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浙大研究的论文[推荐5篇]

第一篇：李约瑟与浙大研究的论文

[摘要]以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曾在1944年两次访问处于抗战困苦条件下的浙江大学，本文对这一访问的历史背景、详细经过进行了史料发掘，并就其历史意义作了初步讨论。

[关键词]李约瑟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史

一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李约瑟就以其对胚胎生物化学的卓越贡献而饮誉全球，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约瑟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的一生由此分为两个差异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为杰出的生物学家和胚胎学家为世人称颂，后半生则倾注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别感情，以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为己任。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自?“十宿道人”，因为他发现他的名字约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译音是“十宿”，以“十宿”谐“约瑟”，隐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为“李”，以与老子李聃同姓为荣。

李约瑟作为一个在国际生物学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痴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技成就，是从二战期间出使中国开始的。我国抗日战争后期（1942-1946），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经由印度飞越驼峰进入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在已经经历了6年抗战的贫困中国，亲自驾车，踏遍大后方的十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达云南洱海之滨，行程5万多公里，访问了三百余个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刘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王亚南等人。

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应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力介绍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发表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很多人到英国进修研究。也邀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工作，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的文化学术界。

由于李约瑟等人的积极努力，使中国抗战期间科学研究成果远播国外，并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他在此期间向国外发表了大量论文，极力介绍中国的科学文化。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西南的科学》、《川西的科学》；1944年发表了《中国西北的科学与技术》、《重庆工业与矿业展览会》、《中央科学合作局第一年度工作报告》；1945年发表了《中国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论文和书籍。据有关资料介绍，李约瑟从中国送往国外发表的学术成果，1943年第一年有30篇，到第二年及第三年增至108篇，其中大多数推荐到世界一流期刊，如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杂志等。（[5]，P，136）李约瑟对中国科学事业的钟情和倾力支持，给予中国科学家以极大的鼓舞，因此他受到中国科技界的广泛尊重。

李约瑟对浙江大学的访问并把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二

1944年4月10日和10月22日至29日，李约瑟先后两次到贵州的遵义和离遵义75公里的湄潭，访问当时为避战乱从杭州西迁到那里办学的浙江大学。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后期，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国内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极为困难。因此国内学术界对李约瑟的来访特别重视，将其视为一次难得的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机会，希望借此向国外展示中国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1943年1月6日，中英文化协会致函浙江大学：“英国学者陶德斯、尼德汉（即李约瑟--引者注）二氏将由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Council聘送来华作学术讲演，冀藉文化之联系加强两国之友谊，二氏约于今年一二月间先后抵达，留华期间约为一年，兹特将其详细履历备函检奉，预为介绍，希查阅为荷。”[2]

1月18日，学校收到来函，校行政谈话会成员传阅后，一致认为英国学者来访意义重大。时竺可桢校长因公出差重庆，代理校长事务的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信函上批复：“函复该会，本校欢迎两英国教授来校讲学数日。”[2]四天后（1月22日）浙江大学复函中英文化协会：“接章：贵会卅二年一月六日大函以英国学者陶德斯、尼德汉二氏将来华作学术讲演，预为介绍等由。查该氏来华讲学，本校无任欢迎，拟请其来华后惠临本校讲学，并勾留数日，先此函复，即请查照，届时代为介绍为荷。”[2]

除了中英文化协会的介绍信函外，学校在1月19日之前，又收到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致竺可桢校长的一封信，告知请二氏来华讲学一事：“按照现时假定秩序均拟请其赴，惟各项程序统须彼等到华以后始能作最后确定。”对此梅光迪批示：“应请两教授各留本校数日。”[2]

1944年4月6日，竺可桢校长接到教育部秘书室来函：“查中英科学合作办事处主任李约瑟博士将于四月中旬作东南之行，途经各地拟参观贵校；希于李博士到达时妥为招待并惠予指导协助为荷。”[2]

对此浙江大学进行了积极的准备。1944年4月10日，李约瑟从重庆赴贵阳，途经遵义，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博士作《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演讲完后，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晚上与浙大师生进行座谈。

同年10月，李约瑟再次来到遵义，并到了浙大理学院和农学院所在的湄潭。他来湄潭主要有两项活动，一是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二是参观考察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情况。本来李约瑟只计划在浙大呆四、五天，结果发现可看东西太多，就增加了访问时间。（[3]，P，791）10月22日到29日，李约瑟在浙大整整考察了８天，此间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为浙大师生演讲。24日上午9点，李约瑟在学生膳厅作《科学与民主》的演讲报告。他“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君专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而近二十年来俄国对于土壤、地质及胚胎学均有显著进步，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晚上8点在文庙，由李约瑟讲科学在中国之发展及其与欧西之比较。”（[3]，P789，）其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关于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等。

二是对浙大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竺可桢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王进等教授的陪同下，李约瑟先后参观了位于湄潭的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湄潭茶厂和在遵义的史地系。李约瑟亲眼目睹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身居偏僻山村，在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侵身、通货膨胀等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恪守“求是”校训，弦歌不辍，教学、科研正常进行，且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仅中国科学社30周年纪念会期间提交宣读的学术论文就有80多篇。他曾这样写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所有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已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植物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4]，P，497）

三是参加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1914年10月创建于美国康乃耳大学的中国科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社团，它的创始人是一群血气方刚、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这些人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留学期间听到袁世凯尊崇孔教、复辟旧学的消息，又目睹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反差，为之痛心疾首，进而奋起行动，组办科学社，出刊《科学》杂志，欲以热心青年的绵薄之力，为科学救国思想的广泛传播而拼命呐喊。这一年是科学社的大庆，原来准备在总会举行庆祝活动，但因抗战期间，社友分散各处，再加上交通困难，不得已改为各地分会分别庆祝。中国科学社遵义地区社友会10月25日上午9点在浙大文庙大成殿召开科学社年会，由社友会会长、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致开幕词，然后请李约瑟作《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专题演讲。社庆期间还有各种学术报告会和讨论会，李约瑟都应邀参加，受到广泛欢迎。

李约瑟在遵义、湄潭访问浙江大学期间，对浙大师生在偏僻的山区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浓厚学术研究氛围，取得许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十分惊叹。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三

李约瑟博士的两次访问，对浙江大学的学术研究、浙大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向全世界宣传浙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由于李约瑟对浙大的细致考察，使他发现在湄潭这个小小的县城却有这样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云集如此多的知名学者，产出这么多高水平的论文。1945年10月27日，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的深刻印象：“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为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4]，P，496）这是一位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对浙江大学的最高赞誉，浙江大学经李约瑟等人的传颂，一时蜚声海内外。确实，抗战前后的十年是浙江大学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之一。期间，在竺可桢校长的卓越领导下，浙大由一所后起的一般性地方大学，迅速崛起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全国著名大学，并且在西迁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许多居世界领先、在国际上影响重大，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子的研究等；有一批国内首创、在学术界独领风骚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学家张荫麟教授编著的《中国史纲》等；还有一批社会效益较大的研究成果，如《遵义新志》。

第二，他的来访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他为浙大师生作《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在谈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经济制度迥然不同，继封建制度之后是亚洲的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演讲使浙大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却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同时他的《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也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声音，使广大师生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此外，他的来访还给浙大带来了物质上的直接帮助。如他帮助浙大购买刚发明的维他命D精（Caleiferol），就是一例。因为在贵州，冬、秋两季阳光极少，人们易产生一种皮肤病，但又缺乏必须的药品，他带来的药品解了浙大的燃眉之急。（[3]，P，750）对他给饱受战乱的浙大师生带来的精神食粮和物质帮助，竺可桢校长由衷地说，李约瑟的工作正是中国古话所说的“雪中送炭”。

第三，李约瑟的来访也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进行了重要的准备。当时浙江大学的许多学者、教授，如竺可桢、王进、胡刚复、钱宝琮、张孟闻等都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成员，李约瑟有很多机会与他们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李约瑟写到：“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当时浙江大学疏散到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字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及李俨-最杰出的两位中国数学史家之一）和王进（他刻苦钻研冶金和化学史）。”（[1]，P，25）李约瑟博士不仅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探索中国科学史的巨大鼓励，而且也得到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中国的古代科技成就重放异彩、瞩目于世，也为世界新文明的建设注入了力量。这一过程中，李约瑟与竺可桢之间建立起了诚挚的友谊，对以后浙江大学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到：“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1]，P，25）这部《图书集成》弥足珍贵，李约瑟生前视为珍宝。此书现藏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总之，李约瑟先后两次对浙江大学的访问考察，不仅使“东方剑桥”名声远扬，而且促进了战乱时期浙江大学与国际科学界的学术交流，对以后浙江大学的国际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到访和演讲，也极大地鼓舞了浙大师生的教学和科研热情，使浙江大学在短短十年左右时间里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回顾这段历史，将极大鼓舞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更加积极地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朝着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的目标迈进，以不辜负李约瑟博士生前对浙江大学的赞誉和厚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

[2]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英国来华教授陶德斯、尼德汉二氏来校参观讲演，全宗号53·目录号1·卷号1109；

[3]竺可桢日记(II),人民出版社，1984年；

[4]JosephNeedham，ScienceinKweichowandKuangsi,《Nature》,Oct.27,1945,Vol.156；

[5]钱进，抗战时期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6]李约瑟，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科学，Vol.27，1944年第2期；

[7]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马伯英，名闻遐迩的李约瑟研究所,科学，1990年第2期；

[9]贵州省湄潭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湄潭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7年。

第二篇：浙大论文开题报告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 目 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关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专 业 工商管理 学习中心 山西省奥鹏学习中心 姓 名 李瑞瑞 学号 L20760305016 指导教师

曾传红

2009年4月7号

《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

开题报告

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1、问题背景：

近年来，中小企业发展很快，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4000万户，占全部企业数的90%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60%和40%，每年出口创汇占60%，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活力之源，世界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未来几年，我国政府在解决就业、消除收入差距等问题上承担的责任将日趋明显，对吸纳劳动力就业、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有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逐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住中小企业，也就把握了未来中国经济中最有朝气的经济主体。然而，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竞争的激烈以及其自身的特殊性，使许多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影响和制约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很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不断暴露，中小企业所获得的金融资源与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极不相称，资金紧张、融资困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该问题一直是制约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如何改进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是现阶段地方政府、金融部门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首先，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过窄，获得信贷支持少。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8月的调查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仅占1.3%。由于交易和监控成本高等原因，银行不愿对中小企业放贷。同时，中小企业因资信等级低、缺乏抵押资产、融资成本高等原因，难以得到银行资金的支持。有的银行认为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小、频率高、对银行信贷人员的要求高，银行的服务成本较高，导致其不愿为中小企业贷款。甚至有的银行只在统计和书面报告中夸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而实际操作中却并不出钱功少出钱。

其次，中小企业自有资金缺乏。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内源融资，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快速发展和做强做大。据国际金融公司研究资料显示，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分别占我国私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和26%，公司债券和外部股权融资不足1%。

第三、抵押物问题。抵押和保证是银行对信息不透明的企业提供贷款时保护自己利益的重要工具，而中小企业本身资产就较少，普遍缺乏土地或房产等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资产。第四、通过担保公司融资。融资对象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融资期限1～2年，且能够在抵押的基础上，通过借款人提供无限责任保证等给予部分信用融资，但要求企业支付保费，且按月还本。企业融资成本较高，还贷压力大，资金使用效率低。

第五、中小企业之间互相担保，申请贷款。一旦一家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蒙受损失，则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若短期内急需资金，中小企业之间就会互相拆借，或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解决。

第六、财务问题。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报表不真实可信、财务操作不规范，让银行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存在储多担心。

（二）、研究该问题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鼓励银行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商业银行也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例如在贷款当中强调一种发展的理念，试图通过贷款解决中小企业长期发展中的观念性问题，在满足中小企业经营需要的同时，使这项业务成为这个组织盈利和成长的主要贡献者，于是提出了盈利的目标和市场

规模的目标，另外，在具体对象上提出了盈利操作、投资组合增长的目标和不良率控制的目标。从资产方面提高收益，在贷款方面力争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减少损失备付和核销的比重，在评估方法方面更加注重品质，另外在评估方法方面简化了程序，在整个贷款的操作程序上大大简化，同时采取更加密集的监督和跟踪控制，另外还改进了贷款的回收办法。

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自己的经营原则，只能向符合其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商业融资虽操作简单，但一般期限较短。居民能否通过购买股票、债权等将资金转移给中小企业，取决于该企业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发行股票和债权的条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并没有明显好转，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2008年不少中小企业甚至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倒闭或清算。

（三）存在的问题：

（一）中小企业自身的缺陷

1、部分中小企业经营效益相对低下，资信普遍不高。中小企业一般具有资金实力弱、管理人员素质差、市场开发能力不足等特点，加之中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达不到规模经济性，因而会大大降低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大部分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一般处在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进入和退出的频率均相对较高。对单个中小企业来说，其经营风险较大，信贷风险也相对较高。

2、财务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规范，道德风险相对较高。一是多数中小企业会计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水平低，银行考察其真实资信状况的难度较大；二是中介机构对所有中小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核的难度较大，金融机构没有合适的渠道了解中小企业真实的财务信息；三是信息披露意识差，为了逃避税收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许多中小企业对外披露信息非常谨慎。

3、融资成本较高，银行不愿支持。中小企业对贷款需求有“急、频、少、高”的特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般要的急，多为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需求频率高、数量少，管理成本高。据统计，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频率是大中型企业的5倍左右，户均贷款数量是大中型企业的千分之五左右，贷款管理成本约为大型企业的5倍左右，客观上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二）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

1、部分银行的经营理念尚未实现应有的转变。偏好实施“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战略，盲目“贪大”、“垒大户”，经营运作仍以大企业为中心，信贷资金不断向优质大客户集中。而对于中小企业，总认为其规模较小、风险承受力较差、经营管理不规范、经营透明度较低、贷款成本高、利润率低，因而对其融资未给予足够重视。

2、商业银行机制转换方面的原因。商业银行处于机制转换的变革中，其管理机制僵化，还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贷款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的审批机制、有效的约束机制、专业化的培训机制和违约信息通报机制。其审批权过分集中于上级行，不但影响基层行贷款发放的能动性，而且因审批手续、环节过多，影响中小企业取得贷款的时效性，再加上信贷人员综合素质差等问题比较严重，还不能从体制和机制上保障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良性开展。

3、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业务创新不够。目前，银行能向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产品一般只有贷款、承兑汇票、票据贴现等，而存贷质押、仓单质押、股权质押、企业法人连带责任担保等新型金融产品相对较少。信贷品种单一，无法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需求。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存在，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至今仍对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患得患失，甚至是裹足不前，真正适合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融资模式和经营机制远未真正建立起来。

（三）其他方面的原因

1、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与结构的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一方面深度与广度不够，发行股票

与债券融资的企业过多，而目前市场规模还不能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中主板市场的融资门槛过高，中小企业几乎不能通过证券发行来进行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尚存在相当多的空白，票据市场发展仍不成熟，利率市场发育不全，市场分割和行业干预比较严重，金融压抑现象还比较明显，可供中小企业选择的直接融资渠道有限。另外，中小企业缺乏与资本市场沟通的能力。一方面中小企业主不愿意放松对企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主缺乏对资本市场的了解，不能有效地从资本市场上融资。

2、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融资服务的机构不健全。一是缺乏统一的中小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二是专门扶植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三是缺乏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性辅导体系；四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资信评估体系不健全。

3、缺乏完善法律法规的支持保障。一是中小企业立法不规范。目前，按行业和所有制性质分别制定政策法规，缺乏一部统一、规范的中小企业立法，造成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中小企业法律地位和权利不平等；二是法律执行环境不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局部利益，默许甚至纵容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法律对银行债权的保护能力低，从而加剧了金融机构的“恐贷”心理。

4、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不够。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中小企业特殊融资机制，如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日本的中小企业融资库等。这些机构一般由政府设立，并在不同程度上依靠政府资金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目前还是大企业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和政策方面的倾斜，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上的便利和优惠。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一个是世界难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等多方合作。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政府财力有限，无法向广大中小企业直接提供过多资金。因此，以市场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闲散资金向中小企业的有效配置，无疑是政策制定的主导思想。笔者试图通过分析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问题来提出相应对策。

二、论文提纲

（一）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问题提出的背景

1、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2、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融资问题。

（二）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问题现状

1、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过窄，获得信贷支持少。

2、中小企业自有资金缺乏。

3、抵押物问题。

4、通过担保公司融资。

5、中小企业之间互相担保，申请贷款。

6、财务问题。

（三）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问题的成因

1、中小企业自身的缺陷

（1）部分中小企业经营效益相对低下，资信普遍不高。

（2）财务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规范，道德风险相对较高。

（3）融资成本较高，银行不愿支持。

2、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

（1）部分银行的经营理念尚未实现应有的转变。

（2）商业银行机制转换方面的原因。

（3）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业务创新不够。

3、其他方面的原因

（1）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与结构的缺陷。（2）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融资服务的机构不健全。（3）缺乏完善法律法规的支持保障。（4）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不够。

（四）根据该问题提出的对策

1、中小企业要加强自身建设。

2、金融机构要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3、积极发展信托市场、租赁市场和典当市场，满足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多样性资金需求。

4、有效地行使政府职能，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保障。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切实发挥中小企业服务指导机构的作用。

5、通过财政建立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和发展基金。

6、建立和推进信用管理体系。

三、参考文献目录

［1］潘传宏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D］.四川大学，2005

［2］王丽娅 企业融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吴晓求 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学，2005

［4］张艳宁

［5］李晓东

［6］樊进军

［7］胡勇士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策略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 融资方式，适用第一[J].理财，2005（3）论利用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2006 论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J].甘肃科技，2006（3）

［8］张章 顾晓蕾.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局［J］.当代经济, 2006,（7）

［9］刘丽华 对我国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的几点建议［J］.商场现代化, 2006，（8）［10］阿迎萍 胡 君 浅论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J].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9）［11］张成 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思考.金融理论与教学，2007

［12］崔庆炜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研究［D］.厦门大学，2007

［13］彭伶 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讨［J］.当代经济，2008.（04).

第三篇：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财政学论文

从财政学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姓名：毛红豆 学号：14201317020323

一． 李约瑟难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产生与发展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二).李约瑟难题的解析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中国古代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体制和小农经济在初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但是后期封建专制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局限在农业方面，其他方面的技术未得到发展。同时随着西方文艺复新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生，反对君主专制，解放思想使得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用六百年左右的时间赶超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成果。我想正是中西方财政政策的差异才导致我们在后期落后于西方。

(三).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9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中国只有1．3万件。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从财政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及落后的原因，同时也要对比西方的财政政策，结合自己的发展实际，学习西方财政政策的可取之处，所谓取长补短就是如此。

“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也就是要我们反思自己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财政政策的完善提供物质基础，促进科技进步与发展，追上发达国家的脚步！

二． 钱学森之问

(一).钱学森之问的产生与发展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的疑问，也是钱老的临终遗言，非常沉重，却不容我们回避。于是便出现了11位教授联名发表了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钱学森之问的解析.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中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通过“钱学森之问”，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三).钱学森之问的启示

钱学森前辈的发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以前的我们看不到问题所在，如今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作了透彻的分析，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民主中国建立百年，却未能由纯中原本土培养出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从当初的“西学东渐”到如今的“东西互渐”，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化上逐渐恢复了自信，但是“西学东渐”我们还是未做得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要坚决摒弃的。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精神文化建设、德才兼备教育、孵化器建设、硬件建设、双向流动、规范升学入学。

如果科研经费、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也按照各类重点和各类资质的行政级别化，就可能导致学术和项目评议的科研经费、市场营销等行政分配和学术职务行政化；因此，大学、科技机构与产业化市场等领域的去行政级别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三．小结

李约瑟难题，换个角度提出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创建近现代科技，为何近代落后的我国却不能急起直追，培养出自主创新型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笔迹，却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我们的财政体制同样要思考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第四篇：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的发展趋向论文

李约瑟生前身后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这缘。昔人已乘黄鹤去，一代汉学大师李约瑟逝世有8年时间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技术史》撰著工程亦将全面告竣。于是，中国科技史界开始面对“后李约瑟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开始了后李约瑟时代的探索——促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国际化发展。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

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⑼ 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1)，pp44—52。

⑽ 甘向阳，刘建军：《数学史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pp531—534。

第五篇：李约瑟与中国科技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李约瑟难题中的语言学维度

李约瑟难题被提出之时，许多学者从各个学科的观点出发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一个国家的科技的发展也许会受到来自地理环境、文化特质、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制约。李约瑟自己也对这一难题的解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语言学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在李约瑟的时代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借助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种全新的解释，而这些研究在语言学领域其实是相当古老的，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上。

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阶段，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似乎用一句话就能回答了。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与此同义的一个词是“理性1早启”。由此形成的民族风尚就是“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2。在这种早熟的文化心理的支配下，中国人的心思聪明的使用就产生了偏向——因为中国人的理智被过早启迪的理性所压制了，所以中国人的心思大多被放到了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实践道德上，而不是将心思放在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3自然中国在以后的科技发展过程中就落后于重视理智的西方了。

初看起来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以及为什么很早就出现了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而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此之前远远领先于西方。其实这并不矛盾。中国在她的文化早期，理性并未取得完全的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宋朝以后，追求理性的儒家成为了社会的压倒性主流思想以后才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尚有一个两者平衡的时期，人们在理性的支配下还存在着一种历史使命感，所以在技术上仍然有所重视和创新。

虽然这只是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此外还有从制度差异、经济学角度、气候角度甚至形而上学来解释这一难题。我认为，客观条件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是人们固有的追求，然而中国人却总是不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上述从主观角度出发的解释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及其支配下的制度？

一、对思维的载体——语言的考察

20世纪伟大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写道：“媒介即讯息。”这看起来是一句难以理解的话。后来的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较为折衷4的观点：“媒介即隐喻。”“媒介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语言作为一种最为原始的媒介，必然也有这一特点，所以“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 1 梁先生的著作中，理智与理性有其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意义。从梁对理性的英文翻译“impersonal feeling”，结合“理智、理性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一句，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理解：理智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一种人的向上之心，它驱使人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发挥理智，而且这种驱动经常是不为一己私利的。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三、中华民族精神所在。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后之中国”，一、由此遂无科学。4 关于麦克卢汉与尼尔·波兹曼两人观点的关系，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观点存在冲突之处。详细讨论两人的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谈他们理论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两者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但是后者的说法较为温和。他认为媒介并不直接传递信息，而是在“暗示”。采用后者的说法可以缓和一下前者激进的提法可能招致的反对声。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在思维上的差异，是由两者在思考方式上使用的媒介的根本性差异所决定的。语言的差异决定了它所承载的文化被施加了不同的“隐喻”，因而人们的思路被引向了不同的方向，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心思不在此、理性早启的原因。“语言对人的主要影响施及他的思维力量，施及他的思维过程中进行创造的力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immanent）和构建性的（constitutiv）。”6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即使在天性和本质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7，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朝着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所“偏好”的那种思维方式发展。在这一环境中，所有人对于一种他们共用的符号背后蕴藏的那个概念有着几乎相同的内心对应，即他们对于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采取的是同一种主观方式以使之成为进行精神活动的质料。8洪堡特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9

二、汉语与西方语言的重大差异

两者在语言特性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汉字是“孤立语”，即以单个音节指示概念，而且这个音节和所指示的概念不会因它们在句子中处于不同位置而改变。而西方语言，包括梵语在内，都属于屈折语言，词语由音素组合而成，音素组合成的概念会因位置和语法意义的改变而改变。10汉字是通过辨认字形来确认其所指示的概念，换句话说，就是辨认一个图形的相似属性。另一方面，汉字的理解强调“模拟”这一过程，通过对一个图形的辨认，来使它在头脑中得到相应的概念。而以希腊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则大为不同。音素本身和指称的概念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由于若干个字母的精确组合才使词对应某一个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像汉字对于字形潦草的许可，西方语言要求极高的精确性与确定性，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个演绎的过程。纯表音的文字在获得它的主观性的时候，经历着大量精确的抽象思维。汉字的理解则主要依赖对图像的处理，它的特征是更大的具象性。

三、语言差异对思维的影响之浅见

汉字具象与孤立的特点使得中国人可以在段时间内对事物取得直观的认识，因而有利于早期中国人的技术进步。然而中国的进步大多体现在“技术”上，而不是在“科学”上。前者偏重的是实用——这正是汉字字形在辨认上的优点，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人们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语言意识在表述感性事物方面对清晰明确性的要求、在表述理性概念方面对纯粹的、非实体的限定性要求和分节音的明晰都是成正比关系的。11汉语没有走上西方语言这种具有高度规律的形式的道路，“智能力量就不得不在自身中寻找进一步飞跃的杠杆„„古典语体的 56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一章“媒介即隐喻”。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四章“特殊精神力量的影响：文明、文化和教养（Bildung）”。7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这一过程也正是人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将组成自己思想的概念用分节音表达出来，使表象在获得真实的客观性的同时保持主观性，并且这种语言的分节音在听话者的头脑中也恰好对应着一个几乎相同的概念，从而为他人所理解的过程。8 之所以采用“几乎”一词，是为了说明各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从宏观上来讲，这种细微的差异并不影响一种特定语言对人类思维的特定影响。9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八章“语言的一般性质和特点”。10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三章“词的孤立、屈折和粘着”。11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章“内在语言形式”。汉语具有独到的长处，那就是把重要的概念相互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语言在简朴之中包含着伟大，因为它仿佛摈弃了所有多余的次要关系。”12其实这再次解释了梁漱溟关于中国理性早启的观点，即西方人通过抽象而统一的规则完成的语言过程，中国人是通过“精神劳动”来完成的。然而这样的“精神劳动”不是在严格的形式规定下产生的，所以也不会循序渐进地由认识客观开始认识世界，而是“径直从心出发”13。在科技史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在一开始取得了较快的进步，而终于因为语言不重视精神规律，故不足以推动人们的智能力量持续地在这一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而是转向“向里用力之人生”。14

李约瑟本人对于这个难题的看法主要是与地理环境结合在一起看的。这一思考维度与语言学的维度显然是并行不悖的。但是语言的形成与何种因素，当然主要是指地理环境，具有联系，则是一个过于深奥晦涩的问题。其相互作用已经湮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几乎不可为理性所探知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绝不是在宣扬语言有优劣之分，只是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大脑所收到的“隐喻”有所不同，因而将思想的重心摆在不同方面——因为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科技的进步与否并不是衡量一个文明进步与否的绝对标准。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

12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十七章“语言之间的主要差别：以语言构造原则的纯正程度为评判标准。” 1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二章“人类文化之早熟”。1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治道与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