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 与一般的社会生产劳动都是一样的。艺术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也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人们需要艺术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艺术也影响着人们，进而对社会产生影响。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不以说理的方式来传播，而是更多地通过熏陶及感染的途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本文旨在论述中国社会发展中，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音乐发展，以及音乐功能的变迁。
音乐具有许多社会功能，中国传统音乐在过去的社会中的功能分为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实用功能以及抒情功能。
远在西周时候，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以及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的关系，创立了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下要求人民按照等级的划分行使权利。礼是核心，乐依附于礼，服务于礼。同时周的统治者重视“德治”，实际上统治者利用乐来作为统治工具，从思想上合法地加强了他们的统治。在此过程中，统治者把乐教视为“国教”，促进了音乐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乐只是服务于礼，只是作为一个工具存在，具有很大的束缚性。但是也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民歌的大发展奠定基础，同时诗也得到发展，部分诗歌被孔子编录成诗经，对后世影响巨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音乐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当权者的政策会改变音乐发展，改变人们对音乐的审美观念，音乐的发展又会改变人们对美和内心的自由的追寻。同时由于此时音乐的兴起伴随着诗文的创作，所以对后世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有着巨大影响，这些诗文可以合乐而歌，有着独特的音韵美。音乐也因诗文具有丰富的抒情的功能。
中国社会发展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各个朝代对待音乐态度也略有不同，音乐发挥的作用也就发生很大变化。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并集中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音乐在政治统治中发挥的作用依然较大，不过已不同于周朝，此时的音乐已经在民间深深扎根，是民众不可缺少的重要娱乐方式。汉代边疆处由于时常战乱，兴起了鼓吹乐，主要用于军队礼仪，民风彪悍的民众也很是喜欢。
但是，中国古代的雅乐在东汉桓灵二帝以后宫廷中已经丧失。好在曹操找到了精通雅乐的杜夔，使雅乐重新恢复了，黄钟大吕重新在宫廷演奏。礼乐制度得以复归。魏晋时期文化又一次大繁荣，虽然时代很乱，少数民族也涌入中原，但是恰好促进民族音乐的融合，乐器也得以改进。此时民歌也有很大发展，《广陵散》乐府双壁在此时出现，两篇叙事诗意味着民间文人利用音乐创作故事，出现文学艺术的自觉性，即文人不再专为统治者服务，音乐也逐渐走向人们的内心。音乐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教化功能逐渐弱化，抒情功能逐渐增强。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不断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这个时代可谓空前繁荣。唐代李白的诗歌“集古典诗乐之大成，开新兴词乐之先河”。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通过诗与乐的完美结合，创作了许多无与伦比的诗歌，他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心，将自然之美融入内心，他影响了自他之后的一切时代，后世音乐家在他影响下，致力于抒发内心真情实感。音乐的功能继续向抒情功能倾倒，但教育功能又有了发展。唐代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发达，社会相对稳定，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向世俗化。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神奇秘谱》等。
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政治对于音乐影响巨大，但是对音乐发展影响更大的是相对平凡的民众，他们超越时代的对于美的敏感独到的欣赏能力才是促进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
点击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