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博弈理论的产品线设计研究论文
产品线设计是市场营销中重要的前沿问题之一。近年来，博弈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被引入到产品线设计问题之中。本文回顾了该领域的大量文献，系统地归纳了动态博弈下的产品线设计的关键问题，分别从产品线设计中的博弈理论方法和产品线应用博弈理论后求解的不同均衡目标，对前期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总结，对市场竞争下的产品线动态博弈规律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早期产品线设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偏好测量、消费者选择行为(决定型和概率型)、产品线的选择方法(一步法和两步法)等。之后，一些文献开始通过最大化盈余的方法求解产品线的设计问题。还有通过一系列潜在的产品集合，讨论包括最大化利润、净现值、卖方福利等目标来解决产品线设计的问题，但是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决定型概率选择行为不适用于消费者选择多个产品的情况，两步法的产品线选择方法可能会在选取参考集合时丢失最优解。近年来，开始考虑产品线中的共享问题，包括固定成本共享和生产资源共享等。随着产品线共享的出现，产品线设计面临着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公司之间的合作还是竞争对于产品线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大，消费者与公司之间也存在着博弈的行为。
大量文献将产品线问题以经典的博弈论问题建模，也就是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研究了新的市场形势下的产品线设计问题。合作博弈强调联盟内部的信息互通和存在有约束力的可执行契约。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区别基本消失，非合作博弈则是产品线设计领域的重要方向。在现实市场中，可以把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博弈问题看作是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混合物。根据博弈论中的基本理论，从两个角度来描述非合作博弈，即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和参与人对其他对手的特征知识的了解程度，得到四种不同类型的基本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与之对应的是四种均衡:纳什均衡(纳什，1950,1951)，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泽尔腾，1965)，贝叶斯纳什均衡(海萨尼，1967-1968)和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结合近年的产品线设计的模型和研究方法，本文分别对应地讨论了四种非合作博弈在产品线设计问题中的应用，分类总结了产品线领域涉及的各种博弈问题，并探讨了新兴博弈如演化博弈、重复博弈在产品线设计中的应用，通过博弈理论中的经典模型，如古诺模型，斯塔克伯格模型，伯川德模型，分析产品线设计中的各方参与者的策略。
研究表明，每种博弈为了达到最终的均衡效果，往往针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划分为不同的目标。本文以产品线设计的目标进行分类，在博弈理论下，通常包括均衡价格、均衡利润、均衡市场份额、均衡需求等，分析对比了博弈理论下产品线设计和普通产品线设计的不同点，例如产品线设计会由以前两公司通过降低部件成本的竞争转移到在信息真实性的均衡概率下博弈，结合博弈理论的产品线问题会具有更多的优势。
产品线设计己经集中到一个广泛的动态博弈体系之中。然而从一个全盘的视角来看，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获得完整的产品线设计的解决方案。产品线设计中各方参与者面对市场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不断调整各自的策略，取得均衡收益，将成为今后产品线中博弈问题的研究方向。首先，产品线设计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商平台的加入会产生更多的非对称信息，可以利用约翰·摩根基于典型博弈问题的讨论，将纯策略下的序贯博弈和同时博弈进行转化，消除了某些问题中非对称信息的不利影响，因为有限理性的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相比于完全理性模型更有价值。其次，产品线设计会产生合作联盟，并衍生出相同功能联盟和交叉功能联盟。除了简化联盟的形式外，还考虑存在着参与者背叛联盟后，重新与原有联盟进行市场竞争，对这些参与人采取更为有效的约束，规避脱离联盟的风险，减少损害原有联盟的利益。最后，产品线设计在互联网飞速发展下会产生许多新型的定价问题，如产品差异化方面的价格竞争、多种消费者类型的价格竞争、多级供应链的价格竞争，可以将演化博弈中的最优反应动态等博弈思想研究产品线中的定价行为。
所以，随着产品线设计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也出现在产品线设计者面前，运用博弈理论对复杂的产品线设计进行分析和优化，在产品线设计中更加充分地融入动态博弈方法的优势，将是一些面临的新课题。
第二篇：博弈论文
11工本1班
方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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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理性认识和运用
博弈论是二人或多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目标的理论。博弈论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博弈可以分析自己与对手的利弊关系，从而确立自己在博弈中的优势，因此有不少博弈理论，可以帮助对弈者分析局势，从而采取相应策略，最终达到取胜的目的。
学习博弈的精髓
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无不在生活中运用博弈的智慧。学习博弈的精髓，让你懂得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变通求胜；在权利的争夺里如何进退自如；在感情的烦恼中如何理清头绪„„什么是博弈论？古语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论是研究棋手们 “出棋” 着数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实上，博弈论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戏或曰博弈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自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最简单的二人对弈为例，稍想一下便知此中大有玄妙：若假设双方都精确地记得自己和对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 的棋手，甲出子的时候，为了赢棋，得仔细考虑乙的想法，而乙出子时也得考虑甲的想法，所以甲还得想到乙在想他的想法，乙当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
博弈与生活结合
如果将博弈论与生活结合起来，那么生活中每个人都如同棋手，其每一种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而博弈论正是研究棋手们的招数与技巧，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找到最合理的策略。
博弈论的各种应用
面对如许重重迷雾，博弈论怎样着手分析解决问题，怎样对作为现实归纳的抽象数学问题求出最优解、从而为在理论上指导实践提供可能性呢？现代博弈理论由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伊曼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立，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对于非合作、纯竞争型博弈，诺伊曼所解决的只有二人零和博弈--好比两个人下棋、或是打乒乓球，一个人赢一着则另一个人必输一着，净获利为零。在这里抽象化后的博弈问题是，已知参与者集合(两方)，策略集合(所有棋着)，和盈利集合(赢子输子)，能否且如何找到一个理论上的“解” 或“平衡”，也就是对参与双方来说都最“合理”、最优的具体策略？怎样才是“合理” ？应用传统决定论中的“最小最大” 准则，即博弈的每一方都假设对方的所有功略的根本目的是使自己最大程度地失利，并据此最优化自己的对策，诺伊曼从数学上证明，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对於每一个二人零和博弈，都能够找到一个“最小最大解”。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竞争双方以概率分布的形式随机使用某套最优策略中的各个步骤，就可以最终达到彼此盈利最大且相当。当然，其隐含的意义在於，这套最优策略并不依赖于对手在博弈中的操作。用通俗的话说，这个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所体现的基本“理性” 思想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更确切地说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谈经论道自然少不了数学语言，外行人看来只是一大堆数学公式。好在博弈论关心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所以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一理论是从棋弈、扑克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术语，听上去有点玄奥，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博弈论大师看经济社会问题犹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戏之中。所以，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入手，以我们身边的故事做例子，娓娓道来，并不乏味。
经济学里的博弈
在现实的经济学里，商业行为中，也同样存在着博弈。有两家电器销售供应商面对众多的消费者，分别是国美和苏宁。他们的价格策略有几种选择。国美和苏宁同样的价格体系，而且维持比较高利润，各分一半的市场销售额。国美降价苏宁不变，国美拿到该市场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销售额。或者苏宁降价国美不变，苏宁拿到大部分或全部销售额。而由于竞争的激烈，肯定会有其他的供应商大中或一商家电参与进来。因此，保持第一种状态是不可能的。所以此时，对于任何一家供应商来说，最佳策略都是降价，以期望获得更大的营业额。
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价格战永远是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我们永远都要陷入“囚徒困境”。不过，这都是讲的纯市场因素，人际关系以及其他的非“理性”因素都排除掉。要从“囚徒困境”解脱，最好的办法却是最不可行的办法，就是供应商形成联盟。因为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几乎为零，而且即使有了联盟，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偷着降价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联盟的作用并不大，大家还是降价降价。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降不动了，或者觉得降价对自己最终没有好处了。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平衡状态，也就是纳什均衡。
博弈的技巧
诱饵做足、信息充足这是基准，信息不足可以用诱饵弥补。当完成这两大基准的时候，要怎么下这盘棋，要怎么赢这盘棋？迷惑：这属于布局之前隐秘保护，一个人只要不透露真实想法，对方也就只能被自己思维混乱。为你赢得很多时间做铺垫；设陷：这要运用策划学把风险降到最小化，使迷惑最大化。这时间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漏洞；布局：介于赢得时间完善的信息，棋局才会掌握在你手里。利用人性表现出来的好胜心理和辩才优劣，找到界点，迷惑打乱，让她们觉得乘胜追击，这时候你就赢了一大半；而这盘棋，大局在你手里，短暂的攻击并不影响博弈的结局。
当你了解他的步法，烘托他的好胜心，示弱效果反增，心理是本能反射，从局势反射心理。正常逻辑下，他会乘胜追击，也有可能和你一样试探性摸底～当你觉得棋逢敌手，心理素质想差不多的情况，重点来了：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反手主动，不给喘息。输赢并不是变幻莫测，全方位观察和心理素质胜于棋艺。
怎么去赢？赢别人那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暧昧。既然是暧昧的话，可否把他想象成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他？做到仿佛：一个人打两副牌？那就变成了：怎么赢自己。这样就很好理解。可是，尽管你赢自己会比较复杂，但当打出第一张，就无比简单了。
接下来的事，就强调处变不静。最高境界是怎么去赢自己的话。让他也变成你的一颗棋。你和同企业对手或朋友同事交流经验的时候，你还在同步的完成自己的目的。即使他们的结论足够推翻你，可事实上，你为自己争取的时间赢得的金钱，恰恰对从事同行业的这位是讽刺。
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论述过知识与成功的关系：人类的知识可分为经验、技术和智慧，但个人的成功必须依赖经验；有经验的人可以比有技术而无经验的人更成功；不过，有经验之人只知事物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有技术之人则兼知其所以然，所以有技术的人更聪明。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技术”，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理论”。而从其论述我们甚至还可以推论：成功与聪明无关。掌握理论者确实更聪明，但他们不如有经验者更容易成功。譬如一个从不练球的物理学家，他比一个乒乓球选手更聪明，更懂得击球的力学原理，但是他却几乎注定在乒乓球项目上会输给长期训练有素的乒乓球选手；乒乓球选手要获得成功也并不需要大量学习力学原理，只需积累经验足矣。理论的功用在于，通晓力学原理的乒乓球选手可能更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更快地提炼经验并创造性地悟出新的打法，形成新的有效经验。
所以，成功以及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支撑。然而经验却是需要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逐渐积累的。只有经历过的人生，才给我们以经验；未曾经历的人生，就没有经验。年长者比年少者在处理竞争与合作问题时往往更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倒不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博弈理论，而在于他们有着更丰富的经验，更加深刻地领会了策略的艺术。
是的，博弈论本来就是科学的理论和行为的艺术。它不应该是沉闷的，而应该是生动的；它不应该只是乏味公式，而应该拥有丰富的情感；它不应该只局限于竞争，更应着眼于通过竞争展开合作。博弈论不应该被理解为阴谋诡计，不应该被理解为小聪明，不应该被理解为厚黑学，不应该被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权谋术。
正确看待博弈之道
如果只想着把博弈论用于人际斗争，那只是博弈之术；只有理性地融入社会，才是博弈之道。“术”的博弈只是嵌入在“道”的博弈中的一个小博弈，关注于“术”而忘却于“道”，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可一时得利，却可能对个人的长期利益和更大的成功产生至为糟糕的影响。正如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屡屡提到：人生中总是存在更大的博弈，因此个人的决策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小博弈的胜负。能够看到多大、多远的博弈，取决于个人的胸襟和眼光。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所谓的小博弈与更大的博弈之分，正是博弈的“术”与“道”之分。
得与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的博弈，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利益必须争取，什么利益敬而远之，这些都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生就是在得失之间走过的，金钱、荣誉、权势、爱情，我们得到后欣喜若狂，但失去后又愁眉不展。其实，不以得喜，不以失悲，坦然地面对得失才是处世的最高境界，就像佛教中的这首禅偈一样：“富贵贫穷各有由，夙缘分时莫强求。未曾下得春时种，坐守荒田望有秋。”事物的得失都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如果有时尽力了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你可能会深感上天的不公，但反过来想想，其实你更应该坦然地面对，因为尽力去做的你已经无怨无悔，得不到不是因为你没有去珍惜和努力，而是因为对方本不属于你，所以在人生中我们有时更要学会放弃，学会忘记。
第三篇：智猪博弈理论
运用新智猪博弈理论在市场转型中赢得主动权
陈刚
“智猪博弈”的典型环境有一个特点，就是按铃的一方在争食中处于劣势。如何做到“敌动我不动”，始终处于主动
从“智猪博弈”到“新智猪博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曾经以“非合作博弈论”为基础，提出了“智猪博弈”案例：假设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只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有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先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按钮付出的劳动值2个单位，按钮和食槽距离较远。如果两只猪同时按钮，再一起跑过去吃，大猪可吃到7个单位，小猪吃到3个单位，减去劳动耗费各自2个单位，大猪净得益5个单位，小猪净得益1个单位；若小猪去按，大猪先吃，大猪可吃到9个单位，小猪则只能吃到1个单位，再减去按钮劳动耗费，小猪是净亏损1个单位；若大猪按钮，小猪等着先吃，大猪吃到6个单位，去掉按钮劳动耗费2个单位净得4个单位，小猪也净得4个单位。
“智猪博弈”理论非常适用于经济领域中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它的一般结论是从小猪立场考虑的最佳选择，认为小猪应耐心等待大猪去按钮，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而对大猪而言呢？无疑是让小猪先按钮，自己等待。既然参与博弈的各方都是有能力作出理性选择的独立个体，那么大猪必须使用各种策略来诱使小猪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这样一种演绎，学界称为“新智猪博弈”。
“新智猪博弈”理论的运用
不少国外著名品牌对中国市场的切入都采取了“新智猪博弈”策略。
早在2003年，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零售和分销及服务集团——美国百思买集团，对中国市场一直持观望态度，虽然相继在北京、深圳、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但门店却无踪影。一来，外资家电连锁渠道商在开新门店前与中国企业会有所不同，他们花在调研上的时间非常多；更重要的是，百思买在静观国美、永乐等中国新锐企业花钱、花力气把中国家电零售市场的基础打好，再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切入这块市场坐享渔利——以较低价格采购我国家电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销售，获得较大的毛利。
不仅国外巨头精于此道，国内领先公司同样玩得转“博弈”游戏，国内液晶电视市场的博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4年春天，国内市场格局已经相对稳定：以三星、SONY等国际巨头和国内长虹、康佳、TCL、创维等一线品牌主导市场，众多国内二线品牌紧随其后。与此同时，以液晶电视为代表的高端彩电消费市场开始有明显上升趋势。
液晶电视市场对彩电行业是绝佳的机会，也存在巨大风险：一，市场总容量偏低，单款产品难以形成可靠利润空间；二，液晶电视成本结构不稳定，存在迅速降价风险；三，消费者对液晶电视认知度不高，需要生产商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普及。此时，谁先杀进市场，扮演的就是“按铃”的角色。对于“大猪”而言，要想利润最大化，必须让更多的小猪来先按钮。
2004年5月18日，“大猪”阵营中TCL公司在广州高调举行“开启中国大屏幕液晶电视新时代”的发布会，成为诱敌深入的关键一环。二三线品牌快速作出反应，不仅投入巨资进行市场推广，而且仓促投建并不成熟的液晶生产线，并在市场上盲目铺货，以抢占市场先机。完成了诱敌深入的动作后，TCL却出人意料地调整了自己的步伐，在顺利整合了汤姆逊的产业和渠道资源之后，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整合上下游资源、招募大量平板专家、规划全球研发和生产布局等方面上来。
直到2005年初，在液晶电视和CRT、等离子电视等产品持续近一年的“论战”中，消费者对液晶电视有了充分的认识，国内液晶电视市场逐步走向了成熟。“大猪”们迅速开始了行动。长虹的“感官革命”、康佳的“大平板、大娱乐”、TCL以“液晶‘七剑’PK国际巨头”、创维的六基色的液晶宣传开始大规模启动。
到2005年9月，SVA、厦华等二线品牌的市场份额比自己的巅峰时期缩水了20%~45%，更有一批今年年初还活跃在液晶领域的三线品牌渐渐退出了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一年里，国内几大彩电巨头却逐渐体现出在液晶电视领域里的全面优势。TCL、康佳、长虹、创维在内的几大品牌已经瓜分了国内很大一部分的液晶电视市场。
在液晶电视市场的这场博弈中，一线厂商反用“智猪博弈”，着眼全球，从打造坚实的技术研发实力和产能实力入手，从而掌握了在液晶电视领域综合领先优势，最终赢得了市场。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
在博弈论（Game Theory）经济学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例子。假设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
猪圈很长，一头有一踏板，另一头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猪每踩一下踏板，另一边就会有相当于10份的猪食进槽，但是踩踏板以后跑到食槽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加起来要消耗相当于2份的猪食。
问题是踏板和食槽分置笼子的两端，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踩踏板的猪付出劳动跑到食槽的时候，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早已吃了不少。
“笼中猪”博弈的具体情况如下：如果两只猪同时踩踏板，同时跑向食槽，大猪吃进7份，得益5份，小猪吃进3份，实得1份；如果大猪踩踏板后跑向食槽，这时小猪抢先，吃进4份，实得4份，大猪吃进6份，付出2份，得益4份；如果大猪等待，小猪踩踏板，大猪先吃，吃进9份，得益9份，小猪吃进1份，但是付出了2份，实得-1份；如果双方都懒得动，所得都是0。
利益分配格局决定两头猪的理性选择：小猪踩踏板只能吃到一份，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4份。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这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来看大猪。由于小猪有“等待”这个优势策略，大猪只剩下了两个选择：等待，一份也得不到；踩踏板得到4份。所以“等待”就变成了大猪的劣势策略，当大猪知道小猪是不会去踩动踏板的，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吧，只好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在小企业经营中，学会如何“搭便车”是一个精明的职业经理人最为基本的素质。在某些时候，如果能够注意等待，让其他大的企业首先开发市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时候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高明的管理者善于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来为自己服务。“搭便车”实际上是提供给职业经理人面对每一项花费的另一种选择，对它的留意和研究可以给企业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费用，从而使企业的管理和发展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种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十分常见，却很少为小企业的经理人所熟识。
在企业中，大企业就好比大猪，中小企业就好比是小猪。控制按钮可以比作技术创新，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大企业资金雄厚，生产力大，有更多的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推出新产品后可以迅速占领市场获得高额利润。而小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等待，等大企业技术创新后，跟在大企业后，抢占市场份额，从这种创新中获得利益。
员工和企业也是一个“智猪博弈”过程，员工就是大猪，员工有两种选择，努力工作或者消磨时间。如果员工努力工作那么企业和员工都受益，如果员工敷衍工作，拿多少工资干多少活，那么最终会被企业辞退。员工只有行动才会受益，不行动则不受益或者受损。而企业可以选择物资奖励，也可以选择说教等待，物资奖励企业必先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奖励品，显然收益为负，而等待则不受损，即使辞退员工也可以有人填补空缺，让员工有危机感反而会促进员工的积极性。所以聪明的员工会选择努力工作引起领导注意而得到加薪。
当然也不要觉得做“小猪”没有发展。“智猪博弈”是给竞争中的弱者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
第四篇：张朝阳博弈论文
生活中的博弈
学生姓名：张朝阳 专业：材料物理
摘要
博弈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技能，他不是靠后天习得的，而是人的必备素养，可以说博弈在人类社会哪怕是整个自然里都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均可以从博弈得到解释，大到国家战略的竞争，小到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中国自古就有很多经典的博弈典故，田忌赛马、完璧归赵、赤壁之战等，把博弈二字演绎的精湛完美。最初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只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向理论化发展，近代对于博弈论的研究，开始于策梅洛，波莱尔及冯·诺依曼。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地应用于经济领域，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1950～1951年，约翰·福布斯·纳什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为博弈论的一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纳什的开创性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非合作博弈》（1951）等等，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此外，莱因哈德·泽尔腾、约翰·海萨尼的研究也对博弈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总而言之，博弈论博大精深，他并不是只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而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生活；大学生；家庭；老师，策略
在生活中肯定会有矛盾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博弈关系。矛盾冲突的结果也有三种情况：负和游戏、零和游戏和正和游戏。“负和游戏”，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游戏，故也称为双输博弈。在人与人的交往 时，由于相互的冲突和矛盾，不能达到统一，交际双方都不让步，最后使交际活动不能展开，结果是交际的双方都从中受损，两败俱伤。交际中之所以经常会发生“负和博弈”现象，大多是因为心胸狭窄，遇事爱使性负气，必然会出现“负和”局面。如果不使性负气，而是互相谅解，与人交往采取合作态度，便能使有矛盾和冲突的交际活动朝好的方向发展。在交际中，如果遇到了和交际对象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想着退一步海阔天高，采取一种和对方合作的态度，就一定能避免交际中“负和游戏”的发生。至于“零和游戏”，这种简单的“你输我赢”的思考方式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麻烦。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双方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你赢我输”的对抗关系。双方可以都做得很好，也可能都做得很糟。制胜不是靠打击对方、压倒对方，而是靠引导对方采取对双方都有利的行为，即合作的行为。我们应当心存善良。如果说人际交往如博弈，那么“零和游戏”现象的发生翎大多是因为有人见利忘义，想吞并对方的利益，这样的人从一开始便心存恶念，自然便会用欺诈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许多道德家们都认为假使一个人能够大彻大悟，努力地为他人服务，他的生命一定闪烁着光彩，充满着喜悦与快乐。你要尽量慷慨地给予他人以同情、鼓励、扶助，因为那些东西，于我们自身是不会因“给予”而有所减少的；相反，我们给人越多，我们自己所有的也越多。我们把善意、同情、帮助给人越多，我们收回的善意、同情、扶助也就越多。而互利互惠的“正和游戏”，则是一种双赢的博弈。就像是一同爬山的两个人，A只带了面包，B只带了水。旅途中A吃了些面包不再饥饿却口渴的很，B则恰恰相反，如果他们将手中剩下的食物与对方交换，这便是“正和游戏”了。人和人正常交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相互适应，在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如果能从对方的利益出发，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便能使交际达到互利互惠的“正和游戏”状态。就是说，人际交往要达到效益最大化，就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作为和别人交往的准则，而应该在取长补短、相互谅解中达成统一，达到双赢的效果。总之，交际就是一种特殊的博弈。如果想让交际向健健康方向发展，就应考虑以非对抗的方式，采取合作的态度，使交际呈“正和游戏”状态，从而收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为我们未来的人生铺路，父母、老师、同学是极重要的关系圈，他们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共同度过了我们的青春。下面我就谈谈我在生活中，和他们交往时对博弈的理解
一、和父母之间的博弈 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博弈，因为这往往不是一场公平的对局，父母总会无条件的接受我们的任性。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有严父慈母，爸爸总是给我严格的要求，我也经常因为他的唠叨和批评而去赌气，父爱如山，妈妈的爱就如水一般，无微不至，让我感受到很多温情。相信很多人小时候也都干过，算好父母下班的时间，在他们进家门之前，关掉电脑，关掉电视，给主机散热，把节目台调到刚开始的那个，然后安静的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看到父母并没有发现我们偷玩电脑的行为，就会长舒一口气。每次我碰到爸爸加班，都会肆无忌惮的玩游戏，妈妈再怎么催促我去睡觉，暂且答应她然后无限拖延时间总能成功。后来等我长大了，也到了叛逆期，与父母的博弈似乎更加激烈，然而结果总是他们受到的伤害更大，最多就是一顿打骂，我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继续心高气傲，却听不到父母失望的哭泣，更没注意悄悄长在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里的白发。现在我远在外地求学，一年两次回家，在家中还是会和父母在一些琐事上产生分歧，但我懂得了退步，不再是那个任性无知的孩子。以后我和爸爸妈妈的博弈还很长很长，我要成为那个多给予的一方。
二、和老师之间的博弈
在老师的眼中，我一直都是以“乖孩子”的形象存在，害羞、腼腆、不爱说话，其实那只是我其中的一面而已。记得高中的时候，由于物理成绩比较好被推选为物理课代表，但收发物理作业的确是一件令我头痛的事情，每天早上第一个课间就要把作业交到老师那里去，班里总有不写作业或者课间出去的同学，所以收齐全班的作业很难，而我总会给老师虚报作业情况，自信满满的说：“收齐了！”其实谁交没交自己也弄不清楚，每次老师也是点点头就不管了。可是不认真的行为终究会露馅，记得有次物理老师给我们闲聊，他说要给我们讲一个笑话：“我发现我们的课代表很有意思，交作业的时候每次都爽快的说收齐了，但是之后总会有人陆陆续续的把作业自己给我交上来，搞得课代表很尴尬。”当时的我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转进去。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英语老师，英语一直是我的短板，托我总成绩的后腿，所以英语老师给我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要求：每天必须问他三道英语题，就算我没有问题也要绞尽脑汁的找三道不会的题去问。这个方法确实强迫我每天都要努力学英语，但真的不能给我强制的数量要求，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找几道会的题假装不会去问他，我把我的小聪明告诉了我的死党，结果全班人都知道了。在后来的一次考试总结上，我的英语成绩大幅提升，英语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赞我，并且把强制我问问题的方法说给了同学听，班里一阵哄堂大笑，都知道我在阴奉阳违，可是还真成功得到了老师的赞赏。
三、和同学之间的博弈
孔子曾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大学是进入社会前的一个缓冲时期,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与他人打交道,在大学期间懂得权衡博弈的得失对我们有重大帮助，我觉得大学生的博弈策略就是真诚待人。不像中学时代的无忧无虑，大学我们变得更加独立，为自己考虑的事情更加多了，有时候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往往失去了很多。室友之间要学会分享，不能太自私，遇见争端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能积蓄仇恨的心理，要懂得考虑他人的感受，宿舍不是一个人的家，要始终知道这是一个整体。在班里要善于表达，要有奉献的精神，多多帮助其他同学，积极参加班里组织的活动。要做到“三思而后行”，所谓“思”是对已掌握的信息考虑后进行决策选择，从多个决策中选择最为合适的付诸实践。人际关系很复杂，我们作出行动之前选择策略是必须的。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心里痛快而任由自己行为，那么人际关系很容易出问题。在工具性资源的处理上，我们要遵循“己他两利”的原则——学会分享。有些物质，比如化妆品、食物、日常用品等，在其他同学需要时，应该要能给予帮助。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钱财，当有同学借钱时，自然需要认清借钱对方的底细。若借钱者是熟悉的同学且知道其为人，可以慷慨解囊；但对于品行有问题的学生，需要根据借钱的数量慎重考虑。大学生品行不端者，其人缘自然不好。
生活无时无刻充满着较量，等我们步入社会的时候，更会清晰地明白这一点，朋友、同事、恋人、上司、下属、陌生人之间的交际都需要我们有策略的去认真对待，所以说博弈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1]代兴胜69 较量的博弈——《博弈论基础》 复旦大学出版社 [2]张维迦 博弈与信息经济学三联出版社 [3]李锐 博弈论浅谈 光明日报出版社 [4]王碧松 生活里的博弈 西南出版社 [5]百度百科
第五篇：英语翻译理论作用研究论文
摘要：奈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他本人最近宣布“我的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奈达学术观点的这一变化无疑会给我们目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着重从翻译理论的作用、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三个角度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分析；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及翻译理论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Abstract: Nida’s ideas on trans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His recent statement－”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will sure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for Nida’s change of views on translation.It will also giv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theories;translation practice;descriptive study
一、奈达思想的转变及对我国译界的影响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
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
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
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
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社会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地分析。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三、重新认识翻译理论
众多研究翻译学的学者几乎都谈过对其框架结构的构想。如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译学分为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翻译学专项研究和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主张的翻译学包含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刘宓庆的译学构想框架中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部分。范守义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构成。威尔斯提出译学应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构成。（谭载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在构想译学框架时，虽然用的术语不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将理论与应用部分划分开来。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整个结构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远离实践部分；而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属于应用部分（或是应用翻译学、翻译工程、外部系统、应用技巧、应用翻译理论）。杨自俭（2000）说过，“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应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将理论与应用混淆起来，看不到理论的作用，进而引出“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说过，“翻译研究各分支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界线是阻碍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Weissbrod,1998）杨自俭（2000）说，“理论核心抽象度高，独立性强，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为早日建成翻译学，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描写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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