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论文
向度一：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
思想学术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他们的论述显得还不够明晰。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虽然不乏幽玄高妙的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①。这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的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精密分析的能力也有欠缺。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解说。在各种解说的基础上，侯外庐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对该学科进行了明确定位。他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世界观。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即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哲学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哲学问题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逃避的问题。无论何种从经验世界得来的思想观念，都有哲学的基本认识作为最后依据，而处理经验世界各种具体问题的思想，也通常有待于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超越和提升。研究传统的思想学术，首先要清理出思想家们的世界观。②二是逻辑思想。逻辑思想即思想学术家们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较早地意识到逻辑的重要，并力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逻辑思想加以分析的是章太炎。他曾经从逻辑角度对孔子的“忠恕”思想加以阐发，明确指出“忠恕”思想与演绎、归纳法完全相符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把逻辑方法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侯外庐认为，逻辑思想反映出思想家的思想水平，是准确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层次的主要依据。1947年，他与赵纪彬、杜国庠合著，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就非常注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认为研究古人的逻辑思想，主要目的不是从古人的思想材料中提出某一个逻辑命题，也不在于说明或讨论古人具有西方的某种逻辑思想，而是要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维水平，从而真正理解中国思想方法的演进历史。三是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意识、观念或理论，它既包括社会意识形式，也包括社会心理。侯外庐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实质内涵的是社会意识。1947年，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卷首指出：“斯书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1957年，修订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侯外庐另外写有“自序”，再一次明确他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就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三者的综合。1987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又提到，“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④。
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之认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过渡过程中对思想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新定位。它既有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吸收，需要后来者在充分理解的同时不断予以深化。
向度二：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
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其中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有：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二是要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他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所做的明确的条理性分析的同时，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金岳霖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⑤陈寅恪也指出，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看上去很有条理，然而往往不真实，“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故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大抵即论者今日自身之哲学”，“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①。他们的怀疑，突出了在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时的另外一个主题：如何使这样的诠释避免主观随意性、使之符合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原貌?
金岳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和诠释，而不必计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陈寅恪也认为，如果要真正使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契合实际，就必须努力做到“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参考西方的学术，但同时要注意西方学说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在冯友兰之后，对于如何才能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都做过有益的探索，他们的解释已构成对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目前，又有一些青年学者尝试用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初步形成新一代哲学解析中国思想史的新特点。用哲学诠释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已经成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
——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人们努力确立一套符合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诠释系统的同时，侯外庐还提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②。他认为，研究思想史，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有科学的理解。而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对于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侯外庐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点是社会思潮。他注重对社会思潮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另外一个结合点是法典。法典即体系化、制度化的思想形式。从法典中能看到社会史的内涵，而且能看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程度。
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任何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学术土壤。许多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例如，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就需要研究西周鼎盛时期的“六艺”教育传统。孔子做了不少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古代文献既是他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又是他发挥其思想的材料。又如，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诠释《公羊春秋》过程中，为了使《公羊春秋》得到更完整、更合理的解释才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对《春秋》公羊学的发展历程有深入研究，能够理清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春秋》公羊学所提出的创新，当然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董仲舒所作的贡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非常传统的方法。如今对这一传统有比较到位的理解的是日本京都大学池田秀三等一些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反思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史，深感过于政治化、主观化的诠释与中国思想史的真实存在一定距离，从而提倡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史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人们相信，只要学术史基本事实真实，就一定能够建立更加契合历史事实的原理，摆脱过分主观的弊端。
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对上述三种主要方法加以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剖析，思想史研究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将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揭示得更加清楚，将思想还置于社会历史，只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思想的真实含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也需要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学术背景进行挖掘。学术史的眼光能使我们看到思想背后深沉浑厚的学术土壤，帮助我们纠正许多习以为常的误解。
向度三：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
中国历史学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文化反思功能。《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不仅是对“前言往行”的认识，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描述，还要在多识前言往行的基础上提高研究者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学术研究的文化反思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发扬。当时的学术研究，没有一种不是围绕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进行的。当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思考不可能千篇一律。从20世纪学术研究来看，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激进。例如，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要培育国民的独立人格，就必须学会理智的思考。他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缺少西方的理性精神，需要我们加以深刻反省。而陈寅恪等则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质有了更加真切的体认，并在传统文化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书中，以魏晋隋唐数百年历史为背景，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实的梳理，勾勒出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的生命力，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和个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生活、与个人人格的联系。这说明，只有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精神和制度上的高度凝聚力，才能在文化冲突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只有富有独立人格和道德力量的社会集团和个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中坚。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侯外庐常说，研究历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在清理历史、还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超越历史事实本身，引领现实向前发展。今天来看，我们或许不能同意他们对文化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但却无法不被他们学术生命中关于文化的独特感悟所震撼。
中国思想史的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最后都要归结到对文化的反思上。思想家的思想往往以对文化问题的深入反思为最基本的特征，文化理念成为他们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不同的文化理念构成他们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中国文化即由这些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展现出它的绚丽多姿。同时，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时期所出现的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不同认识的调和与整合。思想家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学术史取向，会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甚至会有个人的价值倾向，但所有这些，只有落实到对他们的文化认识的分析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对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觉设计，是统一哲学诠释、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需要在认真思索前辈学者的文化洞察思路的基础上，提高文化自觉的反思能力。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
②④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册，第15、l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第426—4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②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第二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五届年会综述
李维林 周琳琳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和代表提供的论文及研讨情况，综合阐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及齐鲁文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展新动态及特色。计量分析、学科交叉、中西比较等分析方法拓展深化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内容，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全国近5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共收录论文64篇，其中古代部分16篇，近代部分27篇，现代部分11篇，综合类部分10篇，共计70余万字。与会代表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展开深入研究。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表彰，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
山东大学校领导曹升元总会计师致欢迎辞，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董志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唐任伍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胡金焱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就十四届年会以来的学会事务及学科发展情况做了工作报告。随后，大会根据安排，进行了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
一、增补改选理事会成员，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本次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就年会理事会进行增补改选。根据学会规则，经全体表决通过，唐任伍教授当选会长，增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程霖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曹旭华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为 1
212 李维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
周琳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会副会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和颁奖活动，共评出著作类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论文类一等奖4名，二等奖3名，以鼓励学会成员积极深入研究，推动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扩展充实
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内容和领域有新的扩展
一些学者尝试从新颖的视角研究传统经济思想问题，以其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展示当时的社会思潮及经济思想，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本学科研究的视野和增长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齐海鹏教授在论文《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中，阐述了陆贽“以人为本”的财政、赋税思想，并对其“足食先备灾”的思想、关于财政管理和调控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董平均教授在读《史记·货殖列传》后，撰写了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燕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原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四通八达的交通等方面阐释了燕都蓟城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的原因。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在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初稿）》中，站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三方面挖掘了方志中丰富的思想史、社会学资料价值。
（二）研究方法注重中外对比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不能简单的由外国舶来经济思想所代替，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殊形成原因和实践成果，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岳翔宇在论文《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十七世纪法国“气候变冷——阿吉尔贝尔重农理论”做了比较，创新性的分析了气候与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通过特殊时期情景分析，得出了天灾与政府作为、政策批判（重农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华勇在论文《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追溯了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准备金思想，通过比较中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的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力求古为今用
研读本届年会收录的诸多论文可以发现，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注重发现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服务功能，将课题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求教于方家”，力求古今融通、古为今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在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中，指出古代“重粮贵粟”思想和制度，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探析了古代粮食储备、粮价调控、粮食赈济等思想和政策的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宇副教授在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中，站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视域内观察，充分肯定了“轻重”学说在理解市场机制，矫治市场弊端方面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论文《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中，研究了农村公共供给经济思想的政策价值、价值逆转的事实及内在根源，建议政府摒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工具理性思维，接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价值理性，走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类似的论文还有《荀子思想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启示》、《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边东平）。
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拓展不断深化
此次年会，中国近代思想史提供的论文较多，共有27篇。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主要以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为主，同时，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中西结合，对比分析。
（一）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有新的拓展与深化
一些学者以历史人物或学派思想为线索，对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财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从而使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与深化。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室王毅武教授在论文《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经济理论》中，研究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肯定了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在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中，梳理和评价了杨荫溥的通货膨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主张。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论文《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中，对李锐在直接税体系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其直接税制开创者的地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研究生熊维刚、吕麒在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中，从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对刘大均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刘婧宇在论文《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中，考察了彭迪先的货币思想和政策建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秋华教授在论文《<建国方略>
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从中反思其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有益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李俊在论文《魏源的经济思想》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经济思想的背景、新观点、新问题进行了概括说明，并评价了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影响。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的蔡志新、周建华在论文《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中，对徐锡麟的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做了总结和评价。浙江科技学院的喻梅在论文《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中，从加强政府惩戒违规注册会计师、提高入行门槛、提升职业道德、放松监管行业公会四个方面研究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文《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中，以当时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其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思想及现实借鉴意义。
（二）专题性经济思想研究有进一步发展
学者们通过对经济思想专题的研究，将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增强读者对某专题的系统性理解。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博士生缪德刚在论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兼论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阐释了中国近代农村土地金融思想产生的经济环境、制度基础和实施绩效，并分析了土地金融思想对于土地构建的动态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博士生饶丹雪在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中，重点描述了民国时期不同时期的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并肯定了这些具有阶段性时代特色的保险思想时代性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陈瑞在论文《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中，考察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力图证明国货运动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重要因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璇博士在其论文《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中全面系统的分析了《经济评论》的期刊创办情况及内容，进一步挖掘期刊的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启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熊金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中，总结概括了民国时期的地价税研究、地价税法律体系，结合上海的地价税征收实践对当时的地价税进行了定位和评价。南京审计大学的夏寒、蒋大鸣在论文《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中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前审计制度进行了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马长伟在论文《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分析总结了晚清时期、南京临时政法时期和北洋时期纸币发行的经验教训。
（三）文献综述类研究不断加强
在本届年会中，有些学者通过对近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总体文献回顾，总结了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理清了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文献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及文献校勘的正确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撰写了论文《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通过研究晚清经济思想史，对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的写作时间和文字、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年份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并论证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建议办银行的自述并非真实历史。这些分析界定，这对于研究者做出正确、恰当的评述十分重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李詹在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探寻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万红先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中，以胡寄窗等学者的名篇著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作品来把握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经纬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评述》中，统计分析了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从青年学子视角管窥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这些综述研究不仅是对本领域已获得成果的总结，也有利于已有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发挥更好的基础作用。
四、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理论性和现实性有所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推移，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不断延伸。在现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学者结合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导向和政策实践，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深化。
（一）思想研究更加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在论文《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评述》中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和工业化腾飞现象，认为应该理性、客观的认识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区别。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论文《“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价》中着重分析了“以粮为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局限性，结合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支持我们应该深彻转变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以现代化农业支撑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历史重任。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教师邓强在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中，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研究思想入手，分析了马克思、毛泽东和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与理论，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的演进路径。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在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中，阐述了恽代英一系列经济思想，并肯定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政策研究更为细密
对新中国经济思想的政策研究重在探讨经济思想的政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看待经济思想，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检验经济思想，有助于提高经济思想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大权副教授在论文《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翁文灏的赶超工业化道路和马寅初的均衡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马寅初包括比较优势原则在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东教授在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中，考察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理财原则在中西方的运用，认为随着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多样化，不能片面强调“量入为出”，要考虑“量出为入”的可行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瞿商教授、郭旭红博士在论文《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中，总结叙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三次大转变及其重要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明在论文《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中，探讨了解放初期民营企业的集体合同制度问题，并从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上证明了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彭聪、吴传清教授在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中，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并作出客观评价。
五、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齐鲁文化的国内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所以，研究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届年会上，与会学者就齐鲁文化展开了细致梳理和分析，就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讨论，形成了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梦涵教授、李维林副教授在论文《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中，界定了齐鲁文化的内涵和基本构成，详述了齐鲁文化两大主流学派儒学与管学经济思想的变迁、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当代的借鉴意义，并且对比阐明了鲁文化与齐文化经济思想的异同点，进而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了齐鲁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成因。文章最大的亮点是从齐鲁文化的地域空间和思想基础方面提出并论证了周公是齐鲁文化先驱者和奠基者的论断；而且作者这种前后比较、中外联系的内容表述和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推动了齐鲁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组成，鲁文化以儒学、墨学和兵学为代表，齐文化以管学为核心。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如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曹旭华教授的论文《<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的论文《“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南京大学商学院蔡一教授的论文《<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同时，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朱德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方面总结概述了鲁文化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上海民族企业家创业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小娟副教授在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中，分析了贾儒相通对于徽州人从商道路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齐鲁文化本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尝试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麦茹博士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中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借鉴吸收各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并肯定了计量学、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历代灾荒和赈灾思想上的实用性，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中指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应用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一）中西交融
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研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的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可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者就倡导开展中外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而且其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中西交融和相互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邹进文教授的《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详述了中国近代对Economy、Economic中译名的演进过程，其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有关。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程霖、岳翔宇）、《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张申）、《中西方货币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何业嘉）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西方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岳清唐博士在论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
思想》中，回顾了报酬递增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发展脉络；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郝延伟在论文《关于“大萧条”研究的文献梳理》中对大萧条的理论价值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论文《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中，对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从土地改革的领导者思想起源及其生平介绍、土地改革法及执行机制、土地改革对于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效用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
（二）计量研究方法
在本届年会所收录的论文中，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学者们对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学科结合、方法创新，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大放异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James Kai-singKun、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马驰骋博士在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中运用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了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的激发作用，而儒家文化则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用典型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儒家文化对经济冲击的缓解作用，这极大地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科研视野，让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因参照物的改变而有了更为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有机融合和有益尝试，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同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个模型及其解释》中，也通过构建模型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解释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晓鸥博士在论文《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沟通、合作与机遇》中，呼吁史学研究要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兼容并包，相互补充，顺应时代的召唤，抓住发展机遇，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化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此外，本届年会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深入，出现了一些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的认识，增强了其解释现实的能力，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前进动力。聂志红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中，理清了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逻辑线索，阐释了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朱成全教授、博士生王智莉在论文《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野》中，反思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亚明在论文《基于分工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评述》中，对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讨。
从本届年会丰富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未来 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宽。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交流探讨，形成兼容并包、学科融合的情形；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Li weilin Zhou linlin(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illustrates the main topics: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Qilu Culture.The method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have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n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ainstream.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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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追新溯本
——评以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
1949年以来的大陆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起止于1949到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共29年。第二个时期起止于1978年至今，目前还在继续。
据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记载，从1949到2005年，在56年的时间里，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到253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6021篇，是 1908年至1949年那一段时间的5倍和60多倍。截止到现在，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到10749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虽然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却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何谓“学术内卷化”？借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方汉奇、宁树藩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规定的历史情境中发问，只是在重复他们的工作，而无法为新闻史研究增添知识和学术含量。方汉奇教授也说，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锢，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多于史实，缺少史的特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采访、评论、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活动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动及其影响的介绍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对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机关报刊和左翼报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通讯社的研究。视野狭隘,乱贴标签，因人画线,无限上纲，夸饰溢美，随意贬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分析等情况，所在多有。”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已经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新闻史教材的改进却落后于研究。现在本科使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有十余种，主要有：高等教育出版社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传播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教材，又不无遗憾。
从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教材的关系来看，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如篇章结构、编写体例基本上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而不是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 规律 去写新闻史，因而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在许多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大多是从言论性文章中分析报纸与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说明其所表现的思想立场才是例外。还有许多新闻媒体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经济宣传报道、商品行情和广告方面等很少介绍和涉及。另外，一些新闻史教材内容只从古代邸报讲到1949年，邸报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及当代新闻事业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绍方面，更多是介绍报刊，而对广播、电视方面介绍较少，更不用说网络了。在介绍报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绍党的机关报，而对于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只是寥寥数语，轻描淡写，这种现象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状况很不适应。
我就以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当下新闻史教材研究和编写应“追新溯本”。追新即突破“学术内卷化”现象，有新发现；溯本即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首先，在对新闻史的研究中,应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内史”研究(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一个是“外史”研究(注重学术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理想的写法是内外两种方法的完美结合。但从现有问题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革命史化的状况。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新闻传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而这种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
《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分期方法就是基本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方法，从维新运动开始，历经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民国初期、五四时期、中共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革”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等。新闻教材大多以类似的结构来安排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撰写体例,不过繁简不一而已。这种篇章结构,与中国革命史之分期同出一辙。但实际上,当前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是这种简单固定式的研究了,只不过由于主导性意识形态要求强调革命史、阶级斗争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已。
中国新闻史研究不仅在历史分期上存在着革命史化的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这种对政治史和革命史的亦步亦趋，必然导致新闻传播史本体意识的匮乏。
1942年延安调整和精简报刊时，均单纯的把事件归结于“日伪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也就是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成了唯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这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就是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之后，新闻出版方针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吴鸿召《只读《解放日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阐述。没有提及政策调整方面的因素，或许与不了解这方面新披露的史实有关，或许是因为，避谈某些历史事实，从而绕开延安整风负面成分的话题。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中不胜枚举。
此外，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存在偏颇。新闻事业史在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应当以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不应过分注重它们是“我”方的媒体、“敌”方媒体或民营的媒体。而现行的教材在材料取舍及阐述的详略方面几乎总是呈现出“以我为主”的倾向,对“我”方的、倾向进步的媒体不厌恶其详,不顾及它在历史上存活时间的长短,社会影响的大小,而对“敌”方的媒体则尽可能简略。如“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党,1927年它曾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并维持了22年之久,抗战时期,作为战略防御阶段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现了一大批爱国将士。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余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而对这些,我们的新闻史论著大都付之阙如。”在对民营媒体的介绍方面,《中国新闻传播史》对几家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大公报》、《新闻报》虽然着墨不少,但对历史上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如《世界日报》、《社会日报》、《新民报》等民营报刊,对它们的介绍似乎惜墨如金。而对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制度”介绍得很细致，且重点放在叙述国民党对异己报刊的迫害封杀上。当然这些是事实，应当如实介绍。但另一种情况也应有所涉及，即当时办报办刊手续简单，创办报刊相对容易，封杀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同一种报刊改头换面、东山再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被我党新闻宣传部门作为一种常见的斗争手段。而且，在解放战争后，中共中央如何处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叙述只有寥寥几百字，其中是非也是任由胜利者诉说。
在对新闻人物的介绍方面同样存在“以我为主”倾向,对革命宣传家们的介绍往往不厌其详,而对那些在政治观点或办报理念上与“我”相佐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尽管他们在新闻研究或新闻实践方面也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教材对这类人物的介绍往往语焉不详。如成舍我,作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解放前曾参与创办和编辑10多种报刊,解放后去了香港、台湾,继续办报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91年在台北去世。教材对成舍我的介绍往往只有蜻蜓点水式的几行字。又如黄天鹏(1909—1982),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较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他在1927年创办了北京新闻学会,并以该学会的名义创办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闻学刊》,参与过《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工作,一生撰写的新闻学著作上十部。解放后去台湾,1982年在台北去世。而一般教材对黄天鹏的介绍也少得可怜。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是绝对的,要改变“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如对于《大公报》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作过细的分析与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论断。但回顾目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物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的作用是基本被淹没的。很多时候，一部生动的新闻事业史被化约为了一部阶级斗争史。
而且，在教材的内容构成上，有很多与新闻传播关系不大的内容，比如一些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党史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梁启超与革命派的论战，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用大量篇幅来介绍他们论战的内容和意义，这对新闻史的研究没有多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期刊，多数也不属于新闻传播，文学性质更多，而且在介绍“五四新闻史”时，新思潮和旧思潮的划分标准是以文学和思想为主，涉及到的例如林琴南作为封建顽固派文人，并不具有多大新闻史人物价值。
胡正强认为，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凸显了政治对新闻的深刻影响，甚至遮蔽了新闻史的主体——新闻自身发展的历史，导致新闻成了政治的附庸。新闻史阐释往往脱离新闻事实、新闻自身而凭新闻之外的某规律来建构新闻史，新闻史研究便常常变成剥离术，新闻史只能成为新闻以外的东西的“载体”的历史，新闻自身的历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种种问题，使新闻史无法体现出新闻的个性特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所以早在1 997 年，宁树藩先生更是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认为很多新闻史研究“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把中国新闻事业紧密相联的发展过程分解为许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争当作串连这些零碎事件的线条”。
新闻史的本体探询，其目的就在于建构新闻专业的主体性，必须找到新闻史自己的框架体系，建立专业史的学术地位，用符合新闻史研究的本专业特色的术语来还原新闻史的研究，并进而建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在现实的新闻活动中自觉承担其专业职责。
当然，要改变本体意识的匮乏这种局面并非易事，“因为它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且演绎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所以时至今日，虽各方多所论列，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见，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诚然,新闻事业史和各个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是紧密相联,也和各时期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阶级斗争史和政党运动史。但新闻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它自身的内在演变规律,不能把新闻事业史变为政治斗争史、政党运动史的简单比附。所以，应抛弃我们的教材往往过多注重外史研究,以至淹没了内史研究的做法，应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写新闻史。
针对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编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要走出学术内卷化现象。抵制教材低层次重复建设的不良倾向,只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见解,又有崭新的学术视角,发现利用新史料并对新史料进行重新利用,这样的教材才有出版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其次要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第一，摆脱传统的中国事业新闻史的体系框架的束缚,力求有所突破,回归新闻本位,强调新闻主体意识,按照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把中国新闻事业史附着在政治思想史、阶级斗争史、政党发展史中。有些新闻学者已经在作这种尝试,如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 1834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这样的分期仍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能够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第二，就是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要以该媒介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意识,不要受过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第三,对新闻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新闻媒体、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读者择善而从。
第四篇：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史研究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历史研究 教学提纲 学习要求
一、学习目的 1．能够通过学习《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历史研究》，学会教育科研的基本程序(例如，怎么选题，如何查阅文献，如何梳理资料，如何搭建框架，如何撰写论文，如何遵循规范等)。2．掌握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脉络、发展规律、经验教训及启示等。3．全面提高教育科研素养，着力提升科研实力。4．争取每位同学都能撰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并有部分公开发表。
二、学习方法 1．问题 2．自学 3．讨论 要求每人选择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查阅资料，形成“概念清晰，脉络清楚，文献精练，见解精辟”的发言提纲，并能够积极引导其他同学展开讨论，丰富自我见解。4．古为今用
三、学习结果 1．志存高远、勤学善思、认真巧干。2．每人争取发表一篇论文。
四、学习时间、地点 1．10月19日-11月16日，周一下午2：00。2．师大立教楼C100教室 专题之一：基础教育导论
一、参考选题 1．基础教育内涵辨析 2．基础教育外延究竟是什么
二、参考文献 ㈠基础教育理论 李森，宋乃庆.基础教育概论.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4.钟祖荣.基础教育哲学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孙夕龙.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基础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黄书光.中国基础教育的文化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郭元祥.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教育论纲.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王炎斌.基础教育的战略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卞金祥.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柳斌.关于基础教育的思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赵丽敏.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教育科 学出版社1996.㈡基础教育改革 钱源伟.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1.袁桂林.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张荣伟.当代基础教育改革.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王策三，孙喜亭，刘硕.基础教育改革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方彤.全球化背景下基础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叶澜.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叶澜.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叶澜.“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丛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郑新蓉.现代教育改革理性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李文长，于建福.基础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徐辉.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张毅龙.基础教育管理创新.岳麓书社 2007.吴遵民.基础教育决策论：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改革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李继秀，江芳.基础教育专题解析.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㈢基础教育问题 朱永新.困境与超越：教育问题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陈敬朴.基础教育矛盾与对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杨东平，何怀宏，周国平等.问诊中国基础教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李小融.中国基础教育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三、基础教育研究资料 1．教育大辞典 基础教育，亦称“国民基础教育”。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也是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有的包括初中教育。学习年限为5年、6年至9年。它经常同普通义务教育相联系。——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7页。2．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教育级别一览表：学前教育，代码为0；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第一阶段，代码为1；初中教育或基础教育第二阶段，代码为2；高中教育，代码为3；非高等的中学后教育，代码为4；高等教育第一阶段，代码为5；高等教育第二阶段，代码为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参考资料》，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1998年9月25日。3．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 基础教育是“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教育”，“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儿童、青年还是成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基本学习需要的。基本学习需要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法因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基础教育是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第15-16页 “基础教育本身不仅仅是目的。它是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而各国可以在这一基础上系统地建立其他层次其他类型的教育和培训。”第18页。“儿童、青年和成人基本学习需要的多样、复杂以及变化着的特性，要求扩大并不断重新确定基础教育的范围以便包容如下项目：”出生即为学习之始、初等学校教育、青年和成人教育、电化教育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4．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儿童的基础教育可确定为(正规或非正规的)启蒙教育。这一教育原则上从孩子3岁左右开始，一直到至少12岁。基础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走向生活的通行证”，它使享受这一教育的人能够选择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参与建设集体的未来和继续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第109页。5．陈桂生 “基础教育，简单地说指的是在未成年期为人的一生奠定基础的教育。如此界说，似无新意。不过，由于它着眼于人的一生，也就同限于升学或就业准备的基础教育观念有别，而正是这个人们都懂得的道理，却包涵一条常常被人忽视的衡量中小学教育的标准，即：在中小学教育中，凡是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的障碍都必须解除，以避免使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受挫，凡是对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识、技术以及行为规范，都不可忽视，而不给学生后来的发展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反之，一时一事需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技术、行为规范等)是不是该列入基础教育，不能单以这种东西的绝对价值衡量。由于学生受教育的时间有限，对一时一事需要的内容的取舍，宜以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及他们后来发展的需要为尺度权衡。” ——陈桂生：《“基础教育”辨析》，《上海教育科研》2002(3)。6．钱源伟 国家对儿童和青少年所实施的一定年限的一般教育或基本教育，是一切其他教育的基础。它不同于以传授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也不同于对各类在职人员进行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再教育的成人教育，而是以传授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为主，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不定向的、非专业的普通教育。——钱源伟：《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第4页。7．［泰］奥多涅斯 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世界基础教育的范围、结构及其组成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至少是由最近关注基础教育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所引起并成为其标志：1990年的国际扫盲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和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首脑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21世纪的教育：问题与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第185页。8．李森 基础教育就是指为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打基础的教育，也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旨在培养国民素质的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它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李森、宋乃庆：《基础教育概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第2页。9．袁桂林 基础教育“是以官方办学为主的，政府有能力为全体或多数公民提供的最大年限的起始水平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基础。” ——袁桂林：《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页。专题之二：基础教育沿革
一、参考选题 1．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总体发展脉络梳理 2．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模仿化(日本、美国、苏联、欧美)、行政化、殖民化、摇摆化、乱则出教育家治则无教育家。
二、参考文献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989.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台湾“教育部”.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宗青图书出版公司.民国80[199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基础教育年鉴.中国教育年鉴.黄书光.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反思与前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吴洪成.中国小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廖其发.中国幼儿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商丽浩.中国中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987.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0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等.［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实业和师范教育、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教育思想、留学教育、学制演变、鸦片战争时期教育、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戊戌变法时期教育］.中央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金一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教育部.共和国教育50年.北京师大出版社2000.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袁振国.中国当代教育思潮(1949-1989).三联书店1991.专题之三：基础教育行政与管理
一、参考选题 科教兴国、教育法制、学制、教育宗旨(方针)、教育视学(督导)、考试(毕业会考、高考等)、义务教育政策、师德政策„„
二、参考文献 萧宗六，贺乐凡.中国教育行政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熊贤君.中国教育管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薛人仰.中国教育行政制度史略.台湾中华书局1983.熊贤君.中国教育行政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程斯辉.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熊贤君.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国启示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王铁.中国教育方针的研究(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1993.江铭.中国教育督导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刘兆伟，赵伟.中国教育法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海书店, 1996.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 1995.杨学为等.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92.专题之四：私学、书院与教会学校 ㈠私学 1．参考选题 ⑴私学艰难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⑵私学对今日教育的启示 ⑶典型私学个案研究 2．参考文献 马镛.传统与再生：中国私立和民办中小学的本土成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李冬君.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王炳照.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㈡书院 1．参考选题 ⑴书院发展脉络及启示 ⑵书院个案研究：问津书院、万木草堂 ⑶书院学规(教条)研究 ⑷书院楹联研究 2．参考文献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张正潘.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邓洪波，彭爱学.中国书院揽胜.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㈢教会学校 1．参考选题 ⑴如何看待设立于中国的教会学校 ⑵教会学校个案研究 ⑶传教士个案研究 ⑷教会学校学生个案研究 2．参考文献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毕乃德.洋务学堂.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专题之五：义务教育 ㈠参考选题 1．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2．义务教育规定个案研究 3．我国未来义务教育发展趋势前瞻 ㈡参考文献 熊贤君.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谷成久，王淑文.千秋伟业: 中国义务教育的实践与未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田正平.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教育研究编辑部.中国普及义务教育调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吴荣镇.中共义务教育.台湾师大书苑1992.专题6 课程变革 ㈠参考选题 1．课改的经验与教训梳理 2．某次典型课改个案研究 3．典型教材个案研究：中学修身教科书 4．应然的课程是怎样的 ㈡参考文献 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彭泽平.嬗变与超越：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史.华龄出版社2006.李彦荣.冲突与融合：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有宝华.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结构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2004.06.白月桥.课程变革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专题7 教育实验 ㈠参考选题 1．教育实验发展脉络梳理 2．新中国六十年中小学教育实验述评 3．乡村教育实验对当今农村教育改革的启示 4．典型教育实验述评 ㈡参考文献 钱理群，刘铁芳.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陈锟.中国乡村教育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雷实.教育试验与教育思潮.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熊明安，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熊明安，喻本伐.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刘克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学校教育问题研究: 1927-1937.北京师范大学 士论文]2007.李清华.陶行知与乡村教育.海风出版社200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会.乡村：中国文化之本.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专题8 德育 ㈠参考选题 1．德育的流变及得失 2．德育问题及矫正策略 3．典型德育案例研究 4．典型德育教材研究 ㈡参考文献 黄书光.变革与创新 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文化审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郑航.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孙小平.新中国德育五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孙志建.中学思想政治课发展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4.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梁启超.德育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专题9 教学 ㈠参考选题 1．教学概念界定的历史变迁及教学本义 2．教学改革脉络梳理及启示探析 3．某一教学专题改革研究 4．典型教改经验个案研究 ㈡参考文献 董远骞.中国教学论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张传燧.中国教学论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熊明安.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重庆出版社1999.黄忠敬.移植与重建 中国中小学教学的话语转换.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专题10 教师教育 ㈠参考选题
博[1．教师教育的滥殇及流变 2．教师教育发展新动向分析 3．教师教育的迷失及矫正策略 4．典型教师教育案例研究 ㈡参考文献 刘问岫.中国师范教育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刘捷，谢维和.栅栏内外: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百年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彭时代.中国师范教育10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马啸风.中国师范教育史 : 1897-2000.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卜玉华.回溯与展望 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的世纪转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崔运武.中国师范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阮春林.清末民初中国师范教育研究: 1897-1922.中山大学 [博士论文]2004 顾明远主编，胡艳，米靖.制度的建构与超越: 北京师范大学与20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专题11 女子教育 ㈠参考选题 1．女子教育发展脉络梳理 2．新中国六十年女子教育发展述评 3．男女同校的得失分析 4．典型女子学校个案研究 5．当今女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㈡参考文献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出版社1995.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雷良波等.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专题12 男子教育 ㈠参考选题 1．男子教育发展脉络梳理 2．新中国六十年男子教育发展述评 3．典型男子学校个案研究 4．当今男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㈡参考文献 1.孙云晓、李文道等.拯救男孩.作家出版社2011.2.胡振京.男生：性别差距的新弱者.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3.古里安.男孩的脑子想什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4.关注男孩教育专栏.上海教育2011.5A 专题13：教育家 ㈠参考选题 1．教育家共性发展规律研究 2．典型教育家发展个案研究 3．教育家发展集体性个案研究 ㈡参考文献 叶忠海.教育人才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科学出版社1982.孙孔懿.论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许美德.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王毓珣.名师发展研究.长春出版社2007.9
第五篇：中国货币发展史研究
中国货币发展史
世纪之交,千年伊始,纵观货币的起源与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进行的,它在记载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已成为研究社会历史,探索人类文明的重要工具.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在创造和孕育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孕育了璀璨夺目,连贯性强,影响深远的东方货币文化,成为研究世界货币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史料和考古研究表明,我国货币的起源发展与世界货币起源发展基本同步,大体产生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发展于奴隶社会殷商时期,形成于后周,统一于秦.就其货币本身发展的历史来看经历了从实物货币时期,金属货币时期,纸币时期以及现代电子货币时期等四个不同阶段.其中,我国金属货币白银的铸造,纸币的使用,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故我们组选择研究《中国货币发展史》
我国古代货币的六次重大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
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
赵
齐
燕
楚
（赵,韩,魏原为晋国,故货币基本相同）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北宋交子：
南宋交子：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银元
清朝光绪皇帝时候的银元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各朝代典型货币
西周由于各分侯国，所以每个国家货币几乎有所不同共从东周算 东周 秦
赵
齐
燕
楚
（赵,韩,魏原为晋国,故货币基本相同）
秦朝
汉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隋朝
唐朝
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回首过去,展望新世纪,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货币的文明古国之一,并在漫漫的货币历史长河中写下过无数次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录过汉唐时期封建王朝最强盛的一页.但由于我们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以及近代工业的落后,已使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钱币爱好者,在货币研究方面,不能拘泥局限于钱币本身的形制,大小,轻重,色泽,成份,文字以及铸造年代,制作技术方面,而要将它提高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研究货币的产生发展变化;并要将对货币研究放在其特定的历史之中,去研究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政治,军事,文化中去,借古探今,汲取经验,认清经济活动规律,掌握现代科技,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和金融体制改革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悠久的货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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