者从网络政治的角度研究了网络舆情。张丽红在《试析网络舆情对网络民主的影响》一文中，首先指出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已经发 展成为网民发表政治言论，进行舆情表达的重要场所，因而研究网络舆情对网络民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丽红着重对网络舆情主体做了研究，认为网络舆 情之所以对网络民主有重要影响，是因为网络舆情主体——网民具有网络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网络舆情主体政治参与的低成本，大大加速了网络民主化的 进程。网络舆情主体的参政质量，决定了网络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网络舆情主体的多元参与及其舆情的交互，推动了网络民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网络舆情监督开辟了网上民主监督的新时代，扩展了民主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网络 舆情监督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监督。”［１４］胡同新则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局限性，认为网络硬件条件、网络的技术性、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局限 性，使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能力和兴趣利用网络参与政治，成为网络舆情主体”。［１５］因此，推进网络民主还需在以上方面进行改进。
刘泽西在《科学面对网络舆情》一文中探讨了各级政府的态度，认为网络舆情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的推进器，是实现社会监督的有效工具，更是社会心理的风向标，要通过网络舆情直面民意。“现代政府需要科学面对网络舆情，把握民意，汇聚民智，为决策提供有益参考。”［１６］也有学者从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如何应对网 络舆情影响，以及提高办案、执法公信力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
有学者从传播学视角探讨网络舆情，比较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的异同，从而更好地 把握了网络舆情，提出了预防和应对“舆情危机”的途径。王来华在《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舆论与舆情的区别在于舆情有丰厚的社会心 理内涵，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是公众对社会生活中各方面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的情绪反应。舆情可能是公开的言论，也可能是不公开的，而舆论总是表达出来 的；一定的舆论总是与一定的舆情相对应，且是舆情在先舆论在后，但舆情并不必然表现为舆论。“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变后，又会受舆论的刺激而得到强化，进而再 转变为新的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舆情与舆论两者之间高频率的相互转换。”因此，在“舆情危机的出现与应对时要密切关注在网络信息传播各类条件影响下的 舆情向舆论的转变和相互转换。同时预防和应对舆情危机，还在于敏锐发现和整理有关舆情和舆论包含的重要信息，并加以正确甄别筛选，开展动态跟踪，进行科学 分析研判。”［１７］
丘盘连等从传统媒体与现代网络媒体的互动角度，研究网络舆情的社会服务作用，提出“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监督舆论，引导 舆情，化解社会矛盾；巧妙针对网上”热炒“，澄清是非，弘扬正气；网络与报纸互动，网民与记者交流，实现传播效果最佳化”；［１８］汤晓寒在《传统媒体如 何应对网络舆情》中写道，要“关注网络，为我所用；以快治快，抢夺话语权；以公信力赢得市场”，［１９］由此，刺激传统媒体不断改进，迎来新的发展。
高校网络舆情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网络舆情分支，对概念、中介事项、特点、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引导措施都有初步的探讨。高校网络舆情与一般网络 舆情相比，具有“内容多元性与分散性，制造和参与主体特殊性，形成过程迅捷性”的特点，［２０］二者发生的空间不一样，主体不一样，由此生成的中介事项也 不一样。高校网络舆情大多与校园师生关注的事物相关联，徐岩、杨丽英等将校园网络舆情的内容主要总结为“校园生活和身边事件，情感交流和休闲娱乐，社会焦 点和时政问题，学习交流和文学艺术”等，王健将其分为社会稳定类、学校声誉类、校园安全类、管理决策类和师生权益类和其他信息类。［２１］
刘 燕、刘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大学生中的不良网络舆情形成的诱因：“一是由社会矛盾诱发的带有倾向性的意见，经网络等途径形成群体舆情；二是个人意见由意见领 袖借助论坛、集会等手段扩展形成“聚议量”；三是偶发事件的激发。”［２２］丁建军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大学生的群体性特征紧密联系，并指出大学生 群体具有相互交往频率高，相互影响和人际吸引大、相互关系持续时间长、群体认知和群体目标共性强等群体心理特征，这些因素遇到热点事件极易诱发不良网络舆 情。另外，“高校网络道德规范不成熟，高校网络言论方面的管理存在缺陷”［２３］，都是不良网络舆情发生的原因。
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方面，研 究者根据不同的案例提出了不同的对策。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刘燕、刘颖认为，在导向上要正确、坚定；在手段上要创新、讲求实效；［２４］徐岩认 为，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规章制度；培养论坛领袖，加强网络引导；建立和完善网络评论员队伍；［２５］郑恒毅、王健卉、李学静认为，要构建高校网络舆情安 全技术、设备保障体系，并指出高校网络建设要具备五种能力，分别是防范有害信息渗透的能力、掌控网络舆情的能力、疏导不稳定因素的能力、调查网络案件的能 力、辅助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的能力。［２６］王健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控与引导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地校联动、加强网络行为规范教育、建立有 效的信息收集、整理、反馈机制。”［２７］刘强、张殊凡、耿宏认为，要“夯实网络舆情理论研究，积极开发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分析与研判” ［２８］。郝英杰、马海红、赵治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要成体系建设，要加强主流阵地建设、网络工作团队建设以及高校BBS管理等方面的工作。［２９］
四、网络舆情收集、分析、监测、引导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网络舆情正日益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直接表达了普通老百姓最真实的声音，因而也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的重视。不良网络舆情在形成之后，如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引导，极易酝酿较大的网络舆 情危机。因此，及时关注网络舆情，研究探讨网络舆情监测、收集、分析、引导对策，是网络舆情领域研究的落脚点。
自网络舆情研究之始，就有不少 学者提出了相关对策。曾长秋在《网络德育学》和《青少年上网与网络文明建设》两本专著中写道：“我们在开展网络文明建设时，要重视舆论引导和信息反馈的功 能”，并从“舆论引导要及时”“坚持正面引导为主”“要在讨论中引导”，来加强对BBS中的舆论引导和监管，并发挥E-mail的信息反馈功能。［３０］ 郭乐天则从传播学的视角提出，加强网络舆情引导，首先要有效强化网络虚假信息的控制管理，采取完善互联网管理条例，实行信息公开增加信息透明度等措施；其 次要发挥政府网络媒体的作用，提高新闻媒体的社会公信力，积极开展媒介素质教育，从而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因势利导。
纪红、马小洁系统阐述了收 集、分析网络舆情信息的相关要求，并提出了引导网络舆情的对策。他们认为，要科学收集网络舆情信息，必须正确把握网络舆情的生成规律。即网络舆情的生成是 由网络舆情因变事项，“意见领袖”参与，传统媒体与网络互动3个因素整体合力形成。要了解网络舆情的存在空间，特别要留意博客、个人新闻台等新兴网络形式 以及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上的信息。搜集信息有三个技巧：一是中央重大决策、重大事件引发的舆情，要以主流媒体为准，关注媒体的评论和舆论的反映； 二是社会思潮及理论动态舆情，要善于从媒体“理论版”、“言论专栏”去搜集，同时也要关注民间网站学术类论坛上的一些“言论”；三是根据各大网站的新闻跟 贴和民间网站论坛发现社会热点问题。要有求真务实的态度，建立健全排查、汇总、报送工作机制。科学分析网上舆情要做到四点：一是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见 微知著，把握舆情动向；二是要有较高的政治鉴别力，认清舆情本质；三是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应坚持站在网民立场上说话，体认网民的呼声；四是要善于运用全 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辨证的眼光分析舆情，正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关系。［３２］在网络舆情引导的对策上，纪红、马小洁提出正确引导网上舆情，就要 掌握网上舆论主动权，一是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二要讲究引导舆情方法和艺术，如主动导贴、积极跟帖、善于劝帖、注意收帖、适时结 帖；三要正确处理规范管理与积极鼓励的关系。
在网络舆情分析方面，刘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分析网络舆情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 描述舆情涉及的具体社会问题、舆情表达的具体内容、反应出民众的何种情绪、态度和意见、舆情表达的人群结构和地区分布等。其次是推论网络言论传播主体，即 网民舆情表达的意图以及舆情的倾向性。再次是描述和推论网络舆情的产生和变化趋势。在引导网络舆情时，还应该从技术、法律和道德3个方面来进行管理。
陶建杰从监测、预警、应对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网络舆情引导的对策。在网络舆情监测方面，要建立健全人力、资金等物质方面的保障以及计算机软件系统等 技术方面的保障。在网络舆情预警方面要做到制定危机预警方案，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时传递和沟通信息。在网络舆情应对方面，政府网络舆情管理部门密切配 合，建立逐层推进的工作体制，共同促进网络舆情应对工作。［３４］
徐晓日提出了建立处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相关机制，包括建立网络舆情监测预警 机制，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完善舆情响应机制，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强化整体协调机制，提高应急指挥能力；完善相关司法制度，规范网络空间；发挥政府网络媒体 的作用，掌握舆情引导的主动权。还有学者提出，加强网络舆情引导重在预防，提高对网络舆情发生的预见性，做到有备无患。姜胜洪在《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 展、现状及舆论引导》中提出：“及时捕捉网络舆情热点，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争取舆论引导为'第一落脚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正面舆论压倒负面舆 论；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互动，放大正面舆论；培养网上'意见领袖’，引导网民自我教育。”［３６］
总之，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已成常态 化，各式各样的舆情研究机构每年都会撰写舆情报告，盘点舆情热点及其发展趋势，并努力探索其中的规律。只是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提 出，解决办法也是零碎和不成体系的，更没有指导总体舆情引导的“灵丹妙药”。网络舆情确实愈演愈烈，其中的原因很多。就像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的，在社会竞争空前激烈化的现在，民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完全表达，那么网络这个“自由的天堂”就成了民众发泄情绪的“减压阀”。的确如此，要解决好网络舆情的 引导问题，关键还要处理好“民生”问题，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同时辅以网络途径引导，这才是正策。
五、对网络舆情研究的评判
目前，在中国网民人数突破4亿的背景下，研究网络舆情对于充分了解普通民众的心声，化解舆情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部分网民价值观被“西化”、“淡化”、“俗化”后出现的道德认知的相对主义、国家认同的无政府主义、法制纪律的虚无主义、个人生活的享乐主义等现 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发展，应把握好以下着力点：一方面，积极做好防范工作，努力防范有害信息入侵，净化网络空间，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通过提升网络技术、构筑信息关卡来堵截和控制有害信息。另一方面，做好主动引领工作，掌握网络文化发展的主动权，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上 的感染力与号召力。［３７］如何使网民既能够充分地应用现代科技的成果，又要避免互联网对思想道德形成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一是“疏”，加 强素质培养，提高青少年对有害信息的抵制意识和识别能力；二是“堵”，运用技术手段阻止“有害数据”进入；三是“防”，加强管理和健全法律，发挥其规制作 用；四是“建”，建设网上德育阵地和网上德育队伍；五是“变”，转变德育工作者的观念和德育工作的方式。［３８］
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可谓炙手可 热，这说明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也说明网络舆情成为了社会的敏感神经。网络发展至今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但承载了人们生活、学习、娱乐的需要，也成为人们表达观点、发泄情绪的重要场所之一。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同时却让人们产生了依赖，更让一部分人沉陷于网络无法自 拔。一起起突如其来的网络舆情，正是人们离不开网络的必然结果。本应该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交流、诉求的事，不少人却寄托于网络。须知，应该在实现生活中解 决的问题，最终会回归现实。
人们将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东西诉之于网络，这是为什么？因为现实往往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而网络正好发挥它巨大的力 量，人们便寄希望于网络。我们研究网络舆情是希望解开网民心中的谜团，正确地看待网络发挥的积极作用，加以利用；同时透视网络的消极作用，谨防不法分子利 用网络造谣生事。我们占领网络阵地，正是为了引导网络舆情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不了解网络舆情规律，则不能很好的“治病救人”。网络舆情影响广泛且深 入，舆情主体层次多样，舆情内容纷繁复杂，舆情模式机动多变，要真正地化解舆情，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心民生，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治本之道。
第五篇：近二十年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研究文献综述
近二十年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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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教育评价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教育的适宜性、有效性，调整和改进工作，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学前教育评价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教育的适宜性、有效性,调整和改进教育工作,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的必要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幼儿园教育评价工作就已受到广泛关注并迅速发展。进入90年代,为促进《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的实施,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就增强评价的科学性、可行性和规范性进行了探索,使评价的主要方法从“描述性”转变为“量化”的方式;注意了“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进入21世纪,在新的教育思想的冲击下,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的研究和实践逐步拓展了原有的范围、功能和意义。由于我国近二十年学前教育评价方面的范围广、内容多、时间跨度大,本文从幼儿发展评价、教师工作评价和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三个方面着手,对我国近二十年学前教育评价研究综述如下。
【关键词】幼儿发展评价教师工作评价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
一、关于幼儿发展评价
幼儿发展评价作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主要反馈信息,对幼儿园教育活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对于幼儿发展评价的研究成为幼教各界重要的研究内容。近二十年来,幼儿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注重介绍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文化思想潮及对我国幼儿发展评价的启示。如适宜发展性教育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幼儿发展评价改革的启示为:树立以儿童发展为本的评价观,注重差异性评价;构建多样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评价内容;采用个体化的评价标准;倡导以观察和描述为基础的评价方法等。
2、幼儿发展评价从注重结果评价渐渐转向注重过程评价,从关注定量评价到关注定性评价,做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我国幼儿发展评价发展的历程中,最初的幼儿发展评价是简单的定性描述,到20世纪80年代引进泰勒的目标导向评价模式和西方的标准化测验以后,定量评价代替了定性评价,实证化方法垄断了整个教育评价领域包括幼儿发展评价领域。就这样,幼儿发展评价在定量和定性之间徘徊,要么强调定量,要么强调定性,非此即彼,把两者对立起来。近二十年,在先进教育理念,尤其是适宜发展性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幼儿发展评价渐渐地从关注定量评价走向定性评价,体现出过程取向的评价理念。在幼儿发展评价方式上出现了个案观察记录、时间观察、档案袋记录、轶事记录等多种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都是通过不断的观察,对幼儿自然流露的行为进行原始的真实的记录,保存幼儿的学习过程和“作品”,获得大量具体真实的信息,进而对幼儿各方面的发展进行非统一标准的描述性评价。
3、提倡真实评价或情境化评价模式,即在幼儿真实生活情境中和幼儿园所提供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对所在。
4、美国教师档案袋评价对我国幼儿园教师评价的启示。美国教师档案袋评价超越了传统的教师评价方式,较之以前的测验测量、课堂听课,它使教师评价更具真实性、全面性、发展性,便于展现教师的能力、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关于教师工作评价
教师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计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保证幼儿园教育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因此,教师所具有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幼儿教育质量。近年来,随着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对教师的评价,教师需要通过评价,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改进教育、教学行为。因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已成为教师评价的主要目的。在教育评价发展史上留下了斯塔弗尔比姆的一句名言———“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传统的幼儿园教师评价多以“证明”为取向,它往往将自身功能仅仅定位于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业绩进行鉴定和甄别,大多以对教师进行
资格认定或等级排定为终极目标。这种教师评价并不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历程,而是注重对教师在某段时间(一节教学、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内的专业水平和工作实效做出总结性的评定。而以“改进”为目的教师评价不仅仅是给教师一个“证明”教师工作业绩的评价结果,更是启迪教师运用专业知识反思自己的工作,发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不断改进和提高自身专业素养。这方面的研究如下:
1、进行分层评价,关注不同发展层面教师的专业需求,对不同知识背景和专业能力的教师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策略,将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评价的要点,让评价帮助教师看清自己的发展道路。
2、教师在幼儿园日常教育活动中的反思性评价。幼儿教师学会反思性自我评价的方法,养成良好的自我反思习惯,是其专业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在日常教育工作中不断地纳入自我反思过程,及时发现自己工作中的成功之处和需要改进的方面,是不断提高教育效果和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教师在日常教育实践中通过评价和分析不断地反思和调整,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更好地积累成功经验,使教育活动更具教育性、适宜性和有效性。
3、走向以对话和理解为基础的幼儿园教师评价。“现代教师评价观更倾向于把评价看做是教师与外在评价者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看做是双方以诊断和改进教育教学实践、促进被评价个体发展为共同目的、相互对话与理解的过程。”通过对话,教师真诚地向外在评价者交流自己的经验与想法,从自身所处的具体背景出发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见,由此,整个评价过程将因为所有评价者对教师有了更加充分的理解而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更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师通过对话对自己进行反思和评价,外在评价者则表达自己的看法,双方分享彼此的意见和经验,继而通过对话互相回应、互相商讨、互相理解。”因此,教师与外在评价者进行充分的对话与沟通,是评价能够促进教师发展与提高的关键区分评价对象的优良程度,对评价对象分等鉴定。
总之,学前教育评价作为一种导向机制,具有激励作用,是提高幼儿教育质量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幼教同仁中已达成共识。近二十年,关于学前教育评价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评价体系及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对于学前教育评价的研究之路仍是一条漫长之路。我们要更新评价观念,在借鉴国外评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创建科学、合理、全面、具发展性的评价体系,真正做到不是为证明而评价,而是为改进而评价。
三、关于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制定颁布了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量表,即分级分类验收标准,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在我国也就从无到有,逐渐发展,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对促进我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提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我国,对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通常采取的还是一种差距评价模式,即首先在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一套评价标准,然后依据这套标准去考量幼儿园的工作,衡量或判断它们符合或偏离这套标准的程度。这套标准通常由从业人员的素质标准、职责标准、效率标准和效果标准构成。在托幼机构评价工作中,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是开展评价的核心,而当下我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幼儿园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重视静态的制度建设而非动态的师幼互动过程,评价指标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等,因而有研究者在评价标准的制定上做了一些尝试。我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工作虽然在近些年有所发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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