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浅析论文[全文5篇]

第一篇：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浅析论文

一、国际法的诞生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伴随着国家以及国家关系的诞生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往来活动，其必然会产生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包括着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等诸多牵连。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是国家之间最活跃的关系。法律关系是指国家之间以法律条约所规范的国家之间必须遵守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国际关系会受国家间通过不断协商而得出的这些原则、规则的制约。而一切凡是调整国际关系国家行为的这些原则、规则即可视为国际法，而国际法在本质上也可以看成被法律记载成条文形式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实质上，它们是由表及里的关系。

二、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国际法是鉴别和判断国际主体在进行国际行为时，孰是孰非的重要衡量标准，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是任何参与国必须遵守的一项义务，不得随意反悔与否认其效力。国际法对一切志愿加入其条约规章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拘束力，是国家间进行基本交往所应遵循的底线，确立了最基本的权利义务规范。

三、国际法在实际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全球的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调整的，国际主体在进行国际行为时，要以国际法作为一切国家活动的基本准绳，要共同一起努力实现国际间关系的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一切以国际法上条文所规定的规范内容来处理国际纠纷，随着这些年多国的不断努力，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中达成了一致共识。然而，由于国际法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条文中，它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了源自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内在因素，同时还包含了诸多外在客观困境，尤其是随着国际法这些年在实际中不断遭遇的各种新问题新麻烦的出现，使得国际法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初规范本身所规定的不足，而更为可怕的是要面对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挑衅和打击，进而形成了国际法在解决诸国纠纷的过程中所暴露出许多严重的不足。我们可以简单列举以下三点：首先，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国际政治和霸权主义侵扰下变得形同虚设。其次，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也被以上外在因素而变得无处发挥其作用。最后，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往往也是在弱肉强食的严峻国际环境下，变得更像是一场空谈。

四、关于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一些意见

关于怎样加强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际秩序，是国际上每个国家，甚至是个人所应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社会是各个国家主体在进行国家活动所共同营造的一个舞台，这是国际法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社会这个稳定平台，国际间又会变得一团混乱，弱肉强食。而相反，如果国际关系是平等互利，欣欣向荣的，则国际法在这样良性的国际环境中就会焕发勃勃生机。

首先，应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共同构建文明和谐世界是我们现阶段最应发展的方向。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从强权型国际关系向的民主型国际关系转化的过程。其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转向由世界各国以平等协商，友善共存的方式，携手一起处理国际间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这符合当今社会国际关系的主流声音，是构建和谐世界关键前提。一旦离开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化就将步入歧途，良性的国际关系将会被破坏的面目全非，进而公正友善的国际新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国际法失去了最基本的土壤，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其次，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安全、清洁的能源环境；保障人权，实现男女平等，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发达国家有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使发展中国家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权和利益，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相互制衡中促使国际社会不断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促进世界协调发展，以免造成更大贫富差距。

最后，强化联合国作用，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联合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组织，由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共同组成，代表着各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共同的意志，是国际社会舆论导向集中体现的地方。联合国大会所做的诸多决议，具有极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和权威性，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必要时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其中也包含了武力在内的军事行动。这是其他国际组织所绝无仅有的一项权利。因此，其对国际法权威性的构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一步。

第二篇：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论文_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论文

近四百年来国际法的发展，无疑是与国际关系的演变息息相关的。故而对国际法发展阶段的划分，应该以国际关系的质变为基础。虽然国际法必然要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且国际法也应当有近代、现代与当代之分，但是其涵盖的具体时间跨度并不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完全吻合，至少，那种精确地以1914年和1945年为分割点的做法并不必然是合理的。

一、近代国际法：国际法之初生 第一阶段，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国际法在欧洲产生并形成初步体系。17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兴起，神权衰落，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各个独立的国家为了利益既合作又斗争，这为国际法的分娩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而关键的偶然性因素出现在1648年。随着30年战争的爆发，德意志成为一片废墟，参战各国均损失惨重，法国与瑞典的联盟虽然取得对哈布斯堡王朝与天主教同盟的优势，但也无力再战，各国最终决定媾和。于是就有了划时代意义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签订的和约。在当时，要实现和平，就必须保持德意志各诸侯国的稳定，因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实际上也就肯定了同一时期格老秀斯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的国家主权原则，8而一个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形成，也就标志着国际法的产生。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创了以多边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强调了条约的拘束力，彻底实现了格老秀斯将国际法与神权区分开来的主张，并促进了外交关系法的发展。当然，由于这个主权国家的社会刚刚脱胎于中世纪的神权社会，实在国际法尚未形成规模并且需要依靠自然法理论发展自己，故而带有超实在倾向的自然法学就成为了主流国际法学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预示着民主国家将取代封建君主成为国际法的主体。这一时期关于国际法主体的承认与继承的问题总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际法被适用于这些问题并在这类问题的解决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并为诸多国际法制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②之后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建立了霸权，此间战争法发展较为迅速81-82。拿破仑兵败后，欧洲重新恢复了势力均衡。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以及贸易往来的增多促进了条约法与外交关系法的发展，战争的经常性与残酷性又使得人道主义法有所发展，而无论是围绕抢夺殖民地还是划分欧洲领土的争端，都推动了对国际法上领土（包括海洋与河流）制度的缓慢演化。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和会，标志着一个“欧洲协作”时期的产生，这也就为国际法展开自己的初步体系铺平了道路。可见，这一阶段，国际法的发展依附于欧洲国际关系。主权国家相继从神权中解脱，各国经常性的纷争以及总体上的势力均衡，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殖民地的开拓，使得国际法在欧洲产生并初步展开，自然法学的兴盛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法被经常性地适用于国际关系，加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同感，促进了国际争端的解决，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发展走向。这就是国际法自己的，而不是其他相关范畴的“近代”③阶段。

二、现代国际法：国际法之形成 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晚期，国际法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并在阵痛中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欧洲协作”的维持，表明各国已经自觉地、合意地运用国际法来调整国际关系。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国际法已逐渐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在美洲，美国与其他南美各国相继独立，美国发布“门罗宣言”，倡导非殖民主义与不干涉主义，希望在本国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国际法为武器维护本国在美洲的利益；在中近东，土耳其根据1856年《巴黎条约》被宣布加入“欧洲公法”；非洲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或被保护国，远东的中国、日本、泰国等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当然，此时的国际法仍然以欧洲为中心。列强进一步的资本输出与殖民，一方面导致关于领土问题的探讨的深入，另一方面引发了关于外交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④革命的频繁发生与新独立国家的成立，使得承认问题成为国际法的热点问题。海洋法、国际河流、外交关系法、战争法、人道主义法、以及关于中立和庇护的法律制度都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条约法的发展。以国际行政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出现，预示着主权国家垄断国际法主体资格时代的结束。仲裁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兴起，不仅表明国家对运用国际法解决国际问题的认同，而且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上

述发展都是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强而产生的，同时国际法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随着实在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的激增，国际法的框架已经基本成形，某种意义上讲，自然法学已经完成了其催生国际法基本框架以及形成初始的实在法的任务，一个实在法的繁盛时期即将到来，相应地，实在法学逐步取代自然法学成为主流的学说。当欧洲各国之间的实力不平衡发展到临界点之时，对主权的过分崇尚以及对以武力维护国家利益的过度依赖，使得“欧洲协作”失去作用，并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而国际法也由此首次遭到重大挫折。阵痛后的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的上述弱点，开始致力于集体安全机制的尝试。⑤1919年《凡尔赛和约》总结了国际法发展的经验教训，赋予了国际法很多发展和创新。其中，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使集体安全制度初现雏型，朝着康德所倡导的“永久和平”⑥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常设国际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的出现则为国际争端提供了司法解决的新途径。同时，《凡尔赛和约》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正式表明了实在国际法从欧洲区域性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为普遍性的全球国际法。10《凡尔赛和约》保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一定时期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旨在保障和平的条约得以缔结。⑦ 二战的爆发，不仅带给国际法更大的挫折，而且将集体安全制度的主要缺陷暴露无遗。战后，国际社会再次总结教训，制订了《联合国宪章》，成立了联合国，形成相对而言更为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此时，国际法的中心已经迈出欧洲，两个超级大国取代欧洲列强掌握了国际法发展的主导权。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突破了对国家责任的传统限制，标志着战争法和人道主义法的发展，预示着国际刑法的产生，而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对保障人权、惩罚国际罪行的关注。《宪章》本身以及联合国体系自身，都是国际法的重大发展。冷战的开始对联合国的正常运作和国际法的良性发展造成了阻碍，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越发频繁，国际法全面展开自己的体系乃是大势所趋。非殖民化运动使得第三世界作为独立力量出现，其结果是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法内容与形成机制的改良。除此以外，联合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大会或安理会决议以及其他活动，促进了国际法几乎所有部门的发展。⑧国际法院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可见，这一阶段，国际法与全球国际关系形成互动，尽管连续遭受挫折，但是仍然逐步形成为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尽管仍然不乏质疑，但是国际法已经至少在理论上被国际社会接受为普遍适用的“法”。⑨在实在法学的影响下，适应于迅猛发展的国际关系现实，实在国际法数量激增，几乎每一个国际法部门都实现了条约法与习惯法的融合。这反过采又加强了国际社会的法治理念，促进了国际交流的深入，加快了国际社会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法的“现代”阶段。

三、当代国际法：国际法之成熟 第三阶段，从冷战后至今直至未来，国际法形成较为完善的成熟体系，显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很多学者都赞成或使用了一个“当代国际法”的概念，287-379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个“当代国际法”比起“现代国际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体系上也缺乏突破，只是于细枝末节之处增加了实在国际法的数量或范围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当代”概念就只能表示对我们自己目前所处时代的一厢情愿地强调而已。其言下之意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很重要，所以要比之前的“现代”更进一步，但是历史并不一定会同意我们这种假定的进步。我所指的“当代国际法”阶段，是一个国际法较为成熟与完善(perfect)，而不仅仅是有一个较完整(complete)⑩体系的阶段。这意味着国际法将改进上一阶段中的诸多弱点，很多时候将不再仅仅是口头上的法律，将从纯粹的工具转变为有独立价值的理性规则。在这一阶段中，国际法有机会也有能力较好地调整国际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与此同时，国际法学，尤其是作为国际法的本体论的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必将经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两大学说将再次融合，(11)为国际法走向成熟与完善提供支持，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创造条件。之所以以冷战的结束来划分这个阶段，是因 为这确实意味着一次国际关系的质变。(12)列强势力均衡与两极争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由一个单独的、兼具最强大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新式霸权主导的国际社会；[11]经济全球化进展迅速，世界各国相互的依赖性加强，国际社会组织化倾向加深；科技、文化等“软权力”因素逐渐主导了国际竞争，国际交流通过网络实现了光速化„„所有的这一切社会变革都要求国际法做出回答，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国际法并不一定、事实上也的确没有能够适时地做出正确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适应于当代社会的“成熟”的国际法体系目前只是应然，它也许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自己的改造与否定，但是这一过程尚未完成。那么，步入新世纪后，我们对此应该做些什么？

四、国际法在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必要性：对挑战的回应 尚不成熟的国际法对冷战后急剧发展变革的国际关系的不适应，使得国际法在很多问题上处于尴尬境地。国际社会有了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但是在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时安理会均被绕开，集体安全形同虚设，所谓“美国例外主义”(US Exceptionlism)、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等践踏国际社会合意、强调大国单方面利益与意志的反国际法思潮日益嚣张；国际社会建立了其引以为傲的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与壁垒层出不穷；国际社会以IMF为国际金融秩序的支柱，但是东南亚、俄罗斯、南美均不能避免遭受金融风暴的洗劫；国际社会希望以国际协调方式定纷止争，但是在霸权的干预乃至侵略之下，中东动荡不止，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甚至霸主自己也不能幸免；(13)国际社会关注全球变暖，但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却宁愿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也不放弃丝毫本国私利；国际社会希望防止军备竞赛并缔结了《核不扩散条约》，但是最大的核国家不仅连该条约的义务都未完全履行，更是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明确反对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而正式启动NMD计划，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国际社会倡导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但是不论是“蛮荒”的小国还是“文明”的霸主，都时时暴露出反人道的丑行，(14)而“人权、人道”更是常常被用作侵犯主权、干涉内政乃至军事打击的借口。放眼世界，有了层出不穷的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有了数不胜数的国际组织，有了汗牛充栋的国际法专著，可以说，实在国际法已经相当繁荣。但是进入新世纪，面对着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经济全球化、恐怖主义、滥用自卫权等诸多问题，国际法没有能够担负起应有的责任。[1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际法在有的领域发展顺利，而在有的领域却踯躅不前，甚至倒退，国际法的“巴尔干化”已经日趋严重，国际法已经陷入发展危机中！由此可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把“国际法不成体系(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引起的危险”作为一个长期议题来讨论，是非常及时与必要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52届会议报告》第9章A，1）。如果国际法在新世纪不能做出否定性的突破，不能适应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那么国际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公信力就会急剧下降，国际法就有体系分崩离析、完全沦为霸权工具的可能。(15)诚如福克所言，现在对国际法最根本的质疑，不是国际法是不是法，而是大国、尤其是美国会否依照国际法约束自己的行为。[13]针对美国近期任意妄为，玩弄国际法于股掌的做法，布彻南(Buchanan)等欧洲学者批评说，美国政府意欲摧毁国际法大厦中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组成部分，而又不愿意承担帮助锻造一个新的、令人满意的关于预防性地使用武力的法律框架的义务；那些手握促进国际社会法治资源的国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从而导致了令人失望的结果。[14]克瑞斯基研究后发现，美国已经找到很多的正式或非正式方法来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掌控法律内容又不受法律约束，这令很多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看起来不像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而更像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16]作为美国学者中的异议派与少数派，乔姆斯基(Chomsky)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华盛顿认为它有权决定的任何事情，它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它至多在言辞上有所缓和或采取

一些相反的姿态；美国所期待的联盟成员只是那些言听计从的支持者，而不是平等伙伴；如果不诉诸理性、法律和各种条约规定的义务，国际社会未来的前景可能会相当严酷。[16] 值得玩味的是，当代主流的欧美国际法学者已经开始有规模地讨论美国的霸权是否改变了国际法的基础、以什么方式改变了国际法的基础、是否应该以及怎样维持美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问题。[17]这表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国际关系的巨变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飞跃带来了契机，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为本国或本国所属的国家集团提供智力支持，使后者能够继续掌控国际法发展的脉搏。无疑，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那么新世纪国际法发展的主导权就又将完全落入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之手。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仍然采取如今所“流行的”、“便捷的”研究方式，惟美国之学术马首是瞻，仅仅消极地等待着美国学者提出新的国际法理论给我们学习、翻译与移植，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试问，一个享有有史以来最强大霸权的大国，一个滋长着不受制约的超级权力倾向的大国，真的能够带给国际社会足以依赖的、理性的国际法理论吗？科技的先进性就一定意味着理论观念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吗？

（二）可能性：对机遇的把握 此次国际关系的质变，也夹杂着诸多进步因素，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进步因素的作用更为明显。只要国际社会把握机遇，充分利用这些进步因素，就可以尽快促进国际法的否定性发展。尽管美国已经建立起单极世界，但是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多级的力量也在逐步发展中；尽管目前的集体安全机制已经不适应于“一超多强”的时代，然而对这一机制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且改革已经进入实际筹划阶段；尽管超级大国滥用自卫权的行为一时难以遏止，然而国际社会对践踏国际法的行为进行了普遍的声讨和坚决的斗争，增进了国际法制理念，防止了国际法公信力的下滑；尽管片面的现实主义做法依旧盛行，“文明的冲突”之类的论调此起彼伏，然而主流国际社会已经不得不重视与非主流文明的沟通和对话，世界的多样性得到承认；尽管各国依然为了利益而争斗，然而经济全球化令他们的利益总体上息息相关，零和博弈逐步让位于双赢或共赢局面；尽管很多时候依然要靠实力说话，然而愈益发达的国际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平的表达机会；尽管某些国家出于私利游离于全球环境保护与禁核框架之外，然而“可持续发展”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有关的国际协调仍然在前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世界的团结与中国的崛起，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因素。除此之外，国际法学的发展也能够为国际法的质变提供支持。从格老秀斯算起到现在，国际法学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沉淀，目前，有很多学人针对国际法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问题，作了或正在作积极的探讨。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将成为国际法学实现质变的积蓄力量。而国际法学的飞跃，尤其是其本体论的否定性发展，必将为在新世纪中摸索前进的国际法提供有力的支持与指导。注释： ①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终通过签订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解决；波兰王位继承战争通过签订1735年《维也纳和约》解决。此外，自然法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调整上述国际关系的法律，比如1667年法国对西班牙的“遗产战争”就是“根据古老的法律”发动的。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②法国大革命至少影响到人民主权、不干涉原则、领土、内河通航自由、海洋自由、外国人地位、人权、庇护权等国际法律制度。参见费尔德曼、巴金斯著，黄道秀等译：《国际法史》，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8页。③显然，这里我分享了多数学者关于“近代国际法”的概念，但是我们对于“近代”的主要特点及其划分是有不同主张的。下面的“现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概念的使用也存在相同情况，特此说明。④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卡尔沃条款”的有效性问题。对此可参见周鲠生著：《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页。⑤战后广大人民渴望和平，欧洲各国精疲力竭，理想主义者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并积极推动之，终于令 巴黎和会通过建立国联的决议。⑥康德早在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中，就提出要建立永久的和平的国际联盟来永远地结束一切战争。See 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Company，Inc.，1957。⑦例如《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洛迦诺公约》、《巴黎非战公约》、《和平解决争端总议定书》等。⑧这至少包括：国家承认与继承规则的演进，与国籍法有关问题的发展，条约法与外交关系法的更新，领土规则的根本变化，海洋法的突破，外空法、南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法的出现等等。⑨关于国际法是不是“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其发展程度问题，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国际法作为与国内法不同的范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一个法律部门，世界各国也都承认其拘束力。⑩国外学者在形容当前国际法的体系时也多是使用“完整”(complete)，而不是“完善”(perfect)这个概念。See H.Lauterpacht，The Function of Law，Oxford: Clarendon Press，1933，pp.51-135。(11)早在1625年，格老秀斯就将自然法与实在法融合在一个国际法体系中，而四百年后，两者再次融合，一切从形式上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显然这一次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与意义。See 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London: Oxford，1925。(12)人们对这个充满未知与变数的历史阶段有各种不同的称谓，比如“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等等，而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当代”。参见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8页。(13)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歧视和压制，使得自己遭受到“9.11”恐怖袭击，而在其攻占伊拉克之后，针对美军和美国平民的恐怖袭击也长期不断。(14)虽然美国加入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有关条约，其国内的《多国作战联合条令》等法令也专门规定了“战俘待遇”，但是2011年5月以来，驻伊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行被接连曝光，人们不得不对“人权斗士”自己是否尊重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表示极大的怀疑。(15)正如斯托尔所批评的，在那些仅凭单方面行动不足以获利的贸易领域，美国确实推进了多边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但在那些它有能力以单边行动实现目标并且它自己希望维持这一能力的领域，美国就一直不愿接受多边规则；美国所采取的是一种工具主义的进路，只有当需要时才会选择多边法律规则。See Peter-Tobias Stoll，Multilateral Achievements and Predominant Powers，Michael Byers and Georg Nolte edited，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467

第三篇：国际法论文

论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的关系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几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损害生存环境的影响已不仅得到了现实恶劣的后果的回馈，也如人们所预见到对子孙后代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的破坏。国际环境保护的刻不容缓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如何在兼顾环境利益与主权利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护人类共同的利益”已成为研究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一个宗旨，两个原则”是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关键字：国际环境保护主权原则人类共同利益国际环境保护原则

一、概述

（1）什么是主权原则？

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主权国家的存在，是国际法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按照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涵义，每个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和对外事务，对内意味着最高权，对外表现为独立平等权。（2）什么是国际环境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开始不断增多，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开始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1968年通过《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养护公约》，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在此之后，又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外层空间、海洋环境、大气层等敏感部位的保护的国际条约。除了国际条约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国际司法和仲裁案例都对国际环境保护做了重要的阐述。国际环境保护已成为了国际性的课题。

二、冲突与协调

（1）传统的主权原则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冲突表现

A绝对冲突；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一种绝对性、排他性的权利，在一国的范围内具有至高无上性，而它的存在给国际环境保护的需求留下了很小的余地，从权利本身而言，国家主权的行使是不受外来意志干涉和不容侵犯的。关于国境环境保护的条约、国际习惯等都在从形式上制约着这种国家意志的自由的行使，尽管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归责原则正在逐步的确立中，但这种国家责任的制约使得主权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不“小心翼翼”。B 相对冲突；发展中国家自二战后迅猛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从技术、法律等方面在发展中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走上了先污染的道路。随着国际环境危机的加深和人类认识的提高，发展中国家逐步接受了共同承担保护人类环境的义务。但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与环境保护在表面上存在这冲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担心“环境殖民主义”的阴谋，另一方面，又担心接受国家环境保护类条约的约束会制约眼前的短暂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并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都运用到环境保护的项目上。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有了普遍的共同认识后，仍然对严格的国际环境保护政策和标准有所保留。这是国家对内主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2）两者的协调——新原则的产生

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国家主权与环境保护之需要的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各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不尽一致甚至冲突。因此协调绝对的主权原则和国际环境保护需要一个大前提，需要随时能兼顾两者利益又能在关键时刻分清轻重缓急，权衡利益之上，应当遵循的是 人类共同的利益。且不论“地球村”的论述，也不管“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只有一个地球”这样的论断，单是现代深刻的、不胜枚举的国际环境危机已经让各国在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的时候有多觉悟，这种觉悟是深深植根于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一个群体对自我保存的意识的延续和害怕毁灭、种族不得保全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将国家主权原则适用在国际环境保护中，产生了新原则，即国际环境保护原则，具体来说分为

1、国家环境主权原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3、国际合作原则

4、预防原则5.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三、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的关系的内涵 一个宗旨：人类共同利益至上

“首先是人类的生存，也是组成生物圈的个人和民族可以在尊严和自由中过一种物质上满足的生活”“人类共同利益”概念的提出，是国际环境法在国际法面临的挑战的新内容，是突破主权原则的有力的利刃。国家的职责就是国家将行使源于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源于主权权利的职责，这是未来人类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共同的利益”本身也是具体的，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斯德哥尔摩宣言》中也指出“为了保证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所有国家的环境政策应该提高，”而不应该损及发展中国家现有或将来的发展潜力，也不应该妨害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

“两个原则”：国际环境保护原则与主权原则并存 在国际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中，不能忽视主权原则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冲突。尽管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萌芽的国际环境法具有的是’r软法”的拘束力，其设置的环境保护的规则中，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环保技术以及国内立法。对于技术薄弱、意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大了他们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的难度。国际环境保护原则的出现在弥补差距、平衡南北利益、平衡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方面有着很深远的意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持续发展方面的财政和技术援助的义务以及发展中国家负担起相应的环境保护的义务使得国际环境法现实可行性极大的增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环境法对现阶段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瓶颈仍然存在，在短期不会消除。谋求国际环境保护的一致性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短期内南北差距不会消除，在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危及全球化和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现象的存在，使得瓶颈制约严重。2008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被外媒认为的“最大外交灾难”并非无稽之谈。在平衡利益的时候，主权原则往往占据上风，力量的博弈不断的揭示着主权国家们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盲目掌控。所以，在当今现实的背景下，作为各国本身，对主权原则的坚持不可放松。将主权原则在各国协调后，统筹分析，在不危害本国主权中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让渡出一部分空间，同时将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实现共存。

主权原则与国际法环境原则的并存，具体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各行为体将接受统一的环境保护规则和管理规则，采取更加密切的合作，遵循可持续，共同有区别的原则。增强对国家环境损害责任的立法。在国际环境保护原则的规范下，各国的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等其他的主体，也承担着维持秩序、调节经济和协调社会发展的职能。这些调节形式(主体)跟政府组织相互依存，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协商和谈判，通过合作的形式来解决各个层次上的冲突问题。

（2）国家仍将是全球环境治理最主要的行为体。离开了国际社会的主要主体-国家，空谈“治理”与保护，只是无源之水，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其他主体所不能承担 的责任。国家的主权的对内处理内政外交至高无上，对外享受平等独立权都使得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强制力使人类社会有组织、有条理的走上环境保护的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李耀芳：《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第5卷第1期 王铁崖

328-334 张炳淳论绿色贸易法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2001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2001．11．15-17·福州)论文

刘佳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中国海洋大学 [法]亚历山大·基斯，张若思编译；‘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l页。

第四篇：国际关系论文

朝鲜半岛核危机与中国的现实选择

摘要：朝鲜半岛形势错综复杂，朝美历史积怨和制度歧见积重难返，双方围绕核问题展开的政治外交手段一度将朝鲜半岛推向战争边缘。中国与朝鲜是邻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朝鲜核问题利益攸关，对待朝鲜计划应有自己的态度，立场与主张，采取自己的政策和做法，对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朝鲜半岛问题 中国政府的立场及战略依据 六方会谈

朝核问题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复杂的热点问题之一，从20 世纪90 年代迄今为止的十几年间，朝核问题波折迭起，危机不断，在经历了种种反复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原点”。〔1〕朝美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东北亚的韩日中俄各国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多层次的外交努力，时至今日朝鲜核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东北亚地区出现动荡乃至战争的危险还存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需要耐心和智慧。

一、中国政府关于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及战略依据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为：“国家外交政策应当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2〕中国政府对朝鲜核计划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第一，中国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二，中国不赞成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4 年朝美签署的核框架协议各方应切实执行。第三，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第四，朝鲜方面的合理关切也应该得到解决。第五，我们希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朝鲜核问题早日解决。

第一，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考虑。首先，从东北亚地区安全考虑，要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就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一旦爆发朝美战争，中、美、俄、日、朝、韩都得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卷入其中，东北亚地区就会陷入混乱。稳定对于中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朝鲜半岛是中国东部安全的战略屏障之一，朝鲜半岛有核武器无疑会威胁中国的安全稳定。

第二，从经济利益考虑，朝核问题导致东北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战争，这必然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同韩国、日本、朝鲜、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以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朝鲜的核危机，则必然导致东北亚地区局势动荡。会严重危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的经济利益。

第三，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朝鲜半岛是中国制衡美国的战略缓冲地带，是制衡美国遏制围堵中国战略的筹码。倡导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政治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反对在经济上制裁朝鲜，确保朝鲜现政权不被美国颠覆，就可以使朝鲜半岛继续保持制衡美国的战略缓冲地位，这符合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二、中国处理朝鲜核问题的外交努力

中国和朝鲜有着传统的亲密的友谊关系，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此起彼伏的几次朝鲜核危机，危及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这是一种我们必须面对而且必须有所作为的挑战。从朝核危机出现以来，为了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积极地展开了外交斡旋，中国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进行协调，沟通协商，敦促各方保持冷

静，促成“三方会谈”，“四方会谈”，“六方会谈”，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避免事态的严重恶化，使朝核危机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受到各方以及世界的好评。

第一次核危机爆发之后，整个朝鲜半岛笼罩着紧张氛围，一些悲观论者甚至担心美朝必有一战。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就发挥了积极作用。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举行峰会后发表中俄联合声明，一方面促朝放弃诱发新一轮国际危机的核开发计划，同时也要求美日恢复与朝协商，以化解半岛紧张局势。在中俄韩的共同努力下，朝美双方举行了多轮艰苦谈判，最终于1994 年10 月在日内瓦达成了两国的核框架协议，即《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为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2003 年8 月27 日至29 日，由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参加的关于朝核问题的举行了“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北京“六方会谈”最终成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主要运行机制。中国在六方会谈机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协调各方的作用。

2006 年10 月9 日，朝鲜半岛第三次核危机爆发。在中国的多方沟通协调努力下，从2007 年2 月再次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于2007 年10 月达成的共同文件〔4〕。朝鲜于2008 年6 月提交本国核计划申报清单，美国随即启动将朝鲜从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除名和终止对朝鲜适用《敌国贸易法》的程序。

参考文献：

〔1〕郑继永，〔韩〕都允珠.试析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 题及其发展〔J〕.国际政治研究，2005，（3）：39.〔2〕〔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徐 昕，等译.王缉思校.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 争〔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3.〔3〕郑继永，（韩）都允珠.试析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 题及其发展〔J〕.国际政治研究，2005，（3）：41，42.〔4〕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共同文件（全文）〔EB/ OL〕.新华网，2007-10-03.

第五篇：国际关系论文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针对南海问题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且一以贯之的政策，其在频发迭起的南海争端中实际上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 的态度，在有关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也更多倾向于表达“不支持任何一方” 这样一种表面上中立实则模糊的立场；而对于中国的主权诉求，则主要是以“中国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总体的战略需求作为衡量标准，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时而“消极默认” 时而又“积极抵制” 的所谓“灵活态度”。不过，这种“机会主义” 态度也并非毫无约束，而是始终被规制在来自战略层面的高层设计之内，与美国总体的对外战略需求保持着高度一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演变，美国南海政策指向中的主要战略对手曾先后被确定为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冷战结束之后又将其主要矛头指向了正积极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中国，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尽可能阻止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战略区域，而围绕该海域的任何争端在各个时期的情势发展以及美国据此所采取的政策，都仅仅属于一种具体的战术问题，都不可能与这一总体目标相违背。

2009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挑事端，致使该地区安全局势急剧升温。在这一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迹象。2009年3月9日，美国防部就“无瑕号” 在南海海域执行搜索监听中国海军潜艇任务时与中国船只发生对峙一事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船只骚扰美国海军在“公海” 执行任务。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上明确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 与“国际利益”，而且大谈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011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所谓的“示强行为” 进行“谴责”，主张美国应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直接介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纷争与摩擦。2012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南海局势发展中的“对抗性言论、资源开发分歧、胁迫性经济行动，包括使用障碍物阻止进入黄岩岛周边事件不断升级”表示关切，指责中国“提升三沙市行政级别以及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警备区之举有违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歧的原则，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2013年7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声称中国为“改变领土现状”，在钓鱼岛周边及南海“威吓和动用武力”，继续就南海和东海问题向中国施压。

需要指出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并非一项孤立的个体政策，其在结构上从属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体系，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总体布局。鉴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对于中东地区投入战略性关注而相对忽视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延伸和巩固”，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便致力于修正“布什主义” 的外交理念，并通过积极推行所谓“巧实力”外交实现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诸多突破。

相对于东南亚政策的调整，近年来美国南海政策的策略性导向背后更为宏观的背景在于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尽管该战略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出于对自身经济竞争力乃至整体国家实力不自信而产生的一种保护性的自然反应，但被普遍认为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一次重新定向”。按照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的说法，该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塑造亚太地区的行为和游戏规则，保证国际法和惯例得以尊重，商业和航行的自由不被违背，新兴大国同邻国建立信任感，保障通过和平而非威胁或胁迫的手段解决分歧，以此来促进美国的利益”。

从奥巴马政府公开的对外政策宣示来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所谓“国家利益” 集中于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确保南海国际航道的自由与安全通行；二是确保美国油气公司在南海的经济活动不受干扰；三是确保其对该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不受损害。相对于这些显性的具体利益诉求，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背后有着更为隐性的战略利益考量，实际上它既与美国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 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

毋庸讳言，南海问题已经成为继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经贸问题之后中美之间争执和博弈的一个新热点，这不仅加重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也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增添了许多新的变数。在围绕南海问题的多方博弈中，对于越南和菲律宾等争端国而言，它们显然希望在争夺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能够更多地如愿以偿，这就必然与中国的利益诉求产生冲突，为此，它们欢迎美国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在本地区的存在，以达到借美国的力量压制中国进而从中获利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要依靠美国来抗衡中国，因为它们在对中国这一强大近邻感到担忧的同时，又都渴望享受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而且，没有哪个国家甘愿成为美国实施其战略的“棋子”。同样，对于美国来说，它之所以介入南海争端，更多的是想利用那些同中国有矛盾的国家来平衡中国，以使自己在同中国的博弈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而不希望看到该地区再次陷入冷战式对抗的泥沼，更不会接受被菲律宾、越南等国绑架而同中国走向军事冲突这样的后果。尽管目前美国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获得了暂时的“战略优势”，但这种“优势” 更多的是以刻意掩盖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为前提的，一旦深度介入这一地区，各种矛盾也难免不会随之凸显乃至激化。

对于美国来说，尽管南海争端的任何结果都不会显著增加其国家安全，但它肯定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声望”和“权威”，并努力确保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能够为亚洲提供“可以信赖的美国力量”。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也必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并努力确保未来南海问题的处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