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困境及出路论文（五篇范例）

第一篇：民法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困境及出路论文

近年来我国网络隐私权造成的法律纠纷屡见不鲜，而我国民法在这一方面目前还缺少相应的保护措施。

本文从网络隐私权的内涵出发，结合当前我国民法在网络隐私权保护上的缺失，探究加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民法出路。

1.前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对于隐私权的威胁。

对于网络隐私权的定义至今尚无权威认定，而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现状和保护出路由于网络发展时间尚短仍然有着诸多问题。但是网络隐私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是毋庸置疑的真实存在，且是人类的隐私权发展到网络时代的一种体现，具体来说这种法律赋予的权利能够确保自然人在网络上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得到保护的权利，任何人不得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复制、利用和公开自然人的私人信息。

人们在互联网上的隐私主要体现在用户电脑、个人网络主页、论坛、在线数据库、电子邮箱、网络通讯工具、网络调查及专门网站等处的个人隐私。

2.民法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困境

2.1 立法缺乏

民法对我国当前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所处困境首先体现在没有明确保护网络隐私权的立法。当前我国相关法律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都是一种间接保护，尚无具有独立权利类型的法律对网络隐私权进行保护。

我国目前的网络隐私权是在传统隐私权的法律范畴内进行处理的，属于名誉侵权之列。即使这样，名誉权与传统隐私权也并非完全重合，而网络隐私权更是有着自身独特性，将网络隐私权的处理纳入到名誉权的相关处理之下反映了当前我国网络隐私权立法的缺失和无奈。

网络隐私相对于传统隐私和名誉权来说有着很强的特殊性，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仍然不能很好完成。单就立法程序来说，越过传统隐私权而直接对网络隐私权进行立法也不符合我国立法的相关规范。

即使能够越过一般法而制定特殊法，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也只能采取列举的形式说明哪些行为属于网络侵犯隐私权，但是由于网络行为更新快，所制定的法律不可避免地要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2.2 司法困难

相比于立法缺失，在具体司法过程中保护网络隐私权也处于相当的困境。具体来说，当前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没有特殊法可依，所依靠的《侵权责任法》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仅是泛泛而谈，例如处理相关案例时主要援引的第二条内容是“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当面临具体的网络隐私权侵权案件时，法官往往会无所适从。

另外，涉及网络隐私权案件往往有多于普通隐私权的涉案人员，而网络人员的真实身份也不易确定，涉案人员位置分散给管辖权也带来挑战，当事人取证也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而增加困难，种种原因给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司法处理增加了困难。

2.3 执法限制

执法限制主要是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一般造成的网络侵权都有较多的涉案人数，侵权责任难以确定，这些特点也决定了网络侵权一旦出现就很难挽回。处理网络侵权时如果当事人诉诸法律其本身就是对隐私权的再一次伤害，而公开道歉更会引发新一轮的关注和“人肉搜索”。

网络安全问题无疑是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巨大挑战。骇客、病毒、木马等各种不同危险因素都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带来风险。

越来越多的新型病毒不断出现，能够记录、复制、窃取个人信息的软件在网络上层出不穷，以至于经常出现网络隐私已经遍及整个网络却一时间无法找到信息散布的源头。网络技术的快速提高古城中利弊皆有，而网络空间的无限性更加滋长了利用网络技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行为。

3.提高民法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出路

3.1 明确保护范围

借鉴西方国家在网络隐私权保护中的先进经验首先就是要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具体范围进行明确和规范。在英国1984年就颁行的《英国数据保护法》中对网络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概括，主要包括IP地址、网络财产、信用等在内的私人信息，通过网络组织参与的各项私人活动，包括电子邮箱、私人数据库等在内的私人领域。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工作要首先明确保护范围，为深入保护打好基础。

3.2 确立保护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和网络隐私权的具体特点，在进行网络隐私权保护时要遵循一定原则。自主原则，个人有权利决定合法发生、变更、消灭民事关系，在保护网络隐私权时尊重个人的自主权。无害原则，任何人和组织在了解他人网络信息后都不得以非法途径进行披露和利用，特别是骇客不得复制、改动、破坏他人私人数据。

知情同意原则，在处理网络侵权案件时必须要确认受害人是否在知情的前提下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复制等行为作出了同意的决定，这种知情只限于对信息了解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不完整的信息对于受害人来说可以理解为没有知情。

3.3 健全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基础和重要手段。健全法律规范要求在当前我国网络侵权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现有《侵权责任法》的完善中增加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条款。在适当条件下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制定我国特色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法》。

在保护网络隐私权时要坚持综合保护的原则，将宪法、刑法、民法与行政法、诉讼法等结合起来共同保护。相关部门在当前我国没有特殊法对网络隐私权进行保护的情况下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范网络行为，保护网络隐私权。

3.4 增强网民自律

当前，我国不断开展打击网络犯罪行为，造谣、传谣等一批网络大V被逮捕，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也不断得到规范，这些都是基于我国越来越严重的网络隐私权保护困境而产生的，对于净化网络环境有着重要作用。网民在网络隐私权的侵权行为上既是受害者有时又是施行者。

网民自律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相关网络知识储备和操作技能，重视对自己隐私的保护，同时又需要不断增强纪律性，将“朴素见义勇为”的思想纳入到遵纪守法的行为规范中去，不能肆无忌惮地跟风侵害无辜人的网络隐私。

4.结语

保护网络隐私权需要从民法角度不断加强立法，提高执法质量，同时在民法范畴内明确保护范围、确立保护原则、健全具体规定，增强网民自律。多管齐下，共同为创造良好和谐的网络环境而努力。

第二篇：网络问政发展的困境及出路

网络问政发展的困境及出路

一、互联网的发展

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是从 1994年的科研教育上 网开始的，到 1996年开始大众上网，但是真正的政府 上网是 1999年开始的。虽然我国网络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报 告显示，截止 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 31.8%。我国网民的互联 网应用表现出商务化程度迅速提高、娱乐化倾向继续 保持、沟通和信息工具价值加深的特点。

2008年6月 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问候网友并同网友在线交流，成为“中国第一 网民”，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将网络问政推向一个新高潮。2009年 2月 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次与网民进行了零距离的“亲密接触”，通过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民进行在 线交流。与网民两个小时的互动交流中，来自各省区 市及台湾、香港、澳门，乃至欧洲、非洲、澳洲、美洲的 全球网民纷纷向总理提问，相关帖文、留言多达数十 万之多。2010年 1 月 25 日，“网络问政”首次被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快参事参政咨询工作，发挥院 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昕证、网络民意在决策 中的作用”02010年 2月 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 次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回答了有关反腐、房价、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纵 观网络民意，不论是反腐倡廉、寻求社会公正，还是渴 求社会和谐，绝大多数网民所表达的恰恰是代表了底 层百姓的意见和呼声。

二、网络问政的现实意义

网络问政的重点在于询问和倾昕，主要功能是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快捷便利的信息交流渠道，应属于 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网络问政作为我国公共管 理实践中的一种创新形式，对于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 要的意义。

（一）网络问政有利于公民参与政治 当前社会各阶层民众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反映声音与表达意见，对国家的政策方针建言献策，甚至可以借助网络曝光社会问题。网络问政弥补了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民直接参政方式的不足，提升了 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政治 信息互通的渠道

（二）网络问政有利于收集民意诉求

网络问政使各级政府官员能够通过网络以微服私访之式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网民所提出的意见与建议虽是个人观点，但也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心声，因而可以成为领导干部 征集民意，联系群众的一个窗口。与此同时，网络的便 利性和隐蔽性使得公众愿意在网上表达自己的真实 想法与意见，方便党和政府准确掌握社会信息，了解 人民群众的诉求。

(三)网络问政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存在，若没有适当的途径进行引导，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突发性事件，不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方面，网络问政可以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个简便的 利益诉求和情绪宣泄的渠道，客观上可以起到安抚情 绪、缓和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网络问 政主动联系群众，关注和关心公民的需求和各种呼 声，杜绝粗暴野蛮执法行为，纠正政策执行的偏差和 扭曲，减少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与冲突。

三、网络问政发展困境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问政已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取 得了一定实效。然而，总体说来，当前网络问政的发展 也还存在一些困境。

（一）、网络法律缺失，问政缺乏保障

我国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 定》、《新闻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尚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 处，刑法及知识产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够清晰和明确，不能保证网络问政的顺利开展。我国目前仍 然没有一部网络问政方面的法律，存在不少法律上的漏洞与“空白”，比如说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 击等，都没有明确的法规对其进行界定，就没有法律 上的保障。(二)网络监督缺位，问政信息不安全

网络问政要认识到网络媒体自身信息传播中信息失真、控制性差等不足，特别是当前网络上侵犯隐 私权、虚假信息、扭曲夸大等种种问题泛滥。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交互性和开放性，使得网民在网络信息发布上不受控制，畅所欲言，也导致了不少虚假信息风 靡，t昆淆视昕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给网络监督增加了 不少难度。区分信息真伪将是对网络公民的巨大挑 战，这种挑战“将对民主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响。这种 信息的不可靠性，使得操纵信息扰乱民意成为可能，从而 破坏监督机制的运行。网络监督的技术和人才短板也限 制了政府对网络监督的力度。相对于传统大众媒体管理 以政策管理为主，网络媒体由于主体的多元化，网民成 分也十分复杂，监督管理困难，信息安全风险巨大。(三)网络社会虚拟，问政者身份识别缺失

互联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识别谁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个人或某些团体。若不能对网上当事人的身份进行有效识别，那么 就难以保证网络上问政信息处于稳定的状态。网络发 言人应对的是无数个现身的或是隐身的网民，是以一 应对元穷大的交流方式。网络发言人与网民交流顺畅 的关键在于身份验证，只有亮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交流才能顺畅，网络发言人才能够获取网民的信任，真正地融入到网友中去倾听民声获取民意。

四、网络问政发展的出路

”网络问政“作为信息时代的新产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胡锦涛总书记于 2008 年 6 月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 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 设、运用、管理。“同因此，必须想千方百计地解决困境，寻找网络问政的出路。

(一)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网络问政法规

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结合实际，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出台网络问政基本法，明确政府和网民在网络问政过程中各自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规范网络问 政程序，彻底肃清网络歪风邪气，使得网络问政真正 成为网络民意传达的平台。目前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对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会做出更详细、更完善的规定。另外，我国有关部门也在探讨制定《个人数据 保护法》。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文明上网自律公约》提出，”提倡互相尊重，摒弃造谣诽谤，促进网络和谐共处;提倡诚实守信，摒弃弄虚作假，促进网络安全 可信“[飞这需要广大网民共同行动起来，自觉践行公 约，遵守网络问政规章，促进绿色网络建设，做成熟、理性、负责的网民。

(二)力口强网络监督，科学管理网络问政

网络监督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网民的义务。首先，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部门，加强对网络监督的宣传 和教育力度，提高全民的网络监督意识，有针对性地应对网络问政，构建科学的网络监督工作机制。其次，要多种形式开展网络监督管理工作，除设置”网络虚拟警 察"之外，可聘请网络技术方面的专家创造维护网络问 政信息安全的软件，如反恶意广告和污蔑言论软件、反 不健康发言行为软件等。最后，要通过网络监督体制的 构建保证网络监督的落实，既要明确网络问政言论和 行为的法律界限，又要呵护民意。这样就要求同时抓好 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加强网络问政透明度建设，及时 公开法律允许的相关信息，为群众实现网络监督创造 条件;另一方面积极回应网民的疑问，及时调查和反馈 网上反映的问题，为民众的诉求。信息充分流动提供足 够的空间，督促有关部门快速反应，有始有终。(三)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优化网络问政机制

网络发言人关键在于不仅要发布权威信息，还必须承担身份识别的特定义务，以便公众信任并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必须让网络发言人尽最大可能在网上 表明身份，增加透明度，提高其网络发言信息的权威 性。其次，要建立网络第三方认证制度，确保网络发言 人不仅可以通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官方网站发表 意见，还可以通过其它网络与公众加强信息交流，解 决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最后，要加强专 业培训，提升网络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技术水平，造 就一支熟悉党政新闻工作、掌握网络传播技术，具有 开拓精神的网络发言人队伍。不仅使其在网络上宣传 政府信息，扮演上传下达的角色，还要调动一切网络 资源，营造和谐网络信息交流气氛，真正解决公众关 心的问题，发挥网络问政的最大效用。

第三篇：初中作文教学的困境及出路论文

一、中学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的地位严重偏低

语文教学是由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两大块内容构成的，看上去写作占有半壁江山，而在高考中作文也占了60分，但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在总的教学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我曾就此问题在本校及兄弟学校数十位语文教师中作过粗略调查，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深思的：

1、一半以上的教师很少上作文课。当然也有老师认为不上作文课也不要紧，因为可以在阅读教学中体现，对名家名作的品味本身就是在写作艺术上的滋养；不过这仅是指作文指导课而言，课文即是指导的好例，但是作文评点课呢？这应是作文教学的一块重要内容，总不能用名家名作点评来代替吧？缘于什么？就是

2、又有超过一半老师是不认真改作文的，没有认真改过，当然无法评点；这里又会有老师认为，作文可以由学生自己互改的，这是可行的，但必须与老师改穿插进行才行，而且学生改作文实际上还是要老师先有总体把握，对学生作文情况有明晰认识，而这是向来不改作文的老师所做不到的。老师不改作文，学生当然对作文没有什么动力可言，布置作文也是非“听取哗声一片”不可的了，于是有了

3、少写作文。有些学校规定一学期至少要有八篇作文（且要是大作文，区别是平时的小作文），也差不多就是两星期一篇，这恐也是无奈之举，只怕不给一个下限，就会老师索性一篇也不安排写了。在我所调查的老师中，基本上能到这个数（超了这个数的则仅一二位），有两三位只写了三四篇。而是否每一篇都批改过，就难说了。

要教师真正地重视作文，还是要在评价系统上面做文章，尤其是学校组织的大小考试，必须严格按照作文评分的标准来进行。而这一点，恰恰是被忽视的，改作文题的教师往往把这看作一件可随意为之的事，时间宽则仔细一些，照顾点文采、结构、字迹，时间紧了就随便打分，只求能保“底”（事先设定的作文平均分）。这就造成了学生常常不能得到实际水平所能得的分数，文采好的学生还好，因为毕竟语言摆在那里，躲都躲不开的；而中等水平与低水平的学生的档次却无法分开，甚至常有低水平的学生作文分远高于中等水平学生的情况，而仔细读来又完全应该倒过来。这样一来，大多数学生（或要除掉一部分本身喜欢写作的学生）自然就会觉得作文没有意义――中等水平学生认为自己辛苦写来却只能得低分，反不如随便对付的低水平学生，而低水平学生则更认为作文只要随便对付就行了，根本不用多写。反映在教师方面也是如此，既然作文成绩如此“变幻莫测”，又干吗吃力不讨好地安排写作文呢？本来积极的也变得不愿再写了。所以还是要对考试作文的批改认真对待，力求公平，让不同档次的学生有他们属于自己的成绩，且要拉开档次；这样，学生会提高作文训练的积极性，教师也会加大作文训练的强度，多写作文，多改作文，多上作文课。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工作量的增加，但语文教师不愿在作文上花时间，本就是失职的。

二、作文教学的方向定位有误

语文老师可以不上作文课，却不能没有一二文采好的学生。通常我们会把他们的作文拿出来展示，或投到各家作文报刊，再有就是参加各类作文竞赛。文章发表了，竞赛获奖了，教师也跟着沾点光。但实际上这些同学文章的发表、获奖与教师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作文才能并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我们却往往以班里有写作好手为骄傲，将推荐他们发表文章、参加作文竞赛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而这正是作文教学定向的失误。

要让作文教学有其真正意义，则我们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广大作文底子不实（或者较差）、阅读量很少、对作文有厌恶感、恐惧感（并不完全像有些报刊上说的那样是因为老师要求写的作文不能让他们自由地抒情）的学生。也就是说，作文教学要完成的使命，是“雪中送炭”，要做到“平民化”。

“平民化”的作文教学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这意味着老师不能只顾着“欣赏”好文章，而对文句不通、文采不佳的文章一勾了事，反而更加关注后一部分学生的文章。上作文指导（讲评课）也不能仅是读一篇写作水平较高的学生的文章了事，因为更多的学生会想，反正他（她）的作文很好，我是写不出来的，反而没有效果，不如转向到这本来“沉默的大多数”上；在他们的作文中，我们也许很难找到一篇完整的可以作范文来读的，但毕竟基本上还是可以觅出一二“闪光”的语句的，将这些语句摘出来，用“妙语集粹”一类的题目拿到课堂上读一读，品一品，恐更会激发学生写作的积极性，至少有更多的学生会努力在写作中添一些精彩的表达，这正是作文水平提高的开始。再以此与读高水平学生的作文结合起来，则会使作文课更有吸引力。

这就意味着教师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而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或会锐减，但如果是真的想要大多数学生能在作文上得到益处，就非这样做不可。

三、作文“真实”把握模糊

按有些老师的说法，作文的“真实”体现于学生在自由状态下的心灵表白，而虚假则体现于对某些宏大主题的刻意趋近。这已得到了广大老师的认同，包括高考，也在努力给予考生足够的自由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当我们打算彻底放手给学生写作的自由，却仍不时感到，他们在操着一种流行的腔调，说着流行的话语。这就是真实吗？这当然是真实的时代病症的反映，但绝对不是每个作为个体的学生思想的真实反映，他们完成的是“复制”，而不是创造。于是有了这样的矛盾：不给自由吧，学生作文表达的不是他们自己；给了自由吧，学生表达的竟还不是他们自己。正因有这样的怀疑，我曾在自己的一篇名为《关于学生作文：自由与“作秀”》的小文中说：“在如今的学生作文中，我以为最可关注的倒并不是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而是在他们真实的想法和那些阴暗、深刻的表达之间，出现了怎样的虚饰。”

就我自己的粗浅思考来说，在学生作文的真实性方面，我们要强调，真实也是分浅表和深层的，浅表的真实，只表达出了“感受”中的真实，并没有经过思想的过滤；而深层的真实则是经过思想的过滤的（思想是否具有相当深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力量的。在写作文时，就必须强化“深层的真实”。比如写青春岁月、高中生活，学生往往就选择了写迷惘、困惑、叛逆和苦、累。这些当然可以看作是真实心境的反映，但都是浅表的，未抵达人的本质层。人是有对环境的超越能力的，正是这种超越性，成就了许多杰出的人。如果有学生能从这个角度入手写文章，则可以说我们看到了深层的真实，看到了一个人对本质力量的挖掘。但当然，这里还是会出现学生所想与所写不一致的情况，此处的微妙，就需要教师好好把握了。

第四篇：民事行政检察保护公益的困境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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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保护公益的困境及出路

民事行政检察保护公益的困境及出路

摘 要 为积极应对侵害公共利益现象，新民诉法增加的第55规定。但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检察院能否为公共利益说话？如何为公共利益说话？案源在哪里？本文阐述民事行政检察具有保护公益的职责，指出民行检察保护公益的案源困境并分析民行检察保护公益的案源范围，以期为破解民行检察保护公益的案源困境提供思路。

关键词 民行检察 公共利益 案源

作者简介：卓荣华，莆田市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152-0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讯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侵害公共利益（即公益）的案件，如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公害案件、不合理利用土地案件、破坏土地资源案件、垄断经营案件等，特别是食品安全频发，水质严重污染等案件，造成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损害了所有国人的利益。2013年起施行的新民诉法增加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对侵害公共利益现象，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检察院能否为公共利益说话？如何为公共利益说话？案源在哪里？

一、民行检察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职责

（一）从理论来看，民行检察应有保护公益职责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维护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保护公共利益。有的认为检察机关现代监督理念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坚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有的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处于“国家公诉人”的地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应参与监督。

有的认为民事抗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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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认为对于执行检察监督案件，检察机关要对涉及国家、社会公益案件提起异议之诉。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高检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抗诉范围过于宽泛，民事抗诉范围应限制在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院自行发现的案源也应限制在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可见，即使是主张“弱化”民行检察监督的观点，也认为民行检察具有保护公共利益职能。此外，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一般说来，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利益。

（二）从我国检察史来看，我国检察机关具有保护公益职责

1949 年底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三条规定：“5.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关于检察院职权的规定包括“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

2011年两高关于《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三条、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确实存在损害两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2011年两高会签了《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监督内容之一。

2012年新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高检院对各级法院或地方各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两益的，应当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

（三）从我国台湾地区及现代各国的检察制度来看，它们都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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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益

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应本于公益，依职权或申请积极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现代各国的民事检察制度，在内容上注重保护公益。在设计民事检察制度时，往往都把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如法国检察官有权以政府专员身份参与任何行政诉讼案件，对于公益遭受损害有权提起诉讼；英国检察官对于一些涉及公益的行政案件，可以通过公共利益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

二、民行检察保护公益的案源困境

（一）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涉及公益案件申诉渠道的弊端

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调解案件、执行案件，信息不对称使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能申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国人心态，使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愿申诉；在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与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会申诉。

（二）民行检察自行发现涉及公益案源的问题

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执行案件，法院执行案件数量相当庞大，对每一起案件都进行法律监督，不切实际。有的建议民行检察要争取得到人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与法院建立通报制度，受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民行案件。但民行检察受理阶段应该由法院还是由检察院来认定哪些案件涉及公共利益？ 同时，应该警惕：民行检察在拓展案源时，扩大理解“公共利益”； 民行检察在监督法院、行政机关时，缩小理解“公共利益”。

（三）公益的范围难以界定

公共利益的范围不好确定。正如有的观点所言，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作为民行检察监督条件，但由于在理解和界定“两益”上存在严重困难，难以操作，可能导致该规定难以落实。

三、民行检察保护公益的案源范围

虽然公共利益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政治学视角（民主理论）、法学视角（法治理论）、经济学视角（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等）、哲学视角（公共哲学）等常见视角在界定公共利益方面难如人意。”

但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在法律用语中，随处可见，甚至较确定法律概念为数更多。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公共利益等为典型之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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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出生、结婚、停止营业等则属确定法律概念之适例。”

“所谓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谓法律条文中，常使用一些概念不甚具体、明确的用语，让法律适用者（如行政机关、法院及人民）可以斟酌实际情形来决定了解其内容。” 可见，界定公共利益是可行的，必要的。

就公共利益的规定而言，我国在不同立法文件中存在不同称谓的现象，如我国最早规定公共利益的1954年《宪法》使用“公共利益”，又如2007年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行政处罚法》第一条、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有的法律仅使用“社会公共利益”，如《合同法》第七条；有的法律同时使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采购法》与《信托法》第五条； 有的法律同时使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如《法官法》第八条。且绝大多数是采用概括式定义，只提出了在执行法律过程中要考虑公共利益。

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规定采用列举式的立法。考虑到民行检察工作的可操作性，下文列举一些具体类型，希望对破解民行检察保护公共利益的案源困境，有所助益。

（一）行政类

相对于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较少。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在《行政法学总论》中明确提出“行政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曾经从正面对行政之实质意义界定如下：“行政包括一切法律上及事实上行为，此等行为在于对公益之持续维护，而公益则源自国家存立目的及其文化任务。” “立法创制法律，司法和行政则以不同方式遵守法律。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司法所实现的是争议中的法律，行政实现的则是公共利益。”

然而，国家行政职权不行使，法院不受理非诉强制执行案件，导致社会不公平，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生态类

生态环境及各种资源遭受破坏，若行政主管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就使公益受损。2003年，四川省阆中市检察院提起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获得法院支持。各地检察院不断探索提起公益诉讼方式，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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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产生一定的经验效果。

（三）经济类

1.消费者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消费者，由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经济实力等无法与企业相抗衡，且具体到个体消费者而言，可能数额及其微小，但总数却可能很大，从权利救济的角度来说，给个体消费者带来的获益并不多。但从侵权人非法获利角度看，如果不主张权利，就将损害公共利益。

2.反垄断

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侵害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民行检察应介入调查，体现了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

3.国有资产

国家财产受损，而缺少主张权利的主体或者行使国有财产管理权的主体怠于行使权利，甚至积极侵害国家财产，且我国现阶段国有资产流失情形严重，应遏制这一不利趋势。

注释：

江伟，张慧敏，段厚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民事检察制度热点问题探索.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90-91.叶青，黄一超.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43-266.蔡福华.民事抗诉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47-48.何小敏，吴世东.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职能管见.人民检察.2004（1）.邵世星.民事检察与公共利益保护.中国检察官.2012年（4）.杨立新.民事行政检察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4.林贻影.两岸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215.邵世星.民事检察规律的比较研究与启示.人民检察.2012（9）.谢志强.行政检察制度比较研究.河北法学.2010年（9）.孙加瑞.修改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司改成果――完善民事检察制度需要解决的十大问题.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5）.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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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基层检察院队伍建设的困境及出路

基层检察院队伍建设的困境及出路

来源:中国财经时报网 时间:2012-09-13 14:40 中国财经时报网9月13日消息，我国80%以上的检察院在基层,80%以上的检察干警在基层,80%以上的检察工作任务也在基层，基层检察院是检察工作的基础。1在全部的检察工作中，基层检察队伍与人民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整体素质关乎检察队伍形象和检察职能的履行，成为考量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展示司法公信力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加强基层院队伍建设，提升广大基层干警的素质业已成为履职所趋，形势所迫。然而，在加快推进队伍建设的进程中，基层院面临着队伍年龄结构老化、机构编制不足、高素质人才缺乏等诸多困境，业已成为制约检察队伍长远发展的瓶颈，亟待解决。

一、困境——队伍现状阻碍检察职能履行

（一）机构编制不足，新鲜力量难以注入。

科学合理的队伍编制数是满足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根据相关规定，检察机关政法专项编制达到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才能正常地开展工作。但实践中，由于检察院编制是由地方人事、组织、财政部门统一调控，留编不分、空编不用、编制混用等情况大量存在，许多基层院达不到额定标准，编制数不足的情形大量存在。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危及社会稳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日益增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基层检察院对政法编制的需求与日俱增，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甚至出现“一人科”、“两人科”以及一人身兼数个科室领导职务的尴尬情形，这在流动人口较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已严重影响到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以成都地区某县级市为例（如图）：

地区人口总数（万人）

应有政法编制（人）

实有政法编制

（人）

缺编率

（%）

进三年招录

(人)78 78 64 18 1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编制情况图示）

不难发现，以该院为代表的基层检察院应有政法编制数和实有数都与当地人口数量的比例失调，缺编率偏高急需补充新鲜力量，但编制数不足又阻塞了进人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工作的开展，反映出现行检察编制面临的窘困。

（二）年龄层次老化，人才断档现象严重。

遵循协调发展的规律构筑检察人才体系，需要形成合理的年龄层次。因此，基层院各部门都应配置素质相当、数量合理、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人才库，形成与工作性质、任务基本匹配的网络结构，才有利于各项检察职能工作协调平衡地开展，使人才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但如前述原因，因机构编制不足，导致新鲜力量无法进入。而《检察官法》对法律本科学历和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才能任检察官的规定，使得基层院具有检察官资格的人员严重不足，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解决，由于年轻检察官得不到补充，使得检察官队伍结构比较老化，直接影响了队伍体系的科学建构。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2004年以来，基层检察院共招录高校毕业生11512名，选调生2000名，招募大学生志愿者1526人次，新增政法专项编制有80%以上用于基层检察院。由此可见基层检察院的人才缺失状况。2以该县级市为例（如图）：

检察人员总数 26至30岁干警 30至40岁干警 40至50岁干警 50岁以上干警

全院平均年龄

64人 5人 12人 33人 14人 41.53岁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年龄分布图示）

中层干部总数 26至30岁干部 30至40岁干部 40至50岁干部

中层干部平均年龄

20人 1人 6人 13人 40.05岁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中层干部年龄分布图示）可以看出，该院平均年龄明显偏高，30岁以下干警只有5人，占干警总数的7.8%；40岁以上的干警有47人，比例高达73.4%，其中50岁以上的干警比例占全院干警的21.9%。而中层干部平均年龄高达40.05岁，在年龄比例上，年轻干部则比例偏小，人才断档现象可见一斑。

（三）人员结构失衡，办案一线力量吃紧。

在当前案件量骤增、案情复杂的情况下，需要保持适当数量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中等规模的业务精通专业型人才和大批量的基础性实用型人才，形成基础牢固、中层得力、高层拔尖的宝塔型人才结构。但目前检察人员中检察员、助检员、书记员比例有所失调，长期从事业务工作具有资深资格的检察官缺少。从文化和专业结构看，队伍中具有在正规院校法律知识系统学习的人员较少，具有综合和检察专业知识专家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相关知识上看盲点较多，因培训机制、经费保障、知识面广等原因，检察人员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一时不能很好适应新的标准和要求。在法律专业人员中，主修民事、行政、经济法学的为空白，尤其是缺乏既有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检察业务知识，又具有娴熟的计算机知识和外语表达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的高层次检察人员。如图，干警总数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大专以上人数

通过在职教育取得大专学历人数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人数

国民教育双学位

人数

64人 16人 48人 1人 0人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干警学历层次分布图示）

检察官总数

检察员

助理检察员

书记员

59人 44人 10人 5人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干警法律职务分布图示）由于当前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主要来自于恢复重建时期，检察机关以其它单位和行业调进的人员、国家分配的部队转业干部及少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居多，以上人员进院时，绝大部分都是中专或中专以下文化程度，虽然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但文化程度并没有提高到与其学历层次相适应的要求。尽管1995年颁布的《检察官法》规定法律本科学历和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是初任检察官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其对该法实施之前已经进入检察队伍的干警未提硬性任职要求，而通过在职继续教育取得法律专业第二学历的干警，理论功底和专业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显然，干警通过初次国民教育取得全日制本科的人员较少，且严重缺乏计算机、审计、中文等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人员和具有刑事技术鉴定资格的人员，人才结构相对单一，这是导致人才基础薄弱、办案力量吃紧的重要原因。

（四）职级待遇受限，队伍激励措施乏力。

检察机关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在实施人性管理的过程中，通过尊重、理解、关心、造就人，充分激励干警，挖掘其聪明才智，让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岗位体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工作推动力。激励的手段除了物质待遇外，职级晋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现行干部管理受财政供给体制方面的制约，检察官法所确定的检察等级待遇存在无法兑现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对检察官实行行政职级管理，解决干警的职级待遇相应受到职数数额限制（如成都地区大多数为副科以上级别的不能超过全院干警的50%），造成不少干警干了多年检察工作也享受不了职级待遇。再与审判、公安机关相比，基层法庭庭长、派出所所长甚至可享受实职副科级，形成的差距更是可想而知。如图，该基层院的职级情况如下：

检察官总数

科员级

人数

副科（局）级

人数

正科（局）级

人数

符合晋升条件而晋升受限的人数

59人 29人 19人 11人 12人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职级人数分布图示）

二、寻根——体制缺失制约检察队伍建设

（一）职业保障缺陷凸显

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地方经济的好转，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基本保障虽有所改进，但经费供给不足和待遇偏低等职业保障不力等问题，仍是影响基层院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成为制约基层院发展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现行检察官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检察机关上级院对下级院的领导主要限于业务上，干部的管理及运作经费仍以地方管理为主。随着基层院工作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办案经费的需求也随之增大，而现行的财政供给机制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财政状况，这就使基层院的经费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障，影响执法活动和办案工作的开展，甚至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评价一个检察长开展工作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除了看履行职能工作的好坏外，检察长给单位“争取”来多少资金收入占据着一定的成份，若这种经费保障体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就容易产生检察工作惟地方财政马首是瞻的情形，进言之为检察权地方化留下了伏笔。另一方面，由于检察院职级比照公务员管理，而职数比例却受到限制，挫伤了干警的积极性，如果不加以解决，极易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消极情绪，缺乏进取精神，对激励措施反应平淡，抱无所谓态度，工作平庸，出勤不出力；二是悲观情绪，一些长期在检察岗位上诚恳工作的人员得不到职务的升迁，有时职级也难以到位，与政府部门晋升面宽速快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影响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教育培训体制陈旧

教育培训是提升队伍素质的重要手段，虽然近年来检察机关教育培训工作受到重视，但在相当部分的基层院，教育培训被认为是软任务，教育培训体制上强下弱、上重下轻、上紧下松的整体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在教育培训的组织上，则仍以两级培训为主，没有真正解决如何面向基层的问题，加上基层院对上级院的依赖心理，相当部分基层院培训工作处于自发无序状态，责任落实不到位，纪律要求不严格，质量考核不健全。而教育培训的内容安排则针对性不强，与基层院干警业务素质的实际结合不够，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上述原因与检察队伍老龄化叠加，致使检察工作难以适应时代要求。

（三）人才管理手段有限

人才不是简单的劳动力，而是对人的体力、能力和智慧进行综合开发的结果。建立健全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动态地反映每名干警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的考核体系，引导全体检察干警树立正确的人才价值取向是激发干警潜能的最佳途径，也是促进检察团体形成合力、达到和谐的有效手段。当前各院一般是采取一次的目标量化考核，设置固定的奖金分值，并按考核名次确定上浮系数，这虽然体现了考核差异性，但对于考核奖金的处理上，为了照顾全院所有干警的利益，不易拉开经济差距，长此以往，少数干警会产生“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心理，不利于干警积极性的调动。

三、出路——机制创新推进检察事业发展

检察队伍建设问题是基层检察院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发挥基层院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机制，完善措施，更需要上级领导机关的具体指导和支持，上下合力，以实现人才能力资源结构的优化配置。

（一）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建立检察官等级与待遇性挂钩制度。废止检察官的行政等级，形成一套不同于公务员等级制的完全独立的检察官晋升制。重视完善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将此与检察官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按等级兑现工资，形成物质激励机制，并注重检察官等级晋升，待遇向资深检察人员倾斜，鼓励检察人员安心本职工作。二是建立检察人员职业保障体系。在落实基层院公用经费最低保障标准的基础上，要实现逐年递增，以保证检察人员履行职责的各项经费要求。在此基础上,建议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独立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固定和保障执法活动所需的费用和装备，并赋予检察机关统一的财政控制权和物资调配权，以增强保障的及时性、有效性。同时，建立检察人才奖励基金，制定并落实检察人才优惠政策，鼓励他们留下工作。

同时，应着眼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业特点，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模式、内部职能的区分、人员岗位的确定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和分类，取消检察业务人员的行政级别，将检察官的政治、工作、生活待遇同检察官等级挂钩，鼓励和引导检察官去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鼓励检察官职业的资历化和终身化，以便培养一批专家型的资深检察官，从而稳定检察官队伍。并取消非检察业务人员的法律职务，用单纯的行政职级管理作为对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激励手段，鼓励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行政职级上取得发展。这样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检察官管理机制，强化检察业务人员的司法属性，更大限度地保障检察官行使职权。

（二）健全教育培训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业培训机制，对检察官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不但是检察官法的要求，也是保证检察人员更好履职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针对当前检察人员培训现状，应着眼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改革现行应急式、补课式培训的手段，实行系统化、规范化培训，变灌输式教育为讨论式、启发式教育，变单纯学历教育为培养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教育。通过现有电化教育设备，探索现代化、信息化教育手段。上级院则可以开展经常性竞赛活动带动基层院，以赛促学，选拔、培养优秀业务骨干和业务尖子，树起学习的典型，以点带面，营造重视 学习的良好风气。二是要建立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把培训同干部的提拔任用、晋升职级、福利待遇挂钩，对业务素质高、高层次学习的干警，以及考试、考核成绩优异者，在职级晋升、立功受奖等方面优先考虑。对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干警，要鼓励支持他们到脱产深造。三要建立一套可行的培训经费保障制度，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人大对检察工作的支持，不断增大培训投入，加大干警参加培训的外在吸引力和内在需求动力。四要不断加强培训工作管理，规范培训行为，改变长期沿用的填鸭式教育方法，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建议由地区性培训领导协调小组制订一套培训管理制度和教育质量考评标准，对培训的内容安排、教育手段、培训目标实行科学规划，对教育培训工作进行目标管理，严格考核，规范基层院的培训行为，将教育工作的成效与责任人的政治、经济利益挂钩，奖功罚过，杜绝应付心理和形式主义。

（三）整合人才资源力量

整合现有人才资源，优化现有人才结构，是解决当前一个时期队伍建设困境的出路。这首先要求基层院的管理者改变过去以任务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重视干警内在潜力的挖掘，全面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意识，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人才的成长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实现检察人才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各基层院都有部分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人员分散在综合部门，未直接从事检察业务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造成了现有检察人员的浪费，也加剧了办案力量不足的矛盾。在队伍建设导向上，应当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打破用人“论资排辈”传统，对高学历、业绩突出以及工作能力特别强的年轻干部应当加强培养，大胆任用。与此同时，应当强化从严治检的监督制约机制。让干警自觉接受、认真对待党组织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主动征求和倾听意见，发现问题，及时查纠，及时改进，防止权力失去制约而导致滥用、产生腐败。对于因公正执法受打击或遭不公正待遇的检察干警，上级检察机关要主持公道，积极协调，以解除检察干警执法的后顾之忧，保护检察干警秉公办案的积极性。

（四）加强队伍专业建设

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队伍建设需要着力培养内部人才，牢牢抓住“能人”敬业精神强、工作经验丰富等长处，大力挖掘队伍潜能，整合有限资源，充分发挥了“能人”的骨干作用。一是大力锻造中层领导干部队伍。坚持重实绩、论真才、凭公论的用人导向，坚持推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实行中层干部一年试用期制和三年任期制，对表现优秀的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对年龄较大、业绩突出的干部继续委以重任，将能力强但不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优秀军转干部安排到后勤保障部门任职，使贤者有其职，能者有其位。在“奖惩逗硬，能上能下”机制的激励机制下，中层干部的业务领导能力和岗位职责意识不断提高，在履职过程中不仅仅满足于按部就班，而是积极创新思维，结合工作实际打造特色亮点，带头办精品案、疑难案，成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敢打硬仗的中坚力量。二是善于发现培养骨干人才。制定骨干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这四项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明确条件，严格选拔，确定人才培养对象。在明确骨干人才的具体培养名单后，有针对性地加强培训，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对人才库进行动态调整。对骨干人才的培养，主要采取高学历教育、接受高层次培训、重大课题研究和安排参与办理本院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参加检察系统业务竞赛等形式。三是充分调动“50”以上人员积极性。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在工作、生活上多关心照顾，充分考虑他们的身体条件和自身特点，合理调配使用；关心子女入学、就业等实际问题，力所能及提供帮助，有效防止出现“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四是结对联系加大培养力度。院政治处专门制定了新进人员具体培养方案，实行结对培养制度，每名班子成员与一名新进干部结成对子，重点联系培养。及时了解新进干警工作、学习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突出个人特点实施个性化培养。

五、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人才需要有效的激励，人才的成长、发展、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必须着眼于将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才队伍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在规定的设置上既要体现压力又要给予动力，不搞论资排辈，更不能搞平均主义。要将职务职级的晋升跟其工作业绩挂钩，对工作业绩好，表现突出的，可以提前晋职晋级。对于工作业绩差，不思进取的，认为“无过就是功”的，则延缓晋职晋级；其次，要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研修环境和流动环境。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了要“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一个人人学习、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或团体，有着浓厚活跃的学习氛围，团结协作的团队意识，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超越创新的思想境界，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更能体现出人才的活力和价值；再次，人才是人，既有社会需求又有经济利益需求，这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动机。除了精神激励外，要设置有效的物质激励措施，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重点，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在吸引、激励人才上的导向作用，就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冯欣、罗杰文、吴文华)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 冯欣、罗杰文、吴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