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出特点分析的论文[范文模版]

第一篇：资本流出特点分析的论文[范文模版]

摘要：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出不断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十分明显。以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主要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投资为主，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原因并产生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资本流出；对外直接投资；外汇投资

一、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特点

(一)资本流出规模增大。总体说，一国生产要素：对外输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劳务输出、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最高级形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由于缺乏资金，常常是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流出很少。所以，资本输出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专利。然而，2000年以来，亚洲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出却不断增加。为精确计算其规模，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法对亚洲三国资本流出总量进行测算，并利用错误与遗漏账户进行调整。通过分析可见，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流出规模急速上升，增长幅度较大，由2000年初的58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4837亿美元，增长超过7倍。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速上，都远远大于马来西亚和韩国。2006年，马来西亚和韩国资本流出总量分别为384亿和797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2.3倍和1.5倍。本文进一步把各国资本流出总量与各国同一年GDP进行对比，从1990～1996年与2000～2006年两时期资本流出的变化看，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都经历了显著的增长，资本流出的比例不断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上升，资源寻求型投资日益重要。2006年，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为10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跨国并购总量达470亿美元。近三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71.3％，到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733亿美元；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年增率也分别达66％和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加的投资当中，有一部分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如中国正在建立第一个由尼日利亚、泰国等八个国家组成的海外经济贸易区域。根据中国商务部计划，未来几年还有50个类似区域建立，以便中国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进行投资。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以保障国内战略资源安全为主要考虑的大型国有公司海外扩张，成为亚洲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下，这些国有企业积极扩展其海外利益，迅速成为全球竞争者。如，在石油开采业，包括中国的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在内的几家企业联合产量均已超过52800万桶，而10年前的数字仅为2200万桶。特别在过去两年中，中石油和Petronas先后在10多个国家建立起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基地；韩国也宣布通过韩国进出口银行对大型海外能源发展项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这标志着以能源行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输出已开始扬帆远航。

(三)外汇储备投资增长迅速，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近年来，亚洲新兴国家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中国，2007年初超过1.3万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年均增速约为31.7％，马来西亚和韩国分别为7.6％和10.2％。其中，韩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超过2000亿美元的国家。这样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及增长速度必然促使各国的外汇投资迅速增长。虽然外汇投资的准确数字仍然神秘，但可从中国斥资2000亿美元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投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黑石集团股份及韩国投资公司将110亿美元用于投资海外股市等大手笔中略见一斑。亚洲三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还十分相似，基本上都投资于海外高信用等级的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和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购买美国国债。如，2005年中国购买的美国长期国库券和美元现金共1894亿美元，政府机构债券778亿美元，总计美国长期债券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的66.8％，马来西亚的比例略低为49.6％，韩国则高达92％。

(四)资本流出与大量的资本流入并存，资本流入的质量有所提高。随着亚洲地区资本流出的新趋势，原先就已存在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近几年也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从流入量说，该地区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仅2006年流入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就创2000亿美元的新高，其中跨国并购达540亿美元，绿地投资项目数达3515项。从增速看，南亚和东南亚的增速稍高于东亚，但后者直接投资的流入正趋向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领域，可以说是投资质量的提高。以中国为例，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达690亿美元，而且中西部省份比往年获得更多；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投资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计算机设备、电讯设备和半导体。另外，在韩国的新投资也趋向于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研发中心和配送中心。

事实说明，亚洲新兴国家不但存在大量资本流出，而且也存在大幅度上升的资本流入，资本流动呈“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流入的地区和行业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二、亚洲新兴国家资本大量流出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形势的驱动。近两年，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强，名义和真实利率较低，这些利好因素都推动了投资增长。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十分强劲，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中国保持着略高于10％的增长水平，马来西亚增长率在6％左右，韩国增长率也在4％～5％之间。这些国家成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因此，良好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的经济繁荣为各国资本输出提供了前提条件。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统计分析数据表明，随着国民收入的持续上升，流出资本量将逐渐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会突然迅速上升；在2600～5600美元之间流出的资本量超过流人的资本量，出现净流出状况。截止200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韩国超过1.5万美元，马来西亚超过1万美元。虽然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整体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3000美元，正处于大规模资本输出的“前夜”。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使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长，实现了质的突破，也使其具备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实力。

(二)为绕开贸易壁垒而寻求新的对外输出模式。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成为世界主要制成品出口地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177亿美元，马来西亚达367亿，韩国达292亿。上百亿以上的贸易顺差额，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常常被斥责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亚洲新兴国家经常遭遇到一些国家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为绕开贸易壁垒，减轻贸易争端及摩擦，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对外资本输出就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三)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三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数量有较大增长。进入2007年，三国外汇储备的增幅都超过1999年水平的2倍(或接近2倍)。特别是中国，仅7年间就增长8倍以上(见表1)。

亚洲新兴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数量巨大的储备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央行的金库里。因此，各国的资金正以金融资产形式迅速流出。总之，各国的外汇储备越多，购买的外国债券越多，资金流出也越多。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已成为亚洲新兴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四)逐步放开资本帐户与放宽金融管制。近年来，中国、马来西亚、韩国等都在放松对海外机构投资的限制，逐步建立政府隶属的投资公司，将国内资本疏导到国外。亚洲新兴国家对资本流出自由化采取的措施见表2。

各国资本自由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促进了资本的流出。此外，资本输出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渠道，也为亚洲国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手段。从全球和长远的眼光看，资本流出是亚洲新兴国家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的必然选择。

三、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影响

(一)对母国和东道国产生深远影响。对投资母国而言，可分享国外资源和收益，积累海外管理经验，为更多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参考；能确保国内战略资源的供应和实现战略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保证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减轻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对投资东道国而言，跨国公司带来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正是它们(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所需要的。有了跨国公司的参与，能帮助它们合理开发本国的资源，且不会带来外债的增加。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还为它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知识技术转移渠道，特别是对教育水平低和缺乏熟练工人的落后国家而言，承接来自先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要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容易得多，发挥这种知识正效应所花费的成本也小得多。

(二)对本国货币升值起缓冲作用，但难以持久。资本流出能降低外汇储备的积累，缓解大量的资本流入所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如人民币和韩元)，但这种手段很难持久。首先，在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韩元还会继续升值、国内投资机会仍十分诱人的背景下，资本外流并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次，不应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升值减压的手段。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结构性的，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难以逆转。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又需要反过来遏制资本流出，这时重新加强对资本流出的控制所付出的代价将非常高。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宽出”政策往往不能减轻压力，有时反而吸引外资进来。道理很简单，“进”是为了“出”，如果“出”得非常容易，外资肯定会进来。所以，想通过资本流出途径缓解货币升值的做法短视而无效。

(三)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为国际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亚洲新兴国家对外投资，己成为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而并不是各国国内单方面的政策行为，将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中国这样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将成为世界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不仅加速了新兴资本输出国迈向国际化的步伐，还拓宽了资本接收国的潜在资本来源，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交流。

面对资本流出的大量增加，对亚洲新兴国家而言，应尽快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资本输出战略，而不仅仅是在政策上给予一些鼓励。此外，亚洲新兴国家在进行外向资本流动时，还应十分注意防范风险。应充分考虑风险和收益，研究进入国际市场的合理方式，逐步积累国际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的经验，采取适当的风险防范措施，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放开金融管制。如果资本外流确实能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条件下，获得较高的回报率，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允许资本流出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二篇：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分析论文

[摘 要]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关键词] 风险资本 高技术创业企业 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在价值创造活动中，各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或对价值创造起到其他条件性作用的要素资源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与作用存在着差别，而且它们都不能单独地进行价值创造，即它们各自对于价值创造的整体性活动所起到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在实际的价值创造活动中，对于价值创造的整体性和全过程活动而言，各种要素资源尤其是资本、技术、人力、组织与管理等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资源，都存在着所谓的“缺口”或者说“缺陷”。一般而言，要素资源存在的缺口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功能性缺口。每一种要素资源能够参与或支撑价值创造的基本理由在于每一种要素资源都具有某种或某些功能，但它们各自所具有的功能都是有特定指向的功能，都是其他要素资源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因此，它们各自的功能对于价值创造的整体性活动来说都不具备所谓的“全向”功能，它们都存在着一定的功能型缺口。要素资源功能性缺口的存在及彼此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价值创造的整体性活动。二是信息缺口。在实际的价值创造活动中，不同的具体要素资源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即使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资源之间要结合在一起也需要一定的条件，而在它们结合在一起之前相互之间是处于分散和隔离状态的，因此，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信息缺口，而弥补这种信息缺口并使不同的具体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基本必要条件就是在要素资源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信息交流，这就是具体的要素资源之间的相互筛选，每一种具体的要素资源都倾向于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其他要素资源。以上两种缺口的存在是形成价值创造约束条件的基本原因。以上关于要素资源的缺口理论假说表明，要素资源缺口的存在是价值创造的一个既定前提，同时也是导致它们之间必须结合和能够结合的基本原因。它们之间的结合是围绕着价值创造的结合：必须结合是因为它们都必须借助于其他要素资源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与作用，能够结合是因为彼此的结合能够弥补各自的缺口并连结成价值创造的整体性活动和全过程活动。因此，各种要素资源之间的结合既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一种必然结果。同时也正是彼此弥补自身缺口的需要导致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由于这种结合是一种带有“亲缘”性质的股权结合，所以，它们结合的结果必然是两者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成长。

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融合在一起实现共同成长的过程并不总像有些人所宣扬的那么简单和完美，风险资本并不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力量使高技术企业可以短期速成。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本身存在很大风险，它们共同携手追求的高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目标有可能永远不会实现，高技术创业企业或初创时期死亡或中途夭折使风险资本领域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这并没有掩盖风险资本所创造的辉煌，恰恰相反，许多风险投资公司与高技术创业企业所共同创造的成功昭示了两者结合的合理性所在。

第三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特点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如何利用利率市场化契机以及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的机会，是目前商业银行在改革发展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本文将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来源角度切入，分析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上的特点和缺点，就如何利用利率市场化契机完善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提几点看法。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

一、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来源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

宏观经济环境比较复杂，变化频繁且剧烈，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极大的变动便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给商业银行信贷带来更大风险。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国市场风险会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交易而带入到我国，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比如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便通过国际市场对各个国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政府虽然及时推出了扩大内需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风险扩大，但是近几年来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自由程度提高，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大，我国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行业在发展上均遇到了障碍。

(二)政府政策变化和干预

我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主要采取的是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和调节经济，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具体业务上的干预。首先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所以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动之后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便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信贷的规模，影响信贷的业务发展。

(三)商业银行内部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要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表现在信贷风险管理上便是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以及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弱。比如在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上，在贷前管理中缺乏完善的评价指标，缺少定量分析；在贷中和贷后管理上不能对所贷款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控。此外，在信贷风险管理能力上，信贷风险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风险责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

(一)投向行业集中性

商业银行信贷最大的特点便是行业集中性，也就是在投向上往往集中于某一个行业，并长期对这一类企业发放贷款。这主要是因为受到政府产业政策偏向的影响，一般来说产业政策更偏向于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这类企业在得到银行信贷支持以后便会获得较快的发展，银行能取得较为可观的贷款收益。

(二)以块为主的横向组织架构

以块为主的横向组织架构虽然可以扩大业务范围，增加信贷业务量，但是在管理上却出现了权力分散，无法组建高效全面的信贷决策队伍和信贷管理体系。此外，在横向组织架构下，在贷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更严重，这是因为很多商业银行没有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一些信贷业务员和管理人员缺乏控制信贷风险的主动性，在贷后风险管理中存在职责不到位、责任缺失的问题，当不良贷款发生之后找不到相应的负责人员，或者直接通过追究业务员责任了事。

三、利率市场化下如何完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

(一)形成稳健理性的经营理念，完善组织架构

商业银行在不断扩张的经营理念下，一味地追求扩大业务规模，增加客户数量和市场份额，却忽略了不良贷款的存在，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因此，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随着金融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商业银行想要防范风险，全面有效地迎接挑战，就应该构建稳健和理性的经营理念，同时积累管理经验。

(二)建立完善和动态发展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应构建完善的信贷评价机制，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数量模型不断完善信贷风险评价指标，将行业和区域分析纳入到指标体系中。此外，要加强贷后监管工作，对所贷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当然，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根据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动态发展，充分利用市场环境来完善管理体系，从而促进商业银行长期稳定地发展，并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结束语

综上，随着金融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对于商业银行来是说，也逐渐脱离政府发展信贷业务，但是由于外界环境、政策的变动以及商业银行自身问题，在信贷风险管理上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本文认为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可以从完善经营管理理念、完善组织架构以及发展动态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来逐渐完善信贷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李宁果.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综合收益研究[J].新金融，2015（04）：43-46.[2]曹国华，刘睿凡.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J].财经科学，2016（04）：22-30.

第四篇：资本运营案例分析

资本运营案例分析

一、对资本运营的理解

所谓资本运营，从根本上讲，是与实业经营相对称的。它是指对企业资本进行运筹、谋划、决策、理财和投资的业务，是企业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存量资本通过流动，优化配量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变为可以经营的价值资本，以实现最大限度资本增值的目标。按照赵绚丽的提法，具体来说，资本运营是以资本为纽带，以价值管理为特征，通过企业全部资本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及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对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转让和处置，从而实现有效运营的一种经营方式。它反映的是出资人与受资人的经济关系，出资人为获取资本报酬而投出资本，并监督资本的运用。

资本运营是企业继生产经营、商品经营之后，以所拥有的资本为对象，通过资本更大范围的流动，实现内外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经营活动，它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层次。总结国外资本运营的实践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企业产权主体为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环境而采取的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调整过程。有效率的资本运营要求整个经济体制形成一种动态调整机制，这包括了实体资产或资产配置结构的重新调整、产权改革与产权交易、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建立、金融投资及其衍生工具的创新、无形资本价值的增值以及一个竞争环境的确立等方面。我国企业的资本运营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德隆模式。其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首先通过买壳上市，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业结构，使上市公司的主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并购、托管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产业结构；最后通过对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的整合，扩大上市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份额，从而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第二种是海尔模式，其特点是，资本运营主体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围绕自己的产业扩展并进行资本运营。

就资本运营过程而言，首先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企业资本运营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在分析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条件的基础上，自定资本运营的策略，在资本运营策略的指导下进行融资和投资的活动，使资本在运营的过程中增值，然后再通过对增值部分的分配进入资本增值循环的过程，总而在资本往返循环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的预定目标。

二、并购案例解析： 广州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一）、公司简介：

广州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一间于1951年诞生的私营电工社经过公私合营、国营化，又于1993年改制而成的股份公司，1995年向外商定向扩股进一步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5月成功发行3000万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旗下囊括“AVLIGHT（爱浪）、VALLE（威莱）、SANSUI（山水）、LINKMAN（丽尊）、VIFA（威发）、AKAI（雅佳）、VIMIC（微美）”等七大品牌以及中美合资、中丹合资、中日合作等12家在中国注册企业。2009年6月19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二）并购过程

2009 年7 月8 日，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并与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议案和协议中规定，国光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10,800万元的价格收购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美加音响）100%的股权。

该收购为附先决条件的交易，关键先决条件为在基准日2009年7月31 日前，美加音响原股东完成将爱浪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山水数码科技（中山）有限公司和威发科技（中山）有限公司（三公司统称品牌公司）的资产、生产线、业务、销售渠道、人员重组入美加音响，重组完成后，美加音响将独占享有“爱浪”、“AVLIGHT”注册商标所有权；享有 “山水”、“SANSUI”品牌大音响产品截至2011年12月31日前境内品牌使用权；独占享有“VIFA”品牌大音响产品境内永久无偿使用权；独占享有品牌公司拥有的全部采购、销售渠道；独占享有品牌公司、仇锡洪全部专利。完成重组后美加音响实收注册资本须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公司收购美加音响后，美加音响原股东承诺2009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500万元，2010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1500万元，2011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2500 万元，若达不到则由美加音响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等额的补偿款，该三年期间内，之前超额实现利润可计入之后实现利润指标。

同时，为满足美加音响原股东希望成为公司战略投资者的意愿，国光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国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光投资）向美加音响的原股东仇锡洪先生和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共1080万股，转让价格拟为每股10.00元，不低于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公司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90%。持有美加音响78.97%股权的仇锡洪，将获得广州国光近853万股股份，占4.08%。国光投资转让持有公司的股份给美加音响原股东的条件为公司取得完成重组后的目标公司美加音响100%的股权。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国光投资持有广州国光5067.37万股，占24.26％，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2009 年8 月17 日，受托方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公布了《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完成了对中山美加的资产评估，评估结果显示：“通过收益法测算美加音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1,583.15 万元”，“美加音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0,874.19 万元”。达到了“完成重组后美加音响实收注册资本须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的收购先决条件。

2009年8月19日，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正式收购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与美加音响原股东签署了正式《股权转让合同》，2009年8月27日，美加音响向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2009年8月31日，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美加音响的变更申请并签发了美加音响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美加音响股东由仇锡洪和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国光公司持有美加音响100%股权，美加音响董事长、法定代表由仇锡洪变更为何伟成，总经理仍为仇锡洪。至此，中山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资本运营角度对案例的分析

企业并购是资本运营的核心，是一种通过转移公司所有权或控制权的方式实现企业的扩张和发展的经营手段。实质是一个企业另一个企业的财产、经营权或股份，并使一个企业直接或间接对另一个企业发生支配性的影响，让存量资本变为增量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

1、站在广州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角度分析，此次收购的支付方式为“以现金方式向美加音响原股东支付100%股权转让款“。所以此次并购是以现金方式取得全部股份的横向收购。

考虑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自身经营的方式及特点以及业界对此次收购的评价，我们可以发现，国光此次资本运营的目的实则在于拓展其产品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并与美加形成优势互补。国光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从事电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80年代开始逐步转为生产出口型企业，1993年起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声产品出口基地，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系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扬声器、音箱设计和生产基地。公司产品95％以上出口到欧美、日本、香港等世界各地。而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性变化，敏感的国光凭借对市场和行业的深入了解认为必须加快拓展国内市场，紧跟“扩大内需“形势，将惯性优势向内转化。加强内销需要建立相应的销售网络，通过收购美加音响可以获得原先爱浪、山水以及威发在国内的销售网络。新的美加音响发展有限公司在全国有近二千家代理、经销点，一经整合成功发挥效能，其销售额相信是个天文数字，同时上述品牌相关产品如音箱、家庭影院在国内也是业内有相当知名度的品牌。从产品结构上看，美加在家庭影院产品上对国光而言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完成对美加的并购，对国光来说无论是经济效益上还是企业生产机构配置上亦或是销售网络及渠道上都是一次质的提升。

广发证券在2009年11月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国光公司收购了中山美加音响公司100％股权，并取得国内家用音响品牌“爱浪”以及国际音响品牌“威发”在中国的大音响独家永久使用权等，这有利于公司提升综合竞争力。广发证券预计，2009年和2010年公司将实现每股收益分别为0.45元和0.57元。这一点，从广州国光一年来的行情走势可以得到基本的印证。

按照公开的规划,完成收购后,美加音响除继续发展高毛利率的高中档家庭影院音响和Hi-Fi音箱外,将发展适合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中档音响和配合平板电视的家庭影院音响系统。多媒体音响也将是美加音响未来主要开拓的业务。

2010年9月，国光公司以增发募集资金向美加音响增资2000 万元,用于旗舰店及相关改造销售渠道的建设,增资后,注册资本将增加至12,800 万元。增资后爱浪音响将加强销售渠道。爱浪销售渠道的加强也将支持公司13 万套音响产品技改项目产能的建立。

2、从中山美加角度来看此次并购，总裁仇锡洪认为此次广州国光对中山美加的并购与其说是收购，倒不如说是美加的一个实质意义上的资本运营活动。

首先，在广州国光公告中提到“为满足美加音响原股东希望成为公司战略投资者的意愿，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国光投资有限公司向美加音响的原股东仇锡洪先生和中山市联成投资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共1080万股，转让价格拟为每股10.00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爱浪’并非出卖，而是相互置换股权”，“‘爱浪’是引进了资金，品牌也并未离开中山”。其次，并非原“美加集团”所有资产全部打包一并以1.08亿元的价格与广州国光置换股权，而仅是三个品牌公司的品牌资产、渠道及专利等优质流动资产。原“美加集团”在中山小榄镇所属近200亩的工业园、10万平方米的厂房等固定资产及其他雅佳、丽尊、威莱、微美4个音响品牌甚至厨房设备制造产业、海外公司等都不包括在内。第三，“爱浪”品牌是在国家商标局注册的第9类（电子类）商标，“美加集团”于2005年初把“爱浪”商标授权许可给北京爱浪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使用，该公司从事文化产业，不受本次股权交易影响。

仇锡洪还表示，“之所以与“广州国光”合作，是因为该公司为目前国内电子类上市公司中真正做音响的企业。美加是做大音响，专注国内市场；而广州国光是做小音箱，擅长国外市场。双方如能合作成功，美加可获得广州国光在声学、采购和财务管理方面的支持，而广州国光可利用美加珠三角的采购网络及国内销售渠道快速发展内销市场，双方在各种资源上是一种完全的互补。”

公开资料显示,鼎盛时期美加集团拥有7个品牌，最高年销售额接近10亿元,仅爱浪品牌专卖店就曾达到2000家，中高端音响市场占有率曾超过30%。不过据广州国光公告披露,爱浪科技(中山)有限公司2008营业收入仅为5179.04万元,利润总额只有132.56万元，其利润率比一般的企业还要低得多。在被收购前，美加集团仅有爱浪、山水、威发在运营,其他品牌要么被放弃,要么被合并。

美加集团的衰退是与大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自2004年初开始，国际市场多种电子原材料持续上涨，仅PCB硬板价格就以每次5%的势头上升。同一年，大家电连锁渠道商介入音响行业，对原有的渠道结构形成强烈的冲击力。2004年后，下滑速度加快，民用音响全行业下滑幅度达到20%-30%。作为中国音响市场风向标的广东市场，下滑比例也达到了25%左右。除了大环境之外，行业自身隐藏的各种矛盾也在这个时期爆发。这些矛盾实际上在中山表现也相当突出：由于进入门槛低，大量经销商快速进入，靠仿冒、造假迅速占领市场；逐渐兴起的音响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没有投入研发，反而在营销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加工作为生产手段仍是主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加选择与广州国光的“联姻”，无疑是一条非常可行的突破思路，而从双方对此次并购的理解上去解读，也可以发现，作为双赢局面的并购，满足了双方资本运营的诉求。

并购作为资本运营的核心，体现了资本追逐利润的的本质，并凸显出企业面临市场变化与压力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前提下，不断谋求长远发展的思路。并购的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从上述案例中我认识到，并购必须满足双方的利益诉求，单方面的利益考量是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购活动的，从 4 这个角度考虑，可以说，并购实则是一种合作形式，这种形式实现了优势互补或取长补短，从而达到了双方面优化的目的。

第五篇：资金流出型套利行为分析)

资金流出型套利行为分析 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5-08-24 11:12:00 来源：中国外汇

2014年下半年以来，资金流出型的反向套利行为逐渐增加，成为全国结售汇出现逆差，江苏省结售汇顺差和跨境收支顺差持续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大了跨境资金流出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资金流出型的反向套利行为逐渐增加，成为全国结售汇出现逆差，江苏省结售汇顺差和跨境收支顺差持续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大了跨境资金流出风险。

主要运作模式与动因

资金流出型套利行为主要有五种模式。一是境外不落地结汇模式。受企业的委托，银行在收到境外进口商支付的外币款项时，若存在有利可图的境内外汇差，则款项不解付进入企业账户，而是通过银行过渡账户将外币头寸直接划转至境外合作银行，由境外银行将该笔头寸在境外兑换成人民币后再支付给境内企业。二是通过构造交易背景，同时操作“境内购汇+境外结汇”进行套利。部分“两头在外”的企业根据境内、外两个市场的不同价格，与境外关联企业或“窗口”公司签订两笔金额、起息日相同，但方向相反的交易合同(往往为境内外关联企业间的虚假贸易或构造性贸易合同)，同时操作境内购汇+境外结汇，获取两个市场的汇价差收益。三是境外主体人民币NRA账户套利模式(NRA账户“一日游”)。境外主体依托境内人民币NRA账户购汇+境外结汇，获取境内外汇差收益，往往可以很快实现资金汇兑和汇差套利，又称为人民币NRA账户“一日游”。四是跨国集团利用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借放款模式。江苏省分局在非现场监测中发现，辖内的跨国企业集团利用同时参与人民币和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业务的操作便利，在主办银行的推介配合下，通过“境内购汇放款+境外结汇再借入”的方式实施无风险的资金流出型套利。五是构造进料加工贸易的套利模式。进料加工型企业利用其资金全收全支的特点，在进料环节购汇支付货款，并于境外兑换成人民币后，在出口收汇环节再以人民币形式流入，从而套取汇差收益。

近期资金流出型的反向套利行为逐渐增加，主要动因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境内外人民币对美元价格倒挂、境内外利差缩小等因素推动的资金流出型套利。2014年第四季度，尤其是201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加强，离岸人民币贬值幅度更大，人民币在岸与离岸价差逐步拉大。再加上境内外资金利差缩小等因素的作用，部分企业将美元转往香港等境外离岸市场结汇，而进口支付则从境内购汇。二是银行为应对跨境人民币结算考核和中间业务创收压力，推动相关套利业务。今年银行内部普遍加大了对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的考核力度。银行通过将贸易项下外汇收入转至境外结汇，再以跨境人民币收入进行申报，可以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和国际结算手续费收入。

套利行为导致的问题

一是部分套利行为缺乏真实经济背景，偏离了改革初衷。

从调查的案例情况看，企业与银行合作进行的一些资金流出型套利行为，所涉及的外汇收支并非基于真实的贸易、投资、借贷需求，存在虚假交易、构造交易的嫌疑。例如一般企业构造境内外联动的关联交易模式、进料加工贸易的模式;跨国企业集团构造境内外借款放款等模式，均违背了监管的真实性要求。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开展的跨国公司集团人民币、外币资金集中运营改革政策，本意是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资金市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部分企业利用政策的便利，通过同时参与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进行纯粹的跨境投机套利活动，偏离了改革的初衷，也不利于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

二是各类跨境投机套利行为多有银企合作的背景，银行自身业务与代客业务间的风险分割被模糊。

从外汇管理实践看，江苏省分局发现多数流出型、流入型跨境投机套利行为都有银行、企业合作的背景，许多情况下甚至是银行利用其对外汇管理政策的熟悉、便利的境内外金融产品运作渠道和信息，帮助企业打外汇管理政策的“擦边球”。部分银行通过内部过渡账户帮助企业境外结汇，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代客业务和自身业务之间的风险分隔界线，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使客户的资金风险传导至银行自身，从而增加了银行内部风险控制隐患，也不利于区域金融稳定。

三是人民币NRA账户存在监管漏洞。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2〕183号，以下简称《通知》)放开了人民币NRA账户资金运用限制，账户内的资金可购汇汇出。但《通知》并未明确相应的审核材料，所以银行操作没有判断标准，企业容易构造没有真实经济背景的资金流动，使该类账户成为套利的便利渠道。此外，人民币NRA账户目前处于本外币业务分离管理的状态，人民币NRA账户的开立、收支及使用均不在外汇局现有系统监测范围内，仅依托RPCMIS系统。然而，后者没有采集人民币NRA账户的收支明细，从而形成了监管漏洞。同时，本外币业务分离的管理模式，使得人民币NRA账户不能与外汇局收/付汇、结/售汇监管相关联。

四是影响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和人民币跨境收支监测的有效性。

反向套利行为和相关的构造性贸易收支的增加，使得货物贸易项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扩大，但其实质是以跨境人民币结算之名行套利之实，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并没有实质上的增加，也不能反映交易本质，干扰了监管部门对国际收支统计的监测工作。

加强对套利行为的监管

一要将合法套利控制在“宏观可容忍度”以内，打击非法套利行为。

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大背景下，银行、企业、个人的跨境投机套利行为将更加常见。虽然未来经济主体的多数投机套利行为将是法规、政策所允许的合规套利行为，但仍然会对国际收支平衡及各项外汇管理目标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外汇局应在“五个转变”精神的指导下，采取宏观风险监测、微观主体监管、总量调控等多种措施，将合法的投机、套利行为控制在可容忍度以内，使其不致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对于非法的投机套利行为，外汇局则应通过主体监测监管手段，加强外汇检查工作和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防止非法投机套利现象的蔓延。

二要密切关注银行新型贸易融资产品、衍生金融产品的变化及其用于跨境套利的动向。

一是关注利用在岸、离岸价差进行套利的银行产品的变化。由于人民币双向浮动增多，这类产品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最为显著。二是关注与跨境人民币结算相关的贸易融资行为。当前跨境人民币结算在贸易信贷、融资性担保等很多方面较外币业务存在明显政策优势，是虚假贸易融资的高发地。三是关注企业通过境外关联公司进行资金运作套利的行为。

三要完善对人民币NRA账户的监管。

一是明确人民币NRA账户资金使用的真实性要求。建议完善人民币NRA账户资金使用政策，银行办理资金入账应以真实交易为基础，避免脱实入虚的资金流动。二是加强对人民币NRA账户资金来源的监管。受国际收支申报规则的限制，人民币NRA账户资金来源监管困难，特别是对个人人民币NRA交易，由于无需申报，监管工作缺少抓手。但从操作层面看，银行经办人员基本了解资金来源。因此，可以在不违背国际收支统计规则的情况下，对于涉及到人民币NRA账户的申报，在国际收支申报信息要素中增加交易对方项。三是完善人民币NRA账户收支监管系统。建议进一步完善RPCMIS系统，自动采集人民币NRA账户收支数据，满足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需求，使管理部门能及时掌握人民币NRA账户的收支动态信息。四是整合本外币业务管理模式。建议以本外币一体化视角为出发点，整合业务管理模式，实现本外币监管的一体化。

四要完善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相关规定，防止银行和企业扭曲改革政策本意。

管理部门应加强本外币管理政策协调工作，完善跨国公司集团人民币、外币资金集中运营改革政策的相关管理措施，加强对企业境内外资金的使用和流向的监测，规范本外币资金池的使用，要求参加改革的跨国公司和银行严格按照合规、合理的原则进行展业。其境内外集中运营资金的使用，在原则上应具有实体经济背景或真实的财务避险需求，否则可取消参与改革政策试点企业或银行的资格，防止改革被异化为纯粹的跨境投机套利通道，扭曲政策本意。

五要明确相关法规，督促银行防范客户资金与自身资金的混杂。

在法规层面要进一步明确银行不能利用自身账户为客户资金操作境外结售汇活动，避免监管法规的灰色地带。同时，管理部门应督促银行防范风险，避免出现银行部分业务模糊其自身与客户之间的“风险防火墙”的现象。

六要改进分析监测方法，提高统计监测的有效性。

管理部门应改进国际收支和人民币跨境收支的分析监测方法，通过合理的估算方法，估计国际收支和人民币跨境收支中不具真实性的构造性贸易跨境收支规模，并以此修正国际收支、人民币跨境收支相关统计项目，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在决策中的应用价值。

防范人民币跨境套利风险的对策 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4-10-27 07:06:00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闫力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已经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的主要结算币种，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与世界的经贸联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跨境套利交易。

人民币跨境套利交易的主要方式

（一）人民币跨境汇差套利。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境内外汇率不一致，导致人民币通过跨境套利。例如，离岸和在岸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分别为6.19和6.17，离岸市场人民币汇价明显低于在岸汇价时，境内企业A 可通过向境外合作伙伴B 进口1200万美元的商品，将境内美元等外币输出至境外；境外企业B 收到美元之后，以离岸汇率将美元换成7428万元人民币，之后再通过反向贸易向A进口，并以人民币支付。经过这一回合进口和出口过程，境内美元等外币利用境内外汇差通过贸易实现了无风险套利24万元。反之，如果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汇价明显高于在岸汇价时，境内企业在进口和出口时分别支付人民币和收取美元等外币，可以实现无风险套利。

（二）在岸离岸息差套利。离岸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基本上长期以来明显低于在岸，这就催生了近年来两地最流行的内保外贷业务。以香港为例，目前香港市场1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在4.5%左右，而国内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6%，各家银行还要在此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上浮，内地和香港贷款利差约为1.5个百分点，香港人民币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内地市场。

（三）跨币种息差套利。这种方式与前一种方式类似，但套取的是境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离岸外汇（比如美元）贷款利率之间的息差以及即期与远期之间的汇差。在人民币升值通道中，息差和汇差将带来双丰收。例如，企业A 在境内存款并要求开具信用证给离岸合作伙伴B 之后，B 按照离岸利率2%获得2200万美元外汇贷款，并通过向A 进口商品将这笔外汇支付给A；A 以在岸汇率6.17将外汇兑换为人民币13574万元，并通过理财等手段获得一年期6%的回报。到期之后，A 获得境内人民币“存款”本利14388.44万元，并按照到期汇率兑换需支付的外汇贷款本利和。如果在此期间，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换6.15元人民币。此时，B企业可以收到2339.58万美元，付44万美元利息之后，获得利润95.58万美元。为控制风险，可通过签订远期外汇合约锁定远期汇率波动风险。其中的存款也是广义概念的，其实是境内的一笔人民币资产，实际操作中通常通过购买理财产品或接受票据转押实现盈利，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

（四）转口贸易套利。转口贸易是指境内企业从境外A企业购买货物，将货物存放在境内保税监管区，再视情况转卖给境外B企业的贸易方式。与一般贸易不同，转口贸易无货物入境，两头在外，无需进行报关等手续，企业只需完成买卖合同的订立、资金的收付即完成交易。转口贸易会利用境内外利差和汇差实现套利。

（五）跨境贸易融资套利。即境内企业从境外银行以贸易融资的形式融入人民币。例如，境内企业A以5500万元人民币的出口贸易合同从境外银行以3%的年利率融入人民币5500万元，并利用这笔资金进行理财活动，获得6%的收益，1年后获得无风险利润165万元人民币。近几年，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例如，人民币协议融资、人民币海外代付、人民币协议付款、人民币远期信用证等。尽管这些创新产品名称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境内银行通过其海外分支机构或代理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的人民币间接融资业务，这些业务均不纳入外债额度管理。银行和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人民币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等结算方式进行延期支付套利。

上述前三种方式的套利行为主要是由企业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所完成的，而后两种方式的套利行为主要是由贸易公司完成的。实体企业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利用套利窗口实现一定的套利利润是被允许的，也是企业的理性行为；而贸易公司等主体在虚假贸易的掩盖下所从事的套利行为对实体经济毫无助益，是应该被严格禁止的行为。

套利活动的积极作用和风险隐患

（一）套利活动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一是人民币跨境套利可以为企业提供套期保值、对冲风险的工具。二是人民币跨境套利将促使境内外人民币价格走向均衡。人民币资金会从价格较低向价格较高的方向流动，可以发挥“无形的手”的调节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有助于将扭曲的市场价格重新拉回至均衡水平。三是人民币跨境套利将对境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形成倒逼压力，对加快我国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具有积极作用。

（二）人民币跨境套利的风险隐患。一是进出口实体企业沉溺于资本运作，不仅造成贸易数字虚增，热钱从外汇转向离岸人民币流入，更不利于国家管理流动性。二是人民币跨境套利资金的快速流入流出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大规模跨境套利交易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特别是大规模套利资金的集中流入和流出严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进而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三是人民币跨境套利行为存在一定的负债资金偿还风险。人民币跨境套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般通过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相关的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预收延付等产品来实现，但是该类业务暂不纳入现行外债管理，一旦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资金链断裂，将会导致对外偿付风险。

对人民币跨境套利行为区别对待、疏堵并举

（一）推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渐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合理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和幅度，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促使人民币汇率水平逐渐逼近均衡水平，弱化人民币单边升值市场预期，消除汇差的套利空间。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渐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使利率水平能真实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逐步放开存款利率向上浮动空间。不断提高市场科学定价能力，增强价格杠杆对境内外利率的调控作用，消除利差的套利空间。

（二）强监管：加强对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真实性审核。人民银行应注重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加大对商业银行跨境贸易人民币融资业务创新产品的调研分析，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将跨境贸易人民币融资产品的发展速度和业务规模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引导跨境贸易人民币融资产品健康发展。

银行机构在办理跨境业务时，要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审查”三原则，加强业务管理，严格做好跨境贸易和投资各环节的尽职调查，加强真实性审查，严格审查合同、报关单、发票等相关单据，确保背景真实。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发现和控制人民币跨境套利行为。

严加防范利用跨境贸易融资进行人民币跨境套利行为，融资与偿付要求币种统一，并只能在一家银行机构完成。如，转口贸易中，要重点加强先收后支转口贸易项下人民币收入管理，建议转口贸易收、支在同一家银行完成。在转口贸易收款时，银行机构必须严格审核相关单据的真实性，必要时要进行现场核实，确保转口贸易的真实性。

（三）重监测：加大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力度，构建有效、科学的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平台。利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建立跨境人民币套利主体的“负面清单”。业务主体要对资金用途做出承诺，一旦发现无真实贸易背景情况下的套利或洗钱行为，立即将此情况录入征信系统，增加其日后办理各项经济业务的成本，抑制违规套利行为的发生。

以现有的人民币跨境管理信息系统（RCPMIS）为基础，完善升级RCPMIS系统，增设信息查询模块，对转口贸易和贸易融资资金流等相关信息进行单独统计，全面反映转口贸易和贸易融资人民币资金流动和变化情况。加强与外汇局的协调与沟通，树立本外币协调监管理念，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增强监管合力。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资金跨境流动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预警体系，构建起完善的跨境资金流动动态监测分析平台，全面提升对人民币跨境异常流动的统计监测和预警水平。进一步健全人民币跨境流动非现场跟踪与核查机制，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理虚假交易、虚假融资等异常情况，防范和化解人民币跨境套利带来的风险和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