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九江消费品市场持续繁荣论文
2011年，我市经济强势崛起，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长，消费信心得到增强；市场建设成效显现，区域商贸中心辐射周边，吸客能力进一步加大；同时旅游拉动消费作用明显，带动了住宿餐饮业的快速发展。201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00亿元，达到329.7亿元，同比增长18.1%,总量和增速在全省设区市中分列第四和第三位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限额以上企业零售总额突破100亿元，达到100.35亿元，同比增长30.8%。
一、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长
近年来，我市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2011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910.8元，增长13.6%，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77元，增长21.3%，增幅居全省第二位。九江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使得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得到进一步增强，推动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
二、城镇聚集辐射效应初显
随着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农业人口加速向非农业人口转移，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不断增强；城镇建成区不断扩大，城镇的聚集辐射效应初步显现。2011年我市消费品市场保持了快速增长、城乡共进的态势，尤其是新兴城区的消费品市场发展明显加快，扩充了市场容量，对消费品市场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从地域上看，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186.9亿元，同比增长19.2%，拉动全市消费品市场增长10.8个百分点。其中城区实现零售额152.1亿元，同比增长21.2%，城镇和城区市场的增速分别高于全市的平均增速1.1和3.1个百分点。新兴城区的消费品市场发展明显加快，其中九江开发区（含八里湖新区）、共青城市分别增长18.5%和18.3，高于全市的平均增幅；乡村市场实现零售额142.8亿元，同比增长16.7%，拉动全市消费品市场增长7.3个百分点。从增速上看，城镇市场发展快于农村市场，增幅比农村市场快2.5个百分点。
三、旅游拉动消费作用明显
近年来，九江旅游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景区景点在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企业进一步加大了旅游宣传和推介的力度，2011年我市旅游市场活跃，人气旺盛。特别是今年是建党90周年，红色旅游市场火爆。据市旅游局统计，2011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突破2000万人次，达到2868.8万人次，同比增长45.0%。旅游市场的兴旺带动了九江商品销售、餐饮、住宿业的繁荣，2011年全市住宿业和餐饮业增幅均在20%以上，分别为20.1%和20.5%，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四、新型消费热点不断升温
随着新型消费热点不断升温，九江消费品市场升级加快，改善型、享受型和投资型消费特点明显。前期旺销的住房进入装修阶段，汽车大量进入普通家庭，在CPI攀升、股市低迷、楼市疲软的投资形势下，激发了金银珠宝类的投资需求。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五金电料、家具类、玩具、金银珠宝类、等商品销售旺盛，在各大类商品中销售量和销售额均大幅攀升。根据对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统计，上述大类的销售额分别增长104.6%、95%、70.7%、60.3%，并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2011年汽车进入普通家庭的速度明显加快，我市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据统计，2011年全市机动车保有量58.7辆，其中新注册机动车8.8万辆，是2011年的17.3倍。车辆的增加和成品油价格上涨双重因素的影响，2011年我市石油制品的消费快速增长，增长40.1%，成为拉动我市消费品市场实现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五、消费市场建设成效显著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市场建设，对大型专业批发市场进行了整合和升级改造，仅九江城区就有各类商品市场40个，总营业面积74.44万平方米。当前正在建设的现代综合大市场、中天钢材交易大市场、新雪域综合物流园、都昌县珍珠交易大市场、香港宏大五金商贸城、禧徕乐国际商贸中心、大润发广场等一批商贸基础设施项目快速推进，投资总额超百亿元；自2005年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以来，我市共建设标准化农家店2177家，配送中心17家，形成了覆盖全市县乡村三级的商品销售服务网络，商品配送率达到75%以上，目前我市已基本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主导、零售市场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类别的商品市场体系，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业态主体平等竞争的发展格局。
引进国内及外资主要连锁经营的知名零售企业进驻九江，随着沃尔玛、农工商、洪客隆、肯德基、麦当劳等国外和省内外大型知名流通服务企业的登陆浔城，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能，有效推动了我市流通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引导本土贸易企业加快了扩张的步伐，同时大力推动会展经济和专题商贸展销会，以上因素共同推动了我市消费品市场的蓬勃发展，2011年我市消费品市场呈现出逐季走高的良好发展势头。
第二篇：唐诗繁荣论文
唐 诗 研 究 课 论 文
学院：新联学院
班级：
姓名：杨跃南 学号：1209172034
浅论唐诗繁荣的原因
摘要：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巅峰之作。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而这只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从中我们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唐诗之所以在这时如此兴盛，这与当时社会的各种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音乐，绘画，舞蹈等都对唐诗的繁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唐人的生活态度，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们创作出的诗歌的水准。而唐代诗歌之所以流传之广缺少不了传唱者，他们使诗歌更多的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唐诗才能千百年来盛传不衰，才能历久弥新，在今天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唐诗；繁荣；统治者；文人；传播
唐代诗歌，无论就其作者之众多、题材之广泛，还是就其艺术之高超、影响之深远来说，都是空前的。要缔造出这样顶级的文学样式并不是任何朝代都可以的，需要鼎盛的外部环境，而唐代正符合了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唐诗如此的成就，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学者专家去研究，唐诗研究队伍挤身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庞大的一支，对唐诗繁荣成因的研究便是基础，从中可反映出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精神对唐诗发展的影响，能更利于了解唐代社会风貌、唐代诗人的现实生活态度等。而且唐诗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一千多年来，唐诗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并输注给后代诗人最丰富的精神养料，对今天新诗的创作与繁荣仍然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对唐诗繁荣原因等问题，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我们要继承和研究唐诗这份宝贵的遗产，吸收其精华，期望有一天再创造出一个中国诗歌的新高峰。
我国的诗歌起源于上古时期，从《诗经》、《楚辞》到汉赋、乐府诗，再到建安文学、南北朝民歌，到了唐代，我国的古典诗歌进入它发展的黄金时代。唐诗代表了中华诗歌的最高成就，无疑是中华文坛上浓墨重彩的笔触，更是世界文化发展发展史上最具文采的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峰。后世所考的唐诗大部分都收录在《全唐诗》，共计 900 卷，有二千二百二十九个诗人的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诗，这与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遗留诗歌总数比较还超出两到三倍！自唐朝开始，有关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其中共收录了77位诗人共 311 首诗(也含唐诗三百首赏析)，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诗数量之多，名家之众，质量之高，流传之广，影响之深，都超过了它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千年以来，传诵不已，它不仅被文人传唱，供在文学艺术的殿堂上，也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至今仍然鲜活而生机盎然。大唐盛世，经济、政治、文艺、宗教、文人创作的热情及对诗歌的推广等等都对唐诗的繁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就算是威如汉，强如元，都没有这样的成就，因为造成唐诗繁荣的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它们在唐代这个特定的时代相互柔和，才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诗歌。唐代诗星璀璨，名作辈出，诗风万端，流派纷呈，题材闳阔，内容丰富，诗体完美，古今皆备。本文正是从唐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丰厚的文化积累，文人特性及诗歌传播这四方面来层层解析唐诗繁荣原因的。
一、强大的国力。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统一的帝国（疆域约 1100 多万平方千米）。并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文明的国家！在唐鼎盛时期不仅物质富庶繁华，而且文化也极其繁荣，而诗歌尤其得到发展，是中华诗歌史上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
（一）在政治上
1、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诗歌被推广。皇帝的提倡开启了崇尚诗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尤甚往朝，唐玄宗更是自制新词，尤好乐章，编为乐府，在宫廷中演唱。不仅如此，王室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必然造成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他们对诗歌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唐朝国力强大，统治者对自身充满信心，政治开明，广开言路，重视百姓，重视文人，因而基本上没有人心惶惶的“文字狱”，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宣宗有《吊白居易》，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如此宽容，历代少有。这就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许多束缚，诗歌体裁宽广，咏史诗，讽谕诗，直露且锋利非常，反映的社会问题迅速而尖锐。正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把官吏的享乐与百姓的苦难做了鲜明的对比，抨击朝廷腐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二首》）揭露了百姓生活的苦。“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 3
枝来。”（杜牧《过华清宫》）更是讽刺了玄宗不惜为了妃子劳民伤财。而白居易更有政治讽谕诗《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都是为民请命的好作品。如此诗歌并不在少数，唐代的许多诗人都有抨击时政的作品。
2、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为唐诗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唐代统治者在社会发展中解除了很多的束缚，在一些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由“门阀仕族拢断政治”局面已基本结束，许多社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参与国家社稷，老百姓在生活实践中，思想大大解放，从而为诗歌创作开拓了视野，诗歌艺术得到了“活水源泉”。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有为而发，有感而发，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在唐代，上至宫廷秘闻，下至生活百景，大千世界无一不可入诗，而且诗中都溶入了诗人的人生感受和艺术创造，使诗句更有感染力，流传千年仍鲜活如昔。再者，作者除了文人，帝王将相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等等，无论身份贵贱，有感便可发，有诗便可诵。
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究。唐承隋制，取消了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这刺激了时人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严诩《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还有许多人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也用诗歌来表达。如李白便是以诗文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后由友人推荐入朝。
另外，在唐代，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治理，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加大封赏，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边塞的征戎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的诗人应运而生。他们写诗或描绘雄浑壮美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描写战争的残酷，军中的黑暗，征戍的艰辛，表达民族和睦的向往与情怀，或描绘奇异的风土人情。于是有了边塞诗派，丰富了唐诗体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4
“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
（二）在经济上
由于经济的普遍提高，给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广泛的来源。
唐代交通发达，南北畅通无阻，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大好山河，激发诗情，写出了许多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歌。李白便有《游天门山》，《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唐代经济富裕，百官经常宴游，并互相唱和，蔚然成风。在唐代，诗歌活动是高品质生活的表现。凡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场合，都要有诗歌活动。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就曾记载了诗人郎士元和钱起的故事：“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员外任，照例要举行宴会，照例要有人作诗送行，而为官员饯行的宴会一定要有当红的诗人参加，如果当红的诗人没有到场，那么这一活动就会黯然失色。如“渭城朝雨浥青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便是有名的出使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又是一首送别诗。
安史之乱后，唐室中衰，内忧外患，虽国力，经济受到影响，但诗歌创作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又富创新。这时的诗人大都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又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素材，刺激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灵感，郁结之情，借诗歌来表达，唐诗又多了抒发家愁国恨的内容。杜甫就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写了对朝廷收复失地的喜悦之情。
二、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
（一）宗教自由
在唐代，统治者深知宗教对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李姓为国姓，开国初为神话统治，便尊李耳为祖，奉道教为国教。太宗时，僧人玄奘奉命西去求经，为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贡献。武周时，更是广建庙宇，大兴佛教。如此一来，加上历代统治者对儒家的重视，儒，释，道三教并存，终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为基础，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 5
唐独特的统治思想体系，既巩固了统治，又促进了三者相互吸收，不断完善。在这种氛围下，人们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也为诗歌创作扫除了许多障碍。
（二）与外族的交往
唐朝统治者奉行的政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同邻国交往政策相对宽松，（这可能与唐朝统治者出身有关，高祖李渊的身上就有一半的鲜卑族血统）与边境各族实行的是经济、文化交流政策，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在传统基础上，又吸收了外来影响，（印度、中亚国家）这些新鲜事物，对诗歌内容和风格都有积极影响和启发作用，同时也给诗人们以宽敞良好的艺术熏陶。诗人王维精通音乐、绘画、书法，艺术修养深厚，苏东坡在观赏王维的诗画后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柳宗元的《冬雪》“千山鸟飞绝，万迹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杜甫写成都草堂前的春景的《绝句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些诗句所写的内容都如画一般。唐诗还形象地描述了公孙大娘舞剑，琵琶女弹琴，画家挥毫泼墨，宫女长袖歌舞等场面，用语言来表现音乐是很难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琵琶行》）更是被推为写音乐经典诗句。另外还有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更是直接描绘了绘画和音乐。
三、丰厚的文化积累
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有对以往文学艺术的继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变革和发展，这也是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诗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五言、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试验阶段，无论是创作方法、文体特征、艺术技巧，还是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唐朝的诗人们博采众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从先秦到六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像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及五言、七言古诗，而且发展了各种形式和技巧的艺术传统，如歌行体的样式，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还创造了风格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中唐后期，古文运
动、传奇小说以及佛经古诗促成了这个时候诗歌的散文化，曲子词的兴起又给晚唐诗歌拓宽了新境界。
前人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因此也为唐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诗人们是在前人的文化遗产上，发扬光大才有可能兼收并蓄，难能可贵的是唐诗人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并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取人之长，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把中华诗歌文化推向新的高峰。
大诗人李白所继承的传统，首先是《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他受屈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发扬了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并极大地拓展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其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便是显著的标志。如从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中就能够看出来。而李白仿效，化用前人诗意，诗句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
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直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其五》），“未及前贤更铁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其六》）。后人评价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总之，唐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包容万象，灿烂辉煌。
四、文人特性及诗歌的传播
（一）文人性格对诗歌影响
由于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统治阶级开明的政策，当时的文人们大多关心国家大事，为社稷建言献策，或驰骋沙场，渴求建功力业，表现出热切的关注和极大的热情，许多文人同时把这种心里折射到诗歌中，这就形成了昂扬豪迈，积极进取的诗风。初唐“四杰”便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如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的激扬豪迈的格调。著名诗人岑参有：“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诗中表现的乐观豪迈的气概，正是盛唐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7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苍凉辽阔，哀而不伤。
安史之乱以后，即唐代社会由盛变衰的转折阶段。经过这场大浩劫的中唐时代，各种矛盾更为尖锐，统治阶级更为腐败，人民生活更为痛苦不堪，因而这时期的诗人们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民生疾苦的同情，渴望王朝中兴，饱经沧桑，稍有迟暮之感，但政治热情仍未衰退。杜甫在诗中提出许多的社会问题，反映愿望和理想，时代与个人心灵的脉搏在他诗中跳动得强烈有力。他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等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中唐诗人刘禹锡因参加过“永贞革新”而受到守旧派的迫害，一贬再贬，但是，他没有屈服，也没有沉论，仍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他在《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扫古代诗词中的悲秋情绪，身处逆境而心胸坦荡，胸襟开阔。在《扬州逢乐天席上见赠》一诗中，他又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情、哲理来鞭策自己，鼓励友人。
晚唐朝庭更加腐败，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是咏史佳作。
与这些诗人表现的关心政治不同，另一类诗人却寄情山水，于秀美山川中陶冶心性，享受农耕乡野之乐，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并诉诸于诗歌当中，产生了许多情韵盎然，语言清新，恬静雅淡的田园诗歌。题材多青山白云、幽人隐士，如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江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 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
在唐代，上至宫廷秘闻，下至生活百景，大千世界无一不可入诗。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除了上述这些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的；勾勒山水风景，享受农耕之乐的；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
诗仙李白是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他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又抒发了自己既有建立不世功业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控诉抨击朝廷黑暗之情。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的诗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我们读《将进酒》、《梁甫吟》、《行路难》等作品时，就会深刻地感触到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追求与痛苦在其中的交织与斗争，就能听到李白那些发自内心的呼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个性色彩与抒情味极浓的诗句，深深地叩击着每个读者的心弦。
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众多诗人中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为“诗鬼”。
李商隐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
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夜雨寄北》是情感丰富感情细腻的代表作。“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正是这些性格各异，充满色彩的诗人把他们的情感都寄托于诗歌，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是他们赋予了诗歌生命，使它生生不熄。
（二）诗歌的传播
在唐代，皇帝、诗人、歌者分别担负起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创作者、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一同促成了诗歌活动的繁荣，其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表述：皇帝的提倡开启了崇尚诗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广大士人激情的充分释放使他们写出了大量高品质的诗作；歌者以歌传诗的传播方式造就了庞大的诗歌欣赏队伍。诗歌在唐代不仅是诗人的行为，其中还有官方组织、歌者传唱、商人贩卖和教师传授，是他们共同促进了诗歌活动的繁荣。唐代诗歌活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原因正在于此。读诗、赏诗、写诗，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并有不少诗人的诗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衒卖于市井之中”，书写在观、亭、寺、驿的墙壁上，有的还流传至西域与海外，受到少数民族与国际友人的青睐。“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概括。
正是如此，在唐代，诗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全部中，更多的为人们所接受，更多的被人们流传下来，造成了唐诗繁荣灿烂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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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宗强 《中国李白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郁贤皓《李白学刊》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10］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3--1329页
第三篇：可持续建筑论文
《可持续建筑》考查作业
云南地方民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几种民居实例分析)
学号：
姓名：
摘要：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境内有25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及其相关民居聚落建筑是全世界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近年来，由于全球化单一模式的蔓延，传统的少数民族地方民居面临着被全球化单一模式取代的威胁。对于云南来说，地方民居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云南省几个居民地为例，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希望能探索出一条传统民族村寨地方特色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关键词：地方民居；可持续发展
1、前言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凭借勤劳的品质及高度的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化，其中就包括丰富多彩的民居文化。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往往是在几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发展与区域发展不协调，村镇建设混乱，必然会出现一些其他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缺乏中国特色、缺少民族传统的“风貌特色”，不尊重传统地域文化，城市的趋同性已经显露无遗。但是在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地域，反而使得传统文化中大部分优秀文化遗存还在延续。而在传统民居中，许多文化及形态正因多种环境及人文因素的改变而面临损毁甚至堙灭的威胁。因此，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七大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分及时的重大战略部署。进行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充分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髓，保护好我国建筑文化的民间宝库。尽快挖掘传统民居中的生态经验及文化精髓，更好地保护现有民居，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本文以云南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为例，来说明云南省地方民居的可持续发展。
2、西双版纳州山地干栏式传统民居 2.1 章朗村民居背景及自然特征
章朗村位于西部边陲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境内，与缅甸相邻，距县城约60km，所处地域为亚热带雨林气候，海拔2400多米。村落聚居于山坡地段，四周有茂盛的原始森林，雨量充沛，山清水秀，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章朗村是当地的山地干栏式民居及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无论从自然环境条件、民居建筑特色，还是民风习俗都传承着布朗族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那里居住着较为稀
《可持续建筑》考查作业
少的布朗族民族。章朗村民居建筑用它完整独特秀美的风貌，记载着布朗族的历史与文化，为后人保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为后人解读布朗族民居艺术、借鉴传统生态经验提供了蓝本。
2.2 章朗村民居建筑特点
章朗村是较少民族的布朗族民居村寨，其典型的山地干栏式建筑与傣族坝子干栏式傣民居很相似。解放前，布朗族民居利用木、竹为梁柱，用竹做楼板、楼梯、墙壁等，屋顶也以竹做檩条，上铺草排，从而得名为竹楼。竹子做的架柱采用绑托连接，使用并不耐久：木材梁柱用卯榫穿插连接，有着较为牢固耐久的使用期。解放后，竹楼的梁柱大多改用木材，上层墙体和楼面也采用了木板，屋顶用木檩条，上铺缅瓦，这些用材的变化，使布朗族的竹楼发展为木楼。但是，典型的山地干栏等建筑因形态未变，人们仍称之为竹楼。
2.3 章朗村民居建筑的评析
传统的布朗族民居以木料为主要建筑用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山地干栏式建筑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着“使用者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城市化与传统思维、审美之间的矛盾”。一些布朗族村寨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砖柱竹楼及钢筋混凝土建筑，甚至出现了不少失去传统特色的平顶建筑，导致了严重破坏原有传统民居建筑的自然风貌，使传统村寨失去了传统的民居特色。而带来的是：现代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日益碰撞。
2.4 章朗村山地干栏式民居建筑的再生与发展
每一个民居单体在所处的场所中都有自己的具体位置，它的连续、发展是进行设计的着眼点。每一个单体的改造都要有相应的控制程度仔细判断。“继承与延续”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方向。
(1)以章朗村对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为指导原则，以其经济、文化、生态、气候、资源、能源及自然地形貌等条件为基础，对现存的民居形式、聚落形态、景观特色及艺术价值进行整体分析，完成生态住宅的规划设计及建设实施。
(2)实施和推广一整套绿色适宜性建筑技术，包括节能、节地、抗震、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等技术。
(3)改进和改善传统居住形式的建筑功能和空间利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延续并发展民居建筑所反映的地域文化风貌及地方文脉。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具体的设计准则及手法，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使新型生态民居在多项指标上均高于现有民居状态，从而有效改善居民现有居住条件，并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使这一宝贵的民居文化遗产得到继承和延续[1]。
《可持续建筑》考查作业
3、可邑村
可邑村属云南省弥勒县西三镇蚂蚁行政村，据村志记载已有355年历史。是一个全部居民均为彝族支系阿细人的自然树，全村面积约30平方公里，海拔1780米，人口现有201户共804人，人口年龄结构，60岁以上占21％，14岁以下占30％，青壮年占50％2菇，除1个汉族和1个白族媳妇外，都是彝族支系阿细人，自称“阿细泼”虽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但可邑村有其优势：①教育较发达：②社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③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④地理位置优越。所以可邑村建设“彝族文化生态村，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3.1 可邑村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观念上的制约：历史上，彝族是一个从游牧逐渐向定居农耕过渡的民族，彝族地区解放前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市场尚未形成，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淡漠，至今仍停留在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阶段，并保持了典型的山区务农的生活方式。正如路易斯·芒弗德所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村庄都是由一些家庭结成的小群体，包含6至60户之间，每户都有自家的炉灶，自己的家神，自己的神龛，以及自家的坟墓。坟墓就在户内或在某处公共墓地内。这些人家讲着同一种语言．到同一株大树或峭岩的庇荫下集会，沿同一条小路外出放牧牲畜，每家每户从事同一的劳动，过着同样的生活方式。那时若有分工，也是极初步的分工，主要依据年龄及体力状况，而不是职业适应能力；任何人都能从自己邻人的面孔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村庄的物质结构，绝大多数已随历史岁月与自然溶合为一，唯有它那些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些古训、格言、家族历史、英雄典范和道德训诫，这些东西为世代所珍视，并毫无改变地由前一代传给下一代。”5这些描写与可邑村的现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明可邑村的社会发育程度还处于农耕时代。
其次可邑村自然资源贫乏，人多地少，土壤贫瘠，作物单一。村民最常吃的是青菜和土豆，平时的主食是稻米，偶尔会吃玉米饭；主要经济作物是烟叶；每户每年收入大约在3000--5000圆，人均年纯收入大约在500--800圆左右，基本上都来自种烟。由于可邑村地处喀斯特地貌，没有水源，用水困难，家家户户都用水窑储存雨水，作为主要的用水来源，因此人们用水非常节约。
3.2 改变居住模式的探索
就可邑村自身来说，村民现在主要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但中国农村在变，农民的生活品味也在改变。读书、看报、写作(中国农村素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也将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必然带来居住模式上的改变。
《可持续建筑》考查作业
(1)改善居住模式应首先辨清哪些是可变因素，哪些是不可变因素，继而在 可变的因素中找出哪些是主要的能较大程度改变或改善生活模式的因素，哪些是 微不足道可忽略不计的因素。
(2)改善居住模式时，可先从局部开始，例如：改变一扇门的开法：加一 个卫生问；调整一些空间的大小等等。城市的做法无需全盘否定，可借鉴。但不 要完全照搬。
(3)“房子”在当地人心中的概念和城市人不～样。当地人看来，房子和衣 服一样，是过日子的基本器物。从没想过建筑是艺术品，也不会考虑什么空间效 果。房子用来住，就像衣服用来穿一样自然。他们的观念非常朴素，非常实际。这些观念源于当地民居长期从事的农耕生活。而这些在农耕生活模式下长期形成 的观念，才是最难把握和最难改变的东西。不了解这些，就不了解什么是民居，也不了解什么是民居发展变化的根源。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案来改善农村的居住 条件，但当地人是否接受，和他们国有的观念息息相关。我们怎么想不重要，关 键是当地人怎么想。所以，在作方案之前，应首先对当地居民一些基本观念有所 把握，切忌以自我为中心[2]。
结论
传统的乡土民居建筑是几千年农业大国的历史见证，是建筑中最富有生活气息的部分。它们以整体的风貌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展示某一地区的典型风貌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认知、情感寄托、审美情趣、生态环境和利用价值。夯土又是我国传统民居中大量采用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形式，而且随着各地文化背景和气候条件的不同，夯土民居建筑发展成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有着丰富的地域色彩。这些建筑充分利用了地方材料，很好地适应了气候和环境。基本上符合可持续发展对建筑提出的要求。但是由于广大民居的居住者和使用者受经济等条件的限制，这些民居建筑环境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以满足他们对于现代生活的需求。因此，我们应对其所包含的文化生活内涵及技术知识进行深入的分析，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东西，对民居建筑环境中存在的不良因素进行分析和改善，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居民追求更舒适生活的美好愿望[3]。
参考文献
[1] 邹明生.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住宅科技，2008.02：59-61 [2] 刘肇宁，图书馆目录[M].昆明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5.12-29 [3] 漾澳县志，云南省漾濞县志编篆委员会，1995年12月
第四篇：确保市场持续繁荣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目标
确保市场持续繁荣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目标
何美华专题调研市场提出“三个一切”
昨日下午，市长何美华“进村入企”走进市场，到商城集团专题调研，提出了“三个一切”要求。何美华强调，确保市场持续繁荣是全市一切工作的核心目标，必须组织一切要素全力支持市场转型升级，相关部门、特别是商城集团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市场经营主体进行创新管理、强化服务。
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国荣参加调研并讲话。
何美华一行与商城集团主要负责人及各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听取了工作汇报。国际商贸城管委会、工商、国税、地税、商务、海关、商检、物流、公安、保险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围绕市场繁荣，就如何拓展国际国内市场、发展电子商务、提升商品档次、创新管理服务等提出了许多建议意见。
何美华指出，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义乌市场创建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义乌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市场带动的结果。何美华强调，在所有工作中，有关市场的工作分量应该最重，确保市场持续繁荣是党委、政府一切工作的核心目标、首要目标。市委、市政府千方百计开展义乌国际综合贸易改革试点、投入巨额资金开展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开发强化产业支撑、举办义博会等各类展览会、创立金融商务区、采取多种措施维护社会稳定、深化“两创两提”主题活动等，都是为了市场的持续繁荣。
鉴于市场的重要性，何美华要求，要组织一切要素与力量，全力支持市场转型升级，确保市场持续繁荣；相关部门、特别是商城集团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市场经营主体进行创新管理、强化服务。商城集团要借全市开展“进村入企(市场)”活动之机，组织集团全体人员，大力开展走访经营户活动，寓管理于服务中，确保市场强者恒强、持续繁荣。
在走访中，何美华还将当前一些确保市场繁荣的具体工作，现场进行了交办。
第五篇：论文：文化繁荣根在自信
文化繁荣，根在自信
摘要：文化是孕育梦想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强盛的重要支撑。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本文从我国文化发展的环境与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坚持文化自信，弘扬发展我们的文化来进行论述，旨在明确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关键词：文化;发展;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继续前行”，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还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环境与现状
(一)国外文化的多样化输入
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化输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国人喜欢外来文化，而不注重我国原有的文化。同时我国也对外输出我国的文化，但相对于国外输入我国的文化比较，我国输出的文化确实单薄了些。当我们看着许多人举着爆米花兴高采烈地看外国电影，轻松愉悦地议论邻国的电视剧，在平安夜圣诞节里狂欢庆祝时，总能听到有人忧心忡忡地提醒国人警惕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
用“文化侵略”这个词的确有些过了，尤其是随着改革开发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文化在国外也越来越受到追捧。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对春节的好感和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在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在中国的农历春节向全美华人表示节日的祝福，美国的纽约州把春节那一天定为全州的法定节日。不仅中国的春节越来越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纳，中国的汉语、传统文化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了数百家孔子学院；而“中华饮食征服了全世界的胃”更不必说。
文化的吐故纳新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
]若我们无法摆脱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和弱国心态的控制，自困于“文化侵略论”的藩篱，反而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其实，就中华文化五千年乃至更长的发展历程中，封闭的时间远比开放的时间短，所以中华文化才能够一直发展至今。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原黄河文化海纳百川的产物，没有各少数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的滋养，怎能成就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虽不必过分担忧外来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冲击，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在文化发展和文化宣传中的不足所在。就拿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来说，韩流的兴起对于国内文化的冲突曾一度让国人深感担忧。“韩流”一词源于围棋，后用以指代韩国文化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广义的韩流包括韩国服饰、饮食等等；狭义的韩流则通常指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等娱乐事物的地区性影响。“韩流”一词最早由中国媒体提出，后被韩国媒体及学术界广泛使用，用以指代本国文化产业的输出。韩流现象在亚洲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亦逐渐发展。
我们可以从“韩流”为何会在中国发展的原因中，来探索我国发展和宣扬自己的文化可借鉴的经验。[
]首先，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相邻，相比于欧美西方文化，更容易被中国观众所接受；其次，韩国政府的文化发展政策的高度支持。韩国政府一向重视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化，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本土文化的输出。然后，韩国的文化创作是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不是墨守成规吃老本。从最初癌症、车祸、治不好的韩剧套路，逐步发展演化，关注的群体更加广泛，题材也更新颖，更重要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当然，韩剧的俊男美女以及演员的敬业和演技也是其得以不断发展的依赖。
(二)国内文化传播的多样发展
在文化的传播上，最直接和受众最广泛的方式就是影视。好的剧本、好的演员、精良的制作，能够传播正能量的影视剧，能够推动我们的文化更好的发展。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各类资本相继进入影视行业，影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电影票房迅猛增长，二级市场估值不断提高，投资价值逐步显现。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产业一直是文化产业政策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国家先后出台过融资、版权保护、放映等各方面相关政策，全方位、深层次对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帮助与指导。
2012年国家电影专资办先后颁布了《关于对国产高新技术格式影片创作生产进行补贴的通知》、《关于“对新建影院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的补充通知》、《关于对安装数字放映设备补贴的补充通知》和《关于返还放映国产影片上缴电影专项资金的通知》。鼓励国产电影影片制作，鼓励电影院线放映国产影片，加大对国产影片的扶持力度。
目前我国影视行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一是产业链条延伸优化收入结构。即以作品创作为源头，涉及文化产业、制造业、工业、服务业等各个行业形态。
二是未来行业并购将会风起云涌。中国影视行业自2012年迈开了海外并购重要的一步，通过收购、控股、技术引进和直接投资等形式，电影产业正在互相渗透，更多的国外电影公司开始参与到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环节。未来行业并购将会风起云涌，但是并购之后能否有效文化融合、实现效益值得关注。
三是大数据与内容创作相结合。整个视频行业大数据有三方面：用户大数据、内容大数据、渠道大数据。在互联网时代，这三大数据将融合在一起。现在由点击量很高的原创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剧本，已经被证明有比较好的收视率，这是简单的商业模式。为了取得更好票房，获得更高收益，互联网公司、院线、电影制作公司甚至是通讯公司都开始了“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但是需注意的是，大数据不能代替创作者创作出好的影视作品，因此如何在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与分析的基础上奉献给观众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才是影视制作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是合拍片将增强海外市场票房竞争力。随着国产电影的海外票房不断探寻，国产电影将不断通过合拍片形式进入海外市场，借助合作伙伴先进的影片制作技术、具有全球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及社会风俗、观影偏好等优势，增强海外市场的票房竞争力。
五是新媒体将助推影视业版权交易与营销发展。由于新媒体视频不受播放时间限制，对内容提供商来说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文化类综艺节目，用创意盘活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央视推出的《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诗歌之王》等文化类综艺节目，不仅收获高收视率，还多次登上微博热门话题。当综艺与传统文化碰撞，便引来众多观众竟相追捧。
文化有自信，荧屏多清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文化类节目火爆荧屏。2017年年初，《见字如面》这档被公认为“综艺清流”的节目刷爆了朋友圈。网友评论《见字如面》是“一档能够给人带来静谧的节目”。《我在故宫修文物》它讲述“文物医生”和他们的“文物复活术”，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成体系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这些一个个原创的，结合我们传统文化，融合当今时代思想号召的优质节目，让我们静下来去感悟一些东西，去思考一些事情，让我们在浮躁的快节奏生活中，能够感到内心的沉稳。
二、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张维为认为，“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业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如今，西方文化由于面临金融危机、环境问题等各种危机而受到质疑，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时期。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加上文化的特殊性、长期性，决定了我国文化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抵消了我国文化领域进入战略机遇期的潜在价值
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是文化创新得以实施的制度环境和先决条件。国家实施文化创新战略的基本目标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国家的文化国力。30年来，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渐进性道路的限制，使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文化行业的外层制度改革和基层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主流，但这种外层制度改革和基层文化单位的改革都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改良”，都只是一种“边缘突破”。
文化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发展到用整体制度创新来替代文化体制中的核心制度框架。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缺陷和能力缺陷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资源配置非竞争性与约束软化，机构的激励机制、效率机制缺失，文化单位运营成本扭曲。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总体上仍然处于一个初中级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形成的基础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历时性战略机遇期。然而，我国文化发展从长期的“短缺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后，具有“恢复性增长”或“补偿性增长”的特征，文化行业领域出自行业本身的、具有“内生发展”特点的文化发展模式尚未普遍出现。
行政化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既使得有效财政投入不足，又垄断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不合理地限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区域分布和行业发展不平衡，文化市场体制分割、文化市场建设滞后、公权力进入文化市场并形成新的垄断等体制性因素正在诱发企业对政府的“不良博弈”，使我国文化行业无法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潜在价值，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整体劣势，我国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文化政策目标弹性与政策工具所导致的“不良博弈”问题值得重视
政府通过提供政策成为文化创新的决定性力量。党和政府通过提高基本文化和经济政策，掌握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控制力量，并将文化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建设提高了强劲的推动力，国家相关部门为此制定出台了一批激励文化创新的政策。但是，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及层级差异持续扩大，使得中央政府武打在全国统一管理，需要保持一定的“制度
弹性”。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不得不实现弹性目标，反映在政策目标选择上，就是具体改革目标的可变性；政策路径需要多样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中央放松管制、鼓励地方发挥主动性、探求地方改革道路的实验，然而，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地方与中央政府“博弈”的产生。
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文化支出责任；地方利用不对称信息，按照地方领导偏好而不是政策目标安排使用国家公共文化资源；强调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政策资源，推动公共资源的地方、部门化等。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存在着意识形态领导模式要求全力集中于文化市场发展要求全力分散的结构性矛盾。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包含了“文化业务管理模式”和“意识形态领导模式”的双重调整，不仅涉及到各级行政机构、各部委与地方之间行政能力的划分，还涉及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文化机构的权利、责任、法人地位以及他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产权以及附着在产权至上的文化单位经济利益、行业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有国外学者指出，“虽然创意产业被视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上缺乏制定有效的具体“限定性”政策，只有评价性政策。
这使文化政策目标弹性与政策工具所导致的“不良博弈”问题更加困难。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各个层面上展开，地方政府利用文化体制改革的高度复杂性与中央政府进行“不良博弈”，使文化体制改革进展艰难，并需要政府支付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
(三)文化产业整体较弱，创新能力不足，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相比西方国家，我国文化产业整体较弱。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通常在8%以上，美国创意经济占GDP的14%，英国占12%，就业率均达到5%左右，而日本创意产业已上升为国家第二大产业。而我国大陆地区只有4%。
据联合国统计标准，2006年全球核心文化贸易超过900亿美元，相关文化产品贸易达3300亿美元，目前部分文化产业市场规模已接近或超过许多重要的制造业。
美国把视听产品作为第二大换汇产品，仅次于航天航空。2010年，日本音像出口几乎占日本总出口的10%，海外利润达到120亿美元。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很多国家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日本把文化产业与燃料电池、机器人、信息家电并列为21世纪四大尖端产业。韩国文化产业财政预算占的比重超过了1%。目前，发达国家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导地位，仅仅日本、德国、美国、英国这几大国家出口的文化产品占到全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一半以上。文化的进口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西欧、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囊括了全球文化贸易的2/3以上，当前全球最大的50家媒体、娱乐公司就占据了全球95%的娱乐方面的文化市场。
我国文化贸易近年来有所增长，但总体出口规模有限，国际竞争力不强。2006年中国的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规模有所扩大，年增长率达到了23%，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103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9倍。在文化服务出口方面按国际收支原则统计，2006年中国的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是26.5亿美元，比上一年也增长了20%以上。中国整个服务贸易出口当中，主要是运输和旅游，这两项比例达61%，而电影、音像包括广告宣传，还不到1%，国际竞争力有限。目前图书版权进口和出口的比例约为10:1，商业演出也以单个项目为海外剧团打工居多，杂技往往像机器被拆成零部件意义去演出，杂技演员的收入是30美元。我国还很少形成品牌的文化产品，如美国的《狮子王》、爱尔兰的《大河之舞》等，享誉世界，这与国外比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的文化建设不是制度的形式而是制度的实质在起作用。尽管制度能够提供必要的技能、激励、价值和过程，但我们不能期望短期就可以建成这样的制度。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无法逃脱制度建设的漫长摸索过程。有学者在《中国、印度和创意产业》一文中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前景不仅依赖于英国自身条件，而且依赖于广阔的全球竞争环境。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在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即使在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创意产业仍然不占据经济活动的较大比例。新加坡创意产业只占GDP的2.8%-3.2%。日本创意产业总产出也低于GDP的3.3%。在香港，创意产业达到GDP的2.5%。
麦肯锡咨询公司指出了中国和印度经济中迫在眉睫的人才短缺，例如，中国160万工程毕业生中只有16万人适于在跨国公司工作。制作创意内容并将其商业化，依赖于一个支持性的制度环境。
除了制度的磨砺过程，中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困境是缺乏真正的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已通过“全球服务外包”被纳入全球文化产业分工体系，基本被“锁定”在低端加工环节。一方面，我国已成为国际文化产业制造大国，一方面仍为文化产业内容原创小国，在全球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态势中的劣势局面已经形成。
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缺乏创新，全球影响力微弱。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不完善、平台建设不到位、创意人才缺乏，创意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国家公共文化投入连年增长，但中央和地方文化事业费投入在各自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仍然较低。中央财政2005年的文化事业费只占整个支出的0.39%；而1985年这个比例是0.52%，1995年是0.49%。同样，2004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37.12亿元，是历史最高值，但即便如此它在国家基建投资总额中只占0.09%。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投入跟不上，因此上游的文化原创供给不足难以形成真正的创新。尽管我国目前出现了类似YouTube的网站有土豆和优酷网，社会网络网站有豆瓣和QQ，此外还有博客，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向上的强劲驱动力。然而，盗版和缺乏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造成了目前创意产品的模仿多于真正的创新。此外，更多的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完善和文化制度的创新。
三、文化兴盛关键在于坚持文化自信
首先，文化自信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精神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完整地展现出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其次，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源动力。一个民族要充满生机活力、实现繁荣富强，必须充分发挥我们民族文化强大的自信力量。[
]最后，文化自信是扩大对外交流的重要前提。习总书记非常重视运用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国阐释中国的主张和智慧，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赞赏，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使我国的对外交流获得强大的文化力量。
坚持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准确认识存在的问题，遵循科学的客观规律和指导思想，把文化自信的要求落到实处。
第一，深度阐释传统文化内涵和更具时代价值的内容。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比如，可以对中国文化优秀典籍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进行再整理、再加工、再提炼，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文化自信，成为传播和弘扬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第二，以创新的方式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习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因此，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第三，树立和强化正确的文化心态。当前，坚持文化自信，还应该注意和防止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心态。如有的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和文化;有的人封闭保守，墨守成规，坚持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等。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文化的教育，树立起正确的文化心态，昂首阔步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文化交流。当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中国文化也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才能显示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不断繁荣发展。
文化自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和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与信仰。我们坚持和倡导文化自信，就是要对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自信，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保持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自信，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进中国文化创新发展、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建军.论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来源[J].文化软实力，2016(1)：49-53.[2]周桂英.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冲击及其重塑[J].湖南社会科学，2012(4)：9-12.[3]杨生平.文化自信的意义及其实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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