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保险公司竞合的博弈分析论文

第一篇：汽车保险公司竞合的博弈分析论文

汽车保险公司竞合的博弈分析论文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张华李健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汽车保险公司提高代理人佣金的行为因素，并指出通过一定的监督机制可以保证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合作协议得以有效执行。

关键词：汽车保险博

弈模型

在我国，汽车保险业务也占有重要地位，已成为非寿险领域的第一险种。尽管我国已实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汽车保险2003年实行的费率自由化政策，使得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越发激烈，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汽车保险业务必将成为各保险公司竞争最为激烈的险种之一。

保险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导致汽车保险代理人大量涌现，这一方面促进了汽车保险业务的销售，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众多问题，尤其是高回扣与高佣金现象日益严重，加剧了保险公司间的恶性竞争，甚至汽车保险行业一度出现了全面亏损状态，如何规范汽车保险市场的发展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保险公司与代理人及保险公司间的博弈模型，对保险公司提高代理佣金的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以促进保险公司间的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汽车保险公司与代理人博弈分析

为简化分析，现假定保险市场上有两家销售汽车保险的公司a和b提供同质化产品，代理人可获取的业务总量不因代理两家保险公司业务而有所改变。

现考虑b汽车保险公司与已经为a汽车保险公司代理业务的代理人进行谈判。a保险公司提供的佣金比例为α1，代理人总收益为υ0。

代理人同意为b汽车保险公司代理情况下，若b保险公司提供佣金比例也为α1，代理人总收益为υ2(由于产生新的成本，所以υ2μ0。综上，建立如表1博弈模型。

在表1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纳什均衡结果，即保险公司提供佣金比例不小于α2，代理人为b保险公司代理业务。因此，追求收益最大化的b保险公司与已经代理a保险公司业务的代理人进行谈判时，具有提高代理佣金比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汽车保险公司与代理人的博弈模型表明，若汽车保险公司与已经代理其它汽车保险公司业务的代理人签约时，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收益，具有提高代理佣金比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下面将建立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博弈模型，分析讨论当汽车保险公司与尚未代理其它汽车保险公司业务的代理人签约时，是否也具有提高佣金比例的主动性及积极性。

汽车保险公司间博弈分析

设现有某代理人同时为两家销售汽车保险的公司c和d代理业务，c和d分别选择提供代理人低或高两种类型的佣金比例，但当向两家保险公司均可投保的业务出现时，代理人会优先为提供高佣金比例的保险公司争取业务，从而代理人与保险公司都获取更多的收益。

当两家汽车保险公司均提供低佣金比例时，两者分别获取收益5；当两家保险公司提供不同的佣金比例时，提供佣金比例较高的一方将获得全部收益，不失一般性可设其总收益为8(小于10即可)；当两家汽车保险公司均提供高佣金比例时，两者的收益分别为4。综上，建立如表2博弈模型。

表2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的纳什均衡（高佣金比例，高佣金比例），即两家保险公司均提供高的佣金比例，获得的收益都为4。同时不难发现，若两家保险公司都提供低的佣金比例，则与都提供高佣金比例相比会获得更大的收益5，这是一个共赢的局面，但双方却没有做此选择。原因在于，一方面若自己选择提供低佣金比例，对方却选择了提供高佣金比例，自己的收益会下降为零；另一方面，若对方选择提供低佣金比例，自己选择提供高佣金比例会取得更多的收益。总之，不管对方选择提供任何类型的佣金比例，自己选择提供高佣金比例总是最优的战略选择。因此，做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两家保险公司将同时选择提供高佣金比例，即出现两者均提供高佣金比例的均衡结果，帕累托最优不会实现。

从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博弈模型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两家以上汽车保险公司为获取更多的收益及市场占有率，具有提高代理佣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另一方面汽车保险公司间能够长期相互合作，对给予代理人的佣金水平加以规定与限制，则可以达到共赢局面。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有效监督机制的建立

前文建立的2个博弈模型表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汽车保险公司在与代理人及其它汽车保险公司的博弈过程中，均具有提高代理佣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从上文建立的汽车保险公司间博弈模型可以看出，若两家保险公司相互合作，给予代理人相同适当的佣金比例，便可避免恶性竞争、达到共赢的局面。但由于保险公司具有打破合作协议、提高佣金的积极性，因此若想合作协议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

现假定成立行业自律组织负责检查保险公司是否遵守

第二篇：汽车保险公司竞合的博弈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汽车保险公司提高代理人佣金的行为因素，并指出通过一定的监督机制可以保证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合作协议得以有效执行。

关键词：汽车保险 博弈模型

在我国，汽车保险业务也占有重要地位，已成为非寿险领域的第一险种。尽管我国已实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汽车保险2003年实行的费率自由化政策，使得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越发激烈，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汽车保险业务必将成为各保险公司竞争最为激烈的险种之一。

保险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导致汽车保险代理人大量涌现，这一方面促进了汽车保险业务的销售，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众多问题，尤其是高回扣与高佣金现象日益严重，加剧了保险公司间的恶性竞争，甚至汽车保险行业一度出现了全面亏损状态，如何规范汽车保险市场的发展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保险公司与代理人及保险公司间的博弈模型，对保险公司提高代理佣金的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以促进保险公司间的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汽车保险公司与代理人博弈分析

为简化分析，现假定保险市场上有两家销售汽车保险的公司a和b提供同质化产品，代理人可获取的业务总量不因代理两家保险公司业务而有所改变。

现考虑b汽车保险公司与已经为a汽车保险公司代理业务的代理人进行谈判。a保险公司提供的佣金比例为α1，代理人总收益为υ0。

代理人同意为b汽车保险公司代理情况下，若b保险公司提供佣金比例也为α1，代理人总收益为υ2(由于产生新的成本，所以υ2<υ0)，b保险公司的收益为μ0；若保险公司将佣金比例提高至α2，其中α2满足代理人所获收益增量大于代理人新增成本，则代理人的总收益为υ1(必有υ1>υ0)，b保险公司的收益为μ1。由于代理人为获取更多的佣金收入，会为b保险公司争取更多的业务，因而有μ1>μ0。综上，建立如表1博弈模型。

在表1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纳什均衡结果，即保险公司提供佣金比例不小于α2，代理人为b保险公司代理业务。因此，追求收益最大化的b保险公司与已经代理a保险公司业务的代理人进行谈判时，具有提高代理佣金比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汽车保险公司与代理人的博弈模型表明，若汽车保险公司与已经代理其它汽车保险公司业务的代理人签约时，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收益，具有提高代理佣金比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下面将建立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博弈模型，分析讨论当汽车保险公司与尚未代理其它汽车保险公司业务的代理人签约时，是否也具有提高佣金比例的主动性及积极性。

汽车保险公司间博弈分析

设现有某代理人同时为两家销售汽车保险的公司c和d代理业务，c和d分别选择提供代理人低或高两种类型的佣金比例，但当向两家保险公司均可投保的业务出现时，代理人会优先为提供高佣金比例的保险公司争取业务，从而代理人与保险公司都获取更多的收益。

当两家汽车保险公司均提供低佣金比例时，两者分别获取收益5；当两家保险公司提供不同的佣金比例时，提供佣金比例较高的一方将获得全部收益，不失一般性可设其总收益为8(小于10即可)；当两家汽车保险公司均提供高佣金比例时，两者的收益分别为4。综上，建立如表2博弈模型。

表2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的纳什均衡（高佣金比例，高佣金比例），即两家保险公司均提供高的佣金比例，获得的收益都为4。同时不难发现，若两家保险公司都提供低的佣金比例，则与都提供高佣金比例相比会获得更大的收益5，这是一个共赢的局面，但双方却没有做此选择。原因在于，一方面若自己选择提供低佣金比例，对方却选择了提供高佣金比例，自己的收益会下降为零；另一方面，若对方选择提供低佣金比例，自己选择提供高佣金比例会取得更多的收益。总之，不管对方选择提供任何类型的佣金比例，自己选择提供高佣金比例总是最优的战略选择。因此，做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两家保险公司将同时选择提供高佣金比例，即出现两者均提供高佣金比例的均衡结果，帕累托最优不会实现。

从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博弈模型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两家以上汽车保险公司为获取更多的收益及市场占有率，具有提高代理佣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另一方面汽车保险公司间能够长期相互合作，对给予代理人的佣金水平加以规定与限制，则可以达到共赢局面。

有效监督机制的建立

前文建立的2个博弈模型表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汽车保险公司在与代理人及其它汽车保险公司的博弈过程中，均具有提高代理佣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从上文建立的汽车保险公司间博弈模型可以看出，若两家保险公司相互合作，给予代理人相同适当的佣金比例，便可避免恶性竞争、达到共赢的局面。但由于保险公司具有打破合作协议、提高佣金的积极性，因此若想合作协议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

现假定成立行业自律组织负责检查保险公司是否遵守协议。当该组织不进行检查时(其自身收益为零)，若保险公司没有提高佣金比例其收益为v，若保险公司提高佣金比例会产生额外收益a；当该组织进行检查时(检查成本为c)，若保险公司没有提高佣金比例，则其收益仍为v，若保险公司提高了佣金比例，则对其实施惩罚，罚金额度为p。综上，建立如表3博弈模型。

从表3可以看出，一方面只有当p>c时，即当罚金大于检查成本时自律组织才会进行检查；另一方面只有当p>a时，即当罚金大于提高佣金带来的额外收益时，保险公司才有积极性遵守协议。

所建立的博弈模型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下面求解该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设为保险公司违反协议的概率，为自律组织进行检查的概率，则保险公司和自律组织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1)、(2)两式分别对λ和θ求微分，得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即保险公司违反协议的概率大于时，自律组织的最优选择是进行检查，自律组织检查概率大于时，保险公司的最优选择是遵守协议。

因此，为有效遏制汽车保险公司肆意提高佣金比例的恶性竞争行为，应加大自律组织的检查力度，检查的概率应大于保险公司从提高佣金中获取的额外收益与收取罚金的比值。

本文建立了汽车保险公司与代理人、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博弈模型，分析指出，汽车保险公司具有提高代理人佣金的积极性，但提高佣金却不是汽车保险公司的最优选择，合作可以带来更多收益。建立的监督模型表明，当自律组织以一定概率进行检查时，可以使汽车保险公司间的合作协议得到有效地执行，达到帕累托最优解，避免恶性竞争，利于汽车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袁沁.我国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一种信息经济学角度的分析[d].湖南大学, 2003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第三篇：Cyygdia_a大国博弈：中美新能源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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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大国博弈：中美新能源竞合

导读: 而美国的新能源战略，最终将在那些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新能源企业身上现实地逐一体现。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将拉开之前，从已经深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光伏巨头First Solar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中国市场的野心和困顿。

 2011年1月，在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之行中，中美在新能源领域达成的一系列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此间，中美两国政府与企业签署了多项协议，总额逾230亿美元，其中仅清洁能源领域就超过200亿美元，范围涉及核电、风电、太阳能、水电、智能电网等多个领域。

“中美新能源合作空间巨大，并且在推动各自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方面都有极大好处。”近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赵玉文表示，新兴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中美双方应当共同促进这一市场的发展。赵玉文参加了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这也是此次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能源领域，中美双方的合作，已经开始从框架性协议进入到具体项目。”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一系列具体项目的签订，标志着中美新能源合作开始正式进入实质性领域。

不过，在看好中美在新能源领域合作前景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战略领域，中美亦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在全球新能源市场谋求话语权，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近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于宏源撰文称，“我们仍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美国政府把中国看成最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日益领跑世界，中美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可能有限，新能源可能成为未来双方竞争和冲突的新领域”，“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新能源革命中领跑世界，它势必从战略、贸易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的新能源发展进行遏制。”

而美国的新能源战略，最终将在那些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新能源企业身上现实地逐一体现。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将拉开之前，从已经深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光伏巨头First Solar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中国市场的野心和困顿。

新能源大单背后

中美签订新能源合作大单，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2010年10月，美国政府曾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301贸易反垄断调查。

当时，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称，中国政府为其风能、太阳能、电池及节能汽车等产品提供了不公平的支持，导致美国相关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大、美国在此类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列举的中国“违规”罪状包括“出口限制、歧视外国公司”，以及“商品进口要求技术转让、补贴国内公司”等等。美方还称，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对光伏产业实施了多个扶持政策，中国政府还给电池生产企业提供了很广泛的支持，包括津贴、减税、优惠贷款、土地及其他补贴。

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一个副作用便是贸易争端日益增加。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近期召开的2011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上表示，2010年全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

而大规模商业采购，或许被视为国际贸易争端的缓冲剂。此前两个月，中国签署的经贸大单就已经近千亿美元。

2010年12月15日至19日，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约签署了45项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协议，涉及电力和医药等领域。2011年1月4日至12日，中国与西班牙、德国、英国分别签署了75亿美元、87亿美元、47亿美元的经贸协议。

在赵玉文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中美新能源合作，亦可视为缓解中美贸易争端的重要手段，“在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上，签订的主要是对美国新能源的投资协议。”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期间，中美签订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新能源合作协议。

“新能源虽然总体量不大，但却是引起广泛关注并且可以实现双赢的合作领域。”林伯强称，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有世界最大风能市场，而且太阳能市场也极具潜力，因此，中美合作能给美国新能源厂商带来大量的订单和利润，而对于

中国而言，美国有世界最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因此，中美合作能快速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水平。

奥巴马的“国策”

早在2009年9月，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初，其便将“新能源战略”提升至了美国国策的高度。

奥巴马上任后，在国会发表首次演讲时，就呼吁加强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并重申将在3年内使美国的新能源产量翻一番。当时，奥巴马称，要想使美国的经济真正转型、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使地球免遭气候变化之苦，生产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掌握新能源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

而在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预算中，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以及清洁煤技术等每年将从中获得150亿美元的投资，10年共计1500亿美元。

当时，奥巴马的新能源战略更多的被视为美国政府振兴经济、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举。但在于宏源看来，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新能源战略，“维持其全球经济领袖的地位”，“发展低碳核心竞争力、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对美国未来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影响重大。美国推动气候变化和绿色壁垒可以保护其竞争力，同时削弱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于宏源指出，“奥巴马政府通过绿色新政建设清洁能源结构和减少石油依赖，强调将技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采取‘限额与交易’等减缓行动，加强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强化包括生物燃料、风能、太阳能、氢能、碳捕集和封存等新能源及核能利用带来的长期机遇和竞争力。”

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在2010年10月对中国的清洁能源行业进行301贸易反垄断调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10年，美国对太阳能的需求增长了41%，但美国本土产量只增加7%，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电池却实现了翻番”，并且，“4家美国主要生产商损失了580个就业岗位”，“正因如此，奥巴马政府开始推动边界碳关税协调，刻意把中国出口与美国的失业率联系起来，对包括中国清洁能源行业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

 全方位进军中国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10年，中国有10%的能源消耗来自可再生能源，而2020年，这一比例可能将达到15%。对于试图

主导全球能源新秩序的美国来说，中国市场显然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更何况，中国还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新能源竞争对手。

“在新能源领域，美国什么都想卖给中国。”林伯强称，美国极其渴望在中国新能源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合作方式上，“美国最希望通过做项目来卖产品和技术”。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已经是中国最主要的新能源设备供应商，以美国太阳能设备供应商GTsolart应用材料为例，其绝大部分订单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也是美国太阳能级多晶硅的主要采购商。

而在风电领域，美国通用电气2005年向中国出口的风机达8万千瓦，2009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出口的风机达34万千瓦，增加了四倍。在这5年间，美国累计向中国出口113万千瓦风机，而中国仅向美国出口了3台风机，不到1万千瓦。

不过，在新能源产品领域，中国企业正在迅速追赶。目前，风电设备的国产化已基本完成，并开始大举出口，而在太阳能领域，赵玉文称，中国现已基本可提供全套太阳能生产设备，制约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太阳能电池原材料多晶硅，也实现从无到有，现已占据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只要掌握了技术，中国企业就能快速打败国外企业，占领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能源产业人士称，中国新能源产业与中国其它产业类似，“模仿复制能力特别强，中国需要的是技术”。

虽然海外企业严控技术外流，但中国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已让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不得不改变策略。林伯强看来，随着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快速崛起，国外企业比较现实的方式是把技术卖一个好价钱，“单纯的技术转让，收益不佳，比较好的方式是，以技术入股合资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然后从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中获得持续的高收益”。

事实上，这种模式目前正在日益成为主流。比如，全球最大风能电机生产商之一Vestas、GE等，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

First Solar的野心

“当然，美国新能源企业最希望的，还是能直接接触终端市场，做项目，即建设新能源项目，但现在，这样做基本赚不到钱。”林伯强称。

通过直接兴建太阳能发电站，美国新能源企业将能够将其整条产业链引入中国市场。不过，这种项目，也最能反映美国新能源厂商在中国的机遇与困顿。

谈到大型新能源项目，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太阳能厂商First Solar准备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设的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项目。公开资料显示，鄂尔多斯日照时间非常长，每年平均有3000到3200小时之多，年照射量也高达140至160千瓦/平方米，被称为中国太阳能的“新金三角”。

2009年9月，世界按产能计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First Solar宣布，将在鄂尔多斯沙漠中建设2GW级(200万千瓦)大型太阳能发电厂，并与中方签订了相关备忘录。

据First Solar提供的资料显示，整个项目分为四期进行，其中第一期30MW，于2010年6月1日开始建设，并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完成，二期、三期分别是100MW和870MW，计划于2014年建成，并将于2019年建成第四期1GW。

据赵玉文统计，2009年中国太阳能电池的产量为4GW左右，这个电站所需的太阳能电池，将相当于2009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的一半。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产地，但与其相比，国内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却微乎其微。2010年，国内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仅为70万千瓦，而2011年的目标也不过120万千瓦。也就是说，如果First Solar最终完成这一项目，其发电能力将相当于2010年中国已有发电能力的接近3倍。

不过，中国国内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可能并不会从鄂尔多斯项目中获得多少机会。因为，First Solar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之一。

在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备忘录中，First Solar还承诺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考查在鄂尔多斯投资设厂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可行性。First Solar首席执行官迈克·埃亨(Mike Ahearn)称，“公司兴建这一项目，在于看到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能源政策，此外公司也对太阳能发电成本控制有信心，并计划在中国拓展供应链，以满足薄膜太阳能光伏模块的生产和回收利用”。

更为重要的是，First Solar还有望通过这一项目在中国确立一个全新的技术标准。与国内太阳能电池生产商普遍生产的“多晶硅电池”不同，First Solar的核心技术是“碲化镉薄膜电池”。目前，它是全球最重要的碲化镉薄膜光伏模

块制造商，与传统的晶硅技术相比，使用碲化镉专利技术的太阳能电池发电量更大，并拥有更低廉的生产成本。

显而易见，First Solar的目标是，将整个“光伏产业链”引入中国市场。在该项目公布后，First Solar的股价从9月8日的134.64美元上涨到了10月20日的156美元。

 令人艳羡的机会？

至少在当时，First Solar能够在中国兴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站，曾经被外界视为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机会。

从这一项目最初的设想来看，First Solar似乎找到了一个中美新能源电站项目合作的多赢共同点。“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First Solar，都可以从这个项目中获得极大收益。”一位接近这一项目的人士称，据测算，这一项目的总投资额将达到40亿到60亿美元，内蒙古及鄂尔多斯政府可以从项目建设中获得可观的GDP，更何况，First Solar还准备在鄂尔多斯新建一个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而对于First Solar自身来说，其将提供该电站所需的电池片，也就是为它自己在中国第一家的工厂找到一个稳定的客户。并且，“这也是一个极好的广告，在中国这个极有前景的太阳能市场建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站”，将帮助它“紧紧抓住中国这个新能源发展最为迅速的市场”。

事实上，在当时看来，First Solar的机会是如此令人艳慕。2009年8月，中国刚刚结束第一次敦煌市10MW(1万千瓦)太阳能项目的招标，当时，新建太阳能电站项目还处在严控阶段，而规模高达2GW(200万千瓦)的项目，更是前所未有。当时，甚至有知情人士称，“这一项目不是通过公开招标，而是通过特殊渠道进入中国的”。

2009年11月，First Solar与鄂尔多斯政府正式举行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并再次确认，鄂尔多斯电站第一阶段30MW项目将于2010年6月1日开建。

中国市场的门槛

但时至今日，First Solar的鄂尔多斯2GW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至2010年9月，鄂尔多斯项目的第一期才获得前期可行性研究的许可，而按First Solar公布的计划，2010年6月1日应开始建设。

知情人士称，阻碍鄂尔多斯2GW项目的关键是上网电价，“First Solar一直无法获得满意的上网电价”。

在电站建设运营中，出售电力给电网是电站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所谓的“上网电价”是指，太阳能发电站以一个特定价格，将电力出售给电网，对于电站来说，较高的上网电价是项目取得经济效益的关键。不过，与传统的火力、水力和核能发电相比，目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要高出许多，在市场上并无竞争力，其间的差价需要政府进行补贴。所以，能够获得多少补贴，是国内光伏电站项目能否盈利的关键。

政府补贴方式有多种，如建设补贴、产品补贴、电价补贴等，但在全世界较为主流的是电价补贴，即规定一个太阳能、风能电力上网电价，政府补贴水力发电、火力发电与太阳能、风能发电之差的差价。

比如一个地区主要的火电上网价格为0.5元/千瓦时，而太阳能电力上网电价为1.5元/千瓦时，即太阳能电站每发一千瓦时电力，国家向它补贴1元，电网支付0.5元。

在2009年8月的新闻稿件中，First Solar即称，鄂尔多斯的2GW项目将获得政府补贴的上网电价。迈克·埃亨也称，政府电价补贴是打开光伏电站市场并与传统电源竞争的必要手段。

不过，“First Solar原来以为，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解决这个美国新能源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大问题，但现在看来还是很难。”上述知情人士称。

目前，与风力发电已经明确上网电价不同，中国太阳能发电的上网电价的确定，还在探索过程之中，具体方式为，通过对太阳能电站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竞价，希望通过市场公开竞价确定太阳能电站上网电价。

2009年7月，发改委主持的第一次太阳能电站甘肃省敦煌市10MW太阳能项目招标落下帷幕，由江苏百世德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广核”)以及比利时太阳能开发商Enfinity联合中标，中标的上网电价为1.09元/千瓦时。

不过，在First Solar看来，这个价格是不可接受的。上述知情人士称，鄂尔多斯项目要求1.8-2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但国家发改委认为，只能按此前敦煌太阳能项目招标电价1.09元/千瓦时给予批准。

事实上，在敦煌项目招标价公布后，国内不少光伏企业人士均认为“招标价格太低”，中国太阳能电池按产量计最大的生产商无锡尚德电力CEO施正荣就认为，中国太阳能电站项目没法做，“起码民营企业做不了”。

当上述知情人士称，发改委认为，如果敦煌项目1.09元/千瓦时可以做，那鄂尔多斯项目也应该可以做，而First Solar要求的与敦煌项目近一倍差距的上网电价，令鄂尔多斯项目陷入困境。

并且，可能让First Solar更为惊异的是，2010年9月，发改委公布的第二轮总共280MW的多个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结果显示，内蒙古国电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以0.8847元/千瓦时和0.8444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中标了内蒙古阿拉善和巴彦淖尔项目。

这位知情人士称，在第二轮招标之后，发改委认为，鄂尔多斯的项目也只能给予接近阿拉善和巴彦淖尔项目的上网电价，而且，“未来的招标上网电价可能更低”。

 与国企的合作

“First Solar看懂了一些地方，但它没想到中国市场如此复杂。”上述知情人士认为，而2011年First Solar与中广核的合作，或许意味着它开始真正摸懂中国市场的门道。

当这家美国光伏巨头试图将整个产业链引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直接运营太阳能电站时，它遭遇了来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有力竞争。最终，它转向了与中国国企合作。

2011年1月5日，就鄂尔多斯项目第一阶段的30MW项目，First Solar与中广核旗下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中广核成为鄂尔多斯项目第一阶段30MW项目的建设者、拥有者和运营方。而First Solar则退居二线，成为中广核的供应商，主要提供太阳能电池组件。

First Solar总裁宋博思(Bruce Sohn)改口称，其在欧洲和北美的类似项目，也都是由其它的公司进行建设和运营，而与中广核的合作，实际上是其在世界其他地方典型做法的延伸。

“与国有企业合作，将是国外新能源企业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林伯强称，此前出于保护自有技术等考虑，国外新能源企业希望在中国独立开展业务，但

“这种模式风险很大，往往非常容易失败，在现实运作中也是越来越少了。选择有实力的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合资，将是主要潮流”。

“上网电价太低，国有企业拥有特殊的资源可以做(电站)，但民营企业不行。”此前，施正荣公开称，低价竞标光伏项目的国有企业，表面是亏的，但深层次可能是获利的，而“民营企业没有这样的获利能力”。

而对于中国的国有能源企业来说，进军新能源，账面收益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事实上，对它们来说，拥有一定比例的新能源资产，是一个刚性需求。

根据2007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对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超过500万千瓦的投资者，所拥有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权益装机总容量应分别达到其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的3%和8%以上。

由于达不到目标将会受到处罚，所以，国有电力企业作为国内主要电力投资者纷纷投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而这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有电力企业低价围猎新能源项目。

“目前，无论是国内的风能电站还是太阳能电站，中标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林伯强称，在现行中国电力市场定价体系里，民企和外企，尚无法从新能源电站的定价中获得足够的收益。

而在洞悉了中国新能源市场的这一玄机之后，First Solar 或许将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国外新能源企业通过与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合资，在国企中标后，利用中标企业的合作关系向中标项目出售设备，从而赚取稳定的收益。”

虽然，这与First Solar最初的期待尚有差距，不过，这家美国新能源企业仍有望实现其最为重要的目标：从中国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中分一杯羹，在保证稳定收益的前提下，扩大市场份额，并逐步推广其技术标准。

电力体制困扰

“中美应共同促进，各自启动光伏市场。”赵玉文称，中国光伏市场已成为制约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最大阻碍。据能源局的数据，虽然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组件生产国，但其80%以上的市场均在国外。

中国为推动光伏市场的发展，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直是补贴上网电价，比如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招标，另一是一次性补贴光伏系统建设，比如，金太阳及建筑一体化工程。

在上海市太阳能学会理事长崔容强看来，国内光伏并网发电特许权招标，并不是解决国内光伏市场的办法，关键还是要树立“标杆并网电价”，国内可以参照国外光伏并网的成熟标准，“更复杂的风电都能出台标杆电价，光伏应该更容易”。

不过，即使在设立标杆电价的风能领域，虽然据国家能源局统计风电装机量当年新增1600万千瓦，风电装机总容量达4182.7万千瓦，跃居全球第一，但弃风现象却时有发生，最著名的莫过于，“风电三峡”之一的内蒙古，据报道，在夜晚用电低谷期，因电力无法消化，约80%的风机不得不弃风停转。

而相对于传统电力，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比如，太阳能必须在白天有阳光时才能发电，风能则需要风力才能发电，并且发电强度受光照、风力强度影响。

前述了解鄂尔多斯项目的人士还称，电网调配能力的限制，也阻碍了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在他看来，国外新能源发展较好的国家，如德国，无论是谁都可以安装新能源发电设备，并就近上网。

但在中国，新能源并网一直是一个难题，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遭遇的“双向收费”问题，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赵春江在自家屋顶上安装3kW的光伏发电装置，但当其将富余电力向其家庭所连接的电网输电时，其所装电表却显示正在用电，即无论是用电还是输电，电表均看做用电。

前述知情人士称，目前，新能源发电采取“集中发电、远距离输电”的传统电力模式，这反而增加了其不稳定性——“电力强弱差被放大”，“新能源应是分布式能源，通过强大的电网减少甚至消除新能源的不稳定性，从而实现大规模部署，并最终快速降低产品制造与应用成本，实现平价上网”，但是，“现在的电力体系中，电网的单位资产输电量并不是核心指标，因此，电网也就没有动力去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发展”。

并且，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建设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而上网电价均由国家确定，在此情况下，或许正如林伯强所言，“在现有电力市场体系下，美国新能源企业与国有电力企业合作将是最好的方式”。

2011-02-17 17:50:00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第四篇：股改支付博弈分析论文

股权分制改革的实质

股权分置改革既是证券市场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也是证券市场利益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股权分置改革，其核心是“对价”。所谓对价，其基本内涵是一方为换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诺而向另一方支付的货币代价或得到该代价的承诺。对价从法律上看是一种等价有偿的允诺关系，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对价就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处于各自利益最优状况的要约而又互不被对方接受时，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妥协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把这一概念引入股权分置改革，其基本含义是未来非流通股转为可流通时，由于股票供给增加导致流通股股价下跌，因此，流通股股东同意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同时，非流通股股东也要对这一行为发生时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受损作出相应承诺。股权分置改革的博弈论基础

从经济学角度看，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公正的对价博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1)力量均衡。即参与对价博弈的双方或者多方在力量结构上具有势均力敌的相对均衡性。(2)动力均衡。即参与对价博弈各方都可以从过去的博弈结果中导出新一轮博弈的“好”的预期，为博弈的各方博取新的利益提供参与的动力。在这两个前提假设中，力量均衡内在的规定了博弈起点；动力均衡内在的规定了预期博弈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是非流通股股东获得流通权应当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支付对价的方案由非流通股股东提出，流通股股东有权赞成或否决方案。在信息角度，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每一个局中人对于自己以及其他局中人的策略空间、盈利函数等有基本了解。虽然局中人均不知道对手的底线及表决意向，但根据市场平均对价水平可以做出大致的估算，博弈的结局是明确的，即方案不是通过就是不通过；从局中人行动的先后次序来看，非流通股股东先提出股改方案，相关股东再分类投票表决，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后行动者可以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动，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股权分置改革博弈模型

(1)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①参与博弈的双方都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②博弈过程中的结构均衡与动力均衡。虽然国有股及其他代表者在这一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流通股通过10多年的市场博弈，实践利益受到损害，但在此模型中，为使问题简化，假设局中人的结构均衡与动力均衡；③A为非流通股股东，对A而言，对价的最好结果是在给流通股股东对价尽可能低的情况下获得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④B为流通股股东，对B而言，对价的最好结果是非流通股股东给出尽可能多的对价以使流通股股东获得将来股票溢价的收益；⑤流通股股东接受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为p1，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为p2，其中不合理对价包括高对价（设为p3）和低对价（设为p4）。

(2)模型的建立：非流通股股东以越高的对价获取流通权，收益越小（最小值为-2），反之越大；流通股股东以越高的对价通过股改，收益函数就越大（最大值为5），反之越小；集合各种事件出现的概率，两类股东的收益矩阵如表1.

设在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概率为p2）时流通股股东通过的收益为E1，不通过时的收益为E2，根据上表得出：

E1=p1{p2［-2p3+4（1-p3）］+3（1-p2）}；

E2=（1-p1）{p2［2p3-1（1-p3）］}；

当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流通股股东通过和不通过的收益相等时，我们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优概率，即E1=E2，合并移项得出解：

p2=3p1/［3p3+3p1p3-1］；

反之，在流通股通过对价（概率为p1）的情况下，非流通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收益为E3，提出合理对价的收益为E4，根据上表得出：E3=p1{p2［5p3+（1-p3）］+（1-p1）［-p3-3（1-p3）］}；

E4=p1{3（1-p2）-2（1-p1）（1-p2）}；

当流通股股东通过，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和合理对价的收益相等时，我们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优概率，即E3=E4，合并移项得出解：

p1=（1+2p2-2p3）/（6p2+4p2p3-2p3-2）；

p1，p2即为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3）模型的均衡解分析：从均衡解p2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与流通股股东投票通过的概率（p2与p1）成正比，也就是说，只要流通股股东投反对票的概率越大，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就会越低。因为他们都是理性的参与人，都不希望股权分置改革宣告流产，收益为零。同样从均衡解p1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概率越大，4p2p3+6p2-2p3-2的值越大，将直接导致p1的值越小。说明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不合理对价的概率越大，对价方案将不被流通股股东认可，流通股股东将投反对票，在利益的驱使下，博弈的均衡解为：非流通股股东将提出合理对价，流通股股东将通过对价方案。合理对价水平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以来股东间的有效博弈，市场对股改方案形成了10送3这一平均对价预期，表2的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都在10送3附近，流通股股东获送2.5～3.5的公司占70%以上，非流通股股东送出率也在15%左右，说明非流通股股东都选择了最佳策略，即提出合理对价的股改方案。

以中国石化作为代表，作为央企它也实施了10送2.8股的对价方案，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资委对央企对价的立场，而各地区国有企业的平均对价，可以间接反映当地国资委的态度。当然，不同行业、不同质地的公司还应该有合理的对价差异。

简单地讲，当与10送3股的平均值偏离达到25%以上，即10送2.25股以下或10送3.75股以上，就可以说是差距明显的方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流通股比例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没有送股的对价方案也是正常的，比如万科A。

外资已经控股和即将控股的企业，已经成为对价洼地，而其他国有企业对价过低，除了可以反映国资委“不能流失国资”的立场，还有一种正常的解释，就是即将铺开的股权激励计划。留下的基数越大，才有可能留给相关激励对象更多。股权分置改革中应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虽然我国的股权分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正如以上模型所给出的假设条件一样，在制度上流通股仍处于弱势地位。为解决这一问题，股权分置改革中应使用好分类表决机制，这一机制为保障流通股权益提供了制度基础，是一个重大进步。但问题是，在流通股股东已经严重亏损，市场信心几乎丧失殆尽的情况下，还有多大热情利用这一机制来保护自己所剩无几的利益呢?何况，对于流通股股东而言，用脚投票比用手投票要便利得多。退一步讲，即使流通股股东参与了投票表决，即使上市公司对价方案获得通过，流通股利益是否真正能够得到保证，也还需要未来的市场进行检验。

首先，要有一个超越市场的力量存在，为处于绝对弱势状态下的流通股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博弈起点和博弈过程。从经济学角度，政府的行为目标具有双重性：作为社会管理者，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目标，以维护市场稳定；但作为国有股的实际代表者，政府与国有上市公司以股权为纽带血脉相连，决定着它又有自身“特殊利益”即国有资产的最大化的目标。当上述两个行为目标纠缠在-起时，这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偏好：当政府偏好于市场公共利益目标时，则选择市场认同度较高的对价补偿方案，国企与市场同时走向繁荣；当政府偏好国企的特殊利益目标时，国有上市公司的当前利益摆在凸显位置，国有上市公司推出吝啬方案，市场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结果是市场陷入新的危局。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作为监管者，从自身特殊利益中走出来，摆脱国企利益的束缚，真正处于“超然”地位，为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提供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国企和政府作为10多年证券市场最大的得利者，在股改中应遵从市场经济伦理原则，放弃与民争利的价值取向，尊重流通股权益，适当还利于民，真正与流通股公平博弈。其次，应设置流通股股东投票率最低限制，以保证博弈的有效性。流通股股东不仅有网络投票的权利，也有投票的义务。但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流通股股东虽然享有了权利，但其自身对权利的认知和行使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目前中国中小散户占很大比例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更多的投资者教育使中小投资者认识并行使自已的权利，以确保投票率达到最低限制，确保股权分置改革结果的可信度、有效性。对流通股股东的表决率规定最低要求，对投票没能达到最低表决率要求的，制定相关的处理、解决办法，如延长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等使博弈过程更加合理与公正。

第五篇：博弈论文

11工本1班

方建达

11305513506

博弈的理性认识和运用

博弈论是二人或多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目标的理论。博弈论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博弈可以分析自己与对手的利弊关系，从而确立自己在博弈中的优势，因此有不少博弈理论，可以帮助对弈者分析局势，从而采取相应策略，最终达到取胜的目的。

学习博弈的精髓

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无不在生活中运用博弈的智慧。学习博弈的精髓，让你懂得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变通求胜；在权利的争夺里如何进退自如；在感情的烦恼中如何理清头绪„„什么是博弈论？古语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论是研究棋手们 “出棋” 着数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实上，博弈论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戏或曰博弈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自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最简单的二人对弈为例，稍想一下便知此中大有玄妙：若假设双方都精确地记得自己和对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 的棋手，甲出子的时候，为了赢棋，得仔细考虑乙的想法，而乙出子时也得考虑甲的想法，所以甲还得想到乙在想他的想法，乙当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

博弈与生活结合

如果将博弈论与生活结合起来，那么生活中每个人都如同棋手，其每一种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而博弈论正是研究棋手们的招数与技巧，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找到最合理的策略。

博弈论的各种应用

面对如许重重迷雾，博弈论怎样着手分析解决问题，怎样对作为现实归纳的抽象数学问题求出最优解、从而为在理论上指导实践提供可能性呢？现代博弈理论由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伊曼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立，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对于非合作、纯竞争型博弈，诺伊曼所解决的只有二人零和博弈--好比两个人下棋、或是打乒乓球，一个人赢一着则另一个人必输一着，净获利为零。在这里抽象化后的博弈问题是，已知参与者集合(两方)，策略集合(所有棋着)，和盈利集合(赢子输子)，能否且如何找到一个理论上的“解” 或“平衡”，也就是对参与双方来说都最“合理”、最优的具体策略？怎样才是“合理” ？应用传统决定论中的“最小最大” 准则，即博弈的每一方都假设对方的所有功略的根本目的是使自己最大程度地失利，并据此最优化自己的对策，诺伊曼从数学上证明，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对於每一个二人零和博弈，都能够找到一个“最小最大解”。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竞争双方以概率分布的形式随机使用某套最优策略中的各个步骤，就可以最终达到彼此盈利最大且相当。当然，其隐含的意义在於，这套最优策略并不依赖于对手在博弈中的操作。用通俗的话说，这个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所体现的基本“理性” 思想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更确切地说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谈经论道自然少不了数学语言，外行人看来只是一大堆数学公式。好在博弈论关心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所以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一理论是从棋弈、扑克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术语，听上去有点玄奥，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博弈论大师看经济社会问题犹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戏之中。所以，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入手，以我们身边的故事做例子，娓娓道来，并不乏味。

经济学里的博弈

在现实的经济学里，商业行为中，也同样存在着博弈。有两家电器销售供应商面对众多的消费者，分别是国美和苏宁。他们的价格策略有几种选择。国美和苏宁同样的价格体系，而且维持比较高利润，各分一半的市场销售额。国美降价苏宁不变，国美拿到该市场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销售额。或者苏宁降价国美不变，苏宁拿到大部分或全部销售额。而由于竞争的激烈，肯定会有其他的供应商大中或一商家电参与进来。因此，保持第一种状态是不可能的。所以此时，对于任何一家供应商来说，最佳策略都是降价，以期望获得更大的营业额。

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价格战永远是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我们永远都要陷入“囚徒困境”。不过，这都是讲的纯市场因素，人际关系以及其他的非“理性”因素都排除掉。要从“囚徒困境”解脱，最好的办法却是最不可行的办法，就是供应商形成联盟。因为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几乎为零，而且即使有了联盟，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偷着降价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联盟的作用并不大，大家还是降价降价。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降不动了，或者觉得降价对自己最终没有好处了。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平衡状态，也就是纳什均衡。

博弈的技巧

诱饵做足、信息充足这是基准，信息不足可以用诱饵弥补。当完成这两大基准的时候，要怎么下这盘棋，要怎么赢这盘棋？迷惑：这属于布局之前隐秘保护，一个人只要不透露真实想法，对方也就只能被自己思维混乱。为你赢得很多时间做铺垫；设陷：这要运用策划学把风险降到最小化，使迷惑最大化。这时间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漏洞；布局：介于赢得时间完善的信息，棋局才会掌握在你手里。利用人性表现出来的好胜心理和辩才优劣，找到界点，迷惑打乱，让她们觉得乘胜追击，这时候你就赢了一大半；而这盘棋，大局在你手里，短暂的攻击并不影响博弈的结局。

当你了解他的步法，烘托他的好胜心，示弱效果反增，心理是本能反射，从局势反射心理。正常逻辑下，他会乘胜追击，也有可能和你一样试探性摸底～当你觉得棋逢敌手，心理素质想差不多的情况，重点来了：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反手主动，不给喘息。输赢并不是变幻莫测，全方位观察和心理素质胜于棋艺。

怎么去赢？赢别人那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暧昧。既然是暧昧的话，可否把他想象成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他？做到仿佛：一个人打两副牌？那就变成了：怎么赢自己。这样就很好理解。可是，尽管你赢自己会比较复杂，但当打出第一张，就无比简单了。

接下来的事，就强调处变不静。最高境界是怎么去赢自己的话。让他也变成你的一颗棋。你和同企业对手或朋友同事交流经验的时候，你还在同步的完成自己的目的。即使他们的结论足够推翻你，可事实上，你为自己争取的时间赢得的金钱，恰恰对从事同行业的这位是讽刺。

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论述过知识与成功的关系：人类的知识可分为经验、技术和智慧，但个人的成功必须依赖经验；有经验的人可以比有技术而无经验的人更成功；不过，有经验之人只知事物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有技术之人则兼知其所以然，所以有技术的人更聪明。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技术”，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理论”。而从其论述我们甚至还可以推论：成功与聪明无关。掌握理论者确实更聪明，但他们不如有经验者更容易成功。譬如一个从不练球的物理学家，他比一个乒乓球选手更聪明，更懂得击球的力学原理，但是他却几乎注定在乒乓球项目上会输给长期训练有素的乒乓球选手；乒乓球选手要获得成功也并不需要大量学习力学原理，只需积累经验足矣。理论的功用在于，通晓力学原理的乒乓球选手可能更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更快地提炼经验并创造性地悟出新的打法，形成新的有效经验。

所以，成功以及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支撑。然而经验却是需要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逐渐积累的。只有经历过的人生，才给我们以经验；未曾经历的人生，就没有经验。年长者比年少者在处理竞争与合作问题时往往更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倒不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博弈理论，而在于他们有着更丰富的经验，更加深刻地领会了策略的艺术。

是的，博弈论本来就是科学的理论和行为的艺术。它不应该是沉闷的，而应该是生动的；它不应该只是乏味公式，而应该拥有丰富的情感；它不应该只局限于竞争，更应着眼于通过竞争展开合作。博弈论不应该被理解为阴谋诡计，不应该被理解为小聪明，不应该被理解为厚黑学，不应该被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权谋术。

正确看待博弈之道

如果只想着把博弈论用于人际斗争，那只是博弈之术；只有理性地融入社会，才是博弈之道。“术”的博弈只是嵌入在“道”的博弈中的一个小博弈，关注于“术”而忘却于“道”，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可一时得利，却可能对个人的长期利益和更大的成功产生至为糟糕的影响。正如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屡屡提到：人生中总是存在更大的博弈，因此个人的决策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小博弈的胜负。能够看到多大、多远的博弈，取决于个人的胸襟和眼光。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所谓的小博弈与更大的博弈之分，正是博弈的“术”与“道”之分。

得与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的博弈，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利益必须争取，什么利益敬而远之，这些都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生就是在得失之间走过的，金钱、荣誉、权势、爱情，我们得到后欣喜若狂，但失去后又愁眉不展。其实，不以得喜，不以失悲，坦然地面对得失才是处世的最高境界，就像佛教中的这首禅偈一样：“富贵贫穷各有由，夙缘分时莫强求。未曾下得春时种，坐守荒田望有秋。”事物的得失都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如果有时尽力了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你可能会深感上天的不公，但反过来想想，其实你更应该坦然地面对，因为尽力去做的你已经无怨无悔，得不到不是因为你没有去珍惜和努力，而是因为对方本不属于你，所以在人生中我们有时更要学会放弃，学会忘记。