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现代空间规划中理性与对话（大全）
1（后）现代空间规划中的理性与 对话
对可持续性的讨论和新的战略规划方法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在德国统一后的十年间重新引发了对空间规划的兴趣。然而这些发展并不能掩盖这么一个事实，即空间规划正经受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看成是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所面临的更为广泛的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空间规划所不能再回避的论点。为了探索新的理论基础，本文重点讨论两种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 Wolfgang Welsch的横向理性(transverse rationality)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规划理解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空间规划的危机 1（特别是在德国）
后现代批判性的解构思想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想之中。它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文化批评，然后首先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学和美学，接着是哲学（Lyotard 1979；Welsch 1987），到八十年代后期被运用到了城市规划领域（Dear 1986）。后现代思想现在已经遍布了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Rosenau 1991）。例如，在人文地理学，它已经导致了对空间、社会和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解构和重构（Dear 1994）。空间规划与这些学科有相类似的主题，自然不可能在这些变革中臵身事外（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
我用“空间规划”这个词来包括所有形式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关于德国制度体系，空间规划覆盖了五个不同层次：地方层次（城市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区域层次（区域物质规划，区域经济政策），Länder 层次（Landesplanung），联邦政府层次（环境规划，区域政策）以及欧共体的跨国规划（欧共体区域政策，欧洲空间规划）。但在德国，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尽管也有一些关于规划自我反省（self-image of planning）的激烈争论，但空间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受到这种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影响。有关于空间规划在政治范畴不断边缘化的抱怨在不断增加，规划“实施的差距（implementation gaps）”被责难，并且，有关于空间规划中的“危机”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二十五年。尽管有数不尽的批评，而对支撑现代主义规划的理性的普遍性问题却很少有根本性的批判。相反，德国的空间规划似乎成了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的最后庇护所，或者也许可以说它就是话语的政治和认识论场景中的落后地区。
请允许我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做出一些推测。首先，绝大部分规划人员把自己看成是技术专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工科学校受到训练，有一些是经济学家、律师或地理学家。在规划人员的社会化过程中，把规划看成是空间和社会技术的观念却是永恒不变的。这反映在规划话语一直未被改变，甚至在新的教科书中也是如此（Spitzer 1995；Vogt 1997）。德国的规划理论被认为是与不相关联的假想敌进行拳击练习，而不是对现实的规划行为的状况及其本质作出反应。第二个原因可以从德国中找到。在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规划系统在没有经过对规划理论进行更多政治性思考的情况下被强加于东德，在此过程中，增设了许多规划机构领导和政府部门领导的助手的新职位，这些职位适合于绝大多数来自西德的规划人员，他们抓住了这种长久以来不容易得到的机会。这样，一方面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缺少这样的意愿：东德社会主义的崩溃是否就能断然地确认西德的规划系统（包括空间规划）具有优越性呢？ 然而，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规划危机现象仅仅是暂时地被压制了，现在正在开始更急切地回潮。和其他各地一样，在德国，对国家管制的放松已经提上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议程。空间规划，至少是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如果还谈不上面临着生存危机，它的重要性也在进一步降低（Ritter 1998）。两项新的变革或挑战正在为修正德国空间规划的讨论增添新鲜的内容。
首先，1992 年里约联合国会议所确立的“可持续性”的引导性原则和“地方 21世纪议程”(Local Agenda 21)取得了极大成功。可持续性原则已经成为了整个德国空间规划系统法定的约束导则，从中央到州、区域和城市，莫不如此。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可能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这个空洞的措词。因此，我们还不能肯定这是否仅仅只是纸面上的成功。但是，可持续性原则的引入和 21 世纪议程的兴起，并不只仅仅影响到环境政策本身的变化，更导致了更根本性的规划变化：如果可持续性原则能够被真正接受，那么一定会成为一项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这样的新原则强调过程与结果的开放性以及对自我组织化的社会进程的依赖，因此，几乎完全否定了技术性的线性规划概念。
战略规划作为一种解决之道？ 对守旧观点的另一个挑战是战略规划的复兴。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这一变革来自于私人部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SWOT 分析法、过程管理和审计的讨论已经开始兴起，首先是在区域经济政策领域，随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环境规划和区域规划中也得到广泛运用。这一哲学观念在如 Henry Mintzberg 的经典著作《战略规划的兴衰》(1994)之类的文献中得到了体现，在书中，Mintzberg 介绍了哈佛经济系中的设计学派模式。有意思的是他发现在 1973 年前后私营部门不再青睐传统的战略规划，而是让位于商业管理的渐进模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基础性的重新评估，并使战略性的商务规划成为一种全球标准。对应于公共部门规划的理论讨论，令人非常惊异的是（但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商业规划与空间规划理论的学术话语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至少在德国是这样。
这些新的挑战——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战略规划复兴的结合——并未能保持德国传统空间规划的稳定。事实恰恰相反。空间规划越来越转变成了环境和经济政策，空间规划过去的雄心壮志是从更高的理性立场上协调政策，而现在如果再提起这个陈旧的目的只会招致讥笑。
许多实践者认为，把战略规划从私人企业移植到公共规划只需要对方法和步骤进行简单的现代化，但实际上，与传统的线性规划相比，战略规划包含了深刻的变化（参阅 Kaufman & Jacobs 1987； 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Bryson 1995）：
它并不关注规划人员的职位，而是关注于行动、结果和实施； 它允许那些涉及到的和受影响的人更广泛地参与； 考虑了相关区域管理机构的优劣势； 以潜力和风险评估的形式全面考虑系统的环境； 规划不再被看成是主权国家的行为，而是被视为各类政治、行政机构（大都市、区域等）的竞争性行为。
规划界对这一规划哲学的广泛接受是基于这样的期望：既然传统的空间规划在国家管制中的努力已经被指责是言过其实的，这一规划哲学能使公共规划重新合法化。战略规划被私人企业和与产业关系密切的政治界广泛接受，而对商业界议程（business community’s agenda）的接受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和政治话语中普遍经济化的组成部分（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然而，我对于战略规划在德国环境和城市规划中的复兴有着复杂的感受。如果这一规划哲学思想自身从属于 SWOT 分析这一广泛传播的方法时，它的优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弱点和风险也不可忽略。在战略规划的所有优势中，我将首先提到它面向行动和结果的明确导向。传统的空间规划太过于注重规划和计划的制定，却沮丧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些感兴趣；相应地，也从不关心规划编制成果对他人行动的指导。战略规划提出要重建制订目标、战略优先和实施之间的一致。
第二个优势是获得了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响的人的广泛参与，这些人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致。传统的空间规划常常过于强调建立“最佳空间秩序”的科学理性，并试图使人口规划臵于这一原则之下。然而规划人员常常不得不懊恼地承认，人口规划并没有按照这种方法被兑现——至少不是由规划人员，而且肯定也不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来实现（Selle 1994）。随后，规划人员突然发现他们变成了传教士式的角色，要反对假想的民众的非理性和无知，保护他们较高的理性。
战略规划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转移，在公共规划中的运用有其优势的方面，但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目标和战略优先权的建立来源于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响的人在协商中取得一致的过程。这意味着规划理性的调整，在科学和政治上合法的规划人员的理想的绝对理性被公开的规划讨论的有限理性所替代。
从民主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转变包含了相当的解放和具有广泛基础的民主潜力；但另一方面，它在合法性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因为目标和战略的建立迄今为止都是和法定的导则相关联的，但是现在至少已经部分地为政治协商进程所替代，这样有权力的组织就可以推进他们的特定利益。为了在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和整合(integration)，新的政策形式由互动所决定，运用达成一致的战略以期形成联盟（coalition）。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规划所特有的，即政治与行政体系在职能上的差异。为区域行政机构讨论和选定战略方案是中央政府进行引导和协调的责任（例如国家和联邦的政府大臣、大城市中的市长总部），而空间规划是作为一种管辖权指定给特定的部门（环境、经济、交通等等）。因此，假定能够通过战略规划的方式重新获得过去宣称的战略协调，似乎是一种幻想。
简单地把战略规划应用到公共部门的空间规划之中，其本身是不充分的。如果认为把目标的可持续性和方法论上的战略规划这两项变革结合在空间规划的陈旧系统中，然后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去执行，那么这种认识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我认为，空间规划的危机是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的更为广泛的危机的组成部分。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就此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不能再被空间规划所忽略。为探寻新的坚实后盾，我将简单讨论两种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沟通性理性和 Wolfgang Welsch 的横向理性。
作为现代主义计划的空间规划的建构与解构 把空间规划看成是现代主义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的内在联系：在 认识论层面上是对空间和建成环境的认知方法；在 社会理论层面上是认为国家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和形塑社会；在 美学层面上则涉及到规划成果整理成文等等。我将尝试使用一些关键词，至少是部分地指出这些方面的内在联系。
城市规划是空间规划众多分支中最古老的一个。它最初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即“现代时期的诞生”（birth of the modern age）之时。城市建筑师们受统治者的委托，进行“理想城市”(ideal cities)的设计和建造，他们称自己为“实践数学家”(practical mathematicians)，因为他们把几何的理性付诸实践。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数字和几何形式的完美秩序是一种非凡和谐的表达。
在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中，Gerd de Bruyn（1996）追溯了乌托邦思想以来的城市规划的发展。在 Gerd de Bruyn 的鼓舞下，我也尝试根据乌托邦思想和技术的理想类型，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时间轴，来构筑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历史。如图左列描述的是 乌托邦的发展，肇始于托马斯莫尔，直到霍华德和柯布西耶。在另一边，城市规划总是成为一种 技术性的职业，这一脉络的发展显示在右列，所有这两列都与中间一列相关。
这一回顾有两个方面显得特别重要。首先，乌托邦思想的发展由 理性化不断增强的进程赋予了新的特征。自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以来，乌托邦思想中宗教方面的因素逐渐隐退，到十九、二十世纪就完全消失了。而它们的地位也为社会存在的理性秩序中的规范性概念所替代。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思想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长期循环。在二十世纪，对规划的混合多元理解逐步地替代了乌托邦思想，这一理解使得规范性和技术性两方面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中间到右列）
图表 1
乌托邦 和城市规划的目的乌托邦的发展 新城作为社会或宗教上的新形势的乌托邦
技术的发展
规划师对于技术型城市规划目标的理解 中 世纪
手工艺品贸易世纪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理想城市和强化城市（例如:A.Durer）
实践数学 17/18世纪
康帕内拉: 太阳城
首位城市，尤其是首都
18/19世纪
（尤其是在美国的）宗教殖民地，早期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公社：傅立叶、欧文、圣西门
慈善工业家的工厂城镇（Salt, Cadbury, Krupp）
防止危险及城市扩张 20 世纪 初叶 前后
霍华德：花园城市 加利埃尔：工业城市
恩维（Raymond Unwin）
Camillo Sitte 20 世纪 20年代
城市模型 社会公平的城市 社会主义城市 作为功能机器的城市 柯布西耶
区域规划 鲍豪斯 L.Mies von der Rohe 格罗比乌斯
有秩序的城市发展 有秩序的土地使用 20 世纪 30年代
雅典娜宪章 克里斯塔勒: 中心地理论 “Raumordnung” 国家社会主义城市
年代
战争期间的毁坏和修复 50 年代
技术乌托邦
结构化和分散城市模型以及小汽车主导的城市
战后重建 60 年代
新城 大规模居住区发展 70 年代
城市密度特征模型和空间规划目标体系的结合 1975 年前:目标的重新审视 80 年代
城市更新模型
保护 渐进主义 90 年代
乌托邦的结束？
企业化城市 可持续的城市
战略规划的复兴
以上这两方面的发现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十九世纪末以来，在社会理性化和官僚化的进程中，空间规划的专业系统已经出现。首先是在城市规划层面，而后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突飞猛进。然而在早期，绝大部分规划人员都强调实践而疏于理论性的反思，而另一方面，理论家们也大都是自学成材的，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学科——如霍华德和柯布西耶。
只有在规划人员的教育学术化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规划理论才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空间规划作为国家干预，在问题解决和决策的综合理性模式的引导下得到了合法化。这一发展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基本确信：社会与物质现实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改进，而规划可以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并以规划的方法制定规则，以此来认识现实的内在逻辑，从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进。“通过启蒙，规划能够解放他人。知识和理性使人们摆脱宿命和意识形态，使工业社会的逻辑本质得到发现和探索”（Beauregard 1989）。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规划人员制定理性的导则去影响他人（投资者、国家、个体家庭）的行为。依赖于科学的和客观的逻辑，规划人员宣称已经达到了能够超越个别团体的特殊利益的境界。
这一类观点将规划自我定位于 技术角色，因此规划本质上是一种 非政治的行为，并且有人声称规划是一种在更高层面上调节资本与劳工关系的手段。按照后现代的解释，规划因此是建立在具有合法性的 科学方法之上的（Lyotard），也是建立在典型的总体叙述性的基础之上的（Jameson）。事实上，现代主义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规划，这种状况的形成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张以及经济增长、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和社会进步将解决所有问题（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的乐观思想。城市被看成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的物质性容器，因此，“功能城市”对混乱和不确定性一无所知（Beauregard 1989）。
空间规划中这类单向的科学和技术理性的经典例子就是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及其在物质性规划中的应用（Blotevogel 1996）。1933年，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他的著名论文《德国南部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在其中，他提出了理想的聚居地结构理论，表达了经济、交通、人口、政治和行政体系的理想空间组织。这一理论读起来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普通理论，它对观察到的现实进行了经验性的解释。但是克里斯塔勒想要的更多，他把他的理论看成是 规范性的、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 理想空间秩序的模型（Model of an optimal spatial order）。这一模型要比很不完美的现实状况要优越得多。他相信他的模型不应是去适应现实，而是相反，应当调整现实来符合他的模型。从这样一个理论演绎的理想空间秩序出发，可以很容易地建构起重塑现实的国家计划，由此，作为国家责任的环境规划诞生了。
克里斯塔勒积极参与了他的模型在规划实践中的应用。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开始了规划和德国化措施，其目的在于德国人向东拓展 生存空间（Lebensraum）。在波兰人被清理后，一种“德国文化景观”开始在一个实际上的空白地区（tabula rasa）中浮现出来，同时，也出现了以理性构建的、具有等级秩序的聚居地系统。尽管克里斯塔勒本人不是一个公开承认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愿意把他和他的知识运用到民族社会主义的聚居地规划中。在规划人员假设的非政治性、技术性的自我意象的帮助下，规划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道德问题都很容易被压制。
众所周知，中心地理论成为了战后世界范围内环境规划政策的支柱之一。比如，在德国，所有的国土都建立了一个由等级有序的中心地组成的多样化系统（有时甚至是穷乡僻壤），并将之作为环境规划政策的正式目标。根据这一模式调整了城市的管辖范围，村庄被合并以形成较大的乡村政府，并具体确定了学校、医院和大学的位臵，以及建设高速公路等。
这一空间规划概念得以如此广泛地接受及其信服力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他之所以吸引规划人员，因为它具有科学的合法性，即使（或者也许仅仅是因为）很少有人能严格地认识到克里斯塔勒十分复杂的理论是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政治话语的间接思考（确实，困难程度越高甚至越有用）。科学的合法性有能力为中心地理论创造一个几乎支配性的权威，从而使得这一理论成为德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空间规划政策话语中的空间规划概念。
对理性的后现代批判迅速击败了空间规划所宣称的理性，正如我在这里以中心地理论所作的示例。早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Max Hork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论证的启蒙辩证，而诸如 Lyotard、Derrida 和 Jameson 等后现代哲学家则进一步推进和激进化了对理性的批判。他们争论的中心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如下的议题：在现代，理性的出现伴随着对个体解放和个体自主的高尚宣称；然而在现实中，它却总是和控制、权力联系在一起，并具有统一的趋势（平等原则）。即使是自主的主体（如以理性主导的规划人员为形式），也仅仅被看成是现代的建构，并且被追溯到启蒙哲学。然而以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仅仅是一种“以理性为中心的元叙事”（Logocentric meta-narrative），它将“被启蒙的”人看成是宇宙的“主人”（Rosenau 1991）。后现代的思想家质疑现代科学所宣称的科学相对于其它知识形式（如常识、神话和巫术等）的霸主地位的合法性。理性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理性的绝对化通过它所声称的霸主地位来镇压多样性和宽容（如后现代指控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极权主义），应该对现代时期的灾难承担部分的责任。因此，对理性的抑制就意味着从权威、效率、等级、权力、技术、商业、行政，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规划中解放出来。
然而，我并不支持广泛的基础批判主义。即使简单的逻辑[某些后现代批评家眼里特别臭名昭著的 总体叙事(master-narrative)]也是反对这个（所谓理性的），通过有理性的争辩的方式自然会导致的往往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如果我在交流的元层次(meta-level)上拒绝理性的原则，那么我将最终陷入达达主义。在艺术中这也许有它的价值（它在后现代美学中正经历着一些复兴），但是达达主义的科学思想确实有些奇怪。
第二个争论更重要：对理性的完全抛弃为基础主义和非合理性打开了通道。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真理的概念被协商的概念所替代。独立于协商的真理的可能性被拒绝了，并且为依赖于协商的“有效性”的宣称所替代。然而如果没有可以据以在众多矛盾的合法性主张中做出决定的后准则，那么，随之而起的就是不可救药的相对化。“世界的祛魔”（demystification of the world）是和现代的理性化过程相联系的（Max Weber），因此，通过新时代（New Age）的支持者和基础主义的布道者的叙事而在认识论上试图“再魅”(remystification)，这些人试图把我们引领到“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国”(otherworldly kingdom of mystic life)（Weber 1922/1985）。
Foucault 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权力对于实现话语依赖所声称的合法性具有决定意义。但采纳了他的批判性观点而与道德和科学理性的解构相结合，就会导致政策和规划的灾难。到了最后我只能愤世嫉俗地承认规划话语也仅仅是语言和权力游戏。我至多只能评论和解构这些话语，但我不能提供任何的意见来反对它。由此，空间发展和空间规划 实际上被用于保障各种财团和强有力的团体的利益。（当今，在很多规划人员中流行的玩世不恭似乎表明了这一理论解释并不完全缺乏经验上的证据）。
我愿意从一种更为不同的中间位臵来看待这一基础性的批判。国家规划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运用，这种权力的运用是合法的，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带着理性的“面具”。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对照，理性的意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显著的矛盾现在甚至更为明显。“现代主义辩证性”（dialectic of modernism）在六、七十年代的在功能主义城市规划中、在大面积区域的再开发和大规模的居住区开发中都得到了彰显。现代主义的空间规划建立在全面平等的规范上，一个完整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生活需求明确而内在地成为了其思想的出发点。这种普适性的规范在现行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迅速变得十分虚伪。
然而，从这我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理性和规划——这一现代主义的两个孪生姐妹——已经普遍地过时。新近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了理性是受制于 多元化的。启蒙运动的理想就如 Heralitus 所言，“理性浮现的地方，多样性的迷雾就会消散在灿烂的阳光之中”（Welsch 1996）。这一隐喻启蒙运动的太阳也照遍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在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中，这一隐喻以独特的方式转变了：Habermas 写出了理性的多种形式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在一个“脆弱的动态”中不断调整。而Jean-Francois Lyotard 更为激进地解释了理性的多元化，他相信，现代理性很早以前就已分裂成一个由散布的、自主的理性岛屿组成的群岛。我们不能再以光芒四射的阳光作为我们的方向，相反，我们行进在理性的混乱图景之中（如果还不是在一个没有桥梁连接的群岛中的话。）
在规划理论的争论中，这种状况还只是部分地被认识到和被正确处理，尤其是在德国。Robert Beauregard（1989）十分清晰地指出了现代主义规划理性权威的丧失。
“从本质而言，现代主义规划的总体叙事与空间上不可预测的、弹性的城市形态是不相容的。组成城市形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互对抗的，其效用则越来越成为短期消费物。结果，现代主义者对秩序、功能性结合和社会同质性的追求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如同要求部分规划人员保持客观的距离并运用技术理性。现代主义规划人员无法可想地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支配下被广泛抛弃”。
北美规划理论者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思想体系的转变，他们告别了改革的幻想，转而进入到发展渐进计划。他们大规模地撤退到程序性问题之中（决策理论、数学、商务管理理论等等）。在实践中，不再关心“公正的”城市和“理想空间秩序”之类的基础性问题（除了象 John Friedman 等少数左倾城市规划理论）。
规划中的主要理论显示出了其矛盾的复杂性。一方面它不去理会不断增长的对总体叙事、实证主义科学和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依旧依附于其传统的、非政治的和技术的自我想象；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无意识地）却信奉起后现代的怀疑论，正在放弃它曾宣称为优越的理性及其历史性的 存在理由。许多从前改革导向的规划人员对变化的局势低头，并转向纯粹的项目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空间规划中的战略规划方法的探索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总体框架变革的反应。
寻求新的坚实基础—— 沟通的、横向的理性概念 不幸的是这一新的哲学并没有从多元理性的混乱图景下提炼出一种简洁的方法。有两种思想似乎特别值得讨论：Jürgen Habermas（1981）的沟通理性概念和 Wolfgang Welsch（1996）的横向理性概念。Habermas 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和 Horkheimer 和 Adorno 所追求的“启蒙辨证性”的批判传统。但Habermas 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论，他认为现代主义并没有过时，而是将其视为“未竟的计划”（Habermas，1990）。他认为现在（晚期现代时期）多元社会的问题占据了最显著的位臵。代表不同“美好生活”规范概念的人们如何能理智地共存？每种权威必须通过在公众协商的框架中被接受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在这一背景下，Habermas 的话语（discourse）理论才获得核心的意义：认为通过科学和争辩的理性而获得理想秩序的合法性模式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通常意义上的“公众”（general public）已经退化成为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争斗的沙场，这些利益团体通过折衷的谈判而达成结果（而不是以私人个体的一致）。结果，在市民和国家之间又插入了大量的组织（联盟、党派、公司）。
在这个更为后现代的场景中，Habermas 看见了一丝希望：事实的陈述（客观世界）和规范的有效性（主体间世界）不应当去适应权力，而是应当为了 更好 地 争 论。为了这样的目的，对话（discourse）的某种规则是必须的：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必须能够说出他们的主张，只有在取得一致后，才能做出决定。对话因此是沟通的条件，这一条件要尽可能远离胁迫；并且，沟通导向的行为必须占据主导； 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就此开始生效。Habermas以此与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作对比，工具理性是通过效率和优化的方法达到特定目标的。
为了捍卫沟通理性，对话的道德是必须的，这些道德并不是由复杂的规范系统，而是由程序规则组成。其核心规则是：（1）冲突应该通过由所有涉及到的团体形成一致的协商来解决。（2）在实践中，源于个体对某一特定系统责任的战略行为可能会与这种理想发生冲突。（3）由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压力形成了一种责任，即将真实状况集聚到解决有争议的冲突的理想框架之中。Habermas保持了启蒙的理想，他相信，权力应当服从于理性（reason）。对 Habermas 而言，这一理性既不是由传统所赋予的，也不是简单地由科学所发现的，相反，它是以有限理性的方式在对话中创造的。因此，程序的道德规则就具有核心意义，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对话的公开性。辩论性的竞争将被理性地决定，受影响者都参与到决策之中。使公众获得有关于这些对话的知识是科学和媒体的职责。
哲学家 Wolfgang Welsch（1996）赞同类似的、但更为基础的方法。他详尽地研究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并坚持了其中的大部分。“现代理性不断增长的应用并没有导致理智（reason），相反更多地导致了看似合理实际却是真正的非理性。这是对理性的新近批判的关键性观点。有必要结束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是对理性的坚定期望，另一方面是对希望的放弃”。最终，理性的原则并不能放弃。相反，应当坚定不移地接受理性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横向理性。Welsch 把后现代关于无能的、破灭的理性主张看成是“孤立主义者的误解”。理性的构成实际上更像是由多种理性的交织和相互之间的转变所赋予特征的。因此，就有必要在多元和转变的背景中重新定义理性，他将之称为“横向理性”。
在理性的复杂图景中，发现和创造这种“横向”联系，决不是一件小事。一个人能且只能在不同的理性和与之相关的科学范式中做出主观决定，然而这不能解决异质问题：在没有元准则（meta-criterion）的情况下，不可能有限 有限（binding）决策。
Welsch 以新建筑（Le Corbusier）中的美学范式为例，显示了理性和范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
“与 普遍知识（mathesis universalis）的思想体系相结合，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现代的核心思想相结合，而且在理性类型观点上与认知理性的范式相结合。对于作为 普遍知识的新建筑来说，简洁和清晰是最基本的思想，而达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要在这两方面深思熟虑。共同的目的就在于希望理性地塑造世界。因此，事实上新建筑的主张和实践中，一再地从普遍知识的现代项目的思想训练和过程中获得借鉴……笛卡尔的物质世界分析与雅典宪章的城市分析具有同样的精神。准确地说，密斯凡德罗的建筑在建成形式上是完完全全笛卡尔式的”（Welsch, 1996）。
作为理性和范式多元化的结果，想简单驱除似乎存在着的无序，然后再象从前那样继续是毫无希望的。对简单明了的参考系统的探求常常会饱受教条原则的折磨。有意识地强调意义的多样性，问一下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才是更为明智之举。如何“理性地”来处理这一问题？Welsch 列举了一些可能性：（1）通过范式并臵的“交替启发”（alternate illumination）方法；（2）纠正对单个范式合法性的过于膨胀的断言；（3）观察范式周围由内部修正导致的可能结果所带来的变化。过去认为理性间是彼此分离的，现在可以发现并建立它们之间新的联系（沟通的开放性）。
传统的“一个理性”的概念（例如 普遍理性（Weltvernunft），例如神的理性，例如科学上公正、客观的理性）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相反，横向理性完全作为主观理性显现了主体的能力”（Welsch, 1996）。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将理性缩减为“私人理性”（private reason）——一种个人的和自我中心的理性。“理性意味着在转变的多样性中移动的能力”。在现代制度、对话和社会实践中体现的理性与这种合理性明显不同。
Welsch 比 Habermas 更怀疑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理性沟通的可能性：“在现在的情形下，一个人必须接受这样的可能性，理性行为最终将导致基本的异议的表达，而不是达成一致”。如果陈述和争议建立在不同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并且，如果没有更高层级的外部决定标准的话，那么纯粹理性将随异议的陈述和无法形成共识而消亡。然而，横向理性更接近于共同的理想，恰恰是在这种理性和范式的转变与交织中的建设性工作中，释放出了沟通与一致的潜能。
结论 如果我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空间规划的危机就不仅仅是它的传统目标和方法的危机，而是更为根本性的，是其对理性的基本主张的危机。规划人员作为生活在尘世的创造神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被摧毁了。然而这一认识不应导致我们屈服和犬儒主义，就象后现代主义基础性批判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最近的社会哲学试图找寻一条建设性的解决之道，在当今混乱的理性图景中寻找实践道路。Habermas 建立了能达到相互理解的沟通能力。Welsch 依靠合理性，提出了达到理性的多元化及寻求对“横向”连接与相互联系的建设性的方法。对空间规划做出的结论只在细微处有差别。传统空间规划所宣称的综合的、科学合法的理性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有关静态目标的“理想空间秩序”的科学模型已经过了它们的全盛期。
然而，我的想法为空间规划中的“转向沟通”（communicative turn）提供了很好的理由（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尽管持怀疑态度的：Tewdwr-Jones & Allmendinger 1998）。如果有人完全不想放弃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基本主张，那么他只能依赖于社会对话的相对理性。那些认为社会对话只会导致客观上差的和错的结果的人，显示出他们还没有从科学技术宣称的理性的传统思维中摆脱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元准则被用来决定结果的质量？ 但是，对社会对话的信心不应该与天真相混淆。为了防止这些对话沦为权力游戏（在那里，压力团体的工具理性占有主导地位），这就迫切需要清晰而有约束力的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需要国家建立规则并监督，要求坚持规则。
沟通性的竞争对所有参与的团体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话语的沟通只存在于那些参与者公布他们各自的期望，努力营造一个合作的氛围和建立信任的地方。这种状况不会自动地形成。沟通性的竞争不能仅仅是假设，而应当作为一个规则，作为学习的结果，并因此而固定于社会的沟通文化（Fürst, 1997）。
规 划 人 员 的 作 用 和 规 划 特 性 的 深 远 变 革 必 然 与 规 划 的 转 向 沟 通（communicative turn）联系在一起。实际的规划发展更少地依赖于规划人员的行为，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由所有受影响的人参与的、开放的散漫的进程的调节。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规划人员应当压制他们的能力，并将自己限制在中立的调解人的角色（职业的调解人肯定比规划人员做得更好）。相反，规划人员应当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带入这些过程中，不是霸权地主张科学的优越性，而是作为激励和帮助来建立通过协商达到结果和一致的过程。传统的空间规划（其特征是以科学和技术主张官方限定“市民参与”来“听”）和规划人员在其独裁权力的基础上做出最终决定，其要素仍然以多种多样的“建议和意见”提出。在协商和合作规划中，规划人员远远地退居幕后。他或她发起、刺激并引导过程，注意包纳所有受影响的人，并遵守对话的规则，通过代表特定利益的有组织团体的工具理性来反对话语的混淆，最为重要的是遵守由意见一致所支持的结果（Selle, 1994）。规划的地位也将作为结果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空间规划中，规划（plan）是静态的，通常是以制图学的方式表达想要的空间状态，像是刻于石头上的规则（尽管其实践效果并不确定）。在对话和合作规划中，规划（plan）并未废弃，它们的基本作用是作为 沟通的中介。现在得到公认的是，图表以及特别是条件、方案和发展选择的制图学的视觉化，对于规划人员——调解人来说是刺激和建构规划协商的无价资源。
目前偏好的战略规划能否提供一个克服这里所描述的传统空间规划的理性危机的机会？它提供了一个总的程序性框架，这个框架可以使得开放的、规划对话的沟通理性来代替过时的对理性的科学和技术的主张。然而，这方面既不是战略规划的必然也不是战略规划的核心。事实上，它既可以被用来解放对话的规划，它也可以被用来提高仅仅依附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官僚规划的效率。这样，对话的要素纯粹有助于使规划（plan）完全地被接受。
因此，战略规划是机会与危险并存。其关键的意义在于规划人员反省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也认识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空间规划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官僚的工作，简单地从科学中获得其合法性，而是与社会对话紧密联系的。既不是由空间规划本身判断为重要的主题，也不是由科学所接受的主题与空间规划有关，只有通过社会对话方法所得出的问题才是。但实践中的空间规划和规划科学都不只具有消极作用，它们也确实不应当将自己降格为是对实现特定利益的一种消极帮助。如果他们积极而负责任地参与到社会对话之中，它们不仅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地位，而且也有机会将现代主义进步思想的本质内容带入到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混乱之中。
第二篇：文明与理性的对话
文明与理性的对话
读余秋雨《山居笔记》有感
管理与经济学部物流工程
孙际钊
301020920
1还是偶然从同学那里淘来的《山居笔记》，拿到书时有说不出的欣喜。虽早就对余秋雨先生有所耳闻，却没有真正拜读过他的大作。之前是有看过他的《文化苦旅》一书，但是终究是出于年龄和阅历的差异，对书的感觉仅仅局限在“看过”罢了，细想起来竟不能对文章内容说个一二出来，想必这“看过”二字也是有着乐少水分的。真正有时间和心情去读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却是隔好些年以后了，有些自惭形秽于自己对书的渴求度，但也还是庆幸自己读了，并且为时不晚。
我想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善于读书的人，总觉得自己既缺乏潜心鉴赏的定性，又没有那种体味美感的修养，看书不过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般的一览而过，久而久之便留下近乎囫囵吞枣式的劣根性---枣自然是吞下去了，口中却依然索然无味。或者说看书于我不过是一个寻求精神慰藉的方法，或者仅仅是求得时间上的消磨和心灵上的安慰。即便现在对文字有来不得莫名其妙的偏爱，对书的知晓也是寥寥无几的，以至于从笔下写出来的东西缺少本质上的灵性。但是《山居笔记》却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竟然从那些挥洒自如的文字中嗅到了些许味道，确切地说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撞，或许这就是通常说的所谓心灵上的共鸣吧！要写这篇文章时还特意拿了原书看了看，想要知道这本被同学称作晦涩难懂的文集里究竟有什么是让我所着迷的。
《山居笔记》成书于1994年，历时两年有余，全书二十一万字。以现在网络小说的成书规律来看，这样的写作时长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其商业和经济价值必定会因此大打折扣，况且先生为写此文还辞去了行政职务。然而正如先生在《新版自序》一文中对自己为核对海南岛某一古迹上一副对联的两个字又亲自拜访一事的解释说“这种做法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由此似乎有些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靠字数和成书时间拿钱的网络小说多多少少有了些鄙夷，虽然我知道他们靠劳动拿工资并无过错，但是对文化，这是一种罪过。
《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以《历史的暗角》结束，余秋雨先生用亲身游历，切身体验，为我们探访了中华文明，他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址和文化现场，然后把惊讶、悲痛、遗憾、感动告诉我们，每一段文字，每一段过往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有时会想究竟要有怎么样的毅力和决心才可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一个历史观察者的角度去探寻人类文明留给我们的每一处遗迹。根据官方数据看，每年假期和黄金周出游的国人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真的如先生一般以个人游历为基础写出类似于《山居笔记》之类文献的却只有先生一人。先生在《抱愧山西》中说自己去山西以前是先找了好多文献资料的，其中不乏一些是从图书馆库存中淘出来的，如此比较起来我们那些跟随导游听他一路聒噪的所谓的旅游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有句广告语说“人生就像一场旅途，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现在想来，想必这“心情”二字定有几重不同的解释的。一来是指随景用情，真正将自己溶于景中，有所失亦有所得；二来，则是抽身于景外，用另一种眼光去探寻景物所能带来的文化共鸣和思维上的理性探寻，去计算得失实在是一种影响情调的不雅行为。先生属于哪一种自然就用说了吧。用同学的一句话评价一下说：“不管网络和媒体对余秋雨有多少责难和批判，不可否认的是他有接受人们赠予他的成就的资本和能力。” 想来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再到后来的《千年一叹》，每一处对于历史和文明探寻和思考莫不是有着巨大的魅力，若不是对人类文明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历史严谨的探知
态度，想必谁都不会愿意单车匹马穿梭于处在炮火掩盖下的人类文明的遗迹间，用清晰的笔迹去记录那些古老文明留给我们的精神思考。由此看来那些所谓的不认同和批判就显得别有用心了。用先生在《新版自序》末的一句话为这一小段做个小结我想再合适不过了。“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
《山居笔记》中另一个让人折服的地方，就是余秋雨先生严谨的思维。应该说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唯美华丽的辞藻，也少了杂文那般犀利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摈弃了浮华的随性，给了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往往能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似乎有些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妙：那就是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直指社会现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现实遥相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由此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形中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无论是《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由避暑山庄古迹拓展出来的对清王朝兴衰史的探寻，还是《苏东坡突围》中对乌台诗案那段历史原因的思考和总结，亦或是《抱愧山西》中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历史真相的追述和考证，都让我们切身理解和感受到一个文学大师所特有文学品质和精神追求。最让我叹服的要属《抱愧山西》中对山西在全国经济地位升降原因的分析和总结，若不是自己看过了那篇冗长的文章，实在是无法相信这是可以通过一场旅行看到的东西，加之之前说过的先生为探访山西而作的准备，让人真正去理解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原因。从文字角度上看，但凡涉及对于历史的探寻和总结的文章莫不是有个共通的规律，那就是，深奥。但是《抱愧山西》一文却极少让我有这种感觉，想反倒觉得比历史来得更好接受。想要在全书中为这种感觉找个原因时，《新版自序》就已经给了我答案。先生说：“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言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难，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于是就突然有了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正如美食家只知道这道菜好吃却不知怎么做，而厨师的任务却是去想怎样将菜做得好吃，当人们都开始说菜好吃时厨师站出来说了说这菜是怎么做的，但是不幸的却被扣上了骄傲的高帽子，于是舆论就有了各种非议。纠其原因不过是人们觉得毕竟厨师不是美食家，是没有发言权的。先生在书后写的答学生问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问：这些年报刊上有不少对您的评论，有些评论明显带有恶意，您为什么不反驳？答：有的文章用词比较尖刻，但其中也指出了我文章中的某个错讹或疑点。作个比喻，这是包装粗砺的无价馈赠。你至多只能说‘恶词’而不是‘恶意’。”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文学大师的素养我想应该是不过分的吧，如此这般，那来自媒体的批判和人们的质疑就显得有太过牵强和刻意，他们的目的究竟是出于真正的思想上的不认同，还是因为所谓的羡慕嫉妒恨，我们就不可知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批判在文化发展史上起到的促进作用和在学术造假方面做到的监督效果，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想法去对待文化现象中能够突显出来的那部分新生力量（当然先生已经不属于新生的那部分了）。说来好笑，我好像有在为余先生开脱的意思，但是信凭我一个没有什么资本的人何来资格去对名人说三道四。不过是借机将想法作一表达，这应该是没过的吧。
《山居笔记》中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也是巧夺天工，精辟至极。在《苏东坡突围》中先生对苏轼大加褒扬，甚至于苏东坡怀旧地点的错也说是错出了魅力，这正验证了王尔德的一句
话：“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苏东坡面对政治义无反顾，甚至不惜身陷囹圄和身首异处。在被贬黄州期间他深刻自省，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找回一个真正的自我。艰苦的物质生活又让他深刻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华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最后终于迎来了成熟的自我。试想在“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夜晚，看着缥缈的孤鸿之影，在“有恨无人省”的人文环境中，谁能依旧我行我素，自我放纵？在我看来，苏东坡的确可以算是一个历史强人。什么是成熟？成熟就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人生的道路是从出生地而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或许只有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面对尘封的往事，如果置身其中，或许会觉得前途茫茫，但如果置身事外，用大视野审视，人生的脉络就会豁然开朗。《山居笔记》就是这样的大视野和辽阔的时空。
我喜欢先生的文章，喜欢用他的文笔描述出来的他眼中的文明，从他笔下走出来的文章，没有那些晦涩难懂的科学佐证，没有刻意的寻古问今，个人感受和思想很自然的融入他的文章中。从他的散文系列中似乎感觉到并不是以前老师课堂中所说的那些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标准，相对而言，应该是“诗性”和“艺术”的结合。我是爱文字的，用朋友的一句话说，爱文字的人会吝啬从他笔下写出去的东西。在我看来，真正执著于文学的人，会给文字以最大的自由度，不去约束文字本身所能表达出的韵味。那种为了某种现实经济利益而求字数的网络文学式的创作，我一向是嗤之以鼻的，用一句可能会让很多人不爽的话说，我认为那是对文字的污辱。
我还不知道自己读到的是不是真正先生想要表达出的他自己，但是我确实是感受到了从他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那咱公正客观真实的感受的描摹，似乎正是现在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缺失了的。对于先生的文章，对也好，错也好，能有机会静下来找个无人的角落，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细细地看，我想先生也会知足的。或许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从中找到一丝的宁静。当铅华褪尽，我们带着苍茫的心态回首走过的路，能够很坦然的微笑着告诉自己我曾经也那么充实过，这也许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交待了吧。
并非为了写而写，真正去领会一种精神上的共鸣，能够知足，就够了。
第三篇：现代企业管理中理性沟通的有效性分析
现代企业管理中理性沟通的有效性分析
【摘要】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企业的生存发展靠管理，管理的途径靠沟通，沟通的有效靠理性沟通。实施以人为本的理性沟通方式是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关键词： 现代企业管理沟通原理理性沟通以人为本有效性
Abstract :In today's information ag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y the management oftheway through communicati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rough rational communication.Implement people-oriented r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to enhance cohesion and improv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an importantway.Is that the enterprises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the invincible magic weapons.Key words: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principles of r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ople-oriented
从管理理论角度纵观企业管理的全部历史，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这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蕴含着沟通管理这一重要环节，与此同时沟通管理也经历着从专制的硬性沟通向以人为本的理性沟通的转变，即从物性向人性的转变。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多企业在其人力资源管理上都实施人性管理，沟通方式也是较理性的沟通方式。
一 理性沟通的实施原理理性沟通原理的提出
沟通的解释是为了一个设定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并且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沟通需要手段，即交流。理性沟通是哈贝马斯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由鄂兰对“沟通权力”这一概念的解释中得到启示，从而发展出一套对话理论与沟通理性的理论，理性沟通强调言谈与行为应用时要“平等的与人沟通”。[2]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影响遍及全世界，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交往理论体系。对于沟通理性的理解哈贝马斯认为沟通与理解无处不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活泼、自由、互动的社会要求社会冲突和矛盾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决。理性沟通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可能性
人际关系交往中在沟通理性的条件下，个人的思想行动都可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同时彼此获得的是双倍的收益，在沟通交流中，人们获得的知识或者理性的东西、情感的东西会随之增多。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协调了才会良性的发展。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系统。“在这里系统被理解为一个由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要素组成的自我调节系统，而这个系统在处理复杂的周边环境中提升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2]对于在交往过程中主客体间关系的调节应该进行平等和谐的交谈和对话，从而形成一种主客体之间平等的沟通，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所需的沟通方式，也是整个社会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理性沟通，毫无疑问，哈贝马斯对于社会系统的要素划分以及生活世界的层次划分，实际上是要沟通理性得以普遍和全面地实现和应用。[5]理性沟通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原理
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质和核心是沟通，许多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沟通障碍问题，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得以最佳配置，使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形成互动、达成共识，这是沟通行之有效的关键。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但管理不仅是决策，还是沟通，事实上
决策的过程是信息交流和处理的过程，亦即沟通。对于决策的执行其实质就是企业管理中各个成员对
自己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沟通的行为过程。在现代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日益复杂的情景下，企业不
但要注重管理决策，更重要的应重视企业对内、对外、自身的沟通，面对已形成的冲突和矛盾，进行
有效的沟通，换位思考，运用理性沟通方式，实施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势在必然。
二 现代企业管理如何实施理性沟通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对企业的管理实质上就是对人的管理，人既是企业的主体，又是被管理的客体，也是“企业最大的资产”.[1]企业想要取得巨大发展，就要使这些所谓的资产自发的去努力工作，为此企业应通过与各
组织成员真诚的沟通和交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使之自觉自愿的为企业效力，员工是企业创造竞争
优势的重要因素，要真正做到以员工为本，就需要企业尊重员工，使员工具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使员工的责任和能力和企业的前途相互联系起来，用员工个人的成功来获取企业的发展。
企业理性沟通的有效性反应在企业各组织成员的凝聚力上，理性的沟通方式是维系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纽带，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失时机的、有意识的向员工宣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每个成员的重要性，另外，管理者也可通过制定企业长远的目标，引导员工围绕目标
展开工作；同时关心和体贴下属，使员工团结一致，产生向心力，使企业内形成民主的气氛；企业管
理者也要以身作则，在组织中树立榜样，以榜样的力量感召员工。由此可见，理性的沟通可使员工形
成民主平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使企业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构建沟通管理体系 倡导理性沟通
管理沟通是企业精神和形象的创造者，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沟通体系，使企业成员认同企业的核
心价值及共同使命，是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安排的。传统的管理沟通方式是以企业传统的组织框架为背
景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沟通方式越来越创新，在新技术的变革下，理性的沟通方式收到
重视，从大的方面说，理性的沟通是企业人在拥有共同目标的前提下相互之间进行的思想和意识的双
向信息传递，包括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即企业内部的决策讨论和企业内部的危机处理。从小的方面
讲，理性的沟通是企业以人为单位的来自个人的理智的自我沟通过程，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良性沟通。
构建理性沟通的管理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沟通目标，把握目标。即沟通者在实现有效的沟通过程中，必须理性的向对方传达清晰的概念和观点，界定好企业总体目标、策略和任务间的牵制关系。
（2）搜集沟通所需信息及信息来源，制定信息策略。即在沟通交流过程中，要明确定位主客体的位置以及主客双方将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选择直接或间接的切入主题，用言简意赅的语言，理性谨
慎的态度，使受众方接受沟通意向。
（3）了解被沟通者心理需求，服务于对方。理性的沟通需要沟通者在沟通前先行认知对方的背景
状况，包括对方的兴趣、爱好、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等等，并通过此分析激发对方的热情，诱导对方参
与沟通交流。
（4）分析沟通环境，制定沟通方案。现代企业优化管理沟通，应重视环境分析，建立相应机制，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待不同的社会角色，善于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与模式。
（5）选择合适的媒介渠道。沟通是通过一定媒介渠道来完成的，包括口头、书面、和非语言等，在电子信息多样化的今天，更多的企业选择沟通渠道更加理性、合理、简单、迅速，运用互联网平台，建立企业独立的网络平台，对内对外共同传递电子短信息、邮件、刊物等。
（6）重视意见反馈。成功的理性沟通过程，包括沟通信息的适度传送和意见反馈处理环节，信息
传达后，要细心倾听接受者的意见和建议，不管对方言论和行为是否过激，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平
和的心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反应不反抗，理解接受者的信息接受程度。实施理性沟通方式遵循沟通原则[4]
实施一整套全面的理性沟通系统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真实性原则。任何成功的沟通结果都是在真实信息的条件下实现的，虚假的沟通信息是沟通
资源的浪费，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沟通，不但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损坏企业形
象。
（2）主客体共时性原则。简单的说，就是当真实的信息传递出去时，另一主体能通过相应的渠道
接受到该信息，并以此进行沟通和交流。
（3）渠道适度性原则。实施理性沟通，渠道的选择是很重要的，考虑到沟通者和被沟通者之间所
处环境、背景、和心理需要的不同，想要达到理性的有效的沟通，选择适度的渠道是很有必要的。
（4）目标性原则。沟通者与被沟通者之间进行沟通的目的就是达到目标共识的结果，因此在沟通
前期，目标的确立要经过细致的分析和对受众方的考察后方可制定，以便沟通过程顺利进行。
（5）环境优化性原则。理性的沟通方式要求沟通者心态平和、语气婉转、谦诚理性，所以对环境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建立舒适理想的沟通环境不但使双方爽心悦目，而且还能促进双方达
成的沟通目标的统一。采取理性的态度 在柔性管理中沟通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常常会由于组织与组织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产生一
些磨擦、矛盾、冲突、误解、扯皮、刁难等现象，从而贻误工作、影响各成员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
员工的士气、组织的效率，使企业团体难以形成凝聚力，造成企业组织松散，企业形象瘫痪的现象。
因此，增进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理性沟通，可以说，理性的沟通管理更适应人性本身的特点，能设
身处地的为员工着想，极大限度的化解矛盾冲突，营造企业民主自由平等的气氛，对于构建团结、和
谐、稳定的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氛围是很有效的。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柔性管理是理性沟通行之有效的先决条件，而理性沟通则能实现柔性管理的全部功能建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完美的有效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若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理性沟通方式并用管理之道，那么企业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的专制沟通管理方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柔性管理中加入理性沟通的元素有助于企业管理的正常进行，运用尊重、激励、引导、启
迪等比较理性的方法进行沟通管理，主要体现的是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身教重于言教，肯
定重于否定，激励重于控制，务实重于务虚。
三现代企业管理中理性沟通的应用有效性理性沟通对企业内部环境的影响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内部成员的知识，思想和创新，运用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在人力资
源的调配上实施人性化的理性沟通的管理手段，能够调动企业内部各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
能激发成员的风创造性，使整个企业充满活力。在通常情况下管理者经常对企业内部成员经常进行理
性的沟通交流，不但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条不紊，而且还能激发成员的感性创意，使之如鱼得
水。另外，在对企业内部成员进行沟通时，应转换角色，换位思考，慎重考虑对方的切身利益和所处的环境，全面的掌握对方的心理需要，建立及时有效的沟通理念。理性沟通对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充满易变性和复杂性，企业要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中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就需要迅速适应自身面临的不断变化的环境。在企业对外的公共关系处
理过程中，采用适度的理性沟通手段可以使企业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大环境，使企业始终处
于一种和谐的外部环境中，以此保证企业健康、顺利、稳定的生存发展。理性的沟通方式不同于专制的强制性沟通方式，在对外关系中同行业之间或不同行业之间，保证自身企业合理的立场和理性的态
度有利于提高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知名度。理性沟通对企业自身建设的影响
采用理性的沟通管理方式能够保证企业自身建设的民主化管理，形成相互协作的精神，实现企业的和谐，促进企业的发展。大多数企业在自身建设上都实行内部的“民主化的管理”，这属于柔性管理，与此同时体现出企业自身建设中各个组织成员间的理性交流方式，以此使企业管理者能够采纳相关人
员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最终形成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决策，避免了硬性
沟通可能造成的失误。再者，由于企业的奖惩也采取理性化的沟通方式，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创造性，满足员工的需求，使整个企业充满和谐的气氛，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四 理性沟通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意义理性沟通是企业实现整体优化的关键
企业管理中运用理性的沟通原理，可以更有效的协调企业组织或个人间的关系，一个沟通者，管
理者用良好的沟通意识，艺术的沟通语言，企业管理的机制，行为导向完美的呈现在被沟通者面前，进而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互助和团结，加强团队团体意识并使其同心同德完成组织的目标和企业的使命。另外，理性的沟通存在于企业对外开放的外环境时，亦能更好的促及企业自身与同行业或社
会团体以及政府的关系，良好的沟通是企业与外部环境元素的联系桥梁，也是企业扑捉商机，避免危
机的关键因素。理性沟通是企业实施管理策略的保证
企业管理中，组织成员之间并非是为了物质上的需求而工作，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成员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其对激励的要求就会更高，在情感交流上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被受尊重，因此，使组织成员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体现，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3]。当然，作为企
业的管理人员，为更有力实施企业管理策略，实现管理者职能表现和完成组织目标，必须保持理性的心态与各成员经常的进行沟通，通过情感上的交流激励员工参与企业活动，满足各成员精神层面的需
要，包括成就感、荣誉感及对企业的归属感，管理者提高成员的满意度主要途径就是沟通。3 理性沟通是企业获取决策所需信息，整合资源的需要
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信息的交流不只局限在一种形式上，理性沟通要求企业更慎重的获取制定
决策所需信息，做到合理、合适、合法，面对信息的多样化，复杂化企业更需要扑捉到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流。由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日益变化复杂和加快，企业如何更好的利用所处的市场背景，以便更
迅速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企业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因而面对外部环境，使用有效的理性沟
通机制使企业各成员分享其想法和思想，并及时进行信息间的交流沟通，整合智力资源需要，日益成为许多企业获取经营管理决策成功的关键和决定因素。
五 结论
总之，近多年来，对于管理沟通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尤其对理性沟通在公共领域
中的探讨，许多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人对此高度重视，但是对于详细分析理性沟通在现代企业中存在的重要意义却探知甚微，简单的说，理性沟通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出各个活动元素都具有理性能力，都
具有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能力，即假定公共领域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公民互动所构成的空间，而他们主
要的互动方式则是理性讨论与沟通，尽管意见的不同也会使他们产生争辩或对抗，但争辩对抗仍然不
脱理性的诉求。《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介绍兵法策略最全的书籍，在士兵的情绪管理方面重视一个
观念“慎怒”，即表现出将领的理性观；同样在《孙子兵法·火攻篇》写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
可以愠而致战。相同亦然，在现代企业公共关系的处理中，管理者运用理性的沟通方式无疑是企业最
有效的沟通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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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与设计分析
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与设计分析
摘要：加快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当前城乡空间的利用是无序且低效的，生产生活空间的发展停滞不前，人们对居住环境的改善要求日渐迫切，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设计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城乡空间布局规划进行探讨，论证了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设计的必要性，并针对如何做好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设计工作提出了思路对策，以指导城乡空间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设计；
引言：
自改革开放来，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十分迅速，农民生活与农村建设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国家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的经济政策，造成城市的繁荣和农村落后的差距，城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严重妨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我们应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矛盾，必须重视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与设计，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出土地的最大经济效益，以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城乡空间一体化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城乡空间结构合理安排，生产要素与空间资源要素自由的流通，使城乡空间融合一体。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的核心思想是由过去具有偏向城市的城市规划理念逐渐向城乡统筹整体规划转变，最终目就是解决乡村发展落后的问题。
一、当前城乡空间存在的问题
1.1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时国家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几十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的投入制度，投入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因此造成了城市繁荣与农村落后。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城乡之间差距并没有减小，城乡二元化结构依然存在，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更违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
1.2 城乡之间用地紧张
城乡用地紧张表现为城市用地和乡村用地之间的竞争关系，农村居民占地较大而且格局比较分散，再加上分散的农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到了有序的城市空间扩展。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展，这样又进一步浪
费了土地资源，妨碍了农业的产业化生产，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城乡之间的空间资源整体利用效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城市用地急剧增加，只得不断的占用农村耕地。使农业用地面积与质量迅速下降，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生产发展。
1.3城乡之间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主要是城乡产业人为分割和城乡产业的关联性不足。城乡产业分割表现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市场完全分割；农村资本供给相对于城市而言极其缺乏；城乡之间的土地市场也存在着二元化；农村的技术市场也和城市有较大的差距；城乡之间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异是城乡分割的重要表现。城乡关联性不足表现在，城乡就业渠道联系不畅，投资联系失调，政策支农严重不足。因此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无法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4城乡之间空间碎片化
乡村居住的分散化布局和乡镇工业的无序扩建都使城乡空间碎片化特征十分明显，导致城乡空间的规划整合比较困难，这对城乡一体的规划建设非常不利，与此同时，这样的恶性循环使紧张的城乡空间资源进一步恶化加剧。城区发展格局明显为多中心增长的特征分离性的发展，伴随经济的发展，各地仅是在原有基础上圈层式地发展，空间上接近却没有内在联系，各地方只在意自身利益，使全城缺少空间核心与创新核心，各自离心发展，城乡空间整体上显示碎片化的分布格局。
二、城乡一体化空间整合的战略重点
2.1城乡网络化发展
通过城乡间多种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组成有序的联系互动系统，能够获得最优化的城乡空间组织效应，使得在一定区域内的城乡间网络设施更加完备，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密切，各种要素流动更加通畅，组织功能也更加完善。其中，区域性城乡网络发展不但可以分成城市与乡村两大区域关联发展系统，还可以分成生产专业化的区域分工系统或者以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区域支撑系统，由此构成的纵横交织，联系紧密的运行整体。城乡的网络化发展不但有助促进城乡公平发展，也可以保持城乡社会的稳定。
2.2乡村空间重构
① 必须要以区域的中心城市与农村中心城镇做为建设主体，经过一系列政策和投资，建设规划“中心城市、重点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的三级城乡体系。其次，必须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整合城乡基础设施，扩大城乡之间的联系，增强城镇特别是重点中心城镇的综合服务能力，增加城镇的聚集功能。最后，必须按照相对集中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统一规划设计住宅区、工业区、农田保护区和生态区，逐步集中分散的工业区，规划设计好重点的工业园区。
② 目前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村社区正在进一步的发生变化，成为服务于农村地区的城乡网络系统中的单元，社区内工农业区与居住生活区应该适度分离。所以，要根据村镇布局规划和其相关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们集中居住，整合农村的生活空间。将农村居民点规划整合，有利于农村非农用地的集约利用，加快整合规划农村空间步伐，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置换。建立配套的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耕地的规模经营，规划整合农村的生产空间。
③ 健全城市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村人口迁移和就业的有序进行，努力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建立符合农村区域的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合适的城镇就业群体社会保险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医疗救助体系以及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三、我国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设计
3.1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的指导思想
集约利用，积聚发展 城乡空间一体化空间规划原则是集约利用，积聚发展。城乡之间土地空间资源有限和城乡间建设用地的增长两者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土地的集约利用来解决。城乡空间的集约化是指整合城乡建设用地，盘活城乡闲置土地，增强用地投资力度，提高土地的使用强度，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同时要转变农业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渐从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转变。
城乡空间积聚发展是对城乡间产业的布局结构进行调整，积极的引导不同产业向相应产业园集中，增加产业园的积聚效应，另外对城乡居民点空间布局的积极引导以及合理积聚，也为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共享铺平道路。
由综合的交通体系引导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国内外城乡一体化案例充分表
明，在城乡空间的规划与设计进程中，城乡空间发展和综合交通体系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促进了城乡空间的生产发展，城乡空间布局的提升也推动了交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3.2乡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规划设计
针对我国当前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程度不够完善，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的耕地还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劳作。如果盲目拆除合并乡村居民点对农民的生产会产生比较明显影响。所以，有关乡居民点的整合拆并一定要从确实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角度考虑，一定要实事求是。
乡村居民点空间一体化规划设计应分为两部分，一是社区型居民点的空间布局，其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合理配置城乡全域的空间资源要素；二是传统型居民点的空间布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对居民的农业生产有利。居民点空间布局要强调因地制宜，要充分结合当地居民点的产业、经济、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现状等因素综合考虑。
3.3城乡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设计
城乡空间一体化布局规划是统筹城乡空间范围里的产业与三大类产业进行资源调整，形成城乡空间范围内的产业协同体。城乡产业空间布局首先要从全局出发，结合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深入探索不同产业的特性，结合城乡空间的不同优势，来促进城乡产业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统筹城乡产业空间的配置。
要符合城乡空间结构规划，妥善处理工业集中区和城乡空间利用的关系对整个城乡空间结构是否合理有很大影响，也关系到城乡空间建设的良性启动。最后要处理好和城乡生活用地的布局。工业集中区的分布要结合城乡居民点的布局进行布置。生产和生活两大基本活动作为整个城乡空间范围内两个关键点，居民工作和居住的平衡，不但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4城乡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设计
城乡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主要是指从城乡整体的空间角度，以城乡基础设施共享为目的，统筹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空间格局。城乡空间一体化布局规划中的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其根本出发点是统筹城乡空间范围里的基础设施的建
设，基于全域角度的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不但可以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也可以把乡村空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收纳进来。
在空间规划布局上，针对各类基础设施不协调这一问题，解决措施是在区域交通通道的基础上，在和城乡空间结构协调的原则下，构建城乡空间范围之内的基础设施廊道。将城乡空间范围之内的大型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在基础设施廊道之内。第二在基础设施廊道的框架之内增强城乡空间范围里的城乡间供水管网对接，落实区域内主干的污水管线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空间分布。最后在空间布局上贯彻落实城乡防灾体系规划，科学的规划城乡防灾设备。
3.5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设计
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是为了提升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和舒适程度，达成城乡居民公共服务设施平均化。所以，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重点在于两方面的建设：一是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圈，在城乡范围内统筹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完成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第二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配置等级序列的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合理的城乡空间结构的形成。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的重点是引导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向乡村延伸，扩大服务半径。进一步加强对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需求，配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四、总结
综上所言，城乡空间一体化建设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城乡间在资源、环境、产业结构等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而且要在发展水平与质量上缩小城乡间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种对现状进行优化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城乡空间合理利用。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是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任务。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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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空间规划改革与“多规合一”
空间规划改革与“多规合一”
作者：中研智业集团董事长 樊森
一、空间规划的现实及问题
规划是为实现定目标而预先安排行动步骤并不断付诸实践的过程。空间规划是对国土空间系统统筹的安排，是公共管理部门实施国土空间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规划伴随着人类产生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前瞻远谋、走在前沿，约束、规范并指导发展。
科学发展，规划先行。由于规划本身的特性要求，空间规划一贯以严肃、严谨、科学、法定、连续、系统、刚性、权威等个性特征为自身标签和社会认同。但近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规划的本能严重退化，规划的个性日渐缺失，规划任性和管理随意问题严重且呈蔓延之势。
一是规划繁杂且不协调、不衔接、不统一问题突出。我国现行规划类型众多，涉及到空间资源利用的规划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多项规划，在同一空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相互矛盾。规划的不协调、不衔接、不统一已严重削弱了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甚至造成空间管理无序、土地资源浪费、环境保护失控等问题。
二是规出多门、各自为政，协调统一管理难的问题突出。现行的各项空间规划体系“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职能被分散到几个行政主管部门体系中。从地方层面看，各规划在各自的行政体系架构中展开，均采取“政府负责、部门落实”的垂直管理方式，分别对各自的规划工作进行管理，使得出现“条条”协调不力、“块块”关系混乱的局面，规划协调实施难以落实。
三是规划内容边界模糊，指标、标准等技术不兼容问题突出。规划职能边界模糊，内容交叉重叠，也造成部门职责难以厘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各项空间规划发展历程不
一、关注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使得各自编制的出发点、技术路线均有差异，从而导致目标和结果差异明显，给指导实践带来困惑。
四是规划视同“花瓶”，有法不依、有规不执问题突出。我国规划管理随意、刚性不足、法定性不强、连续性缺失已成顽疾。公共管理部门受发展观、政绩及考核导向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规划贯彻执行及管理随意任性，政府换届规划随之换届，领导变化思路随之变化。同时规划虽然均经历的相关法规法定程序，但在权利和法律之间，利益与法规之间，往往权利任性至上，将规划束之高阁，计划赶不上变化，规划赶不上调整。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阶段，深化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动规划体系及管理方式创新，探索实施“多规合一”，确保空间规划权威性、严肃性、连续性已成为我国规划领域的迫切任务。
二、多规合一的提出及背景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决定》明确了城镇建设空间规划改革的方向。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指出，积极推进市、县规划体制改革，探索能够实现“多规合一”的方式方法，实现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并以这个为基础，把一张蓝图干到底。
2014年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要求严格划定“三线”，具体包括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强调，加强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国土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的相互衔接。推动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合一”。
201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明确，“十三五”规划将积极推进市、县规划体制改革，探索能够实现“多规合一”的方式方法，实现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并以此为基础，把一张蓝图干到底。
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中，将三规合一作为2014年深化改革重点任务之一。指出进一步明确开展县市的空间规划试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规划，多规合一。
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保部和住建部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了开展试点的主要任务及措施，并提出在全国28个市县开展“多规合一”试点。
2014年10月，国家住建部规划司在嘉兴市召开“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由住建部门联系的8个试点县（市）要按照“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要求，做好一张图，建好一个平台，实现“多规合一”全覆盖。
三、多规合一的意义及必要
规划领域所呈现出的现实和问题，已成为规划行业的顽疾。其问题背后反映的是有法不依、有规不执的当前发展无序、管理随意的无奈现实，因此加快推进规划体制改革，以多规合一为基础，完善规划体系，具有现实及长远意义。
一是适应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的要求。新常态下，发展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变发展方式，以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走集约节约、创新高效发展道路成为迫切任务。既往规划乱象折射的胡发展、硬发展，盲目发展及无序发展等必须彻底革除，以多规合一为基础规划体制改革是适应、影响和推动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二是解决规划诸多弊病、矛盾、不畅问题的现实需要。目前我国横向、纵向、综合、专项等规划琳琅满目，各个管理职能部门各成体系，以规划指导发展本身没有问题，但各种各类规划之间内容冲突、边界重叠或空白、缺乏衔接协调等问题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且规划视同“花瓶”，严重影响规划的有效实施。多规合一将从技术上、管理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确保规划有效落地实施。
三是实现国土空间集约、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国土空间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规划无序带来发展无章，乱建乱占、乱拆乱挖，各种经济社会要素空间布局不科学不合理，环境破坏，生态受害，造成了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发展负面损失，严重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和秩序。多规合一旨在站在空间管控和科学、合理、和谐的角度，确保国土空间可持续利用。
四是深化公共规划管理体制，重构良好规划体系的需要。规划所显现的诸多现实问题，造成的诸多发展问题和国土空间不节约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实现良好的公共管理秩序，尤其自然空间的管控，是公共管理部门的基本和根本职责。深化改革决定中明确要求加强空间管理，多规合一是深化公共空间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改革重构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的需要。
五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实现依法执政、依规办事的要求。从十八届四中全关于依法治国决定，到四个全面的论调和要求，有规有矩必须成为常态。规划乱象折射的无序发展，映射的是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缺失，权大于法、利高于规，有法不依有规不执，关键是缺严肃强硬的法治保障。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深化规划体制改革是强化、严肃和加强规划立法及严肃执法的要求。
四、多规合一的内涵和本质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及多规合一试点通知等官方的表述，“多规合一”基于国土空间布局的衔接与协调，是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划的相互融合，实现一个区域空间、一个空间规划、一张发展蓝图，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追溯我国规划法规管理及规划体系的延续演变，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自从2013年以来多规合一提出及试点实施，公共管理部门、规划行业领域及社会大众等均对多规合一较为陌生和模糊，认识理解千差万别，甚至出现规划无用论、规划形式论、规划唯一论等不同论调。到底如何理解多规合一，在本文之前的论述中已做了大量的阐述。
一是多规合一不会改变或弱化规划的本质属性，多规合一的要求是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规划是对未来的预先统筹安排，始终对发展前瞻远谋，约束规范并指导发展。科学发展，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要求一张蓝图干到底，更加强化的规划的预先安排性和科学性，更加强化了其对发展的约束性、法定性和权威性。不要无视藐视规划，让规划有意为无意成为花瓶和摆设，规划不要再任性换届或因人因事而随意变化。二是多规合一不是一个区域只编一本规划，多规合一的目标是深化规划体制改革，建立新的规划体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体系及政府公共组织管理要求，必须要求各项职能专业分工、科学管理，而规划是实现科学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因此多规合一不是一本形式上规划解决所有职能部门的问题，而更多是规划衔接协调和重构规划上下位等法规和管理体系的问题。不要多部门多职能规划相关打架，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而且还互不兼容、互不相让，不要再维护权与利而损害生态及社会公共利益。
三是多规合一不是形式上的多个规划简单融合，多规合一的根本是解决空间有效管控和持续发展问题。社会系统的多个部门、多个分工职能管理及多个规划有其存在的必然和管控的边界，多规合一除了规划本身字面上纸面上衔接协调融合之外，更多强调公共管理部门如何利用多规合一的规划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及长远问题。国土空间具有唯一性，不要再为了规划而规划，为了少数权和利进行规划，不要再无视环境，不要再浪费唯一的空间资源，不要再走不持续的发展道路。
五、多规合一实施的难点
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及法规要求，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发展，各自规划均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惯例，实现多规划合一，要打破原来的条框，真正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基本要求，当前仍然存在诸多现实难点，不容回避，且需要深入解决。一是规划期限问题。各个规划由于政府行政条块的制约，形成了包括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多个规划体系。由于不同规划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不一样，编制规划期限相差很大。例如城乡总体规划期限为20年，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规划期限是5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15年等。规划期限的不同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规划基期千差万别，起点数据不统一，难以有效融合各规划。二是规划期不同，导致现状分析、空间开发、用地使用、生态环保等分析与预测难以吻合等。
二是规划体系问题。当前国内规划主要有几大类型组成。一是发展规划，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为代表，重点是明确区域未来发展定位、方向和思路。二是城镇规划，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代表，主要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实施措施。三是土地规划，以土地利用规划为代表，是根据土地开发利用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历史基础和现状特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对一定地区范围内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组织利用和经营管理的一项综合性的技术经济措施。四是专项规划，即从各部门职能出发，编制的各类专业性规划，如交通规划、生态规划、社会事业规划等为代表。多类型的规划出自于不同职能部门，规划之间的衔接统筹没有明确的法规要求，均以一个空间范围为规划对象，而缺乏上下位及管理关系，同时由于使用用途的不同，导致规划之间衔接融合度越来越难。三是基础数据问题。多规融合关键是要实现一张蓝图，是将各类规划最终成果集成于一张图管控之上。因此，规划的数据对实现多规融合非常关键，但从当前基础数据和信息的来源看，不同规划基础底图也不一样。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依据是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规划依据是空间信息数据图，规划建设部门依据是地形图。基础数据不统一导致对各相关数据的整合力度不够，且各类规划基础数据，如底图、坐标、目标及指标分类规范均不一样，因此较难难将各规划数据实现在统一图纸上。
四是技术标准问题。规划由不同部门组织编制，由于制图单位不同，容易造成制图精度不同、绘制技术体系不同、比例尺不同、坐标偏差等，造成不同规划中用地大小不同，很难实现图纸叠合。例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建设用地管制区分为“允许建设”、“有条件建设”、“限制建设”和“禁止建设”，城乡规划体系对“用地单元建设适宜性”的等级评定按“适宜建设用地”、“可建设用地”、“不适宜建设用地”和“不可建设用地”划分，两者对土地空间管制的分类方法不同。
五是管理机制问题。健全的规划监督实施机制是推动规划有序实施的保障。但从当前规划的实施监督看，相差很大。例如城镇总体规划是有城乡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对城市规划制定有一些规定，然后又有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实施细则等。土地利用规划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其他一些专项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法律支撑，而监督实施的责任又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不可避免地影响规划实施。
六、多规合一实施的建议
多规合一需要推陈出新、破旧立新，需要规划体制改革的信心和恒心。多规合一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方面，是一个系统复杂且较为漫长的过程。多规合一需要先学习试点、后总结推广，需要一定的路径策略。
一是以编制各项规划之上位规划，解决多规合一的基础技术问题。多规合一涉及到基础数据、坐标、技术底图及历史资料，技术标准和分类等问题，要较快统一需要过程，而且较为复杂。围绕多规合一的目标和实质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把历史多年多部门的规划技术参数、软件和标准完全统一成一个模子，理想化需要但必要性值得商榷。因此建议多规合一在各项规划之上编制一个区域性的空间管控规划或发展总体规划，统一规划目标、规划期限、规划技术标准等，进行宏观边界规模及功能、定性、指标管控等，以此规划指导各部门各职能规划编制和实施，一方面可以达到多规合一的目标目的，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让解决多规合一中涉及的历史的、复杂的基础技术问题。
二是以构建大数据智慧信息平台，解决多规合一的实质突破问题。互联网信息、移动通信、信息软件、智能、智慧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工作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解决了之前长期困惑问题，提高了社会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当前大数据平台、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领域，地理空间信息系统及土地、规划、环境、安全等专项职能智慧信息模块的建设和应用颠覆和改变了传统国土空间、城镇规划和环境约束的管理方式。虽然我们目前提出推进多规合一，正在探讨多规合一的技术标准问题，但可以肯定的说，可能信息技术已经或即将进入我们的规划管控领域，自觉不自觉的运用大数据和智慧信息平台管理我们的国土空间和各项规划，此时此刻，多规合一问题不再变得历史复杂，诸多问题迎刃而解。因此多规合一真正实质的突破口将会是智慧信息平台的普及和应用。
三是以成立高规格规委领导组织，解决多规合一的管理机制问题。在我国，任何规划和事项，领导组织及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落实执行情况。我们当前的各种规划出自不同管理职能部门，管辖着一定领域的经济或社会事务，各个部门区分垂直管理的和当地政府管理，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管理权限，往往我们各自部门的权限基本上都是圈际封闭和难以挑战的，同时由于多数规划服务部门属于同一级别，协调、衔接、统一是难上加难。用常规的协调衔接办法注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建议成立人大下属的区域规划委员会或规划领导小组和机构，统筹管理多规合一空间管控规划的实施，重大项目审批及指导各专项规划的衔接和统筹。在多规合一规划体制上提高级别和规格，提高权威，从组织行政的方式解决多规合一的统一问题和执行实施问题是必要和必须的。
四是以规划立法及监督问责形式，解决多规合一的长期执行问题。任何好的规划以人治而非法治均是会流于形式的，没有法规保障的规划是软弱无力的。我国长期以来的法治淡薄、人治权治利治，用规划弄政绩，拿规划当花瓶摆设等问题长期而实际的存在，且为通常惯例、习以为常。我们的规划名目繁杂，但真正按照长期坚持和执行少之又少。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决定中指出要加强空间管控，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要加强规划立法，加强公共空间管控和建设新的规划体系，深化规划改革和规划立法不容忽视和迫在眉睫。因此，建议国家加快推进规划法治建设，严肃规划法纪；另一方面在地方多规合一中，要积极通过地方人大立法，同时建立规划的跟踪监督评价和问责机制，确保多规合一顺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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