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论文（小编整理）

第一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论文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第二篇：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邻法的关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邻法的关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即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然而，市场经 济体制下有很多其他的法律制度也可以调整市场竞争行为，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 他很多法律制度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与反垄断法、民法和知识产权法则有着更为 密切的联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同属于竞争法范畴，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互为补充。但 另一方面，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

1.二者的差异。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差异首先在于它们的不同立法的，继而是执行它们的不同程序和不同的执法机关。从立法目的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反对经营者出于竞争目的，违反市场交易中诚信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因此，它首先保护的是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善意经营者的利益，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追求的价 值理念是公平竞争。

反垄断法则是从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出发，目的是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者，以便使 交易对手和消费者在市场上有选择商品的权利。根据反垄断法的理论，只有当市场上出现了垄断或者垄断趋势的时候，政府方可干预市场，干预的目的是降低市场集中度，调整市场结构。因此，概括地说，反垄断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是自由竞争，目的是保障企 业有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提高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的社会福利。

正是出于不同的理念，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关注企业在市场上相互竞争的行为，目的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所关注的则是排除竞争的行为，如竞争者之间的协调行为，或者大企业的合并，目的是防止市场上形成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局面。一个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如竞争者之间商定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因为这个行为没有损害任何竞争者的利益，从而不会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另一方面，不正当竞争行为如假冒商标或假冒专利，这些行为因为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结构，不会减少市场上竞争者的数目，反垄断法也不会把它们视为是违法行为。

当然，反垄断法中也有关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特别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如禁止这种企业的搭售行为或者价格歧视行为等。然而，反垄断法制止这些行为不是因为这些行为不公平或者不正当，而是因为这些行为会加强行为人已经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恶化市场竞争条件。因此，反垄断法关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则只是针对那些拥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企业。

2.二者相互补充。有些国家或者地区把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合并立法，如匈牙利1996年修订后的《禁止垄断和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法》以及台湾1991年颁布的《公平交易法》，这首先是因为二者都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都是为了推动和保护竞争，从而有着相同的经济政策，即都是禁止企业以不合理的手段谋取利益，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尽管一个是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个是反对限制竞争行为，但这两种 法律制度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首先，一个国家有条件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其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生 活中存在着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经营者就不存在自由订立合同的可能性，也不会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向谁销售，都是由政府计划事先规定了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订立合同的自由，自然不会出现虚假广告或者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有了自主经营权，它们相互间有可能展开竞争，从而才会有谋求经济利益甚至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动机。因为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是国家颁布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因此可以说，反垄断法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 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也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配合和补充。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反对垄 断，而不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企业就可能会滥用它们的自由竞争权利，随意侵犯其他企业的正当权益，或者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限制竞争和反对不正当竞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市场经济体制下既然会同时出现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就会成为一对双胞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 是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

3.交叉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不仅互为条件，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交叉存在.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这些行为之所以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因为它们是不合理的市场行为。但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如果真正达到损害市场竞争的程度，行为人一般都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这些行为从而可以被视为限制竞争的行为，或者垄断行为，受反垄断法的制约。台湾《公平交易法》中关于转售价格协议的第18条以及拒绝交易行为和歧视行为的第19条，也是这种情况。它们虽然在该法中被视为不公平交易行 为，但这些行为同时也是垄断行为。

即便在竞争理论高度发达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也存在交叉情况，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的总则性规定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和第20条的规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如果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以对市场竞争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且无重大的合理性，损害其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能性，或者提出有效竞争条件下不可能有的报酬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对处于相同地位的交易对手不合理地实施不相同的交易条件，或者拒绝竞争对手以适当的报酬进入自己的网络或者其他基础设施，这些就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第20条也有类似规定，如第1款规定，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或者企业联合组织，不得在同类企业通常均可参加的商业交易中，直接或者间接地不公平地阻碍另一个企业，或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况下直接或者间接给予另一个企业不同于同类企业的待遇。上述条款都使用了“不合理” 或者“不公平”等字眼。这些词语即便在德文上，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通常使用的“不正当”一词也没有实质性差别。这即是说，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和第20条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条，即可被视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从而是 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从适用法律的先后次序来说，垄断企业或者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行为应当适用反对限制竞争法。即便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对限制竞争法中都有关于市场竞争行为的规定，但后者是专门针对垄断企业或者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行为而制定的。德国联邦法院已在某些限制竞争的案件中适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联邦法院的这些判决受到德国很多法学家的批判。

如依蒙嘎教授（U.Immenga）指出，判定一个行为的 “不合理性”（Unbilligkeitsurteil）和判定这个行为的不正当性（Unlauterkeitsurteil）是一样的，从而不能说这些案件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但这些案件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会损害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立法目的。

德国联邦法院甚至在1999年还出现过在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件中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情况。虽然不能评说这些判决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可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 法在保护竞争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方面相互起着补充性的作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民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民法的关系可追溯到法国法院1850年依其民法典第1382条对不正当竞争案件所作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法国法院首次使用了“不正当竞争”这一概念，法国民法典由此也被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母法。时至今日，法国法院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基本还是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1383条关于不法行为的总则性条款进行判决的。

德国1896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专门法，与民法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最初，这部法律只是规定了一些对市场竞争特别有害的行为，如误导性广告、诋毁竞争对手、假冒商标、窃取商业秘密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得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26条和第823条第1款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以弥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漏洞。即便1909年德国在其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了总则条款，德国法院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决仍有适用民法中禁止侵权行为规定的情况。与适用总则性条款的情况相比，适用民法侵权行为法的主要是一些不存在竞争关系的案件，如抵制交易以及淡化商标的案件。此外，即便一个行为是以竞争为目的，法院也不是绝对排除适用民法。法院在很多案件中都要考虑，适用不正当竞争法的某一规则不适当的时候，适用民法的相应规则是否比较适当。这特别表现在时效的规定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停止侵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自请求权人知悉有关行为以及有关义务人之时起6个月内消灭诉讼时效。然而，德国民法典第852条规定的诉讼时效则是3年。如果一个反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也符合民法典中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例如一个诋毁竞争对手的行为既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的构成要件，也符合民法典第824条的构成要件，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认为，该案件不应当由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具有竞争目的就可以适用一个期限较短的诉讼时效。由此看出，德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至今与民法还有着密切的联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目的是调整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反垄断法、民法和知 识产权法在这方面也起着相互补充的重要作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民法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民法一样，都是调整平等当事人的关系。具体地说，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很多是明显的侵权行为，特别是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这个法律实际上也是调整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民法中的其他制度一样，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4条中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表现为行为人不正当地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这些行为除了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可以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特别对那些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作出规定的行为，如淡化商标的行为。这种行为不是出于竞争的目的，而是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可以通过民法中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来处理。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民法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民法对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受害者可以提供更大的保护。如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

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排除损失。这条规定对企业名称权的保护程度显然大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3款的规定，因为该条款提供的保护只是为了避免引起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最后，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除了第20条，几乎没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就得依据民法通则，特别是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然，也不能把反不正当竞争法简单地视为民法。因为从功能上看，反不正当竞争法 已不再是民法上的侵权行为法，单纯保护竞争者的合法权益，而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中心，成为调整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而规范经营者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制度。从60年代国际上掀起消费者保护运动以来，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如瑞典设立了市场法院，凡涉及市场竞争和消费者保护的案件全部由市场法院一并审理。此外，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关来看，就更不能被视为是民法。因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执法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属的公平交易局，该机构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主要是行政查处，这就使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一定的公法色彩，体现出国家的公权力。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

有人说，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也有人说，知识产权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些说法虽然不对，但都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很多涉及知识产权法的内容，如第5条中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行为，第10条中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被视为知识产权法。另一方面，无论是专利法、著作权法还是商标法，其出发点都是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专有权，制止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违法使用这些专有权的行为。因此，知识产权法在保护合法权利人的同时，必然起着保护公平竞争和维护竞争秩序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知识产权法可以被视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密切关系，也可以通过 1993年10月颁布的我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得以说明。1992年初，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我国政府不仅提出要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规定保护知识产权，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承诺将在1993年7月1日前按照备忘录规定的保护水平向立法机关提交法律草案，并尽最大努力于1994年1月1日前通过并且实施该法律。这虽然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中的一个花絮，但它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颁布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手段.但是，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它们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不同的立法宗旨。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以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保护公平竞争为己任，因此，除了制止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它还对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例如商业贿赂、虚假广告、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等等。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专门法律制度，必须得明确受法律保护的智力成果和不受法律保护的智力成果之间的界限。例如，专利法必须规定取得专利权的条件和程序，商标法必须规定注册商标的条件和程序，版权法必须规定版权的保护期以及版权的归属问题等等。正是因为这两种法律有不同的立法目的，当一个市场竞争行为出现了两种法律可 以同时适用的情况时，应当分清适用法律的先后顺序。

一般来说，受到知识产权法包括商标法、专利法以及著作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它们应当优先适用知识产权法，而不是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这即是说，它们通过知识产权法得到的保护不应当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被扩大或者被缩小。例如，一个发明如果没有申请专利，或者虽申请了专利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或者专利已经过期，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对这个发明一般可以自由进行仿造。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制止这些仿造行为的理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可能修正知识产权的立法者关于专有权保护在形式上或者实质上的要件，也不可能提高它们受保护的期限。与此相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能 阻止人们发表或者使用一个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然而，当一个仿造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时，人们就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制止这种行为。这里所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首先是指经营者有意混淆产品来源的行为。因此，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即便它们的权利人没有申请专利，或者虽然申请了专利但没有得到批准，仍然可以通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有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虽然不存在混淆产品来源的情况，例如擅自使用他人的知名商标作为自己企业字号的行为，目的是通过傍名牌抬高自己企业的声誉。这种行为即便不构成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认定为是违法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 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起了重要的补充性作用。

第三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四篇：为教育技术学科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

为教育技术学科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是育人技术及其创新整合的技术，核心是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杨开城《从技术的本质看教育技术的本质》

第五篇：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学科性质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学科性质 研究对象：

① 自然界的辩证法；

② 科学技术研究的辩证法；

③ 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基本内容：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它是从整体上研究自然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包括：自然界的存在方式；自然界的演化发展规律；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认识论和方法论

定义：是人们对科学技术所运用的认识和实践方法的哲学概括。它是关于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规律性理论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观：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它是关于科学技术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总观点。

四、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学科性质：

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它从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方面，研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

（1）哲学的分支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相并列。（属于哲学门类：科学技术哲学，一门关于理论思维（辩证思维）的学科）

（2）中间层次

在科学与哲学认识的层次上，自然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和科学技术的具体学科之间的位置上，是联系二者的纽带和桥梁，是具有中介学科特点的一个哲学学科。（自然辩证法与哲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层次关系：哲学自然辩证法各门具体科学技术）

（3）交叉学科

自然辩证法的地位不是孤立的，它不仅反映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也反映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

（4）综合性和开放性

冯小保

研11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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