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阻力动力效应研究的论文（精选5篇）

第一篇：摩阻力动力效应研究的论文

１.分析与讨论

１.１桩侧摩阻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为动力作用下桩侧摩阻力的分布，可见，桩侧负摩阻力沿深度先增大后减小，当达到一定深度后，桩侧负摩阻力逐渐变为０，并转换成正摩阻力.在本算例中，负摩阻力主要出现在０.３５的桩长范围内，该结果与徐兵和曹国福的部分试验结果相同，另外，根据文献的研究结果可知，中性点位置和岩土层参数有关；在正摩阻力阶段，随着深度的增加，桩侧正摩阻力不断增大.该趋势与马平等的试验结果相同，验证了本文数值计算结果的正确性.由于桩身沉降小于土体，产生桩周负摩阻力，而桩身压缩变形和桩端沉降又使桩－土之间的相对位移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桩身中性点上移.正负摩阻力的消长使得桩－土间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以至桩和土的相对位移不再发生变化.由于地震动力荷载的作用，桩侧摩阻力不断发生变化，将地震情况下的摩阻力分布与无地震情况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并非无地震情况下的摩阻力最小，而是当地震时间为６ｓ时，桩侧的负摩阻力和正摩阻力为最小值，分别为－１２.７３ｋＰａ，１０１.０１ｋＰａ；当地震时间为３ｓ时，桩侧负摩阻力和正摩阻力均达到最大值，其中负摩阻力最大值为－３１.０８ｋＰａ，正摩阻力最大值为１３４.０１ｋＰａ；其他地震时间内的摩阻力位于３ｓ和６ｓ的摩阻力之间.另外，随着地震的持续进行，桩体和土体均在动力作用情况下发生相应位移，而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移的变化情况随地震历时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导致中性点位置发生往复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地震历时在６ｓ时，中性点位置与其他地震历时的中性点位置差别较大.１.２桩体轴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在中性点以上由于受到负摩阻力的影响，桩体轴力逐渐增大；桩体轴力最大值所在的位置与桩周负摩阻力为０的位置，即中性点处.在中性点以下位置，由于桩体沉降大于土体沉降，因此，桩身受到正摩阻力的影响，轴力减小.在地震荷载作用下，桩体轴力出现反复变化，当地震历时３ｓ时，桩体受到的轴力最大，此时最大的轴力为６６６５.７０ｋＮ；而当地震历时６ｓ时，桩体受到的轴力最小，此时最大的轴力为５５５２.４ｋＮ.１.３桩周土沉降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数值为负值表示位移的方向向下，受到桩体摩阻力的作用，在桩体位置的土体由于作用于桩体的正摩阻力的反作用力，导致这些位置的沉降较大，如地震历时３ｓ和６ｓ的情况；而由于负摩阻力的作用，导致在中性点以上的土体呈现被撑起的形状，如地震历时１０ｓ和２０ｓ的情况.由于地震荷载作用，土体沉降量发生明显变化，但变化规律并不单调，这是由于地震波经历过程中，对于土体的压缩和拉伸作用交替进行，从而引起土体沉降量的减小和增大交替进行.对比无地震作用情况和有地震作用情况，可明显看出，由于地震作用的存在，土体的位移明显增大.另外，由于桩侧摩阻力对于地表沉降产生一定影响，桩体对桩周土体产生向上的摩阻力，引起该部分地表土体沉降受到抑制.在桩侧摩阻力、土体自重以及地震共同作用下，土体发生一定的沉降，最大的沉降量为１０３.８ｃｍ，发生在地震历时１５ｓ时.土体沉降随地震历时而不断变化，在地震历时０～１０ｓ范围内，地表沉降迅速增大，而在地震历时１０～１５ｓ时，地震沉降继续增大，但增大的速度明显减慢.当地震历时持续到１５～２０ｓ时，地表沉降逐渐减小，当地震历时为２０ｓ时，地表沉降为９１.４ｃｍ，仍远大于无地震时的地表沉降２２.５ｃｍ.２.结论

１）并非无地震情况下的摩阻力和轴力最小，而是当地震时间为６ｓ时，桩侧的摩阻力和轴力为最小值；当地震时间为３ｓ时，桩侧摩阻力和轴力均达到最大值.２）随着地震的持续进行，桩体和土体均在动力作用情况下发生相应位移，而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移的变化情况随地震历时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导致中性点位置发生往复变化.３）由于地震荷载作用，土体的位移明显增大.土体沉降随地震历时而不断变化，在地震历时０～１０ｓ范围内，地表沉降迅速增大；在地震历时１０～１５ｓ时，地震沉降继续增大，但增大的速度明显减慢；当地震历时持续到１５～２０ｓ时，地表沉降逐渐减小.

第二篇：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

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

摘要】：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不可能使所有人 在同样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因此，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行政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动力和阻力两种力量的对比和相 互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多从政治 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无可否认，这种研究有它特定 的价值，但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局限于这种方法有失全 面。本文试图利用制度分析这个崭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 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旨在通过这种带有前瞻性的探 讨和研究，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某些有益的启 示。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制度分析方法的一般介绍。介绍了新制 度经济学说的几个核心概念和理论；考察论证了制度分析方 法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适用性。第二部分是对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具体分析。笔 者采用制度分析中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地位、偏好 显示和收益预期三个角度对社会利益群体进行考察；本部分 包含三个层次，首先从社会利益结构，以社会各阶层成员为 考察对象；其次从层级内结构，以行政机构为考察对象；第三 层总结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并在分析个体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消减阻力、增强动力的思路和方法。第三部分是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安 排。本部分从集体理性的角度，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 力、阻力的制度因素。笔者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 度三方面考察，认为当前我国行政体制（制度）变迁主要受到 四种约束，即：人性假设的约束、制度偏好的约束、制度知识 的约束、环境约束。‘第四部分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制度）变迁的制度创 新。笔者认为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矛盾，所以 要解决二者冲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创新设计一套有效 的机制，从而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当 前，中国行政体制咳度）的创新包括三方面：正式约束的创 新；非正式约束的创新；实施机命的创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责任;法治； 服务；廉洁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导思想中提出要按照服务政 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 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人民满意政 府[1]。由此可见，服务、法治、责任、廉洁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的指向，是总体目标的显著特征，改革总体目标和这些要求之间的关系 性质和动态构架决定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性，也是引导改革实践和政 府转型的灯塔，不能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特性和互动机制，构建理论上的中国 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将是支离破碎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比较公共行政的视角，对中国特色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进行比较。比较公共行政比较什么呢？美国学者海迪认 为，比较行政尽管有不同的］（．视角，但最基本的是“作为焦点的官僚制”[ 2p78)。他的比较分析从党政关系入手,分为发达

国家公共行政和发展 国家公共行政,之后又细分为政党主导型官僚体制和官僚主导型官僚体制，我 国被其划分为第二类发达国家的政党主导型官僚体制。因此，本文也认同政党 主导型官僚体制这一划分。

张立荣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国家行政制度主要包括单一制国家元首制度，国务 院制中央政府制度，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 多位一体的决策执行制度，以及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制度。这是一种静态比较 分析，使分析具有很好的基础。但是，本文所做的比较研究，不是基于制度静态结构的比较，也不是对中外官 僚体制进行全面对比，而是从行政改革的动态视角，运用比较行政的方法，从 改革总体目标、要

求关系方面进行比较，从而找出改革应然的理路。

二、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与要求关系构架

法治、责任、服务、廉洁是人民满意政府的基本要素，也是行政体制改革 的长期目标指向，但是这些特征也是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如何赋予它们中国特色内涵，塑造适应科学发展、社会转型和利益关系深刻 变革、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 国特色的显性问题。

（一）责任政府——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关键特征，是行政权力本原问题 和行使方向质的界定。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核心在于责 任的实现。比较行政视角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有自己的独特涵义:

一是决策与执行责任主体中党政结构居主导地位。责任政府首先是决策责任问 题，我国政府决策体系存在宪政结构和党政结构,其中宪政结构更近似于执行 结构,党政结构更接

］（．近于决策结构[3p89)，党政结构成为责任 政府的主体。与之相比，当代西方国家政体主要

划分为熔权制、分权制和监督 仲裁保障制，与此相适应，责任政府主体的责任主体有三种类型：狭义政府或 其中的内阁；作为行政首长的总统；作为监督仲裁保障人的总统以及狭

］（．义政府 [4p181)。

二是责任内容的有限框架下增长和动态性。政府责任跟政府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责任的宽泛性、增长性、变迁性。责任主体明 确后，责任内容就是政府职能的契约安排，即拥有多少权限、承担多少职能、负担多少责任。这种责任安排是动态的，职能内容和结构也是动态的，固守古 典主义的教条来处理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只能给予政府“刻舟求剑”的形象。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但同时又是无限变化的，因此职能重点和结构也会随之 变迁，而且呈不断扩展之势。

三是从责任与权力的配置看，要从注重权力的分配，转向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利 分配。责任和职权是通过何种途径赋予政府的呢？第一，通过公共舆论,这是 公民或者选民们对政府职能形成观念的焦点。第二，通过危机事件引导立法, 形成关于某项新的责任和职能的契约框架。因为，在当前中国政体发育程度下，公民是一种被动政府责任监控者。这两种途径都最终依赖于政治推动，最容 易触动政治强人神经的就是危机事件。

四是问责形式上以自上而下为主。《意见》中决定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 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健全以行政首长 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不难看出，它的问责方向是一种明确的界定。

中国特色责任政府建设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1．中国特色的责任政府，应该是责任政党政府。责任途径不是简单的宪政问 责，而且应该包括党政问责。建立责任政党政府，在问责的对象上，不仅是狭 义的政府首长问责，而且是党委负责人要同时问责，因为党委系统在决策上承 担责任，居于主导地位，离开这一点，责任政府在中国国情下意义就大打折扣。

2．责任内容上是扩张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不是小政府。中国的国情和经济 社会深刻转型决定了，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必须不断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需要，对宏观经济干预不断深入，一些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政府责任自然根据 国家的法规而不断拓展，而有些职能和责任则不断削弱，因此政府责任问题不 是减少的问题，而是如何调整和适度增长的问题。

3．在问责主体上，应当合理化；问责程序上应做到规范化；涉及政府绩效问 题，谁设置的考核，谁负责问责。关于政府工作涉及权利问题，应当由公众通 过法律途径问责；

涉及政府整体战略任务绩效问责，应当由民众代议机关问责。涉及党群机关的行政责任问题，应当通过党的纪检组织和上级组织及人事组 织问责，可以探索党的代表会议问责机制。在决策问责和执行问责上有必要分 开考核，决策责任在党委，执行责任在政府。

（二）服务政府——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本质属性的注解。服务是 责任的履行，是法治的重要部分，是满意的核心要素，是廉洁的必要条件。任 何政府都具有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西方国家服务政府改革与实践强调公平正 义、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统一。比较行政视角下中国特色服务政府具有自身内涵 ：

一是从服务对象上讲，西方强调顾客导向，为公民服务，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两者不尽相同。但是，这仅是概念上的区别。

二是服务的主要区别在主体和内容上。显然我国服务特色属于强政府特色，尽 管市场替代逐步加强，但是强政府仍然是显著特征。在服务内容上，我们的政 府仍然是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统筹经济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特点。从 地方到中央的关系看，经济服务型政府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由现时期中国的 基本国情和基本政策决定的。从行政改革的动因看，主要是构建与科学发展相 适应的体制，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 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

行政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行政系统，来自于政府及其公务员。从理论上看，２０年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非行政系统的行政环境或者是在行政系统自身的非核心、非框架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改革逐渐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改革（这种改革仍由政府设计、领导、发动和操作）的同时，必须对政府自身或自身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这样，中国的行政改革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悖论：政府既是行政改革的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和推动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和被改革客体，改革的主体和客体二位一体，所以，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外部压力的、被动的自我“手术”。当这种“手术”需要伤筋动骨，改变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时候，行政改革的特殊阻力就产生了。这一悖论所产生的制约性会通过公务员———改革的具体操作者而体现出来并得以强化。显然，再科学、再完善的行政改革方案，如果在公务员这一方面受到阻滞，它们都会走样、变形，甚至流产。产生于公务员的阻力，可进行如下的概括：

１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如前面所指出，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的任何举措均会涉及到现存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权力是能为局部和个人带来利益的条件之一。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参见孙贵洪：《论中国社会的行政化力量》载《中国行政管理》１９９３年第８期）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深入的指导、协调及干预和控制，社会现象、社会关系无不围绕行政权力而呈现、形成、展开，即便是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务员属于社会中权力和利益的既得者阶层，任何改革的大动作无疑会使他们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丧失，产生抵制是必然的。

２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改革本身就是对既定模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因此，它必须要受到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影响。对公务员，尤其是对可能被精简掉的公务员来说，行政机构改革意味着自己现存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行为模式等的重大改变。这可能导致留恋目前状态，死抱毫无希望的习惯不放的阻力的出现。另一方面，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国民意识和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官”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最好体现，官职级别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价值与成就的最主要标尺，且各项福利待遇与官职紧密关联。因此，为官只能上不能下，机关只能进不能出，一旦离开官场便人走茶凉，事事难办。这种社会思想氛围，是广大公务员走出机关，下海分流的一大思想障碍和阻力。

３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产生紧张和忧虑。对公务员来说，本次行政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存在许多不得不忧虑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本职能部门能否被撤消？精简人员时，自己是否属于被分流之列？若被精简，自己的出路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些忧虑使公务员产生压力，如不能持正确的态度，就会使他们对改革产生怀疑，进而形成消极态度和抵触性行为，防碍和制约改革的顺利进行。４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我们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性，造成下级机关和下级人员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事无俱细依靠上级的指示、指导和推动，而且这种依赖性有时被看成是稳重老练的表现。固此面对矛头针对自己权力和利益的行政改革，大家更是不能也不愿为天下先，“不推不动”，互相观望和等待，可能造成“上动下不动，越动越被动”的局面，坐失良机。

５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个人一旦确立起自己的态度体本系之后，就必然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在既定的态度体系框架内作出反应。每个公务员对当前行政改革的目的、机制和前景是怎样理解看待的，出入会很大，其结果可能导致基于理解不清或理解混乱而抵制、干扰改革。如许多人对市场经济无非又是换汤不换药，重走“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老路。因此，就用前几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待这次改革，以不变应万变，对改革持消极、应付和观望的态度。这种因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般比较持久，具有顽固性。

从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之所以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是行政系统自身的阻力。指出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设计良好的改革方案在实际的操作中走形变样，出现只放包袱不放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化创收弱化服务，实功虚做，隔靴搔痒，玩数字游戏，换汤不换药，该加强的职能得不到加强，需要撤并的部门反倒不断壮大等等现象，导致改革走过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8-03-05(1).［2］［美］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6．［3］张立荣.论有中国特色国家行政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3．［4］蒋劲松.责任政府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5．

［5］刘靖华，姜宪利.中国法治政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6．

［6］吕祖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7］薛刚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岳 林］

第三篇：清除组织变革阻力的措施研究

清除组织变革阻力的措施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得发展，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组织变革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过程，但面临一次次的变革失败，人们逐渐意识到，认识失败背后的原因更加重要。本文着重分析组织变革中主要的阻力来源，并提出善用管理来转化阻力，推动变革向成功迈进。

关键词：组织变革；阻力；对策

一、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其来源

组织变革中的阻力，指人们反对变革、阻挠变革甚至对抗变革的制约力。有变革就会有阻力。事实上，对组织变革力量的抵制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变革会使人们产生忧虑，因为人们害怕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不方便性、不确定性和对通常社会模式的破除。总结组织变革失败的原因，常见的组织变革阻力主要有如下三种。

1、个人因素

任何一场变革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由于不同个体对组织变革的结果接纳性及风险意识不同，因而对变革的态度就会不同，所以人的因素是组织变革的核心问题，甚至直接关系到企业变革的成败。个人层面的阻力主要是来源于员工的个性心理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变革阻力的力度较小，但却是构组织变革阻力的基本单元。

2、组织因素

在组织层面上产生变革阻力的因素有很多，他既包括了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显性阻力，还包括了组织文化，氛围，员工的工作习惯等隐性阻力，由于组织变革会对组织内部各部门,各个群体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那些原本在组织中权利较大，地位较高的部门和群体必然会将变革视为一种威胁。

3、群体因素

组织变革的阻力还会来自群体方面，对组织变革形成阻力的群体因素主要有群体规范和群体内聚力等。群体往往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即使个体想改变他们的行为，群体规范也会成为约束力。

二、组织变革阻力产生的原因

（一）企业员工在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上难以取舍。

一般而言，企业变革的目标就是要追求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与组织内各个利益主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组织利益最大化实现需要个利益主体的有效组合，这样就必然会对组织内的各个主体的权利和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一些领导和员工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盲目的抵制变革使得企业的变革难以有效的实施。

（二）员工对变革的后果不确定。

在实施变革的过程中，一些员工虽然认识到了变革的迫切要求，但却不能准确的把握变革实施的后果，他们常常会对变革产生各种猜疑，认为变革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很可能会对组织，个人的利益产生损害。这类人常常认为变革是在冒风险。因此这里，在变革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依附于群体的态度倾向，有的甚至公开抵制变革。

（三）变革未得到管理层的充分支持和参与。

管理层对组织变革的积极参与是组织变革成功的关键。而变革的关键，在于人思想上的变革，很多管理者可能不重视组织变革，认为组织不需要变革，或者

本身思想落后，不愿意改变自己，接受新观念，或者对组织变革的前景没有足够信心时，会有意无意地阻碍变革。

（四）不注重企业文化的重塑

企业文化对组织中员工行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变革意味着目标、方法的改革，企业文化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以保证与新的企业目标的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变革过程中忽略了企业文化的重塑，造成整体目标的混乱，变革的阻力也因此增加不少。

三、组织变革阻力的克服及其应对策略

1、企业的人力资源要为组织变革服务

员工的个性与其对待变革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就应该引入心理测平，通过测平招聘一些有较强适应能力，敢于接受挑战的员工。其次在组织变革的过程中，企业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素质和企业变革同步推进。

2、加强与员工的沟通

在变革实施之前，企业决策者应该营造一种危机感，让员工认识到变革的紧迫，让他们了解变革对组织，对自己的好处，并适时的提供有关变革的信息，澄清变革的各种谣言，为变革营造良好的氛围。企业还应该时刻地关注员工的心理变化，及时与员工交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作出某种承诺，以消除员工的心理顾虑。

3、适当地运用激励手段

在组织变革的过程中适当运用激励手段，将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方面，企业可以在变革实施的过程中，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使员工感受到变革的好处和希望。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对一些员工予以重用，以稳住关键员工，消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安心地为企业工作。

4、实施变革战略要积极建立一支技术过硬的员工队伍。

企业的变革和创新要靠优秀的人才作保证。企业管理者必须注重人才的招聘、选拔、培训和教育．企业造就一批复合型、应变能力强、具有团队和开拓精神的员工队伍。

5、加强变革管理，强调高层领导的核心作用。

显而易见，高层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变革战略的设计师，对变革管理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要对战略方向的选择、人力资源的配置、组织机构的安排、企业文化的建立等作出决定．还要负责灌输企业价值观念和调动员工开拓创新的积极性。因此，企业高层领导应具体做到：一是视野开阔．为企业制定出前瞻十牛的未来发展战略目标，统一员工的思想和认识；二是创新思想观念．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变革企业文化和建市灵活的组织结构体系，调动员工的开拓进取精神，提高员工驾驭变革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参考文献

[1]刘文娟，游许敏.组织变革中的阻力因素浅析[J],2011,(1)

[2]施文亮,组织变革及其阻力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1,(3).[3]王欢欢，赵宁.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其克服[J].现代商业,2010,(2).

第四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论文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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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大部制改革的动力与阻力-秦晋安

浅论大部制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MPA2010 秦晋安

所谓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部门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

大部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十七大报告的“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大部制改革目标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例如环境、能源的问题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问题突出了，要求政府在职能和机构设置上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要求；

第二，社会发展的要求，民生问题的压力迫切要求政府转型；公共需求、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突出了。过去的强调经济总量、物质财富增加→现在的在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要求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政府在保障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政府问责问题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发展也要求立法机关控制政府组成部门与其他行政部门，这就要求各部部长承担相应的政策责任，这也就要求部长进入国务院组成部门。简而言之，目前行政管理体制微观管制过多，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上比较薄弱。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机构重叠、决策成本高、协调困难。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

第三，中央政府层面的支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大部制改革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轮政府机构改革，成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一个着力点。这将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起点、新突破，对于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

大部制改革已是我国建国以来第六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经过五次改革，但行政机构低效率、高成本、争功诿过、贪污腐败这些恶疾仍危害不浅。机构改革跳不出“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根深蒂固的政府部门利益化。政府部门有权无责，权力没有制约，责任无人追究。这直接带来了行政低效率、高成本。另外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困于具体操作，逐渐迷失了行动方向，淡忘了改革的根本目的。

任何国家都期望以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取代落后的制度，实行科学合理的制度变迁。但大部制改革在实际运行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既定制度的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的思想中长期存在，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人们通过长时间的经验学习和社会实践，逐渐形成了对制度变迁的特定的认识框架，从而限制了人们对新制度的理性认识和重新选择，而更倾向于以往的旧有制度。大部制改革在观念上的路径依赖主要有：

第一，传统君主制度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消极影响。我国有长期的君主制度的历史，传统君主制度的核心观念就是“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在这种政治观念的统治和支配下，封建君主通过构建庞大的国家机构来加强统治和社会管理，因此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在该模式下，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主义盛行，而市民社会日趋萎缩，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重建政治制度时通常也还会采用精英统治和等级权威的结构。在这种政治实践模式的长期影响以及意识观念的传承下，我国公民普遍缺乏政治参与意识，人们的公共行政观念淡薄，也缺乏对政府机构改革的监督意识。所以，这种没有外界参与，没有体制外的压力，而同时又受到来自体制内的强大改革阻力时，就会容易导致改革出现摇摆和妥协，甚至导致改革半途而废。

第二，受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逐渐形成了管制型、全能型政府理念，事无巨细，完全由政府说了算，公民缺乏自主权。同时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官本位”浓厚，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公仆意识淡漠。这些传统的行政理念对大部制改革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在阻碍着“以人为本”的服务型公共行政理念的完全确立。

第三，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模式的惯性思维深入人心，而影响人们对大部制改革应有路径的选择，容易导致对原有改革模式产生依赖性。在以往机构改革中，政府与群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政治沟通，人们难以参与到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有效监督中去，以致于政府机构改革怎么改，改哪里，结果如何，成了政府的“自导自演”。

2.体制的制约。初始制度的选择对制度变迁具有强大的制约力。在行政机构改革过程中，宏观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框架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限制作用，从而导致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形成。当前，无论是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会对大部制改革产生影响。

第一，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约。目前我们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成熟，诸多领域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痕迹，政府仍在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与此同时，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仍十分薄弱，去年发生的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无不暴露了政府职能尚未实现准确的定位和转变的弊端。受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制约，大部制改革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体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依据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循序稳步推进。

第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无法与其它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有效衔接和互动模式。大部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当前我国大部制改革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如部门整合、职能转变、人员分流和运行监督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依赖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如部门整合必然引起的权力重组，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介入来消除“官场潜规则”;在职能转变上，当前我国政府存在的突出矛盾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开，而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这就有赖于宽松的政治生态环境来培育市场和社会组织;就人员分流来说，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及时跟上，“能者上、庸者下”的社会正义规则有可能在实际执行中沦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汹涌暗流;同时，如果创业环境艰难，那些有心“下海”的公务员也不愿离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和同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很难得到深化和实质性进展，容易导致大部制改革的成果得而复失。

3.组织行为的影响。路径依赖理论同样强调组织行为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由于报酬递增的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与制度相适应的组织由于既得利益等多方面因素会维护原有的制度，而阻挠和干涉不利于现存制度的一切改革行为。这里所说的组织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及其附属于其上的利益集团。大部制改革在组织行为上面临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不明确，习惯于做机构人员上的“加减法”，忽视职能转变。以往的机构改革往往专注于机构撤立和人员精简，而忽视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精兵简政是必要的，但并没有抓住机构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抓不住关键，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革除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病。大部制改革与以前的改革有很大不同，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政府转型，即主要由过去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公共行政型的治理模式转变。应该说定位已十分清楚，关键是在行动上能否把主要功夫下在作“乘除法”上，而不是在“加减法”上。

第二，机构改革侧重于表层的“机构”调整，忽视了深层权力结构和运行体制改革。权力是政府机构的核心问题，权力结构和机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权力结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会打破原有的制度格局，触及既得利益者，阻力巨大;再加上对新制度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权力结构的调整成为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难题，所以在政府机构改革趋向的选择上，一般不会轻易去触碰这个问题，而选择相对容易的政府规模、人员编制的调整。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以往的机构改革中，政府规模和人员编制都有或多或少的精简，但唯一不变的却是政府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原因。现在大部制改革已经提出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三分”新型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课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望实际执行中不要再次绕过这个问题。

第三，政府机构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部门利益的形成使一些个人或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任何不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就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正是受到部门利益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才导致历次机构改革，表面上看似乎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其实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改革无法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大部制改革作为一次权力重组和格局重塑的剧烈变革，必然会遇到部门利益及利益集团的问题。因此，解决好部门利益化问题，并克服利益集团对大部制改革的阻挠和干涉是关系大部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但如何“说服”既得利益者“放弃”已有的势力范围，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第四，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缺乏透明性，政府没有为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提供的畅通渠道和有利环境。在缺乏社会参与和监督的情况下，大众的利益要求往往难以充分表达，导致改革政策无法充分向群众利益倾斜。再加上改革受到部门利益和官本位观念的影响，一旦改革对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和利益产生威胁，他们就干涉和阻挠改革进程，甚至会利用改革政策和政府体制中的漏洞扭曲改革，以维护其既得权力和部门利益，致使改革方向和成果与预期目标相离背远。大部制改革同样面临着政府早已习惯的独自操作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