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瘟疫灭亡的明朝论文[5篇模版]

第一篇：被瘟疫灭亡的明朝论文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的传染病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也。

第二篇：明朝灭亡学习心得

公司logo 《几十万满族人怎样灭掉拥有两亿人的大明王朝》学习心得

中国历史上的大明王朝从公元1386年建立到1644年被灭亡前后经历将近300年。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算的上是存在时间较长的王朝了。关于大明王朝的覆灭原因，在历史上也是存在很多的争议的，有说是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的；还有说是被大清的八旗子弟所推翻了；还有说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所至，总而言之说法不少。读完《几十万满族人怎样灭掉拥有两亿人的大明王朝》这篇文章后，也专门在网上查阅了一些正史和野史资料，结合个人的理解，总结出大明王朝的覆灭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是时世局变的必然，也是因果关系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综合原因所制。内因和外因都站了相当重的分量。

外部因素

一、天灾人祸

崇祯时期，北旱南涝，天灾严重，农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而朝廷对此并不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也是不闻不问，甚至变本加厉的对农民盘剥，这是导致起义的导火线。

二、关外部落统一

明朝末年，外族努尔哈赤势力越来越强大，25岁时已经基本平定了关外的各个部落，实现了部落的统一，而且加强了中央集权。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

三、农民军起义

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力量强大，各地起义风起云涌，难以对付。特别是闯王一支，人数众多，战略得当，抚民安民，深得人心，当时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关边，内地镇守城池的兵力有限，加上政府内部管理混乱，各地农民军起义纷纷聚集。因为满清当时在战略上牵制了明朝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这才导致内部镇压起义兵力不足，闯王这支军队才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打破北京城。

四、长期两线作战

1.明朝自开国以来北方就与蒙古人作战，开始还能占到上风，后来就被蒙古人压着打，连皇帝也被俘虏了去，如此打了两百年，明朝国力损耗很大，与蒙古人签订了《隆庆和约》，赔了不少钱财，边境才稍微安宁一些。谁知蒙古人刚消停点，女真人又兴起，从此明朝直到灭亡，也没有缓过气。2.明朝建国之初，南方东南沿海就有倭寇骚扰，虽然规模不大，却着实让明朝头疼。到了明朝中期，倭寇势力坐大，深入江南各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幸好明朝有个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作战，日本人才渐渐收敛。日本人消停了点，西洋人又趁虚而入，占了澳门、澎湖、台湾。此后明朝直到灭亡，也没能驱逐西洋人。

3.明朝从建国之初，其正面北方先有蒙古，后有女真，成为明朝的大敌。而在明朝的背后南方，先有倭寇，后有洋人，是明朝的隐患。终明一朝，始终陷于南北夹击之下。

内部因素

一、皇帝昏庸无能

明朝后期，皇帝多是荒淫无能之徒，有好道教的，有沉溺女色的，甚至有喜欢当木匠的。皇帝是封建国家的主心骨，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昏庸，势必会导致下属跟风，导致朝纲败坏，国本不固。

二、官场腐败

明中后期，贪官横行，暴吏无数，他们瞒上欺下，贪得无厌，残暴至极，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导致民变，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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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宦官专权

明中后期，皇室嫡亲香火不盛，接位的多是小皇帝，这样，导致内宫宦官有机可趁，把握了朝廷大权，甚至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这些宦官多是残暴、荒淫之辈，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杀忠臣，刮民膏，还勾结敌国，是明朝灭亡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无可战之师

明后期，军队装备差、纪律差、统帅也多是无才无能一辈，根本就不是闯王及大清军队的敌手。总结：

如此之大的明朝之所以灭亡，一部分在于对外部因素的影响，一部分是在于内部的管理，就像一个企业一样，崇祯政府其实并不是无所为，能够搬到魏忠贤，说明他当时也是满怀意志，想扭转落败的局面。然而在搬到阉党专权后，因为政府没有制定长远的战略计划和明确的实施步骤，朝中又党争不断，结合管理者性格原因，崇祯帝对朝政开始失望。为此，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制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然而宦官当道，致使好多的有才之人得不到实用。如果他能用好像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这样的人物，军事部署也不会严重失当，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明王朝灭亡所带来的反思

如果把明朝看作一个市场的垄断企业，综上所述，明朝灭亡有以下原因

1.企业战略不明确

1)未制定清晰的战略方向

崇祯年间，这个企业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原市场，有数以百计新崛起的农民企业和它在竞争，其中最具威胁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家公司；在东北，新兴的满清公司也在迅速蚕食它的市场。所以当前企业的头号问题是制定清晰的竞争战略，消灭中原和东北的竞争对手。

2)企业定位不清楚或未将愿景落到实处

对于一个企业制定战略时，首要问题是战略定位，这个定位既指对企业自身的定位，也包含对竞争对手定位。这个企业在一开始就在这方面犯了错误，首先企业对自身的定位不清，始终没有认识清楚当时明朝实力衰竭、体制僵化、政治能力和军事战斗力低下等一系列内部问题，不具有两线作战的能力。其次，企业无法对对手清晰、差异化的定位，不管是李自成、张献忠，还是满清，他统统视为反叛者，没有考虑过谁是最致命的威胁者，谁是次要威胁者。在错误的定位下，崇祯的企业一直奉行剿灭一切竞争对手的战略，这种没有差异化的战略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于没有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给了对方联合搞垮自己的机会。

2.执行力严重不足

在决策层战略失误的情况下，明朝的战略执行也存在极大问题。1)管理层管理能力低下，监督变成指挥

出于对带兵武将的忌惮，明朝一线的最高指挥官往往是“不知兵”的文官，在实际作战中，他们既不知如何指挥，也指挥不动武将，没有“将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隔阂与内斗，这是管理过程中的第一个错误，这直接导致了一线战事的节节失利。2)一线执行层的执行能力弱

上至州府、下直县衙、基层管理者多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朝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差，对农民起义军和满清军队往往都是一簇击溃，对待老百姓倒是一群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在这样的 公司logo 企业文化下，这样的军队不仅不能击败对手，而且只会官逼民反，将百姓变成起义军，造成李和张的队伍日益壮大。

3)错误的管理机制使得战事愈加恶化

崇祯直接插手前线战事。他依据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派下去作监军的宦官，大多数宦官都不懂军事，他们向上汇报的情况带有极大的个人偏见，而且揣摩着崇祯的喜好来汇报，直接影响了他的判断。最为典型的是松山之战，战役之初洪承畴的策略是稳守，诱敌出击，再寻找战机，可是崇祯只看到明军有13万之多，没认识到清军的战斗力远高于明军，主动出击无异于自杀，再加之监军回报主帅胆小畏战，因此他屡屡严令洪承畴主动出击，洪迫不得已出战，果然明军一战即溃。

从崇祯政府的战略失误和明朝灭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战略对于企业和组织的成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受到决策者个人、企业的体制、文化、组织制度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企业对战略的制定也受到体制、文化等因素深深的约束。

从这层意义而言，决定企业成败的根本因素在于产生战略的根源体制和体制蕴育出的文化，改变体制才是解决竞争组织的根本之道。因此，打造基业常青的企业的根本之道在于企业开始建立权利与责任对内、对外都能相互平衡的体制。

2016年2月

第三篇：《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明朝为什么

会灭亡

对于明朝灭亡，起初我很不理解，因为从兵力上看，清兵只有二十几万，李自成军队有一百多万，但明朝却拥有二百五十万大军，而且还有关宁铁骑、秦兵和天雄兵这样厉害的兵种。后来我一查看地图才发现，自从皇太极占领辽东一带后，明朝的很多地方已经失守了。

如果朱棣（不是崇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儿子）不迁都到北京，还待在南京的话，明朝也没戏。因为当时的河南闹灾荒，李自成在那招了十三万兵马。这给明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再看兵种，皇太极的骑兵跟明朝最厉害的关宁铁骑实力相差无几。李自成的兵种虽然不厉害，但是崇祯时，收税太多，导致很多人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

后来明的二百五十万大军败退，在南京建都（李自成在跟清军斗，当时没顾得上南明）。小福王坐了皇帝，统治南明。这位小福王，其实就是福王的儿子，而福王就是万厉的儿子，为郑贵妇所生，万厉极为宠爱福王，但由于他不是太子，就封他个福王的称号。福王特别爱吃，都有三百多斤了，他还是个守财奴。这位小福王跟他爸爸差不多，都十分昏庸。所以左良玉不干了，这么烂的主，他可不想跟着卖命。于是左良玉兴趣了造反的大旗。

再说皇太极灭了李自成后，军队实力更加强大，在皇太极和左良玉的攻击下，南明最终灭亡。从朱元璋到南明灭亡，共计二百九十九年。

第四篇：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就晚明的形势而言，未必没有“事在人为”的余地。但崇祯皇帝念兹在兹的是要一个“万全之策”，害怕风险，绝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果只能坐等亡国。

姚雪垠。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文革”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崇祯皇帝既然意在“抚议”，对坚持要与满族军队作战的官员也就非常反感，觉得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们一定是在效忠朋党。于是乎这些主张与满族作战的官员不免处处受到掣肘，要么是战死，要么就是因战败而被处死。这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准备为朝廷尽忠的将军，在面对强敌时变得更加贪生怕死。

崇祯皇帝面临的另外一个无奈，就是军费的入不敷出。明朝的军国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赋税的能力，在崇祯时期也已达到了极点。然而，无论剿匪，还是抵抗满族入侵，都需要不断地增加军费。为此，崇祯皇帝不得不寄望于皇亲国戚能带头捐献银两，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令他气愤的是，那些承平时享尽了皇家恩泽的朝廷亲贵，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极点，他们宁可与自家的窖藏金银同生共死，也不愿为大明皇朝的生存贡献财宝。无论皇帝再怎么称孤道寡，再怎么晓以大义，都于事无补。可见，家天下虽然有家天下的好处，但当人们效忠皇帝的心没有了，心里便再也容不下这个国家和天下。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竟忽略了那时明朝内帑里还存放着几千万两白银和大量黄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动用内帑储积，但崇祯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见，崇祯皇帝同样是个要钱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儿；而那些不肯捐献银两的皇亲国戚，确实也有些讲不出口却说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对臣下请求动用内帑贮银，向来抱有敌意。万历的时候，朝廷还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请求动用内帑储积。姚雪垠先生只写明朝皇亲国戚的守财奴形象，而隐去了崇祯皇帝本人的守财奴形象，其实忽略了明朝历史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当“家国一体”走到了极端，皇帝本人其实也是有家而无国无天下的。

大顺起义军死灰复燃而演为燎原之势，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后向西夺取西安，之后便将进攻的矛头直指北京。眼看着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却对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码的感应能力，只是幻想着军事上能有奇迹发生。他的这种幻想，总是以一厢情愿的“如果”开始。而随着幻想一次次的破灭，崇祯皇帝还是看不出自己众叛亲离的绝境。以至于唯一能使他死里逃生并重整旗鼓的迁都江南，崇祯皇帝就是走不出这一步。

说到迁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认为，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几次动了迁都西安或开封的念头。但迁都西安后水陆运输要耗费大量民力，开封又是“四战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南京，并在家乡安徽凤阳兴建中都，作为调剂南北的枢纽。然而，明成祖夺取帝位后，就定下了以“燕邸”为北京的基本国策。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运河，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问题在于，蒙元虽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军事上仍保有相当强的实力；朱棣迁都北京，使首都“孤悬绝北”，等于将蒙古的军事威胁放大了数倍。迁都之后，无论是北京城，还是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一切军国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长。所以，仁、宣之际，曾一度计划回迁南京。不巧的是，当时的南京正处于非常频繁的地震之中，从洪熙元年到宣德五年的六年之中震了五六十次，迁都的计划当然只得放弃。英宗兵败土木堡，蒙古瓦剌部兵临北京城下，于是迁都南京的舆论又起。惟瓦剌大兵压境，南迁走水路已无可能，走陆路则必为蒙古铁骑所追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于谦率领下固守北京，以待天下勤王。于谦在太监金英的支持下，誓言再有建议南迁者杀无赦。从此，迁都就成为明朝议政的禁区。

“神京北峙，而财赋全仰于东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讲的是明朝迁都北京后，为通漕而耗尽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上挹东南而注西北的情况。另一方面，那时无论是京师，还是边境的物资和徭役需求，也不免就地加强征发，以至于明朝北部和西北部，“丁（壮劳力）丁著役，年年当差”，留下他们的妻儿在家种地缴税。自古以来，明朝的北部和西北部的农业一直唯水利是赖。绵延不绝的黄土，从华北高原一直覆盖到东边的大海，其土质有着天然的肥力和良好的吸水性，只要有适当灌溉，即便一二年不施肥，也会有较好的收成。但是，经过唐末、五代，乃至金、元接二连三的战争破坏，这一地区的水利普遍废弛。由于自然地理和黄土土质的原因，这里的土地经过垦耕，如果没有水利排灌，必定是“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雨水适中的年份则少之又少。但是，壮劳力尽被征发，兴修水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有明一代，这里的人们甚至已经忘掉了还有水利这么一回事，农业生产年复一年地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大片的土地荒着也没有人愿意耕种。说到底，京师不南迁，明朝北部和西北部的社会生产就难以恢复，而东南地区承受的重赋也不能减轻，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就不会有转圜的余地。可惜的是，迁都之议既已成为政治上的禁区，明朝就只能守着北京，先后面对蒙古、满族的严重军事威胁，耗尽天下的人力和物力，成天担心着的就是亡国。崇祯年间，山、陕和河南地区的连年大旱，造成了大量饥民，使得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大量兵源，从而形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崇祯皇帝并不是没有想到迁都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历史形成的惯性，却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那些敢于公开建议皇帝迁都南京的大臣，在朝廷上遭到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官僚的抵制。这些反对迁都的人，似乎是被当年瓦剌兵临北京之际的于谦、金英等人附了体，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重复着那些国家根本重地不可移易的老调，但他们真正惦记于心的，却是他们的田产和宅院不能随他们南迁；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和其他浮财南迁不仅露富，沿途也难免遭到兵匪的打劫。对于这些人各自心中的“小九九”，崇祯皇帝不会看不透，却也无可奈何。也有大臣折衷地提出，让皇太子先去南京，一旦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半壁江山。但这样的“折衷”，崇祯皇帝却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皇帝或者担心自己到时候会像唐玄宗那样，被太子遥尊为“太上皇”；或者担心自己会像徽、钦二宗那样，免不了从此把大好江山让给了同姓的其他子孙；或者担心皇太子日后竟成他人之傀儡。这些历史的教训，启示了南迁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使崇祯皇帝干脆放弃了南迁的念头。他仍旧沉湎于“如果”怎样，幻想奇迹的出现。这使他对固守北京，又有了些希望。此时，崇祯皇帝已失去了理智，以至于皇后提醒他“我们在江南还有一个家”时，他竟厌恶和警惕起后妃、外戚的“干政”。

总之，崇祯皇帝的心态，早已完全不正常了。因为对朋党的猜忌，他把一切逆耳忠言，都看作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因为害怕风险，明明已身处绝境，他也决不敢去冒哪怕是些微的风险，而一定要求万全之策。他总是向二祖列宗祈祷，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宗的事，希望祖宗保佑自己不遭天谴。平心而论，明朝亡国的原因，是早在万历年间都已齐备了的。万历以后明朝国祚的延续，都是上天的眷顾，但崇祯皇帝却抓不住机会。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明朝在万历十五年之后，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已是颓势毕露。首先，首辅申时行为弥合文官集团之间因党争而造成分裂的努力失败了；由此，他企图消除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不信任的努力也一概归于无效；明朝在政治上从此陷入了越来越白热化的党争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其次，因为党争，像戚继光这样在张居正执政时得到重用的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意味着明朝重振武备的努力的失败。再其次，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僚，被视为迂腐的典型，仅仅摆在官场上做样子；李贽这样有新思想的人又被视为异端，为道德所不容，最终无可奈何地在狱中自杀；朝廷上所有的争论，也都以道德为名，成为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倾轧的武器，成为一场“道德的灾变”。那时候，张居正改革的惟一遗产，就是对全国田亩的清丈，大致做到了对天下田亩的“履亩而税”；由此，明朝的赋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顿，赋税征收总体上比较平均了，国家始能通过大范围的平均起税来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在于，赋税征收基础的扩大，如果仅仅是方便增税，只能刺激国家对社会的压榨不断强化；而自以为府库充裕，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只能是弊上加弊。这样几十年得过且过地下来，从万历末年开始，无论是东北方面的满族入侵，还是西北方面的饥民造反，对明朝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征了辽饷征剿饷，征了剿饷再征练饷。这些累年加征的总和，最多时一年竟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这都是正赋之外的额外加征，对山西、陕西、河南地方连年大旱下的农民，除了逼他们起来造反，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求活的路了。

第五篇：论瘟疫与电影(总结论文)

论瘟疫与电影

中医1203，张潇尹（512010103550）

瘟疫是古人对于具有巨大杀伤力的传染性疾病的俗称，其大规模流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总的来说，瘟疫的来源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是感疫疠之气造成的。《素问•本病论》称温疫。在《丹溪心法•瘟疫五》中描述瘟疫的症状有：“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大约在一万年前左右。瘟疫从另一方面来讲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定居和农耕阶段，很多野生动物被驯养成为家畜，在与家畜长期密切生活和接触过程中，一些家畜身上携带的病菌转移到了人类身上，家畜的疾病由此也成为人类的疾病。据美国社会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统计，人类与狗共有疾病六十五种，与牛共有疾病五 十种，与羊共有疾病四十六种，与猪共有疾病四十二种，与马共有疾病三十五种，与家禽共有疾病二十六种。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上流传的几种瘟疫几乎全来自动物，如麻疹来自牛瘟，肺结核来自牛，天花来自牛痘，流感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和狗，恶性疟疾来自禽鸟„„。这些原本寄生在动物身上的病菌转移到人身上后，经过适应和变异就发展成为典型的人类疾病，人口的增长和定居社会的兴起促进了这种疾病的传播，由此而造成了我们称之为瘟疫的传染性疾病大流行。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各种瘟疫无数次地侵袭人类，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

在我上本校 “瘟疫与电影”的选修课之前，我所对瘟疫的了解仅来自于电视，报纸，书本上对瘟疫的知识，并且认识的是不全面的，而我大部分对这样的重大的，具有强烈致命性的传染疫病认识是从一些电影中，现在我将介绍几部电影。我最喜欢的诸如这样的电影就是《生化危机》系列（如今已上映了5部），这部电影是根据同名的一款游戏拍摄的，是由保罗·安德森担任编剧，米拉·乔沃维奇等主演的科幻、动作、惊竦电影。第一部《生化危机1》于2002年上映。其后又先后推出了《生化危机2：启示录》、《生化危机3：灭绝》、《生化危机4：战神再生》、《生化危机5：惩罚》。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地下的科学实验室由安布雷拉（保护伞）公司下属的——“蜂巢”里，数百名遗传学、生物工程学专家正在进行一项科学研究，他们在多年的精心努力之下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病毒——T病毒（可能是会投入到军事研究中，也就是拥有一只“不死”的军队）。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内部原因，这种病毒被秘密的泄露，并且突然爆发，迅速在整个地下研究所传播着，而超级计算机“火焰女皇”为了控制病毒不让其外泄到地面上，将蜂巢全部封闭，病毒很快感染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然而，队员们很快发现这些工作人员们并不是真正地死去了。他们现在已成为徘徊在蜂巢内恐怖的丧尸。人们一但被他们咬伤或被抓伤就会受到感染，甚至立即变成丧尸。女主角爱丽丝（乔沃维奇饰），曾是一名安布雷拉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在病毒泄露之后，她就开始了保护人类，防止病毒扩散的行动，并且在行动中结识了许多没被感染的通道中人，她在第5部的电影中曾说过：“If you don't try to save a life, you won't save any!

（如果您不尝试挽救一条生命，你就保护不了任何东西！）”。

当然，生化危机系列电影中的各种变异的怪兽，如第一部中在地下室的金属罐中的“异型”，和第二部中马丁被抓走后，被实验室改造成的“复仇者”，以及那些恐怖的“丧尸”等等，都是整部剧情的夸张点所在，与我们现在生活中的瘟疫爆发并不相符，但是却源于我们历史上的各种大的，甚至足以毁灭整个城市的瘟疫的流行。这样的电影还有《世界末日》，《活死人黎明》等。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某种方面也可以说成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历史上，有名的重大死亡瘟疫的爆发有1348—1666年，在欧洲一直被称为“黑死病”的淋巴腺鼠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1520年，墨西哥因西班牙人进入发生天花病，造成300余万人死亡，在此后的50年内，墨西哥因为天花又丧失了近2000万人；1611年，君士坦丁堡大遭鼠疫之害，死亡20万人；1826—1837年，欧洲发生霍乱传染病，仅1831年就死亡90万人，共死亡数百万人，1840—1862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20余年；1851—1855年，因肺结核流行，一年内就5万人，共死亡25万人；1863-1875年，世界霍乱流行持续达10年之久，仅1866年东欧就死亡30多万人，死亡人口超过千万；1892—1899年，1923—1925年，第六次世界霍乱大流行，死亡千百万人；1917—1919年，世界流行性感冒夺走了印度1300万、美洲50多万和非洲与欧洲无数人的生命，计死亡2500万人；1924年，印度再次发生霍乱，死30万人；1926—1930年，印度天花造成惊人的疾病灾害，死亡50万人。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人类的社会历史中，各种各样的疾病是总是在伴随着人们的，并且也是不断地适应发展中，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不计其数的瘟疫中，传染性最强，治病速度最快，波及范围最大，杀伤人畜数量最多的，首当其中的就是——黑死病，天花，鼠疫和霍乱了。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据了解其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而“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的人死于黑死病。同样的疾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关于这些疾病的异同仍有争议，但是其致命型态似乎于18世纪消失于欧洲。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痳疯病患。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The Decameron）之中所描绘的一般。14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事件，刚开始被当时的作家称作“Great Mortality”，瘟疫爆发之后，又有了“黑死病”之名。一般认为这个名称是取自其中一个显著的症状，称作“acral necrosis”，患者的皮肤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变黑。而黑色实际上也象征忧郁、哀伤与恐惧。黑死病的发病以及致病过程对人类的整个生存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就犹如黑色的死神一样，在人间游荡，所到之处好像暗夜的降临。

天花（Smallpox），是由天花病毒所致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是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繁殖快，能在空气中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天花”由此得名。天花距今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这一点已被考古学家所证实。他们从西元前1157年去世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木乃伊的脸部、脖子和肩膀上，都找到了患过天花所造成的外形丑陋、皮疹发作过的印迹。经考古学家和古代病理学家研究，认为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现在所找到的最早的一个天花病例。据此推断，早在西元前1161年，天花开始袭击埃及。约西元前1000年，商队把天花从埃及带入印度。根据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推断天花大约是在西元1世纪传入中国。但是，在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彻底消灭。这是世界上，人类首次消灭的第一种大型的传染性的疾病。

霍乱(cholera)，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由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污染水和食物而引起传播。临床上以起病急骤、剧烈泻吐、排泄大量米泔水样肠内容物、脱水、肌痉挛少尿和无尿为特征。严重者可因休克、尿毒症或酸中毒而死亡。在医疗水平低下和治疗措施不力的情况下，病死率甚高。霍乱的传染源是病人和带菌者。轻型病人、隐性感染者和恢复期带菌者所起的作用更大，隐性感染者可多达59%～75%。霍乱的两个生物型均可经水、食物、苍蝇以及日常生活接触而传播。水型传播是最重要的途径。因为水最易受到感染者排泄物的污染，而霍乱弧菌在水中存活的时间较长（一般5日以上，可长达数十日），被污染的水可使许多生冷食品受到污染。食物传播的作用仅次于水，霍乱弧菌在食品上的存活时间可达1～2周或更长。1972年曾有国际民航机上食物被污染引起40余名乘客患霍乱的食物型暴发事例。日常生活接触及苍蝇的传播作用也不可忽视，但其传播能力远不及前两个因素。

诸如这样曾经爆发于世界各地的大型的传染性的瘟疫，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它们每爆发一次，都会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政治的作用巨大，也还对经济，文化产生影响，甚至对于人类自身也有影响。

瘟疫对于政治而言，在朝代的起伏和变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古代中国的各个朝代，各个皇帝所追求的就是——天顺民和，国泰民安。所惧怕的一则是上天不顺，将天灾降于人间，其二就是人民的起义，但是，归根结底，农民的起义的首要推动因素就是天灾。如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他在位三十五年（一三三三年至一三六八年）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十二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死人无数。到顺帝后期，几乎每年都有一场疫病。一三六八年朱元璋部将徐达兵逼大都，顺帝北走，元亡。到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天灾频繁，农民起义不断，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许多地方流行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瘟疫一场接一场。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山西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崇祯十四年（一**一年）江苏吴江爆发疫情。崇祯十六年（一**三年），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崇祯十七年春，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主要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不久便毙命不起。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死人无数。同年，京师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惨状。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两天死亡；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就死。崇祯十七年，明亡。清朝末年也是这种厄运，疫病流行频繁。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其中十九年有疫病，宣统帝在位三年，其中两年有疫病。当时主要疾病是霍乱、鼠疫和疟疾。一九零二年，京津地区霍乱流行，死人无数，“有以顷刻死者，有半日死者”。这年黑龙江 瑷珲出现严重的霍乱转筋，半个月后，“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每日死亡有七、八百人。一九一零年鼠疫在东北流行，并传染到关内一些地区，死人无数。如出一撤的是，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与瘟疫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罗马帝国时期，瘟疫频仍，它周期性的爆发不仅导致了罗马帝国人口的大量减少，当瘟疫消退，城里百分之四十的人死亡，在此过程中经济的衰退，政治的混乱，军事实力的下降及帝国战略的转变，而且推动了基督教的兴起和壮大。这些都加速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乃至人类的历史。

诚然，疾病肆虐，人类不可能的坐以待毙。人类社会也在发展，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攻克着疾病。于是，医学，微生物学，病毒学等等的一些学科，在历史中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相如巴斯德，塞麦尔维斯，李斯特，虎克等等的伟大的科学家也在时代的怀抱中孕育而生，他们致力于对疾病的研究，不断地证明着新的理论和解决着新的问题，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无法衡量的，他们拯救者人类自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水平也在日新月异，人们对疾病的了解有了可喜的变化，如今的世界是不断战胜病毒的世界。就如同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在形容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的破译速度时这样的话语

一样。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科研人员仅用十几天时间，就确定和破译了“非典”病毒的基因图谱，并开发出检测仪器。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人类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已处于了上峰。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也越来越强。20世纪人类迎来了大规模战胜疾病的曙光。资料显示，1921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脱颖而出；1928年，世界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应用于治疗；同年，一种治疗百日咳的疫苗诞生；60年代伊始，麻疹疫苗研制成功；到了70年代以后，人类战胜传染病的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相继被消灭，乙肝疫苗培育成功，不少长期肆疟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死亡人数一直在下降。那种疾病一下吞噬数千万人生命的时代几乎一去不复返。人类摆脱各类疾病束缚的速度正日益加快。这种趋势随着当代高新技术的应用，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病毒变异是很正常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例如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发生变异，因此每年都要制造出新的疫苗进行预防接种。比如乙肝病毒，长时间使用一种抗病毒药物，病毒就会发生变异。”上海同济医院感染科田德英教授认为。由此可见，病毒变异并不是可怕的事情，而是人类历史中常见的事情。当然，由于病毒的不断变异，迫使人类更需不断地探索与病原体斗争的新方法和新技术。30多年来新发现的传染病已近40种，几乎每年都至少有一种新传染病被发现，所以20世纪最后10年被称为“疫苗10年”，大量新型疫苗正在不断地应用于临床，仍然不能永久性地阻止病毒的出现。

由于病原体变异、人类自然环境及社会行为改变等原因，近年来全球传染病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如结核病、血吸虫病等过去被控制的“老”传染病都有上升的趋势。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全球贸易活动、远程旅行的频繁，以及气候变化等，新传染病会不断出现，未来也同样如此。”德国负责疾病监控与公众健康的权威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副所长赖因哈德·布格尔教授这样认为，他说，一些病原体为了适应人类抗生素的攻击、环境的变化、空气的污染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异。例如1992年10月～12月，在印度的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和孟加拉国南部发生了大范围的霍乱流行，先后有20万人发病。结果检测到的霍乱弧菌是以前根本没有见到过的一种新的类型。它可能为01群霍乱弧菌0基因突变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传染病的出现主要不在于致病原发生突变，而在于环境的改变，即正是人类的活动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人们闯入新生物圈和修建道路，导致这些病毒和病菌在大量人群中迅速传播。一系列新传染病相继被发现，已使人们认识到，尽管已经处于上峰，但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将永无止境。面对病毒，我们拥有的还击手段。控制传染病的关键环节是尽快地有效地切断“传染链”，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副所长赖因哈德·布格尔教授布格尔说。“不光是在医院内，而且对于病患的家属和其它可能的接触者都应该实施有效隔离，并加强观测。”他指出，在此背景下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充分认识新传染病的危害性，提高防治的自觉性也很关键。布格尔认为，加强公众对传染病的认识非常重要。他说，如流感在最严重的时候曾一年内导致了德国境内数千病例死亡，这是因为许多人对它还是没有认识。

所以，瘟疫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瘟疫的本质与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医学生来说是必须的，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