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最终5篇）

第一篇：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论文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建构的批判与反思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问题，它必将被超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下，资本不断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与压迫，同时也给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掠夺和破坏，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这一基本的理论背景下，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新阐释出发，思考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他明确反对莱斯（William Leiss）式的“控制自然”理论，而倡导生态正义价值理念，并在此理念下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合理路径，从而建构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思维框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审视福斯特的生态正义理论，发现其合理内核与理论缺陷，对于更好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更好地坚持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更全面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以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前提

福斯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他认为，随着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但由于学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研究的肤浅和零碎，因而并没有系统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实质。福斯特认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本质。在开始这样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清理。由于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福斯特长期以来，都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了，这妨碍了他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态哲学观点。“我多年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我探索生态唯物主义的障碍。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最早见之于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认定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认为，从根本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一种系统的、富含深刻生态思想的世界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因而无法领会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找不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丢失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现实性与实质性意义。面对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学者，以及那些指责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即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的观点的人，福斯特明确指出：“若期待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神秘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副福斯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疑，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态正义理论之前的一个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认为，由于抽象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唯心主义看不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对自然保持高度关注，一直将自然一物理的内容视为物质存在的重要构成，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共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他直接援引马克思的话，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显然，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也就是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坚持从历史变革、制度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看待和认识生态问题。我们看到，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前提。传统的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作用，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市场体系，但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短视行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态原则的方式组织生产，而是把自然视为迎合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并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混乱，拜金主义的盛行。在福斯特看来，传统经济学狭隘的视野显然是无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后果。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根本不需要“绿色化”。马克思主义既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同时又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路径，因此，它本身就是丰富的、科学的和完整的理论。那些生态社会主义学家“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它把对生态价值以及生态形式的理解建立在与科学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这一客观事实被忽视了，那么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价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来。

正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才使他获得了关于“物质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观内容。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而且又能够将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控制有效地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不仅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而且也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从根本上带来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解成为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概念。殊不知，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从来都是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就看不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内含的关于生态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一旦被这些错误的观点主导，其中的生态思想的光辉也就没有了。

福斯特认为，绿色理论中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科学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今天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设想，要想成为‘生态主义者’，就意味着应以一种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应当放弃据说是被科学和启蒙运动业已证明了的那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的、还原性的敌对态度。从而作为一名环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培育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精神意识，甚至如有可能应当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才会将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归结于技术本身，并指责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科学技术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发源于启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态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自我设想与构造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存在的自然内容，坚持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变革、制度变化等范畴出发思考问题，并且把生态理论融入这些范畴，以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这样一种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福斯特能够站在一种很高的视野和平台上看待生态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谈论自然，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这种理论努力不能从根本上把握生态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最终动因是什么，看不到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极易将生态矛盾扩大化，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就是生态危机。这种方法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精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实践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实践也不直接等同于笼统的社会行动。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未抽象地谈论实践或者行动，实践或者行动总是在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谈论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劳动过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显然，马克思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而福斯特则直接将马克思的实践指认为一般形式上的、脱离了现实与具体内容的“社会实践”或社会行动，他眼中的劳动和实践都是没有历史辩证法内涵的。

二、以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为基本路径

福斯特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正义问题，环境问题从来都是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正义，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符合人类需求的正义。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这种政治哲学终究无法避开正义问题的纠缠。这是福斯特生态正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指认。

福斯特不但批判传统的经济学，而且批判以技术的改进来建构生态正义的路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更大规模的掠夺与破坏。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生產方式是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资本在不断积累中，实现不断地扩张，而这种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和技术，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短期行为”往往导致长期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的缺乏，导致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对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施新的生态战略，才能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在福斯特看来，有效的生态变革策略是“红绿联盟”，即走红与绿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构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生态正义。福斯特承袭了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路径，即将保护环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必须诉诸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盟。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革命必须是将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正义的生态学”。显然，福斯特的理论策略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通过人类的社会变革实现生态正义。

福斯特认为，要消除生态危机，保护自然环境，建构符合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正义理论，首要的问题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自然的地位。传统的生物平等主义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与自然在现实中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现实。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的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盲目地把人与自然的平等视为生态正义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就自然而论自然，应当在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将社会正义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选择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联盟。解决生态危机的正确的思路是，把生态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出发研究生态正义。那些呼吁所有物种平等、一味倡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靠的。显然，与以往的“深生态学”的正义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将生态正义置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视野中予以观察的，而不是将生态正义理论极端化。基于这一基本视野，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实现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为支撑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它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不公正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呼唤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逻辑的本性是剥削，这种剥削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解决诸多不正义问题，也不会带来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马克思眼中的新社会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也是能够增进人与自然合理关系的社会。

建构生态正义首先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对待自然环境的不道德行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道德，长期以来将自然当作商品买卖，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因此，建立一种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符合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生态道德十分必要。个体的道德修养当然重要，但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证个体道德修养的落实。福斯特认为：“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对待自然问题的不道德行为，坚持文化与生态的多样性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仅有道德革命是不够的。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利润、不断实现资本积累是生产的最高目标，对技术的推崇与非理性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被忽视、环境的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生态正义的建构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实行自然生态观的革命，并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仅仅从环保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保护原始森林斗争失败的事实。这一环保运动因忽视了工人的生计问题，制造了林业工人与环境主义者之问的矛盾与对立，无果而终。这次环保运动的教训使得福斯特确信，要想建构生态正义，必须使环境运动与社会运动结盟，通过斗争的方式获取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是，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个粗略的方案，至于如何开展这样的“斗争”，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方式，福斯特却没有具体展开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福斯特有推动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结盟的想法，但他并没有为这种新社会运动提供科学合理的证明。如果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环境的不正义的角度认识资本主義制度，而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经济正义的批判与思考，那么就不能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本质。

三、生态正义建构的主体寻求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下社会的核心体制，“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他们仅仅需要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已……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坊一样的生产方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一定的阶级力量，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盟是由这一革命主体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对那些主张超越阶级斗争的环保主义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与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有关，更与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有关，因此，阶级斗争的角度仍然是当前寻求生态正义的革命主体的正确思路。他指出，当代社会历史依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无产阶级在生态正义建构上的主体地位依然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在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实现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容忽视。在这个问题上，福斯特与奥康纳有一致的看法。

奥康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阶级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是环境、生态等运动中一个明显的因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与精华之处就是对于阶级斗争的坚持。在福斯特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倡导的那种与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绿色运动，不过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乌托邦。他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即是说，不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权力关系，生态正义就无从谈起。只有进行强有力的社会变革与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行动”和“物质实践”的概念，在福斯特这里就是指通过社会变革，建构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

福斯特认为，具体的社会变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会下层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主体，是因为他们不仅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而且深受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折磨。因此，环境斗争的背后有更加复杂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前并没有过时，因此，在环境正义运动与生态正义理论的建构中，革命运动的担当者也即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福斯特比那些主张仅仅依靠提高人的意识建构环境正义的环保主义者更进步。然而，遗憾的是，福斯特虽然指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革命主体的重要性，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新的革命主体应当采取何种革命策略，应当如何付诸行动。

四、结语

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重构与改造，阐释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等生态学基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思考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坚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变革，并以此建构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正义理论，从根本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福斯特拒绝像一些环保主义者和绿色运动主义者那样，仅仅在理论上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并从抽象的层面对生态危机进行抽象批判，而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思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也拒绝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坚决主张生态问题绝不是孤立的，生态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为应对生态危机，应该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组织，对其进行宣传，并提出未来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走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福斯特也未能提出具体有效地推动绿色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案。他虽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却未能真正理解“实践”一词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福斯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定位在生态学层面，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关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理论都是基于生态学角度的，仅仅靠一些零散的斗争是不能真正实现绿色革命的。这表明，福斯特所提出的不过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不确定的、外在性的斗争策略，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实质是很清楚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本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本质认识。还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眼中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是抽象的生态学领域的统一，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历史的统一。尽管福斯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批判是经验现象层面的，是把涉及这种生产方式的各种经验层面的异化现象组合起来进行的思考，而不是从私有制的社会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视角进入的，因而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由于现实历史过程的思维方式的缺失，福斯特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我们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生态正义的建构，仅仅依靠生态运动或仅仅通过政治议程、政治责任，是不能实现的。理论的不彻底性与实践的模糊性使得建构生态正义的设想只能停留在幻想层面上，也就是说，“不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当成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结果，而是当成一种主观建构性的产物，具体地说，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产生，而是从建构共识或趋向一种合法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出现。尽管我们的意图不是要因此而回归到从单纯的技术必然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产生，但十分明显的是，上述这种思路显然割裂了文化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向了文化的单面线索”。虽然福斯特提出一种新的关于生态正义的建构路径，但是由于脱离社会现实，这一路径最终只能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难以落实，归于流产。它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第二篇：《社会规则与正义》教案

《社会规则与正义》教案

第一时社会规则与正义

一、教材分析：

1、重点：制度规则、道德规范与正义

2、难点：正义的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社会合作的公平性。

二、学生分析：

1、针对的问题：初中学生对规则意识的认知程度比较低，对什么是正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2、学生的需要：了解制度规则、道德规范与正义的关系，培养正确的规则意识。

三、综合设计思路：

1、导入新：用学生耳熟能详的“超人”导入，引出正义这个话题。

2、制度规则与正义Flash《交通事故》引导学生讨论：制度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出制度规则与正义的关系。；用《盘子一定要洗七次》和探究园的事例加以比较，揭示遵守制度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以“我是个正义的人吗”引发学生自我剖析，认真填写“我思我行”，结合生活中的事例加以阐析。

3、道德规范与正义用Flash《正义的使者》阐释道德规范在人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以本中的小剧场《王莹该怎么办？》，引出道德规范与制度规则之间的区别。

4、小结升华：正义的制度规则和良好的道德规范保证了社会合作和社会生活的有效运行。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仅是一个遵守制度规则的人，而且是一个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的人。

四、教学中存在的疑问：如何用好教材资源？新程提倡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这意味着老师可以对教材进行处理。但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到底该如何把握呢？第二时

做有正义感的人

一、教材分析：

1、重点：做有正义感的人

2、难点：如何才能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二、学生分析：

1、针对的问题：初中学生一方面憎恶生活中的一些违反规则的现象，但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产生从众心理，为了自己的一时便利而违反规则。

2、学生的需要：懂得怎样做才是正义的行为，从而指导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

三、综合设计思路：前布置学生搜集中国与外国“规则意识”及其有关的内容的。以“中外规则意识报告会”的形式贯穿堂，在学生展示了成果后及时予以总结，了解国内外的一些具体事例，加以比较，引出在我们身边提倡正义感的必要性，并分别概括总结怎样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让学生在情感上加以体验，并通过老师的指导加以升华，以期对学生的行为加以影响和指导。

四、教学中存在的疑问：如何达到思想品德“践行”这个目标？这门有它的一个特殊性——转变思想、指导行为。学生通过学习虽然懂得了如何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但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却经常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样思想品德是不是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附录：

（一）盘子一定要洗七次一名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的餐馆当杂工，洗盘子。那里有这样一个规定：洗盘子必须洗七次。但这位中国留学生为了方便，却只洗了五次，这样，果然效率大大提高。和他一起的一位日本学生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出了原由，听了他的话，那位日本学生和他疏远了。有一次，餐馆的老板用特殊的测纸检测出他洗盘子时，少洗很多次，便把他开除了。他失业后便又到很多餐馆去找工作，但老板们一知道他就是少洗了几次盘子的人，便都不要他。

（二）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道德意识现象的内容之一。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普遍规律的反映，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的概括，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道德生活中的体现。道德规范源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社会实践，又高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社会实践。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规范，都是从相应的时代要求和阶级利益出发，经过概括而形成的，并用以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行为。道德规范指判断善和恶、正当和不正当、正义和非正义、荣和辱、诚实和虚伪、权利和义务等道德准则。人们能够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为，就是善行；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是恶行。道德规范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条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人们自觉行为的产物。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在阶级社会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贯彻，同现实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社会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规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肯定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不否认道德本身的继承性。任何先进阶级的道德规范总是要继承和发展先前社会中的有积极和进步作用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是最先进的道德规范。

（三）活动：手抄报——《我们身边的道德与规则》观察身边的人与事，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并结合上网搜索下载的材料，加以点评与分析，以手抄报的形式刊出，并加以展示

第三篇：正义与邪恶

正义与邪恶

——观话剧《马兰花》有感

长塘里小学五（5）班吴一航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这是马兰花的口号。前天下午我们来到了青少年宫，体会马兰花所拥有的真善美。

“喵——”几只老猫从外面来到了演播厅，在我们不到一米的距离前张牙舞爪，吓得我们失魂落魄，顿时，演播厅中多了几阵硝烟味儿。据说，这些老猫是来偷马兰花的。

之后，老猫偷到了马兰花，但守护神马郎还是把它夺了回来，让它们看清楚了老大的真面目。

这就是马兰花的真善美所在。马兰花是不会给坏人带来好运的，它只会为勤劳的人开花。整个话剧中最讨人喜欢的当然是帅气、善良和能干的马郎哥哥。他总是那么亲切、坚强、勇敢，别人有了困难自己总是第一个上前帮助的。这就是马兰花的真善美所在，这就是正义的马郎！

看完了话剧，我想起了“正义总能打败邪”恶这句话，我觉得老猫很讨厌，凶狠、贪心；马郎勇敢、能干、乐于助人；小兰亲切、善良、大方、孝顺、不嫌弃人；大兰爱嫉妒别人、胆小、懒惰、爱财如命；而小动物们嫉恶如仇、可爱、热心，看完这部话剧，我知道了：虚伪的东西肯定是会识出来的，一个人做错了事，及时改正和承认错误还不算太迟；我觉得这部话剧很幽默、有趣、风趣。

从《马兰花》这部话剧中，我体会到：善良和勤劳的人才会更幸

福。我们要学习马郎，小兰的勤劳，善良，正义，勇敢，更要像马兰花一样，帮助善良的人们。

第四篇：契约自由论文契约正义论文

契约自由论文契约正义论文：

论契约自由原则

摘 要：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于《法国民法典》，近代以来契约自由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不断实现自我修正。拟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基础来论证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统一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指出追求实质正义与追求契约自由在合同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

契约自由的法源与内涵

我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通常认为，该条原则被认定为是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该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契约自由制度首次得到全面规定并达到相当高度，正是罗马法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观念和思想。自罗马法以来，以平等和私法自治为终极关怀的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从思想到原则的转变是在法国民法典中实现的。近代以来，各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之所以在合同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是其自身的内涵决定的。众所周知，合同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运行为基本要义。契约自由的基本精神保证了市场交易

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平等主体之间交易价值的等值性。然而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垄断的加剧、失业率的增加和交易扩大导致的交易程式化，使古典的契约自由原则日益陷入无法排解的窘境：在经济地位有明显势差的交易者之间，契约自由正在变成弱肉强食的工具。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要想在市场交易主体之间实现真正的契约自由，契约正义的规范必不可少。哈耶克也曾指出：“个人的自由没有必要扩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而且政府有时甚至有责任保护个人来对付有组织的团体。”亦即要强化弱者、弱化强者的契约自由权，以弥补他们在经济上的强弱势差，实现平均正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以实现实质正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

在自由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契约自由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这一私法体系的最高准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和集中体现。契约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是契约成立的基础，契约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通过协议规定契约内容的自由，以及变更契约、解除契约乃至解释契约的自由。法律尽可能少地干涉人们的行为，成立后的契约排除和拒绝公共权力或法院的干预。

近代意义的契约自由摒弃了古罗马契约法对契约主体的多重限制、对契约形式的严格要求，合意原理成为契约法的内核，契约从形

式到内容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正义是法律通过正当的程序合理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正义首先是一种分配方式，无论是利益或是不利益，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当的，能使分配的参与者各得其所，它就是正义的。”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坚守“交易能力自由支配”信条，依自己的意志进行交易，并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公正，因而契约自由合乎契约正义的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民主政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政治保障。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下，契约自由才能充分实现，并在契约自由中实现契约正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经济基础。“经济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牵引，不仅使自身利益得以实现，而且促进了社会利益，政府对经济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实质正义对契约自由的修正

（1）现代契约法中的契约理论。

首先，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突破了契约关系必须拘泥于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传统理论框架，将契约更进一步视为分别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由于其身份受到劳动法的特别保护，消费者由于其身份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倾斜保护等。其次，诚实信用原则地位的上升使契约关系成为以诚信为基础的当事人的利益共同体。现代契约法价值取向发生了调整，由奉行绝对自由而走向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对契约自由加以限制，于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现代契约理论中迅速崛起。这种由道德规范提升而来的原则本身所蕴含的利他性与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契约自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要求市场活动主体真诚守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它有利于矫正契约自由过度而产生的弊端；它的边界的模糊性使得司法干预契约自由成为可能。正是借助这种伸缩性更大而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条款，现代契约法找到了契约规范与社会生活的切合点，使得契约秩序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公正合理的价值准则指引下，契约自由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再次，社会本位思想是现代契约理论形成的法哲学根基。进入20世纪，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及其他事务的干预，法律也从个人自由本位转为社会本位。

（2）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实质正义的实现。

对契约自由规制的方式主要有：行政手段、自律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主要表现为许可、认可、核准和监督等，是对不公平合同条款所采取之最早的规制手段。自律手段由各商业行会及消费者团体等民间组织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和受理投诉，从而取消或限制某些不公平条款的使用。法律手段是各国通用且最有效之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使用的方法，包括立法和司法规制两个方面。立法规制指国家通过立法一方面将某些条款作为不公平条款明确地写进法律当中，并规定其

为无效，另一方面法律代订某些契约条款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司法规制指在司法上，法官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利用立法上的弹性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等，对合同加以解释，从而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订入合同。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审判上的适用，标志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化，契约法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在现代契约法中的地位在于，首先契约自由仍然是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和限制改变了古典契约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独占地位，契约自由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神圣地位。其次，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发展的临界面。现代契约中的契约正义充分考虑到社会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协调与平衡，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共同发展。

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

我国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契约自由原则,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契约自由原则，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原则的地位的同时也在不同条款中以契约正义对其进行了规制。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是近代各国合同法的立法趋势。但从我国国情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看，契约自由原则只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首先,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交易中的弱者,实现交易公正,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限制合同

自由,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见,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其次,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为了保障正常交易秩序,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争议,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

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公共政策和合同自由间紧张关系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合同法中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说：“如果我们从正义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是根植于人类自然倾向之中，那么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成是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被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无政府的政治自由会演变成篡权者个人的情况，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因为契约是社会环境下的契约，而不是个人环境下的契约，所以契约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必须体现平等、公平、诚信和正义。

结语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以实现实质正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自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论述以来，社会经济和法律本身已经发生诸多深刻的变化。几十年后的今天，形式正义意味着对所有人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但这种法律和制度本身可能是不公正的，所以形式正义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正如王泽鉴老师所说：“契约自由应受限制，为事理之当然。无限制的自由，乃契约制度的自我扬弃。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史，就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经由深化和发展，从而实现契约正义的记录。”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必要限制，不是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正的回复和匡正。契约自由已越来越偏离自身价值而徒具形式的情况下，对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强制其归位，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步入其应当走向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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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正义演讲稿

正义演讲稿范文1

尊敬的各位领导，在座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今天我所演讲的题目是《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助推器”，是观测社会和谐的“晴雨表”。注重公平，我们的经济才能更加发展，民主才能更加健全，科教才能更加进步，文化才能更加繁荣！坚持正义，我们的祖国才能更加富强，民族才能更加振兴，社会才能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才能更加殷实！

注重公平，坚持正义，是我们的向往，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祖先渴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而今，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巍巍昆仑到东海之滨，举国上下，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更渴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注重公平，坚持正义，我们的党在号召，我们的人民在期待，我们的公安干警更在呼唤！

作为人民的卫士——警察，维护公平，坚持正义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是我们永恒的宗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是我们永恒的职责！理应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身作则，崇尚公平，实践公平，维护公平，坚持正义！

维护公平，坚持正义，我们必须按照政治合格，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以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明辨是非的狄仁杰，一心为民的任长霞为楷模，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以正确的舆论引导自己，以高尚的精神塑造自己，以优秀的同仁鼓舞自己，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

维护公平，坚持正义，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必须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警察，经得起金钱、美色、权力、人情的严峻考验，真正做到“金钱面前不动心，荣誉面前不伸手，办案方面不徇私，生活方面不特殊”，不办“关系案”“人情案”，更不能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巴结权贵，出卖警魂。我们必须始终维护法律权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做到忠于法律和制度，忠于人民利益，忠于事实真相，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维护公平，坚持正义，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必须顾全大局，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了社会稳定和全面实现小康，哪里需要，我们就在哪里！哪里有危险，我们就在哪里！熬通宵、战酷暑、斗严寒，我们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惩邪恶，我们更不怕！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作为人民的卫士——警察，我们必须深深懂得，“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挂在心上，做到警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正义演讲稿范文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

《党的儿女人民的法官》

穿越了鲜血与战火的历史云烟，历经了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在神州尽彩，燕舞莺翔的盛世华章中，是谁，将法律与正义之剑高高擎起，披肝沥胆，以最完美的形式，一步步走在公正司法的道路上？是谁，续写出执法为民的绚丽篇章，诠释着人民法院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深刻内涵？是党的儿女，是人民的法官！

法官，一个神圣的称谓，站在威严的审判台上，手握正义，裁断生死，人们心目中的法官该是何等的伟大!于是有人将法官视为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殊不知，他们同样尝尽了人

生的酸甜苦辣，一样的为生计奔波，一样的担心物价飞涨后，手中的一千块钱工资要掰成几瓣花！

在我们身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法官，他们中，有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刑事法官；有能调善断、定纷止争民事法官；还有扎根法庭、不辞辛劳的乡村法官；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全市法院法官默默无闻、不求名利的无私奉献精神，集中展示了法院队

伍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光辉形象。您知道吗？一位老庭长，为了给在农村的当事人送去执行款，摔倒在冰冷的雪地

上，从此只能一瘸一拐的走路；您清楚吗？一位女法官，为了给被害人年幼的儿子争取司法救助金，把自己尚在哺乳期又生病的孩子扔在医院里不管

鲁迅先生曾说过：“自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作为一名党员，法官，我们不会有那样轰轰烈烈的事迹，也不会有那样惊天动地的壮举，但至少有一点我可以做到，那就是把正义牢记脑海，把人民放在心中！

记得刚到法院工作时，一次偶然的事件深深震撼了我，使我由衷的体会到一名法官担负的责任，一名党员肩上的使命！一天上午刚上班，一位老大妈颤颤巍巍地走进来，我还没来得及招呼，她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口里喊道：“法官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扶起来坐下，她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就告诉我，丈夫早逝，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年初儿子在一个工地打工时，由于板架松塌从十几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如今瘫痪在床已有半年多，可

老板只给了500元钱就撒手不管了，还威胁说如果再去要钱，就把她上小学的孙子干掉。大妈问道“法官，我没有钱，法院会不会管那？”看着她那斑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尤其

是那双含着泪花，充满期盼与渴望的眼睛，我的心被刺痛了，我的父老乡亲啊，我要怎样做才能让法官的天平与你们心中

的那杆秤一样平衡？我要怎样做，才能让善良的眼睛不再流泪，让丑恶的灵魂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是人民的小米饭养育了党，使我们

党在90年的风风雨雨中一步一步发展壮大，90年后的今天，在民族复兴的和平年代，作为党的干部，作为人民的法官，要懂得报人民的恩，为人民办事，做一名服务人民的党员，做一名对得起人民的法官。

岁月的长河悠悠流淌，先辈的精神代代相传，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一位又一位的人民法官，始终以自己对法律的忠诚，对审判事业的热爱，手持天平，头顶国徽，演绎着维护正义、评判是非的神圣职责！他们时刻牢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根本宗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一名人民法官的誓言，履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承诺，他们始终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因为他们是党的儿女，是人民的法官！

正义演讲稿范文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古代对大同的理解，然而，青灯红豆，一叠如山，岁月的黄沙遮住了大同的完满，也让我有些看不清楚你-和谐社会。

我突然想起了王赋余案，一个底层罪与罚的正义之辩。王赋余是弱势群体的一个成员，受到社会的一种势力不公正的欺辱，最后走投无路了，就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构成了严重的刑事犯罪，不错，这与79年的蒋爱珍案十分相似，这种人命运的详细性，一方面可以看到人性中弱者反抗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我感到很可悲，过了十几年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不是孤立的.个案，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的社会让王赋余觉得在高墙内比打工还要好，因为“不受骂，不挨打，有人权。”如果弱势者权利保障机智确实或者失败，能不能把犯罪的责任全部推给王赋余？国家，社会，王赋余，如何分摊责任？当我们听到他说到：“我就是想死。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这时，我不禁要问，他为什么会这么绝望，他代表的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会这么绝望？

其实道理很简单，他的对手非常强大，甚至一个包工头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个专制君主一样，说给钱就给钱说不给就不给。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他太弱了。他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财产，没有权利么？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途径。比如王赋余去找法院，审理的时间将非常长；他去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可能也帮不了他太大的忙。那他还能不能去找别人呢？没有别人了，所以他只有自救，自救的途径不一定很有效，而且容易犯罪。

什么叫弱势群体？不是看群体人数的多少，而是看他能不能系统的表达他的声音，是不是能让他的声音教快地被决策者听到。是不是他的声音能被决策者考虑。决策者不是非等到闹出乱子了，酿成事件了，才注意到这些问题，这不是现代社会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

最大的正义就是让弱势群体享有和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其实，享有权利仅仅是个形式，享有权利不等于什么都得到了，他们可能仍然一贫如洗，但要有恩的尊严，被当做人来看待，这是最大的正义。社会注意和谐社会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事实证明，一个嫌贫爱富，只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政府，决不会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府，一个人心浮躁情绪消极工作疲倦的政府，决不会是高效的政府，一个群众有话无人听，有冤无处诉有难无人抚的地方，决不会是和谐稳定的地方。

我并非批判我们的政府，相反，我对她充满了信心，相信她必将建设成为一饿服务型，开放型，责任型，与法制型的政府，因为她一直努力，并且必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让任命觉得社会依旧年轻，依旧令人有所梦，有所爱，而不仅仅是有所赢，有所赚。而我们呢？作为21世纪建设祖国与社会的新鲜血液，我们更应该明白，肩上担子的分量，而这决不是我们生命中不能承载之中，最后，我想以一句话与诸位共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正义演讲稿范文4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 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古者决讼，令触不值”，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

“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清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说：“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二者“文虽有殊，其义一也”（《唐律疏议》）。

在西方国家的词汇中，除“law”同汉语中的“法律”相对应外，在欧洲大陆各主要民族语言中，广义的法律（法）与狭义的法律分别用两个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如拉丁文中的jus和lex,法文中的droit和Loi, 德文中的Recht和gesetz, 俄文中的право和акоН，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jus, droit, право等词语不仅有“法”的语义，而且都兼有权利、公平、正义等的内涵。

从以上诸述可以看出，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1． 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

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 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

指生产方式，尤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 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其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

三．法的价值与正义

单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一词可以有不同含义：例如，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讲，法的价值即法的评价准则。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法理学作品中所讲的价值问题就是评价准则，他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 “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中，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

这三种含义是不同的，不应加以混淆，但他们又是密切联系的。法促进哪些价值，实际上就是法的本质与目的问题，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法学家有不同的理解。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实际上是指法不仅是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同时他本身也有特定的价值。例如，一般的法总意味着某种理性、效率和秩序，而与非理性主义、不顾效益和无政府主义是相对的；现代社会的法，一般的说，意味着某种民主、自由与平等，而与专制、独裁是对立的。我们在研究法促进哪些价值时，必然会涉及到法本身具有哪些价值。法所促进的各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必然是会有矛盾的，银而就有对它们进行评价、协调、选择的问题。在研究法的价值时，不应仅讲法促进哪些价值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用以解决这些矛盾的评价准则问题。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 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四．法与正义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法是体现和实现统治阶级正义观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之后，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法的内容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法是上层建筑中法律制度的范畴，它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而且与统治阶级的正义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