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群体性信访的理性对话之路

第一篇：试析群体性信访的理性对话之路

试析群体性信访的理性对话之路

论文摘要:法院群体性信访是法院处理信访的重点，群体性信访当事人情绪容易激动，解决信访问题首先是解决对话问题，而对话需要理性。本文通过分析法院群体性信访的特征和成因，有针对性的提出实现法院群体性信访理性对话的路径。

论文关键词:信访,群体,理性对话

本文以法院的群体性信访为研究对象。法院信访的提出较早出现在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来信来访中不服人民法院判决的申诉案件应按审级处理的通知》中①，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又进一步细化了信访接待的有关制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体制上的深层次矛盾和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趋于激烈，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进一步增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切实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通知》，明确提出“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不断发生企业职工聚集和群体性上访事件，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当地社会稳定。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涉及企业的案件，也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处理不慎，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再次强调妥善处置集体访等重点信访，显然群体性上访不仅成为一种上访的组织形式，而且成为了法院处理信访的重点和难点。

解决群体性信访的治本之策在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毋容置疑，解决问题不能脱离实际，面对群体性信访当事人的首要实际问题就是要解决“对话”问题。由于群体性信访当事人人数众多，诉求表达容易激烈，所以如何使当事人能够与法院接访人员理性平和的对话便成为首要问题。实现与群体性信访当事人理性对话，就必须了解群体性信访这一信访组织形式的特征，以及可能的信访原因。

一、法院群体性信访的特征

法院群体性信访的特征主要表现：

（一）诉求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法院的群体性信访表现为基于同一个事实的多个案件当事人或是同一个案件的多个当事人的“聚集”，这种基于同一事实或是同一案件聚集的当事人有着基本相同的诉讼请求。法院群体性信访的当事人正是因为具有共同的诉求而走到一起，反过来这种诉求的高度同一性又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并且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群体特征。诉求的高度同一性使得法院群体性信访当事人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群体性信访当事人聚集交换意见或是信息时，共同语言的增多使得群体性信访当事人对诉求的确认进一步趋同，并且诉求较单个个体时更高。

（二）诉求在群体中得到强化

正如上述所谈到的，不同个体当事人因为共同的事实和高度同一的诉求而聚集到一起，这种群体聚集导致个体信息得以在其他个体中间传播，同时个体之间信息相互影响，让他们认同的信息在群体内的成员之间叠加，并最终在某个具有一定知识或是地位优势的个体总结后变得诉求趋同，如具有一定法律知识或是在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人，在拆迁案件中，知晓相关法律规定又有相关拆迁经验的个体，他的意见会很容易得到其他个体的认同，这种被群体认同了的个体意见成为了“权威”意见，这种权威意见再经过群体中的激烈个体的强化传播，使得诉求由个体意见上升为群体意见，并得到群体的认同和强化。这种群体的强化使得个体对这一诉求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都抱有极大的希望，并确信不疑。与此同时，诉求在群体的发酵下得到强化，甚至走向极端。正如桑斯坦指出的“进行讨论的一个群体的成员通常到最后所采取的立场，与讨论前成员所持有的倾向总体相同，而且更为极端”。

（三）群体间相互依赖加强，但个体依然保持较高的独立性

在个体的诉求变成群体的诉求之后，个体感受到了群体带给他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使个体产生了对群体的依赖，群体的聚集越多，这种依赖感便越强，以至于个体在群体聚集散开后，会觉得自己虚弱与无助，甚至是离开群体庇护后感到恐惧与紧张。这使得个体更渴望融入群体，从中获得安全感和共同诉求带给他的内心确认，这种个体离开群体后的虚弱感使得群体的存在更有意义，群体的团结得到加强。但是群体的团结并不能代替个体自身对个体利益的追求②，群体对于个体的意义更多的是“人多力量大”，个体对于自身的利益追逐在内心并未动摇，当然群体的存在价值也未动摇。

（四）群体领袖的意见更具影响力

一旦个体变得依赖群体，群体的凝聚力就会得到加强，而在以往的群体讨论中总是能够说出代表大多数个体意见并最终形成群体意见的个体，就会得到整个群体的高度认同，出于群体组织和个体依赖的需要，这个能够代表群体的个体，便会被群体推举为领袖，由他来代表群体对外发声和对内传递信息。群体领袖一旦产生，随着他的权威的加强，他的意见也会由一开始只是大家意见的传声筒，最后可能纯粹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也演变成群体意见，而且领袖意见极具传染性，甚至相距遥远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领袖的意见往往将群体引向非理性，使得信访变得混乱和难以控制。

（五）群体性信访当事人相对理性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信访，法院的群体性信访当事人具有相对理性。他们是因为对法院的审理或裁判不公而发起的信访，但首先他们都经过了法院的开庭审理，或是作为被告被动参加，或是作为原告主动参加。前者虽然表现为被动，但是在经过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通过原被告双方的辩论，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都会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对部分事实和法律适用给予认同。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般内心有着对法律的较高信仰，或是认为法院的审理或是裁判是值得信赖的，相信通过诉讼能够得到预期的利益。主动参加诉讼的信访当事人一般较被动参加诉讼的信访当事人具有更高的理性，信访当事人的相对理性是法院信访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即便是在法院的群体性信访中这种相对理性也并未消失。

二、法院群体性信访的成因

法院群体性信访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群体的组织特征、组织中的个体特征及个体与组织的关系特征，而法院群体性信访的成因则表现在个体对法律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认识上，主要表现在：

（一）法院“裁判不公”假定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法院的审理或是裁判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信息传递过程中，对法院审理或是裁判的负面报道具有快速、面广和放大的特点。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人们猎奇的心理，以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信息传递现象，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对法院公正审理或是公正裁判的内心期待。这种期待在得到正面的激励时，会得到不断的正向加强，得到负面的打击后，就会演变为对期待的彻底失望和不断怀疑。基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信息传播特点，人们更容易接收到负面的审理或是裁判信息，这种负面的信息使得人们对法院公正审理或是裁判的期待落空，转而变得失望和怀疑。而出于对法院审理或是裁判的监督，这种以监督为目的的负面报道较正面更多些，影响更大些，所以人们更容易形成法院“裁判不公”的内心假定，这种内心假定一旦形成，便不容易消除。在面对一些敏感案件时，这种内心假定会更加坚定，如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关乎当事人重大利益问题时，哪怕当事人利益稍有得不到满足，便会很容易怀疑法院的“裁判不公”。

（二）当事人的弱者心态

在法院的信访案件中，当事人的自我“弱者身份”的定位，发挥了很大作用，表现为当事人自认自身的社会弱者身份，主观认为社会对弱者不公。由于其在生活中就不能很好的维护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来自“强者”的欺压，自身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这种当事人也较容易将社会生活中“弱者”身份带入到法院的审理或是裁判的认识上，认为法院也不公正，也像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人一样欺负他。调查显示信访原因中有58%信访者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才信访。这种“弱者”身份的自我认同，可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当事人成长经历中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社会生活中负面信息的接收较多，以及国家对弱势群体保护政策的影响（当事人更多期待弱者身份带来的利益）。

（三）习惯与法律的冲突

法律的制定虽然考虑了习惯的因素，但仍不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而法律有时又会表现出“与中国人的习惯背离较大或没有系统的习惯惯例的辅助，不易甚至根本不为人们所接受，不能成为他们的行为规范”，法律与习惯的冲突在所难免。当法律与习惯冲突时，当事人对两者“效力”的选择，表现为“有利原则”，即那个对自己有利，就会认同那个。信访当事人选择认同习惯，这种选择本身也印证了“习惯为社区成员所能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它们的害处”。对习惯的认同既有因法律知识的缺乏，又有为争取自身利益的野蛮考虑。正如卢梭所言，“我们的种种欲念的发源，所有一切欲念的本源，唯一同人一起产生而且终生不离的根本欲念，是自利。它是原始的、内在的、先于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

（四）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

法院的裁判依据证据，通过证据认定推理出案件事实，这里的“事实”是最接近客观事实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本身。但是当事人认为“法律事实”就应是“客观事实”，而案件裁判依据的“法律事实”一旦与当事人认定的“客观事实”不能相符，并且裁判出现不利于当事人的结果，当事人就会将责任归咎于法院。

三、理性对话之路

法院群体性信访的应对应落实到群体性信访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上，给予当事人“平等的关切与尊重”，切实保障信访当事人的权利。法院面对群体信访时的应对方案各有不同，但首先是能够与信访当事人理性对话，“理性的最大胜利是怀疑它自身的合理性”，面对理性的当事人问题更易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性的对话“在本质上是一种平和而非暴力的说理过程”。笔者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路径，供参考。

（一）从愤怒到冷静

1.内心理性。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法院群体性信访当事人具有相对理性，这种理性是源于信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本身或是基于对法院的信任产生的，合理引导这种理性是平息法院群体性信访初期当事人激动情绪的重要切入点。面对群情激奋的信访当事人，首先应平息其激动的情绪，有效引导当事人，唤醒他们的内心理性。如：接待人员的标准着装，正式而认真的接待，直接由领导出面等。这些形式上的安排能够引导当事人对法院的接待产生信赖感，可以有效地唤醒当事人的理性，在第一时间平息当事人的愤怒。

2.削弱领袖权威。在以往的信访接待中，常常采用直接与群体性信访领袖对话的方法，该方法并不妥当。一是因为领袖更容易表现出极端，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法院群体性信访当事人的每个个体都希望获得自身利益并尽可能的快速，领袖可以代替表达意见，但不能代替个体获得利益，免得出现领袖与法院的“利益交换”。群体性信访中采取削弱领袖地位的措施，可以避免或是削弱领袖发声产生的“共鸣效应”③。具体可以采取心理暗示的办法，如接待人员可以说：法院会平等的保护每个当事人，虽然大家人数众多，但我们会认真接待每一位当事人，大家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对每一个人的意见我们都会充分倾听。通过强调个体的价值，暗示每个个体自身的重要性和与众不同，来削弱群体领袖的权威，继而实现打破群体带来的“人多”压力，消弱群体中某个个体的愤怒而带来的群体的整体的愤怒。

3.小组接访。法院面对群体性信访当事人，在平息当事人愤怒的情绪，削弱领袖权威之后，应择机分开接访，打破群体接访带来的“共鸣效应”。将群体信访当事人分成几个小组，小组也不易过于分散，免得当事人因丧失群体庇护，产生无助感，反而不配合法院的工作。每个小组的接待房间最好是相对独立的，但房间本身应是明亮的，最好是多窗户的，这种明亮的环境和多窗户的与外界沟通的视觉效果，会给当事人带来好心情和安全感，促使当事人安静下来，并且更容易沟通。小组接访的好处在于可以将群体领袖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以及信访人数的减少带来的直接与接访法院对话和主张权利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使个体更加趋于理性，更愿意通过理性的对话解决问题。

（二）理性的后续引导

1.诉求的倾诉。在接待信访当事人初期听永远比说重要。信访当事人心中带着一股怨气和不满，需要发泄，虽然前期的工作已经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事人的怨气，但是由于当事人的诉求尚未得到答复，所以此阶段仍需要耐心倾听。创造环境让当事人诉说，像刚才的明亮多窗户的房间，更重要的是接访人员的态度，一定要认真，最好在身体语言上表现出倾听的姿态，认真记录当事人的诉求，促使当事人一吐为快，放松神经，完整的表达诉求，促使他们最终走向理性。

2.双方对话。当事人的倾诉目的是表达诉求，这种诉求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也有的因当事人的表达能力欠缺，而表达不是很清楚的。这时需要接访人员适时引导当事人的诉求表达，使之向着合法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如你是认为某某判决认定事实与你知道的事实不符吗？你知道的事实是什么样的？除了你（你们）知道的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呢？你是想说某某？这种引导一方面是为倾听到当事人的诉求及其依据，另一方面是引导当事人理性思考问题，后面的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在很多的信访接待中容易被忽视。一旦当事人能够理性对话，解决问题的大门也就敞开了。

3.理性的单方强化。在信访当事人能够理性倾诉并可以接受法院的适当的问话后，法院接访进入到了需要强化信访人理性的阶段，这种强化主要是通过法院的释法来完成。信访接待中的释法与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释明在本质上都是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实现实质正义，但信访中的释法更侧重平息信访，法官审理案件过程的中的释明则可防止突袭裁判带来的信访隐患④。在接访过程中释法是必要的，但要适度，不可有让当事人当场就信服的心理，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适度的标准，要结合现场环境和当事人的情况，但具体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当事人明白了该案适用的法律，但同时不产生抵触或强烈情绪波动为宜。适度释法的目的是一方面解决接访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为后面解决问题做个铺垫，就是说先在信访当事人内心埋个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的引子，先影响其对自身诉求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达到强化信访当事人理性对待信访问题的效果。

理性的引导是手段，目的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小组信访接待完成后，应明确安排下次信访接待时间、地点，时间间隔不宜过长。接访人员应召开会议，汇总信息，提炼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对不同的信访人员划分类别，找准诉求，制定处理方案，并按照规定依法回复。法院信访接待必须严格依据法律办事，有错必究，有法必依。对于确实是审理或是裁判违法应坚决纠正，切实保障当事人权利。对于法院的审理或是裁判符合法律规定的，也要依法回复。

法院群体性信访的解决关键在于接访初期的对话阶段，分析群体性信访当事人的特征和信访原因，找准切入点，快速的使当事人平静下来，进入理性对话状态，是最终平息群体性信访事件和实现信访当事人权利的起点，也是关键点。

第二篇：群体性突发信访预案

沽源县第二小学

突发群体性信访事件工作机制预案

防止群体性上访事件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稳定及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的头等大事。为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事情发生，保证我校在发生重大信访事件时能够及时、高效、有序地开展工作，提高信访工作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水平，妥善处理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维护和稳定大局，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本应急预案的工作原则是：在县教育局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开展工作；重点稳定，紧急处置，协调一致，服从大局。

二、领导机构

（一）成立维护学校稳定暨信访应急领导小组。组

长：侯占明 校长

副组长：李

艳 副校长

王志江

副书记 成员：徐安馨 教务主任

郝永富

后勤主任

杨

勇 政教主任

卜玉琴

办公室主任

张艳枝

少先队辅导员

孟宪苗

幼儿园园长 及门卫室和各班主任教师。

领导小组下设政教处，杨勇任主任，处理维护学校稳定暨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布置的日常工作。

三、责任分工

（一）稳定暨信访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领导组成员紧急会议，通报信访情况，听取学校各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研究决定是否启动信访紧急预案，安排部署、指导协调和检查督促学校信访应急工作。

2、及时上报学校信访信息，根据情况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与配合。

3、及时赶赴上访现场，做好政策解释和劝阻工作。

（二）稳定暨信访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工作职责。

1、负责处理领导小组交办的日常来信来访工作。

2、对信访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政策解释和劝返工作。

3、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对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交办的有关事件进行督办、督查，并严把处理质量关，随时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和处理情况。

4、按时参加学校领导小组会议，并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5、及时有效地处置和控制突出事件和上访事件。四、制度保障

（一）把信访工作列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应定期了解汇报，认真研究学校教职工来信来访反映的新情况。

（二）认真执行新的《信访条例》，坚持按照“分级负责、层层管理”的原则，组织力量深入调查，提出解决方案并跟踪落实。

（三）校领导班子要认真接待教职工来访。

（四）实行责任追究制，对因工作不负责任、失职、处置失当而引发大规模教职工上访事件的，必须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坚持信息通报、预测排查制度，对教职工来信来访反映的普遍性、突出性问题，研究制定解决办法，发现上访苗头，要及时就地化解。

五、启动程序 发现重大信访苗头或事件发生后，启动本预案，并开展以下工作：

（一）立即召开学校信访领导小组会议，通报上访情况和接访情况，分析研究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及对策。

（二）立即将上访情况和接待情况向上级报告，请求有关部门给予帮助和支持。

（三）对已发生的上访教职工，一定要认真对待，做到有访必接，防止矛盾激化，把上访教职工稳定在当地。做好耐心细致的疏导工作。

（四）坚决劝阻集体赴京、赴市、赴县、上访，对已上访教职工，要立即赶去现场，尽快将其接回，做好疏导工作。

（五）对多年上访的老户，坚持属地的原则，在摸清主要问题的前提下，采取请上来或走下去的方式，与当地有关方面共同研究解决，想方设法把他们稳定在当地。

六、通信保障

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在接到信访通报后，移动电话要保证24小时畅通：值班电话要坚持24小时值班，随时掌握各方面信息并上传下达。

2017.10.24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信访处置工作预案

群体性事件信访处置工作预案

群体性事件信访处置工作预案

为及时有效地处置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下同），将集体上访事件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切实维护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特制订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按照XX市政府《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通告》（以下简称市政府《通告》）精神，积极配合、联动处置，依法办理，及时妥善处理重大集体访，推进依法信访，维护社会稳定。

二、工作原则

（一）落实责任。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及早介入，妥善处理，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避免群众集体越级上访。

（二）联动处置。信访部门要加强与街道办事处及职能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做好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集体访处置工作。可采取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沟通合作，努力建立“属地牵头，部门负责”的信访问题协调处理机制。

（三）依法办理。加强信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按照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规范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的程序和方法，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维护信访秩序，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的过激违法行为。

三、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组织机构。

处置集体访的领导机构为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区信访局作为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机构，负责集体访的受理及具体联络（请登陆政法秘书网）、协调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处理集体访。劳动争议或劳资纠纷类，原则上由区人力资源管理局直接受理和处理，必要时由区信访局牵头协调其它部门参与处理。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法院和检察院、驻盐各有关单位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及信访工作人员，应根据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和区信访局的安排，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积极参与集体访的协调处理，共同做好群众集体访处置工作。

（二）协调部门的工作职责。

区信访局作为区委区政府处理信访问题的专职部门，在重大集体访发生前，要建立完善、灵敏、高效的信访工作网络，健全信访隐患排查好范文，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制度。对群众普遍关注和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要立足于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在处理重大集体访过程中，区信访局应起到牵头、组织、协调作用，及早介入、及早处理，要自始自终在事件发生现场，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依法上访，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商，及时将处理情况向有关区领导汇报。

（三）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职责

各街道办事处、有关职能部门应根据“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切实处理好本地区、本系统范围内的信访问题。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要履行好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当发生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时，主要领导要迅速赶赴现场处理。要敢于面对面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积极主动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当来访人采取违反法律法规和市政府《通告》精神的过激行为时，公安部门应及时加以劝阻、制止，必要时对个别带头闹事者采取强制措施，维护信访秩序。

四、处置范围

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的规定，上访群众超过5人（含5人）列为集体访。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纵深推进，造成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信访形势日益严峻，呈现“一化、两增、三多”的特点。“一化”即信访活动日趋组织化；“两增”即信访总量持续增长，过激违法上访数量不断增加；“三多”即集体访多、越级访多、重复访多。其中，集体访数量多、规模大，已成为群众信访的主要形式。为此，本预案将集体访分为一般集体访（5-29人）和重大集体访（30人以上）两类，并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分类、分级处理。

五、处置措施

发生一般集体访（或群体性事件），如反映的问题较简单，一般情况下，由区信访局牵头，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按规定程序处理。如集体访反映的问题较复杂、冲突较激烈，矛盾有可能升级，则援引以下重大集体访应急处置办法处理。

（一）来访人推选代表。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由来访人选出5名（含5名）以内的代表到指定地点，其他来访人由有关部门劝离或要求其在指定地点（如信访大厅）等候。同时，信访部门应先了解初步情况，安抚来访人，迅速通知相关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到场处理，并视情况向有关区领导汇报情况。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卫科及公安部门也应派人到现场或信访大厅，维持秩序，掌握事态发展情况。

（二）职能部门到场处理。根据“归口办理”原则，来访人反映问题所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应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或指定接访室参

与处理。对来访人反映的问题，有关部门能当场答复的要当场给予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要给予来访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

（三）公安部门维持秩序。如来访人不满有关部门的解释和处理，情绪激动，有采取过激行为的倾向，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卫科及公安部门应迅速增派保安和警力到场维持秩序，避免矛盾激化、冲突升级。如来访人发生有违反市政

府《通告》精神的过激行为，公安部门应果断加以制止，并在做好取证的前提下，对带头闹事者采取必要的措施。

（四）区领导接访群众。如来访人对有关部门的处理不满意，而有关部门又无法马上作出处理决定的，信访部门可视情况联系值班区领导或分管区领导接访群众。如反映的问题不属值班区领导分管，值班区领导可先了解情况。问题较简单、能现场处理的则现场作出处理决定；如问题较复杂，不能现场作出决定的，值班区领导可提出初步意见，事后由信访部门联系分管区领导作进一步处理。

（五）信访部门跟踪督办。由信访部门及时将区领导批示按程序转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做好相关的衔接工作，并进行跟踪督办。相关职能部门应按照区领导批示积极办理，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回复信访部门，由信访部门答复来访群众。

（六）越级集体访处置好范文，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如发生群众集体越级到省、市甚至进京上访，区信访局应及时向有关区领导汇报情况，并根据集体上访情况和上级机关的要求，组织协调区维稳办、相关街道办事处、责任单位组成工作组赶赴现场，配合上级机关做好处置工作和上访群众的劝返工作。必要时由区领导带队。公安部门要派出人员到现场，协助上级机关维护信访秩序，注意做好过激违法行为的取证工作。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车辆，供接返上访群众使用。

（七）公安部门制订专项预案。公安部门应根据本预案，尽快制订相应的专项应急处理预案，送区信访局备案，以便及时沟通和协调。

第四篇：文明与理性的对话

文明与理性的对话

读余秋雨《山居笔记》有感

管理与经济学部物流工程

孙际钊

301020920

1还是偶然从同学那里淘来的《山居笔记》，拿到书时有说不出的欣喜。虽早就对余秋雨先生有所耳闻，却没有真正拜读过他的大作。之前是有看过他的《文化苦旅》一书，但是终究是出于年龄和阅历的差异，对书的感觉仅仅局限在“看过”罢了，细想起来竟不能对文章内容说个一二出来，想必这“看过”二字也是有着乐少水分的。真正有时间和心情去读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却是隔好些年以后了，有些自惭形秽于自己对书的渴求度，但也还是庆幸自己读了，并且为时不晚。

我想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善于读书的人，总觉得自己既缺乏潜心鉴赏的定性，又没有那种体味美感的修养，看书不过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般的一览而过，久而久之便留下近乎囫囵吞枣式的劣根性---枣自然是吞下去了，口中却依然索然无味。或者说看书于我不过是一个寻求精神慰藉的方法，或者仅仅是求得时间上的消磨和心灵上的安慰。即便现在对文字有来不得莫名其妙的偏爱，对书的知晓也是寥寥无几的，以至于从笔下写出来的东西缺少本质上的灵性。但是《山居笔记》却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竟然从那些挥洒自如的文字中嗅到了些许味道，确切地说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撞，或许这就是通常说的所谓心灵上的共鸣吧！要写这篇文章时还特意拿了原书看了看，想要知道这本被同学称作晦涩难懂的文集里究竟有什么是让我所着迷的。

《山居笔记》成书于1994年，历时两年有余，全书二十一万字。以现在网络小说的成书规律来看，这样的写作时长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其商业和经济价值必定会因此大打折扣，况且先生为写此文还辞去了行政职务。然而正如先生在《新版自序》一文中对自己为核对海南岛某一古迹上一副对联的两个字又亲自拜访一事的解释说“这种做法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由此似乎有些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靠字数和成书时间拿钱的网络小说多多少少有了些鄙夷，虽然我知道他们靠劳动拿工资并无过错，但是对文化，这是一种罪过。

《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以《历史的暗角》结束，余秋雨先生用亲身游历，切身体验，为我们探访了中华文明，他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址和文化现场，然后把惊讶、悲痛、遗憾、感动告诉我们，每一段文字，每一段过往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有时会想究竟要有怎么样的毅力和决心才可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一个历史观察者的角度去探寻人类文明留给我们的每一处遗迹。根据官方数据看，每年假期和黄金周出游的国人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真的如先生一般以个人游历为基础写出类似于《山居笔记》之类文献的却只有先生一人。先生在《抱愧山西》中说自己去山西以前是先找了好多文献资料的，其中不乏一些是从图书馆库存中淘出来的，如此比较起来我们那些跟随导游听他一路聒噪的所谓的旅游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有句广告语说“人生就像一场旅途，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现在想来，想必这“心情”二字定有几重不同的解释的。一来是指随景用情，真正将自己溶于景中，有所失亦有所得；二来，则是抽身于景外，用另一种眼光去探寻景物所能带来的文化共鸣和思维上的理性探寻，去计算得失实在是一种影响情调的不雅行为。先生属于哪一种自然就用说了吧。用同学的一句话评价一下说：“不管网络和媒体对余秋雨有多少责难和批判，不可否认的是他有接受人们赠予他的成就的资本和能力。” 想来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再到后来的《千年一叹》，每一处对于历史和文明探寻和思考莫不是有着巨大的魅力，若不是对人类文明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历史严谨的探知

态度，想必谁都不会愿意单车匹马穿梭于处在炮火掩盖下的人类文明的遗迹间，用清晰的笔迹去记录那些古老文明留给我们的精神思考。由此看来那些所谓的不认同和批判就显得别有用心了。用先生在《新版自序》末的一句话为这一小段做个小结我想再合适不过了。“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

《山居笔记》中另一个让人折服的地方，就是余秋雨先生严谨的思维。应该说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唯美华丽的辞藻，也少了杂文那般犀利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摈弃了浮华的随性，给了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往往能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似乎有些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妙：那就是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直指社会现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现实遥相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由此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形中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无论是《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由避暑山庄古迹拓展出来的对清王朝兴衰史的探寻，还是《苏东坡突围》中对乌台诗案那段历史原因的思考和总结，亦或是《抱愧山西》中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历史真相的追述和考证，都让我们切身理解和感受到一个文学大师所特有文学品质和精神追求。最让我叹服的要属《抱愧山西》中对山西在全国经济地位升降原因的分析和总结，若不是自己看过了那篇冗长的文章，实在是无法相信这是可以通过一场旅行看到的东西，加之之前说过的先生为探访山西而作的准备，让人真正去理解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原因。从文字角度上看，但凡涉及对于历史的探寻和总结的文章莫不是有个共通的规律，那就是，深奥。但是《抱愧山西》一文却极少让我有这种感觉，想反倒觉得比历史来得更好接受。想要在全书中为这种感觉找个原因时，《新版自序》就已经给了我答案。先生说：“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言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难，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于是就突然有了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正如美食家只知道这道菜好吃却不知怎么做，而厨师的任务却是去想怎样将菜做得好吃，当人们都开始说菜好吃时厨师站出来说了说这菜是怎么做的，但是不幸的却被扣上了骄傲的高帽子，于是舆论就有了各种非议。纠其原因不过是人们觉得毕竟厨师不是美食家，是没有发言权的。先生在书后写的答学生问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问：这些年报刊上有不少对您的评论，有些评论明显带有恶意，您为什么不反驳？答：有的文章用词比较尖刻，但其中也指出了我文章中的某个错讹或疑点。作个比喻，这是包装粗砺的无价馈赠。你至多只能说‘恶词’而不是‘恶意’。”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文学大师的素养我想应该是不过分的吧，如此这般，那来自媒体的批判和人们的质疑就显得有太过牵强和刻意，他们的目的究竟是出于真正的思想上的不认同，还是因为所谓的羡慕嫉妒恨，我们就不可知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批判在文化发展史上起到的促进作用和在学术造假方面做到的监督效果，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想法去对待文化现象中能够突显出来的那部分新生力量（当然先生已经不属于新生的那部分了）。说来好笑，我好像有在为余先生开脱的意思，但是信凭我一个没有什么资本的人何来资格去对名人说三道四。不过是借机将想法作一表达，这应该是没过的吧。

《山居笔记》中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也是巧夺天工，精辟至极。在《苏东坡突围》中先生对苏轼大加褒扬，甚至于苏东坡怀旧地点的错也说是错出了魅力，这正验证了王尔德的一句

话：“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苏东坡面对政治义无反顾，甚至不惜身陷囹圄和身首异处。在被贬黄州期间他深刻自省，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找回一个真正的自我。艰苦的物质生活又让他深刻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华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最后终于迎来了成熟的自我。试想在“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夜晚，看着缥缈的孤鸿之影，在“有恨无人省”的人文环境中，谁能依旧我行我素，自我放纵？在我看来，苏东坡的确可以算是一个历史强人。什么是成熟？成熟就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人生的道路是从出生地而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或许只有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面对尘封的往事，如果置身其中，或许会觉得前途茫茫，但如果置身事外，用大视野审视，人生的脉络就会豁然开朗。《山居笔记》就是这样的大视野和辽阔的时空。

我喜欢先生的文章，喜欢用他的文笔描述出来的他眼中的文明，从他笔下走出来的文章，没有那些晦涩难懂的科学佐证，没有刻意的寻古问今，个人感受和思想很自然的融入他的文章中。从他的散文系列中似乎感觉到并不是以前老师课堂中所说的那些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标准，相对而言，应该是“诗性”和“艺术”的结合。我是爱文字的，用朋友的一句话说，爱文字的人会吝啬从他笔下写出去的东西。在我看来，真正执著于文学的人，会给文字以最大的自由度，不去约束文字本身所能表达出的韵味。那种为了某种现实经济利益而求字数的网络文学式的创作，我一向是嗤之以鼻的，用一句可能会让很多人不爽的话说，我认为那是对文字的污辱。

我还不知道自己读到的是不是真正先生想要表达出的他自己，但是我确实是感受到了从他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那咱公正客观真实的感受的描摹，似乎正是现在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缺失了的。对于先生的文章，对也好，错也好，能有机会静下来找个无人的角落，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细细地看，我想先生也会知足的。或许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从中找到一丝的宁静。当铅华褪尽，我们带着苍茫的心态回首走过的路，能够很坦然的微笑着告诉自己我曾经也那么充实过，这也许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交待了吧。

并非为了写而写，真正去领会一种精神上的共鸣，能够知足，就够了。

第五篇：现代空间规划中理性与对话

1（后）现代空间规划中的理性与 对话

对可持续性的讨论和新的战略规划方法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在德国统一后的十年间重新引发了对空间规划的兴趣。然而这些发展并不能掩盖这么一个事实，即空间规划正经受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看成是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所面临的更为广泛的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空间规划所不能再回避的论点。为了探索新的理论基础，本文重点讨论两种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 Wolfgang Welsch的横向理性(transverse rationality)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规划理解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空间规划的危机 1（特别是在德国）

后现代批判性的解构思想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想之中。它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文化批评，然后首先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学和美学，接着是哲学（Lyotard 1979；Welsch 1987），到八十年代后期被运用到了城市规划领域（Dear 1986）。后现代思想现在已经遍布了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Rosenau 1991）。例如，在人文地理学，它已经导致了对空间、社会和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解构和重构（Dear 1994）。空间规划与这些学科有相类似的主题，自然不可能在这些变革中臵身事外（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

我用“空间规划”这个词来包括所有形式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关于德国制度体系，空间规划覆盖了五个不同层次：地方层次（城市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区域层次（区域物质规划，区域经济政策），Länder 层次（Landesplanung），联邦政府层次（环境规划，区域政策）以及欧共体的跨国规划（欧共体区域政策，欧洲空间规划）。但在德国，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尽管也有一些关于规划自我反省（self-image of planning）的激烈争论，但空间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受到这种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影响。有关于空间规划在政治范畴不断边缘化的抱怨在不断增加，规划“实施的差距（implementation gaps）”被责难，并且，有关于空间规划中的“危机”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二十五年。尽管有数不尽的批评，而对支撑现代主义规划的理性的普遍性问题却很少有根本性的批判。相反，德国的空间规划似乎成了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的最后庇护所，或者也许可以说它就是话语的政治和认识论场景中的落后地区。

请允许我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做出一些推测。首先，绝大部分规划人员把自己看成是技术专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工科学校受到训练，有一些是经济学家、律师或地理学家。在规划人员的社会化过程中，把规划看成是空间和社会技术的观念却是永恒不变的。这反映在规划话语一直未被改变，甚至在新的教科书中也是如此（Spitzer 1995；Vogt 1997）。德国的规划理论被认为是与不相关联的假想敌进行拳击练习，而不是对现实的规划行为的状况及其本质作出反应。第二个原因可以从德国中找到。在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规划系统在没有经过对规划理论进行更多政治性思考的情况下被强加于东德，在此过程中，增设了许多规划机构领导和政府部门领导的助手的新职位，这些职位适合于绝大多数来自西德的规划人员，他们抓住了这种长久以来不容易得到的机会。这样，一方面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缺少这样的意愿：东德社会主义的崩溃是否就能断然地确认西德的规划系统（包括空间规划）具有优越性呢？ 然而，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规划危机现象仅仅是暂时地被压制了，现在正在开始更急切地回潮。和其他各地一样，在德国，对国家管制的放松已经提上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议程。空间规划，至少是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如果还谈不上面临着生存危机，它的重要性也在进一步降低（Ritter 1998）。两项新的变革或挑战正在为修正德国空间规划的讨论增添新鲜的内容。

首先，1992 年里约联合国会议所确立的“可持续性”的引导性原则和“地方 21世纪议程”(Local Agenda 21)取得了极大成功。可持续性原则已经成为了整个德国空间规划系统法定的约束导则，从中央到州、区域和城市，莫不如此。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可能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这个空洞的措词。因此，我们还不能肯定这是否仅仅只是纸面上的成功。但是，可持续性原则的引入和 21 世纪议程的兴起，并不只仅仅影响到环境政策本身的变化，更导致了更根本性的规划变化：如果可持续性原则能够被真正接受，那么一定会成为一项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这样的新原则强调过程与结果的开放性以及对自我组织化的社会进程的依赖，因此，几乎完全否定了技术性的线性规划概念。

战略规划作为一种解决之道？ 对守旧观点的另一个挑战是战略规划的复兴。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这一变革来自于私人部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SWOT 分析法、过程管理和审计的讨论已经开始兴起，首先是在区域经济政策领域，随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环境规划和区域规划中也得到广泛运用。这一哲学观念在如 Henry Mintzberg 的经典著作《战略规划的兴衰》(1994)之类的文献中得到了体现，在书中，Mintzberg 介绍了哈佛经济系中的设计学派模式。有意思的是他发现在 1973 年前后私营部门不再青睐传统的战略规划，而是让位于商业管理的渐进模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基础性的重新评估，并使战略性的商务规划成为一种全球标准。对应于公共部门规划的理论讨论，令人非常惊异的是（但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商业规划与空间规划理论的学术话语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至少在德国是这样。

这些新的挑战——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战略规划复兴的结合——并未能保持德国传统空间规划的稳定。事实恰恰相反。空间规划越来越转变成了环境和经济政策，空间规划过去的雄心壮志是从更高的理性立场上协调政策，而现在如果再提起这个陈旧的目的只会招致讥笑。

许多实践者认为，把战略规划从私人企业移植到公共规划只需要对方法和步骤进行简单的现代化，但实际上，与传统的线性规划相比，战略规划包含了深刻的变化（参阅 Kaufman & Jacobs 1987； 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Bryson 1995）：

 它并不关注规划人员的职位，而是关注于行动、结果和实施；  它允许那些涉及到的和受影响的人更广泛地参与；  考虑了相关区域管理机构的优劣势；  以潜力和风险评估的形式全面考虑系统的环境；  规划不再被看成是主权国家的行为，而是被视为各类政治、行政机构（大都市、区域等）的竞争性行为。

规划界对这一规划哲学的广泛接受是基于这样的期望：既然传统的空间规划在国家管制中的努力已经被指责是言过其实的，这一规划哲学能使公共规划重新合法化。战略规划被私人企业和与产业关系密切的政治界广泛接受，而对商业界议程（business community’s agenda）的接受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和政治话语中普遍经济化的组成部分（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然而，我对于战略规划在德国环境和城市规划中的复兴有着复杂的感受。如果这一规划哲学思想自身从属于 SWOT 分析这一广泛传播的方法时，它的优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弱点和风险也不可忽略。在战略规划的所有优势中，我将首先提到它面向行动和结果的明确导向。传统的空间规划太过于注重规划和计划的制定，却沮丧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些感兴趣；相应地，也从不关心规划编制成果对他人行动的指导。战略规划提出要重建制订目标、战略优先和实施之间的一致。

第二个优势是获得了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响的人的广泛参与，这些人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致。传统的空间规划常常过于强调建立“最佳空间秩序”的科学理性，并试图使人口规划臵于这一原则之下。然而规划人员常常不得不懊恼地承认，人口规划并没有按照这种方法被兑现——至少不是由规划人员，而且肯定也不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来实现（Selle 1994）。随后，规划人员突然发现他们变成了传教士式的角色，要反对假想的民众的非理性和无知，保护他们较高的理性。

战略规划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转移，在公共规划中的运用有其优势的方面，但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目标和战略优先权的建立来源于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响的人在协商中取得一致的过程。这意味着规划理性的调整，在科学和政治上合法的规划人员的理想的绝对理性被公开的规划讨论的有限理性所替代。

从民主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转变包含了相当的解放和具有广泛基础的民主潜力；但另一方面，它在合法性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因为目标和战略的建立迄今为止都是和法定的导则相关联的，但是现在至少已经部分地为政治协商进程所替代，这样有权力的组织就可以推进他们的特定利益。为了在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和整合(integration)，新的政策形式由互动所决定，运用达成一致的战略以期形成联盟（coalition）。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规划所特有的，即政治与行政体系在职能上的差异。为区域行政机构讨论和选定战略方案是中央政府进行引导和协调的责任（例如国家和联邦的政府大臣、大城市中的市长总部），而空间规划是作为一种管辖权指定给特定的部门（环境、经济、交通等等）。因此，假定能够通过战略规划的方式重新获得过去宣称的战略协调，似乎是一种幻想。

简单地把战略规划应用到公共部门的空间规划之中，其本身是不充分的。如果认为把目标的可持续性和方法论上的战略规划这两项变革结合在空间规划的陈旧系统中，然后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去执行，那么这种认识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我认为，空间规划的危机是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的更为广泛的危机的组成部分。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就此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不能再被空间规划所忽略。为探寻新的坚实后盾，我将简单讨论两种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沟通性理性和 Wolfgang Welsch 的横向理性。

作为现代主义计划的空间规划的建构与解构 把空间规划看成是现代主义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的内在联系：在 认识论层面上是对空间和建成环境的认知方法；在 社会理论层面上是认为国家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和形塑社会；在 美学层面上则涉及到规划成果整理成文等等。我将尝试使用一些关键词，至少是部分地指出这些方面的内在联系。

城市规划是空间规划众多分支中最古老的一个。它最初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即“现代时期的诞生”（birth of the modern age）之时。城市建筑师们受统治者的委托，进行“理想城市”(ideal cities)的设计和建造，他们称自己为“实践数学家”(practical mathematicians)，因为他们把几何的理性付诸实践。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数字和几何形式的完美秩序是一种非凡和谐的表达。

在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中，Gerd de Bruyn（1996）追溯了乌托邦思想以来的城市规划的发展。在 Gerd de Bruyn 的鼓舞下，我也尝试根据乌托邦思想和技术的理想类型，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时间轴，来构筑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历史。如图左列描述的是 乌托邦的发展，肇始于托马斯莫尔，直到霍华德和柯布西耶。在另一边，城市规划总是成为一种 技术性的职业，这一脉络的发展显示在右列，所有这两列都与中间一列相关。

这一回顾有两个方面显得特别重要。首先，乌托邦思想的发展由 理性化不断增强的进程赋予了新的特征。自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以来，乌托邦思想中宗教方面的因素逐渐隐退，到十九、二十世纪就完全消失了。而它们的地位也为社会存在的理性秩序中的规范性概念所替代。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思想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长期循环。在二十世纪，对规划的混合多元理解逐步地替代了乌托邦思想，这一理解使得规范性和技术性两方面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中间到右列）

图表 1

乌托邦 和城市规划的目的乌托邦的发展 新城作为社会或宗教上的新形势的乌托邦

技术的发展

规划师对于技术型城市规划目标的理解 中 世纪

手工艺品贸易世纪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理想城市和强化城市（例如:A.Durer）

实践数学 17/18世纪

康帕内拉: 太阳城

首位城市，尤其是首都

18/19世纪

（尤其是在美国的）宗教殖民地，早期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公社：傅立叶、欧文、圣西门

慈善工业家的工厂城镇（Salt, Cadbury, Krupp）

防止危险及城市扩张 20 世纪 初叶 前后

霍华德：花园城市 加利埃尔：工业城市

恩维（Raymond Unwin）

Camillo Sitte 20 世纪 20年代

城市模型 社会公平的城市 社会主义城市 作为功能机器的城市 柯布西耶

区域规划 鲍豪斯 L.Mies von der Rohe 格罗比乌斯

有秩序的城市发展 有秩序的土地使用 20 世纪 30年代

雅典娜宪章 克里斯塔勒: 中心地理论 “Raumordnung” 国家社会主义城市

年代

战争期间的毁坏和修复 50 年代

技术乌托邦

结构化和分散城市模型以及小汽车主导的城市

战后重建 60 年代

新城 大规模居住区发展 70 年代

城市密度特征模型和空间规划目标体系的结合 1975 年前:目标的重新审视 80 年代

城市更新模型

保护 渐进主义 90 年代

乌托邦的结束？

企业化城市 可持续的城市

战略规划的复兴

以上这两方面的发现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十九世纪末以来，在社会理性化和官僚化的进程中，空间规划的专业系统已经出现。首先是在城市规划层面，而后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突飞猛进。然而在早期，绝大部分规划人员都强调实践而疏于理论性的反思，而另一方面，理论家们也大都是自学成材的，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学科——如霍华德和柯布西耶。

只有在规划人员的教育学术化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规划理论才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空间规划作为国家干预，在问题解决和决策的综合理性模式的引导下得到了合法化。这一发展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基本确信：社会与物质现实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改进，而规划可以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并以规划的方法制定规则，以此来认识现实的内在逻辑，从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进。“通过启蒙，规划能够解放他人。知识和理性使人们摆脱宿命和意识形态，使工业社会的逻辑本质得到发现和探索”（Beauregard 1989）。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规划人员制定理性的导则去影响他人（投资者、国家、个体家庭）的行为。依赖于科学的和客观的逻辑，规划人员宣称已经达到了能够超越个别团体的特殊利益的境界。

这一类观点将规划自我定位于 技术角色，因此规划本质上是一种 非政治的行为，并且有人声称规划是一种在更高层面上调节资本与劳工关系的手段。按照后现代的解释，规划因此是建立在具有合法性的 科学方法之上的（Lyotard），也是建立在典型的总体叙述性的基础之上的（Jameson）。事实上，现代主义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规划，这种状况的形成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张以及经济增长、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和社会进步将解决所有问题（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的乐观思想。城市被看成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的物质性容器，因此，“功能城市”对混乱和不确定性一无所知（Beauregard 1989）。

空间规划中这类单向的科学和技术理性的经典例子就是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及其在物质性规划中的应用（Blotevogel 1996）。1933年，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他的著名论文《德国南部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在其中，他提出了理想的聚居地结构理论，表达了经济、交通、人口、政治和行政体系的理想空间组织。这一理论读起来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普通理论，它对观察到的现实进行了经验性的解释。但是克里斯塔勒想要的更多，他把他的理论看成是 规范性的、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 理想空间秩序的模型（Model of an optimal spatial order）。这一模型要比很不完美的现实状况要优越得多。他相信他的模型不应是去适应现实，而是相反，应当调整现实来符合他的模型。从这样一个理论演绎的理想空间秩序出发，可以很容易地建构起重塑现实的国家计划，由此，作为国家责任的环境规划诞生了。

克里斯塔勒积极参与了他的模型在规划实践中的应用。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开始了规划和德国化措施，其目的在于德国人向东拓展 生存空间（Lebensraum）。在波兰人被清理后，一种“德国文化景观”开始在一个实际上的空白地区（tabula rasa）中浮现出来，同时，也出现了以理性构建的、具有等级秩序的聚居地系统。尽管克里斯塔勒本人不是一个公开承认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愿意把他和他的知识运用到民族社会主义的聚居地规划中。在规划人员假设的非政治性、技术性的自我意象的帮助下，规划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道德问题都很容易被压制。

众所周知，中心地理论成为了战后世界范围内环境规划政策的支柱之一。比如，在德国，所有的国土都建立了一个由等级有序的中心地组成的多样化系统（有时甚至是穷乡僻壤），并将之作为环境规划政策的正式目标。根据这一模式调整了城市的管辖范围，村庄被合并以形成较大的乡村政府，并具体确定了学校、医院和大学的位臵，以及建设高速公路等。

这一空间规划概念得以如此广泛地接受及其信服力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他之所以吸引规划人员，因为它具有科学的合法性，即使（或者也许仅仅是因为）很少有人能严格地认识到克里斯塔勒十分复杂的理论是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政治话语的间接思考（确实，困难程度越高甚至越有用）。科学的合法性有能力为中心地理论创造一个几乎支配性的权威，从而使得这一理论成为德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空间规划政策话语中的空间规划概念。

对理性的后现代批判迅速击败了空间规划所宣称的理性，正如我在这里以中心地理论所作的示例。早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Max Hork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论证的启蒙辩证，而诸如 Lyotard、Derrida 和 Jameson 等后现代哲学家则进一步推进和激进化了对理性的批判。他们争论的中心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如下的议题：在现代，理性的出现伴随着对个体解放和个体自主的高尚宣称；然而在现实中，它却总是和控制、权力联系在一起，并具有统一的趋势（平等原则）。即使是自主的主体（如以理性主导的规划人员为形式），也仅仅被看成是现代的建构，并且被追溯到启蒙哲学。然而以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仅仅是一种“以理性为中心的元叙事”（Logocentric meta-narrative），它将“被启蒙的”人看成是宇宙的“主人”（Rosenau 1991）。后现代的思想家质疑现代科学所宣称的科学相对于其它知识形式（如常识、神话和巫术等）的霸主地位的合法性。理性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理性的绝对化通过它所声称的霸主地位来镇压多样性和宽容（如后现代指控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极权主义），应该对现代时期的灾难承担部分的责任。因此，对理性的抑制就意味着从权威、效率、等级、权力、技术、商业、行政，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规划中解放出来。

然而，我并不支持广泛的基础批判主义。即使简单的逻辑[某些后现代批评家眼里特别臭名昭著的 总体叙事(master-narrative)]也是反对这个（所谓理性的），通过有理性的争辩的方式自然会导致的往往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如果我在交流的元层次(meta-level)上拒绝理性的原则，那么我将最终陷入达达主义。在艺术中这也许有它的价值（它在后现代美学中正经历着一些复兴），但是达达主义的科学思想确实有些奇怪。

第二个争论更重要：对理性的完全抛弃为基础主义和非合理性打开了通道。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真理的概念被协商的概念所替代。独立于协商的真理的可能性被拒绝了，并且为依赖于协商的“有效性”的宣称所替代。然而如果没有可以据以在众多矛盾的合法性主张中做出决定的后准则，那么，随之而起的就是不可救药的相对化。“世界的祛魔”（demystification of the world）是和现代的理性化过程相联系的（Max Weber），因此，通过新时代（New Age）的支持者和基础主义的布道者的叙事而在认识论上试图“再魅”(remystification)，这些人试图把我们引领到“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国”(otherworldly kingdom of mystic life)（Weber 1922/1985）。

Foucault 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权力对于实现话语依赖所声称的合法性具有决定意义。但采纳了他的批判性观点而与道德和科学理性的解构相结合，就会导致政策和规划的灾难。到了最后我只能愤世嫉俗地承认规划话语也仅仅是语言和权力游戏。我至多只能评论和解构这些话语，但我不能提供任何的意见来反对它。由此，空间发展和空间规划 实际上被用于保障各种财团和强有力的团体的利益。（当今，在很多规划人员中流行的玩世不恭似乎表明了这一理论解释并不完全缺乏经验上的证据）。

我愿意从一种更为不同的中间位臵来看待这一基础性的批判。国家规划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运用，这种权力的运用是合法的，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带着理性的“面具”。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对照，理性的意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显著的矛盾现在甚至更为明显。“现代主义辩证性”（dialectic of modernism）在六、七十年代的在功能主义城市规划中、在大面积区域的再开发和大规模的居住区开发中都得到了彰显。现代主义的空间规划建立在全面平等的规范上，一个完整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生活需求明确而内在地成为了其思想的出发点。这种普适性的规范在现行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迅速变得十分虚伪。

然而，从这我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理性和规划——这一现代主义的两个孪生姐妹——已经普遍地过时。新近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了理性是受制于 多元化的。启蒙运动的理想就如 Heralitus 所言，“理性浮现的地方，多样性的迷雾就会消散在灿烂的阳光之中”（Welsch 1996）。这一隐喻启蒙运动的太阳也照遍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在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中，这一隐喻以独特的方式转变了：Habermas 写出了理性的多种形式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在一个“脆弱的动态”中不断调整。而Jean-Francois Lyotard 更为激进地解释了理性的多元化，他相信，现代理性很早以前就已分裂成一个由散布的、自主的理性岛屿组成的群岛。我们不能再以光芒四射的阳光作为我们的方向，相反，我们行进在理性的混乱图景之中（如果还不是在一个没有桥梁连接的群岛中的话。）

在规划理论的争论中，这种状况还只是部分地被认识到和被正确处理，尤其是在德国。Robert Beauregard（1989）十分清晰地指出了现代主义规划理性权威的丧失。

“从本质而言，现代主义规划的总体叙事与空间上不可预测的、弹性的城市形态是不相容的。组成城市形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互对抗的，其效用则越来越成为短期消费物。结果，现代主义者对秩序、功能性结合和社会同质性的追求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如同要求部分规划人员保持客观的距离并运用技术理性。现代主义规划人员无法可想地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支配下被广泛抛弃”。

北美规划理论者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思想体系的转变，他们告别了改革的幻想，转而进入到发展渐进计划。他们大规模地撤退到程序性问题之中（决策理论、数学、商务管理理论等等）。在实践中，不再关心“公正的”城市和“理想空间秩序”之类的基础性问题（除了象 John Friedman 等少数左倾城市规划理论）。

规划中的主要理论显示出了其矛盾的复杂性。一方面它不去理会不断增长的对总体叙事、实证主义科学和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依旧依附于其传统的、非政治的和技术的自我想象；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无意识地）却信奉起后现代的怀疑论，正在放弃它曾宣称为优越的理性及其历史性的 存在理由。许多从前改革导向的规划人员对变化的局势低头，并转向纯粹的项目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空间规划中的战略规划方法的探索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总体框架变革的反应。

寻求新的坚实基础—— 沟通的、横向的理性概念 不幸的是这一新的哲学并没有从多元理性的混乱图景下提炼出一种简洁的方法。有两种思想似乎特别值得讨论：Jürgen Habermas（1981）的沟通理性概念和 Wolfgang Welsch（1996）的横向理性概念。Habermas 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和 Horkheimer 和 Adorno 所追求的“启蒙辨证性”的批判传统。但Habermas 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论，他认为现代主义并没有过时，而是将其视为“未竟的计划”（Habermas，1990）。他认为现在（晚期现代时期）多元社会的问题占据了最显著的位臵。代表不同“美好生活”规范概念的人们如何能理智地共存？每种权威必须通过在公众协商的框架中被接受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在这一背景下，Habermas 的话语（discourse）理论才获得核心的意义：认为通过科学和争辩的理性而获得理想秩序的合法性模式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通常意义上的“公众”（general public）已经退化成为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争斗的沙场，这些利益团体通过折衷的谈判而达成结果（而不是以私人个体的一致）。结果，在市民和国家之间又插入了大量的组织（联盟、党派、公司）。

在这个更为后现代的场景中，Habermas 看见了一丝希望：事实的陈述（客观世界）和规范的有效性（主体间世界）不应当去适应权力，而是应当为了 更好 地 争 论。为了这样的目的，对话（discourse）的某种规则是必须的：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必须能够说出他们的主张，只有在取得一致后，才能做出决定。对话因此是沟通的条件，这一条件要尽可能远离胁迫；并且，沟通导向的行为必须占据主导； 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就此开始生效。Habermas以此与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作对比，工具理性是通过效率和优化的方法达到特定目标的。

为了捍卫沟通理性，对话的道德是必须的，这些道德并不是由复杂的规范系统，而是由程序规则组成。其核心规则是：（1）冲突应该通过由所有涉及到的团体形成一致的协商来解决。（2）在实践中，源于个体对某一特定系统责任的战略行为可能会与这种理想发生冲突。（3）由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压力形成了一种责任，即将真实状况集聚到解决有争议的冲突的理想框架之中。Habermas保持了启蒙的理想，他相信，权力应当服从于理性（reason）。对 Habermas 而言，这一理性既不是由传统所赋予的，也不是简单地由科学所发现的，相反，它是以有限理性的方式在对话中创造的。因此，程序的道德规则就具有核心意义，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对话的公开性。辩论性的竞争将被理性地决定，受影响者都参与到决策之中。使公众获得有关于这些对话的知识是科学和媒体的职责。

哲学家 Wolfgang Welsch（1996）赞同类似的、但更为基础的方法。他详尽地研究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并坚持了其中的大部分。“现代理性不断增长的应用并没有导致理智（reason），相反更多地导致了看似合理实际却是真正的非理性。这是对理性的新近批判的关键性观点。有必要结束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是对理性的坚定期望，另一方面是对希望的放弃”。最终，理性的原则并不能放弃。相反，应当坚定不移地接受理性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横向理性。Welsch 把后现代关于无能的、破灭的理性主张看成是“孤立主义者的误解”。理性的构成实际上更像是由多种理性的交织和相互之间的转变所赋予特征的。因此，就有必要在多元和转变的背景中重新定义理性，他将之称为“横向理性”。

在理性的复杂图景中，发现和创造这种“横向”联系，决不是一件小事。一个人能且只能在不同的理性和与之相关的科学范式中做出主观决定，然而这不能解决异质问题：在没有元准则（meta-criterion）的情况下，不可能有限 有限（binding）决策。

Welsch 以新建筑（Le Corbusier）中的美学范式为例，显示了理性和范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

“与 普遍知识（mathesis universalis）的思想体系相结合，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现代的核心思想相结合，而且在理性类型观点上与认知理性的范式相结合。对于作为 普遍知识的新建筑来说，简洁和清晰是最基本的思想，而达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要在这两方面深思熟虑。共同的目的就在于希望理性地塑造世界。因此，事实上新建筑的主张和实践中，一再地从普遍知识的现代项目的思想训练和过程中获得借鉴……笛卡尔的物质世界分析与雅典宪章的城市分析具有同样的精神。准确地说，密斯凡德罗的建筑在建成形式上是完完全全笛卡尔式的”（Welsch, 1996）。

作为理性和范式多元化的结果，想简单驱除似乎存在着的无序，然后再象从前那样继续是毫无希望的。对简单明了的参考系统的探求常常会饱受教条原则的折磨。有意识地强调意义的多样性，问一下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才是更为明智之举。如何“理性地”来处理这一问题？Welsch 列举了一些可能性：（1）通过范式并臵的“交替启发”（alternate illumination）方法；（2）纠正对单个范式合法性的过于膨胀的断言；（3）观察范式周围由内部修正导致的可能结果所带来的变化。过去认为理性间是彼此分离的，现在可以发现并建立它们之间新的联系（沟通的开放性）。

传统的“一个理性”的概念（例如 普遍理性（Weltvernunft），例如神的理性，例如科学上公正、客观的理性）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相反，横向理性完全作为主观理性显现了主体的能力”（Welsch, 1996）。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将理性缩减为“私人理性”（private reason）——一种个人的和自我中心的理性。“理性意味着在转变的多样性中移动的能力”。在现代制度、对话和社会实践中体现的理性与这种合理性明显不同。

Welsch 比 Habermas 更怀疑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理性沟通的可能性：“在现在的情形下，一个人必须接受这样的可能性，理性行为最终将导致基本的异议的表达，而不是达成一致”。如果陈述和争议建立在不同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并且，如果没有更高层级的外部决定标准的话，那么纯粹理性将随异议的陈述和无法形成共识而消亡。然而，横向理性更接近于共同的理想，恰恰是在这种理性和范式的转变与交织中的建设性工作中，释放出了沟通与一致的潜能。

结论 如果我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空间规划的危机就不仅仅是它的传统目标和方法的危机，而是更为根本性的，是其对理性的基本主张的危机。规划人员作为生活在尘世的创造神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被摧毁了。然而这一认识不应导致我们屈服和犬儒主义，就象后现代主义基础性批判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最近的社会哲学试图找寻一条建设性的解决之道，在当今混乱的理性图景中寻找实践道路。Habermas 建立了能达到相互理解的沟通能力。Welsch 依靠合理性，提出了达到理性的多元化及寻求对“横向”连接与相互联系的建设性的方法。对空间规划做出的结论只在细微处有差别。传统空间规划所宣称的综合的、科学合法的理性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有关静态目标的“理想空间秩序”的科学模型已经过了它们的全盛期。

然而，我的想法为空间规划中的“转向沟通”（communicative turn）提供了很好的理由（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尽管持怀疑态度的：Tewdwr-Jones & Allmendinger 1998）。如果有人完全不想放弃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基本主张，那么他只能依赖于社会对话的相对理性。那些认为社会对话只会导致客观上差的和错的结果的人，显示出他们还没有从科学技术宣称的理性的传统思维中摆脱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元准则被用来决定结果的质量？ 但是，对社会对话的信心不应该与天真相混淆。为了防止这些对话沦为权力游戏（在那里，压力团体的工具理性占有主导地位），这就迫切需要清晰而有约束力的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需要国家建立规则并监督，要求坚持规则。

沟通性的竞争对所有参与的团体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话语的沟通只存在于那些参与者公布他们各自的期望，努力营造一个合作的氛围和建立信任的地方。这种状况不会自动地形成。沟通性的竞争不能仅仅是假设，而应当作为一个规则，作为学习的结果，并因此而固定于社会的沟通文化（Fürst, 1997）。

规 划 人 员 的 作 用 和 规 划 特 性 的 深 远 变 革 必 然 与 规 划 的 转 向 沟 通（communicative turn）联系在一起。实际的规划发展更少地依赖于规划人员的行为，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由所有受影响的人参与的、开放的散漫的进程的调节。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规划人员应当压制他们的能力，并将自己限制在中立的调解人的角色（职业的调解人肯定比规划人员做得更好）。相反，规划人员应当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带入这些过程中，不是霸权地主张科学的优越性，而是作为激励和帮助来建立通过协商达到结果和一致的过程。传统的空间规划（其特征是以科学和技术主张官方限定“市民参与”来“听”）和规划人员在其独裁权力的基础上做出最终决定，其要素仍然以多种多样的“建议和意见”提出。在协商和合作规划中，规划人员远远地退居幕后。他或她发起、刺激并引导过程，注意包纳所有受影响的人，并遵守对话的规则，通过代表特定利益的有组织团体的工具理性来反对话语的混淆，最为重要的是遵守由意见一致所支持的结果（Selle, 1994）。规划的地位也将作为结果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空间规划中，规划（plan）是静态的，通常是以制图学的方式表达想要的空间状态，像是刻于石头上的规则（尽管其实践效果并不确定）。在对话和合作规划中，规划（plan）并未废弃，它们的基本作用是作为 沟通的中介。现在得到公认的是，图表以及特别是条件、方案和发展选择的制图学的视觉化，对于规划人员——调解人来说是刺激和建构规划协商的无价资源。

目前偏好的战略规划能否提供一个克服这里所描述的传统空间规划的理性危机的机会？它提供了一个总的程序性框架，这个框架可以使得开放的、规划对话的沟通理性来代替过时的对理性的科学和技术的主张。然而，这方面既不是战略规划的必然也不是战略规划的核心。事实上，它既可以被用来解放对话的规划，它也可以被用来提高仅仅依附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官僚规划的效率。这样，对话的要素纯粹有助于使规划（plan）完全地被接受。

因此，战略规划是机会与危险并存。其关键的意义在于规划人员反省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也认识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空间规划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官僚的工作，简单地从科学中获得其合法性，而是与社会对话紧密联系的。既不是由空间规划本身判断为重要的主题，也不是由科学所接受的主题与空间规划有关，只有通过社会对话方法所得出的问题才是。但实践中的空间规划和规划科学都不只具有消极作用，它们也确实不应当将自己降格为是对实现特定利益的一种消极帮助。如果他们积极而负责任地参与到社会对话之中，它们不仅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地位，而且也有机会将现代主义进步思想的本质内容带入到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